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1篇

[关键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法律；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17―04

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其他国内法律同此)首次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写进法律，揭开了法律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序幕。然而，这只是法律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步，仍需要其他相关法律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进行确认，更需要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规定予以贯彻落实，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由“纸上”走向“现实”。

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义务教育法》“孤掌难鸣”

“无论从义务教育本身、教育法制建设乃至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对《义务教育法》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义务教育法》在“一枝独秀”、绽放春色的同时，仍难掩“孤掌难鸣”的境遇。

首先，《义务教育法》的上位法《教育法》未能充分体现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立法理念。根据《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未例举不分“城乡”。《义务教育法》作为部门法并未突破教育基本法的规定，该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在此规定中仍未例举不分“城乡”，而城乡差距在当前中国却非常突出。

其次，《义务教育法》同一位阶的其他教育法律未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处于《义务教育法》同一位阶的教育法律共有五部，其中尤以《教师法》与《义务教育法》最为密切相关。《教师法》中有关教师待遇的规定至今尚未全面落实。据抽样调查，67.3％的校长反映本校教师尚未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中55.8％的校长称本校教师既无医疗保险，又不能报销医疗费用。法律规定的“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定期对教师进行身体健康检查”未得到完全落实。

最后，《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三年多来缺乏必要的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规章和地方性教育法规的保障落实。目前，国务院尚未制订有关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行政法规，教育部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教育部门规章，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只有7个省份制定了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地方性法规。

(二)城乡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当

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主要指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对学校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又易控制、测量和评价的教育资源。它是相对于非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而言的，如学校和教师对每个学生的态度、给予每个学生的时间与奖励、课程资源、同伴影响等不易控制、测量和评价的教育资源。城乡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当主要表现为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过当和配置不足两个方面，出现所谓“城市学校像欧美，农村学校像非洲”的反差现象。

2005年、2007年全国城市和农村普通初中的固定资产总平均值分别为669.21万元、236.75万元和901.64万元、276.16万元，城市分别是农村的2.83倍和3.26倍。2005年、2007年全国城市和农村小学的固定资产总平均值分别为406.19万元、56.04万元和545.43万元、65.05万元，城市分别是农村的7.25倍和8.38倍。城乡的这种差距在《义务教育法》实施两年来，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拉大的迹象。此外，各地城乡及校际中高级职务教师的比例差距较大，配置不均衡。2007年，全国小学中高级职务教师比例为48.2％，城市高于农村9.5个百分点以上。全国初中中高级职务教师所占比例为48.7％，城市高于农村19.2个百分点。

(三)司法救济渠道不畅

英国法学家韦德(H.W.R.Wade)曾精辟地指出：“权利依赖救济。”法律权利不仅表现为观念形态，当相关利益人法律权利受到侵犯时，若没有请求予以保护并追究侵权人法律责任的能力即诉权，则此权利只是“道德权利”或“习惯权利”，而不是法律权利。从法律制度上看，相对于政府的保障责任而言，唯一可以从平等性和穷尽性来保障法律上人权实然性的只有诉权。这种权利相对于其他法律上的人权而言是基础性，也是绝对的。如果一种法律制度不能绝对地保障公民提出保障人权要求的权利，那么，法律上所确定的人权也就不具有实然性的价值，法律上的人权应然性也就无法得到实然性的支撑，法律在保障人权中的作用就不可能超越道德对人权的保护水平。纵观《义务教育法》全文63条规定中，有关公民个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依法维护均衡享有义务教育资源的救济权利只有一条，即第九条规定：“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这仅有的一条并没有赋予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以诉权，尤其是行政诉讼权。这就使得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渠道不畅。

(四)公众监督能力不足

《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社会公众被法律赋予了监督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法定资格，这种法定资格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公众的监督能力。当前，公众虽然享有法律赋予的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监督权，但因公众难以便捷地获取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关键数据，导致公众的这一法定监督权利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行使。

目前“对于教育差距的科学判断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决策部门尚无应用科学方法和工具分析教育差距的意识，还没有从政府的角度对我国教育差距进行科学测量和公告的先例”。一些政府网站服务实用性不强。各地政府教育网站的在线服务数量较少，尤其是与公众生活相关的招生、考试、收费、教育经费使用等领域的公开服务信息数量严重不足，网站服务内容与社会公众的日常教育的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监督不同于其他的监督，它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监督，如果没有比较准确、翔实的统计数据，那么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监督将会无从下手。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保障问题的成因

(一)对平等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时代局限，导致了教育立法的不足

《义务教育法》的上位法未能充分体现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立法理念，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对平等内涵与外延理解的局限，导致了教育法律未能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教育法》第九条和《义务教育法》第四条的规定。对于平等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有一个共性的地方，即法律规定的平等中例举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但却没有例举城乡平等，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关于平等内涵与外延理解的局限。因此，长期以来城乡平等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受此观念支配，国人对平等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就没有包含城乡之间的平等，这样就导致了教育立法的不足，未能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城乡平等的内容。虽然说平等与均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时也难以厘清，但是当前中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表现最突出的恰恰是在城乡之间。

(二)政府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时压力不大、动力不足、勇气不够

政府在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时压力不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中国评价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要标准是政治和经济指标，不是社会民生指标。也就是说，事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政绩和地位升迁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因其对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等特点往往不会首先进入政府决策的视野，更不会进入政府优先投入的决策视野。另一方面《义务教育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存有模糊性，易导致违反《义务教育法》法律责任追究的“软化”现象。《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到五十四条规定的行政问责情形中，均有一个共同性的表述，即“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处分)”。但是，对于“情节严重”等本身带有一定模糊性的词语，《义务教育法》并未作出界定，也没进行必要的例举说明。这样就给问责带来了较大的模糊性，无疑减轻了政府及其官员执行义务教育法律的压力。

政府在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时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已经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不会承受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政府在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时勇气不够，主要表现为政府在配置基础性义务教育资源时，在打破利益格局、调整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时勇气不够、力度不大。因为现有教育资源配置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与“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无法对政府支出施加影响”形成对比的是，他们会有足够的能量对政府的支出与配置施加影响。

其实，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只要政府“心中有法”，积极作为，义务教育定会渐趋均衡。闻名全国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典型实践――安徽铜陵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是政府依法办事的结果。时任铜陵市教育局局长金燕接受记者采访时平静地说：“如果一定要说铜陵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十年来一直按照义务教育法律法规办事。”多么简单明白的道理，但却又是包含了多么复杂艰辛的过程，这更是反映了铜陵市政府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时的压力、动力和勇气。

(三)法律救济制度不够完善

《义务教育法》关于司法救济方面规定的缺失，其实质反映出我国当前法律救济制度不够完善，在保障公民实体权利获得的程序性权利方面重视不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来看，当各级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依法履行其“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的法定义务时，与此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学生、家长、学校、教师等个人或者社会组织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是符合《解释》精神的。但是，目前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赋予公民在此方面的行政诉讼权，反映出我国法律救济制度尚不够完善。

(四)监督机制缺少“阳光普照”

