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2篇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3篇

关键词：女性学；中国学；社会性别；本土化

摘要：女性学学科的方法论应是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借用阴阳理论，采用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社会性别分层研究等研究范式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性别问题，可以为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提供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28-05

一、引言

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女性学(Women Studies)在中国高校教育中渐入佳境。然而，女性学学科依然还处于边缘状态，存在“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各高校开设的女性学课程还不够规范”[1]等问题。

学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国内女性学学科建设理论目前处于方法论的探索阶段，甚至有人认为方法论缺失。方法论的选择显然与学科目的有关。女性学学科目的应是进行关于社会性别的教育和研究。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其一，干预知识生产、改造社会文化，质疑和挑战通常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言说和传达机制。其二，为婚姻、生育、家庭和医疗、教育、就业等有关的社会性别决策进行理论准备和参考。其三，在主流文化框架下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咨询和政策宣传，培养和塑造合乎需要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身份。其四，批判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揭示社会性别的历史建构模式。因而，女性学学科教育和科研的方法论都应该是社会性别研究，即“兼顾对社会性别方法论的坚持和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但以坚持社会性别的方法论为先”。[2]

然而，源于欧美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否能够被简单移植人中国女性问题的讨论与分析之中，还值得认真讨论。按照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历史地形成的，因此，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脱离社会性别宣示的具体语境，很难得到准确的社会性别认知。学界早已意识到如何将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两性存在状态做出自己的解释，用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去诠释它的历史存在”。[3](p43)2005年在“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上，云南大学学者回应了本土化的呼声，认为本土化就是“把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观点吸收融化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1]本文所谓本土化，指中国女性学应建设出具有中国文化系统下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社会性别研究。

二、美国学者对明末清初社会性别研究带来的启示

国内对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艰难尝试时，美国的中国学①学者已经为社会性别理论的中国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当下中国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学成果无疑可以使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获得启示。本文即以美国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社会性别研究为例，阐述美国学者如何将社会性别研究中国化。

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极为强调方法论的中国化，对照搬社会性别理论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觉：“强调身体差异的社会性别建构仿如西方现代科学革命中的一项独特发明，它与‘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一起被打包到中国。”[41(P6-7)进而言之，美国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注意到了三个方面：历史还原、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层次，即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存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思维和历史现实、中国女性与男性之间具有阴阳互补的性别关系结构、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身份具有多样性。

明清时期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时期之一：“一个最好的范例就产生在女性作品和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作品的研究领域，学者运用西方女权观与中国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得出别致研究结论”。[5]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如柳如是、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如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②的论文“吕坤的新读者：女性识字对17世纪社会思想的影响”、魏爱莲(Ellen Widmer)③的论文“17世纪中国才女”、孙康宜④(Kang-I Sun Chang)的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高彦颐(Dorothy Yin-yee Ko)⑤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对女性教育、女性结社、女性出书及女才子与男性文人的互动关系给予了关注。这些论文或论著在围绕17世纪文学或社会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时，极为注重历史还原。

