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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优选九篇

时间:2023-09-18 17:24:16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1篇

规范诊治常见病和多发病

针对全科医生的儿科教学,应包括不同年龄小儿主要卫生问题及社区保健,社区儿童疾病的综合管理等。学员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处理社区儿童常见健康问题的医疗技术,掌握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其中,一般急诊急救技术、常见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及初级治疗与预防技术是重点培训内容。

1强化基本技能培训:全面、系统、正确的采集病史,系统、规范地进行体格及精神检查,规范书写病历的能力是医生最基本的技能要求,是得出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信息来源。学员应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亲自操作,规范和强化此项技能。现代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是以患者为的中心,患者的感受受到重视,要求临床医生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能力。

2扩展思维,善于诊断和鉴别诊断: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是全科医生教学培训的重点,当发现一种临床症状时,能够从多系统多视角去考虑、分析、鉴别,同时还要考虑患者心理和社会因素,逐渐建立起全科医疗的临床思维。例如:某一患儿出现呕吐、腹痛或皮疹等症状,不能单一考虑小儿内科疾患,扩展临床思维,考虑与儿科相关的其他疾病,如急腹症、传染性疾病等,予以鉴别并及时处理,以免误诊或耽误病情。

3正确选择辅助检查项目:检验项目是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必不可少的辅助检查项目之一,是指导医生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学员通过培训要学会正确选择相关检验项目和对检验结果进行正确分析的能力。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影像学信息更是医生诊断和鉴别诊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学员通过儿科相关科室轮转,如影像科、电诊科等,学会或提高在心电图、X线、CT、MRI等检查结果的分析技能,熟练运用于临床实践中。

4合理用药:带教老师应按照严格的临床路径,规范诊疗患者。指导学员用药前正确阅读和使用药品说明书,不仅掌握药物的适应证,还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配伍禁忌,必要时应向家属交代可能出现的反应,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医患矛盾。近年来,滥用抗生素的使用问题备受关注以来,输中药制剂的患儿逐渐增多。因有些中药成分比较复杂,其所含蛋白质或生物大分子作为过敏原导致过敏反应的发生率高,故输液时勿与其他药物混合使用,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患儿更应该慎用[3]。还有,喘息患儿输氨茶碱时会出现烦躁、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严重可出现惊厥等,需严格掌握指证,输液时速度应缓慢,同时密切注意病情变化。因病情需要使用特殊药物时,应向家属明确交代可能的风险,经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

正确评估病情,及时转诊

学员通过脱水、抽搐、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及休克等重症患儿的病情变化及治疗转归的学习,掌握正确评估患儿病情的思路,如腹泻病、急性喉炎等疾病。初期虽然不严重,但时刻考虑其并发症的发生,需及时向家属交代病情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同时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使患儿争取在病情进入不可逆阶段之前能够在综合医院得到综合治疗,否则重度脱水伴有血压下降,进入休克失代偿期或喉炎加重出现极重度呼吸困难时,抢救成功率就很低了。对于新生儿,需正确评估高危儿,如有高胆红素血症风险的患儿,需积极查找原因,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干预,以免病情进一步加重和遗留胆红素脑病、脑瘫等后遗症的发生。因此,儿科专科医生带教时,应充分考虑社区的需求,帮助全科医生识别危急重患儿危险程度,熟练掌握转诊指标,准确有效地进行转诊。这些培训对确保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提高危重患儿存活率,减少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积极开展儿科特色教学—儿童保健教学

目前,很多基层单位在儿童保健方面,关注范围过窄,不注重发育和行为问题。因此,充分利用综合医院儿童保健专业的优势,在培训期间,让学员了解影响儿童发育和行为的因素,认识各类儿童时期的发育和行为问题和疾病状态下的儿童行为,参与评估、提供并指导使用一些简单的筛查表格等,帮助受训者在以后工作中拓宽思路。此外,把儿童的躯体和心理行为统一起来,也有助于全科医生筛查出社区中有行为偏离或异常的儿童,尤其是有高危围产因素的婴幼儿,使其尽早地接受专科检查评估,并协助家属找出一些家庭、学校、社会等影响因素[5]。

加强继续教育

积极参加继续教育项目,让学员了解国内外儿科疾病诊断和治疗上的最新进展及循证医疗结果,以保证对新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特别是《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培训项目是不可缺少的培训项目之一。全科医生是社区第一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难免遇到突发公共卫生医疗事件的发生,需掌握紧急处理或院前急救的基础知识和技术,但接受全科医生培训的学员主要来自具有一定临床工作经验,但知识面较窄、基础欠扎实的社区医生和缺乏临床经验的医学院校毕业生。他们缺乏最新的心肺复苏(CPR)知识,有的仍沿用目前认为是错误的CPR方法。因此,通过学习最新的CPR理念和方法,使他们对CPR有统一的认识,规范具体的实施措施,从而在临床上正确实施CPR,改善心肺骤停患儿的预后,使危重病患者得到更有效的抢救。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2篇

关键字:围产期;空间;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中图分类号:TU972+.2 文献标识码:A

一、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围产期诊疗空间设计

围产期是指怀孕28周到产后一周这一分娩前后的重要时期。 围产期保健的目的是降低婴儿及母亲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围产期保健是指产前、产时和产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母亲、胎儿和新生儿进行一系列的保健工作,使母亲健康和胎儿、新生儿的成长发育得到很好的保护。

围产空间主要包括两大区域:产科区域和新生儿区域。

产科区域位于门诊大楼的B部区域的二到六层,B部为妇产科住院部,共设有11层,一层为综合病区(47床),二层三层为产科病区(每层47床),四层为产科房区(24床),五层为LDR区(20床),六层为产科病区(47床),七到十层位妇科病区(每层47床),十一层为妇科VIP区域(21床)。共394床。地下一层为预留病床(47床),地上394床,地下47床,共441床。

新生儿病区位于门诊大楼的C部区域的三四层,C部为儿科住院部,共设有十一层,其中三层为新生儿病区,四层为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病区位于儿童住院部内对于儿童住院部内,对新生儿疾病的治疗和控制都较为方便,同时通过走廊可以同B部的产科联系,新生儿出生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如图2)

产科是医院中专门为女的一个部门,主要为产前和生产的孕妇及新生儿提供各种检查治疗。

近些年,产科发展出了FCMC新模式,将妊娠、分娩、产后恢复和婴儿监护整合在一个连续的家庭生活周期之中,作为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生命活动,使用“待产一分娩一恢复一产后(LDRP)房间”或“待产一分娩一恢复(LDR)房间”,替代产妇需多次转移的产科医疗服务的传统模式。西北妇女儿童医院采用LDR产房加普通产房的设计,满足了各个层次的患者需求。

