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知识经济 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
两个“世纪之问”
“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在其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这一经典发问，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呼号。
仰天横刀的谭嗣同，愤激蹈海的陈天华，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五四旗手的陈独秀等，无一不对苍天如此发问。这是一个苦难民族，百年求索复兴路径的“世纪之问”。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发问似乎有了答案。但后因“左”的干扰，未能认识20世纪后半叶起，时代之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切换为“和平与发展”，因而丢失大好时机，反而陷入“”绝境。邓小平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引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一条持续高速发展之路。
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的中端，走到了前沿。进入21世纪头1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于不久将成为第一。这一地位变化，使人感到眩晕，正如十报告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以致出现“中国向何处去”的二次发问了。这不仅是姓社姓资的理论问题，更是现实的路径问题。
当中国经济处于世界排序的中端时，我们还可以随大流，跟着大队一直往前跑。但当跑到最前沿时忽然发现，苍茫大地，广阔无垠，丛山峻岭，山穷水复，却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中国若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或近亿人口的普通大国，还可以跟着美国往前跑，模仿美国发展模式、消费方式就可以了。亚洲的新加坡和日本，不是十分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了吗。但中国不能，亚洲的中国、印度皆是人口大国，都不能重复美国的发展模式与消费方式。当日本、新加坡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排碳量等，都与美国相等时，地球还能承受。可是中国人口，比整个发达国家总和还多，若中国人均消费等同美国时，不说别的，仅是石油就成了问题。目前世界石油日产量8，660万桶，其中903万桶供给中国。2010年世界石油日需求量比上年增加160万桶，其中1/3是增自中国。若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赶上美国，那全世界生产的所有石油，全用来满足中国汽车都不够。这又怎么可能呢？
况且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占世界人口60%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又常以中国为榜样来走向现代化。且不说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仅印度一国就11亿人口，若也跟随中国去模仿美国式的现代化，地球如何承受得起？
我国原本是个农耕经济大国，当人类处于农耕经济形态时，我国的经济规模与实力，曾引领世界近千年。直到西方因科技兴起而发生了工业产业大革命，西方国家利用科技手段与军事实力，集中了全球的资源，使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现代化国家。这些少数发达国家成了世界的城市，其繁荣、发达、富有、高消费，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世界的乡村）贫困基础上的。
那些过去的殖民地，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依赖西方。当他们觉醒后，也要实现现代化时，才发现西方工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普及的。因为他们的现代化，是20%的世界人口，消耗了80%的世界资源。当另80%人口，要模仿他们时，却只剩有20%的世界资源了。20%人口享有80%资源，同80%人口仅剩20%资源，两者竟相差16倍。
这就是说，除非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出16倍，这种西方工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才有全球推广、普及的可能。而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在20年中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不可能通过战争去掠夺资源，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把资源利用率提高到为西方的16倍，因他们的利用率还比我们高许多，至今尚未追赶上。这就逼得我们，必须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
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风暴，显现出已完成工业化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危机。全球气候反常、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新传染病不断，再加上贫富悬殊、私欲膨胀、社会动荡、恐怖活动频发。这些障碍与困境，严重阻挡世界的发展进程。
有人仍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固有的劣根性，是不可克服的，唯有死亡而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呢？是上世纪初“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主题论，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论？
以上所有这些难题，又构成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新一轮“世纪之问”。
占人类1/5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为目标，如今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重要引擎。而“世界向何处去”与“中国向何处去”，实为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这不只为形势所逼，也是义不容辞的大国责任。
一个解题的契机
当前面临一个难得的契机，就是世界新一轮产业大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正从后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进行革命性过渡。由于工业经济已搞了几百年，我们同西方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知识经济刚处雏形阶段，我国同发达国家虽有差距，但基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例如网络信息产业、手机移动通讯产业、软件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纳米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设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保险、虚拟经济及现代服务产业等。我国在有些领域，已同西方并行。