高彦颐提醒人们分析中国女性问题时，应注意避免“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她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的二分模式中，人们往往将规范静态化，罔顾历史现实中理想化准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中国的女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将规范当做了历史事实：“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高彦颐提出用新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取代"SEIN"时期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二分模式，新的模式被称为三重动态模式，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6](p1-28)所谓三重动态分析模式，实际正是历史还原的具体方案。过往历史分析时惯用的文学经典(通常是由男性建构的文学经典)、正史材料、官方论述、贞节牌坊等在一定范围内被质疑。高彦颐援引了四、五百种各类材料以及各种相关的古今著作，通过对插图绘画、书坊出版、女性文学以及男性文人创作的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小说、话本、戏曲等材料的考察，揭示出17世纪才女可能在理想化的规范与生活实践的错层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会性别研究不仅注重还原，还注重将女性与男性并置予以研究，“不仅仅对女性予以考察，也考察男性，社会性别研究拓宽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7](p271)正是将男女两性关系置于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历史还原，美国学者注意到不同于西方性别之间的截然对立，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别思维中的阴阳互补观念，中国文化中女性与男性或女性之间组成了极为复杂的性别关系。费侠莉(Charlotte Furth)⑥的论文从阴阳关系的角度人笔，通过考察16世纪医案及其在17世纪的反响，[8]费侠莉认为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是阴阳互转观，即承认相对的可转化的对立(flexible bipolarity)，因此，男女生理差异也是可互转的。[8]这种观念可以在中医学中得到证明。中 医认为人皆来于男精女血，因而每个人的身体内部均有阴阳。阴阳两种流动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生理性别差异。怀孕时阴阳关系不能平衡则会产生生育异常，如出现两性人现象。费侠莉对中医的研究结论打破了将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差异而二分的思维模式。同一种性别的身体包含着阴阳两性，还挑战了西方社会性别理论中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对立的思维模式，社会性别可能是与生理性别无关的角色扮演。这一观念在她的《繁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公元960～1665年》一书中被强化。费侠莉考察了更多的中医医案，尤其是妇科医案，从中挖掘出不同于西方生物学系统对社会性别与身体的认知。费侠莉认为，西方人对身体与社会性别的认知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采用了一种过于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语言，将生理性别看作是自然的、动物性特征，从而将其固定化、绝对化。与之不同，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身体是由各种阴阳组合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因此，男性或女性的身体中均存在阴阳关系，男女之间的阴阳关系也统一于一个更大的认知系统中：“宽泛地理解，中国关于阴阳的概念组建了一个联锁网络，这一网络将许多现象的抽象意义联结到一个共同的机制中。男女关系即是这一机制的的组成部分”。[4](p7)

费侠莉的研究与社会性别分析的两种研究路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一为研究双性同体(Androgyny)。美国的中国学界出现大量关于身体和性的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对贾宝玉、王熙凤等形象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错位特征的分析以及明清同性恋或双性恋分析均成为研究热点。Zhuyan Zhou⑦的专著《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考察了明末清初“双性同体”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性别政治的文学表征。Zhou重点选择《红楼梦》、《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以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作品及其作家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并说明作家的这种社会性别审美趣味与道家阴柔思想密不可分。与17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明清文学中的双性同体是对当时新儒家思想的反动，是作家政治自卑焦虑的反映，是作家对阴柔政治不满的体现。[9]费侠莉在其论文中以李良雨事件为个案分析明代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识。[8]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发生的李良雨事件典型地反映出其时人们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知。李良雨两年时间内由男变女，这一事件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被改写后出现在李渔、沈德符和李诩的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中。费侠莉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历史事件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此事的热烈关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因而不难理解当时的李东等人开始谴责晚明上流社会的男性女性化和男风盛行的现象。

其二为研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互补关系。一旦男女的生理性别是瞬时和偶然的，则社会性别也可能在两性之间转化甚至颠倒。孙康宜关注文学文本，她注意到有的男性文人在诗文中摹仿女性声音，而有的女性诗人则反之，因而单凭诗歌文本难以确定性别身份。孙康宜因此提出“文化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男女两性均欲跨越社会性别区分。[10](p961)在《(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浦安迪(Andrew H.Plaks)从叙事学角度发现《红楼梦》存在阴阳关系的原型隐喻。艾梅兰(Maram Epstein)⑧研究《礼记》和朱熹《家礼》后看到了儒家伦理注重两性之间的均衡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既是自然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特征的清晰体现。[11)(P25)因此，《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对阴阳和谐关系的隐喻，表达出阴阳失衡的忧虑。由此看来，两性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远非仅止于家庭内部的关系而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社会性别研究的外延被大大扩展。

正是基于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女性具有复杂的性别结构或层次。社会性别层次的研究范式使静态的群体性的女性被动态的多样性的女性取代。即便是置于总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定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也可以变得更为丰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出身、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年龄辈份等均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扮演或社会性别处境构成影响。因此，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将女性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进行细致而深入地研究。才女、狐仙、小妾、婢女、妓女、女同性恋、三姑六婆、悍妇、女勇士、寡妇、宫女、缠足女性、贞女烈妇、职业妇女、下岗女工、女留学生等各个性别层次的女性均进入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视野。[12]

