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形态第1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 民族和谐； 马克思主义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作出了不朽贡献，并形成了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当今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国际敌对势力分裂我国民族统一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长期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除了要加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外，统一思想认识，整合意识形态，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意识形态的整合就意味着在尊重各民族、各阶层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的基础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尤其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国内和国际形势来看，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形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体制的转型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大大增强，只有用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从未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西方敌对势力总是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上制造舆论压力，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整合功能，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觉抵制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渗透。

其次，从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状况来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我国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且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确认的少数民族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解放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原始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以及人生价值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渗透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积淀为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使信教者的思想和观念严重地束缚在宗教的领域中，实现对宗教的认同感，拒斥对新信仰的认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际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加剧，也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和接受。我国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既是多宗教的地区，又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更是西方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分化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形成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最后，从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来看，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聚合和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通过给人们提供一整套“世界观”，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知“世界”，促成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有序化和合法化，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感召下，使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并外化为实践行动。从而实现有效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目标。

二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要增强各民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对意识形态进行发展与创新。就目前而言，从理论、途径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理论创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根源于其与实践的符合性，即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头活水。面对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扩展和延伸、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给我国带来的深入影响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及时解答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并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为实现民族和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第二，途径创新。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日常生活世界是人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实现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是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起到对社会主体熏陶和塑造作用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面向日常生活，渗透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成为各族人民的大众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个体文化品格的一部分，才能保障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提炼现实的经验，关注和回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和提升，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实现这种和谐统一的中介就是大众文化。文化具有引导价值观念、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等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大众文化多样性的形式满足个体多样性的需求，潜移默化地对大众进行价值观念的渗透，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趋近，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第三，方式创新。实践证明，科学、合理、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会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国，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有着浓厚的集权意识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灌输式的教条性说教在现有教育环境下已不合时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被动接受思想教育的模式，人的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增强，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快捷性的特征，构建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平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将互联网作为价值观念宣传的主要平台，据统计。互联网上的英文内容占90％左右，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着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这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严重制约和限制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探索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平台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网络基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力度，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信息占有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

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我国的意识形态也具有一元主导下多样性发展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点。必然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思想的指导下，保持足够的张力，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开放的胸怀，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在整合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整合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关系。民族精神，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总人口有1.2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各个民族在地域风貌、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民族精神培育统一起来，在民族精神的培育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才既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吸收各民族精神中的优秀部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巩固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也曾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民族精神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历史积淀的反映。是民族现实生活价值观念的心理体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渗透于民族精神培育之中，才能使意识形态教育具体化，真正起到教育和引领大众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具体行动中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民族意识形态第2篇

    【关 键 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负功能

    【 正 文 】

    一

    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上形成的人们感受本民族的存在和利益的一种认识体系，它主张一个民族应享有从自治到独立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程度不等的权利，它伴随着时代地域和背景的不同变化，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注：此定义是在诸多关于民族主义定义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可参见宁骚著《民族与国家》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4年第11期。）。

    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对本团体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它代表了该团体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它为该团体的存在及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注：对此定义的概括，可参见大卫·麦克米兰著《意识形态》，施连忠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文史哲》1994年第6期等。）。 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具体表现为：1.意识形态—方面暴露敌对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一方面支撑本阶级或本团体的存在理由，给予合法性和正统性；2.意识形态提供团体成员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适当手段，以确保团体内部的团结和连带，进而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3.使社会心理（人民的愿望）具体化和明确化，使其成为社会文化规范的一部分，使成员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的准绳；4.意识形态在人格内化之后，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它能统辖人格，使其行为具有一贯性，不致动摇和崩溃（注：巨克毅著《意识形态传播与国家发展》第63页，（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

    民族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相比，民族主义可能要显现出明显的优势。纵观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历史，民族主义可能是影响世界进程的最强烈的、最富有情感感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时效性最持久、成本小收益大的天然政治资源。它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民族主义也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提供了辩护，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造成了诸多民族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可以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保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椎”（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二

    近代世界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为民族国家形成后其内部的团结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保证。无论是欧美民族国家的初始创建，还是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在这些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在其中的作用。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和民族国家创建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无不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旗帜，来感召其民族成员。黑格尔认为：“独立是民族国家的本质规定，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马志尼强调个人对民族的服从与献身精神，认为个人离开了民族，既没有姓名、标志、声音，也没有权利；乔治·华盛顿主张北美以武力寻求独立，北美各殖民地在独立后应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政府下团结起来。玻利瓦尔倡导建立美洲联邦国家，形成一个美洲民族，主张联合起来对抗殖民主义统治。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注：参见宁骚著《民族与国家》第2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17世纪到本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殖民地独立成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显示出其时效性最为久远的意识形态功能。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而且也捍卫了这些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利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临着外部压力和空前危急时，特别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受到外来民族或国家的侵略时，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无不求助于民族主义这个精神武器，大力强调本民族主权和利益，以此来激发民族感情，以动员全民族成员采取共同的行动，去献身于本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利益。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民族危亡面前，其社会动员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大陆的战无不胜，英国人感到了空前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为激发英国国民的民族情感和献身祖国抵抗外侮的精神，发表了他那富于激情的演说。在中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存亡的关头，民族主义显示了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停止冲突，共同御侮，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戴高乐面对亡国的耻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伦敦组织流亡在外的法兰西人成立“自由法国”，进行抵抗德国的斗争。这些事实显示着，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相对于其他典型的意识形态来讲，发挥了其社会动员和整合的重要作用。

