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实习报告第1篇

在晟佳制衣厂参观学习的两天时间里，让我对制衣行业有了大概的了解。制衣业作为制造业的其中一员，浓缩了制造业的普遍特点：以产品为中心来组织运作，而且更兼具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运作方式：工人的劳动是价值的。而且晟佳的生产是贴牌（OEM）生产，外商来样，企业按样版生产，所以，在这里还学到了一些国际贸易的知识。

晟佳的生产车间给人舒适的感觉：宽敞明亮，每个生产区之间、每台设备之间都隔开一定间隔，并装有“简易空调”（一种降温设备，即使是盛夏，室温也保持在二十几度）。这都是为了符合外商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

作为制衣企业，缝纫机是最必要也是最主要的设备。经了解，才知道缝纫机可分为三大类，有平缝机、包缝机、特种机，而这三大类里面，每类又包括150种机。缝纫机主要根据不同的衣服式样和客户要求来配置，现在生产车间有300台左右不同种类的缝纫机。在另一边的辅助车间，主要进行验布、剪裁、剪线、整烫、包装（贴牌，挂商标卡）这些辅助工序，这里用到的设备分别有预缩机（预先对布匹进行缩水，以防止日后使用时缩水，主要用于高级衣服）、验布机、电动剪刀、整烫设备、验针机（检验出留在衣服上的针，防止扎伤衣服使用者）。

该厂的生产运作流程，成一个环形状（见下图），首先从厂房东边的辅助车间开始，然后转到西边生

产车间进行生产，最后回到东边的辅助车间进行最后工序。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下，大致而言的。由于时装制作的特殊性，其品种多、变化大、不固定、结构复杂，导致这个环形的内部经常出现工序间的交*。而且有时会需要配合工厂外面的资源、工序来完成生产，例如：客人要求衣服上要刺绣上图案，那么生产到某部分必须停下来，运到外面加工，然后再运回来再生产。可见，该厂以混合组织方式进行生产。

具体地介绍一下生产流程，首先是接订单。然后制衣厂的设计人员会根据客户带来的衣服样版，用电脑排版（考虑该如何制衣样，用料才最少），试制一件，根据试制过程中得出的方法结论，制出工艺技术图，以该图与客人商量、协商修改，当客人满意后，这份工艺技术图就定下来，不许再变动，成为该厂的“天书”、“圣旨”。接着就根据要求采购材料，材料五花八门，大至布匹，小至小配饰（如钉状的纽扣）。布匹运来后就要验布，这叫做“先前Q”。然后合格布匹送到裁剪间用电动剪刀根据衣样剪裁成衣服不同部分，再对这些“细块”进行“查片”，即是“前Q”。“查片”合格的“细块”送到生产车间开始主要的生产，期间要经过几次“中Q”。生产完成后就到后整部门，即进行剪线、整烫、包装工序，期间要经过后Q，合格的就进仓库，等待客户派人到厂进行最后验货。验货合格的，就可以签放行条，运输、交货。WWW.READER8.CN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2篇

[关键词]中国纺织学会；纺织；改革技术

中国纺织学会于1930年4月20日成立于上海，1950年改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其会员主要由纺织工业技术家及纺织工业从业者组成，是我国现代史上较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之一。自成立以来，学会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对近代社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前身――中国纺织学会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因此，笔者在搜集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尝试考察中国纺织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主要活动，缕析其基本主张，并力求对其予以客观评价。

一、成立背景及发展历程

晚清以降，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西方入侵相伴的是舶来品的大举侵销，抢占国内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科学、救国的理想，进行了以可循交流为主的有益于社会的各种活动，学术团体日增。另外，随着留学欧美、日本的中国学生日渐增多，当中不乏以纺织为专业者，在目睹了国外科学团体的昌盛后，针对当时国内没有全国性的纺织学术团体，中国纺织学会便应运而生。

1930年，朱仙舫、朱公权、汪孚礼、张迭生等人鉴于已有280余人的成员基础（1），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纺织学会。是年4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会章，宣布“以连络纺织界同志研究应用学术使国内纺织工业臻于发展为宗旨（惟关于政治及劳资问题盖问）。”（2）学会设会员大会，于每年春季召开，会议地点由上届年会议定每年易地举行，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15人及候补委员5人组成。执行委员照章互推主席委员1人，选举职员，分总务、会计、研究、编辑、审查、介绍等部，主任各一人。学会附设会所于华商纱厂联合会。

中国纺织学会的会员由纺织染技师等组成。学会在成立之前，有会员280余人，正式成立后共计会员318人（3）。至1948年学会会员发展至二千多人。（4）学会的经费，主要包括会费、广告费、书刊版权费、社会人士特捐等。另外，学会每年请由纱厂联合会补助经费洋1000元专为远地会员出席年会时津贴旅费之用（5）。但是事实上，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补助经费，并未真正到款过。

中国纺织学会总会设在上海，随着学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和会员人数的逐渐增多，学会鼓励各地积极设立分会，陆续成立青岛、东北、西安等分会。另外，1931年3月，一些在欧洲学习纺织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里昂成立中国纺织学会旅欧分会（6）；1948年1月，台湾省纺织技术人员在台北成立中国纺织学会台湾分会筹委会（7）。

中国纺织学会的首届主席委员是朱仙舫，此后，连选连任，直至第十四届。1930年，朱仙舫主管申新二、五、七厂、九江久兴纱厂等厂厂长。由于朱仙舫在纺织业界的影响力，其影响日益扩大。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第一个纺织行业管理机构“棉业统制委员会”，一批纺织专家和企业家担任了委员，会员邹秉文亦任该会委员。另外，会员汪孚礼、王子宿等在该会任工程师和技术专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纺织学会总会迁往重庆，以便继续工作。但是，因时局影响，学会会务有所停顿，年会停止召开，会刊停刊。1942、1943年中国纺织学会学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年会，并展开部分活动。抗战胜利后，学会于1946年迁回上海。1947年，学会进行改组，执委会制改为理监事会制，主席委员改为理事长。学会迁回上海后，进行正常会务活动，并筹建新会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主要活动

自成立以来，学会以“共为学术研求，各以所知贡献诸人人，而广其用”，改良纺织技术，增进工作能率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发行刊物

中国纺织学会先后发行了《中国纺织学会年刊》、《中国纺织学会会刊》、《纺织周刊》等刊物。

1、《纺织年刊》。1931年，该会开始出版年刊，即《中国纺织学会年刊》，至建国前共出版10期。“金字、蓝布的软面，新的排列，上等纸张印，全书420页，有铜板图多幅，厚寸许，大约文字在三十万以上……在我国纺织界的刊物中大概可以说是空前的了。”⑧杂志开设“论文”、“技术”“调查”、“杂录”、“会务”等栏目。其中“论文”栏刊载有张迭生《谈染业》、朱仙舫《中国纺织业的未来》、丘光庭《改进南通棉产为南通民生的要件》等，内容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技术”栏刊载沈泮元《纺机之马力》、汪孚礼《论轻重纱之调节法》、付道伸《织物分析术》等技术性文章，意在促进纺织技术的进步和民族纺织业的发展。

2、《纺织会刊》。学会于1937年因抗战爆发迁往重庆，年刊随即中断。1942年，学会因感多年未出版年刊，会员研究论文无刊物发表，旋即商议出版纺织学会会刊。共出版两期。在抗战胜利曙光来临之时，中国纺织学会的会员们亦积极投入对战后纺织业的规划。学会此时更加注意的是民族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问题。会刊上登载的文章多是关乎于此。例如：章剑慧《新疆纺织业之展望》、朱仙舫《今后纺织业之自力更生》、王子建《我国棉业复兴之途径》、李升伯《建设战后棉纺织业计划及目前应有之准备》等等。