产房、新生儿区域最重要的就是洁污流线分离的处理,设计采用双廊道设计,其优点是可以使洁污流线彻底分离,缺点是一部分病室没有采光,可以把对采光要求不高的空间置于此区域。(如图3)婴儿出生后的28天为新生儿期,此时器官发育不够完善,环境适应能力差,抵抗力弱,要特别注意保护。

二、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的研究和分析,寻求一种新型的围产期空间,其应该为环境人性化、尺度适合化、空间家庭化,流线安全化。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或许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希望这篇论文的某些观念和见解,能够对围产期空间的设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设计人员创新性的设计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为妇女、儿童营造更加健康、美好的医疗空间做出自己的一点努力。

参考文献

理查德 L 科布斯. 医疗建筑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罗运湖. 现代医院建筑设计 [M]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2010

托尼 蒙克.医院建筑 [M]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董黎,吴梅编,医院建筑,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朱智贤著,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德]菲利普・莫伊泽尔著,付天海译,专科医院专科门诊,辽宁: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赵铭.议现代儿童医院设计中人性化环境空间的营造[J].建筑与环境,2011年第一期

崔轶 著.人性化的医疗环境设计方法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04

作者简介: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3篇

关键词 区域医疗联合体 全科医生 儿科诊疗技能

中图分类号:R71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12-0019-03

The role of improving ped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kills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the center under the mode of medical consortium

LI Xin1, DU Zhaohui1, FANG Weimin2(1. Weif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0122, China; 2. People’s Hospital of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12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teaching work for improving ped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kills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through the medical consortium platform in Weif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Methods: Since 2013, experts from the general hospitals in medical consortium and senior pediatrician in the center have been invited as the teachers to retrain 11 general practitioners after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resident doctors for improving their pediatric technical skills.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s entered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o work for 2 working days a week, and the “1+1” mode used was that a pediatrician and general practitioner worked in pair for 3 months. After training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of the Center, they followed the experts to carry out the pediatrics teaching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for a half day for 3 months. GP clinic ability of the trainees and the teaching specialists were assessed when the training expired. Results: After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s entered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o work, the number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rose from 30 to nearly 200 visits every month.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kills of GP self-assessment and specialist assessment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promotion. Conclusion: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medical consortium mode i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regional medical consortium; general practitioner; ped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kill

区域医疗联合体也称作医疗联合体(简称“医联体”),即以高等级医疗机构为主体,联合区域内若干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整合医疗资源,充分发挥三级医院的综合实力来带动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与完善,其宗旨和发展目标在于打造“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模式[1],在医联体中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包括医疗和社会关怀在内的日常初级卫生保健[2]。2012年,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浦东二、三级综合医院建立了医联体模式,开展医疗合作,患者通过医务科等职能部门建立的绿色通道网络逐步向上级医疗机构转诊[3]。

近年来,区域医联体开展的医疗合作主要为成人内科疾病诊疗、预防和慢性病管理等,但很少在专科、尤其是儿科诊疗方面开展合作,原因主要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不具备胜任儿科岗位的能力。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简称中心)设置了儿科及儿童保健门诊,配有儿科和儿童保健医生各1名,儿科门诊就诊月均量为800人次,疾病高发期单日门诊量近100人次,其医疗资源明显无法满足本区域内儿童诊疗所需。

根据国外经验,无论在全科起步阶段或成熟阶段,全科医学教育都离不开专科医师的作用[4]。因此,自2013年以来,中心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的11名全科医生(简称规培全科医生)开展了儿科技能再培训,聘请医联体内综合医院专家对规培全科医生进行了儿科带教。培训分儿科专科医生和儿科专家门诊带教2个阶段,规培全科医生分批进入中心儿科轮转,每次培训1~2名全科医生,轮转后进入儿科专家带教模式。儿科技能培训后,全科医生在全科或儿科门诊进行接诊。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接受带教的学员为中心接受5+3的11名规培医生,即先接受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后,再接受3年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生。

1.2 方法

1.2.1 门诊教学

规培全科医生每周2个工作日进入儿科门诊工作,按照时间分批次将中心内11名全科医生送至儿科门诊进行培训,采用“1+1”模式即儿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结对坐诊的方式进行。第1个月由全科医生协助儿科医生诊治患儿,1个月之后由全科医生主诊、儿科医生协助诊治,全科医生遇到问题及时提问,专科医生回复和进行协助诊疗,带教时间为期3个月。

全科医生经过中心儿科门诊培训后,按照时间分批次跟随三级医院从事临床教学工作的儿科专家在中心开展每周半天的儿科门诊教学,采用“1+1+1”即1名儿科专家、1名儿科医生和1名全科医生的合作工作模式。专家门诊限诊15人,以全科医生为主处理儿科患者,儿科医生和专家从旁协助。门诊结束后坐诊医生共同讨论病例,专家进行点评和讲解本次门诊所诊治疾病的相关专业知识,带教时间为期3个月。

1.2.2 以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方式教学

中心除采取传统门诊带教方式外,还采用以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方式(PBL)。在这种“1+1+1”的教学平台中,专家引导全科医生提出符合临床逻辑的问题,讲解总结解决问题的知识与方法[5]。

1.2.3 标准化患者教学

从事儿科工作需要医生具备良好的医学沟通能力,中心引进标准化患者教学模式,由所有全科医生共同探讨儿科诊疗中常见的医患沟通问题,避免因沟通不畅引起的医患矛盾。

1.2.4 全科医生儿科诊疗技能评估

中心与中山医院全科医疗系开展全科教学模式时,为评估教学成效,制订了全科医生门诊能力评估表。儿科轮转时为评估医生的儿科技能学习效果,轮转前、后由全科医生进行自评,同时由专科医生对轮转医生分别进行评估。

2 结果

全科医生经过儿科技能培训后,开始在全科门诊或/和儿科门诊接诊儿科患者,2014年中心全科医生开始介入儿科门诊工作,儿童诊治数量从最初每月30人次上升到近200人次。由此可见,在医联体模式下开展儿科技能培训带教有利于提升全科医生儿科诊疗技能、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培养合格全科医生。

