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交融与创新；敦煌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13-08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the Dunhuang Academy held“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at Mogao， which received 109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heated discussion 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ave archaeology， cave art， Buddhist history， ancient sites， ancient tombs， research of ancient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Dunhuang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aves，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Dunhua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This confere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onvergence； innovation； conference； summa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研究院携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50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堪称收获丰硕。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一扼要的综述。
一 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方面。
今年是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有多篇论文探讨莫高窟的历史及其价值。柴剑虹《“时”、“地”、“人”――莫高开窟因缘述略》认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必有其因。对敦煌而言，时、地、人最集中之体现，莫过于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其“咽喉之地”。乐V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其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并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体现出儒、释、道开始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认为西晋时代在莫高窟创建仙岩寺，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推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又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联合国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驻使团团长法宝博士《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敦煌是多种文化、传统和丝绸、黄金、钻石等多种商品、语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谐、宽容和尊重佛教教义的一个典范，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的贡献，充实了佛教的荣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选题。奥地利史瀚文（Dr.Neil Schmid）《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对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研究。伊朗纳思霖（Zahra Dastan）《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家采用摩尼教的波斯风格绘画创造艺术品，波斯绘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李凇《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将敦煌这个“文化特区”嵌入中国艺术史之中，检索不同信仰的产生、传播、延展、冲突、接纳、转换与互融的现象，以“雷电风雨”这个特定图像体系的成立，来描述文化演变的轨迹――零碎图像（观念）如何被逐步系统化整合的趋势。
二 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敦煌文献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热烈讨论的又一重要方面。学者们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论题。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李并成《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范例》认为敦煌不仅是丝路上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枢纽重镇，而且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整合、孵化衍生的创新高地。敦煌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底色与格局。敦煌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开放性p多元性p浑融性、创新性。刘再聪《华夏先民“西游”之举与汉唐引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认为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华夏先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大前提，汉唐等中原王朝对西域各国的经营与招引是“丝绸之路”持续运行的原动力。比利时铁力・马海思（Thierry Marres）《假如论“乐”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之〈伦理学〉在敦煌对话》以一个外国哲学学者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讨论了沙漠绿洲敦煌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意义。
宗教史文献研究。荒见泰史《敦煌三危山考》认为敦煌信仰具有重层型，即在原有的信仰与陆续进来的新宗教的结合或调和中，很牢固地保留着对三危山或西王母信仰，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仰不再是主流，但是一旦出现某种机会时，从内部保存下来的信仰也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情况。吴浩军《河西墓葬杂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六》将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至后唐诸如铭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间过所、砖铭、墓表、题记等难以归类的墓葬文书归为“墓葬杂文”，认为这些墓葬杂文同样是考察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郑阿财《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认为敦煌高僧因缘记写本提供了考察有关高僧“因缘记”在佛教弘传时运用的窗口，透过此一窗口可见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a括其内容以备宣讲参考之用，此即所谓“因缘传”、“因缘记”。湛如《居家律范――从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仪形态》认为以敦煌出土的戒牒、受戒文等材料为基础，有助于重现敦煌当时的居家律范，还原中古佛教的民众生活。崔中慧《北凉书吏樊海书〈佛说菩萨藏经〉初考》认为俄藏敦煌文献Φ066号佛经残片《佛说菩萨藏经》的书法风格与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北凉高昌一件有纪年并题款“书吏臣樊海”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相同，此二段残卷应是可缀合的同一佛经写卷，为同一写经生书写。从署名可知樊海是沮渠安周政府的官方书吏，反映北凉官方已经开始抄写并收录不同佛经译场所出的佛经。杨学勇《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认为三阶教非常重视《十轮经》，非常重视地藏菩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阶教是建立在末法根机上，而《十轮经》正是宣扬末法的经典，与三阶教强调的第三阶正好相符，所以可用《十轮经》来论证三阶教的某些教义。勘措吉《从哲蚌寺藏〈|蚌经〉看敦煌藏文〈般若经〉誊抄年代》认为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和哲蚌寺所藏“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据此可知敦煌藏文《十万颂般若经》誊写年代至少从赤德松赞时期开始。魏迎春《敦煌写本〈敦煌诸寺僧尼问想记录〉研究》认为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99号文书是当时敦煌佛教教团面试僧尼的试卷，有助于搞清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剃度出家的过程以及僧尼身份如何取得等问题。陈大为、王秀波《敦煌三界寺再研究》从建置沿革、寺院建筑、僧人状况、寺学教育、宗教活动以及受戒牒六个方面研究敦煌三界寺，认为以三界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成为敦煌地区各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深刻影响着敦煌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陈于柱、张福慧《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对多件敦煌文献缀合而成的俄藏敦煌写本《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进行了重新衔接缀合，认为《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册与学界此前对相关书叶的排布均有错乱，忽视了各书叶彼此的写本学关系以及卜辞文例的衔接性，这些文献应系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的作品。戴晓云《敦煌文书中的水陆文献略考（一）》认为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献是水陆仪文或水陆斋文（宋元后世称为杂文，是供水陆法会举办时在斋会上宣读的），这些仪文或斋文，由于明确出现了水陆、无遮、水陆会、无遮会等等字样，可以明确其性质就是水陆文献。