    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内，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论证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具有合法性根据，不合法的统治系统是不存在的。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功能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合法性就是使政治权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合法性。

    作为民族国家领导力量的政府，其权威合法性实质是可以从多方面来获得的。首先的合法性资源是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奉行的政治制度寻找合理的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无不竭力支持本民族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揭露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其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表现出的社会实效自然也会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一个政权的政绩愈大，其合法性程度便愈高。再次，民族主义也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每一个政权要想发挥其领导作用，都需要人的凝聚和合作，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迎合这种需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大都以其民族的主体文化为基础，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由其民族的历史赋予丰富的内容，是在民族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成员共同感受到的和共同承认的，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同一性的精神加固器，可以说，主体文化赋予了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悠久历史，以期从中寻找出民族的热情，使其产生一种认同感，以此来保持对本民族的忠诚，保证对自称为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的服从。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政权就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种天然的资源来支持自身的合法性。

    外部环境对一个政权从民族主义这种资源中获得合法性支持的状况很有影响。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来压力和感受到危机时，其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忠诚就会变得强烈，本来因利益等原因而分散、冲突的民族成员或团体，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必须通过民族利益去体现，此时，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权从其民族成员中获得的支持将会增多，从而大大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每一个政权在领导其民族前进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无目的、无意识的，是受一定意识形态支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其政府行为论证功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成员来说，民族主义可以使其相信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正义的、应当的；另一方面，每一个政权都强调政府行为是代表本民族和国家的，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内部成员的利益的，以尽量争取更多的认同，减少其内部成员的反对和抵制。

    四

    意识形态的基本经济功能显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支持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个人团体的利益只有在民族国家利益条件之下才能得到体现。它使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个人捍卫国家的利益就是捍卫自身的利益。因此，个人、团体在思考自己的利益时，无不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相联系。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诸多的经济实体，他们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目标而处于激烈竞争中。这些经济实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从整体上促进了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某一民族国家内的经济实体面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时，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时，其思考将会提高到民族国家的层次。此时，本来在本民族国家内激烈竞争的经济实体可以在民族利益的背景下，放弃后来的敌对与竞争而联合起来共同对外，民族利益的实现才是自身利益实现的前提。

    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团体受着利益的驱动而采取相应的经济行为，这些经济行为都是受一定的制度来规范的，但是有些经济行为是制度无力约束的。这就是D ·诺斯所说的“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为或个人行动中，肯定存在着个人或团体借机无成本地占便宜的投机行为），它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诺斯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靠意识形态的约束，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第1—6章，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当经济实体的行为扩大到民族国家层次时，民族主义可以有效地发挥这种意识形态功能。

    我们看到，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后发展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常常伴随着日趋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亚洲“四小龙”中有这种现象，目前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大都以民族的利益、主体文化、优良传统、悠久的历史来激励自己的国民。面对一些具有大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的压制和干涉，大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坚定态度。在这些经济发展国家的内部，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抬头，当面临外来压力和共同对外时，大都能调整个人行为、团体行为，有时甚至牺牲个体利益以符合、响应政府的政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由此可得到体现。

    五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不同于制度规范的一种力量，可以用来规范民族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使社会协调发展。

    每个政治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利益团体，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将这些利益团体分为如下类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表达者（个人关系网）、反常集团（无组织的暴动和骚乱）、非联合集团（一类是非常大的集团，无正式组织，尽管其成员隐约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如消费者利益集团；一类是小的乡村、经济或种族集团，其成员都熟识）、机构集团（政党、公司企业、立法机关、军队、官僚机关等）、联合集团（包括工会、商会、制造商协会、种族协会、宗教协会以及各种民族团体）（注：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第83—8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利益团体，有政治的、经济的、正式的、非正式的，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受到了各自的利益的驱使，在一定规范约束下（无论是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进行相互交往。团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异常复杂的，可以是相互宽容、相互合作的，也可以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在对立排斥的互动关系中，每个团体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种损害对立团体的行动。这种行动甚至会损害到整个政治体系的利益，从而造成一种内耗，削弱政治体系发展的实力。民族国家为避免这种现象，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规范各种团体之间的行为，在法治社会，其中主要的措施是制度层面的。在制度规范无力达到的地方，往往靠提倡道德风范、民族大义等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此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往往会产生立竿见影之效果，特别是当一个政治体系面临外来压力和威胁时，这种措施更为行之有效。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作了论述。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主要指经济的增长和滞胀）与分利集团的存在有直接关系（注：参见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分利集团的显著特点就是利益上的排他性，其分利活动将减少而非增加社会的总收入，一个国家若想兴盛发展，必须有力地限制分利集团。此时，国家权力除依靠强力手段、制度手段外，也必须依靠意识形态上的说服（这是一种成本很少的手段）。意识形态对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分利集团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将对分利集团具有有力的约束功能。

