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贸易论文第1篇

关键词纺织品贸易争端产品生命周期夕阳产业

2005年6月11日，中欧双方就解决近期纺织品贸易争端最终达成协议，避免了双边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但美纺织业不买中欧模式的账，美国“夕阳产业”的代表组织美国纺织业制造商协会认为，在美中两国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之前，它们会不断要求政府对更多的中国进口纺织品设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纺织品纠纷问题上的立场依然相距甚远，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轮北京磋商无果而终。

众所周知，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夕阳产业”，由此，我们不禁想起了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产品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生产区位的变化来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现象。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做出的决策。维农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衰退三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技术创新时期，由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成本差异对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因此，产品生产一般集中在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满足。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产品技术逐渐成熟，国内外对产品的需求随之扩大，产品价格弹性增加，对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产品的样型已经稳定，仿制开始，技术优势弱化。由于竞争对手出现以及担心丧失国外市场，企业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投资地区一般选在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母国相近的地区。第三个阶段是产品的衰退阶段，此时，产品已完全标准化，企业的技术优势丧失殆尽，产品竞争围绕着价格展开。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因而，企业该阶段的产业转移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维农认为，在产品衰退阶段，企业的垄断或寡占地位已不复存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基础是价格和成本。这时企业最关心的是寻找成本低的产品生产区位，于是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的最佳生产区位。他认为，那些生产过程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标准化产品最有可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些产品或是运往国内供应国内市场或是销往其他国家。

总体而言，纺织业是欧盟国家和美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在上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和美国无论是在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上，还是在技术和工艺的创新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纺织业又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欧美的劳动力成本高，已丧失了价格成本的竞争优势，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应该将该产业转移出去以获得比较优势。但是，欧盟和美国的纺织业仍然存在，是一个强势的“夕阳产业”，而且还常常就此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大有重新将该产业转回来之势。这就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产品第三阶段理论”相矛盾了。仔细想想，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理论”除了包括“众厂商相对而言是竞争的，不是寡占或垄断的”这个假设外，还应包括这样的条件。那就是（1）发达国家在“原来产业”的衰退阶段，已经开始了新产品的研制和投产，并且必须和“夕阳产业”的生产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成。（注意：“夕阳产业”是“原来产业”转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发达国家新产品所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和剩余的夕阳产品所创造的剩余市场需求之和必须大于“原来产品”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否则发达国家会吃亏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产业的市场需求，D2表示夕阳产业的市场需求，D3表示原来产业的市场需求）。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够大，当D1一定时，D2也较大。如果此时将产业全部转移，也就是D2=0，那么就会出现等式左边<等式右边，这样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会缩小，他们就会吃亏。（3）在混合经济的今天，夕阳产业的转移必须考虑政府的因素。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同时具备，在产品的衰退阶段，发达国家的产业不会轻易转移出去。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转移产业不仅考虑成本，也考虑了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和欧美纺织品贸易的争端，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不矛盾。首先，第一个条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产业和夕阳产业不是时间上充分继起，空间上充分并存，也就是还没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或没有充分调整，那么产业的转移就不可能充分进行。根据纺织业的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欧盟成员国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组。第一组是工业化水平高，纺织业已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家，包括德国、荷兰、英国、瑞典、丹麦、芬兰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对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国家。第二组是工业化水平高的纺织品生产大国，产业结构还来不及充分调整，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呼声最高的国家。第三组是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一些新入盟国家。这组国家又可以细分为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在内的纺织品生产大国，以及波罗的海的纺织品生产小国，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其纺织业的优势也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上。这组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冲击”的体会非常真切，自然会站到支持欧盟设限的阵营中去。其次，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欧美纺织业之所以是强势的“夕阳产业”，是因为等式右边的D3足够大，故D2还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时发达国家企业会先考虑市场需求，而成本价格劣势就通过政府来寻求保护。在美国，日益衰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汽车工业，该产业的工业增加值高于汽车工业。50年代末，纺织业的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4%，如果把纺织业和服装业合并计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业产值的5．6%。虽然纺织业已难以再称得上是欧盟的优势产业，但是它对于欧盟经济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目前，纺织业产值约占欧盟工业总产值的4%，欧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因此，纺织业和服装业一直是欧美等国家重要的工业部门。原因就在于D3足够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经济的时代，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而充分就业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一个头等大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能够大规模的吸纳就业人员，所以发达国家是不肯轻易丢掉这个重要的夕阳产业。在美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在经济中的就业人员的数量高于汽车工业，20世纪50年代末，纺织业的就业就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如果把纺织业和服装业合并计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0．6%。在欧盟，纺织业就业人数占欧盟制造业的7%，这样的产业发达国家怎么能舍得放弃。

因此，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它存在的条件，中国和欧美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对他进行解释。可以想象，只要”夕阳产业”市场需求大且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发达国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必然会寻求政府去弥补他们的成本和价格上的劣势。我们只有抓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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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问题新闻会上的发言[N].新华网,