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张俊民《对汉代之时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测》将敦煌写卷与悬泉汉简记载的内容相结合，探讨了汉代敦煌的水利工程及其能效。陈国灿《试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自耕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郑炳林《瓜沙地区疏勒河原名黑水考》认为直到唐宋时期疏勒河仍然称之为黑河，其原始名称很可能从《禹贡》记载而来，经考证黑水就是今之疏勒河。杨宝玉《〈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根据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探讨了两件文书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张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体问题。李宗俊《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利用最新出土的李行素墓志及有关敦煌文书，探讨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事与晚唐归义军与炷┑牧怪葜争及河西政局等问题。刘进宝《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从税收、贸易、借贷等方面探讨了当时敦煌的商品贸易情况，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缺乏商业经济。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对敦煌织物借贷契约的借贷原因、借贷期限、借贷数量和借贷利息等方面做了讨论。赵大旺《敦煌写本P.5032〈渠人转帖〉研究》对P.5032中一组八件《渠人转帖》进行了校录，考察渠人劳役参与情况和渠社局席参与情况，讨论了渠人与渠社的关系。梁咏涛、唐志工《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职官变化》认为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府职官，为曹议金时期按后唐同光二年宣敕，对归义军使府内部职官进行的改置，其题记又具有节度使府“本局公事”内容之职官的性质。杨秀清《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史意义》在研究敦煌文献及考察敦煌石窟图像的基础上，从大众思想史视角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思想内涵，探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意义。
古代民族文献研究。德国茨默（Peter Zieme）《对一首回鹘文诗歌，即B464：67号敦煌文献的解读》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464：67（背）原定名为回鹘文佛经残片进行了全面解读，认为该残片非佛经内容，而是一首回鹘文诗歌。张铁山、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辑录了莫高窟北区第465窟内的多种民族文字题记，认为仅从题记来看，该窟至迟应建于唐839 年，被称作“独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废弃不用，被称作“秘密寺”。松井太《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Or.12380/3948文书残片再考》认为Or.12380/3948文书残片并非黑水城出土资料，而属于今新疆和田市东北约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出土资料，是八世纪古突厥语、汉语对译词汇集，是可与突厥鄂尔浑碑文相提并论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语资料。白玉冬、杨富学《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抗击喀喇汗王朝新证据》认为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文书是记录突厥语弱小部落与于阗王国携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真实写照，足以弥补相关史料空缺。杨铭《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vbal）考》结合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与相关汉文文献，探讨了苏毗王族末氏（vbal）在吐蕃和敦煌西域等地的活动，揭示了隋唐及五代时期，末氏在苏毗被征服以后，逐步融入吐蕃的历史轨迹。白玉冬《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达靼与沙州西州的丝路互动》指出十世纪时期，九姓达靼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保持互通使者关系，并与回鹘商人及其故国西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
敦煌文学文献研究。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考证S.2717第一首《帝京篇》作者为李羲仲。王志鹏《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述论》探讨了敦煌佛赞与我国传统论赞的异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指出敦煌佛赞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视赞叹传统的因素。黄京《文人干谒：敦煌悟真出使长安之酬诗》认为悟真出使长安与当地各位高僧大德、朝官互相酬和的诗歌，似可归类为唐代文人的干谒诗文。伏俊琏、王涵《敦煌本伤蛇曲子与施恩必报的民间信仰》认为伤蛇故事在敦煌写本中以唱词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世教和“报应”观念融合的民间信仰。林仁昱《敦煌观音歌曲的应用与表现意义探究》对敦煌文献中以“观世音菩萨”为歌咏主题的歌曲（赞歌及曲子）进行分析探究，期望借此明了敦煌“观音歌曲”具体表现方式与应用意义。张勇《中古民众的灵魂观念――以敦煌变文为研究中心》梳理变文中有关灵魂的内容，并参照其他敦煌文物文献，以期勾勒中古民众心目中的真实的灵魂观，深化古代民间信仰研究。
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郝春文《敦煌写本中形近字同形手书举例（二）》列举了“免”、“兔”，“弟”、“第”，“服”、“眼”，“坏”、“怀”，“君”、“居”，“损”、“捐”，“形”、“刑”，“素”、“索”，“苦”、“若”，“禾”、“木”和“示”同形十组容易混淆的敦煌写本字例，指出对这些不易区分的文字应主要依据文义来确定这类字的归属。黄征《漫谈古籍整理的规范问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论述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中有关古今字、俗字、借音字、形误字、避讳字和武周新字、隶书和草书、选择底本等8个方面的规范问题。黄正建《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认为有意识地从古文书学的视角，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书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书式”的文书，是今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以期使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升华，反过来促进中国古文书学的进步。
敦煌文献收藏流传研究。朱凤玉《陈z旧藏敦煌文献题跋辑录与研究》介绍了民国初年任职甘肃的陈z收藏敦煌写卷情况，整理了散藏于多家博物馆写卷中存有陈z题跋者14件，并逐一辑录、析论。韩国郑广`《韩国藏敦煌本及其所藏过程》介绍了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藏《大般涅经卷第三》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两件敦煌写卷；并倡议韩国的收藏单位应公开敦煌资料。
三 敦煌艺术的传承研究
有关敦煌艺术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弘扬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话题。
谢振瓯《敦煌莫高窟――断崖上的丹青文脉》认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经典性、包容性、丰富性，成为当代绘画艺术创新的敬畏与珍惜的历史典范。卓民《再论敦煌壁画中的“色面造型”和“线描造型”――从维摩诘经变看图像风格及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从“维摩诘经变”这一题材入手，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同一内容题材不同图像风格的考证研究，描述敦煌壁画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指出“色面造型”是在佛教传入之前，以汉画像砖石为资源的、中国本土绘画造型基本语言形态的传承和发展；“色面造型”和“图底同构”是中国原创期绘画造型形态样式的两个新的语义表述概念。侯黎明《敦煌美术研究七十年》回顾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发展72年来不断探索美术临摹、研究、创作的历程。马强、吴荣鉴《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临摹为例》介绍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临摹工作在继承前辈传统临摹研究技法的基础上，全面使用矿物颜料，进一步采用数字化高密度点云数据技术介入壁画修稿、洞窟模型设计制作，完成莫高窟第320窟、285窟两座原大洞窟模型临摹工作；认为临摹是研究工作，整窟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汤珂《试谈建立“敦煌美术学”的意义》认为敦煌是在中国文明的主流影响下，所内涵的、属于中国本体绘画语言的关键部分，敦煌美术学的建立，是对中国美术史（汉唐段）最重要的支持。赵栗晖《从敦煌石窟艺术现状看与中国绘画材料与技法研究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认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价值在于提供给美术界一个完整的中国绘画体系，可给研究者获得指导未来艺术发展的力量和启迪。陈舒舒《论壁画艺术专业的学科性――对高校壁画专业教学和实践的思考》认为壁画艺术作为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拥有广泛现代社会需求的艺术门类，在当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话题。如敦煌科技研究。英国罗维前（Lo.Vivienne）《传播的医学：艾灸来自印度王土？》以研究大量敦煌医学文献为基础，认为艾灸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喜马拉雅一带使用的藏医药与中医融合发展而来，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石V晴通《从纸张材质及造纸技法看敦煌汉文文献的地位》从敦煌文献全貌考察出发，说明了在科学分析纸张材料的基础上探索敦煌文献特征的研究方法，从手稿学（Codicology）学的观点来阐述敦煌汉字文献。王进玉《丝绸之路上胡粉的应用――以中国甘肃、新疆石窟考察为例》通过古代文献、出土文物记载，以及新疆、甘肃石窟汉代以来“胡粉”作为化妆品和颜料的应用事实，对丝绸之路上“胡粉”的来源进行新的解读。