2.1 全科医生儿科诊疗技能得到提升

全科医生介入儿科诊疗后,利于建立儿科、儿童保健及全科医生儿童医疗服务团队,扩大服务范围并保证服务质量。培训前、后的儿科门诊接诊能力评估表分数也有所提升,评估表采用9分制,1~3分为有待改进,4~6分为合格,7~9分为优秀(表1)。

评分结果表明,全科医生自评和专科医生评估的接诊技能都有了不同程度提升,病史采集全面性、复诊时间选择、药物选择和剂量计算等方面提升最快;但在安抚家长情绪、获得儿童配合度、咽部体检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2.2 利于分级诊疗制度建立

专家带来了儿科诊疗方面的最新进展,更新了儿科和全科医生知识体系,使具有同种健康问题及需求的患者在医联体内得到相同质量的医疗服务[6],推动医联体内服务体系下儿科诊疗的同质化,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进行诊治,疑难杂症及急症在专科医院诊治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全科医生将成为儿科接诊量最大的一线工作人员[7],能更好地实现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和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8]。

2.3 利于培养合格全科医生

专家进入社区带教使专家与全科医生有机会在同一平台共同工作,专家能更深入地了解社区实际情况,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培养全科医生更加有的放矢,以满足社区医疗的发展和需求[9]。

3 讨论

儿科诊疗技能培训中,笔者也发现了不少有待改进的方面,包括医师对待培训的态度、带教师资的匮乏和需建立长期培训政策及标准等等。

3.1 部分全科医生对儿科技能培训持消极态度

儿童疾病变化快、诊治儿科患者费时费力、经济收入与工作付出不成比例等综合原因,导致部分全科医生对培训持消极态度。

3.2 带教师资不足

随着儿科医学的发展,其分科也越来越细,而对社区儿童出现的生长发育、心理问题、各系统常见病、多发病、预防接种和儿童保健等疾病,需要多专科专家深入社区,分时段进行带教,无形中增加了专家带教时间安排和衔接上的难度;传统儿科医生培养侧重于小儿内科学,专科医生则欠缺相关的全科理论,只着重于疾病本身,这些都不利于培养儿科全科医生[10]。

3.3 开展儿科诊疗服务建议

开展专科技能培训需要医联体各成员单位共同协商符合长期运作的政策和标准,三级医院需对各专科专家的带教工作进行时间上的统一协调,同时对在社区开展教学门诊的专家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只有完善的政策和标准才能促进三级医院专家下沉社区开展专科技能培训;社区专科医生应有机会到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科室进行进修学习,带教时才能具有更好的全科思维模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制订相应的薪资奖励机制,保障全科医生承担专科工作时获得合理报酬;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全科医学,全科医生在未来医疗体系中将承担基本医疗重任,全科医生临床技能的不断提高也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保证,因此在医联体模式下开展全科医生专科培训是一种值得推广和借鉴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闻有成. 区域医疗联合体啃下“看病难”硬骨头[N]. 经济参考报, 2012-12-14(7).

[2] 陶然, 吴华章. 国外医疗联合体模式研究概述[J]. 国外医学: 卫生经济分册, 2015, 32(3): 97-110.

[3] Lakhani M, Baker M. Good general practitioners will continue to be essential[J]. BMJ, 2006, 332(7532): 41-43.

[4] Harrison J, Harrison CE. Developing a model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provision in primary care[J]. Int J Occup Med Environ Health, 2002, 15(2): 185-192.

[5] 郭林杰, 吴浩, 唐承薇. PBL教学方式探讨[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3):215.

[6] 赖伟, 许海风, 万文. 论中长期医疗改革重要任务: 推进医疗同质化[J]. 中国医院管理, 2015, 35(6): 1-3.

[7] 苏苗赏, 徐漫欢, 张海邻, 等. 香港与内地儿科医学教育模式的比较及研究[J]. 中国高等教育, 2012, (6): 44-45.

[8] 魏登军, 黎夏. 国外分级诊疗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16, 30(2): 8-10.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4篇

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或诊治不清的疾病,尤其在骨转移癌和软组织肿瘤方面更为突出,此时掌握查找相关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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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5篇

关键词: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儿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8-0090-02

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承担着儿童疾病预防、诊治、治疗和康复等任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已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使得儿童医疗保健工作的开展将使原来就满负重荷的儿童医疗保健系统承担更加沉重的任务。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近几年在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依然要面对儿科医生数量逐年下降,出现“儿科医生荒”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1]。

一、现状及存在问题

1.儿童医疗保健资源总量不足,资源布局结构不合理。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是广东省改革开放前沿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快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其对于儿童医疗卫生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但在儿科现有医生数量与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预测中,医生数量仍存在较大差距。每千名儿童医生数、护士数、床位数相对较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儿童医疗服务需求。同时,儿保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人力资源区域分布不均。人员主要集中在二级及以下卫生机构;高学历高职称儿保医务人员数量少;医护比例配置不合理。

截止2011年底,在常驻人口的统计中,广东省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医生数量为0.46人,与上海每千名儿童拥有1名儿科医生相比较,差距超过一倍;广东省每千名儿童拥有病床1.44张,这个数据在全省医疗机构总床位数中仅占6.9%,与我国占总人口17%的儿童数量不成比例。又因为广东省流动人口多,实际上儿科的病床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而广东省儿科医生数量逐年下降,根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千名儿童仅有0.43个儿科医生,缺口约20万人。广东省仅广州市的儿科医生缺口就已经突破2000人。

2.政府对妇幼保健院投入不足,缺乏合理科学的医护人员业务培训体系,妇幼保健机构儿科职能未完全发挥。在三级儿童医疗网络架构中,妇幼保健院在儿童医疗保健任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承担了对托幼机构的儿童保健管理,同时还开展了大量的妇幼卫生项目工作,在促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平性及可及性上都较好[3]。但部分妇幼保健院仍存在一些问题。业务用房不足,基础设施缺乏,高学历和高职称人员少,医护比不合理。儿童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医护人员培训机会和时间偏少,儿科医护人员能力提高受限。在全国范围内的妇幼保健院重“妇”轻“幼”的畸形发展格局的情况下,综合医院及妇幼保健机构的儿科失守,也加重了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3.儿科医师人才队伍短缺,培养机制缺失,流失严重。首先,从1999年开始,我国为拓宽儿科医生的专业面,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停止了儿科专业的招生,只有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才有儿科专业方向。这种改革措施失去了儿科医生培养的基础,影响了部分儿科医生的来源[4]。第二,儿科医生招聘难。培养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起码需要8~10年左右的磨炼,培养周期长,回报却很低。第三,在每年的医学研究生招录时,儿科专业上分数线的名额都未能招满,只能等别的专业落榜者转专业,故这部分人专业思想不稳定。改革开放后,许多综合性医院甚至把儿科“抛弃”,少数综合医院中的儿科保留下来的,都是缘于政府的压力或是医院等级评审。儿科是一个需要其他部门补贴的科室,让许多儿科医生无法接受被“扶贫”的感觉,不少人选择了“逃离”,而坚守者整天疲于奔命[5]。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儿科医生流失率持续走高。