对文学作品中的悍妇、妒妇、泼妇形象研究是这种研究范式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一般而言，女性阅读理论中的妇女形象批评认为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归为两类，即天使类或妖魔类，悍妇形象则属于男性作家因“厌女症”而塑造的妖魔化女性。但吴燕娜(Yenna Wu)⑨在研究17世纪小说戏剧的长篇论文中，注意到了17世纪小说戏剧中塑造的悍妇、泼妇、妒妇形象并非完全为男性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而有其现实基础。从大量正史材料和笔记小说来看，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能的确会由于家庭出身、经济地位、文化教养、个人品性、家庭责任等各种原因形成对男性的支配权。[13]此外，中国小说戏剧的妒悍主题书写中，男性的惧内也普遍被冷嘲热讽。因而仅就悍妇这一社会性别层次而言，很难简单判定作者只是在嘲讽女性。在研究中国悍妇的专著中，吴燕娜认为悍妇出现的原因来于父权观念对女性的压制激起的女性反抗；儒礼及其衍生的闺训引起女性的抵制；法律和经济制度对女性独立和改嫁权利的剥夺导致女性的反抗、家族之中女性之间的压制和反压制、丈夫品性的低下与生活恶习遭到妻子的鄙弃与不满、妻子的懒散暴虐的性格导致对丈夫的虐待等；从男性角度来看，“惧内”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妻子无法约束或家训不严、对妻子的情感痴迷、日常和家庭生活对妻子的过度依赖、休妻与个人家族荣誉之间产生矛盾、社会舆论对休妻再娶的普遍谴责、姻缘天定的宗教观念等。[14](P20-50)这种分析模式实质是将妒悍之妻与惧内之夫分别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中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妖魔化或天使化女性复杂生动。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发现，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讨论明清之际女性问题时实际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和社会性别层次研究。一般情况下，这三种研究范式是交叉的。

三、值得思考的方法论和本土化问题

上述研究范式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反本质主义思潮相呼应。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曾批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经常不考虑生命的复杂 性――女性是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种族和群体组成的。[15](P486)历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也批评人们整齐划一地将女性当做一个不变的受害的整体的倾向，[16](P365)对于女性解放而言，这种做法并无好处。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fGender Trouble)一书中更是认为，性别角色绝非固定不变而只是一种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表演来改变自己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研究方法显然还回应着文化研究中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Michel Foucauh)的非常规权力分析模式。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霸权的建立需要借助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与霸权理论具有内在联系，权力是多向分布的，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决然对立的关系。

尽管美国的中国学阐述的是他们本民族和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但越来越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学队伍，加之有意识地进行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美国的中国学界已经与国内学界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采用上述三种研究范式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往往会使用到“阴”、“阳”等中国文化独具的概念，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社会性别思维源于阴阳思想：“儒、道美学视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masculine)和女性化(feminine)的所有特点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阴阳两性的关系也是如此。”[17](p156-170)

由此不难发现，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和中国的阴阳理论的结合已经成为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资源，这是美国的中国学界给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启示之一。“阴”、“阳”二字最初用以表示阳光的向背，但后来逐渐用以表示一切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力量。梁启超认为，至少在孔子看来，“宇宙间有两种力，相对待相摩荡，斯为万有之缘起。此两种力难以表示，故以种种对待形容词表示之，如刚柔动静消息屈伸往来进退合开等皆是，而阴阳亦其一也。”[18](p343-349)实际上，道家、墨家、兵家和今已失传的阴阳家等诸家著作中，“阴”、“阳”也被用以表示天、地、人诸事诸物中均存在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因素，“阴阳”成为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易之十翼”中，为乾卦和坤卦所作解释已经将男女关系与乾坤阴阳关系联系。至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明确提出“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两性关系成为阴阳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具有阴阳互相转化互相补充的关系。对于阴阳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关系，国内已有杜芳琴、闵家胤等人予以论及，本文不再赘述。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4篇

一、引言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女性学假设:虽然男人和女人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singlesociety)中，但男人和女人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女性学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例如上述提及的非官方的、私人的、非戏剧性的、隐形的、情感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却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这不同于原有的理性含义，而是特指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就此而言，女性学方法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和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的再认识。女性学关注女性被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私人生活领域、社会经验和知识贡献，并以此作为分析女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工具［7］［8］。根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9］，女性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地评价性别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提出具有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女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开发女人而非男人所关心的问题与议题，发展出另一种解释或假说，使用另一种证据，促进对女人世界观的理解，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说，女性学就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在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的同时，探讨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新规律［7］［8］。