200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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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1997(12)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对欧盟东扩后中欧纺织品贸易的竞争力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欧盟东扩；中欧纺织品贸易；对策 一、中、欧纺织品贸易的现状 (一)中、欧纺织品贸易额逐年递增，特别是欧盟东扩后中、欧纺织品贸易有了大幅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欧盟国家纺织品服装进口的第一大供应国，也是欧盟诸国纺织品服装原料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05年是取消纺织品配额限制的第一年，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的比较优势得到短期释放。据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统计：2005年，中国对欧盟二十五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额为1932377万美元，其中，中国对欧盟二十五国出口金额为1832320万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94.8％，同比增长56.9％，中国对欧盟十五国出口金额为1746298万美元，同比增长66.2％。2006年，中国对欧盟二十五国纺织品进出口总额为654791万美元，其中出口金额为561292万美元，同比增长19.6％，中国对欧盟十五国出口金额为525855万美元，同比增长为18.7％。2006年中国对欧盟二十五国服装出口金额为1667908万美元，同比增长22.4％，其中，我国对欧盟15国出口金额为1602920万美元，同比增长23％。 (二)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不断。随着中、欧贸易量的不断增加，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尤为突出。欧盟东扩及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以来，欧盟频繁针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如，2005年4月，欧委会对九种中国纺织品展开调查，5月欧盟要求中国限制纺织品出口，否则将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别限制措施；在中国对出口纺织品采取限制措施的情况下，欧盟仍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引发了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虽然随后6月份中国和欧盟就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达成协议，但由于部分商品出口很快达到配额，引起中国纺织品大量在欧盟港口积压，等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二、中、欧纺织品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1) (一)指标选取。本文选取贸易竞争力指数及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两个指标对中、欧纺织品国际竞争力进行计量分析，第一个指标用于分析中、欧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与新加入欧盟十国产品相似度没有与原十五国相似度高，但仍与近半数国家的相似度超过了70％，可喜的是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似度指数大体上呈现递减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与十个新成员国的竞争性也在逐步降低，互补性增强。 综合上述内容，我国纺织品与欧盟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我国与这些国家产品的竞争性也很强，产品相似度指数极高，超过十个国家的产品相似度指数都超过了70％。之所以出现这么高的指数，可能是由于本文在选取纺织品分类时选取的类别偏少，只选取了SITC REV.3项下分类号为65的类别，类别选取集中导致产品相似度结果有点偏高，尽管如此，这也不能改变我国与欧盟纺织品相似度较高竞争性强的事实。 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我国纺织品出口与欧盟国家相比拥有极强的竞争力，我国应继续发挥纺织品的竞争优势，增强对欧纺织品出口能力。但我国不能仅依靠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优势，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诸国等也拥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甚至有些国家比我国劳动力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在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二)为我国纺织品出口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当前，我国纺织品出口处于贸易摩擦多发期，要促进我国纺织品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纺织品贸易环境。贸易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纺织品行业的发展，且关系 到其它与该行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行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需要政府、纺织品行业协会及各类纺织企业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以减少纺织品贸易摩擦，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三)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培育我国纺织品国际品牌。当今国际贸易竞争已不仅是数量和价格的竞争，更多的是品牌竞争，而我国纺织品出口目前仍停留在通过大量出口来保持市场份额的阶段。只有大力培育我国纺织品自有品牌，才能树立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促进我国纺织品的可持续发展，否则我国就只能停留在基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基础之上的低端加工阶段，没有多少附加值，虽然出口量很大，但创造的价值与出口量相比小得多。 (四)实施对外投资战略，鼓励我国纺织品企业积极地“走出去”。我们应选择欧盟国家中政局稳定、政策优惠、成本低廉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国。结合我国纺织业的特点及目前遭遇的贸易壁垒，我国应积极选择适合我国纺织品企业的投资方式，以期绕过欧盟设置的层层障碍，促进我国纺织品行业的发展。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3篇

2004年12月31日．世界《纺织品及服装协议》(ATC)到期．主宰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近30年的配额体制结束．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步入”后配额时代”。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纺织品出口贸易大国．注定要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角。从2005年年初开征纺织品从量出口关税．到后来宣布调高部分纺织品出口关税，再到后来的取消纺织品出口关税．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新闻不断从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到多轮纺织品贸易磋商．纺织品贸易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而敏感的话题。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到外贸从业人员甚至到普通老百姓都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日益关注。

一、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及发展趋势

1、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区域性优惠安排增加的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联系与依赖日益增强．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要求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86年，关贸总协定将纺织品回归自由贸易的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其宗旨就是主导世界贸易总体趋势朝自由化方向迈进。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本身就是贸易自由化的有力例证。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包括纺织品贸易的大环境是自由化。

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全球性自由贸易。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中出现区域贸易协定急剧增长的趋势。截至2003年1月1日．在WTO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达到259个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有许多专门针对纺织品的贸易优惠安排。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取消了北美三国之间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和关税．逐步实现其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再如美国(2000年贸易与发展法》，赋予加勒比海邻近24个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48个非洲国家生产的服装输往美国．在关税和配额方面享有优惠。在欧盟．其内部各国之间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已全部取消。欧盟还通过与地中海国家签订《联系国协定》．与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签订《联系与稳定协定》．推动双边的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欧盟还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阶段地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和关税。事实上，包括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构想中的泛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把纺织品服装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考虑特殊的安排。促进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对抗区外竞争者越来越成为这些区域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

大大加强的区域贸易优惠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所达成的惠及所有WTO成员的自由贸易制度。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贸易优惠安排为贸易转移提供了机会，在对区域市场形成保护．促进与既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发展的同时，事实上减少了各成员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增加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可能性，增添了我国产品在其区域内扩大市场份额的难度