再如敦煌学史研究。车守同《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依据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等大量史料，较完整地说明了1941―1949年国立敦煌研究所的史实。张宝洲《张大千、谢稚柳莫高窟编号与考察成果述评――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七）》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校勘学方法，对张大千、谢稚柳两人莫高窟记录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得出谢氏著作应为“底本”，张氏著作为“抄本”的结论，继而分析了莫高窟“C”编号产生影响力的原因及学术价值，认为“C”编号缘起于张大千个人行为，但成果的最终完善则是诸多敦煌学者们历经努力的结果。王慧慧《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介绍了李浴先生《莫高窟艺术志》、《敦煌石窟内容之考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多份调查手稿，认为手稿忠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边遗址的状况。
石窟照片档案研究。美国经崇仪（Dora C.Y.Ching）《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照片与罗氏档案》介绍了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寄梅先生1943―1944年拍摄的部分敦煌石窟照片档案情况，指出其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史》以编年史的方式，对1907―948年的莫高窟摄影史进行梳理。认为1907―1949年莫高窟摄影的价值体现了对于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莫高窟艺术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传播，对于莫高窟的营建史、石窟文物的流失、石窟保护、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
总括而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次国际学术会集中展示了近期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敦煌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大家交流了学术，互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
关键词：敦煌学；现状；敦煌文化；人类敦煌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09-02
Abstract：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is of great realistic importance for the field of Dunhuang Studies. The author presents a deep reflection ab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ditions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considers that current research shows a tendency toward mediocrity and trivialization and lacks convincing theoretical substance. In the case of following this general trend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the author vigorously advocates macroscopic and theoretic researchin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Dunhuang Studies； current situation； Dunhuang culture； Dunhuang of humankind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各位代表、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对“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1650年前，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窟的乐V法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会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于后人来说，我们会永远对创造了莫高窟艺术的先人们充满感恩之情。所以，公元366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有了莫高窟的第一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藏经洞和举世瞩目的敦煌学。
纪念莫高窟的创建，对于敦煌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莫高窟和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和研究者，我们不仅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文化遗产，更有责任将敦煌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要谈一谈我对敦煌学现状的思考。
和30年前相比，我们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就写本而言，绝大部分材料已经公布，电脑、互联网、数据库的发展更是给我们利用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学术空白点越来越少，经过30年的攻城略地，绝大部分研究领域都已经被研究者所占据，现在的年轻学者想在其间占有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就成果数量而言，现在每年发表的成果远远高于30年前，但有重大突破的成果却较少。低水平的重复、缺乏深度甚至牵强的解释越来越多，使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却越来越少。
研究条件好了，我们的成果却变得平庸了，这是每一个敦煌学从业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同时，在国际史学界现在正在流行《历史学宣言》一书。这本书的开头是模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宣言》的作者提倡长时段的大历史，号召历史学家在政治决策和公共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本书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
其实所谓长时段的大历史，对应的就是所谓碎片化研究。而碎片化或者说缺乏宏大叙事应该说是敦煌学的基本特点。对敦煌学而言，具体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我个人认为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国内史学界已经有人倡导历史学家要出思想。我想，我们敦煌学界也应该对这样一些思潮做出回应，多发掘敦煌资料中的人类智慧，多一些宏观的探讨和理论方面的分析。
比如说，如何定义敦煌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对敦煌文化的定义，歧义颇多。有人认为敦煌文化是地域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有意无意地矮化了敦煌文化。敦煌文化m然产生在敦煌的地理空间，但它太特殊了，地域文化的概念恐怕无法涵盖它。像北京文化、上海文化的内涵都没法和敦煌文化相比。比较而言，我觉得“人类敦煌”的提法就很好，比较恰当地放映了敦煌文化的本质。还有人认为敦煌是有独立系统的文化，甚至还有“敦煌哲学”之类的说法，这是不恰当的拔高。敦煌文化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它的根。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敦煌文化是不可能有其独立的哲学的。
总之，在类似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需要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通过深入的研究、缜密的论证，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敦煌文化”的宏观含义，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敦煌文化是在漫长的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崇高唯美、包容开放、向善守正的充满理性主义色彩的精神性文化。
从宏观的角度看，敦煌文化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
第一，敦煌文化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敦煌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文献宝库，在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诸如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丰富的文献资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敦煌文化记述的历史之漫长，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为世界所罕见。
第二，敦煌文化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性文化。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性文化，而敦煌文化自始至终受佛教文化影响，所以与其他文化相比，敦煌文化明显富于理性和精神性。诸如，敦煌文化更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描述，更注重人的思想、意识的开掘和心灵的塑造，这种超然物外的空灵之美，让敦煌文化充满魅力。
第三，敦煌文化是一种崇高唯美的文化。敦煌文化居高临下，法象庄严，雍容高贵，富丽堂皇，充满庙堂气象。敦煌艺术无论是它的壁画、彩塑还是文书中的书法艺术等，更多地传递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共识，倡导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第四，敦煌文化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丝绸之路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末，是历史上横贯亚欧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所以在敦煌壁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开放、包容、共存，是不同文明的和谐对话。
