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论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市场体系；政府；市场；定位

一、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的提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实行的是事业体制，文化管理机构是根据文化意识形态在产业形态上的不同表现方式所作的一种划分，即只是把文化看作一种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看作能够创造和带来经济效益的生产力形态，依靠政府主导发展文化事业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市场仅处于从属地位。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行，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

除一般的产业属性，文化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首先必须解决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的功能与角色定位，这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活动部分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和意识形态属性，市场对其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要解决文化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就必须依靠政府管制的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管制本身包含了大量的成本，如果管制成本高于市场调节或社会管制的交易费用，将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哈耶克曾说，“尽管每个人都希望国家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在政府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种看法”①。因此，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成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关键。政府与市场在文化市场体系中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哪些因素决定了政府应该采取手段干预市场以有利于实现最大化社会整体利益？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二、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的探讨

政府与市场机制构成了文化资源的两大配置方式，两者的关系是通过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市场失灵在理论上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为政府管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照系，②丹尼尔・F・史普博在《管制与市场》中将市场失灵分为三大类，即进入壁垒、外部性与内部性，下文将以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试图划定政府管制有改善资源配置余地的范围。

1. 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

市场是交换的场所，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实现的。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是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以及趋于一致的过程来发挥作用的，而价格相对于价值的波动则是由供求来影响的，市场机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文化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资源配置功能。在文化市场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支配文化资源配置的方向、数量和资源流动的速度，各类文化资源将以最有效的方式配置到短缺的或社会最需要的文化单位或行业。第二，交换功能。文化市场的交换功能主要是指文化消费者和文化企业通过文化市场中的行业中介与流通组织等了解市场供给与需求，通过产品交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经济功能。我国文化市场交易及文化产业的总体收入已经显示出较大的经济性，据文化部2012年的“2010年全国文化发展基本情况”统计，2010年底，全国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全年营业收入1069.63亿元，利润总额为375.26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③。第四，政治功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文化市场的政治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④。此外，文化市场还具有供给功能，价值实现功能以及服务功能等。

2. 政府管制的作用机理

由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信息不完全或市场不完善，所以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市场失灵的存在就为政府通过干预市场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市场失灵反映的是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缺陷，市场缺陷使得市场经济背离完全竞争的条件，致使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社会福利达不到最大化目标，市场存在缺陷是政府干预的主要依据和必要前提。⑤政府管制的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理念是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序运行。丹尼尔・F・史普博指出，“市场失灵是政府管制介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以解释为政府管制是要纠正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但市场失灵却未必需要直接的管制介入，因政府管制本身包含了大量的交易成本，一定程度上需要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事务中的作用。

我国政府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的改革可以理解为逐步放松计划性政府管制的过程，即从全面的、直接的一体化管制逐渐转向部分的、间接的介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政府管理职能的定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2010年12月《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努力实现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从注重事前静态审批向注重事中和事后动态监管转变，从注重市场主体、产品和服务准入向注重市场交易机制和规范建设转变，从注重刚性监管方式向寓监管于服务的刚柔相济方式的转变”；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

3. 政府介入市场失灵的范围划定

（1）进入壁垒

要认定政府管制的潜在任务，就需要对是什么构成一种进入壁垒作仔细的定义。丹尼尔・F・史普博认为，“进入一个市场的壁垒系指一种不由已建立的企业而由新进入的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进入壁垒是市场失灵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与规模经济、沉淀成本有关，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行政垄断、自然垄断、价格―生产联盟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现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文化企业或集团，所以其中的自然垄断、价格―生产联盟等对我国文化市场影响不大。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组织结构条块化所导致的行政垄断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法学界将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看作行政垄断。行政垄断被看作由政府设置的进入壁垒，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排斥竞争。由进入壁垒而引发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条件之一，政府的干预方式主要是挪去进入壁垒或消减它在资源配置上产生的不良后果，可以很容易通过允许新的进入来实现。

我国文化行政管理机构是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政分业、行业分类组织的，这种“竖井式管理”方式导致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不同文化行业之间存在行业壁垒，政令畅通的高度行政性，忽视了市场机制，造成文化资源配置的分割和低效率。行政区划所形成的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是严重制约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制度，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解除对文化市场的行政分业管理以及由此造成的行政壁垒问题。2004年4月《文化部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和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第五条指出，“坚决推进全国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文化市场的地区封锁和壁垒，分割了市场，限制了竞争，保护了落后，提高了成本，不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为此，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不得通过明文规定或者隐形规则，排斥外地文化经营单位进入本地文化市场……”同年9月，中办、国办转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意见》，以属地管理对文化市场实现统一综合执法，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域内，对现有的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实行合并，这是对条块分割的文化行政管理资源整合迈出的关键一步。当前，随着国务院陆续发文取消和下放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行政审批项目，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我国文化领域由于行政分业造成的进入壁垒也在逐步瓦解。

（2）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交易者未加考虑而由非交易方（第三方）承受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即两个当事人之间由于缺乏直接相关的交易或补偿性支付，使得资源的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从外部性商品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对接受者来说是有利的外部影响，就称为正外部性，反之即为负外部性。科斯在1960年提出了两个造成外部性产品或补偿性支付缺乏经济交易的原因――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消减交易成本。这使得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在界定产权和消减交易成本方面具备了潜在的作用。

就文化产品负外部性而言，低俗化、虚假化的文化产品（如侵权盗版出版物等非法出版物）的生产将导致一些成本产生，这不仅会危害到公民的身心健康，也会对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严重的精神污染。外部成本使个人的自身利益偏离社会效率，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成本不会被生产者承担。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市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将产生影响。科斯认为，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社会成本最小化、最适当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界定明确的产权，使权利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从而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科斯同时强调，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只有产权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带来的成本时，产权的调整才能有效进行。

就文化产品正外部性而言，文化产品能传播先进的思想，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认同感，文化的正外部性主要是针对于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品而言。具体来说，所谓公共品就是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的消费减少，因为使用公共品的机会成本为零，所以每个使用公共品的单个人都会尽量少支付，因此公共品的生产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使得政府通过法律界定其私有产权的交易费用过高，非竞争性使得界定私有产权没有形成必要的激励（由于外部性收益过大，导致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外部性收益不能形成充分的内在化激励），而且消费者在消费时总想“搭便车”而导致公共品提供者的生产成本与收益不一致，因此，应由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意识形态具有典型的公共品的特点，属于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形式，它是软性的，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它的投资有着规模经济的性质和很强的外部性，意识形态应该而且只能由政府进行管理。

（3）内部性

许多管制直接对私人交易和合约协议进行干预。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内部性是指交易中未加考虑而由交易一方承受的成本或利益，即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成本。内部性的存在可能导致交易参与方不能完全分配所产生的净利益，当市场交易因交易成本而无效时，必要的管制手段就会成为政府补救市场失灵的方式而被建立。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内部性问题的产生：第一，在存在风险的条件下签订意外性合约的成本，即存在不对称信息，如果交易者占有不完全的或不对称的信息，市场机制就不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二，当合约者行为不能完全被观察到时所发生的观察或监督成本，即当合约参与者的行为不能被直接观察到时他们就不会服从于谈判并不愿按合同条款进行合作，这将引发“道德风险”问题；第三，交易者收集他人信息和公开自身所占有的信息时发生的成本，即观察人特征的成本将导致偏好或技术的不当表示，就会引发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政府调整必定要采取直接管制、间接调控与自我调控有机结合的模式，针对问题类型的不同采取最适当的管制方式，如对于不对称信息引起的内部性问题，信息公开管制的建立可能是有效的，管制能使信息标准化而降低消费者的市场搜寻成本，政府通过管制政策对信息公开或合同条款设立一般的规则，然后依赖市场力量使私人信息得以公开等。

三、结论

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这使得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且较为复杂：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避免其对文化产业社会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政府在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又要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而影响市场机制效用的发挥。上述关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讨论，目的就在于要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由进入壁垒、外部性与内部性所造成的各类市场失灵，理论上为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划定了范围，为政府管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且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是我们也需明确，市场失灵只是政府介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管制也是需要大量成本的。科斯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构）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从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研究入手，将政府管制与其他选择性方法（如社会力量）的制度成本进行比较，选择出一种相对而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方法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黄先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研究所所长；郝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2&ZD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何伟，陈玉雪.市场经济下中国政府定位及其职能取向[J].当代经理 人，2006（03）

② 宇燕，席涛.监管型市场与政府管制――美国政府管制制度演变分析 [J].世界经济，2003（05）

③ 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18071亿元 [EB/OL].http：///tjfx/jdfx/t20130826_402921959. htm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 /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⑤ 鲁国强.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J].当代经济管理，2012（01）

参考文献：

[1] 谭庆刚.新制度经济学导论――分析框架与中国实践[M].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1.

[2] 顾玉民.健全现代市场体系[M].重庆出版社，2009.

