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理解第1篇

论文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通过解读来实现。我们认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本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沿着文本与现实、返本与开新的方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走进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必由之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转贴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2篇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种解释学考察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思潮之一。其实，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不同的存在形态。从历史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关于审美、文学、艺术的论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而从现实形态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美学是这种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又是后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据某种知识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可以算是这种理解和重建的一部分，当然是比较重要和最有影响的部分；同样，其他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包括第二国际理论家、前苏联、东欧、中国以及西方美学家等）所做的工作也是这种理解和重建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框架不同，还由于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文本出版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理解与重建尝试。这里不妨先谈一下马克思文本作为理解和解释对象的出版问题。以哲学文本为例，马克思三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其中前两部也是马克思与美学有关的重要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马克思生前发表且流传甚广的政治学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两部通俗性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重建受到很大的局限，也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受到很大的局限。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早理解和重建是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如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开始的。但是限于上述情况及本人原因，他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进而据此出发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认为，只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才能建立科学的美学理论，断定艺术与经济有着因果关系，艺术起源于劳动309～311。这种理解显然有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表达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性的思想。这种理解模式在前苏联进一步发展为弗里契等人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前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论马克思艺术观的发展》（中文版名为《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但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学界对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由于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教条化、教科书化。这一时期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著作，如齐斯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卡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等，变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名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美学体系的注解，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考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了。西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发表为契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吸取了早期马克思论著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并把它与西方形形色色的相关思潮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批判。

上述情况表明，理解对象、理解目标的不同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解读和重建努力。一些学者如普列汉诺夫等囿于受局限的文本对象，未能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全貌，只是根据马克思其他非美学类的著作来推演马克思主义美学，自然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前苏联不少学者则以本国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为理解目标，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陷入了封闭。里夫希茨从马克思本人原著出发，对马克思的美学言论进行搜集和整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史上做出了贡献。但他过于局限于马克思的文本视野，未能做到以当代视野与马克思本人的视野进行融合，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陷入了理解误区，比如他根据马克思文学阅读主要接受的是西方古典作家的情况判定马克思是坚定不移的“古典作家”23，进而指责马克思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殊不知马克思生前现代主义艺术刚刚萌芽，他没有来得及进行观察和体认是正常的，不能由此断定马克思一定就反对现代主义艺术，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古典艺术的推崇者。

乔治·卢卡契在肯定里夫希茨工作的成就时也指出：“如果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加以搜集和系统排列就可以产生一部美学，或者至少是构成美学的一个完整骨骼，只要加入连贯的说明性文字就能产生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因此我们处于一种似乎矛盾的境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只有通过独立的研究并按照这种方法沿着这一途径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即正确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美学。”5 卢卡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所谓“不存在”指的是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美学著作，所谓“存在”是指马克思在他的大量哲学、政论和经济学著作中论及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留下了不少谈论美和艺术的片段的文字和论述，涉及一些文艺和美学问题，虽然“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288。的确，马克思的这些文字具有思考上的连贯性，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和重建的起点，但是对其的搜集和整理并不构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如何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需要一定的路径和方法。

二、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马解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四种理解与重建路径的思考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哲学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的倾向，即以恩格斯晚年和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以西解马，即以西方某种学术思潮或思想理解马克思的情况，以西解马的情况后来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也有体现3～167。20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了以马解马，即从文献学入手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我们看到，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中，也存在着以上述几种理解路径为依归的现象，其中以恩解马的现象由来已久。第二国际的不少理论家不能全面理解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相等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颇。应当看到，恩格斯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参与创立者，又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解释者。但是仅就美学而言，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美学与艺术修养并非一致，而恩格斯本人也没有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与美学有关的文本，因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既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又有他自己的发挥。从理论构成上说，恩格斯关于美学的论述限于文艺美学问题，不涉及对美本身的哲学层面的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前理解，其背景和基础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以及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他发表的相关见解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总结。鉴于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已成过去，就其基本性质与主导倾向而言，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便属于古典美学范畴，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较少产生对接。而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观念同时涵盖了哲学美学与文艺美学两个层面，囊括了浪漫主义、感性、对象化与美的创造、审美解放与人的解放、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批判等多重内容，明显地受到康德、席勒等人的影响，并不能用现实主义来加以概括，较易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形成对接。如今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较多地接续了西方美学传统（古希腊的或弥赛亚主义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因而还具有某种永久的当代价值，而作为典型的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产物的恩格斯的美学则是陈旧的并且被教条化了的，已经基本不再具有现实性362。但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学界情况却完全相反，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为现实主义美学，排斥其他的美学观念、美学派别和文艺思潮。这是典型的以恩解马的理解模式的体现，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机与活力。

以苏解马现象的形成与蔓延同前苏联美学和文艺学教科书模式有关，也和片面解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有关。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论证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出于建立与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列宁还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所以，前苏联美学家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开始便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内容，形成了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反映论加上无产阶级政治观视角理解与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看重“一定阶级的需要怎样反映在文学中，阶级的结合，即阶级的矛盾或者阶级的联合，就它们在某种具体的艺术个性中得到反映而言，如何反映在文学中”82。推演到文学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而“根本分歧就集中体现在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解释上”38～39。在此基础上，虚构出根本不存在的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斗争，继而虚构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斗争，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被认为符合唯物主义，它与各种以变形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现代主义相对立。在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还进一步指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炮制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缺少学科本位意识，更缺乏得自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学理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混为一谈，使之成为哲学或政治的附庸，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以西解马的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就美学领域而言，从人本主义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借助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等，都贯穿着以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审美主义以及完善论的政治观对交换领域资本强权操控的指控。这是以西解马诸美学派别中影响最大的一支。近年来我国学者频频用社会批判理论诊断消费社会与市场经济，正说明了这种解读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的视阈，对我们全面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以西解马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存在着片面倚重马克思早期文本而低估或忽视马克思晚期文本的现象，同样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受到局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学”，一些不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信仰态度的学者标榜客观、中立、超越意识形态，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尽量从文献、生平及版本考证、思想演变等来研究马克思，可以称为以马解马。以马解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的代表有《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作者柏拉威尔、写作《席勒、黑格尔与马克思：国家、社会和古希腊的美学思想》（Schiller， Hegel and Marx: state， society， and the aesthetic idea of ancient Greece， 1982）的美国学者凯恩（Philip J. Kain）等。这类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起源与流变的复原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方法论上有可取之处，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建努力。而且，他们的解读也并没有做到他们所声称的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实际上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纳入某种西方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视之为以西解马的变种。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模式的不同反映了各自前理解的不同。传统上，美学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对以上四类理解与重建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解读作为前理解，对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甚大。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中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与从认识论与反映论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关系密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我国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更是与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派别——实践美学息息相关。不同的理解模式的差别还表现于与不同解读语境有关的解读取向，这种解读取向也构成了前理解的一部分。就解读取向而言，由于处于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之中，以苏解马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当做一个已完成的既定形态，人类思想包括美学到此已达至高峰甚至顶点。反之，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语境之下，以西解马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的观念和方法论。