2．贸易争端背景下，关税壁垒被重新利用的趋势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纺织品全球配额取消。作为WTO的成员国中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理所当然地享受纺织品配额取消的利益。但是，配额取消带来的自由贸易仅100多天就被美欧的频繁设限打破。4月4日，美国启动针对3类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保障程序；4月6日．欧盟公布对中国纺织品特限行动指南；4月28日，美国对l4大类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同日欧盟对我9类纺织品启动特保调查5月13日，美国决定对3个类别的中国服装产品重新实行配额限制5月18日，美国对我4种产品采取特保”；5月22日．中国宣布自6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5月23日，欧盟对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5曰．欧盟宣布推迟对我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7日，美国正式对我4类纺织品实行进：13限制措施，设限期到2005年12月31日止月27日．欧盟对我T恤和麻纱提出正式磋商请求；5月3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起取消81种纺织品出口关税；6月，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磋商开始……中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面临纺织品进口增长为推卸责任将矛头指向中国．希望通过打击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以转移国内压力。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单方面地实施限制或是特保的效果越来越难以掌控．而且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种种责难。因此．关税壁垒作为WTO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出现被重新利用的趋势。2004年欧盟、美国、日本纺织品服装行业总体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分别为9％、lO．2％、8％．并承诺在2005年将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分别约束至7．9％、8．9％、6．6％。虽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约束水平较低但是下降幅度有限并呈现以下特点：(1)关税升级现象。以欧盟为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供应方向欧盟出口纺织品时遭遇的关税结构为：原料平均关税为0。7％，纤维平均税率为5-3％，纱线平均税率为6．3％，织物平均税率为9．1％，服装平均税率为11．9％．从原料到服装的关税升级现象十分明显．使服装制成品的有效关税大大高于其名义关税：(2)关税高峰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至少对200种纺织品制定了高于18％的从价关税税率，对部分羊毛及人造纤维的征税超过30％，一些特定服装的从价税达到33％，甚至更高。就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关税安排特点来看．关税仍然是直接影响竞争力并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最直接的因素。

3。自由保护主义背景下，贸易限制手段多样化趋势

进入后配额时代的世界纺织品贸易并未从此真正步入自由贸易。在许多纺织品进口国不安地要求延长配额取消时限时，我们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配额取消后，国际纺织品贸易保护不会随之消失，相反将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配额的影响。如果说配额制度是一种有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话(毕竟受多边协议和增长率的限制)，这种新形态就是一种自由保护主义了。一方面，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贸易限制实施更为自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甚至是单边的。

利用“二保一反”措施实施贸易限制。”二保一反指我国《入世协定书》中所规定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反倾销措施”。按照我国《入世协定书》中规定，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在截至2008年12日前，如遇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短期内数量激增、价格下跌，对其造成市场扰乱”，可运用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1：3限制：也可在截至2013年1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后12年内)．运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限制也可在截至2016年l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l5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条款在确定倾销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预见各国以二保一反实施的贸易救济将成为我国今后很长～段时间内纺织品出口的主要障。

利用生态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形成出口屏障。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标准同时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安全为由．对产品制定了苛刻的绿色环保要求。目前．纺织品服装领域主要盛行的欧盟生态标签和生态纺织品认证已造成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货和出口限制并成为我国纺织品国际市场准入的“绿色屏障”

利用劳工标准制造贸易障碍。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一些新的企业认证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主要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目的是希望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客观地说．社会责任标准是人类物质文明上升到精神文明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31的大量增加．发达国家抨击发展中国家忽视劳工权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数地区企业的生产很难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责任标准。因此，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存在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又一大障碍。

4．新市场出现的背景下，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

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回归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了一些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与特定国家的优惠和特权．那些由此而产生的贸易也将部分被取消，生产和贸易扭曲将会被消除。当纺织品服装贸易不再受到数量限制．世界将出现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配额取消使发达国家的纺织品服装市场变得更为开放，增加更多的贸易机会。此外，发展中国家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纺织品服装市场新的市场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在出现新的市场的同时，世界纺织品市场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自1996年以来其纺织品服装的进口价格持续下降．欧洲、日本和许多其它市场也是这样。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口服装的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进口服装在整个纺织品进口中占很大比重。配额取消后，来自低成本生产国的产品比重上升，进口纺织品服装价格还将不断下降，将使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延续。一方面，进口价格持续下跌，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福利净增加效应；另一方面．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的影响5．市场集中程度加深背景下。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

如果说世界纺织品服装市场在配额取消前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话，那么，进入后配额时代后，它将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在分析日本和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各自前5位的供应国和地区所占的贸易比重(表1)时，可以发现分别作为非配额国家和配额国家的日本和美国．其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表现出不同的市场集中程度。2001年日本前五大进31服装供应国已基本垄断了日本进口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美国前五大服装供应国占美国进口服装市场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可以预计，随着配额的取消．美国及其它原设限国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集中程度将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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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取消配额后，市场开始进行激烈的重组，过去靠配额的庇护生存的企业面临抉择。在这个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商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行业利润趋薄。在高端产品市场，我国产品仍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竞争；在低端产品市场，我国则将与为数更多的具有基本相同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其中既包括东南亚国家，又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等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纺织品服装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不可避免。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拓展的对策建议

在日趋严峻的出口环境下．我国纺织品贸易要持续增长．必须有的放矢地拓展纺织品出口贸易。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对外拓展贸易市场

一方面，巩固和拓展传统出口市场。众所周知．欧、美、日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传统市场．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中一直占较大比重．一直以来我国每年有超过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是输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欧、美、日同时又是世界纺织品服装进口的大国．2003年仅美欧纺织品服装进口就达2300亿美元。如果我们对美欧市场占有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可增加2O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因此，欧、美、日仍应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市场拓展的重点。

