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第1篇

[关键词] 数字贸易 发达国家 治理 经验启示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 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 年5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 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 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 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 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 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 UK（Innovate 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但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通过TPP为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了范例，拥有规则的主导权，而我国目前尚未加入TPP谈判，在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构建中已经落后了一步，亟需积极学习和深入分析目前已有的数字贸易规则国际文本，譬如TPP，研究思考中国能否自主设计一套规则体系来反映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盲从于美国的规则。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寻求机会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表明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同时在我国主导推动的双多边谈判中，引入我国主推的数字贸易规则，使我国这个具备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R]. July， 2013.

[2]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R].August， 2014.

[3] 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5[R]. March，2015.

[4]李忠民， 周维颖. 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对策思考[J].全球化， 2014， 11： 007.

[5]李忠民， 周维颖， 田仲. 数字贸易： 发展态势， 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 2014 （6）： 131-144.

[6]陈靓. 数字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5（3）： 004.

[7]何其生.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数字产品贸易的规制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5）： 142-153.

[8]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融合 大变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解读[M].中共中央出版社， 2015.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s of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全球数字贸易第2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中葡；中拉；数字中枢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下的对外开放政策，他具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惠及多个国家以及众多人口，是一项伟大的政策。阿里eWTP（全球电子贸易生态圈）数字中枢落户马来西亚启示我们，要实现这一伟大政策，借助数字网络这一途径，可以大大的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更好实施。

“数字中枢”就如同人体的神经中枢，是从功能上划分的。可以类比我们的神经中枢。我们身体机能的运转，依赖于中枢神经中的某些功能区域相互之间监理练习，并且能够协同完成信号的接受、分析、综合和传递。同理“数字中枢”正是由人类构建的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生态圈，在圈内的各种数字设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以实现“1+1>2”的有机结合。

基于这样的原理，构建“数字中枢”，以应用于多边贸易，打破原有的贸易边界，让贸易搭乘互联网的快速列车，自由行驶于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让各个国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进行自由贸易，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够基于这样的“数字中枢”系统，无障碍的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就是eWTP的出发点。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信息、支付、物流、服务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运行。

二、中葡、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1.中葡贸易现状分析

自中葡建交以来，两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2015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目前两国关系成熟稳定，充满活力，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葡可以共享海上贸易带来的发展契机。葡萄牙不久前获得了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资格，两国领导人互访，磋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而澳门在语言、法制和文化上，与葡语国家相同。澳门是天然的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平稳，各项监管体制都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澳门还具有一批从事中葡双鱼翻译、公证、法律、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

并且在地理位置毗邻澳门的广东区域，坐落着同为自贸区的横琴新区，可以很好的和澳门进行贸易合作。在法律法规、贸易规则方面，广东自贸区可以和澳门地区协同推进，共同为中葡贸易服务。

（1）澳门作为中葡合作平台虽然有众多优势，但是在葡语国家范围内，没有打响品牌。澳门是天然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不高，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并且澳门作为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与葡语国家在语言，法制，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容易。

虽然澳门平台一直在建设当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并没有将当前优势整合，缺乏普遍的市场认可度，没有形成产业的集聚。

（2） CEPA的推动作用受阻。目前的CEPA尚在WTO的约束下，由于澳门的制造业不发达，所以在这样的双边自贸协议下，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成效。

2.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我国学者关于中拉间的贸易往来研究甚少。相反的，拉美国家对此的研究反而更加积极。有些学者认为，中拉之间贸易竞争激烈。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拉的贸易互补有助于两方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拉双边贸易额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此可见，拉美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拉美仅占3.75%。相比于中国与亚洲、欧洲、北美等国家双边贸易的高比例，显得太过渺小。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中拉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越来越快。

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中的墨西哥、巴西和巴拿马呈现贸易顺差，而与其他的六个国家则呈现贸易逆差。这项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存在互补。一方面，我国作为产业结构发展全面的贸易大国，出口产品受到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又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