市场体系论文第2篇

关键词：股权市场制度变迁渐进式转轨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

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它的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仍然有如此之多的国家存在不发达的股票市场呢？一个简单并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同的答案是“缺少需求”。根据这个观点，投资机会的出现将产生相应的融资要求，经济将内生产出相应的市场和制度为这些需求融资。另一个解释是结构性问题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因而阻碍供给满足需求。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是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水平来创造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部门，或者可能是所传承法律，文化或政治制度不适合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的结构性理论可以解释在横截面上为什么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但是结构性理论并不能解释时间序列上的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1980年好，只在2000年以后，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这不可能为结构性理论所解释。国家的法律或文化可以解释跨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但不解释时间因素。对此，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股票市场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出现阻碍金融发展的情况是因为金融发展培育了竞争，而某些具有垄断特征的利益集团出于扼制竞争的考虑，阻止了金融的发展，他们比较美法两国金融发展史，揭示随对外开放程度与贸易地位的变化，各类利益集团如何向国家施压，阻止或推进股票市场的发展的事实。

我国渐近式转轨中的制度变迁

Rajan和Zingales（2000）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并不新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在于制度主体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一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然而，制度变迁过程所涉及的政治过程可能阻碍制度向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的参与者，制度是制度参与者个体博弈的均衡。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以政府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的首要目标变量是社会与政权稳定性，因此政府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政府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同时避免非公有制经济挤占争夺资金资源。

当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看出国有企业由于制度性原因难以为继，又因其长期承担为国有企业扶危解困的任务而不堪其烦时，原先滞后于市场化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也就被地方政府提上了转轨日程。中央政府在看到国有企业不转制的弊端，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允许地方国有资本大规模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主动减持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因而，政府从股票市场计划经济管制体制的建立者和维护者转变为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者。但是大量股票上市破坏了中国股市原有的庄散博弈定价机制，导致庄散博弈泡沫开始破灭和股市的持续缓慢下跌。为了保持泡沫膨胀，减少自身损失，场内投资者自动结成一个利益集团向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施压。

渐近式转轨决定了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不得不制度化地进行“托市”和“救市”以保持社会稳定。随市场的连续阴跌，政府更加严格地加强了发行管制并继续禁止创业板的推出、国有资本拆细出售和建立竞争性国资退出市场等可能导致泡沫加速破灭的行为。但是由于政府同样会因为社保基金严重不足而承担巨大财政压力和因为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流失而承担社会道义上的责任，因而从推动股票市场制度向市场化变迁角度来看，政府实际会在迁就场内投资者和筹集社保基金及避免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之间寻求平衡。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模式

2004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其实，当中国股票发行采取注册制监管或发行与公开上市分离的核准制监管。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通过细分市场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供求均衡。这样，股票交易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下面我们先讨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的两种模式，然后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来解决经济转轨中产生的股票市场中的积弊、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与调整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基于证券交易所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

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功能。证券交易所存在的价值是为股票买卖双方提供一种集中撮合的成交，其交易机制是：买卖双方分别发出买卖指令，竞价成交，具体能否成交取决于这些交易指令是否匹配。因而，交易所成交机制被称为“指令驱动”。与场外市场的“报价驱动”相比，指令驱动机制的最大优点就体现于透明度极高、交易非常迅速，因此，对于那些知名企业的股票交易，这种交易机制可以确保交易的及时性和公开性。

多层次证券交易所市场。从历史上看，早期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主要是以交易所的类型展开的，而层次的划分则体现于不同交易所的上市标准有所不同。然而，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地方易所难以阻止当地的优秀企业进入全国易所；同时，在本地中小企业上市方面，地方易所又无法与柜台市场竞争。因而，尤其是二战后，地方易所逐渐衰败。

不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多层次交易所市场又在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兴盛。其中背景是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按上市标准差异设立的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能为不同规模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柜台市场和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

柜台市场的功能。柜台市场的核心是“做市商”。不过柜台市场的成交机制却与交易所存在极大的差异。在交易所中，买卖双方成交与否取决于双方的交易指令，投资者之间互为交易对手；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同时报出买卖价格，赚取价差，投资者按做市商报价与其交易，因此，这样市场机制又被称为“报价驱动”。其中，做市商既是买主、也是卖主的交易对手，投资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交易关系。

基于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利用柜台市场来构造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是美国的独创，其多层次的涵义不仅指企业上市标准的多层次性，而且交易机制的多层次性，这两点又决定了投资者群体的多层次性。

两种多层次模式的比较

在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前，应确认一个事实：美国式以柜台市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多层次体系远比多层次交易所市场要成功得多。

柜台市场之所以成功，在于以做市商为核心的交易机制更适合中小企业的特征。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就是数量多，行业特征、成长前景、治理结构等等差异大，外部投资者因此面临信息收集与分析成本高而且从收益成本分析角度看，中小企业信息收集与分析的投资单位成本高。为赚取买卖价差，在柜台市场中做市商承担了企业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并且做市商具有承担这一工作的比较优势，因为做市商一般兼营投资银行业务，或者与投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辨识企业的各种问题。其三做市商面临着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如果他不能很好收集与分析企业信息，潜在的进入者将取而代之。

相比之下，交易所则既缺乏挖掘信息的动力和能力，也很少遇到外在的竞争压力。因而，从中小企业股票的交易看，信息成本过大以及信息不透明往往抑制其多层次交易所的交易的活跃程度。

对我国建立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的建议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必须站在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全局的高度。从中小企业发展来看，一方面，中国已经涌现出大批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为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融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如果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能够使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力量之一。从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来看，本文认为不考虑原国有企业人员再安置问题时，国资退出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国资退出缺少足够的买家或者说缺少足够数量能够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二是国资转让价格是否公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缺少客观的评判标准。对此，本文建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放松对股权市场的管制，允许中小投资者成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受让主体，以建立充分竞争的国资退出市场。

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关键点在于政府放松对公开发行股票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市场发行什么、发行多少、怎么发行以及发行与交易的价格都由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因而，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尊重市场规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一级市场监管方式由实质性审查的核准制转变为面向信息披露的注册制，监管部门只对公司披露信息做形式审查，而使公司能否发行股票由承销商和投资者的选择决定；允许设立由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使各类公司的股票或股权都有合法便利的二级交易市场；在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和满足信息披露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国有股权持有机构以SIP方式拆细出售国有股权，使之成为能够进行交易的股票或股权凭证，以便中小投资者购买或受让国有股权，从而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

上述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形成竞争性的国有资产转让市场，而且改变了广大投资者被歧视性地排除在国资退出市场之外的状况，使之能够分享中小企业高速成长带来的投资机会和国退民进中的投资机会。投资者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将形成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公平的国有资产转让（或受让）价格，从而解决置换国有资本的非公有制资本不足和国有资产转让价格缺少客观标准两大难题。

放松管制的理论基础是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投资者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投资品种，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放松管制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职责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严格、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机制，打击欺诈和操纵行为，以给全体居民平等的投资机会。当然，政府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推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退出时应该考虑市场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将国有资产退出数量和退出时间安排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并将这一安排事先向市场公布。

参考文献：

市场体系论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构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作为有力支撑，商品流通不可能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也是难以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因此，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

一、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必要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趋利经济、竞争经济、信用经济，但更是道德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依赖，要求人们对社会负责，即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追求私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惟有抓住消费者，才能生存下去。而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他们行使选择权的依据是企业形象的好坏和产品质量的优劣。企业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企业时刻都要讲信誉，稍有疏忽便前功尽弃。南京“冠生园”以次充好月饼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

3.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客观要求。维护消费者权益离不开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商业道德滑坡的最后受害者都是广大消费者，商业不道德行为是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侵害。商业道德的本质，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二、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和内容

1.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体制要求我们必须创建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构建商业道德体系，其目标为：

(1)确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理念。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必须通过在市场上进行价值交换才能达到盈利的目的。要实现价值交换，产品就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从市场需求出发，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等，即为他人、为消费者、为全社会提供优质、有效的供给。从此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因而，以真诚的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理念，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品质。

(2)确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商业道德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它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各类工商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他们的局部利益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矛盾以至冲突，但其生产和经营的宏观目的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都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无论是竞争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共享社会生产增长所产生的益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每个经济主体合法经营致富，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使国民经济走向繁荣的集体经济。这就要求每一个经济主体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应从长远考虑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培育和加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3)确立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引导经济主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引导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商业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涉及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离开“公平、诚信、信誉、义利”就没有商业道德可言。因此，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公平原则。公平即公开、公正、平等。公开，指商品交换活动公开，商品质量和价格公开，市场规则和管理公开。没有公开，是非曲直难辩，真假善恶难分。

(2)诚实原则。诚实作为一种商业道德，得到了古今中外的公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招天下客，诚实服务是企业成功之路。诚实的实质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待客平等，优质服务。凡是进商场的人，无论年龄长幼，相貌如何，穿戴好坏，都是顾客，都应真诚、友好、热情相待，像真正敬重宾客一样敬重顾客；时时处处为顾客着想，认真了解和解决顾客在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正做到售前、售中、售后，让顾客感觉便利满意。

3.信誉原则。信誉是企业的名声，是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企业的信誉好，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不断的发展；企业的信誉不好，就没有生命力，就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无论历史还是当代，因失掉信誉，陷入困境最后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由于信誉好，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企业也不可胜数。因此，信誉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4.义利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时，应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摈弃见利忘义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意识，在义利两全中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商业价值的鲜明体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市场经济的道德诉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之一。

三、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途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道德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这一个阶段的商业道德建设应重点抓好深入宣传，正确引导；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严格他律，从严管理；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宣传，正确引导。通过广泛、深入宣传，使经营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如果不讲商业道德，不择手段去牟取利润，尽管可能获利一时，但终因商业道德败坏而受到消费者的唾弃。只有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从而为企业扩展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人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靠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人们从新的思想认识的高度来区别是非真假、善恶和美丑，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中，应把商业员工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全面地提高商业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从而推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商业企业中形成和发展。

3.加大执法，从严管理。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威，它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的强有力后盾。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政策贯彻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其他社会监督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加大他律约束力度，使各项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劳动规程等进一步具体化，严格执行并辅之以奖惩，才能不断强化职工的敬业意识，提高整体职工的商业道德水平。

4.因地制宜，讲究实效。加强商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商业道德建设应不图形式，注重实效。制定商业道德规范要从实际出发。要将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制定成企业职工行为规范，由企业统一修订。这些规范包括工作岗位、公共场所、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对职工进入企业后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商业企业里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宋希仁等:《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市场体系论文第4篇

[关键词]WTO；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中外比较；创新思路

一、WTO对我国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创新要求

按照WTO协议的框架要求，加人世贸组织后，我国将如期扩大对外开放包括会计服务市场在内的所有服务市场，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会计公司大举进入我国广阔市场。同时，其他国家的审计服务市场也按WTO的有关规则向我国开放，WTO框架下的审计市场是一个规范化、法制化、多元化、有序竞争的、透明的、开放式的国际化市场，它对我国审计市场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WTO要求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断成熟

加入wro后，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货币交易、资金借贷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要求以规范化和成熟的资本市场作为基础。由于资本市场是审计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审计市场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审计市场与资本市场密不可分。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成熟度和规模化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制约着审计市场的发展空间和规模，牵制着审计市场信息的传递机制。不断成熟的资本市场对优化审计客体的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防止会计信息粉饰、规范审计市场竞争秩序、提高审计市场质量具有重大意义。WTO框架下，开放的审计市场必须以有效、完善、成熟和规模化的资本市场为依托。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审计市场的功能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可见，资本市场不断成熟是我国加入wT0后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国际化运行的重要平台。