此外，不同解读模式的分歧还体现在如何处理理解中的复原与重建、创造之间的关系方面。以马解马强调从学术立场研究马克思，看重理解的文献学依据，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复原。前苏联的美学教科书，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成了教条化理论体系的论证。这个情况提示我们，以马解马即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出发解读马克思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首先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但是理解总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我们无法完全还原马克思。马克思文本自身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理解者，而是带着前理解与先见的理解者的视界在解读中与对象形成“视界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是复原与创造的统一。

三、问题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思路

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虽然在解读取向、解读路径上互有不同，但在忽视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整体性方面却颇为一致。以恩解马从恩格斯理解马克思，自然忽视了马克思的整体存在。以苏解马与以西解马表面上判然有别，但就基本倾向而言，在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相割裂上却惊人相似：前者认为马克思早期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应该重视后期；后者认为马克思后期走向经济决定论，是倒退的马克思，应该重视前期。重视文献学依据的以马解马的马克思学虽然注意到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但在方法论和解读取向上同样把马克思解读成思想庞杂、前后矛盾的思想家。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具有连续性，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同一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不应该简单地划分前期、后期，并制造前后期的对立或不同思想表现形态的对立。在美学上尤其应该如此。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较多涉及审美与艺术问题的著作视为早期不成熟的著作加以剔除，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就无法谈起。以苏解马就陷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82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将这个词项进行一次逻辑概括后，也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的解放科学。解放的科学，内涵丰富，具体是指使人类在劳动中去除危险性与繁重性，在生活中去除贫困性与不可控性，在文化中去除愚昧性，在人类关系中去除剥削性，使全人类都能够因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而美满与幸福。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1]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围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2]由于围绕“两个解放”的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这十几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不断的实践。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定义通过两次逻辑概括，可知概念是解放的科学。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主题，不能单凭一腔热血，而是需要各种丰富的科学整合协作、浑然一体来为之论证。围绕马克思主义主题，又有几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是更加需要及时理论说明的，更加重要的。这几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科学。但是这三门科学是一个整体，将它们分开只是便于更加深入细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阐述规律来说明主题的目标和道路，其中的规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揭示秘密与论证矛盾来指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中的秘密指的是剩余价值剥削，而矛盾指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二个层次；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作用和使命，认定第二个层次中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认定两个阶级的斗争和对立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被无产阶级统治取代，指明了主题的道路和目标。其中的作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使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终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三个层次。在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三门科学中，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来说又更加重要。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和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更具有直接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全面性。[3]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是因为，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除了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内容，还必须要研究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还要研究这些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总体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不等于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就仅仅涉及这五个方面，而是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各方面中，最主要、最迫切需要协同发展的是这五个方面，同时这五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因此，这两个解放要分先后。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时期，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是开展改变资本主义的斗争，掌握政权。在未取得工人阶级政权时，大谈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时期政治是中心，体现出较强的阶级性；其次是在过渡时期，这里的过渡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权还未稳固，同时革命后要急于着手改善群众生活。所以，主要内容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配合这两个内容协同发展；最后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时期。由于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同时，逐渐突出人民性。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是阶级性还是人民性，都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日益明显和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等原因，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就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其重要性将不断提高。

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但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单靠一门科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科学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丰富的科学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规律的科学，对马克思十几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的、系统的指导下，能够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和道路，能够更好地为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服务。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大量生态学成果，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性明显。因此，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4]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

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即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实践的目标是人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自身需求来制定的，并通过实践的反馈来调节，最后总结成为理论之后，再为实践作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的起始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同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包含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当中。相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随着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过程的推进而逐渐显现的。20世纪初，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生态问题非主流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下，苏联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没有结出成功的果实，但是其这方面实践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7]十以后，我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督察工作力度，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8]当今，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四国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比如：老挝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到21世纪以后，老挝意识到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组建了职能完整、针对性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制定、颁布多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多方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开展国际生态环境保护合作。[9]古巴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框架。古巴将生态文明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建设实践相互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李建建，金兆怀，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2

[2]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0

[3]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14（4）

[4]廖清胜生态世界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自由个性观[J].探索，2005（3）

[5]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思考及其启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7）

[6]刘希刚前苏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探索及其历史启示[J].理论导刊，2012（8）

[7]汪琦佳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试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新发展[J].青年与社会，2013（3）

[8]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批示张高丽出席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并讲[N].人民日报，2016-12-03（1）

[9]潘沙麦（Phansamai Oupady）老挝生态环境问题及环保措施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1-5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4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初始传播语境，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18-03

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一个充要条件。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掌握。囿于特殊历史语境和特定传播介质条件，我们最初接受的不是来自其原产地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被曲解误读的初始传播语境，汲取其经验教训，无疑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媒介路径究竟是怎样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掌握呢？笔者试从传播学角度予以展示解析。

一、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介质的“量”、“质”看中国人了解认知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

在近代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宏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理论优势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中国人所选择。尽管马克思主义曾遭残酷“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封杀，但传播成就仍然巨大，不过，它的传播毕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其筚路蓝缕的起步阶段，传播介质的局限难以完全避免。传播必须依赖一定质与量的传播介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介质主要是书报杂志等质出版物。从传播媒介“量”的角度看，当时出版物是远不足以满足传播需要的。“五四”前后翻译的经典文本，有选择地译出经典著作中的若干片段、章节以应急需，大多是节译本或粗略的通俗化读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从整体上看，仍有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尚未来得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而且是由“一整块钢铁”组成的科学体系。可惜，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多数文献没有翻译过来，就是翻译出来的文献，其摘译或节译又比较频繁，有时是根据译者本人的看法、理解程度进行删节，往往过分突出、张扬自认为“有用”或“重要”的某些方面，刻意回避、舍弃一些自认为“无用”或“不重要”的方面。常见的出版方式，主要是按专题选辑或言论编选形式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其传播注意力往往在经典著作的某一方面，一般是偏重于与当时革命斗争任务联系紧密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经典文本的完整性，客观上制约着人们对经典原著全貌和全文精神的整体把握。致使一般人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冰山的一角。如，在上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人只能靠《资本论入门》、《资本论解释》等简述性通俗读物来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直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翻译著作仍然匮乏，以延安时期高级干部“六本必读书”为例，多数人是依据由《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两条路线》等构成的中文译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加上我们一直是在边取经边用经，现学经现用经，客观上也不利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铁”进行整体性学习研究，也不便于我们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内在统一性。