女性学虽然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相对立，即不以男性为敌。首先，它注重的是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女性学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状况，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再次，女性学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意识为出发点研究、探索社会运行的状况及其规律。它虽然强调其女性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但也注重对男性的研究，并通过对自身以及男性的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女性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有性人(sexedbe-ing)”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10］［11］。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具有国别差异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学术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学术将更适用于女性，也更有利于女性［12］。#p#分页标题#e#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包含严重的男性偏见，刻意突出男人的主体性，并予以自然界特殊的性别，用“它”指称自然界，显示出男性同时控制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并主宰女人的自由，因此，女性学研究者需要通过对隐蔽在科学研究中的男性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对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加以揭露，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的男性中心和男性偏见进行强烈抨击，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女性学研究者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或应用于“证明的情境”，而不适用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即“发现的情境”。所以，女性学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因为科学家在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时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并且不同的科学问题将会导致一个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科学图景。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诸如区别主体和客体、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重复性等［13］。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批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传统解释，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中认识与把握科学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根源及变革策略［14］。同样，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质疑和批判，其立论基础与贡献不仅适用于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也给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尽管女性学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化证明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是，其反思给人们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更为深入而宽广的思考空间［13］。

男女两性作为现实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两种性别角色，他们的差异不仅在生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功能和性别特征，更主要的体现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性别意识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乃是由生理特征决定，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为其有异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因而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针对这种普遍潜存于人们思想深层的、由自然生理差别形成两性间的社会差异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旨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等社会性别特征其实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并非天生如此。如果说自然生理差异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基石，那么，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成为铲除这块顽石的利器。在对男女两性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及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无疑为这一探讨开辟了崭新的视角［15］。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学提出的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构成了挑战。知识建构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其中包括两方面:(1)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因此，女性学研究者认识到，在知识建构中，不同的分析框架、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而且，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者”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极为必要。进一步说，女性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16］。女性学对所谓的“普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再认识，因为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并重新概念化［17］。这其中涉及知识论方面的三个问题:(1)什么是“知识”?(2)“知识”的主体是谁?(3)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据有怎样的关系［8］?在以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主流学术理论、概念及结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乃至谬误时，研究和行动的实践使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普遍适用性提出疑问，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特征与运作机制、性别与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的建构等议题的重要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强调［18］。

就中国女性学而言，其经历了拓荒、奠基、建立平台、积聚力量等不同发展阶段，现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女性学成为学术领域新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对女性学课程设置、教学、女性学学位教育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认可。这些学位点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其中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19］。

四、女性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发展

从本质上说，女性学属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其长处在于便利的跨学科条件所产生的互补优势，即所谓不拘一格，左右逢源。女性学研究女性的生存现实、性别主体意识、社会性别差异、边缘话语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基于对社会因素对女性个体和整体的影响的洞察。研究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影响与制约，有必要区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群体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又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因此，从一开始，女性学就有与人类学、民族学等联袂的传统，试图解决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女性学跨学科边缘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在性别与社会心理学、性别与语言学、性别与政治学、性别与教育学等结合，共同研究女性社会心理、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认同、性别发展意识、女性精神理性、性别言语行为规范、语言习得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语言习得与性骚扰、性别与政治和权势，以及非婚同居、白领独身、性别暴力、变性人与同性恋等相关课题［2］。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性学既可以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同样也可以在妇女发展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以便将各种与女性学相关的问题一并纳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范围之内。针对女性学理论模式上的多元化、研究视野上的交叉性、考察范围上的外延性、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参与群体上的广泛性，女性学可谓“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catego-ry)［1］［20］。作为女性学的主导范式不但将其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而且更加关心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社会心理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就理论发展问题而言，女性学研究首先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其他老牌的成熟学科看齐，创建更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学研究者在解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21］。再次，新世纪的女性学研究有必要采用“传承式话语”模式，从历史回归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化绝对论的内在含义，丰富和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内容［1］［22］［23］。女性学还须进一步消除门派隔阂，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内省实证，比翼齐飞。最后，女性学有必要发挥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以便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推下，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将会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微型化、变通性的趋势［1］。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学理论的流变，多半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密不可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内部机制包括学科本质、理论来源、学术传统等内容:外部因素包括培养目的、社会职能、市场需要等内容［1］。