但是如果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市场．会造成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增加贸易的不稳定性。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传统市场出现的市场竞争加剧、各种关税及有针对性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的利用以及区域优惠安排的趋势对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发展障碍。要想在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贸易中寻求进一步发展，优化全球出口市场的战略布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拓展贸易市场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和拓展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和拓展周边和新兴市场比如俄罗斯韩国和中东等市场。以俄罗斯为例有统计数据显~,2003年俄罗斯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比2002年增长了103个百分点从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预计未来对于占尽地利的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俄罗斯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对内拓展出口动力

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仍是价格驱动．2004年我国出151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有3．51美元出13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这种价格驱动下，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形成了一种”数量大价格低“的现象。这其中有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企业由于“对外出口偏好”而过度竞争的原因，还有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主要出口常规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众所周知出口数量大价格低极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争端和报复(比如“二反一保”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实现贸易动力的转型尽快地调整出口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品质以质量带动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这同时也是回避某些非关税壁垒的有效手段。

但是企业是为了追求利益而生存的。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因为短期利益的驱动同时又缺乏长远的眼光而惰于收集信息并适时调整生产结构。所以不能奢望仅仅通过企业的觉悟实现动力转型这个目的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4篇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双方争取自身贸易利益的博弈过程，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挑起贸易摩擦；而中国自身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为美国制造贸易争端提供了机会。就纺织品贸易摩擦的产生而言，背后有其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政策原因。本文首先简介中美贸易争端及其对中国纺织品的影响，然后探讨了中美贸易争端背后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政策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

纺织品贸易争端；中美；设限；原因；对策

1前言

中国入关以后，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明显增加，并表现出新的特点。在2003年发动1起、2004年发动3起纺织品设限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5月自主启动3起、于2005年5月、9月接受业界申请启动6起对华纺织品设限，除此以外还对我24类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涉案产品2005年对美出口金额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6月至11月间，我商务部与美方进行了7轮艰苦的磋商，最终达成了中美纺织品贸易备忘录，妥善解决了纺织品贸易争端，但是从长期来看，争端还远未离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纺织行业虽然盈利较低，但却是中国最重要的吃饭行业之1，对国内就业形势具有重要的影响。截至2004年中国纺织业直接从业人口已接近1900万，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23%。与农业密切相关也是纺织业成为中国最重要吃饭行业的1个关键因素。

美国为中国第4大纺织品出口市场，所以，对中美纺织品争端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

近年来国内涌现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朱启荣,张旭青,张海森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磨擦原因分析和思考；张媛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之我见；王世平，赵春燕的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探析；付洪良的无配额时代中美纺织品贸易壁垒及应对措施。

本文在对大量丰富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美正式建立经贸关系以来的贸易争端进行分析，证明美国对华设限并不合理；通过福利分析，证明设限对中美两国都不利；并进1步揭示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最后提出1些应对策略。

2配额时期争端与出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基本上以满足国内衣着消费为主，出口贸易1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纺织品贸易掀开新的1页。

1972年～197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从1100万平方码增长到2亿平方码。这1时期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绝对数量较低，而且增长速度缓慢。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中美纺织品贸易有了新进展。首先，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开始享有最惠国待遇，同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调整纺织品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鼓励轻纺产品出口。

1979年～1982年，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分别增长到5.5亿美元、10.4亿美元、18.3亿美元、22.2亿美元。与此同时争端开始出现，1979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进口中国纺织品的7大类商品实行限额,中美展开了第1次纺织品协定的谈判。1980年、1983年和1987年中美分别达成3个纺织品协定,美对华纺织品配额限制品种由最初的8种扩大到87种,覆盖了中国输美纺织品的85%。

中国于1984年1月正式加入MFA。中国开始使用MFA机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美于1994年、1997年又分别签署了两个纺织品贸易协议。

入关前，中美共签署了5个纺织品贸易协议，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的限制表现得越来越严格。在第1个中美纺织品协议（1980～1982年）与第2个中美纺织品协议（1983～1987年）中，中国纺织品配额的增长率分别为5～6%、5%，至第4个中美纺织品协议中，配额的年增长率已降为1.63%，至第5个纺织品协议配额年增长率进1步降为了1.57%。

配额时期争端主要有：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进口中国纺织品的7大类商品实行限额。原因是尽管当时中国输美的纺织品绝对数量还比较低，但其迅速增长势头将会给美国市场构成潜在威胁，因而要求与中国进行配额限制谈判；1983年初，美国单方面宣布将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施严厉制裁，中国以宣布停止从美国进口棉花、化纤和大豆与之抗衡。结果在1983年达成了第2个纺织品贸易协议；1997年，美方以我国个别贸易企业从事非法转动为由，对我国实施1900万美元的配额处罚引发了中美第5个纺织品贸易协议（1997～2001）谈判。

配额时期，由于配额增长率的限制，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增长比较慢，争端也比较少。这1时期，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波动较大，1998至2001年，出口年度增长率分别为-6%、1%、21%和2%。美国的行为表现出严重的单方面性。总是先宣布对我国进行制裁然后再和我国谈判。而且美国借以引发争端的理由也不充分。5个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纺织品向美国出口。