[关键词] 敦煌；学术史；敦煌吐鲁番学会；文物回归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323-2
本文拟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题对敦煌学之百年发展史及其未来发展模式、走向进行简单论述、探讨。学界对于敦煌学之发展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以敦煌遗书为中心探讨之。
一、敦煌学在国外――遗书外流及其学术伤心史
1900年旧历五月，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进逼京津之际，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打开。敦煌遗书一面世，就遭到了文化盗宝者的疯狂盗掘，国内国外之部分文化人对其瓜分几尽。敦煌宝藏发现在一个错误的年代、一个难以得到保护的年代。藏经洞之发现、敦煌遗书之流散，有其必然性。叶昌炽是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中国学者，但他是一位有壮志无壮行的文化人。他西行却没有到敦煌，实在是一种遗憾。
斯坦因从1900～1931年共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第一次未到敦煌，第四次所盗物品未带出中国国境，第二、三次大量盗走敦煌遗书及其他西域各地文物文书。所盗敦煌遗书运至英国和印度以后，经其本人及其他欧洲学者的整理研究，使得敦煌学在欧洲发展很大。但是，斯坦因的文化盗宝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道义上连一些英国人也谴责过他。
斯坦因捷足先登，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汉学家，所以盗去了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1908年八月伯希和在盗取了敦煌宝藏后带着宝物到北京，然后去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了。当他述职完以后，于1909年再次到北京，这次他向北京的学者们展示了挑选的部分经卷。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他是第一个为敦煌写本编目的人，他也最早倡导敦煌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在看到伯希和带去的精品后，仍无人肯西行一步。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学术中心转入西南西北时，部分文化界人物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祖国的西部。
1902年在德国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阗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会后各国都派遣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进行“科学考察”。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由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多是一些年轻的僧人，没有受过基本的考古学训练。同时，虽然他们写有一些日记或旅行记，却没有出土文物的信息记录，从而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日本国内对大谷探险队的收藏特别分散，其收藏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别。但是，日本在斯坦因、伯希和盗宝以后，在这个政府已经将敦煌残卷运回北京以后，还是在敦煌一带收集了数量相当的敦煌经卷。
俄国的鄂登堡是劫夺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俄国所藏敦煌文献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政治原因，也没有进行整理公布。直到20世纪末期才渐渐公布出来。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俄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其所藏一万多号文书大多都是一些碎片、残片。
来自美国的华尔纳只是一名艺术史家，而不是语言学家，因此他对于手稿并不是十分地感兴趣。华尔纳剥离了一些洞窟壁画运回了美国。但是美国确实藏有少量敦煌遗书，其来源等也不清楚，但有部分是华尔纳第一次福格考察队在路途中够买的。
敦煌遗书的流散不能仅仅迁咎于外国的一些探险家、考古家、艺术家，国内的学人也是一样地偷盗。在藏经洞时、在残卷解京途中，中国的文化名人往往偷盗据为己有。这些文化名人有汪宗瀚、李振铎、何彦、刘廷琛、方尔谦等，后又流于市面。抗战时张大千的发掘又是盗宝式的发掘，没有科学的记录。
二、敦煌学在日本――二战后敦煌学的大发展
日本敦煌学的发展，从其起点来说，大致与我国相同，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30和40年代，两国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在某些方面，我国学者还具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扩大至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一部部鸿篇巨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以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研究为例，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这是“日本东方史学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之一”。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汇聚了从三、四十年代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书中吐鲁番地区给田、退田等文书的研究，从而将均田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最终阐明均田制的性质和施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能在敦煌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从研究条件来说，他们能够不断地到英国、法国等地查阅原件，尽可能多地收集、发掘有用资料，编辑出版校勘精细的录文本；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来说，重视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相结合；从治学态度和学风来说，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研究与理论问题研究相结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就，承认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领先水平，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还主要研究了佛教经典。宗教文化始终是和最高水平的人类文化相关联的。日本人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在研究佛教东传及其历史意义上有重大的突破。
三、争回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中国学人的努力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首次谈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其实是一个误传）。同年，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讲演时重复了这个说法。此话一经流传，就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中国学人扼腕叹息，奋发努力，甚至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季羡林先生则在给很多年轻人的书中写序时、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这句话以鼓励学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在敦煌学诸多成果中，最受国内国际敦煌学界重视和关注的，是近十来年陆续出版的敦煌文献大型八开图录本，它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各地散藏文献，分别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册。这批图录本搜集完备，编辑细致，图版清晰，印制精良，有许多文献是收藏单位首次公布。这是一项空前规模、异常困难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为中国的敦煌学，也为世界的敦煌学建立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
四、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敦煌文献所处时代，是我国造纸术普及、纸卷取代简牍的时代，是雕版印刷术开始问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辉煌贡献的时代。敦煌文献的不朽价值和无穷魅力，就在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此时期创造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它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百年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它那广博深厚的多学科、多语种的内容，光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全部研究透彻的，何况还有大量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这都需要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予和密切合作。
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主张，实在是高瞻远瞩，目光远大，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要求中国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敦煌学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不要再因为一些不恰当的提法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其他国家敦煌学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会有这种差距？