三、数字中枢对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旨在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合作共赢。他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为节点，共同建设通常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数字中枢”的构建，有利于沟连世界各地与我国的经济纽带，实现贸易信息共享。

“数字中枢”的构建，可以有效推动澳门的贸易品牌推广，帮助澳门整合各种贸易优势，葡语国家可以通过“数字中枢”所构建的贸易平台，实现与澳门地区的贸易信息交互，提高市场认可度。通过贸易平台，可以大大解放原有CEPA协定的局限，让更多的贸易享有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大型企业。使澳门从原有的服务平台，真正向着贸易平台转变。

“数字中枢”的构建，也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让中拉之间的贸易从原有的原材料和商品，扩大为各种各样的贸易并行，以提高进出口效率，通过电子口岸对接商业平台。

整个电子商务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国家跑的快，有些国家跑的慢，有些国家还没有开始。而一带一路正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他不仅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运输和政策优惠，也树立了口碑效应，使得我国的贸易被全球范围内所认可。同时，“数字中枢”的构建，也可以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服务。

四、结束语

“底种惺唷惫菇ǎ有利于中国通各方的多边贸易。利用科技和信息为经济贸易服务势在必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数字中枢”所构建的平台下，我国同各方的丝绸之路，会越走越畅通。

参考文献：

[1]吴崇伯.CEPA 对澳门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亚太经济，2007，（05）.

[2]李前，邱源斌. eWTP：一个让80%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的平台[J].进出口经理人，2016，05.

[3]刘晓惠，赵忠秀. 经济增长与中拉贸易合作[J]. 时代经贸，2007，4.

全球数字贸易第3篇

数据流下的全球贸易

为了衡量数字全球化的经济影响，我们利用全球97个国家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数据，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十多年来上述流动共拉动了全球约10%的GDP增长，仅2014年总价值便高达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为2.2万亿美元（占总值的近1/3），高于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数据流还通过间接促进其他类型的跨境交流，为全球经济创造了2.8万亿美元。因此，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在短短的15年间，跨境数据流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长至此，实在令人惊叹。这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五年还将增长9倍。

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12%的全球商品贸易也是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实现的。此外，Airbnb、TripAdvisor等网站还为人们提供便于出行的信息，说明数字化可促进人员流动。

另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增长却渐趋平缓。主要原因为需求疲软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此外金融危机也有影响，自危机后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都陷入停滞。同时，众多公司正在重新评估长供应链带来的管理风险和复杂性，更加注重产品投入市场的速度和其他业务成本，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相应减少，因此会在消费量大的国家增加生产。未来，3D打印技术将进一步颠覆国际贸易。

开放平台、虚拟商品和“数字化包装”

大企业纷纷搭建平台管理供应商、联系客户、方便内部交流和信息共享。一些为内部专用，但规模最大、最出名的仍是开放平台：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数字化媒体平台不断扩展，联系着亿万名全球用户。

这些开放平台蕴含着可观的客户基础，使企业直接与客户互动，同时打造透明高效的全球市场：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便可获取产品、服务、价格和全球各地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中介，大幅提高了市场效率。

此外，得益于数字化平台，主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无需实体网点，也能进军新的全球市场。数以百万中小型企业得到新的出口渠道。例如，eBay调查了18个国家后发现，88%～100%不等的中小企业依靠 eBay平台出口，而在传统企业中该比例不足25%。

电子书、应用程序、网络游戏及音乐下载等虚拟产品和流媒体、软件及云计算等虚拟服务的贸易也逐年扩大。3D打印技术的成本降低将带来贸易新领域――也许日后，企业只需发送电子文件，商品便可在当地打印生产。实际上，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在边远地区3D打印零部件和替换件。

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包装”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价值。以物流公司为例，可以利用传感器、数据和软件追踪运输过程。某项研究发现，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节省高达七成的库存成本，大幅改善效率。在德国的案例研究（样本包括宝马和惠普）显示，该技术减少了11%～14%的运输损失。

开启数字化探讨

20世纪全球化的商业模型在数字时代或已不再适用。企业领导者在权衡得失利弊时，可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开启数字化讨论。