4.缺少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利用流向不合理,过度利用与利用不足同时存在,民众缺乏正确的儿童就医观念。民众对儿科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就医观念和行为却存在偏差。一是民众对三甲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信任度较高,对社区医院和相当一部分综合医院儿科的信任度低;二是社区医院、综合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之间的医疗信息网络不健全,缺乏适用于患者家属的正确的就医引导,缺少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三是患者家属因缺乏正确的就医引导,普遍不信任三甲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以外的医疗机构,而制度上也缺乏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加重了“儿童看病难”。

二、对策与建议

1.各级政府应调整卫生投入和支出结构,将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各级政府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儿童医疗卫生投入力度,转变投入机制,完善补偿方法,落实各项政策,切实保障政策实施所需资金。各级政府在安排年度卫生投入预算时,要切实落实“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增加儿童医疗卫生投入占总卫生投入的比例。尽快设立儿科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统筹用于全省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2.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加大投入,增加妇幼保健院专项资助。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将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探索创新,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运行的新机制。对于部分保健院未有儿科床位设置,建议各级政府及早提出对妇幼保健院儿科专科建设的规划,尽快落实规划提出的投入政策,切实保障政策落实的资金。增加妇幼保健院专项资助,用于儿科科室建设、人才培养等。同时加强妇幼保健院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加强儿童医疗保障人员继续教育,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学习和培训;积极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加大对儿科临床医生的培训力度,增加学习儿科的内容及时间,提高儿科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

3.加强广东省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医护人员队伍建设。目前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医生工作量大,但年收入相对较低等因素是儿科医护人员流失的重要原因。为留住儿科医护人才,可通过完善广东省儿童医疗保健医护人员的薪酬体系,调整儿科医护人员的薪酬制度,比如,适当提高儿科诊疗费用、体现儿科医生医疗服务复杂性的价值、增加儿科医护人员编制数等积极措施加以解决目前难题。各级医院内部可以从职称晋升、奖金分配、进修学习和科研立项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以此来稳定及壮大现有的儿童医疗保健队伍。重视儿科医生需求量日趋增长的现状,由省政府统筹领导,各市根据实际需求和现有供给等制定区域内的儿科人才培养计划,并纳入全省的卫生人才规划中。下大力气引进和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医德高尚的科学领军人才,具体可以通过高校的“订单式培养”,委托高校定向培养儿科医生,做好人才储备以保障未来儿科医生数量能满足需求。

4.试点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分级诊疗模式双向转诊机制。建议全省的市、区两级政府参照广东省家庭医师制试点方法,制定辖区内的家庭医师试点单位,通过制定各级医院儿科出入院标准和就医报销比例,加快形成基层儿科处置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大医院主要解决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合理分工的诊疗模式,推进双向转诊的建立。同时,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提高基层儿科服务能力。大力宣传“小病在基层”、“就近择医”、“不盲目扎堆大医院”等就医观念,逐渐增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逐渐形成分工明确、协调配合、运转高效的儿童医疗服务新格局。简化儿科医生办理多点执医的程序,鼓励各区辖区内儿科医生多点执医,使得儿童即使在基层卫生机构也能享受和大医院相同的诊疗水平。

5.构建广东省儿科专科服务政府补偿机制。第一,儿童医疗要坚持维护公益性原则,广州市各大医院应该将儿科设为公益性临床科室,特别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儿科医生队伍,应增加其绩效工资和津贴,工资可效仿公共卫生经费拨款的模式发放,其薪酬应纳入财政预算予以解决。第二,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要对儿科的经济核算予以扶持,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不低于医院其他临床科室的平均收入。只有这样,儿科医生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从而避免儿科医护人员流失,从源头上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第三,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调整儿童医疗收费水平。由于儿童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于儿童医疗服务定价也应区别于其他类别的医疗服务。建议有关部门提高儿科项目的收费水平,使儿科医生的医疗服务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儿科补偿机制的建立可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按照适当的比例共同给予补偿。

参考文献:

[1]向伟.中国卫生人才亟需补上儿科医生缺口[J].中国卫生人才,2013,(2):13.

[2]崔霞.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3]刘晓璋,梁家智.妇幼保健院工作模式设计的战略意义及发展价值[J].中国妇幼保健,2011,26(24):3693-3694.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6篇

【关键词】 儿童;医疗资源;现况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2-0341-01

基金项目:2012年池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课题

“看病难”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焦点,并且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群众的抱怨、政府的焦虑等,而以儿童“看病难”尤为突出[1-2]。近年来,关于看病难的报道较多,而关于儿童看病难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儿童看病难的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安徽省某市儿科医疗资源状况和140名儿童家长进行调查,了解该市儿科医疗资资源现状和需求,为制定儿童医疗保健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安徽省某市辖区内所有市、县区、乡镇医疗保健机构及私立医院和140名儿童家长。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医疗机构儿科资源调查采用自编的医疗机构儿科资源调查表,内容包括儿科医护人员人数、年儿科门诊和住院人数、床位数等,对该市所有的医疗机构进行调查。

儿童看病现状及需求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儿童就医情况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140名儿童家长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家长年龄、最近一年儿童患病就医频率、选择就医医院的首要标准、就医场所、儿童有无参加医疗保险、药品价格和儿童医疗费用有无降低、有无感到儿童看病难、造成儿童看病难主要原因等。采用一对一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结束后调查员逐一核对答卷的每个项目,发现有填写遗漏或存在逻辑错误,即时补充和纠正。

1.3 统计分析: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用SPSS 13.0(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软件包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 果

2.1 儿科医疗资源现状:2012年全市拥有卫生机构994家。其中县级及以上医院9家,社区中心(站)40个,乡镇卫生院59家,民营医院18家。各类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6400人。其中,专职儿科医生45人,占2.00%;其中高级职称10人,占22.22%;该市各类卫生机构床位数5052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数4818张,而儿科住院病床数290张,占6.01%。儿科医生床位配置比为:0.16:1。