3后配额时期争端和出口

加入WTO以来，中国纺织品出口持续较快增长，2002至2004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21%。中国纺织品出口在国际市场和美国市场的份额也稳步提高，2004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规模达到95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16%，占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比率为23%和17.6%，分别比2001年提高了3.8和3.9个百分点，比1995年提高了7.0和3.4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来看，美国为中国第4大纺织品出口市场。2005年1～5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是407.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14%，对美国出口金额为67.58亿美元，同比增长70.69%，与1～4月相比增幅上涨了3.73个百分点①。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5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纺织品对美出口之路可谓是艰难坎坷，而要想扭转纺织品出口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理念，提高产品质量和自主品牌价值，改革现有的产业结构和营销体系，提高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保护贸易政策；综合竞争力 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 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 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 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6篇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市场营销策略

中国与欧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后配额时代”到来。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2005年1月1日起，控制世界纺织品贸易40多年的配额制度划上句号，世贸组织成员间的纺织品出口配额全部取消。但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初，世贸成员就专门针对中国设置了限制措施，规定在2008年12月31日之前，进口成员可以对造成所谓“市场扰乱”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采取临时数量限制。因此，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被称为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后配额时代”。配额的取消，致使2005年1-6月中国对原受配额限制的欧美日等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增，出现了“量增价跌”的局面。在国际市场上，纺织品历来是一个典型的敏感性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行业吸收的劳动力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地位。种种迹象表明，进入“后配额时代”，虽然配额不再是主要限制手段，但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会有增无减。

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但消费者需求稳定。目前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中，欧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纺织品进口总额占全球纺织品进口总额的50%，服装进口总额占70%。近2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带来机遇，但是纺织品服装消费市场相对稳定。因此，国内产能的急剧扩张与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容量之间将引起供求失衡。供需矛盾加剧，必然导致出口市场“量增价跌”，而且容易引发无序竞争，增加贸易摩擦的隐患。

内部因素。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规模扩大。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0000多亿美元大关，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0%左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中国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大国地位，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纺织品服装一直是我国具有竞争性的优势行业，在“后配额时代”之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受欧美国家与地区配额的限制，整体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配额的取消使它的放大作用充分体现出来。

中国纺织业投资过热趋势明显。纺织业投资过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也会逐渐削弱；同时，可能会出现国内纺织企业间通过互相压价等方式的恶性竞争。这都将使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继续面临“量增价跌”的现象，也会使我国产品声誉大幅下降，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

国际采购商的大量采购并外销。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激增，最受益的是处于纺织品采购价值链高端的分销和品牌控制环节，而不是低端的生产环节。分析当前我国纺织行业出口结构，出口产品中有35％是由合资企业创造的。另外，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我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被进口国垄断。配额取消后，对于整个国际供应链来说，只是上游的生产供应商数量增长了，而中下游的分销、零售和品牌控制依然被进口国垄断，而且他们获得了90％的利润甚至更多，因为配额取消后的溢价很可能也被他们剥夺。

事实上，配额取消后，国际大型采购商一方面控制着零售，另一方面还对上游的生产施加压力，以供应商多为砝码拼命压低采购价格。因此，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的大量出口就成了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表面现象。

中国纺织品服装整体实力弱且品牌竞争力差。我国纺织品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研发、技术投入不足；出口产品以定牌、贴牌为主，自有品牌少，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随着近年来纺织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出口产品价格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企业出现低值报关等不规范的行为。

中国与欧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表现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目前遭遇的贸易、技术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调查、技术贸易壁垒和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等，这些贸易壁垒给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带来了许多显性与隐性摩擦，致使企业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阻力加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同时一方面抑制了中国在最具竞争力的纺织服装生产制造领域的优势在基于平等互利的贸易环境中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剥夺了广大进口设限国消费者享有来自中国质优价廉产品的权利。

应对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大市场营销策略

20世纪70年代末期，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企业竞争已跨越国界，波及全球。垄断资本导致权力分配不均衡，现代大公司居于支配市场和政府的地位；权力机构进一步参与贸易竞争，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市场营销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的有形和无形的壁垒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要有效地开拓市场，必须重新调整营销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外部环境朝有利于企业的方面转化。

基于上述的原因，美国市场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勒于1984年提出了大市场营销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大市场营销，是指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经营，企业在策略上必须协调地使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以取得当地各有关方面的合作和支持。菲利普?科特勒的大市场营销观念与思想主要是针对企业在封闭的特定市场所应采取的对策。而特定市场是指进入障碍极高的封闭型或保守型市场。由于目标市场国出于政治经济性目的，设置贸易障碍，用隐蔽性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和蓝色壁垒(SA8000)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他国市场，使得企业用常规的4PS市场营销方式—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难以打开其市场的情况下，大市场营销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大市场营销在传统的市场营销组合（4PS）策略的基础上，加上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和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权力是一种推的策略，为了进入特定市场，必须找到有权打开市场之门的人。公共关系则是一个拉的策略，即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活动，逐渐在公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可见，大市场营销是一种推拉结合的策略。

实施大市场营销策略，企业应大力配合政府、行业协会进行政府公关，战胜反对者，团结同盟者，争取中立者。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斗争，也反映了摩擦带有政治经济的利益。

中美纺织品服装摩擦是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中有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国纺织品进口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普通消费者，称其为“美国消费者阵营”；另一个是“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

对同盟者应充分支持，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消费者阵营”是我们的同盟者，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会使“美国消费者阵营”遭受巨大的损失，普通消费者须付出更多的美元购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因此，“美国消费者阵营”出于自身的利益会积极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但该阵营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的能力比制造商差一些。主要原因是纺织品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形成合力；而普通消费者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美国消费者阵营”势单力薄，我们应扩大宣传，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力量继续支持他们的行动与想法。中国政府在运用政治权利与公共媒体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纺织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一个有竞争力的领域，而且涉及数千万人的就业。”“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这是商务部部长在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发表的观点。同时中国商务部利用各种信息媒体进行新闻；抓住各种场合表达我们的观点；利用现代的电子信息媒体等多种渠道表达消费者阵营的声音，陈述共同的观点与立场，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了解我们的企业与国家的政策。