1.我们是否清楚竞争现状？

数字化平台打破了规模和地域的限制，让更多企业可以迅速推出产品、扩展新市场，竞争因此日益激烈。亚马逊现有200万第三方商户，而阿里巴巴平台更是吸引了1000万商家。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由1977年的84%降至2013年的50%，体现了该国最为明显的趋势――“微型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全球各地的新兴数字化公司参与到竞争中，带来了价格压力，使得产品周期缩短了。

2.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能力？

建立数字化平台、线上客户关系和数据中心不再是互联网巨头的专利。例如，通用汽车正在改革其核心制造能力，希望借此引领物联网技术。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当重新审视手中的资产（包括客户关系和市场数据），探寻获利新途径。为此，企业需要先进的数字化能力，才能占据主要的竞争优势。至于尖端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利用线上人才平台，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寻找千里之外的人才。

3.能否简化产品战略？

过去，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市场提供定制产品、服务或区别定价时，常面临种种困难，而数字化大大便捷了这一流程，另外也简化了全球产品的种类。多家汽车制造商纷纷朝这个方向努力；苹果iPhone和iPad系列不论在哪里买，设计和品牌全球统一；Airbnb、Facebook和Uber也是一樱在开辟新市场时未做过多因地制宜的调整，而是复制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模式。媒体和消费者技术产业能够全球同步发行产品，主要得益于社交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平台让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即刻了解其他国家的更新内容。因此，这种同步发行机制可能使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流行。一言以蔽之，审慎权衡产品定制化愈发成为高层领导考虑的重中之重。

4.企业组织和供应链是否有待改善？

借助远程协作和即时通信工具，企业可集中某些散布在全球的职能部门，跨越国界打造虚拟的全球团队，甚至完全抛弃只有一个全球总部的传统模式。例如，联合利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精简了40条全球服务线，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可以在视频会议上讨论交流。

同时，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产业链。近期一份UPS调查显示，约1/3的高科技公司将生产或组装厂址迁至更靠近终端用户市场的地区。随着3D打印技术的普及，更多企业将重新考虑制造选址，最终或将重塑全球制造价值链。

5.有何新风险？

全球数字贸易第4篇

在日本日立公司设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内，几百名工人正在制作电脑光盘，并用箔纸将其包装起来。和其它大量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将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运往美国。

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基本是由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只是其庞大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

分析人士认为，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把各国合作生产的产品归为供应链末端国家的产品，这种做法使全球贸易数字严重扭曲，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威胁，而事实并非如此。

2月1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与中国新的贸易逆差，这种扭曲届时将再次出现。据估计，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激增至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

似乎中国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自中国生产的更廉价的玩具、服装、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让他们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包括零售商们都大赚了一把。因为他们是生产大量廉价商品的中国工厂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大部分的贸易利润都被他们攫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同时，对工厂的控制权以及生产利润也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失败者主要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亚洲其他地方和美国的失业工人。当公司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这些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失败　者。尽管商品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中国，从整体上看，美国从亚洲进口的状况在过去的15年中并没有改变。

台湾曾经是全球计算机的组装工厂，但现在，这个地位已被中国大陆所取代。过去，香港的服装工人把成千上万的布料加工成衣服：现在，这个工作也改由中国大陆的服装工人来做。过去，日本出产世界上最时髦的家用电器品牌，如日立、索尼、松下和东芝，现在，大多数的时尚品牌都从中国远销海外。

事实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控制。而分析家们表示，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业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由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零件统一运至中国进行组装。这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认为，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使用同一款产品，也有部分专家呼吁我们干脆不要理会那些贸易数字。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1995至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至中国大陆的工厂数量也大大增加。10年前，台湾控制了全球计算机的零部件市场，并主要依靠台湾岛内的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现在，台湾公司仍然在出产全球80％的计算机主板、72％的笔记本电脑以及68％的液晶显示屏。但所有的组装生产程序都搬到了中国大陆。

