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第1篇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最后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第一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女性文学论文第2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论文第3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女性文学论文第4篇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意识；非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34-01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不断受到诘难与质疑，至今也没有取得普遍认同。要确定什么是女性文学，必须首先破除对女性文学的两个误解：一是有些学者认为“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对这意见来说,把女性文学仅仅看做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文学，就像青年文学、儿童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区分类。而这种分类法遮蔽了女性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条件，遮蔽了两千年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体性不在场的男性文学史这一历史事实，遮蔽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没有区分现代女性文学与古典女性诗词的区别何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写的和写女性的”就是女性文学。这种分类法除了女性所写这一前提之外，着眼于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风格。广泛可以接受的理解是：“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反映特定时期女性生活、女性意识以及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中性别是女性文学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惟一的条件，即并非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就一定是女性文学。那些虽为女性所写却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主体性把自己“他者化”和表现出男权中心意识的作品不是女性文学。这是因为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并非一切生而为女者与生俱来女性主体意识。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影响与形塑，女人由依附性的“他者”到主体性的自我的生成，是一个个人化的艰难的思想变革和心灵救赎的过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也并不许诺每一个女人必然的主体意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核心，它不仅包括女性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各种因素，也包括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它是女性相对独有的一种深层的有别于男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受着性别的制约。

女性文学论文第5篇

论文基本框架

一、摘要

包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析过程和基本结论等，字数一般要求在150字左右。

二、引言

包括论文研究意义、文献查阅的相关内容及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等；

三、基本理论

主要是公式推导；

四、算例分析

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

(1)模型描述

(2)仿真分析

(3)与试验结果对比(如果有试验，试验基本情况还要予以介绍)

(4)结果讨论

五、结论

分几条列出。

参考文献

[1]作者.期刊文献名称[J].期刊名，年，卷(期)：页码.

[2]作者.专著名称[M].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

女性文学论文范例欣赏：浅谈女性文学

摘要：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精神和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经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命运悲剧的描写虽然有着不同情怀，但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关键词：女性文化悲剧

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是东西方文坛上两位璀璨的明星。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她的独特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曾经在海外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张迷”。昆德拉是“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中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本文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的分析，来对比不同文明下对女性的关怀，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批判。

《半生缘》描述了一个19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爱情悲剧，今天看来仍然让人颇感哀伤，张爱玲精心编织的悲情故事穿越了时空打动了依然需要真情抚慰的现代人，小说中的曼璐和曼祯的姐妹关系，让人感到“半生缘”的可贵而又可怜。在《半生缘》中，从世钧、翠芝、叔惠、曼璐、曼祯、鸿才这几重爱情悲剧来看，女人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到世情和命运的捉弄。尤其在《半生缘》中曼祯的命运和形象更是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颇具盛名，在上世纪下半叶曾刮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在今天读来他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这是一本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深思生命之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这里包含了对人之本性的背叛和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的轻与重中的选择，昆德拉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存在密码”。作者认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都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①，而这里的每个关键词都是作者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所在。昆德拉自己表示，他的小说始终探寻的是人类在某个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命运的关键词里转化成了个人的存在困境与负担。他对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命运的分析也很深入，特雷莎是这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形象。她与《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女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属于被政治放逐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灵魂放逐的作家，他们不断游离在社会历史的边缘：米兰・昆德拉被迫逃往法国，张爱玲从上海逃往香港，又辗转移居美国。政治大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渗透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述了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同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布拉格之春”强烈地震动了特雷莎的家庭，特丽莎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热心地充当着一个爱国记者的角色，拍下了大量苏军入侵的照片，当苏军拿着枪指着她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拍下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不久之后她的这种行为被统治者所阻止了。特雷莎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虽然憎恨侵略者，同情反抗者，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况且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残酷的战争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伤害。张爱玲的《半生缘》描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十年左右的故事，“9・18”“1・28”、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隐隐约约给这个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相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顾曼桢便是这样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一个女性。她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但是身处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她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她和沈世钧深深相爱，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被迫分开，与一个曾经强奸过自己的姐夫结婚。曼桢的生命轨迹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两难的处境，也同样是时代造成了她的悲剧。

二、家庭环境下的悲剧典型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母亲既能赋予人类生命，但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母亲原欲潜在的这种破坏性给个体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影响。特蕾莎的母亲侧重于原欲导致了子女软弱沉沦，她一方面赋予了特蕾莎生命、类似的外貌和习性，给予了女儿一个完整的肉身，但却又不断通过抛却青春、生命，暴露粗俗的“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摧残着特蕾莎的灵魂。她经常穿着内衣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五一十地给别人讲如何做爱，给别人看她的假牙，最重要的是她让特雷莎毫无秘密可言，这种肉体的放逐给特雷莎造成了无声的却是致命的打击。与特雷莎的母亲不同，顾曼桢的母亲对她的伤害是有形的，顾太太性格软弱，无知而且无主见，是中国旧时代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无能为顾曼璐的张狂和跋扈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尤其后来被祝鸿才窜谋，对曼祯逼奸成子。曼桢的姐姐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的一己私欲，让妹妹遭受了人生极大的侮辱，与自己的幸福擦身而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因素，特雷莎和顾曼桢都是家庭环境下的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家人把她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三、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身处东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不同的悲剧命运。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命运都是在男权体制的社会下被男性所操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女性的权利意识，并且试图去摆脱男权的欲念，但是这种改变却很不彻底，女性的命运依然牢牢地被男性所掌握着。特雷莎虽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女性，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是却一直被女性的命运所牵绊着，她坚守做一个忠贞的妻子，依赖托马斯，哪怕是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生活。她在坚守自我中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机会。《半生缘》中的曼桢努力营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传统命运的束缚，结果依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孩子荣宝之外，一无所获。并且为了孩子又被迫回到祝鸿才身边。而世钧虽然带给过她一段美好的爱情，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犹豫和动摇。曼桢的悲剧是环境造成的，祝鸿才和世钧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男人们的手里，无论再怎样惊慌奔走，也是在劫难逃。两部作品的女性对现实的生存状态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却又屈服于这个男性掌控的社会，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四、既是命运的抗争者又是自身懦弱的屈服者