（二）WTO要求审计市场规范化建设具有国际趋同性

审计市场规范化要求建立健全与审计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既包括市场准入制度、退出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又包括审计主体执业独立性规范、质量控制规范，还包括审计收费标准规定、主体后续教育规范等等。审计规范是明确审计市场各方关系人权利、义务的依据，是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工具，是审计市场正常运行的保证，开放有序的审计市场需要健全的法律约束和对等的权责关系。

不同国家的审计规范往往体现着不同的审计目标，并与该国的政治、经济、审计文化和审计理念息息相关。加入WTO后，各缔约国的审计市场相互开放，逐渐打破国与国的界限，最终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国际性审计大市场。为了维护和促进成员国间这一审计大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国应该自觉地借鉴国际通行的审计规范，修改或废除与WTO规则不一致或内容相抵触的有关审计法律法规，使本国审计市场相关法律的立法取向顺应国际审计市场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提高审计规范在国际间的趋同性，特别是审计市场职业标准的国际通用性，保证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符合WTO游戏规则和本国的对外开放市场承诺，满足审计市场充分发育和步入国际化的需求，这是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国际化运行的重要内容。

（三）WTO要求审计主体具有更高的独立性

加入WIO后，审计市场国际化使业务竞争、人才竞争、技术竞争由国内向国际延伸，竞争层次和竞争水平高于保护状态下的国内市场。开放后的审计市场与未开放的审计市场相比，市场相关的法律规范更加有效，信息披露更加充分，审计市场竞争更加有序。随着审计市场效率的提升，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取代政府对审计市场的不当干预。在这样一个规范、有序的审计市场公平竞争状态下，独立性是左右审计市场透明度的灵魂，审计质量是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声誉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审计主体只有诚实守信、秉公守法，高度地保持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性，按照市场运行机制公平竞争，以质量取胜，才能在讲求公信力的审计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相反，若缺失独立性，可能会带来短期高额收益，但需要承受的风险更为巨大，欺诈一旦被识破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承担审计法律责任，甚至倾家荡产而被逐出市场。可见，诚实守信才有市场，开放的审计市场要求审计主体具有更高的独立性，这是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国际化运行的重要保证。

（四）WTO要求确立和运行公平竞争的审计市场机制

WTO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国际化审计市场的形成。WTO成员国的审计市场是WTO规则下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审计市场机制在考虑本国特色的同时需要按照WTO规则进行运作。WTO框架下开放的审计市场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强调公平竞争、信息透明的市场运行机制。显然，审计市场运作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对审计市场机制的行政干预逐渐弱化，行业协会的监管也将与WTO规则逐步一致。不论是实行政府监管模式的审计市场、还是实行独立监管模式或市场监管模式的审计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立公平竞争、信息透明的审计市场机制，已成为wr0框架下审计市场机制国际化运行的必然要求。

（五）WTO要求我国审计市场业态趋向国际主流

加入WT0意味着市场的开放，更意味着竞争的加剧。随着审计市场国际竞争的开始，国内市场的竞争也随之加剧。审计市场的国际竞争，使不同国家的审计市场趋于同质化、一体化，也使不同审计主体在国内审计市场上的业务界限渐渐模糊。从国际审计市场的业务发展看，以民间审计为核心，以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为基础的多元化审计市场经营格局已经形成，并且这三个审计主体之间的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及职权的划分界限日趋模糊，它们在审计市场体系中公平竞争、关联互动、优势互补和共谋双赢已成为国际审计市场业务经营的趋势。从国际审计市场监管方式看，采取行业自律的方式、完全的市场调节方式或组建专门机构进行监管的方式已成为目前通行的做法。可见，政府监管仅仅是辅助手段，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的监管，我国审计市场应该顺应国际审计市场的发展态势经营和管理审计业务，这是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国际化运行的必然趋势。

（六）WTO要求我国审计市场监管国际协调化

作为WTO成员国的审计市场，是统一国际大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此间必然存在一种市场传递机制，使各国的审计业务、市场状况、审计规范、竞争态势相互联动、相互影响，最终融为一体。对审计市场监管时，我国不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只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应该以统一大市场为出发点，全面分析审计大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及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审计市场监管策略，并注意与其他成员国沟通和协调，否则审计市场监管效果将会事与愿违。假如一国审计市场监管比其他成员国过于苛刻，则不利于本国审计主体和客体的健康成长，造成审计主体和客体为逃避监管将审计的需求与供给过多地向国外市场转移，导致本国审计市场的萧条。相反，一国审计市场的监管过于放松和弱化，则导致该国审计市场秩序混乱。在恶性竞争的压力下，审计主体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在利益驱动下可能提供虚假的信息，参与上市公司的造假。而审计客体在监管不力的环境中也往往丧失诚信，猖狂造假，从而严重影响审计行业的公信力，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可见，各国审计市场监管的国际协同是WTO下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国际化运行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审计市场，已经被推入审计全球化浪潮中，但目前的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与WTO的新要求相距甚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一）袖珍型资本市场抑制了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现了贸易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却还处在严格的监管范围内，尚未全面对外开放，这对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交易种类偏少，法律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政府在市场监管上常常越位或缺位，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建立。市场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投机色彩浓厚，还处在一个弱型有效的市场阶段，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被喻为“”，与类似西方成熟的规模资本市场相比，仍只能称为袖珍型资本市场。在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票市场常常低迷，审计市场规模受到极大限制，缺少良好的运行环境，审计主体难以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公平竞争，市场监管必然只能以政府强制性监管为主。在目前，我国审计市场难以参照国际审计主流的监管模式进行管理。

（二）政府不当的干预阻碍了我国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效用

市场调节功能决定着市场的发达程度，审计市场运行自然离不开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一国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会严重影响该国审计市场的发展状况。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欠成熟，政府在引导与扶持经济发展中的力量和作用很大，在审计市场中担当着主要角色。资本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对会计服务的内在需求，注册会计师的行为主要是行政管理的过程，而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20多年来，我国的独立审计不过是政府管制机构模仿国际惯例的一个附属物，审计市场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依赖政府行政力量的推进。当然政府对审计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在目前也是有效率的，但由于没有建立适当的对权力的制约，导致行政权力对独立审计市场人为行政细分。政府在审计市场管理中常常越位、移位和缺位，造成许多不当的干预，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固有的调节作用。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审计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但政府干预的惯性仍然存在，使审计市场运行机制步履艰难。政府对审计市场过多的不当干预，不利于发挥市场固有的调节功能，阻碍了我国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作用功效。

（三）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我国审计市场质量监管机制效率低下

审计质量是决定审计市场生命力的关键，开放有序的市场需要高度透明的会计信息。在独立审计活动中，各审计关系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很难完全消除，依据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原理，各审计关系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隐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机会，强化审计市场质量控制机制是审计市场永恒的主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审计市场上，无序竞争常常使信息优势方在利益驱动下，利用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提供虚假的信息，而毫不犹豫地将诸如职业道德、执业准则、质量控制准则等规范和要求抛到一边，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铤而走险、豪赌一番，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上市公司的造假。而“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作为审计的主要对象，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会计造假十分猖狂，审计市场的质量监管机制显得苍白无力，执业质量不尽如人意。可见完善的市场秩序和较高的审计质量离不开健全、有力的法律监控体系和对等的权责关系。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虽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规范审计市场活动的法律法规，但许多审计领域的法律到目前仍为空白，并且现行审计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不强，有些甚至相互矛盾。此外我国现有的审计法律责任也规定过轻，特别是民事赔偿责任规定较低，并且执法不严，严重削弱了我国审计市场质量管理机制的作用。

（四）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状况影响了我国审计市场独立性监管机制

价格机制是市场中协调供需矛盾的平衡机制，然而我国价格机制的调节对审计市场失去了效用，政府干预下缺乏供求弹性的市场使恶性竞争、低价揽客现象十分严重。由于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审计服务还没有成为企业的内在需求，再加上审计的客户标准在我国的法律中无具体规定，审计客户资源十分有限。截至2002年底，我国4403家会计师事务所中，71家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仅为1300多家上市公司承办了审计业务，每家事务所的客户数平均不到2家。审计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而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凡是资产在500万美元，股东有500人以上的公司均需要接受审计。法国也规定：所有的股份公司、合资合营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其职工超过1000人的都需要接受审计，其他企业只要符合以下三条标准中的两条也需接受审计：其一是资产超过。1000万法郎；其二是其营业额2000万法郎；其三是职工总数在200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合作性或协作性的经济事业单位需要接受审计，这为法国数量众多的小型会计审计事务所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在我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管理当局既是被审客户又是审计服务的需求者，掌握着支付审计费用的主动权，造成市场上对高质量独立审计服务的淡漠。由于我国审计市场供大于求，审计人员为了取悦于客户，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丧失独立性，出现恶性竞争或欺诈，成为审计违规的市场供给者，审计市场成为一个劣质品市场，即经济学家所称的“柠檬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供大于求的市场现象，使我国审计市场独立性监管机制未能起应有的作用。为了遏制恶性竞争，我国应制定法定审计的最低收费制。

（五）制度缺损削弱了我国审计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的发挥

从审计实践看，审计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审计人员的执业水平，二是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是有效发挥审计市场风险管理机制的前提。首先从审计人员看：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取得，在国外必须是大学本科或硕士学历，而我国只需专科，在资格考试中不论是否为会计专业，仅要求五门科目合格。即使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也因我国没有个人信用档案制度而无法了解影响审计人员独立性的道德水期，审计市场处在弱型有效的市场阶段，尚不具备这两种模式实施的条件，很多方面只有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适当干预，才能尽快达到成熟和规范。但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审计市场除了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监管外应逐步发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超级秘书网