从传播媒介“质”的角度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介质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及有关介绍性“二手”文献在准确性、可靠性方面也是有欠缺的，显然不能满足极少有机会和条件亲眼目睹经典著作原创文本真面目的广大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为例，就有若干章句被误译与简化的情况，如根据高放等专家的研究，“消灭私有制” 就是误译，“消灭”一词应改正为“扬弃”，“最根本的决裂”被误译成“最彻底的决裂”，在这里看似一两个字的翻译错误，但实际上两种译法反映的是辩证法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差异。也曾将“共产主义幽灵”译为“共产主义怪物”。再如，《哥达纲领批判》长期将“资产阶级权利”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再如，《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终结”一词德语含义是“出口”和“尽头”两层意思， 汉语译本长期没有翻译出其作为“出口”的含义，这些都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深度。

二、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门径”、“桥梁”的特殊性看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准确性

从传播的环节、路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间桥梁传入中国的，我们是间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先是从日本，后主要是从俄国传入，即主要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中介进行传播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多数中文经典著作及解说文献都不是直接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论著时所用的语言文字，而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就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直接从经典作家的原创文本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间接地通过俄国人、日本人的译介，接受经过别人选择、理解和重新阐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传入“门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面貌无疑是有深远影响的，使其难以避免地带着所经“门径”的语境特色，比如，从俄译本转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

日本是“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地，从日本路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日本的印记，传播内容偏重于一般学理方面，对我们的理论影响至今仍有痕迹可寻。今天使用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是沿用自日本学者的翻译。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著作来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也难免因为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剪裁或错误诠释而被误导，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影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

从苏俄路径传入的主要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为主要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加工和照俄国人方式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解读模式，时空上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暴力革命实践范式，是被当作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的，正如陈独秀所言：“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 〕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偏差，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不良影响。比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门径，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深有影响，他只取“阶级斗争”，却忽略了阶级斗争特定适用范围的思想，与他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多环节的传递中，无形中受到“中转”民族固有的传统语境、思想意识、文化取向的浸染、渗透。信息传递规律表明，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越大。

三、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体的主观条件看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不充分性

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首要环节，中国共产党党成立前后，留日、留欧、留苏三大群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他们把各自接触、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

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除了受革命斗争残酷性及物质技术条件落后性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受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早期传播者，包括后来党内的许多理论家没有像俄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他们不仅对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内在需要了解不够，也不太善于把欧洲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信息源的理解掌握程度有限，在翻译介绍之前普遍缺乏对经典文本系统全面的深度解读，以至从翻译到阐释都未能完全进入经典作家的理论视界，主要是把握不准经典中的一些致思理路和史实，未能确切领会经典作家基于一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达方式，造成译文意思不确切甚至错译。传播主体在较长时期里，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真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形变样，以致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状况不尽如人意：“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2 〕 （P326 ）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很多经典著作对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传播者而言，是深奥难懂的。如，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写给德国工人阶级的通俗读物，《资本论》对于长期受康德、黑格尔思想熏陶，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德国工人阶级而言可能是通俗的，但对其他民族就不通俗了，以致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传播主体本身的生活境遇、认知能力和接受情感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传播遇到障碍，遭遇曲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出场的特定初始语境，它传入中国的初始条件和环节，严重制约和深深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水平。

四、汲取经验教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利用传播媒体，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

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由传播方式决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被误解、曲解的情形，固然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态度有关，但也与它传播的历史契机、具体环节、历史语境、介质路径条件等有关。长期缺乏全面、系统、可靠的经典文本，使我们据以理解、研究、阐释和再创新的出发点变得不那么可靠了，这种局限性深深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实践。

过去把经典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初始传播语境有关。比如，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的误解，对《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实质和核心思想解释向度上的严重片面性，即强调《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红线，而对其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争得民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等这些核心思想则缺乏应有的重视、领会和强调。再比如，哲学上一直把“两个对子”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却不能予以准确把握。这种不顾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逻辑进程，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真义，甚至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曾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损害，曾使马克思主义陷入“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尴尬境遇，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这都与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有关。

毋庸讳言，产生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文化落后且具有浓厚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狭隘意识的中国之间无疑是横亘着一道鸿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它的思想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它独具的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深邃、思辨色彩，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没有曲折的，遇到阻碍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忽视因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及相关危害，应该汲取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要深系我们所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正确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3 〕 （P163 ）而不是“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 〔4 〕 （P677 ） ，以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传播媒体，创新传播介质与方式，有效保证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接受中不走形变样，也就是要保证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永远是理论创新的丰富思想资源和文本基础，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阅读第一手资料，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5 〕 （P26 ）这样，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把自己引入迷途。

要阅读自己加以利用的经典著作，如果只能依靠译文，那些译文也应该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高质量、高水准的译文。黑格尔讲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否则的话，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因为如果我们依据不准确甚至有严重错误的译文，产生误解的几率就会增加，达到完全理解的可能性就会变小。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关键性的理论判断、概念术语的误译，不仅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带来许多困难，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质量，甚至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特别警惕马克思主义经过若干次注释、转译、解析和宣传之后，出现失真变形走样的情形，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解释及对它的错误运用。

为此，从传播媒介角度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在有充分文献学依据的情况下，进行与马克思主义本意一致的准确翻译。在此基础上，从经典作家所处的学术社会环境和一贯思想出发，重新对经典文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深度解读，彻底弄清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字面含义和独特语境，廓清迷雾，剥离那些曲解附会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东西，清除那些不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诠释，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去理解马克思，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理论道路去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1〕张 琳.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N〕.学习时报，2009-04-13.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5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时代解读；创新和发展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理论界更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归结起来，主要有“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两种观点，或者说，提出了两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径。“文本解读”路径有“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的提法，力图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精神，并以此为出发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时代解读”路径则力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本质的研究，把握时代精神，“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关于“文本解读”

