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意义第1篇

关键词：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语言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7-0077-02

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可以给读者呈现出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我们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将经典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叙事性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出见解，对我国文化的传承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推介传播具有极大的作用，有助于升华文学理论，同时有助于读者对于作品的鉴赏。

一、对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具体性质以及地位

对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探究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探究方式以及探究活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具体性质以及地位到底是什么？文本分析的涵义是，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分析，是对文学进行探究的基本活动，研究对象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原因以及其艺术价值的形成进行表述。此种研究活动强调自觉方法意识，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较为理性的探究，并且在对经典作品进行有效分析的过程中，不自觉的转换成对作品的审美评价[1]。对于探究人员来说，对经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和对文学鉴赏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文学作品鉴赏主要侧重面是为了自身阅读的快乐，但是，对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侧重点是，从文学作品的主要艺术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具体是指从事这种探究活动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方式以及活动，因此，只有文本分析才有这样的性质以及地位，这是其他文学活动所没有的。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文学欣赏为基本前提，专家学者对于经典文学探究方式的种类非常多，可以对文学史进行有效探究。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探究是指文学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究方式。对文学史进行探究的基本任务是，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高度概括并精准描述出其艺术价值和内容发展的线索。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基本方式是，把非常零散的众多文学现象以及相应的文学作品，依据一定的文学准则，从理性的角度，将文学作品进行排序，同时，给予文学作品一个特定的历史地位。

最初，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有效评价是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工作。对文学史进行文本分析的主要基本点是将作品的作家以及相关作品进行简要归纳和总结。例如，由易素权、王原则编撰的《俄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中，第二十三章“对契柯夫的介绍”文中对契柯夫的生平以及主要作品进行简要的介绍。其中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包括《第六病室》和《套中人》以及《草原》等[2]。在文学作品中对契柯夫的短篇小说进行总结，认为：其短篇小说是当前世界文学作品中灿烂的遗产。契柯夫的一生中，写了七百多短篇小说，塑造了六千个人物形象[3]。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进行深刻的塑造，将俄国社会的黑暗面深刻揭露，将俄国时代风貌全面展现。契柯夫短片小说的创作极致完美，其作品发展极度成熟。契柯夫的文学创作对世界文学和俄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

二、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分析的基本路径

经典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和探究文学经典的基本路径息息相关。同样要采用较为理性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这是对经典文学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4]。

研究经典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将文学作品的个性价值进行全面探究。无论是怎样的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概括和升华。经典文学作品分析大多采用的是理性文本分析法，这是有效研究文本价值的重要机制。对艺术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研究的工具是文本分析方法。有效的文本分析方法有助于读者发现作品中的个性特征以及艺术特点。通常我们都是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研究文学作品。例如，著名学者金圣叹的文本分析方法――“草蛇灰线法”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高度形象化的概括。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主要创作技巧、创作经验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创新。经典作品是作家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总结以及升华，作家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作品的创作。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不会利用范畴以及概念进行作品设计。例如，法国著名叙事学家热乃特在对《叙述语言》[5]中提出：“我们不能盲目地去信任每一位作家。通常艺术家的美学思维和自身的实践能力是不相符的，此种结论得出是得于米涅瓦之鸟迟飞的现象”。

中国经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典话，这其中经历了文学和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重重考察和洗礼。抛除不利因素，文学成为经典文学是具有一定理论依据的。

三、将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意义

文本利用分析的方法将经典文学进行有效分析，全面将叙事性体裁的作品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研究特色。例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牛僧孺《周秦行记》[6]以及巴金的《复仇》。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舞会以后》，文中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以“我”的角度，具体讲述了伊凡瓦西里等人和我去聚会的谈话场景，具体的谈话内容是：每个人生活的质量高低，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是伊凡瓦西里对于人生的见解，因为伊凡瓦西里具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才会有这样的见解。然后伊凡瓦西里又成为另外的故事讲述者，讲述一个伊凡瓦西里自身的故事。因此，伊凡瓦西里的故事是整个作品的核心内容。

牛僧孺《周秦行记》中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叙述，“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看见火明，意谓庄家。更上前驱，只见一大宅……”这其中引用的是汉代高祖妃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汉文帝刘恒母亲薄太后的庙中。在薄太后的庙中，有许多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女鬼魂在此相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女鬼魂：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和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南北朝时期明帝萧宝卷的妃子潘贵妃和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西晋时期石崇的妃子绿珠等。大汉朝的薄太后带领四个王朝的妃子在庙里和牛僧孺见面赋诗。用薄太后的话可以说，“牛秀才邂逅逆旅来到此地，诸多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乐。”在薄太后的庙中，牛秀才和四个王朝的妃子进行赋诗会。这篇牛僧孺《周秦行记》中，充满奇特想象，利用人鬼团聚对话的方式，将整个故事全面复述，复述的方式是采用故事中存在故事的结构，每位妃子的诗都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解读，这些诗是以第一人称的咏史诗，并不是怀古诗，每个妃子的诗都包含一个美丽的故事，牛僧孺《周秦行记》中的行文结构包含了不同的年代，具体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唐代等，通过时空交汇的方式使文章充满奇特的想象，非常吸引人。

巴金的作品《复仇》中主要以我的角度来叙事，作品中共有三个叙事者。具体包括：“我”和福尔恭席太因、医生等。作品的主要核心内容是福尔恭席太因，通过利用遗书进行讲述他复仇的故事，然后，医生又讲了一个关于福尔工席太音的故事。“福尔恭席太因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复仇”，作品《复仇》中的“我”和医生朋友在乡间聚会期间，谈论的话题同样是幸福，“我”、医生以及众多老朋友在谈论幸福是什么，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7]

四、结束语

作家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作家在自己心境中积极发挥想象，构建作品的结构框架，将自身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将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究，同时，将自身好的见解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融入作品。因此，灵感和天赋以及人生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作家的作品是对人生经验总结以及艺术的升华，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意义是，全面对叙事性文本的作品进行高效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将文学作品进行科学化的分析和探究，对我国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学作品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有助于对文学理论进行基础性升华。

参考文献：

[1]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晓未，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3.