（六）创新审计市场有效监管机制

有效监管不仅是审计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调控审计市场导向的重要手段。从美国“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到欧洲的独立审计，其成功经验表明：事务所只有通过国内联合、规模发展、业务多元、风险经营、强化职业培训、严格行业监督才能打造出国际名牌。为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重树审计市场形象，我国审计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当前落后的审计市场监管理念，逐步出台有利于我国事务所联合、兼并的新政策，鼓励事务所走规模化发展之路，以适应WTO下审计国际化竞争和发展的需要。通过市场监管，督促事务所引入风险管理机制，倡导品牌经营意识。审计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组织公认的专家制订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立权威专家评审委员会，定期对各审计主体进行评价，核定市场经营等级，评选审计市场明星并推行审计主体星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系统化的考试、培训和人才标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力度，促进审计主体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实现我国审计市场有效监管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善平。资本市场规模化中的独立审计机制创新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袁祝杰。竞争秩序的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陈正兴，周生春。中国审计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4]金子胜。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战略一市场原理主义的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夏冬，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

[6]曾勇。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质量[J].管理科学文摘，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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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传军，戚中卫等。美国审计监管对我国的启示[J].中州审计，2003，（10）。

市场体系论文第5篇

关键词：湖北县域保险市场问题策略

县域保险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保险。大力发展县域保险对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新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北是农业大省，县域人口占总人口的80%，县域GDP占全省GDP总量的58%。2004年，县及县以下保费收入达39.39亿元，占全省总保费的32.14%。近年来，湖北省县域保险市场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同其他省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2004年，河北省县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88.9亿元，县域保险保费在全省总保费收入中占比为43.2%，在全国属较高水平；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2004年县域人身保险保费收人为33.52亿元，占全省人身保险总保费收入的36.8%。这表明，湖北县域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与本省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而且还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省份。本文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从营销学的角度探讨湖北县域保险市场营销中的问题及策略。

湖北县域保险市场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一）营销观念滞后

调查表明，不少保险公司在开拓县域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并不是按照现代营销思想去做的，而是按照传统的供给导向型的营销思想去开发市场，即根据企业计划的保费和利润目标，扩张大经营网点，招聘保险员工，从保险公司便利出发选择业务种类与产品供给，建立营销渠道，为客户提品和服务。营销观念的滞后，使得保险公司在开拓县域保险市场的过程中进展缓慢，效率低下。

（二）市场定位不准

一些保险公司单纯地把市场营销当作市场竞争的一般手段，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对几乎所有的业务领域、所有的市场机会都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参与竞争。这种脱离实际、漫无边际和缺乏针对性的经营方式，没有将竞争建立在系统、科学的市场分析基础上，忽视了竞争者的定位状况和目标客户对保险产品的评价；没有通过市场细分来发现市场机会，确立明确的市场定位，并没有将保险公司经营重心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最终必然导致在市场竞争中无的放矢。

（三）产品开发不够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目前保险公司销往县级市场的保险产品基本上都是从城市到农村的简单转移，没有针对县域居民的专门险种，导致在广大县域销售的保险产品缺乏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具体表现在：保险险种结构单一，为“三农”量身打造的险种少；产品同质性高，针对性不强，卖点不突出；内容陈旧，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保险条款冗长晦涩，使县域居民望而生畏，严重影响到产品的销售。

（四）销售渠道不畅

近年来，湖北省的保险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主要是依靠保险公司机构和人员的扩展，没有重视多元化销售渠道的建立、健全及维护。目前我省保险公司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保险公司的推销人员和保险人，电视、电话、银行、邮政、网络及保险经纪人等销售渠道较少。这样一种单一的销售渠道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失衡缺陷，保险推销人员和保险人素质不高，市场行为不规范，一些保险机构具有明显的行业垄断行为，从而成为阻碍保险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五）人员素质不高

一是结构不合理。保险从业人员中，经过专门训练，拥有较高素质的人员较少，绝大多数是保险公司聘请的临时人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文化程度不高，素质偏低，特别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保险训练；二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技能不高，缺少专门针对县域居民的销售策略与技巧；三是部分保险从业人员在从事保险营销活动中只顾赚钱，而不注重客户的实际需求，坑蒙拐骗，说假话，不履行承诺的行为和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四是保险人员流失率较高，给企业及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成本过高、服务质量无法提升、严重影响组织绩效、企业口碑不佳等。

（六）服务体系不全

相关研究表明，保险服务水平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客户购买保险产品的积极性。从湖北省情况来看，保险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服务网络不健全。乡镇是县域保险的重要支撑点。但是，目前除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外，其余公司很少在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即使是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许多乡镇营销服务部也只是一个营销员开会、领据和交单的地方，缺乏必要的电脑网络、服务队伍，无法满足县域保险的客户服务需要，山区及边缘地区的出单、理赔服务无法保证，续期收费没有专职队伍，主要依靠业务人员代收，既容易导致保单欠费甚至失效，也不利于公司加强管理。服务内容不完整。过分注重保险推销过程中的服务工作，而忽视保险销售前及销售后的服务工作。服务方式较为落后。传统的服务方式使用得多，现代的服务方式使用得少。

（七）管理水平欠佳

从调查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在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性、系统性，重点不突出以及管理方法过于简单。其中最明显的是忽视企业的诚信管理。一是保险公司诚信管理的意识淡薄。大多数保险公司对诚信及诚信管理的内涵及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也极少制定有关企业诚信管理的计划与方案。二是对诚信管理的预期值低。三是缺乏诚信管理的机构和管理的技术与手段。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国内还没有哪家保险公司设有专门的诚信管理部门和配备专门的人员，也没有明确的有关诚信管理的方案和制度，这样就导致诚信管理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各种失信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从而对公司市场的开拓带来极大的危害。

（八）营销环境不好

保险意识不强。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缺乏保险知识，广大县域居民购买保险意识薄弱。诚信的缺失。部分保险营销业务人员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在开展业务活动中，欺诈、误导客户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挫伤了投保者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政策扶持不够。县域保险市场的开发需要很多成本，且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予以扶持，但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导致县域保险市场的开拓进展缓慢。

湖北县域保险市场拓展的营销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加快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激活县域保险市场为主线，以保险公司为主体，以优化环境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政府推动、全方位互动的县域保险新型营销体系，通过营销策略创新，大力推进全省县域保险市场的发展。

（一）加大保险体制改革力度，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要充分认识到保险公司是开发湖北县域保险市场的主力军，应发挥保险公司在湖北县域保险市场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表现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引导县域保险公司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强化股东义务、加强董事会建设、发挥监事会作用、规范管理层运作、加强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管理；完善治理结构监管，并通过严格的问责体系，使保险公司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决策和控制机制，切实防范经营风险，保护被保险人、投资者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提升公司整体素质。广大企业家要树立学习意识，不断地加强学习，使自己视野开阔，意识开放，以及文化素质，管理素质和政治素质等全面提高，保证自己在管理理念和方法上不落后，从而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科学管理，大力推进管理的现代化，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加强企业保险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二）创新营销观念，引入先进的营销观念为指导

加强营销观念的创新，大力推行现代营销思想是保险公司成功开拓县域保险市场的前提。

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营销观念。要根据不同县域的消费水平和需求特点，根据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缴费习惯，有针对性开发一些保费低廉、方便购买、适合县域市场消费需求、条款通俗易懂、具有亲和力的保险产品。要选准产品的市场切入点，避免产品投放“一刀切”。另一方面要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引导客户需求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诚信营销观念。诚信营销是企业将诚信原则贯彻到营销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坚持诚信理念，在整个营销过程中顾及社会、公司、客户以及内部员工的利益，诚实守信，注重长远发展。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也是保险公司稳步发展的基础。开展诚信营销不仅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帮助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还是创造客户、赢得人才的有效手段。

关系营销观念。关系营销是以建立和巩固客户的关系为目的，通过集中关注和连续服务，与客户建立一个互动的长期性关系，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营销观念。在关系营销理念中，企业重视的是与客户的关系而非单纯的交易过程，企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客户的价值过渡以争取客户对企业的忠诚。保险公司运用关系营销理念是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创新营销管理，完善县域保险营销管理体系

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既是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

完善县域保险公司营销组织机构。一是要按照目标客户群的不同，设立营销机构。各级保险公司，包括总公司、分公司、支公司，都应该设立独立的营销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既懂保险又懂营销的人员进行对营销员的管理与指导；二是要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这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的迫切需要；三是要加强对营销人员的管理。

加强县域保险客户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基层网点信息化建设，使现代科学技术为县域保险客户服务体系提供技术支撑；在保证风险管控的前提下，从方便广大客户的角度出发，适当简化承保、保全、理赔等手续；建立完善的客户回访制度。要创新服务手段。要改变“等客上门”的传统服务方式，不仅要以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先进的服务设施赢得客户的满意，而且要积极主动地派出营销人员深入目标客户群中，开展保险宣传，咨询服务等活动，使客户切身体会到保险公司服务的便捷，进而起到扩大和稳定客户群的作用。

不断完善质量标准。保险公司要紧跟保险业发展趋势，在广泛调查、准确研究和掌握客户需求的前提下，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质量标准。同时，也要加强与改善诚信管理。

（四）加强渠道创新，建立与完善销售网络

根据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在渠道创新、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大力发展县域保险机构，完善网络布局。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在县域设立支公司、营销服务部等分支机构，简化县域营销服务部设立审批的手续，加快审批速度，对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高管任职资格适当放宽；鼓励和支持专业保险机构在县域延伸机构和业务，放宽县以下兼业机构设立条件，允许农机站、畜牧站等完成企业化改革的涉农事业单位，开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险兼业业务。

创新销售模式，拓展业务渠道。在继续发挥直销、、营销等传统销售渠道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和健全兼职个人人和单位人制度，充分利用县域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局、农电所、学校以及农民协会、专业协会等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营销模式，促进保险产品的销售。

根据全省各地经济发展及保险客户的特点及实际需求，积极借鉴国外保险渠道中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大力发展其他形式的保险营销渠道。这些渠道有：直接反应渠道、定点销售渠道、保险经代渠道及保险经纪人制度等。

（五）重视人才培养，造就高素质保险队伍

保险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能否培养一支道德水平高、业务能力强、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县域保险营销队伍，直接关系到整个县域保险发展的成败。因此，在建立优秀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方面可通过以下几方面努力：建立广泛的教育合作机制，多方面的培养保险人才。做好人才的引进工作。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搞好企业的培训工作。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考试认证和从业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质量，以及道德修养水平和诚信素质，使每位保险员自觉做到诚实守信、遵守承诺、言行一致、真诚正直。