这种知识经济形态，尤其适合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知识经济不需要大量的物质与能源，其主要资源是人脑的智力。我国拥有13亿个大脑，曾有人推测，每1，500个人脑中，就可能有一个高智商的奇才。那我国就可能拥有86万名，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我国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化大国。人民热爱学习，尊重知识，自古就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具有重视脑力劳动，尊重智力的传统。十提倡，“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运用信息化成果来实现工业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不仅可推动工业化进程，还能克服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缺的困难。因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不再是物质，而是人的智力，是人脑。其生产形式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流水线，而是高智商的人群，加上智能型电脑及网络。高智商的人脑，开动思想机器，所消耗的能量很少，可靠食品营养来供给。智能型电脑与网络，所需的物质材料很少，所消耗的电能，比起工业生产来也微乎其微，是真正的低碳经济。
加上知识经济不产生废弃物排放，最多只产生非物质化的信息垃圾，而不会出现物质垃圾。这就十分有利于环保。
知识经济使有些人，可以不用上班，人们可在家中操作电脑，通过网络服务于全球。比如当下的各种外包服务，就可以让人们坐在自家电脑旁，来完成大洋彼岸所委托的各种外包服务项目。既降低交通成本，又减少环境污染。
知识经济的产品，属于非物质的无形资产，如各种发明专利、设计、软件、产品标准、品牌、版权、作品等。这些产品从本质上讲，不具有排他性。工业经济的产品，皆具排他性。生产出一辆汽车，一人买了，另一人就不能占有。而知识经济产品，如一个软件、一个发明，谁都可以占有（当然有的要按规定付费），并不具有排他性，人人皆可同时占有。因此，知识经济产品分配时，就可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一首好听的歌，你可享受，别人也可享受，只要你喜欢，就可按需点唱。工业经济产品因具有排他性，就不可能按需分配。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只能靠价格杠杆来平衡，最终还是“按钱分配”，谁钱多就分配给谁，很难做到公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经济（即市场经济）只适合于资本主义。其产品分配原则，只能根据供需关系，由价格调控，实行按资产分配。而惟有知识经济（即网络经济），方才适合于社会主义，也才可以消灭“三大差别”。由于知识经济的产品，人们基本可按需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真正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经济被知识经济所取代。马克思生活于工业经济早期发展阶段，不可能预见到知识产业革命的到来。否则他一定会把社会主义与知识经济相联系。列宁也同样，他主张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电气化仍为工业经济形态，仅适合于资本主义。
我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正在为老年人的安置发愁。而老年与中年的界限，是随社会经济形态而变化的。农耕经济需要壮劳动力来从事耕作，40岁以上就体力难支而成“老农”了。工业经济时代，一个技工40岁时始成熟，60岁才算老人而退休。而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往往越老知识越丰富，加上现在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知识经济形成后，也许退休年龄还要再推延十几年。这正好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难题。
我们应当把农耕经济（也即自然经济）与封建主义（含奴隶主义）相对应，称为农耕封建主义；把工业经济（也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称为工业资本主义；把知识经济（也即网络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称为知识社会主义。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之唯物史观。这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发展工业经济、市场经济阶段，我们总也排斥不了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
有人怀疑知识经济，认为知识是无形资产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这是一种误解，当以工业经济取代农耕经济时，人们也可发问，工业品能当饭吃吗？实践证明，工业经济形态也包括农业生产，但却是工业化与市场化了的农业，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农业。同样，在知识经济形态中，也仍有农业与工业生产，但这已变成了知识化与网络化的农业和工业，其科技含量与劳动生产率更大为提高，产品也更为丰富。
因此，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知识经济模式相吻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走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把知识产业革命完成之日，当作社会主义实现之时。这也许才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及“世界向何处去”的真正关键所在。
三种物质运动形态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掌握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的出现，是世界物质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迄今最高级的产物。因人有思维能力，能认识客观的物质世界，掌握物质世界，使物质世界为人类发展服务。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掌握物质世界，生产各种财富，供人类生存与享受。因此，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生产。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不同的经济形态；不同经济形态，要求不同的社会形态。目的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最终满足人类发展要求。
人类在运用、变革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也是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逐步深化的。
迄今为止，人类对物质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入，至少已认识到三种物质运动形态：质量、能量、信息量。
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包含这三个要素。无论大到天体，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有一定的质量，都含有一定的能量，也含有一定的信息量。
对于质量、能量，大家都较理解，而且懂得能质可以互换。对于信息量，往往只被认为是人类交往、通讯过程中才出现的，至于一般生物、非生物，如何理解其信息量呢？
其实，任何物质运动形态，都是有结构、有秩序、有功能的，这种结构、有序、功能，不管简单的、复杂的，都可以度量。这个度量的尺度，就是信息量。正如质量的度量单位为克，能量的单位为焦耳一样，信息量的单位，则为比特。
人们对质量、能量的认识较早，对信息量认识较晚。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给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形式。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衡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为能量耗散定律。克劳修斯将一个封闭系统中之热含量同绝对温度之比，定义为熵。熵就是对系统中，能量可转化为有用功之度量。后来C·E·香农，把熵的概念同信息论相联系，把熵定义为某事物不确定程度的度量，而负熵则为信息量的度量。
一个系统中，信息量愈大（负熵愈大），熵愈小，系统的结构愈有序、愈有规则，不确定度愈小，功能也愈完善；反之，信息量愈小（负熵愈小），熵愈大，系统的结构愈无序、愈无规则，不确定度愈大，功能也愈不完善。
因此，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趋增，能量守衡，可导致能量转化。在一个开放系统中，熵守衡，能量趋增，可导致熵转化，也即信息量转化。
质量是能量的载体，质能可以转化。同样能量是熵（信息）的载体，熵又是对能量的调控。能量放出，熵增大，负熵（信息量）就减少；反之，能量聚积，熵减少，信息量（负熵）就增大。因此，信息量也是物质运动的属性之一。最近物理学家韦德拉尔提出，宇宙归根到底是由信息构成的，或者说，宇宙是由比特构成的。