社会公众监督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无法便捷地获取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一方面反映政府或是没有公布相关信息的意识，或是缺乏公布相关信息的勇气，害怕“阳光普照”；另一方面也反映法律未能对政府的一些行为作出明确规定，让其接受“阳光普照”。当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写进法律也不过三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监测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公布时机也许尚未成熟。但是，未能及时制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一时难以接受带有“日照指数”评价的“阳光普照”呢?“没有对教育差距的情况进行科学测量和公告，是由于缺乏对教育差距进行科学测量的工具，当然首先还是对测量教育差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制订判断教育差距的标准不仅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且是认识和态度问题。”

三、促进义务教育更加均衡发展的法律保障建议

(一)加强和改善教育立法，完善义务教育法律体系

首先，应全面修订《教育法》，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贯穿于教育基本法律之中。要将《教育法》中与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理念不相符合的具体规定删去，并用新的规定加以保障，同时增强《教育法》立法的预见性，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路线等进行修正，使其进一步发挥教育根本大法的作用。笔者建议《教育法》应增加有关自身修订的程序性规定，可借鉴《刑法》等其他法律的立法技术，在不需全面修订时可以《教育法》修正案的形式对部分条款加以修订，这样既维护了《教育法》的稳定性，又增强了《教育法》的适用性。

其次，应及时修订或制订《教师法》《学校法》《教育投入法》和《教育考试法》等与《义务教育法》密切相关的同一位阶的其他教育法律，形成在《教育法》统领下协调一致的教育法律体系。

再次，适时修订或制订与《义务教育法》密切相关的下位法规、规章等，形成强有力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保障体系。

最后，对《义务教育法》中一些模糊性的规定作出明确的法律解释，重点对《义务教育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出现的“情节严重”等本身带有一定模糊性的词语作出明确的或例举性的、不易产生歧义的法律解释。

(二)建立健全提升义务教育法律执法力度的长效机制

“徒法不能以自行”，若无有效的执法机制，再好的义务教育法律也难以发挥其保障作用。这种长效机制至少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明确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法定权力与职责。对于公民个人而言，适用“法无禁止则为自由”的原则；对于政府而言，应适用“法无授权则无自由”的原则，以免政府权力的滥用或异化。二是应有操作性较强的行政问责规范与运行机制，保障违法必究的程序性权利，使政府权力的应然与实然、公民权利的应然与实然的符合度基本保持一致。三是应有完善的监督机制，特别要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和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依法赋予公民维护平等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权

鉴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现状，加上《义务教育法》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情节不严重的一般都是由上级行政机关限期责令整改)，笔者建议在《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维护平等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权，尤其是行政诉讼权。考虑到若是立即这样做，可能会给各级法院带来很大压力，政府可以结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将行政复议作为公民享有维护平等受教育权行政诉权的前置程序。这样一方面与《义务教育法》关于追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给法院减轻压力，让行政机关自己能够处理好的问题自行处置。只有当行政机关无法妥善处理时，司法机关才开始介入。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取消行政复议的前置程序，公民可以就平等受教育权的保护，自由选择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2篇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wwW.lw881.com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3篇

一 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4篇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5篇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小学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这是学校义务的核心，其他权利和义务均是该义务的延伸和保障，《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义务贯穿于整个教育法律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教师法》第八条，《义务教育法》第三条，也都有类似明确规定。（二）保护受教育者的生命、健康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由教育法律调整形成的，该义务就学校而言主要应指其在行使权利时无违法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的行为，那种认为学生在校受到的任何人身伤害都应有学校负责的观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学校对学生人身伤害负责的前提是其有过错，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受教育者的人身、认知状况不同，我国教育法律也有不同规定，其中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更有力些；《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三）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权、人格权的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剥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生”；学生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学校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侵犯学生的各项人格权，《教师法》第八条，三十七条的规定禁止教师体罚学生，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也有类似明确规定。（四）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中小学的职责较为特殊，其义务内容不独限于法定的范围，还应包括行使权利的不当，史尚宽在论及公务员违法行为时认为“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其行为无须为其义务，只须有权为之为已足”。作为公务活动，学校及其教育人员如何行使权利才是正当？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对教育人员的道德修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法律、法规对学校的义务尚有其他规定，但就其宗旨而言莫不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的义务也日渐明确，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权益的保护将有积极影响。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6篇

关键词: 宪法/受教育义务/孟母堂

内容提要: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孟母堂”事件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及履行。有必要在受 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的把握中，对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以及责任进行宪法上的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会对“孟母堂”事件的解决提供一种宪法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从宪法角度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为“孟母堂”的教育机构在上海松江开设。在该教育机构中，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视为“现代私塾”。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除部分短期补习的以外，还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这一所谓的“现代私塾”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因其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回归，构成对我国目前教育模式的挑战，而导致争讼纷纭。2006年7月24日，“孟母堂”被上海市教委定性为违法办学，并责成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学堂紧急叫停。

关于“孟母堂”事件，人们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违法，主要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相关规定。理由有：“孟母堂”属于违法办学；父母有义务送子女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孟母堂”的教学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违规收费而且过高等。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孟母堂”只是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既然不是办学，也就无所谓违规和违法。显然‘孟母堂’这种形式，不适合于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有关规定来框定它。国家义务教育法的“义务”首先是指国家义务。不入公学，是家长的权利，这属于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也无权干涉。家长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学校，而去“孟母堂”求学，政府理应尊重。

笔者认为，对于“孟母堂”事件有必要从宪法角度去看待它。其一，“孟母堂”事件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人们探讨“孟母堂”事件，争议的焦点即它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但是，在我国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所以，任何法律还存在一个根据的问题，这个根据就是宪法，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本身有无存在与宪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相抵触的地方，以及在宪法依据上审视人们对《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等等，这都需要从宪法角度来看待“孟母堂”事件。其二，“孟母堂”事件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本身的正确理解以及两者关系的合理界定问题。自从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权以来，该项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义务也是1919年写进宪法的，与公民受教育权具有相同的宪法地位特征。“孟母堂”事件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正确理解，如果仅仅从《义务教育法》等角度，是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

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宪法的角度，并着眼于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来尝试为“孟母堂”事件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一种视角。

二、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定

自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另外，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被认为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所以本文的考察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

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受教育义务，当然也没规定受教育权，是在文化教育政策里面提到了关于受教育的事项。

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是没规定受教育义务。1954年宪法第94条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1975年宪法在第27条简单提到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受教育的义务。

1978年宪法与前几部宪法相同，也是仅仅规定受教育权利而无义务。其第51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982年宪法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2年宪法，也即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唯一规定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至于原因，有学者分析，建设强大国家需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所以在宪法里面需要规定受教育义务，这是带有强迫性的。[1]也有学者解释1982年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受教育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自我完善的需要。[2]

三、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的关系

受教育义务和受教育权利有密切的关系，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规范分析，有必要在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中，从理论上把握受教育义务。可以从三个角度思考。