（六）争取政府支持，完善政策体系

县域保险市场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政府、企业、行业主管、农民及社会的共同参与，全力推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要按照“多予，少取，搞活”的原则，为县域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政策倾斜和舆论支持。

各级政府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强宣传与引导，为县域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加大财政与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建立县域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解决困扰县域保险市场发展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各地政府要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保险业的有关精神，把县域保险发展纳入到当地政府的总体发展规划体系，要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把事前预防与事后检查、正面引导与处罚违规行为、政府监督与行业自律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促进县域保险业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强与农业、救灾、救济、财政等部门合作，积极整合支农资金，发挥保险的“放大效应”，支持帮助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相关部门要依法行政，坚决打击保险诈骗和侵占、挪用保险资金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县域保险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市场体系论文第6篇

水资源紧张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水贵如油和水危机甚至“水资源争夺战”的现实正在逐步向人类逼近。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突出地表现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西北部和城市缺水严重、水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发展，水环境污染和人们对清洁水环境需求的矛盾、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自200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文章《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披露“位于浙中盆地的义乌市出资2亿元向毗邻的东阳市买下了近5000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的消息后，水权和水市场问题成了我国理论界继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又一热点问题。

从理论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从理论上阐明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与水权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理论、环境资源权理论和环境资源市场法律调控理论。从实践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推动水权制度和水资源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管理，特别是跨行政区、跨流域管理；有利于发挥经济手段，特别是所有权和价格机制在优化配置水资源方面的作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水资源市场机制；有利于解决南水北调、向缺水地区供水等水权纠纷和水利益合理分配问题；有利于更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止水资源的污染、浪费和枯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建立水权法律制度和水资源市场尚处于开始阶段，加之水权和水市场涉及水资源产权、物权、土地权、环境权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等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法律问题，有关水权和水市场法律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因而本文只是对水权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水权体系

要想从全局和总体上制定水权转让和建立水市场的政策，必须用系统论和一体化的思想综合研究水权问题，防止在水权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行业化倾向，从立法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水权体系。根据各国法律，水权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权利：

（一）水环境权

水是人维持其生命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有享用江河湖水体的自然权利，包括：有享受、亲近、欣赏、体验适宜的水生态环境的资格和自由，如有享受水自然景观、清洁水体以及亲水等权利；有利用水环境资源或水环境功能以维护其自身基本生活、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格和自由，包括利用水体的自净功能而排放适量污染物的资格和自由（如向水体排放生活、生产废物）；有要求维持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有通过环境权的行使而获得水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权利，如获得江河湖海的恩惠，获得安全、无污染、无害、清洁的水环境条件等效益。我们把这种水权称为水环境权，它是环境权的一种。

最初，水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天赋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或政府恩赐，政府和法律也不能否认或撤销。例如，在瑞典，自古以来就承认水环境享受权（主要表现为习惯），人们可以在他人所有的水域里取用饮水、游泳或乘船游览；同时，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必须注意保护植物和水域。城乡居民不经许可即有权直接从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中获取其基本生活、生产用水，这是许多国家的传统或习惯，并且这些习惯一直得到法律的承认或保护。例如，《俄罗斯联邦水法》第27条规定：“除本水法另有规定外，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使用水体水源满足自身需要”。《西班牙水法》（1985年）第48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经任何批准授权的情况下，依照现行法律和法规取用沿自然河道流动的地表水，以满足饮用、浴用、家庭使用和牲畜饮用的需要。”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规定了“水的豁免使用权”。例如，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豁免使用权：个人或集体的生活用水，如不超过15000加仑/天，则享有豁免用水权；如果在水源处没有引水和其他改造的设施，牲畜可直接从地表水源饮水；为保护鲑鱼的鱼孵化工程也享有豁免权。有些国家的法律迄今还没有规定这种水环境权，并不意味着否认水环境权，而恰恰是默认水环境权的表现，即应验了“法律没有规定即有自由、即有权利”的名言。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贬低。”19世纪末，作为英国宪法宗师的戴雪以其《英宪精义》名扬天下，他在明确提出法治概念时也认为，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而是它的结果。环境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的“应有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指人按其本质和生存需要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凡法律不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的原则，从法律没有禁止人们享有适宜环境这一点看，也可以推定人有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

过去我国法学界讨论水权问题时，一般不涉及或不研究水环境权的问题。随着水体污染和破坏的加剧，侵犯水环境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国对水环境权越来越重视，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已经规定公民的清洁水权、亲水权、净水享受权或公民水环境权，甚至将保障公民的水环境权作为限制滥用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产权的重要条件。大多数国家通过环境权的法律规定来包括水环境权的内容。据资料，到1995年，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特定条款；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规定了环境权的4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中，环境权或者是作为人的权利之一，或者是作为国家的职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文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修饰词，以人及其需要为中心。”[2]例如，《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1980年）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菲律宾宪法》（1987年）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马里宪法》（1992年）第15条规定：“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国家和全国人民有保护、保卫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义务。”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5条（环境权）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了环境保全而做努力。”美国伊利诺斯州宪法第11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对有利健康的环境的权利。”[3]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第44条规定：“人民享有对清洁空气和水、对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以及对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质量的权利……”[4]自60年代以来约有100来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在90年代制定或修改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70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例如，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宣布：“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制定，1993年修正）第6条（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应协助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环境保全对策的实施，也应为环境保全而努力”。俄罗斯《人口健康法》（1991年）规定：“公民享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免受不良侵害的权利，企业有权获取有关卫生状况、环境和人口健康状况及卫生规则的权利。”墨西哥于1988年1月28日颁布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一个健康的环境”。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0年）、《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1995年）等地方环境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1994年）的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第8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是构成环境的环境要素，上述环境都包括水，因而有关环境权的规定也是有关水环境权的规定。

另外，在一些国家，与水环境权有关的还有非人生命体的水权，即水生物基本用水的权利。为了保护水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江河湖和地下水体的自然流量或生态用水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保护水生物的权利。例如，美国许多州都规定了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为了在开发水资源和合理地保护水环境之间达成平衡，参议院于1973年通过的第97号法律，授予科罗拉多州水利委员会代表该州公民拥有确保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又称“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简称“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由于该州早在1850年代就已实行水占有权制度，该州大多数河流的水权自1890年以来已经被超额占有（超额占有指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较年长水权占有者的权利不能得到满足）。为了维护“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该州水利委员会除了努力申请新的水权外，还实施了“水获得计划”，各种政府实体、环境资源保护组织、企业和个体户纷纷将他们已经优先占有的水权捐献给水利委员会，以维护和增加全州的“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目前该州水利委员会已对全州8000英里长的河流和486个湖泊拥有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自从实行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以来，该州的生态环境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居民可以享受河流和湖泊的美丽景色，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水生生物也因此受益；由于河流流量和湖泊水位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该州的旅游业、水上娱乐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水资源的所有权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江河湖海等水源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独占的共有物，没有形成水资源所有权的概念，一般用河岸权、地役权等物权来调整水资源权益。例如，英国法律没有直接确立溪流、河流及天然渠道中流水的所有权，而主要依土地所有权或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地上权和河岸权来确定水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即将水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在私人土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属于土地所有人，而流出私人土地的水流则成为公共水流，将流水的所有权授予毗邻河岸的土地所有者。在澳大利亚，传统上由普通法从如下几个方面调整水权关系：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动于其土地之下的地下水和从其土地中喷出的泉水；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经其土地地表的未加控制的水流；水道或湿地的岸帮的所有人（即河岸权人）拥有对水的水流权和使用权；河岸权从属于土地，因为河岸权仅可为相邻于水道或湿地的土地而行使。

河岸权来自法国的民法。19世纪初，英格兰法庭将河岸权纳入其普通法。受英国法影响的美国司法制度也接受了河岸权原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通常采用河岸权制，即只有有水源流经的土地所有人才有权要求获得水权。河流由水及河岸（包括河床）组成，河岸权与河岸即土地有密切关系。河岸权是指河岸土地的所有人拥有该河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天然径流，河岸权禁止河流上游地区大幅度增减河流水量（如大规模泄洪和取水）以致下游地区受到不利影响。河岸权具有如下特点：只有靠近河岸的土地所有人才拥有河岸权，河岸权依土地所有权的移动而自动移动，如果河岸土地被分割出售或转让，则不靠近河岸的那块土地将失去河岸权；河岸权与流域外的土地没有联系，即使流域内外的土地连成一片，流域外的土地也没有河岸权，即河岸权所有人无权利用其拥有的流域内的水资源去灌溉其流域外的土地；河岸权只适用于天然河流等天然水体，即人工河道（水库、水渠等）周边的土地没有河岸权；所有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即同一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的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不存在优先问题（但事实上上游河岸权所有人却总民优先享尽河流之便）；河岸权的所有人的用水量受到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限制，任何河岸权所有人无权损害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利益；在河流水资源丰富时河岸权所有人可以无限利用水量，在水资源短缺时则按比例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合理分配水量，判断合理分配水量的依据是河岸土地面积的大小、土地特性、用水的重要性以及用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或损害大小；除非有特别规定，河岸权与水量无关。