宏基(Acer)下属企业AOpen的执行官TonyYang表示：“所有的人都来大陆了。我们的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主要生产设备都转移到大陆，台湾的工资实在太高了。”

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已初具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杭州。韩国三星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和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

贸易数字反映了这种大规模的变动。1990年，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占美国进口总额的38％。

去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美贸易增长了12倍。同时，亚洲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保持稳定，依然保持38％。也就是说，如果商品仅仅贴上“亚洲生产”的标签，15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很多商品相对比较便宜了，因为中国大陆成为了世界工厂。

即便发生了这种转移，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甚至继续扩大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巨大影响，生产越来越精密的模型，生产待组装的配件，实行市场和品牌管理。所以，即便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亿美元，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高达1370亿美元。

“我认为发达国家并没有将如此多的工作转向亚洲，”瑞士信贷集团的VincentChan表示，“香港和台湾见证了其制造业的消失。”

可以确信，美国和欧洲公司正逐渐将其生产转向中国。戴尔和IBM电脑的生产过去主要集中在美国，而现在它们绝大多数的电脑组装在中国完成。

更大的跨国公司正纷至沓来。空客公司考虑在中国进行客机生产，而通用汽车也在考虑将其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远销海外。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为廉价的外来民工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即便他们工资仅有75美分／小时。但迄今为止，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还不能从进行基本生产转变为产品设计甚至更高的开发工作。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日本创建了诸如丰田、本田、三菱和索尼等在内的晶牌，而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品牌，大多数企业仍在努力创建品牌知名度。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美国才是所有一切的最大受益者。一个芭比娃娃价值20美元，而中国仅得到了其中的35美分。”

中国官员适时地表示，贸易数据显示的中国巨额顺差成为令人误解国家很繁荣的信号。

“过去几年间，中国得到的仅仅是一些漂亮数字”，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表示，“美国和外国公司则得到了真实好处。”

当然，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如同那些20世纪远在海外创建商业帝国的前辈那样，更有雄心的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崛起。重庆68岁的千万富豪尹明善就是其中一员，他正在成为中国的亨利・福特。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商。”他表示。

尹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卖书，而90年代卖发动机和摩托车。今天，他旗下的力帆集团刚刚开了一家大工厂。尹表示，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向美国出口汽车。

全球数字贸易第5篇

破除治理“碎片化”

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除了经济增速缓慢，全球经济复苏还受到全球协作“反对者”的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何去何从面临重新选择。

针对分歧，G20杭州峰会向外界表明：全球合作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重振贸易、刺激世界经济，G20各国应彼此协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协议。

此次杭州峰会的会标图案即表征了本届峰会全球协作、破除治理“碎片化”的精神和诉求。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 2016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G20的“0”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

贸易增长全面战略

在打破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贡献方面，《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7个方面。

降低贸易成本

G20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并鼓励所有世贸组合成员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测算，TFA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

G20保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采取促进更加开放、可持续和包容价值链的政策，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值。

促进服务贸易

G20成员承诺实施政策以支持开放、透明和竞争市场。这将促进服务提供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支持更加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强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缺口阻碍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贸易融资缺口在最贫困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小岛国，这些国家在获取相应知识技能以运用贸易融资工具方面也面临挑战。G20将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制定贸易景气指数

在贸易增速相关的指标方面，掌握更多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信息对各国都有益。G20有信心“贸易景气指数”将作为贸易的提前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更实时的贸易发展指标。这将成为G20成员政府调整贸易相关政策的重要工具。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贸易和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经济贸易结构的深刻变革，鉴于这种形势，G20成员同意加强电子商务问题的讨论与合作。同时，为了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数字技术，获得更大利益，并帮助其实现包容性贸易增长，G20成员鼓励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找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讨论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并欢迎工商界提出的搭建世界电商平台（eWTP）的倡议。

关注贸易促进发展

G20成员认识到，贸易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支持健全的农业政策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G20将更好地利用贸易促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化”