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女性学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下、深受心理学影响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理论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进步，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自主的理论创新机会。从学科特征方面而言，回顾近百年来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女性学一直具有以应用为主的工具性特点。不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探索，还是女性学自立门户之后的专题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格物致用的色彩。因此，格物致用是女性学学科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为女性学学科研究本身所特有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从女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也体现出作为理论使用者的应用型特征，以及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与实践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其来源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反过来又对妇女运动实践给予指导，使之保持明确的行动方向，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发展目标［24］。

从内部因素来看，女性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如何促进妇女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逐步得到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们的潜能如何逐步得到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而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特定涵义，把作为人的发展子系统的妇女发展，直接链接到社会发展系统下去讨论［2］。作为应用学科的代表，女性学研究领域里一直保留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与范畴的痕迹，由此形成其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新世纪的女性学理论发展，一方面会像社会学那样，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细化的进程，也会出现一些专门化程度高、针对性强的“非通适性”理论模式［1］。

从理论上来讲，跨学科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双赢局面”，二是形成“两败结果”。从历史渊源、学科特性、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女性学同社会学的联袂，有可能开创一个双赢局面。跨学科视角下的女性学研究，拓宽了女性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增强了女性学的理论阐释力。然而，如何有效提高女性学理论的内在化程度，顺利完成从两性矛盾、对抗到两性平等、和谐的自然过渡，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问题与矛盾的艰巨探索过程。学科精细化、理论应用化、研究系统化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三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新兴学科的孵化器、学科发展的支撑点、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女性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长的方法论优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学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1］。

总的说来，与其他学科相比，女性学的学术化进程较迟滞，在学科领域中也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就学科建设而言，女性学尚处在构筑阶段。今天，女性学的学科化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女性学本身发展的双重需求。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女性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似应作如下构建:(1)中国女性学不仅应当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而且应当注重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2)中国女性学应当在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妇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中国女性学应着重以妇女的立场、视角、意识、出发点、目的对社会运行及其规律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同时开展对男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分层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言以蔽之，中国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要考虑到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且要考虑到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及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11］。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性别课程；传统教学范式；教学建设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 A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为内蒙古大学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而设立的学院，突出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互补优势。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在课程设置中依托学科与专业优势，率先开设“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2013年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学校，启动了《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规划》项目，其中，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被列入民族学学科核心课程。

2006年民族学专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后以《社会性别人类学》形式调整到民族学专业核心课、社会系专业选修课，目前该课程以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为契机，具备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并正处在转型时期。因此，梳理社会性别课程的历程及教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探索社会性别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服务于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甚至服务于两性共同参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妇女人类学传统教学范式

1．重妇女，轻两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中国进入妇女研究热潮。特别是为迎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中成立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为动力，推动了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此背景下，当时隶属于蒙古学学院的民族学系率先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当时对《妇女人类学》课程的定位是“以批判人类文化的男性本位倾向为起点，其核心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力图通过对女性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论证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 [1]。 因此，批评的矛头指向“男性本位”文化，并以“男性本位”文化作为参照系，努力建构女性应得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妇女地位、妇女在各种文化中的被压迫的表现，以及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中处于被贬低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的性质和根源，成为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探讨的主要内容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5] 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A]．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此时妇女学（Women'sStudies）则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指社会科学，也不是单纯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与人有关的各门学科的综合”[3] 。所以，妇女学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它的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使在高校建立的妇女学研究机构也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为止，中国各高校建立的妇女研究机构已有50多家。]。

经20年的研究探索，妇女学、妇女人类学缓慢推进，虽然已跨出学科界限，但未能跨出“妇女”这一生物性别。 “近年来，随着女性学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一批男性学者也开始从事女性学的研究，但就女性学的历史状况而言，其研究主体仍然是女性”[4] 。 学者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妇女学研究领域存在“男性缺憾”问题。