（一）受教育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

公民受教育权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的前提下，并在福利国家理念下产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从性质上看，该项权利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但是本质上还是属于社会权。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包括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内容。受教育权同时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种权利的特性。在受教育权的四方面内容中，受教育自由与教育自由侧重自由权，而教育权与教育目的则侧重社会权利特性。[3]此种观点应该来说有较多的新颖性和较大的启发性，但笔者不太同意该观点。首先，我们要确定公民受教育权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国家或别的什么人。所以，笔者不同意受教育权还要包括教育权、教育自由的说法。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所谓的“教育权”应是专指“受教育之权利”而言。[4]其次，从公民受教育权的产生理念和实质内容来看，是社会权而不是自由权成为公民受教育权的特性。该权利本身是在国家理念和宪法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必然会使新出现的权利受到潮流的影响。该权利的本质是为了公民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因素也应该使公民受教育权具有更多的社会权属性。当然，并不是说“自由”在公民受教育权中毫无体现，但“自由”是非常局限的、次要的、非本质的。一名学生，他有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择校的自由，但他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时他必须要接受教育，这是对现代社会一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也是不自由的。所以，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可能会有一些自由权的性征，但这是次要的，是以社会权的性征为前提的。

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属性上出发，公民受教育权是积极的受益权。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宪法渐趋向于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对经济上的弱者，采取种种保护办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权和经济上的受益权，遂规定于宪法之中。他认为，受益权可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行政上的受益权和教育上的受益权等。”[5]林纪东认为：“受益权，谓人民为其一己之利益，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他将受益权分为消极性之受益权和积极性之受益权。救济权即为消极性之受益权。“积极性之受益权，亦有多种，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6]笔者认为，台湾学者的分析颇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

（二）受教育义务与权利是否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1．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一个主流观点是权利本位，权利是目的，义务只是实现权利的手段。 权利是人们最本质的、最终极的追求，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它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义务的实在内容，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说“权利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承认并予以保障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一种合法手段，义务则是国家要求人们必须完成与权利要求相适应的行为，以保障权利实现的必要手段。”[7]

2．从规定受教育义务的目的来看。受教育权具有受益权性质，因此宪法中规定受教育义务，多是为了公民自我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的开化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在受教育问题上，人民毫无自由可言，但是还是因为“受教育”是具有强制性质的权利，还是为了享受此权利。[8]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与受教育权利相比，受教育义务更多意义上时一种为了该项权利实现的带有手段性质的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三）受教育义务与权利是否是简单对应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即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公民享有的一些公民权利如人格尊严、平等权等并不需要履行某种相应的基本义务。[9]具体到受教育权利与受教育义务而言，受教育权可以说是终身享有的一项权利，而受教育义务不管是从各国宪法规定它的目的来看，还是从各国宪法的条文来看，仅仅是指的义务教育，各国具体时间虽有不同，但大多是9年或12年，也就是说受教育义务并不是终身都要履行的，有时间上的阶段性。

四、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与责任分析

（一）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分析

对受教育义务进行规范分析，首先要明确受教育义务到底是谁的义务，即主体问题。

1．从受教育义务的理论来看。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本人自然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当然这项义务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公民往往是未成年的儿童，需要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履行受教育上的监护义务，所以家庭主要是父母也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权从积极权利的意义上看，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义务。学校为公民接受教育提供最直接的场所、设施等，而且学校的设立本身也是为了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所以学校也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另外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一旦参与教育，由于教育本身对于国家和公民的重要性，所以它们也应该承担受教育上的某些义务。

2．从世界各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来看。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受国民小学教育为国民普遍义务。就学期限，至少八学年，国民小学及完成学校之授课及教育用品，完全免费。此处强调的是国家、国民以及学校的义务。日本宪法第26条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享有按能力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为免费教育。此处强调的是父母及国家的义务。意大利宪法第34条规定：学校向一切人开放。至少为期八年的初级教育为义务免费教育。天资聪明和成绩优良者，即使无力就学，也有权受到高等教育。共和国通过竞争考试发放奖学金、家庭补贴以及其他资助，以确保上述权利的实施。此处强调的是学校、公民以及国家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此处强调的是公民本人和国家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此处强调的是父母的义务。我国修改后的新《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该条明确显示了国家、适龄儿童本人、家庭、学校包括社会组织都是受教育义务的履行主体。

因此，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包括本人、家庭（父母）、国家和学校（包括社会组织）。这四种主体扮演的宪法角色是不同的，应区分对待，而不是笼统视之。公民本人的义务主要是为了受教育权的行使，在义务主体中具有基本地位。家庭（主要是父母）的义务主要起到履行监护职责的抚养作用。学校包括社会组织的义务主要是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享有和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提供一种条件。在所有的义务主体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没有国家义务的履行，公民的受教育义务无法履行，所以国家是最主要的义务主体。

（二）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分析

受教育义务的不同主体在履行该项义务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作用的不同源于其性质的不同。学者们在谈到受教育义务的性质时大多笼统地将其界定为“强制性”。用“强制性”来套到该义务的各主体上，似乎也解释得通，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套用当中，笔者发现，不同义务主体所显示出来的“强制性”是不同的，与其笼统地解释为“强制性”从而失去准确性和精确性，还不如还原到对不同主体的分析上，从四个不同主体的角度，分别考察受教育义务的性质。

1．从本人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强制义务和社会义务的结合

宪法经历了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演变。近代宪法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现代宪法的基本理念是社会本位。在自由主义理念下的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义务多是与自由权相对应的强制性义务，在社会本位理念下的现代宪法所规定的义务属于社会性义务。从公民个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必须要接受义务教育来讲，它是强制性的，但是从公民接受这种义务是在国家及社会提供了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履行以及义务履行的非本人受益性（除了基于个人的自发发展需要还为了国家及社会的开化发展）来看，受教育义务又带有社会性。笔者在此角度，比较同意有学者讲的受教育义务兼具强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观点。[10]因此，受教育义务从本人的角度看，更多带有受益的性质，所谓的强制性也是为了公民从中得到利益和好处。

2．从家庭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抚养性质的义务

如果说公民的受教育义务，那么该义务的主体只能是公民本人。但是讲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就不仅仅限于公民本人。未成年人受教育义务的履行由于其行为能力的欠缺，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要履行监护责任，来保证该义务的履行。但是这种义务只是公民本人履行义务的一种手段，家庭履行义务的强制性是要附着条件的，即必须有履行的能力，如果家庭实在无钱供养孩子读书，那这种所谓的“强制性”将失去强制的意义。因此，家庭的受教育义务不同于本人的受教育义务性质。

3．从学校包括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辅质的义务

学校为公民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提供了场所和基本的教育设施。但是学校义务的履行是在国家开设学校、提供经费等义务履行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学校的义务只是为公民义务的履行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如办辅导班、培训班以及私立学校等相对于公民受教育义务也是一种辅质的义务。

4．从国家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积极义务和给付义务的结合

从国家及国家权力产生的原理看，国家权力必须要服务于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与国家义务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国家义务决定国家权力，国家权力首先服务于国家义务，然后才服务于公民权利。[11]因此说，国家义务是最主要的义务形态。在受教育义务上，公民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及受益权属性，决定了国家义务是积极义务与给付义务的结合，有学者认为，给付义务是是指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给付的内容可以是物质性的利益，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服务行为。给付义务是国家积极义务的一种。[12]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国家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享有以及受教育义务的履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四种不同主体的义务其性质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一言以蔽之，国家义务和本人义务属于“主”义务，家庭义务和学校义务属于“助”义务。