学界同仁大都认为，“文本”即指马克思的文本，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列宁的文本，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更不包括在内。但是，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也有一个重新解读的问题，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则更应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出于马克思的思想与其他经典作家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别的缘故，人们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作家的文本避而不谈。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其本真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别，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以及阐述的重点或侧重点不同，等等，而导致其表现形态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们的理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改变世界”，“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而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和扬弃“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文本解读”的“文本”不应只是马克思的文本，也应包括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构件，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更何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最具直接指导作用的应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因此，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结论，而应超越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别而把握其本真精神。这样来理解“文本”，“文本解读”的难度固然是增大了，但却可以减少些“解读”的片面性。

二、“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关系

“时代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立足于时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只有立足于时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时代解读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当今时代的解读，即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解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形成时的时代解读。而理论界对时代解读的理解主要是第一层含义。实际上，时代解读的第二层含义也不可缺少。如果说，时代解读的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立足点的话，那么，时代解读的第二层含义，则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真精神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解读文本的目的，就其直接意义上说，无非是还文本的本来面目。但任何文本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既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解读他们的文本，就必须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时代本质。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不同于列宁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如果不去解读他们所处的时代，就不能真正把握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可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也必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目的，无非是从中判断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研究的对错得失，从而从中揭示出有益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思想资源。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往往都依据本派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对其进行时代解读就显得更加必要。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出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6篇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7篇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复杂纷繁的争论,很难简而概之,以至有学者说,我们无法说明“后现代”是什么。海德格尔因此说,“后现代”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纲领,但我们可以从其多样、混杂的思想观点中,理出相对共有的理论特征。

    1.“解构”:否定传统“普遍基础”的思维观念。

    对“普遍基础”的“解构”差不多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西方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它确定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人类理性能最终依据的客观本质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存在反映世界本质的普遍真理。罗蒂说,“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1](P15)其解构逻辑是:所有理论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和文本中确立起来的。德里达说,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任何理论和价值都是“主体间性”或“互文”(context)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反映论,认为任何认识都是人的思维活动。罗蒂说,心灵犹如“中了魔法的镜子,满布迷信和欺骗”,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无镜哲学”,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在人的思想、文本中“发明”的。应明确的是,没有永恒的基础或普遍理念前提,不等于没有相对普遍的客观基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绝对真理,但相对认知是存在的,世界的意义建构可以是普遍主体的价值共识,所以相对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观也是存在的。

    2.“碎片化”: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因而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反普遍基础,在理论逻辑上就必然要解构本体论。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意味着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它批判一切建立总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企图,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概念一味拒斥。认为人们把握的只不过是事物的“碎片”现象,而事物本质是“不可言说的”。罗蒂指出,人们不再相信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强调对现象进行复杂性研究,发散思维重于独断态度,通过“互文”阐释而实现,这些思想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一味反本体和反基础理论前提,也往往会使理论言说的意义陷入莫衷一是,陷入知识、价值的相对主义。

    3.“去中心”:走向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碎片性,认为“中心”、权威是传统理性的产物。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寻找去异求同的普遍统一性观念,而后现论范式中,永恒性问题或普遍基础的“第一原理”哲学已经终结。罗蒂由此强调要摒弃以往将万事万物归为某种普遍本质的观念,走向后现代哲学境地。福柯在《后现代精神》中提出拒绝无条件接受传统外在权威的集权性规范。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中心权威、同一性、确定性的强调,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主张自然、宽容地看待各种价值标准和理论争论,任何价值标谁都不可能具有中心地位。这种理论否定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强调走向具体历史,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这在解放思想,强调人人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一味追求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一味反对中心权威的存在,也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4.“平面化”:消解意义和深度模式。

    后现代文化特征之一即“平面化或无深度”。“深度模式”即承认事物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本质和意义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本质是认识不了的,所谓价值意义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和文本阐释,不存在客观普遍本质和普遍价值。由此,传统真善美的意义深度在后现代文化中被消解了。在消解深度的“平面化”理论中,后现代主义不再提供传统经典作品中具有的深远意义,更反对传统价值观以及意义的崇拜及信任。和去中心、去本质相联系,“消解深度”主张要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普遍真理走向“互文”的个体体验。德里达干脆说,“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2](P189)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深度也进行了解构。人性深度的消除导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放逐,转而生发对物欲的追求。

    总之,解构与重构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由此后现代主义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后现代者重估传统价值时也在建构,其中也有诸多如基于“主体间性”之上的责任理念的构建等积极思想。但后现代文化中,历史感、价值意义、普遍本质反映等,在根本上是被解构了。而消解历史意识、削平意义深度,实质上消除了文化的精神特性。詹姆逊分析说,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面感,无深度感……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3](P185)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者,解构普遍基础,解构对知识、价值的信仰,也解构掉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相对共识标准和相对确定性。

    二、后现代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价值影响

    后现代人站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处在诸多迷茫、困惑和质疑否定之中,其中有解构也有重构,在个体与他人、共同体的关系重构中,个人自由、个性释放和对自我的责任,是这一时代的文化心态。他们反对普遍主义、强权主义,注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注重文化的主体性、大众化以及多元价值的共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各种观点和流派,解构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价值中立、无政府主义、大众文学运动、社会批判理论等都在其中,这些思潮在带来新的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1.后现代价值“解构”思潮带来价值迷惘。

    后现代主义显着特征之一即价值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意义深度的解构”。当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价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主张往往给社会带来价值“空场”和“不确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价值无序甚至是精神危机。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价值思潮连同市场商业文化一起,给人提供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状态。人们可享受多样的文化商品,可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爱情可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可以“天亮说分手”;“躲避崇高”、“告别理想”成了一些人认同的口号;一些作品直言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传统价值观在失落,工具理性在替代价值理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和神圣价值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快感和快餐式的实用主义。有些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价值功能,也有人指责社会现象讨论中的道德声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挥舞道德大棒”,或贴上“伪崇高”的标签。网上讨论败德现象时,甚至有人直接倡导“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去道德或价值虚无主义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的思想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如此,价值不明,道德失范,荣辱不辨,公序良俗不再,精神良知无存,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

    许多年来,我们努力为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大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提供,重要的是在文化中是否提供了精神支柱或精神家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文化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气血精神弱化”的文化症状。在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后现代思潮的价值解构加速了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不在”。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文化发展中首要的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一直是我们社会强调的主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必须要树立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及其思想理论的“在场”是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担保。