在华的美国投资商实际上是中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商之一。这些外资企业中欧美企业占了不少的份额。欧美单方面从自身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出发对中国产品设限，不仅对欧美的零售商和原料生产商产生不利影响，也将影响到欧美在中国投资的纺织服装企业。

对反对者应陈其利弊，消除其成见。我们的反对者，主要包括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美国纺织组织协会（NCTO）、美国纺织协会（NTA）、美国棉花协会（NCC）及劳工组织（UNITEHERE）等组织。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纺织品制造商视“后配额时代”为“洪水猛兽”。因为他们失去配额保护伞之后，凭其实力很难与中国同行竞争。所以，配额取消后，他们全力游说政府决策者，希望进行“没有配额的配额”。美国纺织品制造业规模虽不大，但却更集中，更有组织性，制造商们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游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更舍得投入。

“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势力强大。政府之间的谈判与民间组织的公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企业应利用组织的力量，进行公关。并实施相应的策略。

在手段上，既可以采用“推”的策略，即利用某些方式，例如用数据说明中美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中国纺织工人的工资水平、美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等等，取得美国高级雇员、立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等的支持；又可以采用“拉”的策略，即利用新闻媒介、公益事业建设、慈善事业捐款等方式，赢得外部顾客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和公共关系，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在营销诱导方式上，企业还可以采取积极的常规的方式（如政治要挟、经济要挟、声望影响等），即可以由行业协会牵头，由中国纺织工人、企业消费者、工会代表和欧美在华投资商组成代表团到美国、欧盟进行游说，扩大正面影响力；还可以邀请“美国纺织品制造商阵营”的代表到中国实地调研、考察，用积极信任的态度改变他们的看法。当然，在没有积极诱导的途径下也可以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采取贸易报复。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建立战略营销联盟。为了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整体实力，应建立战略营销联盟，苦练内功。战略营销联盟在90年代的国际经济舞台中已大量出现，它已成为现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强竞争力的又一重要方式。

战略营销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抓住战略营销机会，达到共同战略营销目标而结成的联盟。联盟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在联盟中，成员仍保持自己的经营自，彼此之间通过达成协议而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这种方式有效地克服了单个纺织服装企业势单力薄，甚至采取低价倾销，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战略营销可以整合各个单一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手段等方面资源优势，研究目标市场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共同采取对策，成功进入其市场，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7篇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单位：海关两/担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8篇

关键词：纺织环境竞争力配额国际贸易

根据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取消配额限制，纺织服装产品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国家或地区。这个被业界称为“后配额时代”的来临，让许多人士兴奋不已，认为这一重大“利好”将极大促进我国纺织出口贸易的发展。然而，情况真有那么乐观吗？

环境竞争力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多年来，国际纺织服装贸易受限于配额制度，增长幅度缓慢，尽管具有比较优势，但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市场空间也长期被严重挤压。“后配额时代”的来临，短期内可能对纺织服装出口有利，但中长期未必效果明显，因为影响纺织贸易增长的因素并不只限于配额制度。WTO经济研究部不久前就了关于纺织服装业取消配额后的研究报告，预测表明：在配额取消后，即使在美欧两个巨大市场，中国纺织品的份额平均只能增加13.5%；同时，由于国内贸易秩序欠佳及恶性竞争，市场份额的扩大并未带来效益的增加，如纺织出口大省江苏2003年对美出口激增125%而平均价格却下降了41%。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巨大产能、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恐惧，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曾试图延长配额期限，尽管该图谋基本无法实现，但这些成员今后肯定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技术壁垒或区域自由贸易对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进行阻挠。出于环境保护和市场保护的需要，配额取消后，西方发达国家将对进入本国、本地市场的纺织品实施严格的环保认证及有害物质检验认证制度。

可见，“后配额时代”的来临，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只有更加注重人体健康和周围环境质量、对环境保护较为有利的“绿色纺织品”，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单纯具备价格竞争力而没有绿色通行证并不能铸就纺织贸易的辉煌，唯有提升纺织环境竞争力才能有效获取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环境竞争力对“后配额时代”纺织贸易的冲击

随着环境竞争力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环境因素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进入“后配额时代”的纺织贸易将带有明显的“绿色”印记，拥有价格和质量优势而缺乏环境竞争力的我国纺织贸易将面临极大挑战。

纺织环境竞争力缺失的现状堪忧，现实的“利空”冲淡了“后配额”时期的“利好”。纵观影响纺织环境竞争力的诸要素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纺织环境竞争力现状令人堪忧：纺织产品本身离生态标准相距甚远，产品从原料采购、生产、销售、消费使用直至废弃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即产品的生命周期还很难完全达到绿色环保要求。

纺织行业创新机制缺乏，加上对环境竞争力认识薄弱，导致纺织贸易原有的价格竞争力被不断削弱、甚至优势不再。近年来，理论界关于“入世”及2005年取消纺织品配额后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影响、相关产业政策调整等的研究较多，但涉及纺织贸易与环境竞争力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却少之甚少。面对席卷而来的绿色浪潮，纺织业界缺乏足够的敏锐性，对于生态纺织的概念、纺织生态标准等尚处于被挤压和被动接受的状态，纺织行业环境创新机制创立明显滞后。环境竞争力的缺乏，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弱化了价格竞争力，使纺织贸易原有的竞争优势被不断削弱、甚至优势不再。