（三）受教育义务的责任分析

宪法义务是确立宪法责任的前提，有学者认为，宪法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责任就是宪法关系主体的宪法义务，狭义的宪法责任就是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义务或不当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13]从宪法概念区分以及宪法责任从属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笔者赞成狭义说。针对不同的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在不同的情形下，受教育义务的责任表现是不同的，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1．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

在受教育义务当中，国家义务和本人义务属于“主”义务，所以国家和本人是主要的责任主体，承担主要责任。并且在该两者中，基于国家义务的积极性、给付性与本人义务的强制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特点，国家与公民本人相比，又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家庭义务和学校义务属于“助”义务，承担相对次要的责任。当然主要和次要本身也是相对的，虽然公民本人的责任属于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承担监护抚养义务，所以父母的责任并不亚于公民本人。另外，学校（主要是公立学校）责任与国家责任也要准确界定，当国家履行了义务后，学校的责任就凸显出来，如学校违规收费等，就要承担较严重的后果。

2．宪法责任和法律责任

宪法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程度以及追究方式都是不同的。就受教育义务而言，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属于法律责任，违反宪法，须承担宪法责任。显然，宪法责任比法律责任更严重，其制裁方式应更严厉，所以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与违反宪法相比，应以违反宪法为重。而且如果当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本身可能与宪法相违背时，应认真审视其条文，并做出合理解释。

五、“孟母堂”事件的宪法思考

本文前面都是对于受教育义务理论上的思考，现在回到孟母堂事件本身的分析上来。

（一）“孟母堂”到底属于“在家教育”还是私立学校

如果是在家教育，有学者认为父母享有在家教育选择权。[14]就我国的法律而言，对于在家教

育没有明确规定，从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理简单推断，我国法律至少没有禁止在家教育。如果是私立学校，要参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在家教育有两个标准，一为场所，一为人员。所谓场所是指应该在家庭范围内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所谓人员应该是家庭内部或较近血缘关系的亲戚间。就“孟母堂”而言，教育场所并不在受教育者的家庭内部，之间的成员也不属于同一个家庭或较近血缘的亲戚。所以并不能认定为“在家教育”。“孟母堂”应该属于私立学校。

（二）有关法律的规定是什么

既然认为“孟母堂”属于私立学校，那么是否合法，就要看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从三个角度看。

1．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工作。《教育法》第15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从该条可以判断，上海市教委有权对“孟母堂”做出相关管理措施。

2．私立学校的设置及其条件。《教育法》第26条：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1）有组织机构和章程；（2）有合格的教师；（3）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4）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从该条规定看，“孟母堂”可能并不符合这些标准。从现有关于“孟母堂”的资料上看，它没有组织机构和章程；至于老师合不合格也无法认定，以及从教学场所、设施、办学资金、经费来源等看是否合乎标准，似乎都无法确定。而且此处的法律规定意指，必须符合全部的条件而不是某一些条件才能算合乎标准。因此，从该法律规定来看，很难做出有利于“孟母堂”的判断。

3．法律对家庭的要求。新的《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教育法》第18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教育法》第49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这些规定都表明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都有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且是以入学的形式进行。在“孟母堂”事件中，孩子的家长并没有送孩子到符合法律规定的教学机构中进行学习，似有没履行义务之嫌。

因此，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来看，都无法为“孟母堂”找到有利的法律依据。

（三）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什么

从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孟母堂”违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些客观的事实。其一，“孟母堂”的举办者并不能认定是单纯牟利。 “孟母堂”里的每个孩子的收费大概一年两三万元，学费统一交给家长们自发推选的代表周昌鸿保管。[15]这个收费标准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很难说是很高，而且有家长代为保管学费，学费的使用是公开、合理的，至少说是家长们能接受的。其二，“孟母堂”的学习环境与学习过程。它的所在地是一栋外观雅致的三层独栋别墅，傍河而建，草青水缓。[16]这个学习环境应该说是相当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的。而且从关于“孟母堂”的各种新闻材料上看，其学习的方式相当有规律，学习的内容也相当健康。其三，“孟母堂”的学习效果。从各种新闻资料上看，在“孟母堂”学习的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多都变得彬彬有礼、宽容、有教养等等，可以说学习效果是相当好的。

这样一种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教育现象却被认定为违法，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思考。

1．现有相关法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有的法律规定涉及了父母的教育选择权、私立学校的办学权以及受教育义务等的内容，这些规定实际上多少限制了一些权利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可说是保障人权的护身符也是公法的“帝王条款”。[17]简单说就是在法律中可以对人权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必须符合目的与手段正当性的要求。但是，细读现有的法律，给人感觉就是为了管理方便的需要而对公民权利限制太多，特别在“孟母堂”事件中更凸显了这一点，本来一个不错的学堂却被简单认定非法。因此说，法律的目的最终应能保护权利，哪怕在条文上对权利做出一定限制，但是它的效果绝对应该是保护权利的。“孟母堂”的合理但不合法，可能从相反角度暴露出了法律规定目的上的问题。

2．相关法律条款是否体现了宪法的精神？宪法的精神就是权利的保障，是以人为本。因此，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立足于利权（利），而不是利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只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义务，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履行义务，并无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应理解为最终能使公民受益。法律要做的就是采取措施使得义务能够履行，而不是限制义务履行的方式。在“孟母堂”事件中，国家、公民本人以及父母都是受教育义务的履行者，在义务履行主体上，它们是平等的，所以国家以及政府能否对公民本人包括其父母履行义务进行限制是值得思考的。

（四）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方式有哪些

受教育义务只能在公立或经许可设立的私立学校履行吗？受教育义务履行的目的是什么？受教育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两者也不是简单对应关系，其设定与履行本质上还是为了受教育权的享有。在“孟母堂”中，学生们认真学习，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实际上已体现了受教育权本质上为学习权及自我发展的目的，可以认为是行使了该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这算不算履行了受教育义务，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受教育义务履行方式的多样化，当然判断受教育义务的履行与否并不是说完全主观臆断，需要一个客观标准，但是不能以国家的强权力简单化处理。有学者认为，国家虽可算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但其参与、介入教育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保障教育主体及教育活动主体的权利，其主要任务在于教育外在条件的整备，亦即提供师资、资源、设备、教育机会，以及教育制度之规划与建立，以保障人民之学习权与受教育权。不该过度介入教育内容。[18]

“孟母堂”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宪法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法律如何体现宪法的理念、原则与规范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孟母堂”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宪法条款规范分析的必要性，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下，宪法整体上并没有直接产生效力，这使得人们在现实事件发生时，往往忽略对宪法条款的规范分析，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倾向，法治国家的建构，宪法规范是不能缺位的，而且很多现实问题，抛开宪法规范也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注释:

[1]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804.

[2] 蔡定剑.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7.

[3] 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103,104.

[4] 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187.

[5] 刘庆瑞.中华民国宪法要义[m].台北：汉荣书局有限公司.86-92.

[6] 林纪东.比较宪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47-251.

[7]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00－501.