进入20世纪，由于中国敦煌学界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很好领导下，努力培育敦煌学人才，又由于国际交流的加强，中国敦煌学者和国外敦煌学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深入交流，且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建立敦煌遗书的电子化检索系统等。在高田时雄等的倡议下，又成立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及时沟通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以加强信息交流。
五、敦煌学在敦煌――敦煌文物回归
其实，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成为“敦煌学中心”。也不能准确地说敦煌学在某个地方，此处所言敦煌学在敦煌，是指敦煌遗书而言，是指敦煌遗书的回归问题。
在新世纪、新时代建立一个很好的敦煌学的资料库实属必要，英国IDP正在建立的是图像的资料库，现在再建立一个能够检索的资料库，而且这个资料库与论著系统的资料库联合起来。
既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供全球学者享用的资料库，那么以后对敦煌原卷的利用就要减少以至于不用。这样它们的回归问题便显示出来了。一件文物，离开了它原来的保存处、出土地，其价值就大打折扣。所以，敦煌遗书必须回归敦煌，这样才能更加显示出其历史文化意义。虽然敦煌遗书在国外的保存时间已经超过了国际法的规定，但敦煌遗书是有尊严的，文明是有尊严的。敦煌在中国中古社会是亚欧大陆上中西交流的一个国际性城市，它的历史地位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出自于敦煌的遗书的尊严更与敦煌这个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的文明是有尊严的。敦煌遗书只有回归敦煌，才算是敦煌学国际交流合作的真正喜事，才算是真正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本文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中心，对敦煌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述说，并对敦煌文物回归的问题做了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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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会计文书；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9-05
一、引言
敦煌文书的重大历史价值已为世人所知，文书的发现不仅给佛教、艺术、建筑、考古、书法、语言、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带来重大突破，而且形成了以敦煌文书及其相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敦煌学。在被发现的文书中，会计文书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却给研究公元5～10世纪唐五代至宋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巨大的史料依据。自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最先开展敦煌经济文书的研究以来，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依据的各种研究纷纷在各国展开，至上世纪80年代出现繁荣景象，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价值和地位也愈显突出。
以账簿物历形式表现的敦煌会计文书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情况。如北敦02496(成字96)背面文书中记载的“唱衣”事件，即古代寺院举行的“拍卖”活动。《已亥年(939)十二月二日报恩寺算会分付黄麻凭》及部分会计文书中记载的寺院执仓僧人贪污、挪用寺院的常住斛斗的现象，以及其他敦煌会计文书中反映的当时的户籍制度、僧尼关系、买卖交易等生动而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景象。正如唐耕耦先生所言“可以说如果研究敦煌文献中的任何一个专题，而不利用会计文书中的资料，几乎都将是不完全的”。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古代经济研究，如会计史研究、契约研究、财政赋税研究及其他社会经济研究等，但也常见于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研究、古代户籍及佛寺人员关系和生活状况的研究中。
二、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体现
(一)会计研究的宝贵资料
敦煌会计文书的发现为会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主要体现在会计史的研究中，但也有关于会计职务、财务管理、审计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国内最早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进行会计史研究的是郭道扬教授，他在研究唐宋时代的会计时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证，考察了“账”字的涵义和使用、唐代的记账方法、四柱结算法的起源、唐代的原始会计凭证和会计报告及民间会计形式等会计史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敦煌文书整理水平的限制，郭道扬教授无法直接引用敦煌文书的残本原件，除部分引证来自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古写本照片之外，其余文书引证均来自刘复的《敦煌掇琐》和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根据对这些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郭道扬认为“唐代前期所用会计结算法，基本上还是三柱法。”但是，“唐朝中期已经有了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过渡的迹象”。
随着敦煌会计文书整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韩国磐和杨际平对中国古代记账方法有了更新的认识。杨际平通过对《(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的缀合及年代考证，证明《(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是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并进而推断四柱结算法的创立与推广运用，比郭道扬分析的时间要早得多，认为“唐代中期不可能是四柱结算法的初创时期，而应该是四柱结算法的推广应用时期。韩国磐进一步撰文，通过敦煌文书《寺豆课等账》、《乾元寺财物收支账目》、《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洲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及《吐蕃(巳年?7897年)沙洲仓曹会计牒》几件会计文书残卷的缀合分析，对杨际平提出的观点在史料上进行了补充，提供了更多证明材料。可见，敦煌会计文书为确定四柱结算法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是会计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看似残破的文书，也许人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四柱结算法的产生的真正时期。
台湾学者唐耕耦所著《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详细考察了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常住什物历、入历、破历、诸色人破历(含四柱式和非四柱式)算会牒，并对大量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的残卷进行了剖解和缀合。唐耕耦的研究依据几乎全部来自敦煌会计文书残本原件，因而其中的论述和史证充分丰富，真实详尽。同时，唐耕耦对敦煌会计文书所作的重新整理和缀合，也为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这里有必要提到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此书共五辑，对流散在各国(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的敦煌会计文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缀合。每件残片均附有原件影照和作者的识别、解释，成为敦煌学者研究敦煌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重要的参考文献。
敦煌会计文书不仅为会计学者提供了研究古代会计记账方法、会计报告形式的历史资料，还为人们研究古代会计职能职务提供了依据。如公文章、文澜对敦煌寺院的会计职务“直岁”进行的研究考察。他们根据敦煌会计文书，对“直岁”的职能、出现的原因、身份地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由于此时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已经出版，公文章、文澜的研究大量依据了《真迹释录》中提供的写本原件。
此外，敦煌会计文书还为研究古代财务管理提供了方便。王祥伟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和北京图书馆敦煌微缩影印资料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敦煌寺院的财务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为现代财务管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敦煌会计文书为国内外会计学家研究古代会计发展史、会计制度史、会计职能、方法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随着敦煌写本原件整理工作的推进，敦煌会计文书得以更好地整理和完善，将为日后的会计研究工作提供更方便、更充分、更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研究依据。
(二)古代社会经济研究的历史文献
除会计研究以外，敦煌会计文书应用最多的应属经济研究领域，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敦煌的经济研究，国内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研究敦煌经济的热潮。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敦煌会计文书都是其进行敦煌经济研究最主要的参考史料。谢重光在《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寺院经济的一批文书，比较具体地记载当时当地寺院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寺院经济的极宝贵资料”。刘进宝在《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一文中也认为“利用敦煌文书，通过对归义军赋税制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唐后期五代经济史。这些文书记录帮助学者们充分地了解并研究唐五代至宋初敦煌寺院的赋税、职官、商品