占用权由西班牙人根据罗马民法的精神形成，后来又由西班牙人将其带到美洲新大陆，对美国的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州产生重要影响。据说摩门教徒最先在其居住的美国犹他州奉行水资源占用权原则。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犹他州进行大面积灌溉的昂格鲁—萨逊人订立了一个原则：最先有效利用水资源的人，有资格继续享有优先于后来者的使用权。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优先占用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拥有最早的优先权注册日期、并从那时起一直使用水资源的人，拥有先于其他后来者从该水流引水灌溉的权利。在科罗拉多州的水占有权可追溯到1850年代，对占有权的简单解释是“谁先占，谁有优先权”。美国俄勒冈州于1909年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水法，引进优先占有制作为水权的管理方法，即在一个水源上第一个取得水权的人将是在枯水期最后一个被剥夺用水权利的人，开始获准允许用水的日期就成为该水权的优先日期。占用权具有如下特点：占用权的核心是“先来者优先原则”，又称为先占权、“时先权先”，即先占者有优先用水权，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的用水权利高于或优于后来者的权利，后来者是否可以获得占用权取决于是否有多余的水量，在水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不按平均原则向占用者分配水量，而是按占用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满足用水需求，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可优先获得规定数量和质量的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占用权人具有排他性优先权；强调水的可利用性，占用权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水资源用于远离河道甚至流域外的土地，也可以将其所占用的水去换取经济收益；占用权强调用水的合理性，即水的使用不能损害他人利益，可以通过立法对占用权加以限制。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扩大和水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普通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很难适应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一些国家的法律开始将江河湖海等水源赋予所有权概念。目前许多国家规定水资源为国家所有，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水资源所有权。例如，在俄罗斯，水资源所有权分国家、单位和个人所有权等多种类型。根据俄罗斯民法，个别零散水体可以属于市镇机构或一些公民和法人所有。《俄罗斯联邦水法》（1995年）第33条规定：“水体可以属俄罗斯联邦所有，也可以属俄罗斯联邦各州、区所有。”第35条规定：“所有一切水体，包括那些不属于个别市镇、公民和法人所有的零散水体，均应属国家所有制范畴。”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水法》，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即我国法律上的水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

水资源所有权是指国家、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绝对的物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水资源所有权的内容，包括水资源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水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种权能。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或水体[5]，是水体中的水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的统一。如果从法律上将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与水资源地（包括水资源的底土、岸邦及与水资源相邻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开来，则应该考虑、确定水资源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岸边权。从理论上看，水资源所有权应该适用于水资源的全部功能。但是，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所有权重在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水资源的经济功能，即对水资源的经济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而没有将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包括在内。

（三）水资源的用益权或使用权

目前我国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与国外民法中使用的用益权有较多的相似性。

从理论上看，人们开发、利用和消耗水资源，原则上应该取得水资源的所有权；由于水资源所有权已经包括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人有权使用其所有的水资源，因而对水资源所有权人而言，没有必要设立水资源使用权。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在一个存在不同阶级、阶层和强权的社会或国家，绝大部分水资源往往为少数人拥有（水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或国家所有（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且拥有大量水资源的少数人往往不必或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也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真正直接利用水资源的是大量非水资源所有权人。由于经济实力和贫富差距等原因，这些人无钱或没有能力从水资源所有权人那里买到水资源的所有权。这就产生了非水资源所有权人必须直接利用水资源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客观需要和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在不改变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由非所有权人向所有权人支付一定费用后取得利用并收益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用益物权，在我国多称为水资源使用权。

用益权是指在不毁坏物的实体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物品并收获其孳息的权利，即用益权就是用益物权。[6]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用益权为对他人所有物，如同自己所有，享受使用和收益之权，但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物本体的义务。”因此，用益物权是非所有权人以利用、收益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物上享有的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处分的物权。享有权利的人称为用益权人，他有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度处分他人所有物的权利。由于用益权人将他人所有物视同自己所有，因而原所有权被称为“虚有权”（nudaproprietas），又译为“所有权”；原所有权人被称为虚有权人，他只保留对其所有物的最终处分权。目前国外民法已经有大量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可以适用于水资源的利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概括起来，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用益物权是一种物权，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和典权等，除地役权属于从物权外，其他用益物权都为利，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必须存在他人所有的物上，用益物权人不是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物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他人所有物，一般为不消费物[7]，一般以不动产为主；用益物权以物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物的支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的灭失导致用益物权的消灭。

由于用益物权的上述特点，它具有适用于水资源利用、收益和处分（即水权转让）的极大潜力，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概念。所谓水资源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水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并有限处分的物权；在我国，可以将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定义为：非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对国有水资源依法、依合同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这种水资源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水资源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国有水资源的权利；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必存在于国家所有水资源上，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人不是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一经确立（包括法定和意定），就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国有水资源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以国有水资源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国有水资源的支配，国有水资源的灭失导致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国有水资源，国有水资源是一种不消费物即指水的来源，国有水资源不是指水产品或已经与水地分离的水量。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根据《民法通则》第80条和81条的规定，使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对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依法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使用权派生于所有权。我国《水法》第3条仅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使用权。

一般认为，水资源使用权是指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非自己所有的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取得经济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水资源使用权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水资源使用权是派生于水资源所有权但又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独立的物权，水资源使用权不是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与水资源使用权的区别仅在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使除依法外，还要依水资源所有权人与水资源使用权人依法签订的合同。从大陆法系的物权观看，水资源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第二，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成为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水资源使用权和个人水资源使用权两类。第三，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水资源是一种不可消耗物，这可以将水资源使用权与水产品所有权区别开来，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水资源而不能是水产品；水产品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水产品而不能是水资源，水产品是一种可以消耗的物），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而不能是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如果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则属于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使用权实际上是一种水体（包括水及其相连的土地）使用权，是持续或连续使用水资源的权利。例如，某水电站持续利用长江水发电的使用权，某轮船持续利用长江水航行的使用权，某农村组织持续通过水渠利用长江水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使用权。第四，水资源使用权使用的主要是水资源的经济功能（主要发电、航运、渔业养殖、商业旅游、商业供水等），而不是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

根据对水资源的使用方式，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取水权、水运权、水电权、放木权、养殖权、旅游观光权等各种开发利用水域或水体或水资源的权利。取水权是指单位或个人有依法直接从国有水资源（包括江、河、湖泊、地下水）中引水或取水的权利，引水或取水是将水从其水体中分离出来、或将原有水体改变形状流向的行为。取水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取水权的主体必须是具体的单位或个人，不能是国家或全体人民之类的抽象主体；第二，取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第三，取水权人通过行使取水权可以形成新的水体而成为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人，也可以获得一定水量而成为该一定水量或水产品的所有人；第四，获得取水权必须经过批准或签订合同并依法或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国有水资源（如江、河、湖泊、地下水）的取水权应该经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出让或转让国有水资源（如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中的水资源）的取水权应该经过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人的同意并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水运权是利用水域航行或运输的权利。水电权是利用水流发电的权利。放木权是利用水流放运木材、竹材的权利。养殖权是利用水域养殖、种植水生物（主要是鱼类、贝类、藻类）的权利。旅游观光权是利用水体或水域进行旅游观光的权利。由于我国长期没有从法律上区别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的界限，上述各类水资源使用权在过去一般被视为行政许可的产物，而不被视为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今后，应该通过法律创造条件将它们转化为国有水资源使用权。

（四）其他水权

1.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

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利用水资源的社会功能属于社会公益权的范畴，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包括防火、抢险、救灾、治病疗养、卫生、体育、文化、科研、教育、划界、国防、军事等社会公益性权利，这种水资源使用权的收益往往表现为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水产品所有权

单位或个人通过行使取水权而取回的水量，单位或个人用容器接收的雨水，单位和个人通过买卖交易等活动获得的已经与原有水体分离的水，可以视为单位或私人所有水产品或私人物品；这时形成水产品或水的单位和个人所有权。有些人将水产品的所有权当作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这是造成水资源权或水权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水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对水产品而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水产品的所有权而不是水产品的使用权。水产品与水资源的最大区别是：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是对水的来源（水体）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了水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就获得了源源不断地供应水的能力；水产品所有权是对一定质和量的水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水产品所有权只是获得一定质和量的水。

3.水资源产权

水资源产权是从经济法的角度对水权的界定，即将水资源作为一种财产、一种产业，主要指以水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法国水法》第1条规定：“水是国家共同资产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将水资源即水体规定为水产业。根据西班牙《水法》（1985年），西班牙国有水产业包括：内陆水（地表水和可恢复的地下水）；连续的或不连续的自然河流的河床；湖泊和池塘的基底，公共河道上的地表水库的库盆；地下含水层。根据《日本河川法》（1995年）的规定：江河属国家产业。

根据马克思所定义和解释的产权，有如下几点含义：一是产权等同于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8]；二是产权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有别于所有制；三是指具有私人间的排他性的、可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权利；五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

在罗马法中，产权被解释为几种权利的集合，即所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对某种财产的使用权）、侵犯权（穿过他人土地权）、收益权、使用他人资产权、典当权。注意，罗马法特意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法国民法明确规定：“财产权就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物品的权利。”产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产权必须是法律严格规定并允许的；二是产权是对物的权利；三是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在满足两条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产权不仅包括收益权，而且是包括一切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并且所有者可独断任意行使。[9]在西方学者中，有的认为产权即为财产所有权，并进一步把财产所有权解释为包含多方面权能的权利束。《牛津法律大辞典》[10]认为：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佩杰威齐（S.Pejovich）认为产权就是所有权，并把所有权解释为包括广泛的因财产而发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权利束。P.阿贝尔认为产权是一个比所有权更为宽泛、包含一切关于财产权能在内的范畴。他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其他权利的权利。[11]

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其代表人物是科斯，其理论后经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等人认为，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的影响，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根据科斯定理[12]，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水资源产权交易又离不开水资源市场。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务的交换，既是物质的转移和移动，也是权利的转让和移动；因此，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是解决我国水市场的关键。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与亚洲开发银行主持完成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研究报告提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着突出问题，在立法时应依法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以减轻或消除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混乱的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流转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是我国自然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关键原因，应确立自然资源的基本交易形式。要想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必须将水资源产权管理规则与水资源产权交易规则分开，合理安排政府对水资源产权的管理的限度与范围。

综上所述可知，水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用益权）、水环境权、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水资源经营权、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水权体系，水资源产权则是一个混合性的权利束。环境保护法主要强调水环境权，自然资源法主要强调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私法（民商法）主要强调用益权（地上权、地役权）、水役权、河岸权等水资源物权和水产品所有权，经济法主要强调水资源产权，行政公法主要强调水资源的社会公益性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各种水权利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科学确定水权转换的范围和原则，明确什么权利可以转让，什么权利不能转让。本文所讨论的水权转让中的水权，主要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资源用益权。