[8] 陈新民.宪法导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78.

[9] 林来梵.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52.

[10] 郑贤君.公民受教育义务之宪法属性[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124.

[11] 陈醇.论国家的义务[j].法学,2002,(8):17.

[12]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j].中国法学,2006,(1):26-27.

[13]刘广登.宪法责任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6,(1):130.

[14] 林信和.论学生的受教育权与父母的教育权[j].华冈法粹，1990,(28):33.

[16] 同上.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7篇

关键词: 宪法/受教育义务/孟母堂

内容提要: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孟母堂”事件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及履行。有必要在受 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的把握中，对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以及责任进行宪法上的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会对“孟母堂”事件的解决提供一种宪法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从宪法角度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为“孟母堂”的教育机构在上海松江开设。在该教育机构中，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视为“现代私塾”。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除部分短期补习的以外，还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这一所谓的“现代私塾”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因其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回归，构成对我国目前教育模式的挑战，而导致争讼纷纭。2006年7月24日，“孟母堂”被上海市教委定性为违法办学，并责成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学堂紧急叫停。

关于“孟母堂”事件，人们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违法，主要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相关规定。理由有：“孟母堂”属于违法办学；父母有义务送子女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孟母堂”的教学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违规收费而且过高等。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孟母堂”只是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既然不是办学，也就无所谓违规和违法。显然‘孟母堂’这种形式，不适合于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有关规定来框定它。国家义务教育法的“义务”首先是指国家义务。不入公学，是家长的权利，这属于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也无权干涉。家长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学校，而去“孟母堂”求学，政府理应尊重。

笔者认为，对于“孟母堂”事件有必要从宪法角度去看待它。其一，“孟母堂”事件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人们探讨“孟母堂”事件，争议的焦点即它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但是，在我国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所以，任何法律还存在一个根据的问题，这个根据就是宪法，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本身有无存在与宪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相抵触的地方，以及在宪法依据上审视人们对《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等等，这都需要从宪法角度来看待“孟母堂”事件。其二，“孟母堂”事件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本身的正确理解以及两者关系的合理界定问题。自从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权以来，该项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义务也是1919年写进宪法的，与公民受教育权具有相同的宪法地位特征。“孟母堂”事件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正确理解，如果仅仅从《义务教育法》等角度，是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

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宪法的角度，并着眼于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来尝试为“孟母堂”事件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一种视角。

二、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定

自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另外，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被认为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所以本文的考察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

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受教育义务，当然也没规定受教育权，是在文化教育政策里面提到了关于受教育的事项。

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是没规定受教育义务。1954年宪法第94条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1975年宪法在第27条简单提到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受教育的义务。

1978年宪法与前几部宪法相同，也是仅仅规定受教育权利而无义务。其第51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982年宪法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2年宪法，也即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唯一规定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至于原因，有学者分析，建设强大国家需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所以在宪法里面需要规定受教育义务，这是带有强迫性的。[1]也有学者解释1982年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受教育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自我完善的需要。[2]

三、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的关系

受教育义务和受教育权利有密切的关系，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规范分析，有必要在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中，从理论上把握受教育义务。可以从三个角度思考。

（一）受教育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

公民受教育权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的前提下，并在福利国家理念下产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从性质上看，该项权利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但是本质上还是属于社会权。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包括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内容。受教育权同时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种权利的特性。在受教育权的四方面内容中，受教育自由与教育自由侧重自由权，而教育权与教育目的则侧重社会权利特性。[3]此种观点应该来说有较多的新颖性和较大的启发性，但笔者不太同意该观点。首先，我们要确定公民受教育权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国家或别的什么人。所以，笔者不同意受教育权还要包括教育权、教育自由的说法。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所谓的“教育权”应是专指“受教育之权利”而言。[4]其次，从公民受教育权的产生理念和实质内容来看，是社会权而不是自由权成为公民受教育权的特性。该权利本身是在国家理念和宪法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必然会使新出现的权利受到潮流的影响。该权利的本质是为了公民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因素也应该使公民受教育权具有更多的社会权属性。当然，并不是说“自由”在公民受教育权中毫无体现，但“自由”是非常局限的、次要的、非本质的。一名学生，他有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择校的自由，但他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时他必须要接受教育，这是对现代社会一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也是不自由的。所以，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可能会有一些自由权的性征，但这是次要的，是以社会权的性征为前提的。

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属性上出发，公民受教育权是积极的受益权。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宪法渐趋向于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对经济上的弱者，采取种种保护办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权和经济上的受益权，遂规定于宪法之中。他认为，受益权可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行政上的受益权和教育上的受益权等。”[5]林纪东认为：“受益权，谓人民为其一己之利益，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他将受益权分为消极性之受益权和积极性之受益权。救济权即为消极性之受益权。“积极性之受益权，亦有多种，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6]笔者认为，台湾学者的分析颇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

（二）受教育义务与权利是否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1．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一个主流观点是权利本位，权利是目的，义务只是实现权利的手段。 权利是人们最本质的、最终极的追求，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它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义务的实在内容，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说“权利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承认并予以保障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一种合法手段，义务则是国家要求人们必须完成与权利要求相适应的行为，以保障权利实现的必要手段。”[7]

2．从规定受教育义务的目的来看。受教育权具有受益权性质，因此宪法中规定受教育义务，多是为了公民自我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的开化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在受教育问题上，人民毫无自由可言，但是还是因为“受教育”是具有强制性质的权利，还是为了享受此权利。[8]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与受教育权利相比，受教育义务更多意义上时一种为了该项权利实现的带有手段性质的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三）受教育义务与权利是否是简单对应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即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公民享有的一些公民权利如人格尊严、平等权等并不需要履行某种相应的基本义务。[9]具体到受教育权利与受教育义务而言，受教育权可以说是终身享有的一项权利，而受教育义务不管是从各国宪法规定它的目的来看，还是从各国宪法的条文来看，仅仅是指的义务教育，各国具体时间虽有不同，但大多是9年或12年，也就是说受教育义务并不是终身都要履行的，有时间上的阶段性。

四、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与责任分析

（一）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分析

对受教育义务进行规范分析，首先要明确受教育义务到底是谁的义务，即主体问题。

1．从受教育义务的理论来看。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本人自然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当然这项义务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公民往往是未成年的儿童，需要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履行受教育上的监护义务，所以家庭主要是父母也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权从积极权利的意义上看，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义务。学校为公民接受教育提供最直接的场所、设施等，而且学校的设立本身也是为了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所以学校也是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另外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一旦参与教育，由于教育本身对于国家和公民的重要性，所以它们也应该承担受教育上的某些义务。

2．从世界各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来看。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受国民小学教育为国民普遍义务。就学期限，至少八学年，国民小学及完成学校之授课及教育用品，完全免费。此处强调的是国家、国民以及学校的义务。日本宪法第26条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享有按能力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为免费教育。此处强调的是父母及国家的义务。意大利宪法第34条规定：学校向一切人开放。至少为期八年的初级教育为义务免费教育。天资聪明和成绩优良者，即使无力就学，也有权受到高等教育。共和国通过竞争考试发放奖学金、家庭补贴以及其他资助，以确保上述权利的实施。此处强调的是学校、公民以及国家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此处强调的是公民本人和国家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此处强调的是父母的义务。我国修改后的新《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该条明确显示了国家、适龄儿童本人、家庭、学校包括社会组织都是受教育义务的履行主体。