    六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具有上述诸正向功能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负向功能，对民族主义作出价值判断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在发挥其上述正向功能的同时，也扮演了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斯特林认为：民族主义作为自由、财富、权力的带来者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与它作为冲突与死亡的带来者的记录不相上下。菲利普认为，民族主义就像掠过人类社会的风，有时是和煦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则像飓风一样摧毁所遇到的一切（注：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4年第11期。）。

    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近代人类历史也表明，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自由与幸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死亡。当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带给人类的是巨大的灾难。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容纳其急速膨胀的生产力，走上了以武力战争拓展国际市场的道路。他们先后征服了亚、非、拉的许多落后和弱小的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成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在对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从政治、种族上对其进行摧残，给这些殖民地国家带来无穷灾难。这种历史上留下的隐患，到今天还影响和制约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注：参见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第2、3章，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本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我们能认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和“保卫祖国”为号召，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厮杀，落得两败俱伤，致使2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伤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主义发动的，波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其灾难性后果自不待言。

民族意识形态第3篇

关键词:鲁迅;妇女解放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20-01

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五四先驱们,从对民族政治命运的焦虑出发,高举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同封建文化进行彻底决裂。他们那一批人对君权、神权、父权、夫权等一切封建特权、纲常名教所进行的冲击可谓是摧枯拉朽、前所未有。其中,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妇女的观,节烈观,婚姻自主问题,经济独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更使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从意识形态领域为我国的妇女解放提供了精神支撑,开创了我国妇女解放的新纪元。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一时期被唤醒了的,大胆的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的女性依然是一个缺乏女性的内在本质和精神立场的空洞的能指,依然面临着缺乏女性的话语权和自身意义空白的尴尬的困境。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并且,这一时期揭露封建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剥削与压迫,呼吁妇女从封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主张,同当时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打倒孔家店”“白话文运动”等一起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反传统”的内容之一。如在鲁迅的《祝福》中通过祥林嫂的遭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可以说,从子君和祥林嫂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同当时宣传的其他主张一起,成为五四先觉者们“借以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他们对民族政治命运的焦虑和缓解这种焦虑的意识形态筹码。

一、“自身所指匮乏”的子君们

五四先觉者们从对民族历史的反省中觉察到,要想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必须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对于当时的广大女性而言,就是要把她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胡适、鲁迅等人纷纷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以、节烈和包办婚姻等观念和形式束缚女性的封建传统文化,并号召广大的男女青年从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寻求自由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胡适《终身大事》中的亚梅,茅盾《创造》中的娴娴,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就是这样一批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勇敢的从父权制的家庭中走了出来的女性。然而,可悲的是,从子君们的身上,我们只能听到女性发出的对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勇敢的呼声,却看不到这呼声背后所代表的子君们作为“人”尤其是“女人”所具有的真正的价值内涵和全部能指。

以鲁迅的作品来看,受涓生的引导,子君叛离了她的家庭,开始了她从“非主体走向主体”的变化过程。但是,子君的选择并不是以在社会上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依据作为出发点,而是以爱情自由的方式作为解放自己的最终出路。由于子君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在和涓生生活在一起后,她就成了完全依赖于涓生而存在的寄食者,成为一个客体而非主体而存在。在子君走出了“父亲”的家庭后,她的全部生活内容依然是以“家庭”为中心,并且这个新的家庭依然没有给子君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女性作为自我而存在的舞台,她的话语被涓生的话语所取代,她的反叛精神和追求独立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磨灭。子君虽然走出了“父亲”的家庭,却没有得到与涓生一样的社会地位与权利;她虽然有同旧时代决绝的勇气,却还不具备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主体意识。她和旧时代的女性一样成为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客体,并且一旦她所依附的男性的自身的生存遭到威胁时,她自身更面临着无路可走的悲哀,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她父亲的家庭中去。