3、《纺织周刊》。1931年4月，会员钱贯一以私人名义创办《纺织周刊》，1935年，《纺织周刊》开始由中国纺织学会出版发行。至1949年1月停刊，除去因抗战爆发及经费缺乏等原因，中途停刊外，共出版十卷。《纺织周刊》开设“文论”、“专论”、“学术研究”、“国内外记载”、“各地通讯”、“每周论坛”、“纺学会讯”、“本业动态报导“等专栏。该刊较重视学术研究的著作，比如张方佐的《大牵伸简易改造论》，从改造动机、改造方法、改造各机之设计、成绩比较、改造费、节省总缴费等方面论述，改造为大牵伸，实行纱厂经济化、实利于中国纺织工业之发展；朱仙舫的《增进普通织机效率论》，主要阐明布厂为增加产额、改良品种、减轻成本，求以利用机械省人工的方法。

（二）召开年会

学术团体一般通过召开年会，以加强会员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中国纺织学会亦不例外。中国纺织学会在民国期间，除战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偶有中断外，年会的举行是其重要工作。自成立到1948年，该会共召开了13次年会。年会为期两到四日不定。第一日上午为报告及讨论会务，下午宣读论文及改选职员；第二日作竟日之参观。两日中并有各行厂之欢宴。除会员与会之外，还有政界、商界名流（来宾）。除年会外，每月召开的执委会亦是议决学会重大事务的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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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纺织技术人员

朱录嘉认为“欲从制造方面谋纱厂发展，固宜注意设备，然人才尤不可忽视”。（9）学会成立伊始便积极向政府建议“建设上海纺织学校”，以朱仙舫、朱公权等人组建建设上海纺织学校委员会，筹划建校。建校活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为后来成立纺织夜校积累了经验。1932年，学会在全国纺织业中心之上海创办纺织补习夜校，有沪东补习夜校两所。另外，学会对补习夜校优秀学生实行奖励，以鼓励学生积极向学。在培养纺织技术人才上，学会还首创了把纺织工厂工作法摄制成影片，讨论改良工作方法，主张将“纺织工厂各部选择优良工人技手，摄制标准动作之影片，造各厂映演以为表率”，此举作为学会对纺织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另外，为了是国内的纺织技术人员能够与国际纺织技术接轨，学会还举行举行学术宣讲会，邀请外籍商人、专家进行学术演讲。

（四）审查纺织机械名词和订定纺织标准

我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团体都担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审查科学名词，“为纺织机件名词谋统一，有机件华名之译制”，中国纺织学会以此为使命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学会议决开始审议纺织机械名词，“本会为统一纺织机械名词起见，推员开始起草各部名词，已经另印络续分发征求会员意见，以便审查通行。”学会请起草委员先行起草纺织机械的中文名词，然后再进行提会讨论，并且为促进效率，在时间上做了限制。另外，为了对纺织机械名词审议的全面性，学会又加推戴文伯、朱应奎为纱、粗纱两部纺织机械名词的起草委员。（10）张方佐认为：纺织工程上的各种标准，如工作训练、运转及保全标准，成品规格，原料成品物料的检验标准等，都应由专门技术者分门别类，逐一详定，共同实施。（11）1943年，学会应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标准协进会的邀请，参加订定纺织部分标准。学会通过理事会议决，组织了纺织标准委员会，分设六个小组委员会，包括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纺织、针织、漂染印整等各组。（12）

三、基本主张

中国纺织学会通过《中国纺织学会年刊》、《中国纺织学会会刊》、《纺织周刊》系统宣传纺织技术知识，阐述其对纺织工业持续发展、纺织技术改良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纺织工厂科学建制。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纺织工厂开设，这些新开设的纺织工厂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厂址的选择、原料的采购、厂内的设施布置、纺织设备的采用以及工人的管理等方面。有鉴于此，张方佐认为：“原料、人工、销路，为工业发展之要素。”所以，在原料方面，张方佐指出，应该用一定种类原棉，因为“原棉不同如时易其类，则每易一次，工厂即多一次混乱，因原棉不同，纺织各部间隔须依织维长度从事更改。”在纺织设备置办上，他指出纺机种类不宜混杂，机器的机件繁多，如果纺机种类不同，附属机件准备不足，“一机充足，一机缺如，而致停产”，设备宜置办完全。另外，他还认为应该纺一定支数之纱，以防不时之需。（13）王子宿在其撰写的《大牵伸之种种》中指出：引进大牵伸机，“不但工程减少，而资本、机器、折旧率、原动力、厂基、工房、用料、人工等均随之而减”。（14）陆绍云则认为“普通纱机改为大牵伸机时，每件纱约可省约二元左右，假定每台细纱机改造费为三百元，则几个月可以赚出”。（15）

其二，呼吁政府重视纺织工业。学会就政府对纺织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看法，认为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凡外商纱厂于吾纱厂在合理之工作效率及以最经济方法办理之下，故贬低价格加以危害时之此希望于政府厉行保护政策，以改善我纱厂者也。”还应奖励补助幼稚工业“欲谋纱丝工业能安定而发展，染色工业能日就繁荣必有赖于政府之奖励补助”。为使政府有效改善纺织工业，提出“三三棉业计划”。计划书中“对于推进棉业，拟分三期办理，每期三年，又分大纲为植棉设厂兴学三项”，实业部批示：“按序而行，颇有见地”，就推广植棉改良棉种一项，实业部令据各产棉声分拟送此项计划，已分别核示切实办理。（16）卢统之认为要繁荣纺织业，政府应做到：一、应建设模仿纺织厂，二、组织小组研究会与工厂调查团，三、统一化之联络，四、宣传提倡之彻底。（17）

其三，注重改善工人劳动环境。民国时期，因为纱厂的资金来源有限，厂内的卫生环境亦不理想，工人多因不良环境而患各种疾病。其中厂内的光线便是一个大问题。木易刀认为

“欧洲大陆和英伦各纺织厂，其能励精图治注意于机械……而能注意于厂内光线之充足者殊少……不佞近往沪上各厂参观……且复通夜工作，故工人之患眼病疾者甚众。”他认为用完善灯光对厂方来说可以，减破坏、易管理、增进产品，减低单位成本，增进工作正确以达到增进出产；对工人来说可以：免眼劳疾，减损伤、保障健康、增效率、改善环境以达到增进工作愉快；灯光应避免不科学的布置宜趋利避害。（18）同时，针对工厂的空气流通问题，木易刀亦指出潮润的空气有助于在夏天暑气工场内消纳热度之减低不少。（19）

四、结语

从1930年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纺织学会走过了18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历尽艰辛曲折，这主要源于：其一，社会、政治的干扰。学会历经8年抗战，因战时环境经济的影响，学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其二，经费制约。社会缺少扶持，学会一再申明国内巨子大贾对学会发展的漠不关心。起初社会支持度并不高，且无纱厂主的固定经费赞助，连学会信息和会员间沟通交流的喉舌都无。

尽管如此，作为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个纺织科学学术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开展了大量活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国纺织学会的兴衰历程，既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纺织技术人员的艰辛奋斗历程，也为我们全面梳理民国学术社团组织之成败得失提供了极佳个案。