2.2 儿童就医状况及需求调查:

2.2.1 儿童就医状况:140名儿童在近一年生病3次以上的占35.7%。有44.3%的调查对象选择去县级及以上医院就医,20%的自己买药吃。去基层医疗单位、私人诊所的分别占17.1%和18.6%。72.9%的调查对象将医生水平作为择院的首要标准。

2.2.2 调查对象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状况及其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的主观感受:

140名接受调查的儿童家长中,一半以上的家长(61.4%)认为儿童看病既难又贵,仅有8.6%的儿童家长认为儿童看病不难也不贵;造成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中,排名前3位的

是医疗水平低,儿科医生、专家少,没有大型儿童医院或妇婴保健院和挂号难、候诊时间长、流程复杂;认为药品贵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的占27.1%,认为检查费高是造成儿童看病贵的主要原因的占21.4%;本次研究发现,仅有4.3%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儿童药品价格降低,仅有10%的儿童家长认为医改后儿童看病费用降低。

3 讨 论

全国目前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该市比例仅为0.2个儿科医师/千儿童。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4818张,而儿科住院病床数290张,占6.02%,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6.9%)。全市2012年度活产新生儿15208人,出生率9.72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35.7%的儿童近一年来生病在3次及以上,42.9%的儿童近一年生病1~2次,其就诊量远超过目前该市儿科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提示该市儿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亟须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和增加儿科门诊、床位及相关检查设备等硬件的配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91.4%的调查对象认为儿童看病难或贵,明显高于宗健阳等[3]人对苏州200名就诊儿童家长看病难看病贵研究的率(71.0%),可能因为该市与苏州相比,经济落后,部分患儿处于山区交通不便,儿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等,儿童看病难和看病贵显得更为突出。

在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中,分别有32.9%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水平低,儿科医生、专家少和没有大型儿童医院或妇婴保健院两者为儿童看病难的主要原因,说明存在着儿童家长对儿童医疗服务需求与现有的儿科医疗资源匮乏的矛盾,同时表明加强该市儿科医疗资源建设是解决儿童看病难主要措施之一。全国范围内儿科人才稀缺且难以引进现象较普遍 [4]。该市作为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2012~2013年全市儿科医护人员离职或转至其他岗位7人,其中医师5人,占儿科医师总数占8.88%,从某一方面揭示了儿科医疗环境形势的严峻。

在儿童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中,选择药品贵的占首位(27.1%),进一步调查发现,95.7%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药品价格没有降低或降幅不大,90.0%的调查对象认为医改后儿童看病费用没有降低或降幅不大,提示医改后药品价格虚高现象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儿童医保服务尚不完善[5],在医保报销方面患儿享受的报销比例不大,特别是新生儿患者很多情况下未列入报销范围,一部分药物如固尔苏(猪肺磷脂),无论国产还是进口药品价格均居高不下。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医院存在着“逐利性”以及由于医疗环境形势的严峻所致医生保护性的过度医疗、医疗场所流程的不合理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看病难”。以上情况表明,有效控制药品价格及防止过度医疗是解决儿童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艳萍. “儿童看病难”跻身“看病难”、“看名医难”社会民生问题行列 儿科发展令人堪忧 完善基层医院儿科呼声最劲[J]. 中国社区医师,2011,16:4-5.

[2] 吕诺, 朱旭, 贾钊. 医院“逐客令”折射儿童看病难[N]. 新华每日电讯,2012-06-02004.

[3] 宗健阳.2010.苏州市区少年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7篇

[关键词] 儿科;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

由于应用日益广泛的抗生素使得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并渐渐成为医院抗感染治疗的一个十分头疼与棘手的大问题。本文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对儿科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现状进行浅析,在掌握儿科临床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现状的同时也为儿科临床抗革兰阴性杆菌的治疗提供参考意见。

1.儿科常见革兰阴性杆菌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对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儿科病房中常见革兰阴性杆菌进行简要阐述。张文莉等人在对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间从哈尔滨地区儿科病房收集到的310株革兰阴性杆菌的分析中,152株(49. 1%)克雷伯菌属、44株(14. 1%)肠杆菌属和32株(10. 3% )埃希菌属这三种细菌的构成比占了前三位,接下来依次为21株(6.7%)不动杆菌、16株(5.2%)沙雷菌、10株(3.3%)假单胞菌及其他细菌35株(10. 3%),其他细菌包括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志贺菌、多杀巴斯德菌、蜂房哈夫尼亚菌、弗氏柠檬酸杆菌、摩根摩根菌和迟缓爱德华菌等。其间细菌在粪便、痰、脓汁、血液标本中构成比分别为56.4%、25.4%、 7.7%和5.1%[1]。

郑港森等人在对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间其医院临床送检各类培养标本中,分离出3种最常见革兰阴性杆菌2024株,其中807株大肠埃希菌、737株肺炎克雷伯菌、480株铜绿假单胞菌。在痰液标本中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更为常见,检出率分别是42. 4%和39.1%;在尿液和血液标本中大肠埃希菌更为常见,检出率分别为75.9%和61.5% ;粪便标本则是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为75.9%[2]。

王丽等人在2000年1月至2006年12月间从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儿童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广州市儿童医院5所医院送检检验科临床及门诊分离出的常见革兰阴性杆菌有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可以得出在我国范围内儿科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三大细菌分别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接下来本文将会就这三类细菌是耐药性分别进行浅析[3]。

2.儿科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性

福建地区对这反面的报道是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存在高度敏感,分别为2.7%和2.2%,其次是他哇巴坦/呱拉西林,分别为7.6%和2.9%;对头孢西丁和阿米卡星的敏感性大于82.0%;三代头抱菌素类中头孢他咤的敏感性较高为27.6% ;对其余抗菌药物均表现出较高的耐药性。其中大肠埃希菌对环丙沙星的耐药率达63.3%;铜绿假单胞菌对哌呱拉西林/他哇巴坦的耐药率最低为10.2%,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14.0%;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和头孢他啶对铜绿假单胞菌都有较好抗菌活性,其耐药率均小于20.0%[2]。

依据崔兰英等人的数据,阿米卡星对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率2006-2007年的23. 0%明显低于2002- 2003年的39.9%(P