子君们在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之后,却没有指出“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话语。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被解放了的”女性作为“人”尤其是“女人”这一主体而存在的全部价值意义,她们面对的依然是“自身意义的空白,自身所指的匮乏”。尤其是鲁迅《伤逝》,它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而写的,我们所能了解的子君的形象全部来源于涓生这一男性的叙述之中。在作品中,涓生的话语完全取代了子君的话语,并且由于这一话语出自于男性的口吻,它是一个缺乏女性的生理体验,情感需要和心理变化等性别特征的空洞的能指。子君们虽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喊出了自己的需求,但却没有“确立自己”和“阐释自己”,缺乏对自己作为女性这一性别主体的理性的认识。从子君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所指和所指物,可以根据时代潮流和社会观念而填入意义的纯粹载体”。

二、“负荷历史罪孽”的祥林嫂们

五四先觉者们针对当时社会不断涌现出的表彰“俞氏女守节”“陈烈女殉夫”等“表彰节烈”的封建复辟思想,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如胡适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的《问题》,强调“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等于故意杀人”;鲁迅在5卷2号上发表的《我之节烈观》中指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节烈的女子,就死在“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此后涌现出了一批被封建礼教所毒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如《贞女》中卖给木头牌位的少女,《一世》中一生过着牛马猪狗般生活的老妇以及《祝福》里在新年的爆竹声中死去的祥林嫂。这些人物形象向世人展示了旧社会对妇女的侮辱与损害,发出了解放妇女,把妇女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中解救出来的呼声。

以鲁迅的作品来看,无论是杂文《我之节烈观》,还是小说《祝福》我们都能看到封建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残害,都能听到作者提出的要把妇女从这节烈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主张。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明确指出:“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4]。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位因不节烈而为社会所不容的女人。当祥林嫂第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做工的时候,虽说是寡妇,却是没有“再适”的“贞妇”,此时,她遵从了正统的贞节观念,因而能为鲁家所容。然而当她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却被认为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不贞的人,被鲁家所嫌恶并被最终驱逐出去,此时她触犯了封建文化中“正统的贞节观念和关于寡妇的禁忌”,因而为鲁家不容,为社会不容。加之她“与生俱有”的贞节观念导致她最终走向死亡。

从祥林嫂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典型的“发人深省的性格审美形象”,而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封建的贞节观念所摧毁的悲剧形象,作者对祥林嫂的塑造正是为了控诉封建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而祥林嫂死的越悲惨,越能清醒的认识到封建文化的罪恶。从这一层面上说,祥林嫂与闰土、阿Q、单四嫂子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的身上都背负了沉重的历史罪孽,这罪孽,使他们成了封建文化的祭品。而《我之节烈观》的发表和对祥林嫂形象的塑造一样,从字面意义上看,它们包含的是妇女解放之意,具有鲜明的性别针对性,而从历史语境看,它们又与‘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白话文、‘劳工神圣’、‘抵制日货’恋爱自由共同源自一个‘反传统’的语义”[3],共同承担着鲁迅对于“世道浇漓”“国将不国”的历史命运的焦虑。

无论是从五四先觉者们发表的关于、节烈、妇女解放等问题的提出与讨论的文章中,还是从他们对“自身所指匮乏”的子君、“背负历史命运”的祥林嫂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具有历史针对性的妇女解放思想。而这种历史针对性就是对“自鸦片战争和东西文化碰撞以来的政治前途”的巨大焦虑,由于对这种民族政治命运的焦虑和缓解这种焦虑的迫切性,五四先觉者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妇女解放思想,并迅速成为那个时代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想。而当民族的政治命运出现新的危机,产生新的焦虑时,这种妇女解放的呼声也随之降低。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民族意识形态第4篇

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有关加强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和改进党对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按照县委要求，我局切实强化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现将2018年度我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如下：

一、意识形态贯彻落实和组织领导方面。

本局高度重视宗教意识形态工作，坚决贯彻落上级关于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成立民族宗教事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组，完善制定了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领导班子对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行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局长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主抓分管部门的宗教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并把宗教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进行评估。

二、宗教意识形态阵地和队伍管理方面。建立了宗教意识形态阵地清单。努力做到清单完整详尽, 无遗漏, 同时明确管理部门, 落实管理责任。

三、工作开展情况。

（一）精心安排部署，认真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活动。按照县宗教工作会议要求，我局进一步加强宗教理论学习宣传，推动局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一是抓好学习教育。及时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省市区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将宗教工作同统计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二）注重舆论引导，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始终坚持做好网络舆论管理，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我单位已关注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经常性宣传本单位统计工作开展及主流文化宣传，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成效明显。

（三）我局加大全县宗教场所统计员监管力度。合理布局宗教场所，我局积极配合县民宗局、县国土局等部门，坚持调研摸底先行，提前摸清包括我县宗教历史、信教群众数量及其宗教需求等情况，注重听取各方意见，进行必要的论证和充分的协商，在此基础上做好我县长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布局工作，在源头上防范盲目建设。