尽管质疑“全球化”的呼声被某些政客利用得风生水起，并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中国政府和G20成员一致认可“贸易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作用”。此次G20杭州峰会即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推动“全球化”在经济增长疲乏下的发展。

回顾21世纪前10年的景气时期，中国与美国贡献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中国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世界进口贸易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拉动一大批国家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在次贷危机和美欧债务危机中，中国从“东亚经济稳定器”进一步上升为“世界经济稳定器”。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7%的较好水平，且未来前瞻在主要经济体中相对乐观。

全球数字贸易第6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美国经济  贸易逆差  贸易利益

    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世界各国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活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一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而独自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繁荣、出口大幅度增长伴随出现。从全球化视角来看，巨额贸易逆差既是全球化的产物，通过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自身拥有的高科技发展的优势、庞大的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网络，美国推动和领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世界经济的波动紧密地与美国拴在一起。

一、美国贸易逆差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1980年以来，按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1999年贸易逆差高达3389亿美元，较上年增幅53.7%，占GDP的3.6%，较1990年增长了3倍，创造了历史新纪录；2000年再创369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受此影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亦同步增长，全年达4446.9亿美元，约占GDP的4.6%。

    自2000年10月以来，美国经济出现调整，到200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0.3%、-1.1%和1.2% ，美国贸易逆差也同步下降，2001年上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1848.88亿美元，同比减少了6.4% ，全年贸易逆差总额为3475亿美元，是6年来的首次下降，但仍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最高年份。2001年全年经常赤字约为4100亿美元，较上年度有所减少。即便如此，其绝对量依然是巨大的。

    巨额的贸易逆差，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得美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波动的主导因素。

    1．贸易逆差推动美扩大出口，开拓新兴市场，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面对80年代末期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局面，克林顿上台以后，提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口号 ，将对外贸易列入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中。1993年9月，出台了“国家出口战略”，成立了专门推动出口的机构，即“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以“公平贸易”幌子，为美国公司的海外市场打遍天下。他们一方面努力消除出口障碍，为企业出口松绑，实行重点产业重点扶植的“战略贸易政策”，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建立直接协助企业推动出口的机制；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加强对“新兴大市场 ”（The Big Emerging Marketing）的开发及促进本国关键产品的出口。在这一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也使新兴市场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继续强调发展自由贸易，并把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和在2005年前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其对外贸易政策的优先议程。即便中美关系一度紧张，但美国仍然努力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关系，按一位美国众议员的话说：“如果不继续与中国保持现在的贸易关系，我们失之甚多，得之甚少” 。正是在这一指引下，布什总统2001年年底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另一方面，在推进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过程中，美国凭借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的“控股地位”，要求他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建立市场经济、推行贸易自由化，大力开放市场，尤其是服务业与电信市场。由于有了巨额贸易逆差，在其他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对美出口）的背景下，美国打开他国市场的企图往往得逞。如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其关注的新议题，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等方面，进展迅速；而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农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等议题，却进展缓慢。1997年，美国又利用WTO签订了《信息技术协议》，在自己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1/3的信息技术领域要求各协议国家开放市场。甚至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美学者威廉．普拉夫认为，其根源在于美国倡导的、让亚洲大国经济的全球化。

    有学者认为，IMF、世界银行乃至WTO等国际组织已经成为美国的代言人 ，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在维持全球经济秩序、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而美国推动和领导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并使之为美国利益服务。

    2．通过巨额逆差，美国事实上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引擎”。

全球数字贸易第7篇

关键词：供给侧；ICT服务增值；数字经济；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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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贸易第8篇

作者简介：曹垂龙(1966-)，广西桂林人，广西梧州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和国际经贸。

摘要：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其根源是新时期的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当今的美元霸权是在全球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入，且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浮动汇率制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带来了更大的便利。美元霸权导致人民币升值绩效的弱化；对人民币汇改的速度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浮动恐惧”和美元大权重之刚性。人民币汇率决不是全球失衡的“救命稻草”，美国必须为化解全球经济失衡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全球失衡；美元霸权；新特里芬难题；人民币汇制改革