    2.后现代“价值祛魅”思潮带来的“无意义感”。

    价值祛魅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多元和价值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经济学也认为,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就易发生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惑。人需要物质生活基础,但人异质于动物的本质就是人最终必须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且人的理想愿望往往会受外在现实条件制约,产生诸多如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所以人类一直都有一种超越现实局限的意义理念支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用儒家的话讲,人类的许多矛盾仅靠“在外者”是解决不了的,须靠“在我者”心灵精神调适来解决,即需要靠价值意义构建和精神信仰去做超越把握。理想信仰等价值体系就是给我们提供精神生活、意义世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支柱。人如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因感到“身无所安、命无所立、心无所属、情无所托”而处于“精神危机”中。人的精神被放逐后,就会陷于物欲之中,而越是陷于对外在物质的追逐,就越会失去人的精神家园,这已成了人类片面追求物欲的一种谶语。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4](P370)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8篇

【关 键 词】解构/知识/真理/启蒙运动

【 正 文 】

根据民意调查，66%的美国人相信“绝对没有绝对真理！”在年青人中，这个比例高达72%。（注：george barna,the barna report:what americans believe,1991,pp.83-85.）

“不相信真理”，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相信”意味着“认为某事是真的”。比如说，“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陈述本身就是绝对真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嘲弄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哲学猜谜游戏，但却很少认真加以思考。今天，并非某些秘传的或反常的哲学家，而是衔头巷尾的普通人坚持对真理的这一看法。

西方文化经历了许多阶段。一种世界观之后是另一种世界观。18世纪，启蒙运动对支配西方文化的《圣经》综合体系发出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占支配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继各领风骚。

许多社会评论家一致认为，西方世界正处在变革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文化转折，它类似于现代性从中世纪衰落中的诞生。这就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这一巨大转折造成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裂。

一、“世界就是文本”：语言的解构

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区分了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他们相信真理是客观的和可知的）与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他们相信人为建构自己的实在）。在后现代时代，建构主义者是胜利者。这对全部生活具有深刻而解放性的意义。（注：waltertruett anderson,realit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1990.p.6.p.x-xi.）

这种后现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相对主义。现代存在主义教导说，意义是由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而后现代存在主义则教导说，意义是由社会团体及其语言创造的。据此，个人的身份和人的思想的内容都是社会的构。旧的存在主义强调异化的个体，他在孤独和标新立异中显示其尊严；后现代存在主义则强调社会身份、集体思想和时髦感。后现代存在主义者回到尼采，不仅强调意志，而且强调权势(power)。解放就是对现有权力结构（包括关于“知识”与“真理”的压迫性观念）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由社会建构的。他们把这一相对主义观点建立在具体的语言观的基础上。这一套理论连同分析的方法，都可以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过去的理智运动是在形而上学和科学领域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连贯的理智方法则是从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旨在揭示文学作品不可能有客观意义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别的问题，包括科学、理性和神学。

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于这样一种论断：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当代学者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著作。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到能指（signifier，如词）同所指（signified，如意义）之间的差别。二者的联系是任意的。在英语中，dog这个声音指涉的是一种动物“狗”，而在西班牙语中，perro这个声音指涉的也是“狗”。这些特殊声音与实际动物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就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使用独立系统中的任意的符号。

后现代语言学家走得更远：词的意义本身是独立的自足的系统中的一部分。当你在词典中查找一个词语的意义时，你就会看到更多的词语。归根到底，一个词语又提到别的词语。我们的语言大部分是由一些抽象物组成的，这些抽象东西指涉的并不是可观察的事物，而仅仅是精神的、思想的（因而也是 语言的）概念。比如，方才这句话的意义就取决于诸如“大部分”、“组成”、“抽象物”、“指涉”、“概念”及“……的”(of)等词的语法功能。

的确，有一些词也指涉日常对象，但日常对象也可以是“符号”，它们和词汇一样可以确实传达文化意义。“狗”和“狼”有什么区别呢？狗是在家里驯养的，狼是野生的。狗的含义是“孩子的宠物”和“人类的朋友”，狼的含义是“孩子的凶险”和“吃人的怪物”。由此可见，“狗”、“狼”一类日常语汇指涉的也是一些抽象概念。

当代批评家像古典批评家分析文学文本的意义那样研究和解释服饰、建筑、时装及其它“非语言的交际”。每一种文化产品都被看作是“文本”，每一种人类的创造都于语言相似。用后现代主义口号来说，“世界就是文本”(the world is a text)。政府、世界观、技术、历史、科学理论、社会习惯、宗教，这一切本质上都是语言的建构。

后现论家谈论“文本间际性”，即，文化生活和理智生活都不过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文本。它们产生更多的文本。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越出我们语言的疆界，我们无法逃离它的局限和要求。既然语言同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则它在我们的控制以外。我们甚至无法为我们自己思考。在很大程序上，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思考。（注：devid harvey,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pp.50-51.）不存在“超验的逻各斯”，不存在客观的意义，不存在我们人类语言界限以外的“绝对真理”的领域。用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口号来说：“我们被监禁在语言的牢房内”。

如果说语言是牢笼，解构主义者便试图颠覆监狱的大墙，以便我们突围。解构主义语言学家主张，从本质上来说，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意义是滑动的、可变的。我们语言的意义系统充满了破碎和自相矛盾。

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反义和排除：“男人”可以定义为“女人”的反义，“自由”排除“奴役”。然而，由于每一个词都是按照它所排除的东西来定义的，所以，每个词都带有它的对立面的“踪迹”。每当我们使用“男人”这个词时，我们就排除了“女人”。“自由”一词的意义取决于“奴役”这一概念——肯定没有那一个词可以用来表达一个彻底自由的社会这一概念。那样，自由就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美国人是自由的”，会使解构主义者想到自己奴役的状况。

二、“怀疑的解释学”：颠覆性阅读

解构主义者同意：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通过语言建构意义。解构主义者进一步断言：社会内在地是压迫性的。尼采说，人类生活和文化是天赋权力意志的表现。马克思把文化归结为阶段冲突和经济剥削。弗洛伊德根据性压抑来解释文化。非弗洛伊德主义的变种——女权主义，认为文化是性别冲突和对妇女的压迫。同性恋理论认为文化是对同性恋的压抑。

尽管这些理论各不相同，尽管解构家们分为很多种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文化的真正意义深藏在表层之下。制度实际上邪恶阴谋（尽管是无意识的）的面具。

从这些彼此不和谐的论断出发，解构主义者提出一种“怀疑的解释学”。他们研究文本，并非要揭示其客观含义，而是要揭示它所隐藏的东西。由于断定语言是权势者的活动舞台，所以，解构主义者通过打破语言的权威以摆脱权威。