西方挥舞环境竞争力利刃构筑“绿色壁垒”，不仅使我国纺织品贸易面临“自囿壁垒”和“它设壁垒”，原有的价格优势也会成为西方实施“反倾销”的借口。一直以来，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明显的价格优势，然而面对愈来愈多的“绿色贸易壁垒”，我国纺织品贸易正在慢慢地丧失原有的比较优势，而且由于环境竞争力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的价格竞争力与非价格竞争力成为欧美发达国家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出口的借口及包袱。

纺织经济外部性效应突出，环境成本高企，使经济效益与环境竞争力形成“减耗循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纺织企业提升环境竞争力还缺乏最基本的技术保障。《OEKO纺织品标准100》对纺织成品布或服装中苯乙烯的含量要求不超过5PPB，而我国企业受技术条件限制甚至还难于检测和控制PPB级的物质。同时，由于设备陈旧、环保及工艺技术落后、措施不得力，纺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效应愈发突出，这样，不仅纺织行业环境竞争力水平得不到提高，还将导致外部社会成本的上升，形成环境竞争力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互相减耗的恶性循环。

绿色开发能力不足，绿色营销渠道不畅，环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不能贯穿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当前我国研发和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环保纺织品的能力不足,政府和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绿色纺织品生产、销售、消费者偏好等市场信息网络，绿色营销活动严重滞后。

纺织企业“绿色管理”不得要领，环境认证意识淡薄，加上我国现有环保法规及标准欠完善、不匹配，制约了纺织环境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促进“无配额”纺织贸易的对策建议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企业既要继续增强价格竞争力，更要注重提升环境竞争力。

充分认识到提高纺织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和完善我国纺织环境标志制度。首先应参照OEKO-TEXSTANDARD100等欧美标准，加紧制定出与纺织行业配套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应主动与那些实施了环境标志而又对产品环境问题特别重视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联系，吸收并借鉴其先进经验，对不能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纺织标准体系进行改进与完善，力求与国际标准靠拢并接轨，实现双边或多边环境标志的相互认可，力促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走向世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有保有压”的战术安排为纺织企业提升环境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应鼓励和引导纺织企业实现由传统型向环保型的转制，给予环保纺织类企业一定的出口倾斜政策；通过发放一定额度的环保补贴，降低环保纺织品的单位成本；可在纺织行业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和绿色激励基金，提供减税减负、低息贷款等财政货币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方面，支持环保型纺织企业的污染整治、生产线的改造以及环保纺织品的开发、研制等工作。

加强并完善纺织行业协会和环境组织的监管、服务职能，可在协会中建立纺织行业环保信息中心，关注《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最新进展，及时研究环保标准的国际动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为纺织企业提供咨询指导服务，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尝试建立“环境成本内在化”制度安排，将纺织行业单纯为环保的“末端控制”转变成为提升行业整体环境竞争力的“过程管理”。有效降解“外部性效应”是提升纺织环境竞争力的制度保障，有必要界定环境资产的所有权，对环境资产进行合理定价，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以成本压力推动纺织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纺织企业自身应该树立环保观念，积极研发绿色纺织品和生态服装，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绿色纺织”发展战略。纺织企业应在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经营理念等方面向“绿色”靠拢，在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包装、运输、销售及回收处理等各环节注意环境问题，将环境因素视作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制高点；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及相关认证工作，将“先污染后处理”的模式转变为“零污染生产”模式；实施“绿色营销”，结合价格竞争力，将纺织行业比较优势转变成综合优势，为企业赢得长远发展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纺织品贸易论文第9篇