货币形态、物价、宗教收入、手工业、种植林业、园囿经济以及私有地产经营、僧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情况。郑炳林以敦煌吐鲁番会计文书为史料，对唐五代敦煌时期的手工、种植业、园囿业、贸易市场物价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研究，勾画了唐五代时期农林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苏金花研究了唐五代敦煌的商品经济、私营经济、赋税制度和僧尼经济等情况；另有法国学者谢和耐、日本学者那波利贞都曾对敦煌寺院经济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经济方面的研究更是出现了繁荣景象，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促进契约制度及契约关系研究
随着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及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的出版，以敦煌借贷会计文书为基础的契约研究逐渐兴起。法国汉学家童丕对敦煌的借贷契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重点考察了5～10世纪不同时期借贷契约的发展演变，以及这些借贷契约所反映的敦煌农业生活、社会关系、商品交易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童丕的研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一部分依赖于池田温先生和山本达郎先生的大作，另一部分依靠唐耕耦先生和陆宏基的释录。……另外，有些我们认为有用的文书，拙著已加以增补，而他们未注意这些字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在童丕的借贷契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童丕以外，余欣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研究了唐代民间信用借贷的利率问题，陈永胜探讨了敦煌买卖契约的法律制度，霍存福等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买卖契约的法律与经济关系。这些研究都用到大量的敦煌契约文书写本残卷，分析和研究了古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契约理论的发展、契约形式的演变等问题。敦煌会计文书和借贷契约文书的结合，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支持。
(四)为研究敦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情况提供重要的史料依据
会计的基本职能就是记录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敦煌会计文书从形式上看虽然只是一些账册记录，却反映和折射了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情况。这为社会学家研究敦煌吐鲁番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研究涉及敦煌寺院佃户的人身自由、敦煌的寺户与僧官制度、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敦煌寺院中博士的身份与地位、吐蕃时期敦煌社会结构、敦煌净土寺与胡姓居民的关系等，研究中均大量引用会计文书作为史料证明。例如谢重光、白文固在讨论敦煌寺院僧官的财产分配处置权时，引用了北京图书馆藏字59号背《报恩寺人户(团)头刘沙沙便种子年粮牒》。陈大为在《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的研究中，参照了《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辛未年(911)正月六日沙洲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等约10余件敦煌会计文书，研究了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之间存在的多种经济交往活动，包括法事与布施、买卖交易、借贷关系、雇佣关系等。他认为“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关系密切，体现在他们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和社邑文书为我们研究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为主的胡姓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研究之外，敦煌会计文书还大量应用于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例如敦煌的社祭变迁、敦煌的酒业、牧羊业、寺院的“出唱”(拍卖)活动等等。余欣在论证晚唐以后社祭在敦煌趋于没落这一观点时说：“我们还可以在官衙的入破历中，找到旁证。……我们在归义节度使府编制的人破历中，从未发现有关社祭的支出账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冯培红在研究敦煌的酒文化时，也不止一次以会计文书为参考例证，因为“大量的敦煌寺院文书有许多用酒的记录，如《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年(981－9827)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酒破历》、《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入破历》、《庚子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等”。另据冯培红搜捡敦煌文书中记载到归义军酒司的约有7件，其中会计文书就有4件，分别是《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年代不明某某造瓦得物历》和《庚寅辛卯两年支出粟账》。
(五)为研究寺院佛教各种关系提供史料依据
敦煌会计文书中所记录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与寺院有关，因而为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的寺院佛教中僧尼关系及佛教团体状况等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最早利用敦煌会计文书进行寺院佛教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他著有《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对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状况进行了发现与研究。郑炳林研究了敦煌粟特人与佛教关系，其中大量引用了敦煌会计文书作为例证。他的研究认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敦煌不但有大量粟特僧伤活动在佛教教团中，而且有许多粟特尼姑居住在各个尼寺。吐蕃时期敦煌粟特僧人势力在佛教教团中的发展是与粟特人信仰佛教分不开的。”这一论证中依据了大量会计文书记载，如《年代不明僧义英等唱卖得人支给历》等。在研究吐蕃时期敦煌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时，列有粟特人康秀华一例，认为“其先通过经商而发迹，富贵起来后再施舍大量财物给寺院”。这一推断是根据会计文书《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人疏》而做出的。
敦煌会计文书还为判断寺院中僧尼身份提供了依据，如郑炳林在研究敦煌粟特名僧康贤照时，根据《唐中和四年正月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以及《唐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斛斗人破历算会牒残卷》的记载推断两算会牒中所载之康僧政应是康贤照。除此之外，郑炳林在文中论述粟特人对佛教的贡献，其与佛教教团的关系，在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等问题时，都大量引证寺院人破历算会牒等会计文书。
敦煌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寺院僧尼关系的研究中，郝春文所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有大量采用。郝著在研究敦煌僧尼的税役负担时，用到土地契约、会计文书等近10件，其中包括《天复四年(904)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净土寺人破历》、《吐蕃时期某寺破历》等，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土地买卖典租、僧人日常饭食供应等情况。研究敦煌僧尼与寺院常住物什关系时，依据的常住什物历、点检历等共计29件。郝著研究敦煌僧尼与常住斛斗的关系更主要依据大量的入历、破历、入破历、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等，因“反映敦煌寺院常住斛斗情况的主要是敦煌文献中的寺院常住斛斗入破历”，这类文书“包含的学术信息十分丰富”。这里引用的人破历等会计文书共计约40余件。除此之外，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遗产处
理、各寺间经济往来与联系等研究中。
(六)户籍制度研究的参考史料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户籍残件和断片，这些残片部分是户籍记录，部分是会计文书记录，为史学家研究唐代户籍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早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如那波利贞、仁井田升、池田温等。其中尤以池田温的研究最为著名，他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译成中文后，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参阅，成为研究敦煌文书的重要参考文献。池田温关于中国古代籍账制度的研究中引用敦煌会计文书无数，其中部分文书被会计史学研究者再次引用作为会计史研究的证明材料。以敦煌会计文书作为研究依据的还有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姜伯勤的《唐代敦煌寺户制度》等。
三、敦煌会计文书重要史料价值的原因分析
敦煌会计文书成为研究会计史、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等重要的史料依据，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记账方式是分不开的。
(一)文书的形成年代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敦煌会计文书形成于公元5～10世纪之间，即唐代中后期至宋初，经过了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达到了鼎盛。