“怀疑的解释学”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政治创造，通常被用来为现状作宣传。具有最高地位的文本尤其如此，如“文学名著”，学校所推崇的“经典”，以及文化的“元典”。这些文本享有特权，是因为它们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同性相斥、帝国主义、经济压迫、性别压迫（随便你喜欢什么，反正它们都是文化的隐藏上层建筑）辩护。解构主义致力于一种“颠覆性阅读”。语言并不揭示意义（这意味着一种客观的、超验的真理领域）；相反，语言建构意义。虽然人工语言构造是用来传达真理的幻觉的，但它们实际上也掩饰构成文化的权力关系。解构主义的批评家们详细考察了意义建构过程，揭示了语言的矛盾性，揭示了文本之下的权力关系。意义形成的过程被拆解了。文本因而“被解构”。

解构主义谈论“拷问文本”，以便揭示其隐藏的政治的或性别的议题。处在解构之下，曾一度支配西方文明的经典的“死寂的、白种人的、欧洲的男性”，同样不被信任，遭到流放。

解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权都是可疑的，都是权力游戏的遮羞布。理性、客观真理、科学，举凡一切关于冷静的自觉的理性的西方主张都受到挑战。“不仅真理被放弃，而且保持真理—效果的愿望都被放弃”。（注：patricia waugh,postmodemism:a reader,london,1992,p.4.）

解构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理智上是成熟的，在理论上是言之有据的，从方法论上说是严格的。由于瓦解了绝对真理的概念，所以，解构主义为通俗的相对论提供了根据。

今天的大学尽管表面上仍旧孜孜不倦地追求真 理，但却认为真理并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关门，相反，大学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重新加以定义。

知识不再被视为绝对真理。相反，知识被看作是重新把信息编织到新的范式中。人类建构用来解释人类经验的模式。这些模式——不论其为世界观，还是科学理论——只不过是“文本”，有待经常加以修正。这些范式是有用的虚构，是“讲故事”一类事情。但故事同过去一度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科学“真理”、伦理、法律、历史没有什么区别。（注：stever connor,postmodeasist culture,oxford,1989,p.33）

当代学者努力拆解往昔的范式，使边缘进入中心——重新书写历史以便使之有利于那些曾被排除出权力之外的人——妇女、同性恋者、黑人、土著美洲人以及压迫制度的其它受害者。学者们以怀疑的眼光攻击公认的观念，并且重构新的模式以取而代之。那些欢呼西方文明成就的人被指责为是心脑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这一观念受到“非洲中心论”的挑战。“非洲中心论”赞美非洲是文明的尖塔。男性主导思想被女权模式取代；“父权制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受到挑战，并被“母权制宗教”取代；《圣经》的影响力被“女神崇拜”冲淡；同性恋不再被视为心理疾患，“同性相斥”反而是心理不正常。

无须传统学术所要求的严格证据，这些新的模式就可以被接受。如果说“欧洲中心论”是错误的，则人们会认为“非洲中心论”也同样是心脑狭隘的。如果说父权制是错误的，则人们不会认为母权制会好一些。但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并没有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的观点。关键并不在于真理性；关键在于权力。新的模式“赋予”以前被排斥的一方以力量。古典学术寻求的是“真”、“善”、“美”，后现代学术研究寻求的是“什么在起作用”。传统学术界根据理性、研究和学习来运作，后现代主义学术界考虑的是意识形态日程、政治的正确性和权力斗争。

三、“没有真理，也行”：对启蒙理想的反叛

现代的、后启蒙运动的思想认为，知识是确实的、客观的和好的。它假定理性的、不偏不倚的自我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它假定进行认识的自我作为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中立观察者注视着一个机械的世界。现代认知者积极投身于认识过程，相信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进步，相信科学与教育的结合就可以使人类摆脱在自然面前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束缚面前的软弱无力状态。思想着的自我能认识自身和机械的宇宙。这一理想为以启蒙运动的事业为旗帜的现代知识爆炸开辟了道路。从培根到现代，人类理智探索的目标一直就是揭示宇宙的秘密，以便控制自然、造福人类、建设美好新世界。这一启蒙运动的追求反过来又产生了20世纪现代技术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就是渴望以合理的方式安排生活。它相信，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可以提供用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手段。（注：craig van gelder,postmodernism an emerging worldview,calvin theological jounal,1991:43.）

不管后现代是什么，它都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事业、对现代技术理想和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哲学主张的拒斥。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质疑启蒙运动认识论的核心主张。

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知识内在地就是好的。为了抛开启蒙运动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后现代主义用悲观主义代替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类将解决世界重大难题，也不再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相信，凡尘的生活是脆弱的，人类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新的合作态度，而不是征服态度。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整体主义，这同他们拒绝启蒙运动关于真理是确实的，因而纯粹是合理的信念有关。后现代主义拒绝把真理局限于理性方面，不再把人类理智当作真理的唯一裁判。除了理性，还有通往知识的其它有效途径，这就是情感和直觉。

最后，后现代思想不再接受启蒙运动关于知识是客观的信念。知识不能纯然是客观的，因为宇宙不是机械的和二元的，而是历史的、关系性的和人格性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外在的(out there)客观所与，有待发现和认知。实在是相对的、模糊的和参与性的。

在拒绝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客观性时，后现代主义也拒绝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认知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科学家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样，是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我们的知识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后现代世界观对真理的认识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它承认，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真理，我们以什么方法看待真理，这都取决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世界观认为，这种相对性大大超出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进入到真理的本质之中：没有绝对真理，相反，真理是相对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

据此，后现代思想放弃了启蒙运动对任何一种 普遍的、跨越文化的、永恒的真理之追求。他们专注于某一特定共同体内被认为是真的东西。他们认为，真理是由促进共同体中的个人和促进共同体整体的福利的基本规则组成的。

因而，福柯试图完全祛除启蒙运动的幽灵——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福柯要求学者抛弃伪装的中立性，转而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任务不外是揭示某一时代语言中存在的无作者、无主体、匿名的思想体系。后现代批评家企图这样来摆脱对理性的信赖。

现代主义把真理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并把理性和逻辑论证看作是正当信念的唯一裁判。后现代则质疑通过理性努力可以揭示和证实普遍真理。他们不承认唯有人类理智才可能决定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后现代跨越理性，转向非理性的认知方法，给予情感和直觉以崇高地位。这种对真理的非理性内容的协同模式的寻求，导致后现代意识具有整体主义内容。后现代整体论意味着对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理性的个人的理想的拒斥。后现代人并不希望成为完全自律的个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后现代整体主义意味着人的生活所有方面——情感的、直觉的以及认识的——的综合。