[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J].杨扬，译.蒋瑞华，校.文艺理论研究，2012，12（25）：112-132.

[5]钱中文.法国文艺理论流派印象谈[J].文艺理论，2013，25（24）：159-163.

地质学的意义第2篇

【关键词】素质教育;图书馆;建设

在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发速发展已经给人们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网络的兴起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由于网络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的建设由于网络的发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读书看报的少了，使用智能手机的越来越多。去图书馆的人也随之减少。教育不全部在学校，学校之外，图书馆是接受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图书馆是直接为学校教育服务的辅助场所，随着国民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地区图书馆建设与完善，对于提高综合国民素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在当今 教育形式下，仅仅靠书本的知识已经很难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图书馆不仅可以扩大人们的知识面，还可以培养中小学学生的智力发展。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收集了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精髓。图书馆的任务之一就是收藏并传播人类知识，使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为中小学师生学习和求知提供深层次的服务，促进中小学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加强图书馆建设，发挥图书馆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的意义乐意从以下几点入手。

1、开发优秀图书，优化图书比例。

地区图书馆建设和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议题之一。针对中小学学生的服务需要单独设置，有针对性的配比相关教材以及刊物。要和先进的教学动态等方面优化图书比例，提升图书质量，配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对于藏书要进行严格筛选。

2、配备相关图书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的素质图书馆的建设起到关键作用。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是知识的传播者，应该具有爱岗敬业的强烈进取心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着装、素质、言谈举止以及热情到位的服务，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以此同时，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应该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相关的图书馆管理能力。让学生在服务中享受到文明和美的享受，使图书馆成为学生心中文明的殿堂和陶冶情操的地方。

3、图书馆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现在的中小学学生业余生活非常丰富。除了需要完成学校内的相关学习外，还要在父母的逼迫下学习各种补习班，很少有中小学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课外活动。图书馆可以不定期的开展读书活动，例如亲子类的读书活动，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到图书馆参加。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主题鲜明、积极向上的读书活动就会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会让家长感受到读书的魅力，培养家长和学生的阅读爱好，提升他们阅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激发他们喜爱图书馆，让学生在爱好读书的习惯中健康成长，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4、图书馆应加强服务意识，创建优良的阅读环境。

好多地方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公益性的地区图书馆建设由于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往往不能正确对待工作的性质。图书馆是文化传递的场所，可以丰富中小学学生的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够阅读先进的思想，人格得到健全发展，优秀的图书是培养学生养成好习惯的基础。所以，图书馆要严禁盗版书的进入，把图书馆要建设成高雅的地方。

5、有针对性的引导中小学学生掌握获取图书信息的方法

地质学的意义第3篇

［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地质学的意义第4篇

关键词：物质 决定 意识 新探

一 引言：艰难的辩解

现行各类文献及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理解，普遍采用以下基本观点：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生产实践的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科学地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关系。[2]

既要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同时还要承认意识具有相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说，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3]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辩正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5]

这些思想的直接本源，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观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对物质对意识能否起决定作用的大争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综述，结果是肯定与否定双方难以说服对方而未有定论。

从语言学角度看，在阐述这类物质与意识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8]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期理论家并没有特别附加任何说明，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物质、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等语词在语义上应当仅限于普通含义上的理解。于是，对各种初学者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研习者（本人即属于此类；并经多方咨询，该领域一些高水平专家也往往难道其详或者解释的难以让人满意），在理解这些经典命题时——尽管“物质决定意识”原句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到，但该命题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形式上，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往往存在种种难以清晰理解、真正领会的情形。较为常见、直接的诘难有以下具体表述：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作为源于人脑的意识，可以做出对任何外在物质乃至对人脑自身做出改造、损毁主张等决定，将如何解释？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有些民族、地区、国家的当权者，或者全民公决，在一定时期可以有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偏好地，选择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将如何解释？显见的示例如，俄罗斯国家近乎一夜之间经历了由最正统、最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存在剧变。

在试图回答以上诘难时，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一般文献、教材中也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征、意识的作用、认识论、人的本质等思想时，也多次不同程度地重申了如下类似观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哲学无用论”和“哲学万能论”都是锗误的。[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坚持意识的能动性。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在认识相改造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只有把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才能科学地回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11]

人们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物，或者是将一定的意见、计划、思想、方案转化到现实之中。从根本上讲。离开了实践，人们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改造世界。[12]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13]

意识性，能动创造性。社会主体不仅要适应客观世界，使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台客观对象的尺度，即对象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社会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需要和本性去塑造自然物，改童自然物的形式，使之符合于人类的要求。[14]

人们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

面对如此丰富的“改造”世界的观点，难免让人很自然地将其看作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触。事实上，其中也可以看到对前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两项诘难的辩解，只是在众多“改造”观点的冲击下，任何含有辩解意味的说法似乎只能是艰难的，而且也实质性的难以自圆其说。

带有根本性冲突的是，任何“改造世界”的过程，其意向的产生乃至操作具体完成的直接承担，无疑全部来源于意识、受控于意识。简言之，“意识”、“社会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和直接性。这样，再行认可“意识”、“社会意识”被“物质”、“社会存在”决定，难免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沼，也让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 症结：宽泛词义的狭隘使用