民族意识形态第5篇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216-02

一、提升转型期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必要性

转型后的中国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伴之而来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拜金主义盛行、高房价、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且日益激烈。这种大环境背景下，作为内蒙古民族地区高校青年学生相对于非民族地区高校对于这种转型期带来的社会矛盾感受更为敏感，更为迷惘，主要原因是内蒙古地区一部分的青年学子来自偏远的边疆、农村和牧区，一部分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三线城镇，这些高校生源主要为蒙汉两种语言授课，文化氛围不同、民族习惯不同、宗教和信仰不同。在高校中，总的来说，大学生意识形态主流是好的，大学生民族间的文化、生活习性等经历逐步融合，磨合，形成了包容、团结积极向上的凝聚力。但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我们观察到，转型后的社会现状一些负面的能量也侵蚀着校园，社会思潮容易向这里激荡，社会问题容易向这里聚焦，社会热点容易向这里传导。也是西方一些竭力“西化”和“分化”的重要阵地，他们利用网络、媒体、报刊杂志搞反华舆论，在民族地区制造民族矛盾，煽动不明真相青年排斥自己的祖国，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危害社会稳定，推动反华思潮泛滥，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和社会危机加重，甚至引发国家动乱与民族分裂。学者袁贵仁认为，“高校稳定首先是思想稳定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1]。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忧虑，简要归纳两点：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力度不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但在当今大环境下，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日渐淡漠，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之风盛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下，青年学子缺乏理想追求，注重现实利益，精神动力和理想信念驱使匮乏和缺失。这些都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力度不够，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

（二）民族文化凝聚力逐步下降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文化传承和文明成果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在民族间长期制造矛盾，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新态势下，中华传统文化中传承了几千年的终极价值和理想追求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和传统观念，正随着全球化发展外来文化的入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代大学生对西方价值观和文化正逐步认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使得民族文化凝聚力逐步下降。

二、要批判吸收西方文化积极成果与抵制“西化”、“分化”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亟需吸收外来文化。所以，没有吸收和借鉴的经验教训，更谈不上积累和创新，发展和完善则失去了基础。社会主义如若实现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就必须站在现有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全民重视，防止“西化”逐步渗透。所谓“西化”，就是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然后试图在政治上用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所谓的“分化”，是指利用任何手段和各种机会，拉拢和腐蚀我们队伍中见利忘义、意志薄弱者，培育国家高层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分化解体党的队伍，企图分裂我们党和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让我们陷入国进民退的断裂层和落后挨打的旧中国模式。西方特别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利用这种所谓“软实力”作为“西化”和“分化”中国重要手段。目前，西方思潮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非常显著。在我们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形成一套系统，存在照搬西方国家观点、体系和方法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西方思潮不仅在学术上存有偏见，更是公开反对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近年来，国内出现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借助“普世价值”推行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等等，都是西方意识形态浸蚀的结果。当今世界混乱复杂，很多国家陷入政权更迭，诡谲多变，“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强化推行文化霸权，企图以美国式民主及美国文化主宰世界，试图用他们价值观改造世界，对此，我们应该更加高度警惕和清醒认识。当下中国，由于经济迅猛发展，贫富差距加大，一些矛盾正逐步显现，“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动态失衡以及社会各个部分、各个环节运行中出现的功能障碍和结构失调，必然促发社会问题的大量滋生和不断出现。”[2]所以，我们要更加谨慎，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总而言之，对西方文化要有选择的和批判的吸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盲目乱选，拷贝和复制。只有这样，既能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又能防止西方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

三、建立健全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管控机制

当务之急，要增强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加强意识形态危机预警，构建民族地区大学生意识形态干预机制。面对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性情况下继承和发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聚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我们要摸清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意识形态的潜在危机，充分分析全球化带来的危机，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建立健全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管控机制。

（一）完善大学生意识形态干预机制

校园活动是大学生最直接、体验校园文化氛围最生动的教育形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教育，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使大学生们找回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自觉性。这种隐性方式可以平衡受教育者的自尊和地位，缓解抵触情绪，使他们不知不觉中陶冶了情操，也达到了潜移默化培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二）加强意识形态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价值观念快速演变和矛盾激烈冲突时期，而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灵魂人物，时代的变化，不能拿那套“春蚕到死丝方尽”理念来左右教师的行为思想。应加大师资力量和经费，打造一支理论研究专业化教师队伍、学生辅导员队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干预，把民族地区大学生引导到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理念上来。

（三）强化校园网络信息监控干预机制

随着信息全球化，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网络上各种思潮的影响，网络监控的缺失，将导致的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方面一些不良、消极的信息内容侵蚀着大学生们的头脑，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利用网络、散播社会主义负面消息，丑化社会主义形象，在民族地区制造民族矛盾，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大学生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识。所以，要有针对性的加强校园网络信息监控干预机制是当下思政工作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稳定工作[J].中国高等教育，2002（5）：2.