后现代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既然有很多人类共同体，那就必然有很多真理。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多重真理可以彼此共存。后现代意识因而就意味着极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必然关心如何证明他们是“对”还是“错”。他们相信，他们的信念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语境（场合）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真理，对你们而言未必是。”“在我们的语境中是错的，在你们的语境中却可能是可行的，甚至是可爱的。”

人文主义的理解第9篇

【关 键 词】解构/知识/真理/启蒙运动

【 正 文 】

根据民意调查，66%的美国人相信“绝对没有绝对真理！”在年青人中，这个比例高达72%。（注：george barna,the barna report:what americans believe,1991,pp.83-85.）

“不相信真理”，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相信”意味着“认为某事是真的”。比如说，“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陈述本身就是绝对真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嘲弄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哲学猜谜游戏，但却很少认真加以思考。今天，并非某些秘传的或反常的哲学家，而是衔头巷尾的普通人坚持对真理的这一看法。

西方文化经历了许多阶段。一种世界观之后是另一种世界观。18世纪，启蒙运动对支配西方文化的《圣经》综合体系发出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占支配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继各领。

许多社会评论家一致认为，西方世界正处在变革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文化转折，它类似于现代性从中世纪衰落中的诞生。这就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这一巨大转折造成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裂。

一、“世界就是文本”：语言的解构

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区分了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他们相信真理是客观的和可知的）与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他们相信人为建构自己的实在）。在后现代时代，建构主义者是胜利者。这对全部生活具有深刻而解放性的意义。（注：waltertruett anderson,realit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1990.p.6.p.x-xi.）

这种后现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相对主义。现代存在主义教导说，意义是由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而后现代存在主义则教导说，意义是由社会团体及其语言创造的。据此，个人的身份和人的思想的内容都是社会的构。旧的存在主义强调异化的个体，他在孤独和标新立异中显示其尊严；后现代存在主义则强调社会身份、集体思想和时髦感。后现代存在主义者回到尼采，不仅强调意志，而且强调权势(power)。解放就是对现有权力结构（包括关于“知识”与“真理”的压迫性观念）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由社会建构的。他们把这一相对主义观点建立在具体的语言观的基础上。这一套理论连同分析的方法，都可以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过去的理智运动是在形而上学和科学领域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连贯的理智方法则是从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旨在揭示文学作品不可能有客观意义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别的问题，包括科学、理性和神学。

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于这样一种论断：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当代学者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著作。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到能指（signifier，如词）同所指（signified，如意义）之间的差别。二者的联系是任意的。在英语中，dog这个声音指涉的是一种动物“狗”，而在西班牙语中，perro这个声音指涉的也是“狗”。这些特殊声音与实际动物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就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使用独立系统中的任意的符号。

后现代语言学家走得更远：词的意义本身是独立的自足的系统中的一部分。当你在词典中查找一个词语的意义时，你就会看到更多的词语。归根到底，一个词语又提到别的词语。我们的语言大部分是由一些抽象物组成的，这些抽象东西指涉的并不是可观察的事物，而仅仅是精神的、思想的（因而也是 语言的）概念。比如，方才这句话的意义就取决于诸如“大部分”、“组成”、“抽象物”、“指涉”、“概念”及“……的”(of)等词的语法功能。

的确，有一些词也指涉日常对象，但日常对象也可以是“符号”，它们和词汇一样可以确实传达文化意义。“狗”和“狼”有什么区别呢？狗是在家里驯养的，狼是野生的。狗的含义是“孩子的宠物”和“人类的朋友”，狼的含义是“孩子的凶险”和“吃人的怪物”。由此可见，“狗”、“狼”一类日常语汇指涉的也是一些抽象概念。

当代批评家像古典批评家分析文学文本的意义那样研究和解释服饰、建筑、时装及其它“非语言的交际”。每一种文化产品都被看作是“文本”，每一种人类的创造都于语言相似。用后现代主义口号来说，“世界就是文本”(the world is a text)。政府、世界观、技术、历史、科学理论、社会习惯、宗教，这一切本质上都是语言的建构。

后现论家谈论“文本间际性”，即，文化生活和理智生活都不过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文本。它们产生更多的文本。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越出我们语言的疆界，我们无法逃离它的局限和要求。既然语言同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则它在我们的控制以外。我们甚至无法为我们自己思考。在很大程序上，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思考。（注：devid harvey,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pp.50-51.）不存在“超验的逻各斯”，不存在客观的意义，不存在我们人类语言界限以外的“绝对真理”的领域。用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口号来说：“我们被监禁在语言的牢房内”。

如果说语言是牢笼，解构主义者便试图颠覆监狱的大墙，以便我们突围。解构主义语言学家主张，从本质上来说，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意义是滑动的、可变的。我们语言的意义系统充满了破碎和自相矛盾。

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反义和排除：“男人”可以定义为“女人”的反义，“自由”排除“奴役”。然而，由于每一个词都是按照它所排除的东西来定义的，所以，每个词都带有它的对立面的“踪迹”。每当我们使用“男人”这个词时，我们就排除了“女人”。“自由”一词的意义取决于“奴役”这一概念——肯定没有那一个词可以用来表达一个彻底自由的社会这一概念。那样，自由就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美国人是自由的”，会使解构主义者想到自己奴役的状况。

二、“怀疑的解释学”：颠覆性阅读

解构主义者同意：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通过语言建构意义。解构主义者进一步断言：社会内在地是压迫性的。尼采说，人类生活和文化是天赋权力意志的表现。马克思把文化归结为阶段冲突和经济剥削。弗洛伊德根据性压抑来解释文化。非弗洛伊德主义的变种——女权主义，认为文化是性别冲突和对妇女的压迫。同性恋理论认为文化是对同性恋的压抑。

尽管这些理论各不相同，尽管解构家们分为很多种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文化的真正意义深藏在表层之下。制度实际上邪恶阴谋（尽管是无意识的）的面具。

从这些彼此不和谐的论断出发，解构主义者提出一种“怀疑的解释学”。他们研究文本，并非要揭示其客观含义，而是要揭示它所隐藏的东西。由于断定语言是权势者的活动舞台，所以，解构主义者通过打破语言的权威以摆脱权威。