二、水市场

广义的水市场，包括水产品市场和水资源市场两类。所谓水产品市场，如纯净水、蒸馏水和自来水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水而不是水资源（水体），是一定量的水或水产品的所有权，是一种水的实物即水的所有权交易。所谓水资源[13]市场，如江河湖水体、地下水体以及人工水库、水渠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不断供应的水资源的使用权，主要是一种水源即水体的使用权交易。

（一）国外水资源的发展概况

国外水市场包括水资源市场和水产品市场、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北美和南美）与非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南亚，通过用水户协会分配水权）、现货水交易市场（sportmarket，在巴基斯坦人21%的打井户出售地下水）、应急市场（contingentmarket）和永久性水权转让市场、水权租赁市场、地面水市场和地下水市场等不同的类型。

美国的水权转让类似于不动产转让，转让程序一般包括公告、州水机构或法院批准。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水资源营销”和在因特网上进行频繁交易的“水市场”。近年来，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西部出现了水银行交易体系，即将每年的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方便了水权交易程序，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99%的水交易是从农业用水转为非农业用户。在德州的里格兰峡谷，在该市1990年确立的水权中，有45%从1970年起已经被买走。在美国，西部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用水问题。1988年美国联邦垦务局宣布将自己定位为“水市场的服务商”，并制定了买卖联邦供应用水的规章。美国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在一份给西部水利官员的报告中呼吁实行水市场，认为美国西部用水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培育自主意识，培育买方和买方市场”。美国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因为城市供水存在水压不足、水质不好、水管破裂等问题，在市长选举中丢了许多选票。为了取得市民信任，市政府开始尝试新的城市水管理政策，即：在市政府对水设施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城市水设施使用权向企业招标，由各公司通过投标竞争取得水设施使用权。结果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下属的联合水务公司一举中标，为该市150万市民提供并承担4500公里的管网维修。在这家私营公司经营后，城市供水情况大大改善，仅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就节省了4亿美元。1985年，两家来自法国和香港的企业进入澳门水市场，承担向整个澳门供水的任务。15年来，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水价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而且澳门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已经优于欧洲标准。

在智利的缺水地区，水市场已经取得较大效益；该国的利玛理地区，水交易的平均收益是每立方米2.47$，交易成本是每立方米水0.069$.新加坡85%的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期限是60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来原水再制成水产品，再卖回到马来西亚。这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典型的水权交易的例子。

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进入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正在实现向新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转变，即由经过改革的行政结构和少量普通法权利共同构成的新制定法水权制度。这种新的制定法水权制度的特点如下：第一，水权享受者可以依靠政府行为和司法诉讼实现用水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水资源利用基础的私人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强制实现；第二，保证适当的环境用水是创设可交易的水权制度的核心条件；第三，明确用水者和管理者的环境保护注意义务；第四，为了迎接巨大的环境挑战，第三者的利益和环境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原有水资源的水权已经发完，一些州政府规定，允许老的用水户可以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新用水户；即逐步停止对新的取水的审批，新用水户只能到水权交易市场上购买水权。在1994年2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ofAustraliaGovernments，COAG）制定了一个“水工业战略框架”[14]，决定实行水权贸易、流域综合管理等水资源政策改革。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只有少量水资源分配贸易或交易，而水资源改革政策的中心环节是水资源中可交易的财产权，并且使这一权利的交易与土地权利相分离。其途径是：行政机关通过授予具有制定法性质的许可证创设可交易的权利，赋予该许可证以财产权的基本属性。

在西澳大利亚，在《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实施之前，实行的是以普通法财产权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该法实施之后，该州实行的是水资源公有制，行政机关对水资源拥有调控权。1995年12月，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水与河流委员会法》、《水公司法》、《水服务协调法》、《水机构改革法》等4部对水资源政策进行改革的法律。1998年8月西澳大利亚水与河流委员会法公布了对《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进行详细修改的建议，提议将位于管理区外的地表水的水权也授予西澳大利亚州，将河岸权这类公共权利扩大到所有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规定所有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使用水资源的人都应负有注意（主要指保护环境）的义务，水资源管理者有权作出平衡环境用水和经济用水的有约束力的决定，要求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建议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立国家和个人对水资源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创设独立的对水资源的财产权以及水权交易，具有重大影响。[15]在维多利亚州，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给予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增加，该州逐渐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可授权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的用水户已经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该州州政府自1980年代起开始实行水权拍卖。该州规定的水权转让，包括临时性转让和永久性转让、部分转让和全部转让、州内转让和跨州转让。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涉；转让人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其他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但是，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通过的规则。灌区内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供水机构需向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提出申请，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到20世纪末，该州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立方米，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立方米，在该州北部已经形成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市场购买水权是新用户获得所需水量的有效途径，因节约用水而具有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

（二）我国水市场发展的概况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期间，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其模式是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计划配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形同虚设、水资源市场失去生存空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低下。当时的理论根据是：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商品的理论，水资源使用权或取水权不得转让。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开始对水资源管理实行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即强调和加强政府对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强化对流域分水计划和分水协议的保障机制；二是微观方面，即加强政府对供水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水产品的价格改革。这种改革仍然是行政指令配置水资源模式的延续，没有重视和引入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

例如，黄河流域水资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可获取的水资源”，流域内用水“以需定供”，唯一的用水限制条件是用水户的取水能力，即谁有能力取水谁就有权任意用水、谁没有能力取水谁就无法用水。这时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名存实亡，结果导致类似“公有地的悲剧”的国有水资源悲剧。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类似“军备竞赛”的“取水竞赛”，竞相大力修建各种引黄引水工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引黄水量增长了1.5倍；由于引黄水量过多，黄河从1972年开始断流，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平均每5年有4年断流，进入90年代则年年断流。黄河水资源断流的严峻形势激发了黄河上下游用水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国家从宏观行政调控和微观水价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宏观控制方面，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349.6亿立方米的水量分配给黄河流域8省。但是，这种计划分水办法并未达到计划控制的目标和效果，原因是：一是计划决策失灵、计划本身不够合理，确定分水方案的机制基本是暗箱操作、中央（部门）拍板和高度集权，没有经过各地方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参与；二是计划管理模式出现体制失灵，整个流域分水依赖流域管理机构监督实施，但流域管理机构既不享有法定的监督管理权力，也没有采用行政手段之外的经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权威性的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进行有效控制、监督和对超额引水地区和部门进行制裁；结果一到枯水或用水高峰时期，有关地方、部门和引水工程竞相取水，造成分水失控。实践证明，这种行政配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对用水主体的约束力和诱导力很差。在微观方面，国家开始对黄河流域的居民用水和生产用水实行计价和提价；由于各地各部门获得黄河国有水资源并没有向国家缴纳水资源使用费，加之流域农业生产产值和农业灌溉技术不高等原因，工农业用水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作用不大；由于流域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即自来水占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总量不多，加之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在自来水方面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不仅作用不大，有时还会产生“水老虎”行业利润过大的副作用。实践证明，如果将水资源市场与水产品市场割裂开来，即只建立水产品市场不建立水资源市场，水产品市场机制对整个流域水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江、河、湖泊，冰川雪原，陆上地下水，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修建或所属的人工河、湖、水库、水塘、水池、水渠等人工水体”，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水资源，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水资源市场，因而还谈不上水资源市场失灵的问题。[16]例如，属于国有企业的自来水厂、用水企业和农灌区管理局取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体中的水，只需政府主管水资源的部门批准就可以取得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基本没有向政府上缴水资源费，这种水资源使用基本上是无偿使用（无价或低价使用）、无期限使用、无流动使用。从理论上看，通过流域统一管理配置水资源（主要指通过流域立法、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流域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计划），其全流域水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应该最优。但是，如果缺乏法律保障和经济制约手段，这种分配水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容易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提高国家和企业的投资效益、用水效益，不利于发挥丰水地区的水资源优势，不利于城市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由于水资源的区域性，各地人民政府争相控制国有水资源，争相向中央政府多要水资源配水指标，争相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结果一些地方可用水资源多余，一些地方水资源严重不足；由于缺水地方只能通过上级人民政府获得水资源，上级人民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调配水资源，结果造成谁叫缺水需水叫得好、谁行政关系好、谁行政权力大就可以多获得水分配指标的情况；这都会造成人为的地区发展条件不公平、竞争条件不公平。

为了满足发展经济所需用水问题，我国一直存在着临时的、应急性、地下的、隐蔽的、非法的、变相的、不健全的水买卖、水权交易或水市场。例如，浙江舟山本岛水资源紧缺，每到干旱季节，就用轮船从长江口和宁波运淡水，连居民生活用水也要限时限量供应；这种现象促成了舟山向大陆跨海引水项目的实施。在浙江温州乐清等地的水库供水区，曾经发生农村和城市、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矛盾；一些个体户为了得到投资大、效益好的养殖业的“救命水”，曾自发地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协商，要求高价转让水权；这促成了乐清在楠溪江从永嘉引水。绍兴河网曾多次从萧山引钱塘江的水。慈溪曾经协商向上虞引水，已经实现从余姚引水。永康曾计划从仙居引水。这种些现象表明，水权的流动和水市场的启动已经有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我国香港买东江水，澳门买西江水，也是水权交易。

为了克服上述水资源宏观行政控制和水产品市场微观方面的弊病，我国在流域水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1999年开始对水资源的管理与配置逐步进入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新阶段。先是有关流域管理体制、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理论讨论，接着进入试点、试验和立法阶段。《防洪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制定以及《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的修改，从法律上提供了加强流域管理机构权力和水资源使用权转让的依据。1999年，水利上部领导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和现代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2000年10月水利部领导发表了关于“水权、水价、水市场”的理论讲话。接着全国水利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等环境、资源、法学界进行了有关水权与水市场的学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水政法[2000]227号）明确规定了水资源使用权可依法转让的条款：“关于征求对《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意见的函”（资源管[2000]20号）对水权转让条件、提交资料、权利义务、适用范围以及补偿原则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2001年2月，《人民日报》分别于16日、20日报道了《我国首笔用水权交易成交-义乌出资两亿元，买来上游东阳水》（作者慎海雄、王磊）、《两亿元买清水-国内第一笔水权交易详记》（《人民日报》华东版，作者王磊）的消息。