因此，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包括本人、家庭（父母）、国家和学校（包括社会组织）。这四种主体扮演的宪法角色是不同的，应区分对待，而不是笼统视之。公民本人的义务主要是为了受教育权的行使，在义务主体中具有基本地位。家庭（主要是父母）的义务主要起到履行监护职责的抚养作用。学校包括社会组织的义务主要是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享有和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提供一种条件。在所有的义务主体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没有国家义务的履行，公民的受教育义务无法履行，所以国家是最主要的义务主体。

（二）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分析

受教育义务的不同主体在履行该项义务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作用的不同源于其性质的不同。学者们在谈到受教育义务的性质时大多笼统地将其界定为“强制性”。用“强制性”来套到该义务的各主体上，似乎也解释得通，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套用当中，笔者发现，不同义务主体所显示出来的“强制性”是不同的，与其笼统地解释为“强制性”从而失去准确性和精确性，还不如还原到对不同主体的分析上，从四个不同主体的角度，分别考察受教育义务的性质。

1．从本人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强制义务和社会义务的结合

宪法经历了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演变。近代宪法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现代宪法的基本理念是社会本位。在自由主义理念下的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义务多是与自由权相对应的强制性义务，在社会本位理念下的现代宪法所规定的义务属于社会性义务。从公民个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必须要接受义务教育来讲，它是强制性的，但是从公民接受这种义务是在国家及社会提供了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履行以及义务履行的非本人受益性（除了基于个人的自发发展需要还为了国家及社会的开化发展）来看，受教育义务又带有社会性。笔者在此角度，比较同意有学者讲的受教育义务兼具强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观点。[10]因此，受教育义务从本人的角度看，更多带有受益的性质，所谓的强制性也是为了公民从中得到利益和好处。

2．从家庭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抚养性质的义务

如果说公民的受教育义务，那么该义务的主体只能是公民本人。但是讲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就不仅仅限于公民本人。未成年人受教育义务的履行由于其行为能力的欠缺，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要履行监护责任，来保证该义务的履行。但是这种义务只是公民本人履行义务的一种手段，家庭履行义务的强制性是要附着条件的，即必须有履行的能力，如果家庭实在无钱供养孩子读书，那这种所谓的“强制性”将失去强制的意义。因此，家庭的受教育义务不同于本人的受教育义务性质。

3．从学校包括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辅助性质的义务

学校为公民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提供了场所和基本的教育设施。但是学校义务的履行是在国家开设学校、提供经费等义务履行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学校的义务只是为公民义务的履行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如办辅导班、培训班以及私立学校等相对于公民受教育义务也是一种辅助性质的义务。

4．从国家的角度看，受教育义务是积极义务和给付义务的结合

从国家及国家权力产生的原理看，国家权力必须要服务于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与国家义务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国家义务决定国家权力，国家权力首先服务于国家义务，然后才服务于公民权利。[11]因此说，国家义务是最主要的义务形态。在受教育义务上，公民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及受益权属性，决定了国家义务是积极义务与给付义务的结合，有学者认为，给付义务是是指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给付的内容可以是物质性的利益，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服务行为。给付义务是国家积极义务的一种。[12]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国家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享有以及受教育义务的履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四种不同主体的义务其性质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一言以蔽之，国家义务和本人义务属于“主”义务，家庭义务和学校义务属于“助”义务。

（三）受教育义务的责任分析

宪法义务是确立宪法责任的前提，有学者认为，宪法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责任就是宪法关系主体的宪法义务，狭义的宪法责任就是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义务或不当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13]从宪法概念区分以及宪法责任从属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笔者赞成狭义说。针对不同的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在不同的情形下，受教育义务的责任表现是不同的，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1．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

在受教育义务当中，国家义务和本人义务属于“主”义务，所以国家和本人是主要的责任主体，承担主要责任。并且在该两者中，基于国家义务的积极性、给付性与本人义务的强制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特点，国家与公民本人相比，又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家庭义务和学校义务属于“助”义务，承担相对次要的责任。当然主要和次要本身也是相对的，虽然公民本人的责任属于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承担监护抚养义务，所以父母的责任并不亚于公民本人。另外，学校（主要是公立学校）责任与国家责任也要准确界定，当国家履行了义务后，学校的责任就凸显出来，如学校违规收费等，就要承担较严重的后果。

2．宪法责任和法律责任

宪法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程度以及追究方式都是不同的。就受教育义务而言，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属于法律责任，违反宪法，须承担宪法责任。显然，宪法责任比法律责任更严重，其制裁方式应更严厉，所以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与违反宪法相比，应以违反宪法为重。而且如果当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本身可能与宪法相违背时，应认真审视其条文，并做出合理解释。

五、“孟母堂”事件的宪法思考

本文前面都是对于受教育义务理论上的思考，现在回到孟母堂事件本身的分析上来。

（一）“孟母堂”到底属于“在家教育”还是私立学校

如果是在家教育，有学者认为父母享有在家教育选择权。[14]就我国的法律而言，对于在家教

育没有明确规定，从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理简单推断，我国法律至少没有禁止在家教育。如果是私立学校，要参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在家教育有两个标准，一为场所，一为人员。所谓场所是指应该在家庭范围内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所谓人员应该是家庭内部或较近血缘关系的亲戚间。就“孟母堂”而言，教育场所并不在受教育者的家庭内部，之间的成员也不属于同一个家庭或较近血缘的亲戚。所以并不能认定为“在家教育”。“孟母堂”应该属于私立学校。

（二）有关法律的规定是什么

既然认为“孟母堂”属于私立学校，那么是否合法，就要看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从三个角度看。

1．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工作。《教育法》第15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从该条可以判断，上海市教委有权对“孟母堂”做出相关管理措施。

2．私立学校的设置及其条件。《教育法》第26条：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1）有组织机构和章程；（2）有合格的教师；（3）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4）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从该条规定看，“孟母堂”可能并不符合这些标准。从现有关于“孟母堂”的资料上看，它没有组织机构和章程；至于老师合不合格也无法认定，以及从教学场所、设施、办学资金、经费来源等看是否合乎标准，似乎都无法确定。而且此处的法律规定意指，必须符合全部的条件而不是某一些条件才能算合乎标准。因此，从该法律规定来看，很难做出有利于“孟母堂”的判断。

3．法律对家庭的要求。新的《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教育法》第18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教育法》第49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这些规定都表明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都有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且是以入学的形式进行。在“孟母堂”事件中，孩子的家长并没有送孩子到符合法律规定的教学机构中进行学习，似有没履行义务之嫌。