“怀疑的解释学”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政治创造，通常被用来为现状作宣传。具有最高地位的文本尤其如此，如“文学名著”，学校所推崇的“经典”，以及文化的“元典”。这些文本享有特权，是因为它们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同性相斥、帝国主义、经济压迫、性别压迫（随便你喜欢什么，反正它们都是文化的隐藏上层建筑）辩护。解构主义致力于一种“颠覆性阅读”。语言并不揭示意义（这意味着一种客观的、超验的真理领域）；相反，语言建构意义。虽然人工语言构造是用来传达真理的幻觉的，但它们实际上也掩饰构成文化的权力关系。解构主义的批评家们详细考察了意义建构过程，揭示了语言的矛盾性，揭示了文本之下的权力关系。意义形成的过程被拆解了。文本因而“被解构”。

解构主义谈论“拷问文本”，以便揭示其隐藏的政治的或性别的议题。处在解构之下，曾一度支配西方文明的经典的“死寂的、白种人的、欧洲的男性”，同样不被信任，遭到流放。

解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权都是可疑的，都是权力游戏的遮羞布。理性、客观真理、科学，举凡一切关于冷静的自觉的理性的西方主张都受到挑战。“不仅真理被放弃，而且保持真理—效果的愿望都被放弃”。（注：patricia waugh,postmodemism:a reader,london,1992,p.4.）

解构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理智上是成熟的，在理论上是言之有据的，从方法论上说是严格的。由于瓦解了绝对真理的概念，所以，解构主义为通俗的相对论提供了根据。

今天的大学尽管表面上仍旧孜孜不倦地追求真 理，但却认为真理并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关门，相反，大学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重新加以定义。

知识不再被视为绝对真理。相反，知识被看作是重新把信息编织到新的范式中。人类建构用来解释人类经验的模式。这些模式——不论其为世界观，还是科学理论——只不过是“文本”，有待经常加以修正。这些范式是有用的虚构，是“讲故事”一类事情。但故事同过去一度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科学“真理”、伦理、法律、历史没有什么区别。（注：stever connor,postmodeasist culture,oxford,1989,p.33）

当代学者努力拆解往昔的范式，使边缘进入中心——重新书写历史以便使之有利于那些曾被排除出权力之外的人——妇女、同性恋者、黑人、土著美洲人以及压迫制度的其它受害者。学者们以怀疑的眼光攻击公认的观念，并且重构新的模式以取而代之。那些欢呼西方文明成就的人被指责为是心脑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这一观念受到“非洲中心论”的挑战。“非洲中心论”赞美非洲是文明的尖塔。男性主导思想被女权模式取代；“父权制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受到挑战，并被“母权制宗教”取代；《圣经》的影响力被“女神崇拜”冲淡；同性恋不再被视为心理疾患，“同性相斥”反而是心理不正常。

无须传统学术所要求的严格证据，这些新的模式就可以被接受。如果说“欧洲中心论”是错误的，则人们会认为“非洲中心论”也同样是心脑狭隘的。如果说父权制是错误的，则人们不会认为母权制会好一些。但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并没有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的观点。关键并不在于真理性；关键在于权力。新的模式“赋予”以前被排斥的一方以力量。古典学术寻求的是“真”、“善”、“美”，后现代学术研究寻求的是“什么在起作用”。传统学术界根据理性、研究和学习来运作，后现代主义学术界考虑的是意识形态日程、政治的正确性和权力斗争。

三、“没有真理，也行”：对启蒙理想的反叛

现代的、后启蒙运动的思想认为，知识是确实的、客观的和好的。它假定理性的、不偏不倚的自我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它假定进行认识的自我作为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中立观察者注视着一个机械的世界。现代认知者积极投身于认识过程，相信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进步，相信科学与教育的结合就可以使人类摆脱在自然面前及形形的社会束缚面前的软弱无力状态。思想着的自我能认识自身和机械的宇宙。这一理想为以启蒙运动的事业为旗帜的现代知识爆炸开辟了道路。从培根到现代，人类理智探索的目标一直就是揭示宇宙的秘密，以便控制自然、造福人类、建设美好新世界。这一启蒙运动的追求反过来又产生了20世纪现代技术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就是渴望以合理的方式安排生活。它相信，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可以提供用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手段。（注：craig van gelder,postmodernism an emerging worldview,calvin theological jounal,1991:43.）

不管后现代是什么，它都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事业、对现代技术理想和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哲学主张的拒斥。形形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质疑启蒙运动认识论的核心主张。

在后现代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知识内在地就是好的。为了抛开启蒙运动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后现代主义用悲观主义代替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信念消失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再相信人类将解决世界重大难题，也不再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相信，凡尘的生活是脆弱的，人类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新的合作态度，而不是征服态度。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整体主义，这同他们拒绝启蒙运动关于真理是确实的，因而纯粹是合理的信念有关。后现代主义拒绝把真理局限于理性方面，不再把人类理智当作真理的唯一裁判。除了理性，还有通往知识的其它有效途径，这就是情感和直觉。

最后，后现代思想不再接受启蒙运动关于知识是客观的信念。知识不能纯然是客观的，因为宇宙不是机械的和二元的，而是历史的、关系性的和人格性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外在的(out there)客观所与，有待发现和认知。实在是相对的、模糊的和参与性的。

在拒绝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客观性时，后现代主义也拒绝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认知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科学家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样，是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我们的知识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后现代世界观对真理的认识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它承认，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真理，我们以什么方法看待真理，这都取决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世界观认为，这种相对性大大超出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进入到真理的本质之中：没有绝对真理，相反，真理是相对于我们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

据此，后现代思想放弃了启蒙运动对任何一种 普遍的、跨越文化的、永恒的真理之追求。他们专注于某一特定共同体内被认为是真的东西。他们认为，真理是由促进共同体中的个人和促进共同体整体的福利的基本规则组成的。

因而，福柯试图完全祛除启蒙运动的幽灵——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福柯要求学者抛弃伪装的中立性，转而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任务不外是揭示某一时代语言中存在的无作者、无主体、匿名的思想体系。后现代批评家企图这样来摆脱对理性的信赖。

现代主义把真理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并把理性和逻辑论证看作是正当信念的唯一裁判。后现代则质疑通过理性努力可以揭示和证实普遍真理。他们不承认唯有人类理智才可能决定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后现代跨越理性，转向非理性的认知方法，给予情感和直觉以崇高地位。这种对真理的非理性内容的协同模式的寻求，导致后现代意识具有整体主义内容。后现代整体论意味着对启蒙运动关于不偏不倚的、自律的、理性的个人的理想的拒斥。后现代人并不希望成为完全自律的个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后现代整体主义意味着人的生活所有方面——情感的、直觉的以及认识的——的综合。

后现代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言的。既然有很多人类共同体，那就必然有很多真理。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多重真理可以彼此共存。后现代意识因而就意味着极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