在张丽等人对5家不同医院的分析中,大肠埃希菌对各抗菌药耐药率在院别均存差异,总体上大肠埃希菌耐药率以北京儿童医院最高而上海儿童医院最低;只是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和重庆儿童医院有发现大肠埃希菌亚胺培南耐药株。除亚胺培南外重庆儿童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对头孢西丁的耐药率是最低的,分别为11.00%和14.94%;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率最低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9.89%;对头孢他啶的耐药率最低的是广州儿童医院,为6.71%;对头抱吡月亏的耐药率最低的是上海儿童医院,为4.18%。在5所医院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的抗菌药耐药性比较中,肺炎克雷伯菌对所试验抗菌药耐药率均存在院间差异但是除外亚胺培南。在北京儿童医院产ESBLs率较高,重庆和上海儿童医院较低;在北京儿童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总体耐药率最高而在上海儿童医院最低。在北京儿童医院,肺炎克雷伯菌对庆大霉素、头孢吡月亏和头孢噻月亏耐药率比其他医院高,头孢西丁阿莫和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亦比较高;在对头抱他啶耐药率中重庆儿童医院其明显低于其他医院;在其对头孢西丁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中广州儿童医院高要于其他医院。

3.讨论

革兰阴性杆菌是各种临床感染中常见的病原菌,尤其是在儿科,因许多患儿的免疫能力尚未发育完全,对病原菌的抵抗力更加脆弱,总结得出儿科病房常见革兰阴性杆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又因为各个地区细菌耐药率差异非常显著,上述不同数据都也可以看出各医院或者各地区表现着不同的抗菌药耐药特征,这不仅与各医院不同的感染流行克隆珠内在特征有关,同时也与各医院不同的用药习惯相关,从整体的方面来看,耐药水平还是较高的。所以,合理用药,合理选择抗生素,加强耐药性的监测,减少或者避免耐药性的发生,减缓多药耐药菌株的产生,为进一步防止其儿科病房暴发流行。

参考文献:

[1]张文莉,付英梅,许建丰等哈尔滨地区儿科病房感染常见革兰阴性菌及其耐药性分析[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7,03:487-489.

[2]郑港森,宋秀宇2005-2006年医院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分布与耐药性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8,09:1320-1322.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8篇

资源现状

目前,北京市设有儿科病床的医院共有92所,其中三级医院24所,二级医院33所,一级医院25所,未评级医院10所。

全市儿科实有床位3074张,占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的3.2%,其中三级医院儿科实有床位2059张,二级医院儿科实有床位703张,一级医院儿科实有床位130张,未评级医院儿科实有床位182张。

北京市的专科儿童医院有5所,分别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三甲、公立非营利医院,编制床位970张,实有床位970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三甲、公立非营利医院,编制床位400张,实有床位430张;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未评级,社会资本举办的营利性医院,编制床位104张,实有床位89张;

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未评级,社会资本举办营利性医院,编制床位26张,实有床位26张;

北京清河圣地妇儿医院:未评级,社会资本举办营利性医院,编制床位20张,实有床位20张。

2011年,全市儿科实有病床使用率为92.95%,其中,北京儿童医院实有病床使用率为104%;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实有病床使用率为98.84% 。全市儿科编制病床使用率为89.26%,其中,北京儿童医院编制病床使用率为104%;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编制病床使用率为102%。

通过对三级医院就诊患者进行的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儿童医院有71.4%的住院患者来自京外,相当于970张病床中的693张是为京外患者服务;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有40.7%的住院患者来自京外,相当于414张病床中的169张是为京外患者服务。

目前,在专科儿童医院中,仅这两家专科儿童医院有862张病床服务京外患者,占全市儿科病床的28%。此外,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中儿科病床亦有相当比例服务京外患者。

存在的问题

*儿科机构设置仍需完善

2010年底,全市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的有67所,其中只开设儿科门诊的有29所(三级6所,二级23所),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有38所(三级16所,二级22所);按综合医院设置标准设置儿科门诊及病房的医院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

目前,经过几年的完善,全市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均开设儿科门诊,但仍有部分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未开设儿科病房。

*专科儿童医院人满为患

2011年,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诊疗总人次和出院人数分别占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就诊量的43.6%和52.0%。

儿童患者在这两所儿童专科医院集中就医,造成这两所医院挂号难、住院难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也带来了医院附近交通拥挤、停车困难等社会问题。

*优质儿科病床资源超负荷运转

11所医院的1261张实有儿科病床使用率在100%以上,占全市儿科病床的41%;15所医院的1744张实有儿科病床使用率在97%以上,占全市儿科病床的57% 。北京安贞医院的82张实有儿科病床使用率高达196%;北京儿童医院的970张实有儿科病床使用率达到104%。

*儿科资源结构布局不合理

资源过度集中在专科儿童医院,5所专科儿童医院实有床位1519张,占全部儿科床位的49.4%。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两家医院实有床位1384张,占全部儿科床位的45%。

资源过度集中在高层级医院,基层儿科资源极其缺乏;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远郊区县儿科资源缺乏。

优化儿科,规划布局

*加强儿科资源规划

现已初步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卫生发展改革规划,提出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儿科建设。

区域卫生规划正在制订过程中,拟增设两所儿童医院,同时加强二级以上医院儿科的建设,提高全市儿科服务的整体能力。

在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提出加强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儿科建设和儿科医师的培养。

目前正在准备适时编制北京市儿科专项发展规划,从资源数量、结构、布局以及扶持政策等方面予以更深层次的研究规划。

*优化儿科资源结构

在优化儿科资源结构方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儿科资源数量;新增儿科资源重点向基层倾斜;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儿童医院;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

就目前来看,儿童医院的建设明显受到儿科人才短缺的制约,硬件建设可以在短期内完成,但是人才的短缺并非在短期内就能解决。

*调整儿科资源布局

推进儿童专科医疗机构的布局调整,通过增加和引入资源等方式满足儿童专科医疗资源薄弱地区的诊疗需求;

新增儿科床位资源重点向资源短缺的城市发展新区和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功能拓展区配置;

调整部分中心城区优质儿科资源向郊区疏解;

新建两所专科儿童医院,新建两所重点是儿科的综合医院新院区。

计划在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新建儿童医疗机构: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通州院区(东)正在选址,拟规划100亩以上土地用于建设,床位规模在500张左右;

北京儿童医院在京西选址建设新院区(西),目前正在选址,拟规划150亩以上土地用于建设,床位规模在800张左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南)重点发展儿科,将该院的儿科迁到大兴院区,该项目规划占地108亩,总床位为1500张,其中规划儿科床位400张;在北京北部选址建设一所重点突出儿科的医院,初步意向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回龙观地区建设,总床位为800张,儿科病床规模在200张左右。