民族意识形态第6篇

关键词：宗教渗透；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国家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价值体系的安全和民族文化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之一，即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边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国防意义，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敌对势力企图借助宗教宣扬西方价值理念，散布民族分裂言论，以宗教认同挑战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如果对宗教渗透防范不力，势必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流逝，产生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如何有效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华民族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现状。

云南有 26 个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少数民族种类全国最多、五大宗教俱全、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多样，宗教关系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与云南为邻的东南亚国家，同样也是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在云南 4060 公里的边境线上，有 16 种民族跨境而居，边民在日常经济交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宗教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云南宗教在具有本土地域特征的同时，也呈现鲜明的国际性。历史上，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向云南传播的重要通道。例如，南传上座部佛教，即是由印度本土向南传到斯里兰卡，经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而传至云南傣族地区的；缅甸八莫、密支那等地，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向云南传播基督教的重镇；云南跨境民族因受边境线对面本民族同胞的影响而信奉基督教的例子非常之多。

在地理位置上，云南与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在人文环境上，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同民族同宗教现象十分突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向中国扩张，云南则首当其冲。除了直接采取武力措施外，也间接利用宗教进行软性渗透。当前，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的国际背景下，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参与渗透的有美国、英国、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涉嫌利用基督教对云南进行渗透的境外组织达80个之多。①其中，境外敌对势力和分裂组织中的“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等；境外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中的“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早年云南外国传教士后人及其教团中的美国摩尔斯家族；非政府组织中的“世界宣明会”、“乐施会”、“传爱医援会”等，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较为恶劣。②。

总之，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交织、地域性与多样性结合、日常性与功利性融合等较为显著的特点，在整体上使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具有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周边国家复杂的社会和民族宗教形势相重叠，使跨境民族地区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前沿阵地。随着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进程的不断深入，抵御宗教渗透工作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必须高度重视且采取有效对策。

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性。

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个人所使用。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而宗教渗透则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进行的渗透活动。宗教渗透不是服从宗教目的而是服从政治目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向社会领域全面扩散，如同恶性肿瘤不及早切除，必将引起整个肌体的全面病变。

1、大力宣传宗教，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各种迹象表明，当前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直接渗透”、“硬渗透”也逐渐转变为“间接渗透”、“软渗透”。有紧密配合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大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所谓的“洗脑工程”；有针对基本信教群众的所谓“松土工程”；有针对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所谓“福音西进计划”；有针对云南跨境民族的所谓“哈尼撒种计划”等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力宣传宗教思想，与我争夺群众，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2、制造分裂，挑战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一是对中国发达地区的“西化”，一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化”，“西化”和“分化”都拿宗教做文章。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省份，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势力制造民族矛盾、祖国分裂的重点地区。民国初期传教士编写的拉祜文《圣经》读本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汉人来了，我害怕”；③在带有政治倾向的外国传教士宣传下，部分少数民族教徒“只知道英国人好，上帝好，八莫、密支那好”。④解放初期，云南跨境民族中一些基督教教徒公开响应传教士的号召，要求与中国割土分界，隶属英国；一些教徒在国内外反动传教士的鼓动策划下，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和集体叛逃活动。一些渗透分子毫不隐讳的提出“把教徒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不要听共产党的，要听神的”。1994 年，泰国清迈基督教会在一些西方国家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企图利用基督教统一各民族的信仰，建立包括我国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等在内的“克钦独立国”。⑤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景颇族群众私自越境到缅北进行宗教活动，有的还参加了克钦独立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果我们忽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工作，必定削弱我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