回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即如所周知的“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还是“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问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稍有一定现代科学常识的人，已绝不会再行抱守“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这种最原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其他变形的唯心主义思想要加以反驳，仍非易事）。然而，从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到断言“物质决定意识”（暂时搁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题），却存在实质性差异：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仅仅是断言“意识”相对于“物质”的存在次序；而断言“物质决定意识”，则是断言了物质对意识的作用形式。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形式呢？

一般词典及专业词典中“决定”一词与上述命题相关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起主导作用”[16]；“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17]；“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18]；“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19]。

由于具有能动性、主动性的意识，显而易见地对仅具有被动性、从动性的“物质”具有“改造”功能，这样，“物质”对“意识”具有的“起主导作用”以及“……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的作用，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从“决定”诸含义的不同层面看，真正表征“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具体含义的主要就是“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部分；而“起主导作用”、“……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部分，并不存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前述诘难观点的直接支持。简言之，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决定”的含义被狭义广用了。

不难想见，针对上述诘难，也许有人会提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是在更具体、更本源的意义上说的，也即是就“意识”、“社会意识”在本源上依存于“物质”、“社会存在”而言的。如此，在普通意义上遭到诘难，转而寻求对词义进行牵强的延伸，这种舍直接而诉诸曲折的硬性补救方式，多少存在有违惯例的嫌疑。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

三 明晰：各司其职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者对天、人关系有过一些精妙的论述：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20]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21]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22]

从这些观点不难领略这样一些思想：天的功用在于为人供给，产生万物，没有天，人就不会存在；人的功用在于主动作为，料理万物，没有人，天下也不会有富含灵气的智慧。这里的人当然泛指广义的具有一定智能或类似智能的人及逐步演进的“前类人”。

这里论及的天人关系，与前文论及的“物质”、“意识”关系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车上御驰马”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自觉、主动的能动性与非自主、被动的从动性的相互关系：没有车、马，人做出的“御”及其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将无从谈起；而没有人，即使有车、马，也仍然无所谓“御”，更谈不上御的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

事实上，纵览世界哲学史可见，直到列宁才给出物质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根本概括，此前数千年来的西方唯物派、唯心派哲学家们，对物质是什么尚且没有明确，居然能够围绕世界的本源究竟是物质或意识长期争执不休，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乖谬；而且，此类现象，即便在当今学术领域，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时有发生（如对“真理”、“科学”、“理性”等概念的认识，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识，但自说自话的论述仍然洋洋洒洒）。关于物质的定义及特性概括，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时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23]。

这一观点表明，物质“是客观实在”，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从物质与感觉——意识的本原关系来说，物质与意识间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物质对于感觉——意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能够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来源、依托于物质，同时，意识的作用对象也是物质，且至为关键的是这种作用是能动的。因此，为避免“决定”一词的广义狭用，导致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含混，不妨在保持揭示其关系本质的前提下，以如下形式更清晰地进行阐释：

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社会存在以其非能动、非生命性本质，是意识、社会存在的依托基础及功能作用的先决条件，并对意识、社会存在发挥功能作用有一定制约性；意识、社会意识以其长期发展而来的能动、生命性特质，在立足于物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发展、变化具有导向、支配作用。

或者，更简要地概括为：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存在有先决、制约功能，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社会存在有导向、支配作用。

与传统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含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上述概括中的核心词“先决、制约”、“导向、支配”含义正相当于上述“决定”含义的不同侧重方面。前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社会存在”对于“意识”、“社会意识”的基础，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作用。

四 结语：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在论及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提及了下列被很多哲学史文献忽略了的深刻思想：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非发生的永恒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人这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实体，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24]

尽管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仍显不够完全，如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意识不仅是时间排序上的第一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赖以依托的基础性的，然而，仅此已能够极为深刻、形象地洞悉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也许并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观点的改变，仍然包含于恩格斯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5]重要理念之中，当然很自然地加上这一理念的扩展：随着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每一个新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要改变自己的观点。

注释:

[1]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18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578页

[3] 张铁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57页。引者说明：选择本书作为参考资料仅仅因为该书语言叙述及对马克思原著内容的表达较为全面、细致。其他各种文献、教材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不再赘述。以下引用皆出于类似想法。

[4] 玉波 朱成全主编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2年08月第1版 , 第54、55页

[5] 赵家祥 聂锦芳 张立波著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年01月第1版 , 第163页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31页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82页

[8] [英]乔治.莱尔因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21页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10] 张铁森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1997年7月第1版 , 第23页

[11] 同上, 第58页

[12] 同上, 第61页

[13] 同上, 第166页

[14] 同上, 第291页

[15] 同上, 第318页

[16]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本，1990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17] 万启智等编，《新法编排汉语辞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226页；另，基本相同的有，李科第主编的《实用汉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98页；

[18]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18页；

[19] 唐志超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463页；

[20] 东汉.王符，《潜夫论·本训》

[21] 唐.刘禹锡，《天论·上》

[22] 南宋.何承天，《达性论》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定义未必无懈可击，然而。总体上并不妨碍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见拙作另文详述。

地质学的意义第5篇

关键词：物质决定意识新探

一引言：艰难的辩解

现行各类文献及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理解，普遍采用以下基本观点：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生产实践的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科学地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关系。[2]

既要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同时还要承认意识具有相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说，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3]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辩正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5]

这些思想的直接本源，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观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对物质对意识能否起决定作用的大争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综述，结果是肯定与否定双方难以说服对方而未有定论。