1.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背景。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唐代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和发展为历代王朝所不及。中国封建王朝一向重农抑商，唐朝尤其是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唐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从唐诗中也可见一斑“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全社会重视商业的背景下，敦煌寺院僧尼与信徒、佃户之间的各种商业贸易行为也表现得丰富多彩，如借贷、租赁、买卖、施赠、唱衣(拍卖)等。此外，由于唐代实行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将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均田制加以改良，除放宽土地买卖限制以外，寺院僧侣道士、尼姑女冠均可受田，从而使得寺院与信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成为可能。敦煌寺院的商业活动，以土地为依托，衍生出麦、粟、油、面、麻、豆、布等各种商品交易对象，这些繁荣丰富的商业经济活动，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2.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环境。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唐朝时达到了最高使用价值。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中心，也是商队、游僧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商贸团队、僧旅游客、艺人匠者，他们在敦煌不仅留下了珍贵的佛教经文、瑰丽的石窟壁画，还带动了敦煌寺院佛教、经济、文化的繁荣，在佛教地位倍受推崇的隋唐时代，为促进敦煌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宗教背景。敦煌会计文书真实记载了这一时期东西交流的异域宗教和文化思想，而其背面所记载的经文、论释亦对研究当时的佛教思想、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佛教寺院的特殊社会地位。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寺院文化，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早已不是“去世资财，乞求足矣”的苦行僧寺，由于隋唐统治者推行佛教复兴政策。佛教寺院规模急剧扩大，有唐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同时，佛教寺院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寺院经济因此而极速膨胀，至唐代后期，甚至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除土地之外，寺院还拥占有房产、佃人、店铺等大量财产，为寺院从事布施、借贷、租赁等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实的物质基础。敦煌寺院作为东西方佛教传播和交流的中心，在隋唐佛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中原寺院相比毫不逊色，在与信徒、佃户、往来商旅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寺院经济和文化特色，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寺院的经济规模和文化特色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特殊的记账方式
1.单式记账发展的最高水平。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四柱结算法”最早产生于唐代，其史证便来自于敦煌会计文书，另据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整理，敦煌会计文书中近半数以四柱结算法记账，“四柱结算法”代表了单式记账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水平。在簿记发展史上，“单式簿记演进的历史跨度最长，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存在多少个世纪，单式簿记的历史演进过程便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敦煌会计文书尽管采用的是较为原始的单式记账法，却是单式记账法发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表现，它在反映和监督5～10世纪敦煌社会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对经济发展、文化表现及社会状况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地域特色；景观风貌提升；甘肃敦煌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4―0062―02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其历史古老而久远，“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应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
2014年“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正式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甘肃敦煌举办首届“文博会”并作为永久会址，更将其推向“一带一路”文化高地。如何通过景观手法运用，烘托体现敦煌文化精神，借助城市自然本底，挖掘历史内涵，塑造场地特色成为我们研究实践的重点。
1敦煌城市景观风貌研究背景
敦煌市属甘肃省酒泉市代管的县级市，全市总面积3.12万km2，其中G洲仅占总面积的4.5%。平均海拔1139m，年平均降水量42.2ram，蒸发量2505mm；总人口20万人。
敦煌历经西汉的开拓期，东汉的争夺期，三国的经略期，西晋十六国的积累期，至隋唐五代到达辉煌，又经西夏的转折，蒙、元、明、清的衰落，直至近代，其深厚历史始终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文化学者及旅游爱好者前往参观膜拜。针对首届“文博会”的召开，城市景观提升改造的任务，即为其提供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背景，展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
2基于地域特色的敦煌城市景观提升实践
2.1规划范围及理念
城市景观风貌提升一方面通过地域特质的挖掘，强化城市的差异性，创建易识别、易感知的景观风貌；另一方面，通过自然山水的整合，以及对城市色彩、开放空间、景观视廊、眺望系统和建筑要素等的控制，为城市营造出优美的视觉空间形象。根据敦煌自然条件及布局特点，精心打造“一城一路”城市景观风貌体系，提出“尊重历史、崇尚自然、传递友谊、突出特色”的核心理念，在整合城市景观风貌及周边区域环境的同时，兼顾城市建设近远期需求以及总规及相关规划的界定。
2.2具体规划措施
2.2.1 314沿线环境景观整治
（1）总体定位。以自然的戈壁沙丘为背景，独具西域特色的田园风光为片段，文化景观为点缀的风景走廊，是体现丝路精神的现代丝路，营造“两千年丝路文明薪火相传，四十里大漠田园诉说乡情”的环境氛围。
（2）保护大漠田园风光，塑造敦煌特色。“远山、中滩、近园”是314沿线最突出的景观特色。保护其自然肌理，道路沿线荒地、边坡绿化美化，加强视觉效果。沿路保留民居房屋按照敦煌民居风格统一改造，保持原有格局，采用“藏与露”结合的手法，不种乔灌木遮挡，只做地被草花的衬托，将具有景观价值的村庄、残垣融入整个道路景观。
2.2.2沙洲主城区环境景观提升整治
（1）构建城市绿道，完善绿地系统。结合敦煌旅游特点，以绿道串联沙洲城区主要四条道路，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形成绿色出行景观系统，打造连接公园、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他聚居区之间的开敞空间纽带。增设慢行绿道，人行道内移至绿地中，方便居民及游客步行及骑车出游。配套建设完善驿站、自行车停靠点及标识系统。
（2）打造城市客厅，展示敦煌文化。对原沙洲城区主要餐饮娱乐空间进行景观提升，打造沙洲城市客厅，展现通商互市活力，并针对敦煌淡旺季进行相应配套措施。在保持现状建筑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上，调整部分建筑功能。梳理游览流线，结合道路宽度及主要出入口，分辟特色小街巷为次要游览流线，结合视觉中心点，保证视线通道，并对不良景观进行遮蔽、隔断、分流。
（3）恢复敦煌八景，延续敦煌文脉敦煌现有公共绿地，以绿化休闲为主，缺少文化内涵，与沙洲城历史无法匹配。逐步恢复敦煌八景，打造沙洲传统景观轴线。以“绣壤春耕”为例，场地属于原敦煌县城地带，与村庄相接；因有一片梨园，曾命名“梨园广场”。借梨园遗留，采用“绣壤春耕”主题，记录城市发展中的痕迹，同时将城市与乡村通过一座公园联系。以春耕花田、梨花院落以及水渠广场，呼应主题成为城墙边缘的诗意空间。
敦煌悠久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的文化。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饱含着历史文化底蕴。地处敦煌的学校有大漠自然风光的濡染，西域边塞文化的熏陶，深厚历史文学的传承和浸润。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语文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敦煌学校的语文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运用以下几种形式进行。
一、实地观赏敦煌大漠风光，体会西部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敦煌，是中国西部大漠绿洲地貌的典型代表。戈壁沙漠苍茫无限，绿洲翠玉镶嵌，森林如彩带飞舞，雪山巍然遥挂南。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相偎，同生共存，构成了敦煌的沙漠奇观，令人回味无穷。海市蜃楼增添了奇幻神秘的色彩，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叫人叹为观止，是大自然留在敦煌黄沙中的又一杰作。
“沙漠英雄树”胡杨，它能经受沙暴狂风、干旱盐碱、严寒酷暑的打击而顽强地生存，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质万年颂。骆驼刺、沙柳、沙棘等和胡杨一样，在如刀的漠风中勇敢地抗争，在如火的骄阳中不屈地拼搏，在严寒的隆冬坚强地屹立。这些共同孕育了西部人不畏，战腥风、斗血雨的精神意志。
开发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观察欣赏，收集与阅读资料有关的图片，或自己喜欢的风景图画，并作以记录和介绍，阅读课上，分主题进行交流。还可以通过栽培，摄影，攀登，综合地理、生物、植物、美术等学科知识，体会西部大漠戈壁环境以及敦煌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二、阅读历史，实地考查，体会敦煌丰厚的西域边关文化