论文论文关键词：纺织品服装 贸易 摩擦博弈 建议和策略 论文论文摘要：纺织品服装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之一。随着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及纺织品配额的全部取消，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量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进口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使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策略。 纺织品服装是我国出口贸易创汇的主要产品。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快速增长，形成巨额的中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采取各种贸易壁垒与配额设限等措施来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文中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着重讨论了基于合作博弈的前提下，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如何利用合作关系，积极主动地应对贸易摩擦；如何有效制定优化企业发展的战略和措施；提高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一、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及摩擦现状 (一)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现状 基于特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纺织品服装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出口的强势产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纺织品出口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出口额不断攀升，短短数年间便从2003年的790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1771亿美元。200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据中国纺织品贸易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1至8月，中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包括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已达l189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9．1％。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2006年，美国进口纺织品服装达932．77亿美元；其中，我国20o6年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达270．67亿美元，与2005年同比增长20．81％，占美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9．02％t~3。中国的贸易出口增长对美国本土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形成巨大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及进口国，中美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不断，成为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 (二)中美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短时间内激增，对于正处在衰落调整期的美国纺织服装产业形成压力。此外，巨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产生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经济诱因。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而主要部分是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美国认为巨额的顺差背后是美国工人的大量失业。在政治方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是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的直接诱因。由于美国很多州都存在失业问题，而纺织服装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高就业率的产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竞选者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此外，墨西哥、印度、东盟、中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是对美国出口服装和纺织品的大国，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施贸易限制，可以给上述国家带来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换取他们给予的各种回报。 二、中美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博弈分析 (一)博弈、囚徒困境 博弈是指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闭。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的不断摩擦过程就是在贸易关系下双方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博弈过程。一次性博弈常常导致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非合作博弈的例子，其内容是：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犯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8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在警方没有证据指控对方时，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两人同时认罪作证，则二人同时判监5年闭。解析囚徒困境，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即在两个参与者和一个庄家之间，参与者如何运用属于自己两次机会即合作和沉默。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选择坦白。因此，这场博弈中最可能达到的结果，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选择坦白，结果二人同样服刑5年。二人均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而视另一方利益与不顾，这就是“困境”所在。双方利己的选择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当然不可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早在2003年11月17日美国决定对我国针织布、袍服、胸衣3种纺织品出El设限；2011年又发动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同时继续对针织布、袍服、胸衣3种纺织品出口设限。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05年5月30日，中国财政部宣布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关税进行进一步调整的决定，规定对2005年1月1Et开始征收出口关税的148项纺织品中的78项产品停止征收出口关税，原定于2005年6月1El提高或降低出口关税的相关产品同时取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的降低出口关税针锋相对，双发的博弈关系走向囚徒困境。 由于中美都期待双方有长期的贸易合作，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获利并非建立在另一方完全利益损失的基础上，因此激烈的贸易摩擦最终引发了两国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在摩擦一博弈一再摩擦一再博弈的过程中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双方合作的重复博弈的过程， (二)“合作博弈”实现双赢 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妥协之所以能够增进妥协双方的利益，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从合作关系和合作方式中产生出来，且以合作关系为条件。因此，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以获得最大的合作剩余闭。由于在合作博弈过程中，任何一个博弈方的不合作行为，都会受到对方的报复或惩罚，而不合作方由于担心引发惩罚行为，就需要积极与博弈方合作，因此合作博弈通过对合作关系的合理利用可达成双方共赢的收益。’ 由2005年贸易摩擦引发的中美双方谈判，最终于2005年I1月8Et，由中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后简称为《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及出口量等，例如中美双方同意在协议期内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21个类别产品(包括11个类别服装产品和1O个类别纺织产品)等实施数量管理。《备忘录》的签署为中美两国创造了暂时稳定的贸易环境。然而2007年以来，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社会责任标准和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成为美国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设限的新手段，国际市场竞争等不利因素使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2008年《备忘录》有效期的结束(2008年12月31Et止)、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济滑坡等因素进一步引发中美双方的深层贸易摩擦。在整个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当双方出现摩擦时，选择让步和牺牲更多的是处于劣势的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实力，从被动应战转变到主动出牌，从而在合作博弈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三、建议和策略 (一)政府积极创造贸易环境 首先，中国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激励纺织服装企业的发展。从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来看，加快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纺织产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整合国内现有资源，完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是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发展的重点。其次，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行业自律，避免行业间恶性竞争。 国内一些纺织品企业为抢得订单，向国外客商的报价越压越低，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极限。恶性竞争的结果不仅损害企业自身的利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秩序。只有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才能拥有健康的贸易环境。第三，建立贸易预警体系，构筑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如利用现代高科技、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国内外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定期编写纺织行业预警报告，通过相关的信息数据库和网站，为国内企业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减少企业由于遭遇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 (二)企业从求“量”转向求“质” 第一，企业应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由于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的生产力成本和产品原材料优势消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市场竞争力明显下降。面对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一系列贸易障碍，中国的企业生存艰难。只有具有自身技术优势，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江苏某植绒有限公司，注意收集欧美市场的流行趋势和市场动态，保证公司的产品研发和产品种类贴近世界行业的 前沿。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以产品的多样化和高品质参与市场竞争。第二，企业应注重人才培养，扩大产学研合作力度。企业需要的不只是生产型的技术人才，市场分析、产品开发、国际贸易以及政策研究等各类专业型人才都应成为企业的生力军。企业应重视人才的储备和培养，重视与高校等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创新研发平台。企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及优质的人才队伍，才能使企业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使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真正实现企业从求“量”向求“质”的转变。 (三)拓展多元化的市场空间 第一，企业产品多元化。纺织品消费逐渐向多层次化和高层次化方向发展，企业应抓住时机，结合企业自身优势调整产品结构，有效拓展市场。如江苏某家纺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中心自主开发的专利产品超过200多项，企业还积极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合作，满足个性消费者的需求，多元化的产品必然为企业带来强劲的生命力。第二，多元贸易方式。目前国内的纺织服装企业多为加工型贸易企业，企业主要以对外加工来获取利润。随着企业实力不断提升，企业逐渐具有研发产品的能力，从加工贸易型转向一般贸易方式。此外，一些新型的包销、、对销贸易、电子商务等形式也逐渐被采用。企业在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应积极利用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发展。第三，贸易渠道多元化。当前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在美国、欧盟的市场集中度过高，不仅增加了对特定市场的依赖性，也增加了出口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企业应发展多元化、多渠道的出口战略，积极扩大对东欧、中东、南美地区和独联体等轻纺工业相对不发达及其竞争优势相对不足的国家的出口量，使市场空间扩大。 中美贸易关系虽然长期存在摩擦，但同时仍然保持合作的关系，因为博弈的双方不可能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放弃自己与对方长远合作的机会，合作博弈成为双方长远合作应对摩擦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出口大国，要想在博弈中取得长久的利益与发展，必须通过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中国纺织品服装行业的竞争实力，在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渐转变被动的局面。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出口量越来越多，纺织品贸易争端也将更频繁发生，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企业不仅以积极的态度，还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和策略应对发展变化中出现的新困难、新挑战，提升行业整体水平，为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争取更大的收益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