一、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

当前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人们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个焦点。所谓“全球失衡”是指美国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巨大的逆差，而中国、日本及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等却存在巨大的顺差，或者说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主要来自东亚各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失衡持续扩大：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1年的389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856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也由3.8％增至6.5％；处于另一极端的中国，其贸易顺差由2001年的226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775亿美元。按美方的统计，中国多年以来为美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地，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1/4以上，贸易差额由2001年831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2016亿美元，再增至2006年的2326亿美元，占美2006年贸易逆差总额的28.4％。

二、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剖析

(一)新时期的美元霸权

所谓美元霸权就是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中心货币地位，使其它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美国也因此从中获得“法力无边”的利益和权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挂钩”体制铸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使美元获得了中心货币地位，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的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当然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特权和利益，如铸币税等。虽然“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瓦解，但这不意味着美元的霸权地位从此消失：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无可奈何地选择盯住美元，使美元成为稳定其币的名义锚；在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中，美元独大的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目前在IMF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5％(详见表1)；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也已近70％，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也占近50％。

新时期的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主要有：

1．国际铸币税。根据IMF的统计，1995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大约有3750亿美元，美国因此可以获得大约150亿美元的年收益；时隔12年后的今天，随着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数量的增加，美国因此每年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应该在200亿美元以上。

2．债务逃脱或减负。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国对外负债几乎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来达到债务减负的目的。2002年以来的美元贬值，使美国实际债务减负约30％。

3．美元霸权是美国“双高赤字”赖以维持的根本，进而确保美国经济在内外失衡的情形下能够持续运行，使美国能够尽情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

4．可基本上使美国远离外汇风险、外债危机等的伤害。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

1．“全球失衡”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 “特里芬难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的信心与清偿力之问的矛盾：一方面，美国要通过一定的逆差为国际上提供充足的清偿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的逆差却又会造成美元贬值的压力，进而伤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换句话说，如要保证充足的清偿力，就会伤害美元的稳定性，造成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反过来，如要确保人们对美元充满信心，美元就必须稳定，那么美国的国际收支最好不要出现逆差，如此“美元荒”的出现也就为时不久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形成了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由于美元独大的霸权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美国仍然需要为世界各国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信心与清偿力的“两难”仍然困绕世界经济金融，称之为“新特里芬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行体系下，一定规模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这必须主要依赖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来提供。其次，美国和东亚(尤其是中国)已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有资料显示：近15年来，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约35％和15％，合计约达50％。拉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是其高消费，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则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这正是美国贸易收支高逆差和中国贸易收支高顺差的根源，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可见，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会导致全球失衡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2．美元霸权是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和持续的原因。由于美元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具有“一币独大”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就赋予了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这必须主要通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途径来提供，这与长期以来美国提供了全球经常项目大部分的逆差是相吻合的。在现行的不稳定、不公正、不合理、汇率频变的“牙买加魔盒”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金融经济实力和本国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越条件，较好地实现了汇率制度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变迁，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实力薄弱，尤其是本国货币处于国际储备体系的，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却难以摆脱“原罪”的约束，难以抹去“浮动恐惧”的烙印。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却仍然难以摆脱“小金融”的事实，因此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不得不选择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硬盯住”或“软盯住”，甚至一些国家名义上称实行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却往往通过“管理”，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形成事实上的“硬盯住”或“软盯住”。麦金农等一些学者把东亚的这种汇率安排称之为“美元本位”

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在这种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为确保汇率的稳定，一方面长期以来把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实力(增加外汇储备)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造成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另一方面央行为稳定汇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进而导致国际储备大幅度攀升。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出现大量逆差，而美国的这些逆差又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根本原因。

3．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特性和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是全球经济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的最大区别在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在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承担更小义务，以及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比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带来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

第一，由于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为了自己的利益，扩大美元的发行，从而形成了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的内在机制。近年来，在美国持续的巨额“双赤字”的带动下，形成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从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而货币却增加了3倍；从2001到2005年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国债总额达8.3万亿美元；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更是世人皆知，但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恰恰正是其高财政赤字维持的关键条件(境外美元购买其国库券)。