从语言学角度看，在阐述这类物质与意识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8]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期理论家并没有特别附加任何说明，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物质、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等语词在语义上应当仅限于普通含义上的理解。于是，对各种初学者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研习者（本人即属于此类；并经多方咨询，该领域一些高水平专家也往往难道其详或者解释的难以让人满意），在理解这些经典命题时——尽管“物质决定意识”原句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到，但该命题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形式上，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往往存在种种难以清晰理解、真正领会的情形。较为常见、直接的诘难有以下具体表述：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作为源于人脑的意识，可以做出对任何外在物质乃至对人脑自身做出改造、损毁主张等决定，将如何解释？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有些民族、地区、国家的当权者，或者全民公决，在一定时期可以有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偏好地，选择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将如何解释？显见的示例如，俄罗斯国家近乎一夜之间经历了由最正统、最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存在剧变。

在试图回答以上诘难时，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一般文献、教材中也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征、意识的作用、认识论、人的本质等思想时，也多次不同程度地重申了如下类似观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哲学无用论”和“哲学万能论”都是锗误的。[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坚持意识的能动性。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在认识相改造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只有把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才能科学地回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11]

人们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物，或者是将一定的意见、计划、思想、方案转化到现实之中。从根本上讲。离开了实践，人们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改造世界。[12]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13]

意识性，能动创造性。社会主体不仅要适应客观世界，使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台客观对象的尺度，即对象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社会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需要和本性去塑造自然物，改童自然物的形式，使之符合于人类的要求。[14]

人们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

面对如此丰富的“改造”世界的观点，难免让人很自然地将其看作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触。事实上，其中也可以看到对前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两项诘难的辩解，只是在众多“改造”观点的冲击下，任何含有辩解意味的说法似乎只能是艰难的，而且也实质性的难以自圆其说。

带有根本性冲突的是，任何“改造世界”的过程，其意向的产生乃至操作具体完成的直接承担，无疑全部来源于意识、受控于意识。简言之，“意识”、“社会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和直接性。这样，再行认可“意识”、“社会意识”被“物质”、“社会存在”决定，难免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沼，也让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二症结：宽泛词义的狭隘使用

回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即如所周知的“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还是“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问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稍有一定现代科学常识的人，已绝不会再行抱守“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这种最原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其他变形的唯心主义思想要加以反驳，仍非易事）。然而，从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到断言“物质决定意识”（暂时搁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题），却存在实质性差异：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仅仅是断言“意识”相对于“物质”的存在次序；而断言“物质决定意识”，则是断言了物质对意识的作用形式。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形式呢？

一般词典及专业词典中“决定”一词与上述命题相关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起主导作用”[16]；“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17]；“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18]；“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19]。

由于具有能动性、主动性的意识，显而易见地对仅具有被动性、从动性的“物质”具有“改造”功能，这样，“物质”对“意识”具有的“起主导作用”以及“……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的作用，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从“决定”诸含义的不同层面看，真正表征“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具体含义的主要就是“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部分；而“起主导作用”、“……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部分，并不存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前述诘难观点的直接支持。简言之，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决定”的含义被狭义广用了。

不难想见，针对上述诘难，也许有人会提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是在更具体、更本源的意义上说的，也即是就“意识”、“社会意识”在本源上依存于“物质”、“社会存在”而言的。如此，在普通意义上遭到诘难，转而寻求对词义进行牵强的延伸，这种舍直接而诉诸曲折的硬性补救方式，多少存在有违惯例的嫌疑。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

三明晰：各司其职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者对天、人关系有过一些精妙的论述：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20]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21]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22]

从这些观点不难领略这样一些思想：天的功用在于为人供给，产生万物，没有天，人就不会存在；人的功用在于主动作为，料理万物，没有人，天下也不会有富含灵气的智慧。这里的人当然泛指广义的具有一定智能或类似智能的人及逐步演进的“前类人”。

这里论及的天人关系，与前文论及的“物质”、“意识”关系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车上御驰马”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自觉、主动的能动性与非自主、被动的从动性的相互关系：没有车、马，人做出的“御”及其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将无从谈起；而没有人，即使有车、马，也仍然无所谓“御”，更谈不上御的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

事实上，纵览世界哲学史可见，直到列宁才给出物质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根本概括，此前数千年来的西方唯物派、唯心派哲学家们，对物质是什么尚且没有明确，居然能够围绕世界的本源究竟是物质或意识长期争执不休，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乖谬；而且，此类现象，即便在当今学术领域，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时有发生（如对“真理”、“科学”、“理性”等概念的认识，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识，但自说自话的论述仍然洋洋洒洒）。关于物质的定义及特性概括，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时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23]。

这一观点表明，物质“是客观实在”，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从物质与感觉——意识的本原关系来说，物质与意识间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物质对于感觉——意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能够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来源、依托于物质，同时，意识的作用对象也是物质，且至为关键的是这种作用是能动的。因此，为避免“决定”一词的广义狭用，导致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含混，不妨在保持揭示其关系本质的前提下，以如下形式更清晰地进行阐释：

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社会存在以其非能动、非生命性本质，是意识、社会存在的依托基础及功能作用的先决条件，并对意识、社会存在发挥功能作用有一定制约性；意识、社会意识以其长期发展而来的能动、生命性特质，在立足于物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发展、变化具有导向、支配作用。

或者，更简要地概括为：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存在有先决、制约功能，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社会存在有导向、支配作用。

与传统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含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上述概括中的核心词“先决、制约”、“导向、支配”含义正相当于上述“决定”含义的不同侧重方面。前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社会存在”对于“意识”、“社会意识”的基础，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作用。

四结语：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在论及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提及了下列被很多哲学史文献忽略了的深刻思想：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非发生的永恒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人这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实体，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24]

尽管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仍显不够完全，如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意识不仅是时间排序上的第一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赖以依托的基础性的，然而，仅此已能够极为深刻、形象地洞悉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也许并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观点的改变，仍然包含于恩格斯“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5]重要理念之中，当然很自然地加上这一理念的扩展：随着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每一个新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要改变自己的观点。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18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578页