注释：

（1）《本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13页。

（2）《中国纺织学会章程》，《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4页。

（3）《本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13页。

（4）苏延宝：《中国纺织学会今后之任务》，《纺织年刊》，1948年，第13页。

（5）《中国纺织学会章程》，《纺织年刊》，1931年，会务，第7页。

（6）《中国纺织学会通讯》，《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3期，第85页。

（7）《中国纺织学会理监事名单》，《纺织年刊》，1948年，第149页。

（8）《介绍中国纺织学会新刊》，《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7期，第181页。

（9）朱录嘉：《纺织机国产化声中之大隆精纺机实验报告》，《纺织年刊》，1935年，第13页。

（10）《中国纺织学会执委常会记》，《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9期，第245页。

（11）张方佐：《今后我纺织界应有之努力》，《纺织年刊》，1948年，第9页。

（12）《会讯.》，《中国纺织学会会刊》，1943年第1期，第101页。

（13）张方佐：《改善纱厂之我见》，《纺织年刊》，1931年，第5-6页。

（14）王子宿：《大牵伸之种种》，《纺织年刊》，1931年，第28页。

（15）陆绍云：《大牵伸机之研究》，《纺织年刊》，1931年，第19页。

（16）《纺织学会之页》，《纺织周刊》，1932年第2卷第34期，第954页。

（17）卢统之：《中国纺织学会第二届年会中之振新纱厂与鄙人之想法》，《纺织周刊》，1932年第2卷第26期，第708-710页。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3篇

2016工厂辞职报告范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来到缙云纺织厂参加工作已经有半年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深深感到xr纺织厂是一个实力强大，有着广阔市场和发展前景的工厂。在这里，我得到了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大力帮助和指导，收获良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到，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我并不能真正融入到缙云纺织厂这个大家庭中。我本人对工厂安排给我的工作内容缺乏热情，也不适应工厂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继续留在工厂工作，对工厂和我本人的发展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提出辞职，请批准。

尽管我不能继续为缙云纺织厂服务，但我仍然祝愿缙云纺织厂在未来更加发展壮大，获得更大的成功。在此，特向几位领导表示感谢，他们都曾给予我亲切关怀和指导。对于辞职可能给工厂带来的不利影响，深表歉意。另外，由于我们签订过劳动合同，因此希望与工厂协商解决工资等事宜。

此致

敬礼!

2016工厂辞职报告范文二：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是生产车间的李二，下面是我的辞职报告;

首先，非常感谢您这大半年来对我的信任和关照。

今天，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来递交这份辞职书，到这公司工作是我的幸运，领导很好， 同事们也很好，之前我口头提出来表示要离开，你们都真诚挽留我，我非常感激。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心底里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出去闯一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希望公司能够理解. 也原谅我采取的暂别方式， 我希望我们能再有共事的机会. 我会在上交辞职书后服从公司安排完成工作交接再离开公司。

本公司和谐进取的工作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衷心祝愿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 领导及各位同事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同时希望领导批准我的辞职。

此致

敬礼!

2016工厂辞职报告范文三：

尊敬的领导：

很遗憾在这个时候向本公司正式提出辞职，也许我还不是正式职工，可能不需要写这封辞职报告，但出于对本公司的负责人，还是写下了这封辞职信。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车间已半载有余，开始感觉车间里的气氛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相处的融洽和睦。在这里有过欢笑，有过收获，当然也有过痛苦，难忘一些睡岗时的画面，虽然多少有些不快乐的经历，不过在这里至少还是学了一些东西。

相信每一个来到奇瑞公司的实习生都怀揣着相同的梦想：奉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价值，或许是因为自己目光短浅，工作时间有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存在于奇瑞的价值，亦相信每一个离开奇瑞的年轻人，都会铭记在奇瑞生活的日子，那些难忘的岁月。

每天上班时，车间内嘈杂的声音，都会给我无形的心理压力，直到下班后亦不能缓解，头脑还是那种机器运作的声音，让我身心疲惫常常夜不能寐，我想这些客观的原因我无力去改变，唯一能改变地只有我自己，这也是我萌生去意最直接的原因。

哲人说：生活在别处。我觉得也对，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接触到不同的人与事，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最后祝愿s线的兄弟们工作顺利，身心健康，同时恳请领导批准我的辞职。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4篇

女孩叫巧婷，年仅十四岁，是丈夫乡下的一个远房表妹，她的父母在她年幼的时候就相继去世，她兄妹三人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上一年，她哥哥考上了大学，可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读书，幸得乡亲父老们的帮助，为他们凑足了第一学期的费用。正在读初中的巧婷放弃了学业，只身来到省城，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帮家里渡过难关。

“我能进入你的工厂做工吗？”她怯怯地问我。

对于她的处境，我深表同情，但我不得不如实告诉她，工厂是不雇用童工的。

“那就让我做你家的保姆吧。我可以带小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什么活儿我都可以做。”

我想告诉她我雇不起保姆，但看到她那充满企盼和哀求的目光，我始终开不了口。其实，当时我家的境况也很困难，上有三个年迈的老人——九十多岁的祖婆和七十多岁的公公婆婆，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子，还有失业在家的小叔叔和寄居在这里读书的外甥，一大家人仅靠我和丈夫微薄的工资维持，也是捉襟见肘。但我怎么忍心拒绝一个向我寻求帮助的小女孩呢？何况她是丈夫的亲戚。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家里家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饭菜巳经做好了，平时都是我回家才做饭的。婆婆说：“早上你们出门上班后，巧婷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她真是个勤快的孩子呢。”

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的工作很忙，家里的事都顾不上，还多亏了巧婷。婆婆常在我面前夸奖她：“无论做饭还是洗衣服、打扫卫生，她都是抢着去干。”

我每个月付给巧婷一份很低的工资，偶尔也在工资以外多付她一点钱，她不肯要，我说是我支助她哥哥上大学的，她才千恩万谢地收下了。她每月留下十块钱给自己零用，其余的全部寄回家。她偶尔也写信给家里，说她在这里过得很好。

两年后，我所在的纺织厂扩大生产，开始招一批工人。巧婷央求我让她进厂工作，她调皮地朝我笑笑，说：“我巳经满十六岁了，你不再说我是童工了吧？”

我没有理由拒绝她，但工厂里都是技术活，她能做什么呢？

“我可以尝试做清洁工。”她说。

好吧，对这样诚挚的要求和愿望，我还能说什么呢。巧婷终于如愿如偿地进入了纺织厂，并搬到厂里的集体宿舍去住。

不久，我在厂里听到许多人都在议论巧婷，说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待人热情且有责任心的好姑娘，连最挑人毛病的几个老工人也对她夸奖有加。

“我想当一名挡车工。”一天，巧婷又对我说。

挡车工是一份辛苦而且技术精细的活儿，非身手灵敏的人是不能做的，我怀疑瘦小的巧婷是否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否能在两秒钟内接好一个线头。但我还是想让她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于是把她调进了织布车间。

三个月后，我得到一个报告：巧婷一人操作四台机器，织出的布疵点少，质量合格率高。她以勤劳苦干、技艺超人和踏实做事的精神成了织布车间的佼佼者，博得了全厂上下的赞美。巧婷的表现，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在纺织厂干了三年，巧婷提出辞职。我问她今后的打算，她说回乡下发展，具体做什么她没说。看她去意已决，我没有挽留她。

大约两年后，我和丈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巧婷听到我们回来的消息，很快就赶来了，她说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我们跟着她，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这里有一大片厂房模样的建筑物。巧婷指着这些厂房告诉我们，这是她开的纺织厂。

我感到很吃惊：几年前还要求在我家当保姆的小姑娘，如今竟然成了一个纺织厂的老板！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再看工厂的大门，赫然挂着“巧婷纺织厂”的招牌，我才相信这是事实。

在巧婷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她的工厂。厂子虽小，但设备齐全，机器在“隆隆”地运转，工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在工厂转了一圈，我们来到巧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巧婷对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哥哥，大学毕业后放弃分配到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家乡与她一起经营纺织厂。有了哥哥的帮助，她的事业更是如虎添翼。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5篇