*提高儿科服务能力

综合医院均需按照相关规定设立儿科,并加强学科建设;

加强儿科专业人才培养;

2015年,儿科服务床位数占比达到4%,2020年达到5%;

2015年,全市儿科床位规模逐步达到0.2张/千人口。

儿科发展政策策略

*制订出台新政策

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出台《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京卫医字〔2010〕221号 );

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出台《关于加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工作的通知》(京卫妇精字〔2011〕10号);

将在儿科人才培养、儿科学科扶持、儿科医疗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出台新措施。

《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儿科设置:

根据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立儿科;

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进一步完善儿科建设,未设置儿科的16所综合医院应于2011年底前完成儿科设置工作;

只开设儿科门诊、尚未设置儿科病房的29所综合医院应于2012年底前开放儿科病房,儿科病房床位数不得少于编制床位数的2%;

综合医院儿科急诊24小时开放。

此外,《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还在加强儿科队伍建设、吸引并留住儿科人才,建立儿科专业国际交流与培训机制,加强儿科住院医师培养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关于加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工作的通知》指出: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参与对口支援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工作;

每个区县的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均有一家三甲医院对口支援,帮扶儿科发展。

*加大儿科投入力度

加大对儿科诊疗设施设备的经费投入;

改善儿科的工作条件,充分挖掘儿科服务潜力。

*加强儿科建设,督促考核

将儿科设置与发展纳入医疗机构校验、综合医院建设发展目标和管理评价体系、院长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及医院评审评价体系。

*优化流程,挖掘服务潜力

通过优化就诊流程、预约挂号、分层挂号、延长服务时间等手段挖掘儿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在优化就诊流程方面,以发烧儿童患者为例:把就诊“顺行”改为“并行”。以前的流程是排队叫号、排队化验、排队等着医生诊断;现在可以先给孩子“试表”,同时在试表处就可以给孩子开出所需的化验单,这样在等待医生叫号就诊的这段时间就能完成检查。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数据抽样采集显示,每个患者平均在医院的时间为128分钟,比旧流程少用了36分钟。

预约挂号采用医师工作站、预约中心窗口、114电话预约、网站预约等多种形式,预约时间为3个月。就诊当日,家长凭预约条或短信提示挂号就诊。开展预约挂号政策之前,北京儿童医院挂号队伍长达百米甚至几百米,经常排到院外二环辅路上;开展预约挂号等措施之后,北京儿童医院挂号大厅挂号队伍明显变短,每个队伍不到十人,大大缩短挂号时间。

分层挂号可采用分时段分层挂号、不同楼层开设挂号处、不同科室开设挂号处等多种方式。

通过延长服务时间也可以挖掘服务潜力,例如特需门诊延长到晚六点;开设小夜门诊。

儿科医学和儿科学的区别第9篇

儿童就医环境现状堪忧

据李秋代表介绍,目前中国儿科医师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培养机制缺失。据报道,自1999年开始,中国内地医学院校陆续撤销了儿科学专业,后来虽于2012年部分恢复招生,但招生量较小,每年只有几千人,距20万的缺口较大,而且医学生毕业后真正发挥作用还需8至10年;同时,在医学院校生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生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儿童人口数与儿科医师的比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67亿的中国儿童只有6.2万儿科医师。按1∶1000的比例估算,儿科专业医师缺口逾20万。从全国来说,每1万名儿童,仅有2.6名儿科医师;即使在上海,每千名儿童,也仅拥有1名儿科医师。

李秋代表进一步介绍说,综合医院设立儿科病房生存艰难。这主要表现在儿科医师工作方面的“艰难”。儿童病人属于被动就医,在医疗行为过程中护理难、操作难、交流难。目前中国多数医院存在“以药养医”,成人药品消耗大,药品收入高。儿科病人用药按公斤体重计算,药品消耗小、收入少;综合医院的仪器设备药品、指标均对成人开放,缺乏儿童专科特性。此外还有儿科疾病变化快、风险大,医护人员配置比例要求高等问题。

“而且,儿童健康监测指标也不透明。”李秋代表说,我国儿童的许多健康指标、正常值参考国外的标准,许多儿童疾病的发病率缺乏全国性数据。她在国际儿科年会上交流时发现,年会上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数据,唯独没有我国的。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极不匹配,更不利于及时发现儿童的发育偏差和疾病谱变化,不利于国家制定儿童健康政策。

“我们的儿童医保政策也不健全。”李秋代表进一步介绍说,我国儿童医保类型单一,只有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商业医疗保险,而成人有职工医保、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许多儿童同时的检查项目、诊疗项目、儿童专用药物均没有纳入报销范围,且在一些省市报销比仅占25%左右;儿童重大疾病报销病种少,只包括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四种,但成人重大疾病病种共有10种。当前儿童传染病管理硬件缺乏。许多地区或医院根本没有设施健全的专门的儿童传染病就诊流程和病房,成人传染病院的医护人员又缺乏儿童疾病的诊疗护理经验;部分发育缺陷或先天疾患的儿童不允许接种疫苗,这些孩子既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而且一旦患病,又是顽固的传染源。儿童疾病谱也与成人不一样。儿童是成长中的个体,而且新生儿和幼儿的生理状态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生理状态变化快、容易发生发育中的疾病和先天疾病;儿童本身属于脆弱高危发病人群,容易受到环境和外界影响。许多疾病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就可以完全恢复如正常人,但诊断治疗的延误,却往往令人遗憾地造成孩子们的终身残疾。

李秋代表还指出,在现阶段,食品安全、环境健康对儿童的伤害更大。这体现在儿童专用食品少,食品无要素含量标记,没有选择参考说明,影响儿童对健康食品的选择;目前中国Pm2.5污染对儿童的成长影响虽无详细研究,但呼吸道疾病的发病如哮喘等,以及危重情况的发生正在增多。“除此之外,儿童医学研究项目资金投入少,使许多儿童疾病未能进行普查,许多儿童疾病诊疗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而留守儿童及独生子女小孩的心理发育等,也是目前存在的健康难题。”李秋代表说。