[3]张铁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57页。引者说明：选择本书作为参考资料仅仅因为该书语言叙述及对马克思原著内容的表达较为全面、细致。其他各种文献、教材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不再赘述。以下引用皆出于类似想法。

[4]玉波朱成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54、55页

[5]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01月第1版,第163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31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82页

[8][英]乔治.莱尔因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21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10]张铁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3页

[11]同上,第58页

[12]同上,第61页

[13]同上,第166页

[14]同上,第291页

[15]同上,第318页

[16]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本，1990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17]万启智等编，《新法编排汉语辞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226页；另，基本相同的有，李科第主编的《实用汉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98页；

[18]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18页；

[19]唐志超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463页；

[20]东汉.王符，《潜夫论·本训》

[21]唐.刘禹锡，《天论·上》

[22]南宋.何承天，《达性论》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定义未必无懈可击，然而。总体上并不妨碍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见拙作另文详述。

地质学的意义第6篇

【关键词】 生活质量；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B 8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3-0220-03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他们生活状态的体验，不仅与其生活环境有关，还受其目标、期望、标准和所关心事物的影响。［1］一般认为，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2个方面：前者主要指个体的人格特征、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后者主要指个体实际生活和工作环境、自身健康情况、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等因素［2］。其中，气候资源是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的第一因素［3］。我国南部地区分为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和西南区，其经济、文化等环境特征存在很大差异［4-5］。笔者对南部沿海区(广东、江苏)、南中部区(湖北)和西南区(贵州)中小学生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提高南部地区儿童青少年的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依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南方地区的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和西南区［4］进行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最后抽取广州、江苏、湖北和贵州4个省7～18岁中小学生共6 708名，其中城市学生3 289名，农村学生3 419名；男生3 351名，女生3 357名。各抽样地区样本见表1。

1.2 方法 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少卫生教研室编制的，经过信、效度检验［6］的“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问卷”进行团体测试。测试共包括49个题目，分为13个维度，依次为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习能力与态度、自我概念、躯体感觉、负性情绪、作业态度、生活便利性、活动的机会性、运动能力、生活质量满意度、其他。前5个维度组成社会心理功能领域，中间3个维度组成生理心理健康领域，后3个组成生活环境领域，生活质量满意度组成生活满意度领域［6］。

测试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负责组织，根据统一的培训教材对课题协作组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考查合格后正式开展工作。调查时采用统一问卷统一指导语和评分标准。量表由学生自己填写。

2 结果

2.1 南部不同地区中小学生生活质量水平比较 南部3个地区的中小学生自我满意度、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13个维度和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总体评价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进一步进行两两分析显示，除躯体感受、同伴关系、负性情绪、其他、生理心理健康领域、生活环境领域南部沿海区和西南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南部沿海区和南中部区自我概念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2。

2.2 南方城市中小学生生活质量水平比较 南部3个地区的城市中小学生的生活质量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两两比较结果表明，自我概念维度南部沿海区与南中部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负性情绪、生活便利性和其他3个维度南部沿海区和西南区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其余维度和领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3。

2.3 南方农村中小学生生活质量水平比较 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农村中小学生生活质量各领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比较显示，南部沿海区与西南区学生自我满意度、师生关系、亲子关系、运动能力、作业态度和其他6个维度及生活质量满意度领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南中部区与西南区则在躯体感受、同伴关系和作业态度3个维度及生理心理健康领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南部沿海区与南中部区作业能力与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另外，3个地区的两两比较均在负性情绪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其余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4。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医学观、健康观也不断更新。因此，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生活质量［1-2，8］。本研究结果显示，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和西南区的中小学生在生活质量的不同维度和领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同伴关系、生活便利性和其他等维度为南部沿海区>西南区>南中部区，其余维度和领域则存在西南区>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的现象。进一步对城市和农村中小学生的生活质量做区域性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城市儿童的生活质量除其他维度外为西南区>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该结果与薛兴华等［3］的结果不太一致；而农村则除师生关系、同伴关系、自我概念、生活便利性和运动能力外，均为南部沿海区>西南区>南中部区。有资料显示，南部经济状况为南部沿海区>南中部区>西南区［4］，说明居民对自己生活状况主观评价的满意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7］。形成这种状况的可能原因有：(1)经济文化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西南区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当地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故而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较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南部沿海区)，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也较高，对于娱乐、休闲等丰富多彩的生活具有更多的追求。因此，相对于经济相对差的区域更难有高的生活质量评价。有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域，环境质量反而较差，交通拥挤现象较严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域，这种情况相对较轻，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好的地区反而生活质量评价不高。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商店、超市比较多，故生活便利性维度的评价较高。(2)学校教育的影响。中小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与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其生活质量状况与学校教师的教育有极大关系［2，8］。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对教育的投入也较大，师资力量也较好，当地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水平都不错，所以生活质量评价均不错。西南区原本相对落后，随着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和投入，西南区的教学设备和师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当地学生也有很高的生活满意度。

地质学的意义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列宁；唯物主义；物质观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128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对唯物主义物质观的重要发展。