大学生暑期纺织厂社会实践报告

转眼间，三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这三年来我在学校系统地学了不少管理方面的知识，但实践经验几乎没有，对于这个重理论更重实践的专业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而作为一名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来说，单会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如何于社会各方面的人交往，如何应付各种事情是迫切需要学习的，因此，假期的实习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适应社会的有用的人才，我在暑期到**市第二纺织机械厂实习了十天，应该说这十天的收获还是丰厚的。

**市第二纺织机械厂是我国纺织测试仪器的主要科研基地，具有二十多年开发，设计，制造各类纺织测试仪器的历史，是国内纺织仪器的主要生产厂家，是我国生产纺织测试仪器的国家二级企业，是国内纺织测试仪器高水平的代表。企业加工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是企业不断追求的永恒目标。

作为一名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进了企业，虽然时间不长，了解地不深，可能也不太全面，但总体结构上还是有一些认识地。该企业刚刚完成了股份化改造，由原先的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企业通过选举产生了一名董事长和五名董事以及二十名股东，董事，股东按比例出资构建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管理体制比较合理，能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因为该企业有着几十年的制造各类纺织测试仪器的经验，所以企业的产品还是有市场的，但在决策上也不短视，没有死抓住一棵树，而是利用自己的长项生产了一些延伸性产品，还与国外几家企业联合生产，加工一些仪器，应该说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还是可以的。此外，企业正在准备通过iso9002的认证，在产品质量也在逐步提升，财务方面也越来越规范。

但企业和一些实力强的企业相比，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我想，人的因素是居首位的，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企业绝大部分员工的文化水平在大专以下，本科生很少，没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在仪器智能化，产品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企业严重缺乏计算机人才和外贸英语人才，也正是这两点，限制了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规模。没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使得企业的研发能力大受限制，近年来除了吃老本产品外，只能按外商的图纸，用外商的技术来生产一些出口产品，而这些出口产品只能以略高于成本价的价格给外商，外商赚取了其中的巨大差额，而企业生产任务重，获利少，工人因此也有较多的抱怨，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一点上，我加深了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6篇

关键词：私立高校；地方性；南通大学

民国时期私立高校林立，它们既扎根于地方，受益于地方性，又要努力超越地方性，扩大影响，谋求自身生长的空间。本文力图通过民国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上海的拓展和转移，“改大之争”与地方性超越等三个方面的论述，揭示民国私立高校的地方性及其超越。本文的私立高校是指不包括教会大学的民办高校。所谓地方性，是私立高校立足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而生成的特点和由此派生的局限性问题，如资源不足，影响力有限等。南通大学为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高等纺织学科的创办及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南通大学有狭义和广义概念之分。狭义的南通大学特指1928年组建的私立南通大学，广义的南通大学泛指构建南通大学雏形的农纺医各校，私立南通农科大学（1919年）、私立南通医科大学（1927年）、私立南通纺织大学（1927年）、私立南通大学（1928年）和南通学院（1930年）。学界一般研究广义的，本文亦然，只是偶尔在特定情境中使用狭义概念。

一、民国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

民国时期私立高校不但或多或少带有创办者的个人烙印，而且与培育它们的地方社会血肉相连。民国南通大学是东南巨绅张謇（1853-1926年）在其家乡南通渐行实业教育的产物，南通地方社会是滋生南通大学的土壤。张謇一手创办的农、医、纺科学校最终构建了南通大学的主体学科。南通大学的主体学科都属于实业教育。张謇本人是清末甲午恩科状元，精通制艺，坦言自己是“科举中人”，而且先后执掌崇明瀛洲书院、南京文正书院，对传统教育可谓驾轻就熟。那么他为何会切入实业教育，进而为南通大学创办奠定基础呢？1922年来南通实地考察并屡次与张謇会面的日本人驹井德三评价张謇道：“头脑清晰、学识丰富、眼光洪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用之才”。[1]张謇看重实业教育，而非传统教育。他认为人人读经，“谁与谋生？”[2]他也不讳短，“本人潜心研究，觉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3]。张謇认为：“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4]这是因为“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5]，而以技能培育为导向的实业教育自然是实现教育向实业转换的桥梁。实际上，倡导实业教育也正是当时社会的共识。有学者指出：“晚清以降，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一介书生，论及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无不把‘实学’放在首位。”[6]在诸多实业教育中，张謇之所以选择农、医、纺三科，缘于他办学首先考虑到南通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纺纱厂”，“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有创设农业学校。”“纺纱须纺织专门人才，有设立纺织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7]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认同并细化了其父的设校理由。[8]当年的南通大学毕业生张保丰又指出：“张氏所办的三所高等学校虽有其不同的性质和任务，但都是围绕着发展纺织事业的需要而发展的。”[9]

张謇保守的政治态度也奠定了南通大学学风的基调。张謇是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前夕，“还想对清廷作最后的挽救”[10]，被卷入革命，实在是身不由己。1914年，张謇为南通大学农科、纺织科、医科拟定的校训分别为“勤苦简朴”，“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祈通中西，以宏慈善”。[11]张謇认为：“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南通实业教育，本不因人生活，教育尤不欲受一切新说之激荡”[12]。他直言：“謇所自立之各校，本向来严格主义。”[13]此言不虚，1919年，张謇就曾因为“纺织校学生罢课之风潮”，一度宣称停办该校。[14]1947年上海澎湃，在沪南通学院学生“并未受外界影响，攻读如恒”[15]。其原因与其说《申报》归因于学生爱护院长张渊扬，不如说他们秉承了既往的传统。

南通地方社会为南通大学提供了便利。其一是教学场所的便利。这样的便利是有意为之，“吾通有农事试验场，有部设棉作试验场，是可供农学生土壤肥料之试验。有盐垦公司，是可资生徒机械使用与土木工程之实习”[16]。 张保丰回忆道：“农科的试验田不小，沿三元桥至易家桥大河两岸的大片农田都是学校的试验地”，“在三元桥向南沿河边有家畜场”，“我们大都是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下农场家畜场等地，从劳动中学习研究”。“医科一开始即建立了南通医院，供师生实验实习之用。规模不小，设备全，技术水平亦高，为南通地区最有威信的医院。”“纺织科和大生纱厂仅一河之隔，学生下厂实习的条件较好。”[17]南通学院农科还借南通县体育场开春季运动会，会场布置和裁判工作都由体育场代办。[18]其二是经费便利。南通地方社会为南通大学提供了经费。据1930年《江苏省最近教育概况》看，南通大学经费来源有“（1）基产地十一万七千九百十九亩之租息；（2）基金股票七万二千六百元之股息；（3）大生纺织公司各厂认缴之经常费；（4）各附属机关之收入；（5）各科学生学宿费之收入；（6）设立者及校董临时捐助或募集之款项”[19]。1931年前，南通学院纺织科的经常费“完全依赖大生各厂”，“故其进展之历程常随纺织事业之兴衰而又迟速”[20]。1937年，南通学院纺织科迁到上海复课，所用经费中就有大生纱厂提供的7000元补助费。[21]甚至到1948年，南通学院一学期的学费收入仅够两个月开支，其余四个月的开支还都要靠大生纱厂。