3、散布反动言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 境外宗教渗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借以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信教公民中的影响力。如云南边境某县的农村党员中有 224 人信基督教，占农村党员总数的 22%，其中 179 人是入党后信教的，而另外的45 人入党前就信教，但入党后始终没有脱离宗教活动。由于境内宗教活动的蔓延和境外宗教势力的宣传鼓动，使一些具有境外宗教势力背景的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很有影响力，一些信徒不接受政府工作人员领导，而是听从宗教权威人士的安排。同时，一些境外宗教势力极力向我信教公民灌输基督教起源于西方，只有接受西方教会领导，才能受到上帝保佑的思想，还千方百计篡夺合法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由于受境外教会的影响，个别近期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把本民族的传统风俗统统视为邪魔外道，不参加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等活动，不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挑起群众纠纷，制造民族矛盾，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间形成隔阂，破坏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4、危害正常宗教秩序，削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 宗教渗透不仅以直接形式挑战一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通过控制现有宗教来间接实现这一目标，对宗教界的正常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宗教渗透不仅是人民的公敌，而且也是宗教的公敌。宗教渗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我国教会，破坏我“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方针”，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危害宗教正常秩序，使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干扰，引起信徒宗教生活的混乱，侵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境外渗透活动往往直接与我国现有宗教争夺信徒，由于宗教渗透往往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诱饵，加之极具煽动性、迷惑性的说教，也使一些辨别力不强的公民和正统宗教信徒转向渗透进来的宗教，这对我国宗教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转向渗透宗教的信徒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强行洗脑、改造和控制思想，并被利用来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这些被控制的教徒，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如果宗教神圣性总是为各种罪恶的政治活动所利用，那么，宗教在信徒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乏以虔诚之心传播基督教的友好传教士，但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还是被利用为侵华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名誉是不好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在“为基督征服世界”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为武装侵华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出谋划策，积极参与战争，成为殖民者的“特种部队”，起到了辅助帝国主义侵华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从“非法偷渡者”变为拥有诸多特权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了。他们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各种“慈善机构”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根本目的，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话说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的心”。⑥1877 年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便有人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⑦旧中国的不少基督教徒长期在“洋教”的影响下，接受奴化思想，原有的民族意识减弱，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痛心的话“：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⑧。

些境外基督教组织在云南进行渗透活动时，抓住我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较低等特点，大肆渲染“世界末日论”，给社会造成极大恐慌，有人听信以后，抛弃财产或变卖家产，不工作、不劳动，吃喝玩乐，坐等世界末日到来。一些地方因为出现了境外渗透活动，原来的堂点班子被分裂，信徒形成了派别闹不团结，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宗教秩序。如果我国的宗教界不能站稳立场，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政治渗透的工具，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它将很难获得自身的独立和正常发展，宗教一系列积极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势必日渐凋零，逐渐失去社会的信任，失去信徒，势将危及宗教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宗教渗透对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本身的最大危害。

三、抵御宗教渗透，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是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所在，而宗教渗透的危害也总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至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因此，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互联系的。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国家政治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宗教渗透从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渗透。因此，要有效地抵御宗教渗透，从根本上说，就要提高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外部世界、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一致性确认，它主要包括身份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国际文化认同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国家主权独立的基础、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文化认同来强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有效抵御对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屏障。而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下，通过取得全体民众广泛而深刻的价值认同，使人们超越地域、血缘、风俗、习惯乃至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彰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培育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就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一道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的钢铁长城。

2、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一指导思想吸取了人类文明中的一切精华部分，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理论，并且具有不断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宗教是从原始社会就存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作为宗教核心部分的有神论已经不断为科学证伪，但宗教依然还具有一套极为精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它能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香火不断的重要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宗教是有神论就认为它一驳就倒。在特定的范围和情况下，宗教具备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全社会弘扬主旋律，重点在青少年、文化素质较低的群众和共产党员中根据各自特点宣传无神论，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占领思想阵地，使所有公民都具备最起码的反宗教渗透意识，从而使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无立足之地。

3、保护与发展跨境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抵御宗教渗透的文化屏障。 与基督教相比，少数民族宗教自身的文明素质和信仰素质较低，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弱。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逐步提升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素质和文明素质，使少数民族宗教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自身的良性健康发展，在固本强身的基础上应对基督教传播的挑战。宗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民族宗教，民族自身将无所适从？这不仅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损失，也是一个国家的损失，甚至也是全世界的损失。无数事实证明，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的越好，外来宗教就越难以进入。因此，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合理扬弃，引导包括原始宗教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走上健康、理性的发展之路，将有助于抵御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

4、落实具体措施，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战胜境外宗教渗透。 一是不断加大宗教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能认清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分化、西化中国的险恶用心，牢固树立抵制和防范宗教渗透的思想意识，不断提高辨别宗教渗透与宗教交流、传播的能力。

同时，要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空中广播和网上散布的宗教渗透言论进行控制和过滤，多开办一些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主题的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向境外宣传，使国际社会了解我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二是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打击宗教渗透活动有法可依；在向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宗教法制教育的同时，积极向境内外的外国人宣传我国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使他们了解相关规定。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管理宗教渗透事务的专门机构，培养一支人员稳定、技术过硬的反宗教渗透专业队伍，常设于公安部门也好，宗教部门也好，总之，使公民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能够立即报告，及时制止宗教渗透活动。宗教渗透渠道繁多，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往往隐藏有宗教渗透，为此，要建立和完善反渗透机构的协调网络，建立由宗教、公安、国家安全、民族、民政、经贸、文教、卫生、海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宗教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可对内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打击宗教违法犯罪行为，对外促进宗教友好交往，共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任何涉及宗教渗透活动的违法犯罪活动都由该部门负责，责任明确自然效率就高，这是我们抵御宗教渗透的组织保证。四是建立健全涉外宗教事务制度，使一切可能涉及到宗教渗透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都能坚定立场。包括宗教团体、组织和个人对外接待和出访制度；出国留学、学术交流、探亲访友人员在涉及宗教问题时应遵循的制度，这是反宗教渗透的制度保证。五是改进工作方法，加大经费投入。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意识深厚，边民活动的随意性较大，因此，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切忌简单粗暴，这就要求我们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善管理的宗教管理工作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应以“疏引”、“柔巧”为主，“禁堵”、“刚硬”为辅，避免伤害信教群众感情，造成国际友好团体的误解；要不断加大宗教管理工作的经费投入，并特别考虑设立专项经费，以保证防渗反渗工作的顺利开展。六是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跨境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宗教团体特别是跨境民族地区的基层宗教组织，带领信教群众从事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推动宗教力量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粉碎境外宗教渗透的阴谋。