一、列宁明确给出了物质的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都是坚定的并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无论是马克思抑或是恩格斯，他们都没有给物质下过定义，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物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16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批评旧唯物主义把“物质”理解为自然本体、把物质的本质属性等同于广延、运动等感性直观的对象的基本倾向[3]，但马克思却没有进一步地提出自己的物质概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写道：“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4]467-468因此，“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5]467-468。恩格斯想要把哲学关于物质的内涵与具体的实物，与自然界本身区别开来，同时也与物质结构区别开来，于是指出物质是对“物的总和”的抽象，是对事物“共同的属性”的概括。但是物质该如何从“物的总和”、事物的“共同的属性”中概括和抽象出来？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答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关于原子不变性、不可分割性及质量不变等观念，由此得出了“原子非物质化”、“物质消失”等错误的结论，唯心主义者乘机对唯物主义物质观进攻，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回击唯心主义的进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下了这样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二、列宁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本质归结为广延等自然属性，不能抵御唯心论和怀疑论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谈论自然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的不是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物质的社会性，这是他与旧唯物主义者的显著区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无知，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6]66。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5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的特性不是从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社会性去理解，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角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实物”、“定在”，相当于物质存在，但马克思没有把它当作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为了反对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精神或意识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同样强调自然界和物质的独立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6]10这是强调自然界是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在《神圣家族》中，他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尽管如此，在理解物质时，物质与人、人类社会、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密切联系的。

只有列宁明确地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三、列宁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更加明确地转化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9]219但是，恩格斯的在这里沿袭的是费尔巴哈的思路：第一，把“是者”的意义归结为“存在”；第二，把“存在”的意义归结为自然界的外在存在；第三，把自然界的外在存在与人的思维相对照，提出“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问题及其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10]。基于这种逻辑，恩格斯提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在这里，恩格斯把存在等同于自然界，提出了自然界与人的思维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和自然本体论的解决方案，又认为人的思想可以把握自然的本质。这些都是费尔巴哈的自然本体论思想。很明显，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自然本体论”思想。

地质学的意义第8篇

机械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美的本质，教条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探究美的根源，从物质实践出发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实践思想，构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的三大根本错失。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美学 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 审美实践思想

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实践美学”的崛起为标志，中国当代美学在发展的基本趋势上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西方当代哲学开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

在一个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度，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大家反思：中国当代美学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真的不行了，丧失了在美学领域的巨大解释力，还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超越，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以及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科学理解和深入阐释上，我们的美学家大失水准，表现令人失望？积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超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当代出现的这种失利或失败，出现这种被其他美学所取代的严重情况，是缘自我们的美学家们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存在着三大根本错失。正是这三大根本错失，使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终穷途末路，走向绝境。

第一，在美的本质问题的揭示上，脱离实际，机械、教条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

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在于它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或关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或关系，它对人而言就是“无”，即没有意义，它还怎么可能作为审美对象给人带来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这种与人之间的现实相关性，决定了我们的美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坚持什么其他主义。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这种与人之间的现实相关性，决定了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只能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范畴，决定了以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为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的美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具有着一种内在而深刻的必然联系。

但是，在对审美活动的具体研究中，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脱离美的客观实际，机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美的本质和特点，提出什么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最终把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引向歧途。

本来，客观事物作为审美对象，它美还是不美，是由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它的认识或反映而来的，离开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认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因而，美与不美，都只能是主观的，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审美判断、审美评价，即在最终的意义上，美象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吕荧所讲的是一种社会意识。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完全无视这种事实，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是客观的基本原则，坚持主张美也是客观的，是什么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属性、特点、价值或意义等。在他们看来，只有把美确定为客观的，才能赋予审美欣赏以一个实在的客观基础，如果认为美是主观的，是什么人的观念或意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欣赏就完全沦为一种主观和唯心的东西。如上所述，在美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但我们可以这样在美学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吗？

社会存在是客观的，与美是客观的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和关系，因而承认社会存在是客观的，并不导致要在美学研究中承认一个美是客观的。朱狄先生就讲：“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美学上的客观论者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①实际上，由社会存在是客观的，便确定什么美是客观的，这只是机械和教条地运用和对待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以为这样运用和对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开创马克思主义美学，这种看法也太简单了，开创马克思主义美学没这么容易！赋予审美欣赏以一个实在的客观基础，这个愿望也是好的和正确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赋予审美欣赏以一个实在的客观基础，与确定一个美是客观的也不是一码事，彼此之间不具什么内在的联系或根本上的统一性。如果我们把美确定为主观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审美欣赏过程中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审美判断、审美评价，然后我们进一步探寻和追问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判断或评价的具体客观内容，从而使美所判断或评价的这种具体客观内容最终落在实处，这样，我们就不是并没有否定这种审美欣赏的客观基础吗？而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根本一致，又怎么可能滑向主观唯心主义呢？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不承认人的观念或意识，它只是坚持人的观念或意识来自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反映，这一点难道是那样难以理解吗？由此坚持美是主观的观点，有可能导致我们在美学研究中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但并不必然导致我们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这岂不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第二，在美的根源问题的揭示上，脱离实际，机械、教条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感性、现实、对象，进而解释各种观念的形成，这种做法在人类的物质实践领域是适用的、科学的、正确的，合乎实际，但超出人类的物质实践范畴，它就不灵了，其局限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不幸的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者没有看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这种局限性，也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根源，阐述人类审美欣赏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结果，虽然诞生了所谓“实践美学”，但这种美学是既没有正确地揭示美的本质，也不能科学地阐明美的根源，反而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不断受到质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理品格。“实践美学”的失利和失败，从根本上宣告了那种以“物质实践”为核心概念或基本范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和探求上不能有所作为！后来，实践美学内部也出现了一种自我调整的声音，这就是美其名曰的所谓“新实践美学”，但这种美学果然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正确轨道了吗？没有。它只是在实践美学的框架内做了一些简单的修补罢了，它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当代失败的命运。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对马克思有关实践论述的概括、总结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光辉著作中，还从人的自我实现维度提出了审美实践伟大思想，在实践论意义上为解释美的根源问题提供了另一科学的思路，而今天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后人和继承者也往往囿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成说，对马克思有关实践的具体论述缺乏必要的进一步的梳理、概括、提炼和升华，于是乎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今天出现这种可悲局面。