希伯来大学社会学老师艾里克·柯恩说过：“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如果闭口不谈男性，就好比用一只手鼓掌似的” [5] 。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设《妇女人类学》过程中，谈论“妇女”或“女性”时却忽略了相对的文化范畴──“男性”这一性别，无论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都没有脱离“妇女”、“女性”的范畴，这好比女士们关上门 “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分析男女两性的多重文化身份，阐释性别秩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叉成为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重“女性主义”，轻“社会性别理论”。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最显著的功劳在于，作为斗争的目标挖掘出“父权制”概念，并用这种概念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或者是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从而来说明女性的“二等”地位。

而“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但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区别的文化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看成是女性的解放或者过于强调女性的优越性而贬低男性。社会性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妇女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并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一样，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被现有的性别文化所压迫；而“妇女”作为一个普遍化的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不了所有人，甚至代表不了任何人。把妇女一定括在引号中来分析，特别是“同性恋”、“变性人”和文化上的“伪娘”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今社会的“男性”或“女性”需要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审视他们的平等问题了。也就是说，性别间的平等并非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而应该不否定生物性的前提，意识上模糊性别的过程，并超越自己生物性别（sex）来看待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问题。

二、大学社会性别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塑

之前传统教学范式，偏重单向度的妇女研究和对妇女处于被压迫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性质和起源问题的长期反复的思考，并希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建构女性文化地位与生存价值。但这种认识论思维，限制了把性别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来使用。随着对父权制概念的不断质疑和批评，学术界需要一个更为中性，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受到重视并合理的运用。

美国学者劳瑞提斯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 “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不等同于性别差异，它是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概念”[[6]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这种制度并非隶属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并列存在的、已成为一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

这里说明的是，虽然父权制和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很多学者交替使用，但两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传统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有时往往脱离历史背景而单刀直入灌输“女性主义”思想，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切入社会性别课程的内部，只是在边缘观望或摸索着“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联与区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知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种族、地域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中国的“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借以激励学生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这应是从事社会性别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宗旨。

三、当前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福特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助美国各高校妇女学课程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来到中国资助类似的项目为止，对社会性别课程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1999年以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项目所及范围达21省（市、自治区）涉及学校近百所。其中，内蒙古大学虽未参加第一次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但2008年申请到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2009年─2010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牧区妇女生存状况基础上，2012年以福特基金第二批资助“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发展研究”项目为启端，围绕“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的专项调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初步形成“社会性别研究团队”。而且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之一，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的保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在知识性和教学方法上关注社会性别多样性的课程体系并与国内外高校形成研究团队的经验进行多方位交流。对此笔者认为，中华女子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料方面力争成为全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努力值得借鉴。

1．开设教师队伍的培训班

中华女子学院在独有的资源上（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大学）能够把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组成教师队伍，纵横联合、合作互助方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并定期进行教师队伍的培训。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是以女教师为主，但已初步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平台，不仅增加从不同角度讲授社会性别课程的教师数量，而且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社会性别学知名学者做讲座、开设短期培训班。培训过后的教师们在课堂讲授方法方面定有成效，如概念的定位及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独立从事社会性别各项工作能力等。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对学科梯队建设及学校整体教育改革起显著成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

2．课程设置上的调整

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的现状，只是限定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讲授。虽然，2009年之后社会性别课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了稳步的发展，但是更大的进步还在于使它在更多的专业领域成为必修或选修课，或者把社会性别与文化多元性课程设置为全校通识课。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专门跨专业去听所喜欢的社会性别课程，因此多么希望能从公共专业课上接触到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全国已有不少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当前几乎所有参加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教师都来自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业，学生多数为本科生为主。事实上，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也没有触及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内蒙古大学入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设立专业核心课程的专项资金，使社会性别课程打破限定的专业领域，在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且也为社会性别课程的影响力扩展到全校，服务于全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 [3] [4] 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4-5，3．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6篇

摘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性别教育 女大学生 心理健康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笔者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分工、性别发展、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再次，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及两性的社会性差异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了解，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二）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婚姻、家庭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

（三）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要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三、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促进女生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而不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敷衍了事，置之不理。

四、高校女生接受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 为以后获得两性间完美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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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会学论文第8篇

摘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为了自身发展，女性不断推动着这种批评理论产生活力。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实质的角度出发，按时间和空间这两条主线探寻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而比较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 时间脉络 空间脉络 男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状况并认清其本质，对正确认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展开大量研究，但对其实质探讨较少。为更好地将批评理论运用于具体文学批评中，本文将通过传统文学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历程。