特雷莎和顾曼桢虽然身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迫害，但是她们又不屈服命运，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特雷莎忍受不了母亲的粗俗和鄙陋，在遇见托马斯的那一刻便既然决然地要追随他而去，离开她所厌恶的环境。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但心中始终潜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手里总是拿着本书，这便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托马斯一次次的出轨，她害怕、无助却又无声地反抗，她曾一度离开托马斯，然而当托马斯回头去追寻她的时候，她又软弱地屈服了，这种屈服是对托马斯的爱也是对命运的屈服。除了托马斯她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支撑她生命天平的另一端重量。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在受奸生产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祝家，意与顾家和祝家断绝关系，这基本上是曼祯摆脱铁闺政治做出的最大抗争，她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提出了抗衡的讯息，但日后对儿子的眷恋迫使她重回祝鸿才的身边。母爱的爆发毁坏了她之前的一切努力。她细致地想到了荣宝的饮食、住行、教育和心理，这说明曼祯已经不自觉地回归了母性，可是重回到祝鸿才身边，痛苦、屈辱、禁锢、折磨和挣扎是曼祯所不能逃避的，曼祯照顾儿子就意味着接纳了曾强奸她的祝鸿才，母爱的回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曼祯一切的坚强和反抗是无力的。曼祯的离去和归来体现了她的性格矛盾和对社会的无奈，生活是那样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对女性的悲剧做了不同方面的透视，他们将人物置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将人性放在政治环境、家庭环境、自身矛盾性格之中去诠释女性命运的悲剧。他们都对女性命运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①[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女性文学论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自叙传：孤独漂泊：抒情小说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 政治 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 历史 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 自然 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 网络 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 发展 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她在表现一种绝望的颓废气息的同时对传统的抒情小说模式作了应时的改造，在原本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一些旁支，如《告别薇安》中叙述“他”与薇安的网上交往，但穿插了“他”与vivian、乔的交往，使得原本简单的情节得到丰富，而最后三个女孩都选择了离开，以使“他”得到精神上的短暂解脱。安妮宝贝在一则简单的刚恋故事中加人现实的元素，vivian虽说是现实的女孩，但来去飘忽，只是聊天的朋友，乔是肉体关系的情人，使他飘忽不定的感情暂时有了肉体的满足，但这两者都最终失去，游戏有它的规则。“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这是安妮宝贝所要表达的观念。而把三个女孩连在一起的“他”的情感、内心也就成为安妮宝贝实践其观念的载体。她对他的情感给以高度关注，描写他情感的变化历程，并配合以适当的景物描写，以营造相应的意境。而对意境的追求，也是传统抒情小说的特征。

女性文学论文第7篇

1.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4.女性应该摆脱社会赋予自身的“枷锁”，增强积极竞争的意识

女性文学论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女性文学论文第9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014-01

一、女性主义概念界定

女性主义的英文是Feminism，是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根据柯德教授的研究，1880年代创立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雷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女性主义才被法国各派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所接受。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主义是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主义而斗争的主义。她认为女性主义者是在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甚至是男性。凯特则认为女性主义指反抗举世用法律或习俗强行阻扰妇女享有自由的一切人为障碍。她还认为，像启蒙思潮与民主政体一般，女性主义是一种进化，没有领袖，也无须组织，而且因各个地区的特殊需要与特定的宗旨而有不同的含意。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九大流派

各流派女性主义在历史渊源、分析方法和主张上固然有基本的差异，但其目的都在批判、改造父权文化，所以差异之外也多有重叠、神似之处，所以乃根据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及特质划分为九大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後殖民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

三、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风靡西方，彻底改写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格局。许多具有深厚的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理论素养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运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领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对女性心理界定的核心就是“阳物妒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自己身上缺少男孩身上所长的东西，便产生了被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倾向，女性的谦逊和嫉妒因而都与她的“阳物妒忌”有关。

拉康的对精神分析的主要贡献是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改造并丰富弗氏学说。他把无意识与语言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在拉康的学说中，最负盛名的是“镜像阶段”理论。

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分析学说的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性和欲望的范围，超越了人被生物决定的命运，而主要从心理、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解释。但是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写作，对女望毫无顾忌的抒写，对场面的大胆描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身体经验、性经验毕竟不是女性自我的全部，仅从女性的躯体上追寻自我难免从另一个方向掉进了男权陷进，陷入女性自我的迷失；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的“阳物崇拜”发起猛烈抨击，进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做了彻底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又常常无法跳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比如，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反驳“阳物崇拜”的同时，提出了“子宫崇拜”的说法，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

四、结论

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历史悠久，纷繁复杂，不同流派的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女性主义各流派的理论展开的理路是相同的：共同的理念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 基本的逻辑起点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主要的内容是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机理，谋求性别平等与解放的价值抱负。当然，女性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略显粗糙，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也略显生硬，后现代女性主义则因为抽象晦涩而远离了普通妇女。但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女性主义也给了我们解释性别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更巧妙的视角、更开阔的视野，比如把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生态、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等联系起来。如今，性别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式，这或许是女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