南通大学则反哺南通地方社会。1915年4月30日，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熊辅龙做了南通历史上第一起尸体解剖的示教，5月15日《通海晚报》刊登了题为《医校解剖尸体记》的报导。这次尸体解剖示教及其报导，对于开化南通社会风气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2]南通大学农科派人亲赴乡间，指导农家改良植棉，推广鸡脚棉种，促进地方农业的进步。[23] 1921年，纺校毕业生独立完成了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和安装。[24] 1937年，南通学院医科6年制本科生王道炜在南通基督医院实习，并在执行防护任务时被日军飞机炸死殉职。[25]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学生在用陌生人的眼光审视南通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1925年，农校校长收到过署名告状函件，信中说：“贵校学生秦忠如，系外省人，与桃坞路某公会会长之女公子，幽会于惠中旅馆三十九号房间，被人觉察，前往云云。”[26]如果确有其事，表明外来的学生拓宽了本地人社交对象的范围。如果真如张謇所言并非事实，那么虚构背后也潜藏着本地人对学子佳人谈情说爱的合理想象。以上两种可能都表明南通地方社会不能漠视青年学生的存在。

南通大学与南通地方社会休戚与共，“二十余年矣，过去因生活程度较低，且实业盈余亦富，故经费颇为充裕，而设备尚能随时扩充”。当地方经济发展低迷时，“原定津贴敝校之常费，不能不折扣发给”[27]。 “则学校之兴衰，每易随着实业之降替而为转移。”[28]但是，南通毕竟是江北小城而且交通不便，无法提供所有的教学资源。1934年，南通学院医科学生为了研究人体解剖学，多次向官厅“请领匪毒等案枪决尸身，均以各有家属未果”，于是潜往城南公共体育场西首荒冢任意挖掘，“计毁坟四十三座，内男柩十七具，女柩及孩柩二十六具。随即褫去殓衣，分别宰割，用袋装贮回校”。不料，学生运尸中途被死者家属截获，“立时聚集五千余人，大起交涉”，引起全城轰动。[29]这场掘墓盗尸风波实际上是南通学院学生突破地方性资源瓶颈的尝试。

二、民国南通大学在上海：地域空间的拓展与转移

既然光靠南通地方资源不足以支持南通大学，那么拓展地域空间势在必行。仅仅一江之隔的上海自然成为首选，耐人寻味的是本部在苏州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的法科也设在上海。[30]上海是近代以来四海云集、消息灵通的国际化大都市，各类资源富集。而且大生企业集团的总部企业（驻沪事务所）设在上海，并且发展成为大生企业集团的神经中枢。[31]除了在南通外，南通大学招生地点也在上海分设。[32] 1925年，南通大学农科在上海的《申报》上做广告，推销优质棉种。[33]上海一直是近代中国纺织业的中心，仅以棉布商号为例，1919年、1921年、1932年的数量就先后达到519、451、537家。[34]它当仁不让地成为南通大学纺织科专业见习地。1929年4月，南通大学纺织科组织参观团，由钱昌时教授率领来上海等地参观各工厂。[35]1937年4月，南通学院纺织科毕业生20余人，由沈泮元教授率领，沿京沪路各纺织厂参观。[36]

不仅如此，上海也是1938年南通沦陷后，南通学院最佳转移之地。南通学院医科在湖南沅陵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合并成立国立江苏医学院，南通学院医科却由此中断，直到1947年才恢复。[37]而南通学院农科与纺科搬迁到上海后得以延续， “中间变经艰危，数度挣扎，卒仍能保持独立不屈服，弦歌不辍之生命力”，这固然主要归因于“学校固有之伟大历史与优良传统”，但也得益于上海的地利。[38]

其一，上海局势相对稳定。1937-1941年是上海历史上的“孤岛时期”，上海的租界比较安全，江浙一带的一些高校迁往租界继续办学。[39]南通学院亦在其中，农纺二科迁到江西路451号复课，1942年迁至重庆北路270号。[40]在江西路451号租赁的校舍是德商禅臣洋行的房子，只有楼下一层。条件比较简陋，分隔而成的“不同房间的声音往往相互干扰”[41]。

其二，上海为在沪南通学院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南通学院农纺两科的同学互助组，暑假举办了“贩卖蔬菜助学”和“劝募国货助学”活动。“在炙热的烈日下，他们每天派几个学生挑着一担蔬菜，向指定的人家送去。”“国货助学的工作比较容易，但他们的确费了不少的汗水，说了不少好话，才募得了这么多国货，暑假本校举行过一次义卖市场，清寒学生于是得救了。”[42]

其三，上海企业雇佣南通学院毕业生。1940年，南通学院染化工程系第二届毕业生12人，已经由寅丰、中纺、万丰、昌兴、信孚、章华等多家大染厂分别聘请，均已入厂服务。“内有女生一人，现进昌兴印染厂任职，实为女界入印染厂工作之第一人。”[43]

其四，上海政府机构与南通学院合作。1947年，上海市卫生局与南通学院合办上海兽医诊疗所。处所在重庆北路二七号，“上午出诊，下午门诊”，“从此本市兽疫可望有效防治，畜类疾病亦可得医疗之所”[44]。

当然，迁沪的南通学院也有上海的问题。第一是学习氛围不足。上海是十里洋场，繁华之都，“自学校迁沪后，学子染于时下同行之浮华习气，同时更由于复杂之环境观感，故身不能安，心无自静”。第二是教学硬件缺乏。“又无自办工厂农场以资实习。偶尔随师参观流览，走马看花，自更不足以语耐苦习劳。同时学校图书缺乏，社会读书风气不浓，故多数课程均以讲授概括研讨，以活动代替实习。”[45]

南通学院的教授也乐居上海。1946年，南通学院开始迁回南通，“大部分在沪院的先生都向之征询意见，结果应允的六位，真去的四位”。“本来在暑假开始前后，也有不少介绍来校任课的先生，但是在南通不去的条件下，都无从接洽。”[46]所以，虽然南通学院有抗战胜利后全部迁回南通的计划，“可是为了迁就教授的关系，染化，纺织和畜牧兽医三系的高年级，不得不留在上海”[47]。由此可见，较之上海，南通对教授的吸引力不足。

三、南通大学“改大之争”与地方性超越

如果把拓展与转移至上海视作民国南通大学突破地域藩篱的实践，那么 “改大之争”则是南通大学努力确立自己在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便利地方性超越的积极尝试。虽然大学之名终究没有获批，但南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实业发展的卓越贡献，已经表明南通大学超越了地方性，影响全国。

南通大学并非一蹴而就的产物。张謇最初甚至寄希望于政府办工科大学，1905年他曾向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建设，但最终没能如愿。张謇慨叹道：“设使当时采议即行，工学生徒，去毕业不远矣。官愁民叹，穷且逾前，岁月滔滔，坐听废弃。謇等时相聚首，未尝不为之伤心太息也。”[48]官办不成，张謇自己动手办。他一直持有循序渐进的办学思想[49]，“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50]，1907年，农科附设于通州师范学校，后又独立出来；1912年3月，南通医科学校成立；1912年4月，纺织染传习所成立。[51] 1919年，张謇开始明言：“南通本有私立大学之计划，应即设备改进扩充。”结合文本语境看，当时张謇甚至把提升办学层次作为对农医校学生不附和“五四”运动罢课的“褒奖”。[52]同年，农校改称私立南通农科大学，翌年开课。[53]眼光长远的张謇并未因此裹足不前，1922年就与有司商量在阜宁射阳河北“南通大学基本区地”施工的免税问题。[54]也就是说他开始为南通大学筹划资金，然而天不假年，没能看到南通大学的组建。