因此，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来看，都无法为“孟母堂”找到有利的法律依据。

（三）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什么

从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孟母堂”违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些客观的事实。其一，“孟母堂”的举办者并不能认定是单纯牟利。 “孟母堂”里的每个孩子的收费大概一年两三万元，学费统一交给家长们自发推选的代表周昌鸿保管。[15]这个收费标准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很难说是很高，而且有家长代为保管学费，学费的使用是公开、合理的，至少说是家长们能接受的。其二，“孟母堂”的学习环境与学习过程。它的所在地是一栋外观雅致的三层独栋别墅，傍河而建，草青水缓。[16]这个学习环境应该说是相当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的。而且从关于“孟母堂”的各种新闻材料上看，其学习的方式相当有规律，学习的内容也相当健康。其三，“孟母堂”的学习效果。从各种新闻资料上看，在“孟母堂”学习的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多都变得彬彬有礼、宽容、有教养等等，可以说学习效果是相当好的。

这样一种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教育现象却被认定为违法，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思考。

1．现有相关法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有的法律规定涉及了父母的教育选择权、私立学校的办学权以及受教育义务等的内容，这些规定实际上多少限制了一些权利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可说是保障人权的护身符也是公法的“帝王条款”。[17]简单说就是在法律中可以对人权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必须符合目的与手段正当性的要求。但是，细读现有的法律，给人感觉就是为了管理方便的需要而对公民权利限制太多，特别在“孟母堂”事件中更凸显了这一点，本来一个不错的学堂却被简单认定非法。因此说，法律的目的最终应能保护权利，哪怕在条文上对权利做出一定限制，但是它的效果绝对应该是保护权利的。“孟母堂”的合理但不合法，可能从相反角度暴露出了法律规定目的上的问题。

2．相关法律条款是否体现了宪法的精神？宪法的精神就是权利的保障，是以人为本。因此，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立足于利权（利），而不是利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只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义务，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履行义务，并无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应理解为最终能使公民受益。法律要做的就是采取措施使得义务能够履行，而不是限制义务履行的方式。在“孟母堂”事件中，国家、公民本人以及父母都是受教育义务的履行者，在义务履行主体上，它们是平等的，所以国家以及政府能否对公民本人包括其父母履行义务进行限制是值得思考的。

（四）受教育义务的履行方式有哪些

受教育义务只能在公立或经许可设立的私立学校履行吗？受教育义务履行的目的是什么？受教育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两者也不是简单对应关系，其设定与履行本质上还是为了受教育权的享有。在“孟母堂”中，学生们认真学习，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实际上已体现了受教育权本质上为学习权及自我发展的目的，可以认为是行使了该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这算不算履行了受教育义务，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受教育义务履行方式的多样化，当然判断受教育义务的履行与否并不是说完全主观臆断，需要一个客观标准，但是不能以国家的强权力简单化处理。有学者认为，国家虽可算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但其参与、介入教育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保障教育主体及教育活动主体的权利，其主要任务在于教育外在条件的整备，亦即提供师资、资源、设备、教育机会，以及教育制度之规划与建立，以保障人民之学习权与受教育权。不该过度介入教育内容。[18]

“孟母堂”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宪法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法律如何体现宪法的理念、原则与规范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孟母堂”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宪法条款规范分析的必要性，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下，宪法整体上并没有直接产生效力，这使得人们在现实事件发生时，往往忽略对宪法条款的规范分析，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倾向，法治国家的建构，宪法规范是不能缺位的，而且很多现实问题，抛开宪法规范也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注释:

[1]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804.

[2] 蔡定剑.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7.

[3] 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103，104.

[4] 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187.

[5] 刘庆瑞.中华民国宪法要义[M].台北：汉荣书局有限公司.86-92.

[6] 林纪东.比较宪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47-251.

[7]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00－501.

[8] 陈新民.宪法导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78.

[9] 林来梵.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52.

[10] 郑贤君.公民受教育义务之宪法属性[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124.

[11] 陈醇.论国家的义务[J].法学，2002，(8):17.

[12]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J].中国法学，2006，(1):26-27.

[13]刘广登.宪法责任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6，(1):130.

[14] 林信和.论学生的受教育权与父母的教育权[J].华冈法粹，1990，(28):33.

[16] 同上.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8篇

【关键词】农村义务 教育财政投入 立法预测 立法规划

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概念

1.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

所谓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就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探索未来一定时期内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状况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发展的趋势，以揭示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对法律、法规的宏观要求，从而为立法机关提供有关立法规模、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为制定最佳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方案服务。

具体地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应包括：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达到预测效果的程度，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以及在今后的可行性如何，测算出目前和今后在制订、修改、补充和废止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方面的任务。

第二，测算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理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制度、立法技术发生哪些变化，如何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适应和推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发展。

第三，揭示今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发展规律，使立法尽可能合乎规律。

2.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

所谓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就是立法机关依据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提供的信息，而做出的关于具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措施、步骤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目标的部署和安排。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在于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从而使立法工作科学化、系统化。

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意义

建国五十年多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单行法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预算法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但缺乏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就成为必然。

1.只有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才能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发挥其最佳社会控制效果

通过预测，了解现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社会效果，通过立法规划组织和利用立法预测提供的信息，适时进行法规的立、改、废工作，从而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在发挥社会作用方面达到理想化的程度。

2.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是实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科学化、完善化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目前还非常滞后，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中的许多关系又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予以规范，这就要在全国教育的大背景下全面考虑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内容、速度、层次等基本问题，既要尽可能避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重复、分散或者遗漏现象，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活动；又要避免走一步看一步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格局。要达成上述目标，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合乎规律，臻于科学化、完善化，唯有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这条途径。俄罗斯学者萨莫欣科曾将立法规划的作用归纳为：一是立法活动取得预定的社会效果；二是研究法律制定过程，并使立法工作致力于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法律文件；三是需要法律创制活动；四是各种机构有准备地参加法律创制工作；五是法律创制工作中的重复或分散现象；六是不同等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计划一致起来；七是机构的工作同立法发展计划一致起来；八是法律创制工作中的匆忙现象，为高质量的工作创造条件，进行各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调查研究和分析工作。

3.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可以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体系的内部结构

合理、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结构可以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整个体系更加稳定，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一致。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可以将为数众多、内容和形式各异的种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律规范，根据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层次和类型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自身的逻辑性，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整体。

三、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原则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顺利进行，必须体现以下几条原则：

1.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我国立法工作中的体现，它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重要方面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制建设，更加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符合我国的国情，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保障和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为此，需要做到：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人口素质极为低下(从总体而言)，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又极不平衡，存在着农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别，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者需要通过调查搞清这些差别有多大、性质如何，然后概括出其共性作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依据。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定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时必须考虑的实际情况。

第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要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积极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既不能脱离客观实际，主观主义地为完备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制而随意立法，也不能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的条件下消极等待，拖延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时机和进程。因此，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工作必须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不失时机地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

2.遵循宪法及国家教育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一般要求原则

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是指法律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实施，在国家范围内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全体人民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制统一原则包括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从立法上讲，法制统一原则表现为国家的立法权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不允许各立其法、法出多门的现象存在，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同时，我国宪法确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就是要预测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制定、修改、废止哪些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方向，同时做出科学的规划来促使其实施。

3.遵循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律并符合农村义务教育自身的特点原则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符合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规律，要看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特殊性，要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综合起来考虑。