第二，由于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更肆无忌惮地大量举债和通过贸易逆差大量输出美元，随意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而不用担心债务过大(超过黄金储备)和美元危机等问题。

第三，由于牙买加体系是浮动汇率体系，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是自发形成的，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承担的义务要小得多，因此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享受美元贬值所带来债务缩水和打压它国等的好处。

第四，由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签定、各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的提高等，使美国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美元特权，美国甚至可以利用其美元和金融强权，扰乱它国的金融秩序(甚至造成金融危机)，从中渔利。

三、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负面影响

(一)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1．美元霸权和“新特里芬难题”下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的刚性。由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浮动汇率制下的美元霸权，从而使美元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特权。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往往会不断增发美元，同时继续维持“双高赤字”和高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其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然而，这整个过程却又是“新特里芬难题”不断累积的过程，即美元贬值压力不断形成的过程，进而导致处于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另一极的中国的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之刚性。2003年以来，随着美元的贬值浪潮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不断升级，截止到2007年5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至7.6506(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同)，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达8.2％；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仍然强劲，仅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357多亿美元。

2．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的贸易收支改善效应之悖论。自2002年3月份以来，美元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到2004年底，美元汇率指数下降了27％，尔后尽管美元在2005年出现反弹，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7％，但2006年却又再度贬值，致使其汇率至今仍然大大低于2002年初的水平。然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4272亿美元，占GDP的4.2％，增至2004年、2005年的6504亿和7666亿美元，分别占GDP的5.5％和6.1％；2006年达8180亿美元，比上年增6.6％。就人民币而言，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至2007年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达8.2％，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中美贸易顺差都不降反增，在2005年8月至2007年2月的19个月里中仍分别达2688亿、2285亿美元(中方数据)，分别比汇改前的2004年1月至2005年7月的19个月增227％和64％，这也说明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美中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低关联性。

经济学描述了储蓄与投资之差、出口与进口之差互为对偶关系(s-I=X-M)，即储蓄过多(储蓄大于投资)会产生贸易顺差；反之，就会产生贸易逆差。美国的私人储蓄率通常在5％以下，有时甚至为负数(2005年第三季度为-1.6％)；美国的高财政赤字更是世人皆知。可见，美国的低私人储蓄和巨额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总储蓄率低下和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正是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详见表2的对应关系)。IMF2005年9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强调，美国的总投资率大于总储蓄率才是美国高贸易逆差的根源。因此，美国应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扩大负主要责任。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长期的“双高赤字”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根本原因是美元霸权所致。

(二)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速度的负面影响

1．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的速度的影响：“浮动恐惧”之刚性。由于美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对外计价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通常分别大于3/4、80％和98％，尤其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70％，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因此对中国这个金融市场仍然非常落后，特别是在外汇市场的汇率避险工具和避险途径仍然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对确保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汇制是参考一篮子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约翰・威廉姆森所倡导的“BBC规则”极为相似，其中的一个B为Band，就是浮动区间，即事先确定一个允许汇率浮动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允许汇率可以根据市场力量波动，从而赋予了汇率制度具有一定的承受外汇市场短期汇率波动的灵活性，为抑制国际游资提供一定的机制和为独立的货币政策释放一些空间，并为难以测定的本币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一定的评估缓冲区间。浮动区间越宽表示汇率的弹性越大，为货币政策独立性释放的空间就越大。汇改后的前2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仍然限制在0.3％范围内，尽管从2007年5月21日开始，由0.3％扩大到0.5％，但是0.5％的浮动区间仍然大大小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1％允许波幅。汇改以来的事实证明，汇率带宽太窄，汇率仍然难以浮动起来，游资冲击仍然难以有效抑制，严重冲击我国货币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表面上看这是“浮动恐惧”，而这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无奈，如果说是“美元霸权恐惧”，可能更为