一 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从历史上讲，女性主义是法律上妇女要被承认，政治上要求享有与男人同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文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以女性主义和现代女性运动为基础，从文学领域建立关于女性及其话题的理论。

在文学中，女性主义批评常应用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等具体的文化、政治领域，其反对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提倡“微观叙事”。然而，目前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系统，它常采用多种批评视角和系统，吸收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其他批评理论的特殊方法，具有含义多重、形式各异、内部自相矛盾、相互斗争等特点。

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不同分支，批评方法有所差异，但它并没有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纷杂差异的背后体现出共同特点。美国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有三个：1、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之上；2、从一定程度或全部意义上讲，性别是受传统文明的父权偏见思想影响而产生；3、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均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这三点是各分支理论的共同基础，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二 女性主义思想

1790年，在男性追求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觉醒的女性开始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的《女权辩护》第一次明确提出女性在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表达了女性试图改变男性为中心的愿望。1870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颁布标志着妇女在经济上的初步解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获得选举权，标志着女性为寻求自身解放而展开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结束。

在第一次女权运动影响下，1950年女性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之前，文学领域已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性地运用意识流写作方法，创作出理论性的书籍――《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夫在作品中考察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抨击了男权社会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出了两性同体的美学构想，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权主义思想，表达出对女性地位、女性气质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女性意识被唤醒，女性开始利用文字争取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力图改变男权主义观念，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全面探讨了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第二性”的问题，找到了女性作为男性陪衬的根源，开创性地区分出社会性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此后，贝蒂・弗里登在《女性的奥秘》中分析了高物质生活水平下女性的烦恼，发现女性生活状况的不合理性，提出女性应摆脱传统思想，发挥自己的能力，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伍尔夫、波伏娃和弗里登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批评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新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1960年，西方出现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新女性主义。这个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声势和影响都超过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运动注重理论建设，构建新的世界观。在文学领域，诞生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它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揭示一切以男性为中心产生的根源，提出站在女性的角度看问题，女性应具有自己被社会承认的价值观。

女性主义批评从诞生起就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以前一切形式的父权文明和父权社会展开批判，且与战后新兴的其他思潮结合，衍生出不同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具体可从时间和地点两条线索分析其发展状况：

1 时间线索

1960年后期到1970年初期，女性主义批评从妇女运动中诞生，它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对已有的、认为合理的制度进行剖析，关注父权统治下的妇女生存，对女性遭受压迫的历史和女性的沉默展开探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两性差别，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争取两性平等。1970年后期到1980年前期，女性运动跨越最初的种族和社会性别的讨论范围，逐步从政治向学术发展：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女性的重要性、否认社会对两性的传统认识；寻找女性如何丢掉话语权，女性应怎样表达自己，抨击男性中心主义，宣扬女性本质，力图创建女性主义文学体系。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受传统父权思想的控制，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憎恶女性的形象定势。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开始寻找文学中已丢失的传统，努力重新构建女性文学的历史。她们开始研究遗留的日记、信件和小说，探寻以往父权统治下的文学中的审美原则如何将女性文学拒在经典文学书目之外。

1980年中期，女性主义批评与各不同领域的学科结合，形成形式多样、内容开放的多元化系统，并从本质主义和构建主义两个角度出发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本质及特征展开探讨；代表人物有露西・伊利格瑞、朱丽亚・克里斯蒂瓦等。前者重在研究女性真正的“本质”，认为社会性别能够从心理、语言和生理等方面反映两性关系的自然差异。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她们中的某些人认为女人更加接近自然物质世界，在生存中与自然的纽带没有完全被割断；生长过程中男性逐步脱离自然和母亲的联系，投向父亲怀抱。后受到后结构主义中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影响，一些人开始反对特定“身份”，认为“无身份认同”。而构建主义试图脱离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认为社会性别是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下特定文化的产物；自然能够转换与颠覆。

这三个时期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反抗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要求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看待社会传统对女性不公平的做法，试图建立新的社会标准，从而提高女性地位。