因此，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首先要遵循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规律和教育投资发展规律，才能在制定过程中将其在法律上具体化。实践证明，只有遵循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义务教育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必将遭受一定的损失或失败。对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来说，正确反映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其本质的必然要求和表现，而利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重要使命。同时也要区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与一般教育法规的不同之处，在进行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时充分体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特点。

4.保证重点全面安排原则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兼顾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同时应保证重点，先着手解决主要问题并以此协调其它方面。既要反对平均使用力量，又反对只盯着重点不顾一般的倾向，要将“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兼顾起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制定《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条例》等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过程中，就要突出这几个重点，并以此促进其它有关的教育法规建设的开展。

5.统观全局，坚持法规的衔接配套和协调一致原则

在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时，要有全局观点和发展观点，既从宏观上对立法的发展趋势做出整体性的预测，又从微观上对立法发展的各个局部有具体的认识；从法律体系上讲，既从纵向上研究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衔接配套，又从横向上研究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既注意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变化发展，对现有的教育法规适时进行修改，使立、改、废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3]陈立鹏，刘新丽.中国教育法律解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第9篇

1体育教育伦理困境的制度剖析：权利与义务不对称

受体育教育伦理困境的制约，学校体育教育已对我国整体的国民健康和体育水平造成了影响。［6］为此，对目前的学校体育教育面临的问题必须探寻制约其健康有序发展的深层因素。目前，多数人认为是体育教育体制和法治的问题。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教育体制历经改革已逐步科学合理。自依法治国理念确立以来，体育教育立法也日趋完善。虽然体育教育体制和体育教育法制尚需完善，某种程度上对于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会有影响，但是，体育教育体制和体育教育法制问题绝不是制约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7］。理性地分析，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拓展，更离不开法律之外的体育教育规范的约束。然而，不管体育教育体制本身还是与此有关的制度的有效运行，终究不得不依赖于体育教育各主体之间自觉、自省之力。因此，受传统体育教育理念和体育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影响，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还需根据体育教育的伦理性特点，从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入手，即从体育教育权利与义务的角度进行探析。体育教育权是属于教育权的一个方面，指公民在接受体育教育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而体育教育义务是指公民在接受体育教育过程中受到的约束和限制。相对其它的权利和义务形式，体育教育权利与义务有其自身的特性。［8］在体育教育规范中依据何种逻辑来设置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取决于体育教育权利和义务本身的功能。然而，受人们普遍的重权利、轻义务的思维习惯的影响，我国的体育教育规范未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体育教育规范的制定者也秉承了权利本位的惯性。宪法规定，接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那么，学生接受一定的体育教育权利时也应承担一定的体育教育义务。但是，学生的这种义务指向的对象是比较抽象的国家而使得这种义务无法落实。这样，由于现实中缺乏义务的约束，学生在体育教育中的“任性”也就自然而然了。另外，从现有法规未体现学校的相关体育教育权利这一事实来看，学校实质上只是一个义务主体，学生具有接受学校体育教育的权利却对学校没有相应义务。在如此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场景下，基于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意识，学校在体育教育过程中就只会考虑安全与合法底线而势必缺乏锐意进取的动机和创新精神，这也使本来对于学生最有拘束力的各类体育合格标准也只能流于形式而缺乏严格执行的动力。综上所述，体育教育过程中无法摆脱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的体育教育规范存在权利与义务空缺现象。首先，由于规范的制定者忽视了对学生体育教育义务的规定，决定了学生在参与体育教育过程中对学校的敷衍，这表明权利的滥用同样会导致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失。其次，相关立法未能赋予学校体育教育的相关权利。在此情形下，学校自身缺乏制定体育教育规则的权利和能动性。最后，立法上虽宣示了国家对于学生和学校的相关体育教育义务，但由于理念和保障制度的缺陷，国家在这方面的义务落实也很有限。

2走出学校体育教育伦理困境的方式：完善体育教育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与学校有关的体育教育规范都是建立在对学生道德期望的基础和对学校近乎“强制”的手段之上。［9］这种脱离权利义务制定的规范必然会产生两个极端的后果，一是对于学生伦理权利的扩张束手无策，二是对于学校的“义务疲劳”法律也无计可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学校体育教育上，由于权利与义务失范现象，实践中并不能化解体育教育的伦理困境，无法调动学生和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既已弄清导致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伦理困境的原因是相关规范的权利与义务失范，我们就该重新审视我国体育教育规范的权利和义务设置方式，杜绝体育教育规范中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象。从理论的角度，法律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合法性是对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最低要求。［10］学校体育教育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它当然应由法律予以规范。从规范的效力层级上来看，传统上我国是以“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内部规则”的逻辑来安排规范体系。此逻辑安排不仅表明了不同规范的效力等级，也体现了不同规范的功能地位。而且，不同规范中权利义务关系和内容的设置必须与其所处的效力层级和功能地位相适，否则，会面临被撤销的情况。然而，将这种规范的传统安排方法用于设置我国的体育教育规范体系却终究让人生疑。若按传统的思维逻辑，我国的体育教育规范体系应类似于“宪法中有关体育教育的条款—体育教育法律—体育教育法规—体育教育规章（标准）—学校内部制定的体育教育规则”的结构形式。在此结构下，不同体育教育规范的功能是从左向右依次递减的。事实上，因学生道德权利的扩张使其不愿对国家履行相关的体育教育义务的行为，法律应有所为，然而如前所述，法律对此行为的调整是无所作为。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学校体育教育权利的缺位使其缺乏履行体育教育义务的动力上。实践上，由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特殊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存在管理上的优势。学校也具备这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校对于学生若进行了有效地管理，也就杜绝了学生对于国家的“不道德”，同时，学校也获得了一种权利上的满足。然而，学校的这种有效管理权是基于学校根据学生和自身情况所做的创新，而不是对法律规定的循规蹈矩，而且，我国对于学校这方面的创新缺乏必要的法律引导和制度安排。既然按照传统的思维来设计我国体育教育规范的体系行不通，那就得另辟蹊径。笔者以为，决定某个体育教育规范在整个教育规范中的地位的根据不在于制定主体的身份，而在于它在启发学生主动地参与体育教育与激发学校积极地对学生进行管理中的功能大小。不同的规范对于学生和学校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对于学生，体育教育规范的更多价值不在于宣示学生的体育教育权利，而在于如何提高学生参与体育教育的主动性。若与此精神对照，各类体质标准和学校内部的体育教育规则举足轻重，它作为整个体育教育规范体系完善的重点。相反，学校积极性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其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自的大小。实践证明，缺乏权利激励机制或仅靠权力强制来运行的法律必然招致人们的反对而难以发挥效应。因此，应完善法律法规，赋予学校更多体育教育权利并扩大其制定校级体育教育规范的权限。在此情形下，我国的体育教育规范体系应按照“学校内部制定的体育教育规则—体育教育规章（标准）—体育教育法规—体育教育法律—宪法中有关体育教育的条款”的结构来完善。总地来说，打破学校体育教育的伦理困境，摆脱体育教育规范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均等现象，要破除权利义务设置的惯性思维，以各体育教育规范的现实功能来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相关体育教育规范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作者：彭文军 杨春华 单位：陇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