1927年，张孝若“承其父有设立大学之遗志”将私立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递升改组为南通纺织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新布教育法令，单独一科，不得称为大学。于是张孝若根据新制将南通农科大学、南通纺科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组成立南通大学。将三校合一，属于集约化模式，不仅便于学校管理和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招生。1929年6月，教育部批准南通大学校董会立案。1930年，教育部部令“以现行教育法令，规定大学组织法，须具备三学院。南通大学虽已有农医纺织三学院，但学院名称中，部章并无纺织列入，故先准以南通学院立案，俟具备三学院呈部核准后，再恢复旧名”[55]。南通大学报大学，批学院结果令人尴尬，而且教育部拒批大学的理由多少有些勉强。“改大之争”明示了教育部对南通大学的规训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正是南通大学的地方性难以逾越的。当年南通大学的学生陈翰珍回忆到，1922年四川督理杨森规定凡在省外求学的川籍学生，由各县教育局负责给每人按月津贴150元，但是当时南通大学没有在教育部立案。虽然张謇公布宗旨说：“我办学是用我的方法，我不愿意把外界不良风气带进我的学校来。” 但是该宗旨彰显的地方性并不能匹敌政府的权力，陈翰珍等川籍学生只得转学。[56]

“改大之争”似乎也反映了教育部乃至其身后的国民政府，乃至中国与南通大学及其张氏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张謇生前与关系并不融洽。1916年3月，十几位员携带炸弹到南通，企图发动起义，“结果全遭逮捕，当夜即被杀害”[57]。1927年，即张謇去世后的第二年，北伐军攻克南通，张謇的三兄张（1851―1939）被举报为土豪劣绅，不久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逃到大连隐居。和张謇关系密切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也被通缉，同样避居大连。[58] 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南通地方社会势力并不被靠革命起家、企图集权的和国民政府所看好。时至1947年12月，私立南通学院还在为恢复南通大学之名而苦苦奋斗。[59]更有甚者，1931年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南通大生纱厂的征税，动摇南通学院的根本。为此，南通学院不得不请财政部“在大生纱厂统税项下，提拨若干成，以维校资”[60] 。1935年，教育部又训令南通学院进行切实改进。[61]以上说明，国民政府对南通学院的态度并不友善。

但是，即便民国南通大学在“改大之争”中落败，南通大学对民国高等教育及相关实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地方性超越。首先，依赖地方社会资源的南通大学不仅为南通，也为全国各地培育大量实业人才。之所以如此，固然有民国私立高校招生自主的部分因素在内，更多因素应该归功于南通大学立足南通，辐射全国的教育战略和吸引各地生源的教育质量。基于地方实际需要的实业教育不但没有制约南通大学的发展，相反却成为其教育的特色。其实，早在1917年，先知先觉的张謇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中就反问道：“宁惟以是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而已。”[62]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以南通地方社会资源培养的学生不会囿于南通，而将造福整个民国社会。1924年，张謇介绍南通文化教育事业道：“总计开办至今，除本省本县外，其他各省青年远道而来者，凡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十三省。”[63]到1928年，南通大学“教员人数，男101人计农科43人、医科39人、纺织科19人；女7人（皆在医科）。在校学生人数，男409人计农科282人、医科54人、纺织科73人；女14人计农科7人、医科7人。毕业人数，男652人，农科294人，医科180人，纺织科178人”[64]。到1933年，南通大学纺织科从创始起计，合计21年，毕业16届，毕业生341人。“籍非南通者三百二人，几占十分之九”，参见表1。“服务全国棉厂及从事纺织学术者二百四十六人，计占四分之三。”[65] 甚至在抗日烽火连天的1942年11月，迁沪的南通学院49名学生、13名教师还在院长郑瑜的率领下，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办学，为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农业与纺织人才。[66]

其次，缘于南通地方需求的纺织科成为“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学科”。吊诡之处在于它还曾是拖了改大后腿的学科。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南通学院纺织科成为“远东的设备完善，成绩优良的一个学府。前后二毕业的八百多位学生，每一位都是中国纺织界有力的干部。胜利后，政府接收数百万纱锭而成立的中纺公司，其中一半以上的工程人员，都是从南通学院纺织科熏陶出来的学生”。既然南通学院拥有足以自傲的资本，而改大之争不顺，那就看淡它。“改大与否，是形式上的事情。而今日南通学院在作育下一代人才，以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的责任和使命，初不比国内那一座大学为轻。”[67]这实际上正是南通大学以地方性超越来抗衡甚至傲视改大不顺背后的权力。

余论

民国私立高校通常是创办者响应时代呼唤，基于地方社会实际需求而开办的。南通大学顺应时代呼唤，以实科为主，是张謇立足南通地方社会的循序渐进的创造。民国私立高校一方面从地方社会汲取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又反哺地方社会。但是地方社会又会成为制约私立高校发展的瓶颈，政局的动乱更会放大这一与生俱来的缺陷。南通毕竟是江北小城，招生、实习、就业等压力促使南通大学开拓地域空间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临近的上海不仅成了南通大学拓展空间，而且成为战时复学之地。民国私立高校要突破地方性，有时要去应对国民政府不支持、甚至掣肘的不利局面。南通大学的“改大之争”表明了它力图获得与自己相称的地位，便于地方性超越，但是国民政府没有使其如愿。在诸多压制性措施的背后，国民政府潜伏着管制南通大学的图谋。即便如此，民国私立高校依靠地方资源，仍然可以凭借对高等教育和实业的突出贡献实现了对地方性的超越，南通大学的业绩和影响力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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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实习报告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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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简便和高效也同样在新一代清纱专家系统USTER® QUANTUM EXPERT3上得以体现，即使是USTER® QUANTUM EXPERT3的新用户，也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解读报告，修改和设置系统，设定纱线品种及清纱曲线，定义超限报告以及优化品种的同步模式。

乌斯特用统计公报为您的采购、销售导航

在采访过程中Kumar先生还提到乌斯特®公报这一被全球纺织品贸易所公认的质量标杆，其内容涵盖从粗纤维到条子，从粗纱到成品纱线。乌斯特®公报不但是公认的纺纱工艺评估工具，也在商业交易框架中被作为纱线贸易合同和产品规格的基础。这一质量标杆已经被制造商、贸易商和纱线生产商普遍接受。许多纺纱厂、机织厂、针织厂、纺织机械制造商、服装生产商和零售商都依据它来定义和交流纱线质量参数，从而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稳定，避免高昂的质量索赔，从而增加利润。

在当代商品贸易中，直接采购和销售过程中的买方和卖方大都热衷于使用乌斯特®公报。在国际市场上流行一种观念，认为值得信赖的好纱线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超过乌斯特®公报25%的质量水平。

此外，关于纱线质量的要求，有许多关于机织物和针织物不同产品对纱线的质量要求的文献，而这些文献中大多数的经验都来自于对乌斯特®公报的应用。

乌斯特帮您做好质量把控

在研讨会期间，行业媒体与学员就“纺纱企业如何做好环保，把控质量，占领市场”的话题做了一系列的探讨，Kumar先生认为USTER® QUANTUM3是能够为纺纱企业做好质量把控的专家。质量意味着忠诚的客户，减少产品的退货。USTER® QUANTUM3的诸多优点都可以直接提升布面外观和下游生产工序的产能。

首先，USTER® QUANTUM3技术上的发展使所有有害纱疵能够被发现。其中，长粗节和细节的纱疵对布面外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乌斯特纺织研究的智能技术可以检测到这些纱疵，并将其与对应的布面问题相关联，此外，它更出色的表现在于能同时监控2米到12米中片段的质量/直径变异及多种波长的周期性疵点，从而防止云纹或有害的不匀布面外观形成。USTER® QUANTUM3智能清纱的建议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再结合可靠的USTER®CLASSIMAT测试结果，就能极大提升纱线在下游工序及布面外观方面的表现。