我国亟需构造良好的

儿童就医环境

综合以上众多因素,李秋代表认为,除全社会均应该关注儿童健康外,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政策,进一步为儿童健康成长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首先应该尽快改善我国儿科医生短缺的现状。通过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促使有儿科学教学传统和能力的医学院校,首先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同时大力扶植条件成熟的院校增设儿科学专业,在儿童医院建立儿科医生培训基地,解决儿科医生的短缺问题。政府应该从政策层面上增加儿科医师的职称、晋升、收入的支持力度,从儿科专科设置等学科发展方面增加投入,引导其他医学专业的人员转行成为儿科医师;增加儿童专科医院的数量或扩大儿童专科医院规模。政府应该加大儿童专科医院及儿童传染病院的建设,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建立不同规模、不同数量的儿童医院;三级综合医院必须依据国家卫计委(原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按要求设置儿科,解决儿科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而且不得擅自缩减儿科病床、取消儿科病房,更不得撤销儿科。

李秋代表还建议:各级医疗机构在收入分配上要向儿科倾斜,保障儿科医生的合理待遇,充分调动儿科医生从事儿科工作的积极性;必须加强基层儿科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儿科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建立社区儿科医生队伍,完善三级转诊体系。增加儿童医保报销比例和内涵。增加儿童医保的渠道,扩大儿童特大疾病救治范围,制定专门的儿童重特大疾病资助疾病谱,并区别于成人。同时在全国开展新生儿筛查,早期发现先天性或遗传性疾病,并实施早期干预,减少儿童残疾的发生率。各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常见遗传疾病的婚前体检内容并依法监督执行。此外,还要改革儿童医疗收费项目。儿童疾病诊疗项目收费应该与成人有差别。

李秋代表介绍说,目前,国家物价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正在推出儿童一般操作项目、手术、侵入性检查收费上浮30%的专项政策,希望尽快出台及推行,确保儿科医护人员的人力及技术资源价值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此外,李秋代表还建议加大研究经费投入,重点扶持儿童疾病普查及治疗技术公关研究,以及加大对儿童食品、物品,包括玩具、文具、生活用品等的质量监督,而且,儿童食品也必须标出营养要素含量比例。

倡议发展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

据李秋代表介绍,从事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设备走向自动化、服务项目趋于多样化,医学检验服务行业日趋成熟。从美国以及我国沿海地区取得的经验来看,发展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具有以下特殊作用:一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益。目前,多数医疗检验设备主要由政府采购和公立医院投入;但一些医院采购后,使用率不高,导致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而引进建立区域性第三方医学诊断中心,承担三甲医院以下的检验业务外包,则可以缓解政府投入压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入,减轻大型医院的就诊压力,降低整体医疗成本。有资料显示,美国第三方医学诊断可检测的项目接近四千项,检验外包业务占到总体比重的40%。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迪安诊断相关设备直接向厂家采购,平均采购成本比公立医院下降了50%。二是有利于拓展平台,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可以促进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第三方提升公信力,以第三方打破垄断,破除利益链条,促使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属性,并用市场的手段促使医院降低成本,提升服务水平。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依托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还可以缓解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相关设备“采购难”和患者病症“诊断难”的问题,让病人能就近享受高质量的检验诊断服务,避免了长途奔波和转院之苦,这样就可以有效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三是有利于壮大产业,提升产品竞争能力。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本身具有产学研联盟性质,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通过支持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相关健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和应用,提升健康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占比。有资料显示,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其GDP超过17%,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一般达到10%左右,而据《2013-2017年中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所占市场份额,却不足2%。

通过调研,李秋代表发现,目前我国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主要存在三方面障碍。一是服务能力有待提升。该行业目前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区域性中心城市,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开设服务网点;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的“两癌筛查”等,社会化医疗诊断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二是发展环境有待宽松。医院怕影响自身利益,存在抵触情绪。主管部门为保护医院利益,往往对外来的、民营的医疗服务存在戒心,支持不够,相关费用报销难。第三方医学诊断的费用尚难直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现有的第三方医学诊断费只能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由医院代收,其中包含了比例不低的医院提成,不利于诊断费用的降低。社会对第三方医学诊断知之甚少,病人诊断过分倚重医院,社会认同度不高。一些医院为了升级达标而建设对应的诊断机构,不得不重复投入,这为建立区域性医学检验中心带来了更多的障碍。三是政策扶持有待强化。由于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属于一个新的领域,政府在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中,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支持,独立医学实验室尚难以取得与公立医疗机构一样的待遇,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对社会企业提供专项支持等方面还未能一视同仁。

为此,李秋代表建议将第三方医学诊断纳入医疗卫生事业体系。一是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的相关要求,将发展第三方医学诊断纳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中,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学诊断服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做大做强独立实验室。二是相关部门应督促构建医学诊断共享互认体系,在坚持标准、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实现独立实验室与医疗机构医学诊断的相互补充和支持。三是及时出台规范和支持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意见,明确独立医学诊断实验室主体性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规程,以保证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走上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合法、有序、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同时,李秋代表还建议政府加大对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的扶持力度。一是支持项目的普及与推广,如支持独立实验室参与先天性疾病的产前诊断,参与医患调解、司法诊断等项目,提升医学诊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按照《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等政策,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将独立医学实验室纳入新兴产业予以扶持。三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议将第三方医学诊断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在政府购买服务采购产品、服务和工程等方面,对第三方机构一视同仁。

此外,李秋代表还支持做大做强医学诊断服务产业集群。一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将医学诊断列为健康产业的重点产业,不断提高健康服务业在产业中的占比以及医学诊断在医疗服务中的占比。二是进一步整合公立医院和第三方医学诊断资源,采取股份制等方式,在区域性中心城市设立医学检验中心,在周边区县及乡镇建立分中心和服务站,健全服务体系。三是在土地规划、市政配套、机构准入、人才引进、执业环境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和倾斜,拉长医学诊断服务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四是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科技中介体系,鼓励企业与高校、医疗机构结成联盟,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学诊断设备、材料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

把HIV病毒初筛检测

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在采访中,李秋代表还指出,当前我国新增艾滋病病毒(HIV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人数年年上升。调查发现,截至2013年11月,云南省各级医疗机构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居全国之首,四川、广东、重庆等省、市、区的艾滋病疫情也相当严重。

“艾滋病疫情在我国各省市都比较严重,防艾形势严峻。”李秋代表说,艾滋病病毒潜伏时间长,HIV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10年左右,有的长达20年之久,需要专门检测才能发现是否患病。目前,我国常规的体检中没有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使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没能及早发现,延误了治疗,这也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控。常规的体检项目除内、外、五官、透视、心脑电图等项目外,在实验室对血液的检查只有肝肾、血脂、血糖、血尿等科目,没有对HIV病毒的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