第三，在美的根源的探究上，还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实践思想，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丧失了自己的本来意义和固有面貌。

鉴于作为谋生劳动的物质实践往往容易造成人的异化，导致“人将不人”，已如上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光辉著作中，马克思创造性地从人的自我实现角度提出了审美实践伟大思想。他讲：“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②这就分明告诉我们，人与动物不同，人不仅需要吃饱穿暖，有物质实践，而且有崇高的精神生活，有审美实践。这种审美实践，是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生产”，是“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种审美实践的具体意义、实际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讲：“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③这里，“这种生产”以及人“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都是承上而来的，因而，这些都无一例外指的是“审美实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构成了审美实践的具体意义或实际内涵。正是有了这种审美实践，“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即自然界才具有了人性、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作为审美主体展开审美欣赏，即“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感受、体验和判断、评价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最终获得美感愉悦。关于审美实践这种具体意义或实际内涵，他还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④这里，所谓“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就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以此为基础，人才能“在活动时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即感受到一种个人生命的欢畅和自由，才能“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感受到自己实实在在的生命价值而获得极大的美感愉悦和人生幸福，即“感受到个人的乐趣”。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创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时只看到一个物质实践，完全没有顾及马克思这种伟大的审美实践思想，造成了马克思这种伟大的审美实践思想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中的严重缺席，造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巨大的理论缺陷。受此影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在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也往往从物质实践出发予以阐释，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实践是决定其他一切的东西，物质实践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物质实践的本质就是自由，物质实践创造了美本身和美的世界。结果，马克思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实践思想遭到严重误读和根本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也最终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本来意义和固有面貌。众所周知，如果物质实践是决定其他一切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真正的生产”以及“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物质实践对人而言往往是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和被强迫的，它如何成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物质实践往往造成人的“异化”，使人 “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明确地讲：“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⑤如此一来，物质实践的自由本质又从何而来？物质实践往往使人失去了自我，人感受和体验不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或意义，这种情况下，人就会内心不安，精神空虚，感情无以寄托，生命陷入焦虑等，对他而言，还存在什么美本身和美的世界？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会衰亡，会被什么其他美学所取代，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比较科学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为建构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生活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现在当紧要做的是挺身而出，克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这三大根本错失，即第一，正确地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探讨美的本质，象吕荧那样确认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的观点。只有坚持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的观点，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才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拥有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第二，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实践的具体论述，除物质实践外，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实践的具体论述中提炼和确认一个审美实践新概念，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奠定一个坚实的实践论基础，也为揭示美的根源从实践论意义上打开通道。第三，联系人类审美活动的实际，科学地和符合实际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来意义和固有面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这三大错失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将以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则美学幸焉！中国幸焉！人类幸焉！

注释：

①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地质学的意义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证伪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论争自80年代末以降，“实践本体论”倡导者不断变换论争的“手段”试图辩护其合法性。近年来实践本体论者在理论尚缺乏自洽性的状况下，又开始登陆到实践思维方式领域上。但是“实践本体论”的论争却因其没有完全被学界认可而一直没有完全的停息。最近，何中华先生的《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以下简称《辩护》）[1]一文中，就是实践本体论倡导者再一次在整合一种新的“学术资源”——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论——来明确了实践的开启性，从而为“实践本体论”找到一个再辩护的理由。《辩护》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事实——对于“在者”的开启性——因而成为本体论范畴”；“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不足以成为物质本体论赖以成立的理由，实践范畴之原初性的凸现，使其在本体论语境中失去意义”；“实践本体论视野的特殊意义”。因为本文主要是证伪实践本体论，所以本文只就何先生的前两个问题，不揣浅见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是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讨论依次在国内主要产生了三种范式：“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些范式中，物质本体论通常被指责为传统教科书的典型，故而有被边缘之倾向。而后两种在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影响较深。但是这两种范式严格来讲，并不是国内学者真正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现实要求下的一种自觉反省。应当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马化”过程中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入”。

其实，在三种范式的格局中，主要集中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论争。从中我们发现两者在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这一论点上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种本体论上，两者出现了质性的差别。要想分清楚“实践本体论”的错误在哪里，以及“物质本体论”的合理之处，明晰本体论这一基本的理论显然是关键所在，这样才能避免双方论战中出现“独断”。

本体论（ontology）从词根来看，它表达一种关于on的学问，希腊文原动词estion英文对应的就是tobe。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研究“tobe”，此后本体论研究便成为无数哲人思考的领地。尽管对本体论名称的译介争论杂多2,但本体论并不因此就缺乏一种中心的问题域。从词源学上看,英文的ontology、德文的ontologie以及法文的ontologie,均来自于拉丁文ontologia一词,而ontologia又源自希腊文logos和out,意思是“是”或“存在”。而且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里的being和beings、拉丁文的ens、德文的sein。目前,中国学术界主要把on翻译为“存在”、“有”和“是”。可是,汉语的这些译名都只译出了on(being)的一部分意思。王太庆认为:“他们的tobe(Being)之类的词里头同时包含着我们的‘是’、‘有’、‘在’三个意思,他们认为这三个意思是一个意思,这三合一的意义就体现在being这个范畴里。”[2]

我们在借助于“是论”内涵分析后,原生态的“是论”告诉我们其与具体的“是”有着重要的差别:“是”论是“专门研究”有”（有与我们这里说的是只是译法差别――引者注）的学问”“这门学科与所谓特殊学科不同，因为那个学科没有一般地讨论“有”本身。他们各自取“有”的一部分。”[3-p122]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也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4-p179]由是观之,本体论内涵大约包含：(1)最普遍、最抽象;(2)最广泛———包括一切是者,实际存在的、不存在的、观念性存在的;(3)最高———它包括存在,比存在更广更高,因此没有比它更多更高的概念,是不可定义的。