USTER® QUANTUM3是控制污染的终极工具。它先进的FM传感器技术采用了多光源技术，可精确定位各色纱疵。此外，智能技术还能将异物分离成异纤和大多数无害的植物纤维，用最少的切次清除真正有害异纤，从而为客户带来最大利润。强大的污染控制组合还包括全新的PP丙纶清纱，凭借改进的技术，反复多次的实验证明了USTER® QUANTUM3的PP丙纶检测率均得到了数倍的提升，无论染色的还是漂白的面料，USTER® QUANTUM3都将实现最低的每米异纤水平。

乌斯特与您一起腾飞

众所周知，早在20年前，无论是产量还是技术，纺织业都是以欧美为主，但是近10年来，纺织业却在不断的往亚洲地区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乌斯特获益匪浅，仅仅是电子清纱器，乌斯特在中国的销售就是一年比一年好。而几年前，乌斯特苏州公司的成立，也表明中国成为乌斯特未来市场发展的重点。到目前为止，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乌斯特提供的一系列特别研发的测试仪器用于满足纺纱厂的需求，如USTER® ME 100条干仪、USTER® ML 100纤维长度仪和USTER® MN100 棉结测试仪等兼备价格吸引力和高功能性的测试仪器，以简易的操作性和可承受的价格为中国纺纱厂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质量检测，让他们能为其客户生产出“合适”质量的产品。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8篇

1986年，当中国出现了第一家破产企业时，始建于1956年、拥有1.5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山西纺织印染厂，仍旧红红火火，是全国响当当的山西标志性大企业。

1996年11月4日，弊病重重的山西纺织印染厂（简称“山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最终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据说由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撰写的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就是以山纺破产为背景的。

2006年1月25日，在山纺的“废墟”上联合其他3家企业重新组建了的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简称“新凯”），几经努力，终积重难返而停产。

题记：倒闭和重组的交替上演把太原纺织业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残羹，也让曾经辉煌的山纺人无奈地苦守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剩饭。位于太原市和平南路中段的纺织苑西社区就笼罩在山纺历史的阴霾中，这里主要居住着山纺和新凯及一些特困企业的职工和家属。这里的人都习惯上称它为山纺宿舍区，而且还习惯把新凯说成山纺，也许“山纺”这个词在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的思想里一时或是一辈子也无法抹去。不论山纺还是新凯，也许他们所能坚持的只有记忆。

没有机器声的日子

他5岁就随父亲摆摊修锅、配钥匙，“小朱子”是街坊邻居甚至工友喊了他近40年的称呼，虽然他已是不惑之年。

见到小朱子师傅，是在山纺宿舍区的纺织街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正坐在小凳上敲打着锅底，背靠着一张1米多高的老式旧方桌。满面尘灰，连双鬓上都蒙着一层灰白。他那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维修工的粗糙而又布满了硬茧的手不停忙活着，左手套了一只深蓝色的手套，拇指和食指间已经磨出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而右手戴的是一纱布手套，在手腕处翻起的一卷里层处，才看到它是白色的底。他眯着眼，一圈圈细细敲击着锅底，动作麻利。在离他1米远的地方，一张红色的方桌上摆着配钥匙的机器，偶尔有过来配钥匙的，他便放下手中的活儿，从桌子下面的抽屉里取出“钥匙库”，从中挑出一把，卡在机器里，一阵“吱――”声过去，他递给了一位大伯，“您先拿回去试试，不行再过来磨上一下啊”。

“这些东西都是父亲留下来的，家穷，没钱念书，从小跟着父亲学手艺，一直到1997年我进新凯。去年停产后又拾起来了这个摊。我都43岁了，要说像我这样年纪又没文化的没了工作，真不知咋生活，幸好我那去了的老父亲传了我这门养家糊口的手艺。”

半个小时的光景，他补好了一口锅。收了钱随手别在裤子的口袋里，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厚重的生活在小朱子师傅的脸上熨出了极为平和的微笑。他感叹着说：“山纺过去可真是个好厂子，国家的企业，铁饭碗，待遇好，门槛也高，好多人走后门都进不来的。新凯新建之后，也曾经红火过一阵。虽说远不如当年山纺那么出名，我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进的。可惜现在也不行了。”

提到厂子，小朱子师傅不免一阵辛酸：“纺织厂天摇地动的机器声本来让人生厌的，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听到这种噪音，心底里反而踏实和安稳了许多。而一旦没了这种声音，反倒会惶惶不安、心神不宁，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要是厂子能开工了，我还是很想回去，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纺织苑西社区的张主任对记者说：“我们社区已有1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重新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岗位，另有近百人在社区物业公司的帮助下开办了各种修理铺、食品摊、蔬菜摊等夫妻店、父子店、家庭店，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有的干得更出色，真正走出了社区，干起了自己的事业。” 她说：“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干营业员嫌累，干推销员嫌苦，摆个摊嫌丢人，闹个饭店小卖部什么的又没本钱……一时无所适从，要么闷在家里等出路，要么在大院子里闲聊，每月靠低保混日子。”

“能走出宿舍区就是能人”

“知道老鹰的寿命有多长吗？”他砸了咂嘴，接着说：“老鹰是鸟类寿命最长的一种飞行动物了，可活至70岁。可是，在老鹰40岁的时候要做一次抉择。要么是等死，要么是选择痛苦。 如果选择了痛苦，老鹰需要在悬崖上筑窝，然后，在崖石上不断地敲已弯到胸前的嘴，直到把弯勾敲掉并等新嘴长出，完成第一次历练。然后，用嘴再把弯成球状不能捕食的指甲一根根拔掉。最后用新爪把厚重不能再高飞的翅膀羽毛拔掉。历时5个月时间，完成再生后享受后30年的生命。 人也一样，只要抉择，蓝天依然辽阔。”

这是山纺一位退休大爷的一席话。在山纺宿舍区，记者碰见这位大爷，他是毕业于昔日华东纺织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华大学的老大学生。他是1964年进的山纺，曾经是山纺的高级工程师，54岁时山纺破产，他就退休了，之后去了浙江，为一家企业设计图纸。

他说，山纺曾经辉煌了很长一段时期，这里许许多多工人和干部都有很强的自豪感。“我是上海人，毕业以后分配到山纺工作，当时家里人也都觉得荣耀。破产后，许多工人咋也想不通政府为啥就不要我们了，很多人失望甚至绝望，可是一个人总要跟上时代，向前看。”

“山纺也有不少人大胆选择了走出去，能走出宿舍区就是能人。”大爷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位能人。

山纺宿舍区门外，有一家金虎51号加盟便利店。这是从山纺下岗的郝敏联合6位伙伴，共同凑了20万元建起的。

记者赶到时，正巧郝敏着急要出去送货，“我没啥值得你们报道的，就是凭一股子力气吃饭。”郝敏黝黑的脸庞上满是灰土而又冻得发红，却布满了倔强和热望，高大挺拔的身材，浑身充满了无止境的活力。随后对着店里的几个营业员说：“你们招呼一下吧。”说完就健步迈出了店门。

“我们郝店长性子就是这样，直来直去，其实人挺好，我们也都很钦佩他的。”收银台前的一个店员显得有些过意不去。她告诉记者，郝敏能一路走到现在，也是吃了很多苦头。他下岗时才30多岁，年轻而且能干，刚开始跑车，后来和朋友一起投资了这家店，因为地势好，加上精心打理，开业1年多时间便收回了投资的一半。

“现在店里生意还不错，郝店长正筹划再开一家店呢。他是越忙越有精神，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位店员滔滔不绝。

听到这些，记者突然想到了大爷所说的老鹰，这不就是老鹰的精神吗？或许在大的经济实体面前，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一个国家的活力正是建立在这些敢于走出去的人们身上，而改革的初衷也即如此。