敦煌是西域文化、边塞文化、大漠文化、藏传佛家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儒家文化等的融合交汇点。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敦煌这块热土曾经孕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英勇善战的将帅张奂，名垂青史的“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首次在敦煌建都的国王李，收复河西荣归大唐的将军张议潮，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常书鸿樊锦诗……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各领，建功立业，都曾为灿烂辉煌的敦煌历史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阳关、玉门关和汉长城声名远播，令人心驰神往。它们都是敦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千佛洞”莫高窟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它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的精髓，在国际上由此而兴起了一门显学――敦煌学。
面对如此浩繁的历史文化，实施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阅读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典籍，可以走进敦煌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请有关专家讲解敦煌的历史，网上搜集敦煌历史资料，深入思考探讨，写出小论文，探讨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感悟和见解。这些都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途径。
三、收集有关敦煌的古诗文，分类整理古诗并鉴赏
古典诗文里描绘与敦煌有关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如唐代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幽怨凄凉的别绪，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对千古盛传的阳关心驰神往。类似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的《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苏轼的《阳关曲》“使君莫忘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学生的归纳筛选能力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语文校本课程可以组织学生整理与敦煌相关的古诗文，并按内容分类，然后装订成册，写上自己的赏析。在此之前老师可分发给学生分类，如写自然景物的、抒发离情别绪的、表达失意悲愤的、表现领悟人生的、表现豪情壮志的等等。学生整理好后，然后在阅读课上评析交流。
四、观看名著影视，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敦煌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影视资源地，著名的敦煌影视城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论文关键词 敦煌本 儒家文献 分类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着四大类。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 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 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 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 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 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 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敦煌文化的特性
在位于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保存着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洞窟735个，彩塑3000余身，壁画4.5万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这应该是全世界在规模与内容上最大也是最丰富的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是世界最顶级的拥有艺术宝库和历史画卷的文化遗产，是古丝绸路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璀璨明珠。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交汇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面对敦煌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敦煌文化是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且是不可替代性的；敦煌文化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在数以万计的卷轴中，蕴藏着浩瀚的文献资源，内容涉及到了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哲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民族与语言、历史与科技等各领域；敦煌文化是崇高唯美的文化，注重对人精神世界方面探索与描述，注重对人的思想与意识方面的塑造。这种佛教文化的空灵之美，让敦煌文化充满神秘的魅力。敦煌文化是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在绵延千年的敦煌壁画中整体的文化基调和内容总是健康、从容、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代代开凿绘制的工匠画师们坚守着敦煌文化的向善性，在不断的历史积淀中，敦煌文化积累的永远是正能量；敦煌文化是包容开放的文化，不同民族与国家以及地区的人们进行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断的碰撞和融合着，共同推动促进了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所以在敦煌文化中完美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
敦煌文化传承的意义
敦煌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以及浑融性。我们应当如何解读敦煌的文化意义，并从中汲取哪些文化营养？其实，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敦煌对于我们的文化意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敦煌文化意义的一个起点。敦煌给与世人的震撼，不单纯是优美的壁画和生动的彩塑，其实更重要的是来自信念的力量与文化上的震撼。
敦煌文化用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存在，给与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就是让我们深刻的明白了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像海绵一样不断充分的去吸收其他国家获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加以创新。
敦煌文化元素在纤维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
近年来，在文化全球化及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背景下，纤维艺术频频走上世界的舞台，引起全球各界人士的喜爱和关注。那么怎样使我国传统的纤维编织艺术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又怎样通过去突出传统文化精髓的优势和特点，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现代纤维艺术，是目前这个新历史时期专业人士需要探讨钻研的深刻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发展方面都会受到来自它自身因素的制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对它的影响。纤维艺术在吸纳接受敦煌文化元素作为设计点时，就表现出了在艺术传承创新上所具备的包容性特点，在此同时纤维艺术又对外来的文化有一种排他性，这就体现了纤维艺术是具有延续性的特点。纤维艺术在其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但需要保持它自身所拥有的艺术形态，还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吸纳其他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具有丰富内涵和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现代纤维艺术。举例来说，清华大学著名画家常沙娜教授设计的“春、夏、秋、冬”四屏刺绣曾用于北京国贸大厦餐厅，这就是吸收敦煌文化元素中的人字披图案风格后所形成的现代纤维艺术形式，以及在首都国际机场内同样也是以敦煌动物和花、树组成的四屏刺绣来装饰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这充分显示出了将敦煌文化元素用于现代纤维艺术设计领域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通过各种实践总结，我们更应认识到只有不断的重视和学习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合外来的文化才能创新。
艺术与艺术教育之间的文化传承创新，是建立在对物质基础上的保证、对生活经验上的积累、对艺术素养上的积淀、对社会实践上的锤炼、对理论总结上的升华这五个条件中的。对于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而言，最关键的一环应该就是 “推进文化并传承创新”。传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创新的是这个兼容并包相互融合的过程。在纤维艺术设计的教学中如何去挖掘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元素的优秀精髓，使这两者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怎样把传承敦煌文化的理念应用到教学中，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观念，是本文作者作为身处甘肃的高等艺术教育纤维艺术专业老师正在努力研究的方面。希望通过对敦煌文化元素的不断研究，去发展纤维艺术设计教学的内容系统，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比如引导学生怎样去认识理解敦煌文化，如何去挖掘敦煌文化的精髓元素，指导他们要从敦煌文化中寻找自己纤维艺术创作的灵感。教授学生从纤维艺术设计的理念到纤维艺术创作的方式，到最终的纤维艺术的设计创作等诸多方面去钻研探讨，让学生们先从思想上认识理解敦煌文化元素，从而再应用到纤维艺术的创作设计当中去。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