2 地域线索

从区域角度出发，法、美、英三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影响较大。三个国家的批评理论都以关心女性为基础，但各有其特点：法国批评理论从心理变化进行分析，强调女性的心理压抑，注重理论与语言，女性文学的话语建构，分析男性语言，解构男性中心和减轻妇女压迫，认为女性本身为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反抗力量；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从人道和经验主义角度出发，注重文本分析方法，揭露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己的批评原则，发展女性文化和女性历史；英国女性批评较多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关心女性所受的压迫。

1940年末期，法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认为男性强硬安排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限制了她们的自由。受她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借助1960年社会政治运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逐渐兴盛，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为语言和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语言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观，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应寻找女性语言，反映女性利益的文学。它把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状联系起来，认为阻碍妇女写作的根源是原欲上的压抑，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试图从语言领域寻求突破。据此，克里斯蒂瓦提出“符号话语”，批判地运用男性理论家的思想考察女性身体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实质。西苏提出女人利用“白色墨水”进行涉及性和女性身体的“写作”，认为女人一直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必须通过奋斗把自己写进文本。

在具有其各自特色的基础上，英美两国女性批评都关注女性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语境，都是从女性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解构男性中心文学与文化模式的角度出发，重新赋予女作家及其作品新的文学意义，并按照女性美学原则，对女性作品、文学上的女性现状、女性文学的社会功能展开研究。为改变西方以男人的观念来定制度的做法，两国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应解构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框架，把女性的观点融入文学之中，在男性文学中树立女性新形象；两国女性批评均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均认为财产私有制是女性受压迫源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消除私有财产观念，女性才可解放，地位才可改善；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导致男女不平等，只有综合分析私有制和父权制，才能消除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因此，可把两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归为一派。

虽然三国的女性批评各有特色，但都吸收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二性》、《女性的奥秘》等早期女权主义经典著作思想，从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的歧视出发，以女性性别为中心，探究造成女性在历史、文化领域处于第二位的根源，抨击男性统治制度，主张女性独立自主，其目的是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从而改变社会。

3 总脉络

女性主义诞生后，发展曲折，代表人物众多，观点不一，给理解理论带来困难。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总结了诸多因素，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阶段”学说：第一阶段是1840-1880年的“女性阶段”，通过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进行创作，吸收男权主义关于女性的观念和假说，采用男性的艺术审美标准进行创作，代表作家有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第二阶段是l880-1920年的“女性主义”阶段，女性的政治文化觉醒，而后经过长期抗争和努力，最终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比较激进，代表人物有Elizabeth Robins和Olive Schreiner，她们否定男性价值，要求享有政治权利，倡导建立分离的女性乌托邦；第三阶段是l920年后的“女人阶段”，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惊人的进展，开始勇敢的自我探索，她们拒绝模仿男性并反抗对其依赖，以女性独有的经历和体验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源泉，书写独具女性特色的文学。

四 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讨论，本文发现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对外开放、形式多样、内容各异、自身内部矛盾迭起的理论学派。运用具体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出发角度不同讨论方式就不同，从而结论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女性主义批评颇遭议论，但是它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当代最为充满活力的批评学派之一。不论各个分支体系之间有多少分歧，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女性在遭遇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之后，积极争取而产生的、体现女性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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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埃莱娜・西苏，张京媛主编：《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New York:Pan-the on Books,1985, p.249.

[8]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弗・伍尔夫，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

女性社会学论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本土化；主流化

[作者简介]付红梅，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硕士，湖南长沙41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7―0161―03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它不仅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和多层的社会图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社会性别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以这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在这次会议上，“社会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另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的产物。在这之后，“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西方大量的社会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如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政策：走向性别意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等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妇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1997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央党校“将性别意识纳人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可以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度，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讨社会性别的内容，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并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了一个武器。因此，应大力提倡宣传和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并且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的研究，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继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而把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而应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性别理论自1997年以后在中国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处，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政在《社会性别理论在史学界的运用――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中深入探讨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从妇女切人、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来，还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风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比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在第一

期时，重点是探讨打工妹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997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体的培训，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成为项目的侧重点。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者和各级妇联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建构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三，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即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该《宣言》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全球性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应当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思潮，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主题，并纳入了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和国际社会发展规划，正在对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立法之中，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