注释：

①云南省宗教局：《抵御境外基督教对云南渗透的对策研究》（报告），2010年第48 页。

②张桥贵主编：《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8 页。

③⑥⑦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89、88 页。

民族意识形态第7篇

一、思想方面

深入学习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扶贫论述摘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入学习领会党章党规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扶贫攻坚、意识形态、双拥工作、扫黑除恶、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本人思想、政治、理论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

二、业务方面

1.精准扶贫工作方面

制订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帮扶计划、调研报告、工作总结,整理收集精准扶贫方面的材料。

2.意识形态工作方面

完成实施方案的制定、学习安排计划表、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季度汇报和半年全年总结等相关材料的撰写，并做好阶段性验收资料的整理工作和创建市级文明标兵单位资料整理工作。

3.民族团结工作方面

收集整理补全2016年至2019年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相关资料，报送县民宗局迎接全市检查。补齐了2016—2020年实施方案、2016年至2019年分解任务方案、实施意见、阶段性总结、典型案例、自查报告、宣传活动方案、汇报等，定期报送民族团结相关信息、按时参加每年一期的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

4.双拥工作方面

年初，按照双拥办文件要求，整理报送2017年至2019年双拥工作方面的资料。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补齐各年度的安排意见、工作计划、总结、自查报告、宣传活动画册等相关资料的报送工作。

5.信息编辑报送方面

按时上报上级部门要求的信息任务数。至目前，报送信息93期。

6.宣传活动方面

更新交通文化长廊展板6块、局微信公众平台信息90余条。积极组织本系统各类节庆文体活动的举办、筹划及各类宣传活动。利用单位电子屏、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大力宣传精神、作风建设、扫黑除恶、禁毒、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内容。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思想修养。

民族意识形态第8篇

一、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家庭、宗教、生活环境对藏族大学生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塑造。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1、主观因素

首先大学生处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成长叛逆期，作为少数民族，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压力、生活习惯、情感困惑等各种问题。其次，由于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藏传佛教文化深植于藏族大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了藏族学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主观因素，使藏族学生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接收模式。

2、客观因素

藏族大学生作为藏族同胞中的高素质群体，对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等相对比较敏感和关注，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的领导配置等，都会影响到藏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同时，科技的发达使具有现代化知识的藏族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对外沟通渠道，一些负面的声音也会对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

二、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情况的调查和了解，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1、政治思想和理论知识有待提高

藏族大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部分藏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政治的关注度不够。表现为对国家政治机构、社会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不够了解，思想中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人权与民主存在模糊的认识。其原因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参与度不够，认为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对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低于文化课的学习，加之网络流传的负面信息，对藏族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造成困扰，影响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

2、对我区 政策的理解

我区的教育政策、 大学生分配情况等，是藏族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精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大学生初入社会，人生阅历较浅，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时会缺少客观、理智的思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

3、对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

对于经济的认同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认同。藏族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会冲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很多藏族大学生认为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民族经济政策来扶持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导致人的挫败感和不如意，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在少数民族团体中蔓延和相互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藏族大学生逐渐跳脱出先辈漠视物质的价值观，受到繁华物质世界的影响，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认同严重影响到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增强高校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我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藏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平等的民族交往政策，向学生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结合实际，用具体的事例使学生了解国家（兄弟省市）对（西藏）的关心和援助。培养藏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西藏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目标。培养藏族大学生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树立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加强对藏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尊重藏族大学生的文化特性，加强藏汉主流文化教育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是藏族大学生的骄傲。尊重藏族文化，将藏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增强藏族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高校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藏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展演活动，通过多民族学生的共同参与，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同时，加强藏汉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鼓励藏族学生参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西藏高校文化氛围由藏汉文化共同构成，多元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将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与汉族文化的精髓更好地融合，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彼此尊重与认同，最终将各民族优良的文化得以更好的融合与传承。

3、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民族意识形态第9篇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