任何哲学都应该有“本体论的承诺”，据此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拥有本体论。但从本体论内涵中，实践作为逻辑演绎的本体论，在区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是重要的界碑。但是这一点只能在唯物史观中能够得以确认。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能够作为作为本体论，这不符合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实践只是一种活动，只能是分有“是”。实践所指向的必然是有一个前提性对象。实践只能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其实在《辩护》一文中指认的“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正好说反了。实践才是这样一种“用”而非“体”。

二、实践在何种领域内能够成为“本体”

《辩护》一文首先借助海德格尔对在者的分析，指出：“与此相类似，实践对“在者”的开启这一事实的独一无二性，也使它唯一地有资格成为本体的规定。”正是在这样这一种“学术资源”支撑下，何先生认为“实践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也是人们对于实践的日常看法。但实践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当实践被作为一个一般的经验事实加以确认时，其本体论涵义恰恰因此而被幽闭了”。“实践区别于其它全部检验实施的独特性在于他同时还能够而且必须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领会，即它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对实践作为经

验事实之独特性的领会，有赖于对另一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这就是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开启”。

在实践对于感性世界的作用的分析，引入这样一种生成论的思维表面上看是克服了以往“实践本体论”一些缺陷，增强了实践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与逻辑起点上的说服力。实际上“物质本体论”在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与“实践本体论”发生真正的分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的初步阐述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p78-79]“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192]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这之后,即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890年,恩格斯仍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p695]故此，我们说“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辩护》一文找到这样一种实践的开启性来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我们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实践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或者说是本体。这一点是对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为了针对何先生的“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有时也指马克思哲学）的内容难道仅仅只有唯物史观？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得以创立本身就是以他们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逻辑前提的，我们称之为“物质本体论”。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并揭示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之基础的“实践”的物质性质。同样如上述引文中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历史观相对立。用“物质”规定“实践”，就是告诉我们，“物质”是“实践”中的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此外，他们处处以“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提法，揭示了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前提”对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制约性。而且当他们讲到物质“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p77]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恩格斯曾经指出:“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引者)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p228]又说:“新的学派(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特出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第一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特征上)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6-p32]这里我们看到唯物史观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彻底运用”。因而把“实践本体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范式明显是“越位”。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又补充了马克思当初没有全面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就是说，物质是整个世界统一的基础，是世界的真正的本质。同时又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既肯定了“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映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对“物质”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他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从内涵和外延上同时对“物质”范畴作了规定：在内涵上，“物质”概括的是所有特殊物质形态的“共同的属性”;在外延上，“物质”是“各种物的总和”，即一切具体物质的总和。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不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变革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并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可见，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恩格斯还对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证。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实证材料为根据，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物质世界观逻辑前提，论证了恩格斯对于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全面揭示。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接着《辩护》一文写道：“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的意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这里我想问何先生物质本体论者有否认过实践的作用吗？实践的重要作用能是它作为本体论的直接根据吗？”后面作者接着指明“

由于没有确立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费尔巴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陷阱。”以及又很繁琐的把早已很清楚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哲学的视野与立场”）叙述了一遍。我们认为这些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并不能构成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硬性根据。

三、“自在世界”前提性、优先性以及意义

“拒绝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解释的最强硬的根据之一，莫过于马克思自己的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界的条件性，二是自然界的优先性。”然后，何先生发问道：“但是，能够据此把自然界或自然界物质作为本体论基础加以确定吗？”

接着《辩护》一文，着重辨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句“物质本体论”的重要文本依据。他这样分析“马克思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全集3－269）””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还“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手段。显然，在这里，自然界是在“条件”和“手段”的意义上被肯定的。许多人拿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是一位物质本体论者得论据，是缺乏依据。自然界固有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区别”。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特定语境看，它应该是时间意义上的。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整段话的基本命题是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逻辑预设就是先行地肯定那种与人的存在或活动无关的自然界的优先性。因此，虽然马克思重申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绝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说的。”“在哲学意义上，这样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实践本体论”论者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先前]被思维者(指黑格尔———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7-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非人化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认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因而应当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把本来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这是思维方法上的孤立性、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发现《辩护》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早年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本体论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哲学向度逻辑进路中有一个“哲学时期”、“否定哲学时期”。1如果把视角仅仅限于他的“哲学时期”而不能以整体的视角兼顾考察那样一个否定旧哲学的时期，势必就会得出了那样一种“实践本体论”这样一种哲学本体论范式。原因是在早期是马克思思想极具嬗变的时期，他脱离旧哲学领地的一个重要界碑就是实践。这一点何先生在文中对于实践的一些重要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是事实。但是到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仅仅把视角局限在“实践本体”，而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对象不只是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感性世界”。

经院哲学家通常由于兴趣或种种原因而专攻研究本体论或仅限于研究认识论、历史观，抑或如海德格尔那样去诠释“此在”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故而以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研究世界、社会和人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这是由他们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历史任务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思想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就负有为无产阶级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历史责任，负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责任。恩格斯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7-p481]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世界观”,她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包罗万象的作为“特殊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又说：“一般世界观”“是以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一定理解为基础”。[6-p23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她必须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做出回答,而这就是立足于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实践必须以自然物质为前提，如果否定了实践的客观根据，唯心主义大门便得以敞开。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哲学实践观、实用主义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一元论哲学观，实际上都是一种主观对于实践的肆意解释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物质本体论”，在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上，再来探讨与张扬实践的重要作用便是十分必要的。参考文献：

[1]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证实》.[J]《学习与探索》2007.（2）

[2]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J]《学人》1993.(4）

[3]外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