确切。

2．对人民币新汇制的货币篮子构成的影响：美元大权重之刚性。“BBC规则”的另一个B为Bas.ket，即篮子平价，通常选取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尤其是商品和劳务贸易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从而确保其有效汇率的稳定。周小川说：现阶段的篮子货币的确定是在兼顾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和FDI等因素的基础上，以对外贸易权重为主。表3显示了2006年中美贸易在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中美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前三大贸易伙伴、前七大贸易伙伴、前十大贸易伙伴的比重分别为15％、35％、20％和19％。如果以与此相关国家的货币组成相应的四种货币篮子，并且分别按上述比重来确定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那么美元在这四种篮子中的权重则分别为15％、35％、20％和19％。但在现实中，不管中国选择哪种货币篮子，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都不可能如此低。因为，一方面美元的权重越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也就越大，而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目前美元仍占我国对外贸易计价结算的80％以上和外汇交易的98％左右，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东盟主要国家货币仍是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港元也是实行联汇制，与美元保持“硬盯住”，因此它们在篮子中的权重也在一定程度加大了美元的权重，导致美元的实际权重远大于名义权重。从汇改后的实际绩效来看，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仍然很大，盯住美元制色彩仍浓。由于在任何三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均未超过2％，2006年IMF甚至仍将我国的汇率制度纳入事实上的其他传统的固定盯住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一些学者在设计人民币货币篮子时，往往也会给予美元超过50％的权重，如：曹垂龙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近60％的权重；许少强等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的权重甚至高达80％等。事实上，只要美元霸权的存在，只要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种人民币对美元事实上的依附性，即“美元大权重”(甚至可以说是盯住美元)之刚性就难以消除。

四、探索化解全球失衡(美国高贸易赤字)之途径

(一)人民币汇率决不是美中贸易失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经验证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动在短期内仅能解释美中贸易差额变化的3％，在长期也仅能解释6％。究其原因主要是：美中贸易逆差的75％以上来自FDI产生的“迁移效应”，且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证明，只有10％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率非常低，杜晓蓉证实只有0.06％，即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进口价仅增加0.6％。退一步来说，就算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导致了中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能力的下降，那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导致美国逆差的转移，即美中逆差可能有所下降，但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逆差却会增加。因为致使美国巨额逆差的根源不是简单的汇率问题，而是其巨额的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可见，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既无法有效地解决美中贸易失衡问题，更不可能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二)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要作用

全球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高贸易赤字，而美国的高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滥用美元霸权、第二产业出口竞争力下降、控制技术出口等等。约瑟夫・斯蒂利茨博士在2005年中美财经商业高级研修班上演讲时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不在中国，是美国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1．尽快纠正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如上所述，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的主要原因，进而是美国贸易失衡及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由于2006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482亿美元，是4年来的最低水平，相应的美国贸易赤字的增长速度也由2004、2005年的22％、18％下降到2006年的6％。然而，在美国私人储蓄率极低的情形下，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放弃财政赤字政策，才能纠正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和从根本上改善贸易失衡。

2．放弃滥用美元霸权。美国“双高赤字”的长期维持，实际上是美国长期滥用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长期靠高贸易赤字大量输出美元，在美国从中享受铸币税等好处的同时，全球失衡也在不断积累，而且与此同时形成的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进而是美元贬值压力(或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的过程，从而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3．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的歧视性控制。美国政府长期采取控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政策，这无疑影响了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货物贸易的出口，有资料显示仅2004年美国就为此丧失了约250亿美元对华出口的机会，从而加深美中贸易失衡。

4．正确看待中美双方关于贸易差额在统计上的分歧和水分。由于统计方法和标准不同，导致中美双方对于贸易差额分歧的金额不断增加，也是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水分增加的原因。如经笔者计算，2002年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竟高估了246亿美元，高估率达24％。

全球数字贸易第9篇

【论文摘要】 当今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能称得上普遍完善的全球化，其自身依然存有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全球化概念、特征和潜在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尝试探讨一些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全球化 相互依存 潜在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WTO Annual Report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2011年有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