立起后不能承受之重的“华星”

在山西省再就业明星表彰会后，面对媒体，面对公众，刘晋梅坦荡荡地说：“我是做豆腐的。”

1996年年底，26岁的刘晋梅从山纺下了岗。不久，丈夫也下了岗。看着刚两岁的孩子，刘晋梅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在众多下岗工人“练摊”的热潮中，一直和机器打交道的刘晋梅和丈夫知趣地躲在了一边。但是，生活却不能躲，刘晋梅开始翻报纸、听广播，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路。一天，一条“创办内酯豆腐加工厂”的广告映入刘晋梅的眼帘。不久，她向亲朋好友筹集了10万元，办了手续，买了设备，就在离山纺不远的地方收拾了厂房，开始了试运行。 刘晋梅给她的工厂起了个名字叫“华星”，意寓中华大地下岗职工再创业的一颗新星。最初的发展中，刘晋梅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3个月后，刘晋梅瘦了几十斤，但她没有退缩。慢慢地，送货的车子换成了三轮摩托车、汽车，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到2001年，亲朋好友的钱全部还清了。但就在那一年，太原市同时出现了7家内酯豆腐加工厂，价格之间的恶意竞争使华星面临窒息，刘晋梅咬牙坚持着，终于有几家加工厂停产歇业了，刘晋梅赢了，“华星”也更加耀眼了。

“加工厂今年春节过后就停产了。步子实在难迈啊。我们经理去南京考察了，工人也都回家了，就留我在值班。”华星值班室小伙子的一席话让记者十分惊讶。

谈到停产原因时，这位小伙子忍不住告诉记者：“现在的市场疲软，我们的豆腐也不好卖啊。一些小豆腐坊都是用炸过油的豆子，也就是俗称的豆饼做成豆腐，这个1斤只要七八毛钱，而我们是用纯豆子做的，需要两块多钱1斤，成本上就差了一大截。这两种不同原料做成的豆腐从外表上看不出多大差距，只有吃起来才知道。而不少老百姓都不了解这些。而且超市经常收不回钱。最令人气愤的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人来了，明知我们没有毛病，硬是吃拿卡要。去年年底，我就亲眼看见上面来的一帮人临别时带走了我们的豆腐，你说拿了豆腐也罢，可他们连装豆腐的周转箱也不送回来。一个周转箱40多块，七八个都不见了。我们也是小本生意，哪能经得起这些折腾啊？”

“本来我们就是下岗工人办的小企业，本身发展就很不易。我们已经安排了10来个下岗职工，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却被一些人这样拉后腿。我们再咬牙也挺不过来啊。”

“我们经理很能干，而且很有心，招的都是原来山纺下岗的职工，我们是计件的，干得多赚得就多。工人们一般1个月能挣个七八百块，也有的能拿上1000多块。现在工人们没活儿做，又不得不下岗了。”一位搞销售的主管无奈地补充说。

老梧桐，何时引得凤凰数只？

“破产时下岗的工人绝大部分如今都有了自己的生活着落，但是新凯停产后待在家的我们，还是很想有一天能回去继续上班。就是不知机器还能不能转起来？”带着小朱子师傅的疑问，记者来到太原新凯纺织印染厂，大门紧锁，记者绕过侧门，穿过一片高大的梧桐树，只见褪了色的灰墙，破旧的厂房，印染厂堆满锈斑的铁门紧锁着。

“山纺红火时，这里是一片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大型纺织企业，老远就能听到隆隆的机器声。”路过的一位老工人回忆着。

而如今，这里像是一片空寂的荒野！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人车的杂乱、没有纷绕的尘雾，更没有驶进来满载棉花的车辆。那些高大的厂房在寒风中显得那样的灰暗、空旷而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一个个的车间大门都死死地关着。

“四五千人停产在家，新凯每月发200元的生活费都难以为继了，又哪来资金才能让它重新启动起来？我们现在就是缺乏资金啊。”值班室的同志无奈地表示：“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企业带着这些枷锁镣铐跳舞，能跳得动吗？”留守看门的师傅说：厂里的领导们这些天都在市里开会研究这事。听说由政府牵线的一家英国公司很快要来厂里考察，工人们都在盼着呢。

离开时又路过梧桐树下，抬头望去，密密的树枝高高地舒展着自己。新凯的数千工人，谁不希望这些守候的老梧桐能尽快引来凤凰数只？

离开新凯厂区后，记者又路过山纺宿舍区，一家晋剧艺术团正在这里进行元宵节演出活动。一眼望去，挤满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斑白的两鬓，满脸的皱纹，像是被生活的压力压弯了一样的越来越驼的后背，一到精彩处时，他们都举起那双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维修工铸造工的粗糙而布满了老茧的手，举起那在织布或纺纱时接了几十年线头的干枯皲裂的手，哗哗鼓掌。他们没有更火暴的情绪，只是难得舒展开那张满是皱纹、眼袋凸垂、爬满年轮的脸……

蓦地想起网上的一个帖子。题目是《山纺宿舍区的老妇人》，内容是这样的：

她踮着脚尖，不安地唱歌呢

她向外窥视，目光怯懦

她的身前有低矮的围墙，无法逾越

她脚下的方寸之地，堆积着无数的混乱日子

这多么乏味多么缺少诗意

纺织厂实习报告第9篇

20__年，北宿镇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项头等大事来抓，以实施《安全生产法》，人人事事保安全为主题，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指示精神，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目标，加强“双基”工作，开展专项整治，全镇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一年来无重大事故，无严重伤亡事件发生，各种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零，达到几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共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领导，搞好宣传，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开展了《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活动。开展安全自救技能演练活动。举办安全知识竞赛，文艺表演活动。开展校园安全知识宣教活动。

2、落实责任，全面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五个落实，目标落实、组织落实、人员落实、措施落实、工作落实。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网络，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到各个单位、企业、车间、班组。规定了严格的责任目标。同时对各个单位、企业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确保安全生产责任目标逐级得到落实。

3、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我们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和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运输、水上交通运输、公众聚集场所等九个方面的专项整治进行了明确分工，归口负责，确定牵头单位，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先后由安监办、派出所、经贸委、教办、交管所牵头，协同有关部门对九个方面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关闭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2个个体加油站、1个小型炼钢厂和两个无证开采的非煤矿山沙厂、窑厂，排除了安全隐患，杜绝了重大事故的发生。

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统计报表分析来看：

1、产经营单位数53个（见附页），其中应设安全生产机构数53个，实际设置安全生产机构数53个占应设比例100。

2、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10人，其中有专职人员的企业有（方正建筑、誉华建筑、明星家具，生力制造、大帅工贸、刚领运销、恒阳纺织、纺织二厂、呱呱鸭公司、环保化工），生产经营单位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数43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6人，大专以下的47人。

3、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27个（方正建筑、誉华建筑、明星家具、呱呱鸭公司、纺织二厂、环保化工、5个砖厂、16个锅炉），占生产经营单位比例51。

4、查出事故隐患数45个，其中5有砖厂的积水塘、有的企业电路不规范、，个别浴池锅炉老化、安检阀没有校验，还有的企业单位没有消防器材；事故隐患整改数20个（有的企业电路正在整改中）。事故隐患整改率87，

重大危险源数为7个，分别为超范围经营加油站、明星家具，个别无证经营的浴池锅炉、方正建筑、誉华建筑。镇安检办对他们一直都实施监控，监控率为100。

5、全镇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数11个（两个建筑公司、明星家具、环保化工、生力制造、恒阳纺织、5个砖厂），实际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数10个（生力制造没有建立），救援专职或兼职人员数5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