市场体系论文第7篇

一信用的含义

信用的含义有很多种。传统文化中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强调信用的，这个意义上的信用是指能履行承诺而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是一种诚信的品德。从商鞅“立木为信”开始，讲求信用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而深人人心，至今已逾数千年。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信用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狭义的信用则是指受信方，向授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作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它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一种能力或资源，授信人（债权人）以自身的财产为依据授予对方信用，受信人（债务人）则以自身财产承担偿债责任为保证取得信用。因此信用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用来融资、理财、配置资源等。

二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但实物交易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价值不等货不对路的限制，使交易难以达成。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又出现了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交易难以达成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先行提货，到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账，赊帐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货币的支付手段开始出现，形成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无信用中介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由此可见，从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开始，赊购、赊销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信用就成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成长起来的是个人信用制度，许诺、承诺、保证等等都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培育出企业信用、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种信用制度。即发达国家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信用制度建立在先，市场经济发展在后，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石之上，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别国相比，建立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先，信用制度建立在后。中国政府宣布到2000年末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信用制度建设的试点在2001年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去通过行政命令衔接企业间和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是不需要多少信用来发挥作用的。然而当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启动的时候，社会并未同步确立起讲求信用的市场规则，于是竞争便在没有信用约束的环境下层开。由于各经济主体趋利动机日益强烈，在社会没有完善法规和执法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社会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信用上，欺诈盛行，假贷横流，几乎已经到了“无人可信”，“无事敢信”的程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姓的现实感受，整个市场出现了整体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由于信用缺失，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缺乏正常沟通交往的平台。

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有调查显示，失信仅次于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在这种存在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守信成本相当高，而短期内失信收益并不低。这种信用氛围，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出现了守信者步履维艰、消费者提心吊胆的不良局面。

三加入WT0要求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

由于信用是在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因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显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首先从社会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入手，而力图从考察个人的经济行为、提高个人素质德行中寻求出路，是不可能建立起适用于现代社会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的。进行现代社会基本信用规则、体系的建设，是不可以靠个人的感情因素及自我认知能力来建立的。必须靠法律手段来督促个人讲信用，用制度建设的方法来提供社会讲求信用的工具和氛围。靠这些手段督促个人信用比靠个人的感性及认知能力来建立个人信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才能实现信用制度的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仅仅需要建立法律规章，还需要重塑一种讲求信用的社会氛围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意识。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软硬两个方面：软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影响力、道德观念等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硬制度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各级政府制定的法规。发达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讲信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因为失信和欺骗行为会使加害方自身遭受严重损失，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和习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借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与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制度广目前经济生活对建立信用制度已提出迫切要求，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构成经济增长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进行信用制度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信用资料和评估结果。

四社会已有重建个人信用的迫切要求

加入WT0后，竞争将在各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即所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正是这类制度竞争的题中之议。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做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以判断，国家将会加快信用制度建设的步伐，必定从法律上、政策上增强建设的力度，优先建立竞争秩序框架，以夯实市场竞争的基础。

从国家看：江总书记除了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外，还在200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调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朱总理也曾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据介绍，国家经贸委正在就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在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同时推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户籍与个人信用管理系统以及质检、税务、海关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实现部门间和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

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在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各行政执法部门正在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建立记录不良行为的“黑名单”制度。

从理论界看：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经叔平、厉以宁等众多经济界著名人士郑重地向社会倡议：宣传信用理念，推广信用文化，传播信用管理知识，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信用回归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业内人士把2001年称为我国的信用年。2002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诚信”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从社会看：由于失信现象严重，那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形式受到严重挑战，许多交易退回到现金结算的方式，不少合同因此而无法签定。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企业无法正常地使用信用工具，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信用观念薄弱导致的帐款拖欠和欺诈行为，也使不少企业陷入危机；不讲信用还出现了一种从众效应；使很多企业既是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发生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信用交易，这种交易必须以有履约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我国目前存在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重建信用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

五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和难点分析进展状况

目前，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汕头等城市都已先后开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但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未久，主要是上海、深圳和北京有实质性推进。上海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我国大陆首家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的专业资信机构，承担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开展个人信用信息咨询、资质认证和风险评估业务。这使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上海走在个人信用评估事业的最前沿。

在深圳，“个人信用”的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颁布，这意味着今后赖账、行骗者将永远被银行或其他商业部门拒于“信用”的大门外。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深感由于信用管理滞。后、个人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了深圳个人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个人因贷款手续繁琐又贷不到钱，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房屋贷款等贷款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客观上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为了将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圳市政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拟定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办法》将个人信用信息分列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婚姻及家庭成员状况、职业、学历等；二是商业信用纪录，包括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的特别记录。这意味着个人信用的硬制度建设在深圳已先行了一步。这一初步的地方法规框架，填补了我国个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在法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北京则成立了专门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春江水暖，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已切实地起步了。

难点分析

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最大难点是缺乏法律环境和政策背景，截止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关于信用制度的法律文件，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除国家经贸委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外，没有任何关于信用制度的部门规章。如果建立起征信系统，则大量的征信工作是在消费者未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势必涉及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如果个人信用评估公司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可通过政府颁布政策性法规使征信行为获得合法性，否则寸步难行。

市场体系论文第8篇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特别是与经济的起伏波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更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诸多经济政策变量的直接影响。正因如此，但凡关注资本市场的人，没有不关心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势的。其中又尤以对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注为最。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似需着重考虑和解决如下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市场体系论文第9篇

【摘要】：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主体部分，不但肩负着现实企业自身经济效益，还肩负着企业对社会的应有贡献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企业自诞生以来就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和市场组成部分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自身的经营和决策过程中，在考虑企业本身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其对于社会其他经济利益群体和非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如果企业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不顾及因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就会把企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成本外部化，从而增加社会成本；如果企业在发展自己的时候，肩负起保护环境、降低能耗、回馈社会，就会把企业的效益外部化，增加社会的收益，进而在提高企业的品牌度和信用度的同时更加发展壮大自己。由此看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是企业的本性，但社会责任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此，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一、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含义

学术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研究比较早，大体对于社会责任的定义分为三个观点，一个是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先生为代表的经济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就是对投资者的一种经济责任，企业的存在就是为投资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以博文为代表的非经济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剔除企业为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元素之外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即企业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公益做出自己的努力；三是卡罗尔所持有的多元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很多方面，但不局限于包括经济责任、环保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

综合前人的学术观点，我们更加赞成第三种观点，也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其经济运作过程中对其具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和物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经济发展的责任、环境保护的责任、道德和法律的责任等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含义是基于经济行为过程中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特别是当今这个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时代，企业除了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外，还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考虑。企业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社会才能宽容和支持企业的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默契的环境。

二、武广客运专线的基本建设情况

笔者所在单位——中铁大桥局是国有大型施工企业，现在正在修建武昌至广州的客运专线，地点在湖南省境内。因此，笔者将结合我国在建线路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客运专线——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为例，具体谈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重要性及作用。

武广客运专线为京广客运专线的南段，位于湖北、湖南和广东境内，是我国在建线路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客运专线，该专线于2005年6月23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在2010年建成。武广客运专线始于武汉新武昌站，经过咸宁、赤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花都，到达广州的新广州站，全长约98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投资总额1166亿元。客运专线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京广线的巨大客运压力。专线建成后，武汉到广州的时间由原来的11小时缩短到4小时，长沙到广州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到3小时。

笔者所在的中铁大桥局在这次的武广客运专线工程项目中中标额度为30亿元，主要负责线下工程的工作，负责的里程主要是从岳阳至汨罗，全长54公里，另外需建三座特大桥，即临湘附近的梁家湾特大桥、株洲西湘江特大桥、衡阳湘江特大桥，目前主要在湖南境内施工，施工进度已经在收尾阶段。

三、武广专线建设对于施工单位的社会责任要求分析

（一）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需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前文已经谈到，武广客运专线建设经过咸宁、赤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花都，到达广州的新广州站，全长约989公里。通过建设武广客运专线，能够带动这一线上的城市经济发展，以点带线，以线代面，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投资1166亿元，使得钢铁、水泥、化工、材料等多个国家重点行业上万家企业得到发展，这对于受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各行各业生产和出口贸易受阻的企业将是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客运专线专线建成后，武汉到广州的时间由原来的11小时缩短到4小时，长沙到广州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到3小，这将加快两地之间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往来。武广客运专线的施工企业对于保证武广铁路按时竣工，保质保量的完成建设需要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因此，施工前积极主动与铁路管理部门、公路交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等部门联系，签定在施工期间保证铁路行车和公路交通畅通的协议，接受铁路、公路交通、社会等部门的监督，积极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施工企业只有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保证施工过程中不出现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保证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因此，企业在追求赢利、提高利润的同时，应站在全局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节约资源，切实承担其社会责任。笔者所在的中铁大桥局主要负责的里程是从岳阳至汨罗，全长54公里，需设三座特大桥，即临湘附近的梁家湾特大桥、株洲西湘江特大桥、衡阳湘江特大桥。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武广客运专线的施工一方面凸显施工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说明在施工过程中对于山体的隧道和路基的开荒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施工单位要以促进客运专线建设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构筑与现代化铁路建设相配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铁路绿色通道网络体系。

第一，在质量目标上，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OHSAS18001:1999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的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注意采取环境保护政策，采用各种方式开发、改造节能、节材、环保项目，把施工过程中消耗的资源尽可能地进行再回收和再利用。

第二，为保证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以免水质污染，环保水保工作在施工中要做到防治并重，治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为当地创造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严格执行当地环保法则，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联合协作，全面控制施工污染，减少污水、扬尘及噪声，控制水土流失，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加强施工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据地区和施工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对自然植被生态体系最大限度的保护。施工时尽量少占农田、耕地、绿地。

总之，企业在施工生产中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如何对地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施工，从而达到即有自己的经济效益，也兼顾了地方的整体利益，即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建设目标，也保存了地方的生态平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由于经济人的本性而内在有盈利的动机，另一方面因为垄断性又缺少外在必要的制约，导致国有企业不仅很少考虑社会责任，反而经常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之事。因此，我们要利用这次武广客运专线施工建设的机会，提供施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对社会和他人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刘彤.刍谈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J].企业管理，2007年1期.

[2]仲大军.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J].企业文化，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