比利时人伊利亚·普里高津，是个出身在俄国的物理化学家，他因提出“耗散结构论”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把热力学与控制论相结合，发现各种事物，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都是“耗散结构”。就是说，任何事物，皆通过本系统内连续不断的能量流动，来维持自身的结构与秩序。由于能量的流动，使系统内的秩序、信息量、组织程度等：保持恒常的流动状态，处于动态平衡。这时系统内也有涨落、起伏，但相差不大，可以通过负反馈（自动调节）进行调整，使其保持动态平衡。这就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行。然而，当涨落、起伏过大，大到超过自我调节的临界范围时，这时系统就不能继续维持了。或者从负反馈转变为正反馈（恶性循环），使整个系统迅速崩溃、瓦解；或者系统实行自我重组，组建成新的耗散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高秩序的复杂性系统。而这新系统比原先旧系统，必定更加复杂，也就更易产生涨落、起伏，更易产生崩溃或者重组。这就是生物与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发展为什么总是加速度进行，变更周期越来越短的真正原因。
生物的物种，当其与环境进行交换的系统不适应时，或者系统崩溃（种族灭绝），或者系统内实行自我重组（基因突变），产生新的更高级的物种。人类社会也如此，当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关系出现不适应时，或者系统崩溃（发生革命）；或者进行自我重组（实行改革），和平过渡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
三种经济模式
在人类原始社会中，生产力十分低弱，人类同灵长类动物相仿，靠渔猎、采集而生存。这种原始经济形态谈不上产业，决定社会形态只能为连续几万年的原始部落形态。
随第一次产业革命也即农业革命兴起，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发展出种植业与畜牧业。将种子、水、肥料等，通过土地的耕作播种，转换成粮、油、果、菜、棉、麻等种植业产品；将种畜、种禽、种蚕、牧草、饲料等，通过畜牧业，转换成肉、蛋、奶、丝、毛皮等产品。农业经济，虽然除人力外，也运用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能，但未能利用化石燃料来作为能源，因而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表现为物质质量的转化。其交换运转表现为物流。其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其主要生产要素为土地和劳动力，也即如威廉配第所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力为财富之父”。
农业经济（自然经济）代替渔猎与采集后，几千年的奴隶主义与农耕封建主义，就应运而生，取代了原始部落社会。
到17世纪，西方出现了以伽里略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继而出现了牛顿力学，导致能量转化技术的兴起，其标志为蒸气机的发明。于是爆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人类通过蒸汽机及后来的内燃机和电动机等，大量开采地下的矿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形成巨大的碳能源生产，用热能来作机械功，形成工业经济，其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就是高碳经济，遵循能量守衡定律。19世纪20年代，英国一台使用动力的纺纱机，相当于200台手工纺车的能力。1870年英国用煤1亿吨，相当800万亿大卡的能量，其蒸汽机的总动力，就相当于400万匹马的能力。而现在普通一台百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其功率就相当于过去200万匹马的动力。有了如此强大的能量，就比农耕经济发达不知多少倍。工业经济从农业的物质质量转化为主，发展成以能量转化为主。能源巨大开发，机器广泛使用，使人手大大延长，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其交换运转除物流外，又增加了能流，如电网、油气管道等。其主要生产要素为资本、能源、机器、技术工人。可以说，资本为财富之母，能源为财富之父。
工业经济，使一切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都相形见绌，逐渐淘汰出局，而唯有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适合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发展了几百年，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正在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工业经济模式，虽比农耕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也出现资源匮缺、环境污染、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缺陷。工业资本主义也渐渐走到尽头。
从上世纪初，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就导致新的技术革命，其标志为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人类又出现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知识产业革命（或称智慧产业革命）。知识革命将推动全球由工业化转入知识化（或智慧化），由工业经济转为知识经济，由市场经济转为网络经济。其形成的产业叫第三产业或称现代服产业。
知识经济不同于能量转化为主的工业经济，更不同于物质质量转化为主的农业经济。它是以信息量转化为主，不仅是人手的延长，更是人脑的延长。它以电脑、网络与人脑形成智能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其遵循的，除物质不灭、能量守衡定律外，还遵循精神与物质的相互转化规律。其产品是以知识与服务为主的非物质无形资产，其运转过程表现为网络上的信息流。美国在1991年，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产值，首次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现在美国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2%，从事第二产业的仅占9%。知识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为人脑与知识。可以说，人脑为财富之母，知识（信息）为财富之父。
适合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比起自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当然要优越得多。但也有其局限性，因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基础，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不信任性等。遵循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适合于知识化的网络经济，则比市场经济更为合理。网络经济是以追求共同体利益为基础，具有合作性、互惠共赢性、可信任性等。遵循互助、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法则。
市场经济，使人“活着为了工作”，追求单枪匹马，出人头地，金钱至上；网络经济则使人“工作为了生活”，追求集体合作，融入社会网络，互相依存，生活质量至上。这实际上就是马、恩所理想的那种“共同体”或“联合体”。
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克服了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网络社会形成一个“共同体”，靠每个人的智力创造财富，不需要靠资本来剥削剩余价值，变资本主义为智本主义。正如马、恩所主张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知识经济产品，不具有工业经济产品的排他性，故用不着“按钱分配”，而可“按需分配”。人不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而真正成为物质财富的主人。一切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各种差异，如贫富、工农、城乡、脑体、男女、特权等，皆可在知识经济形态中逐步消失。生态环境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循环经济真正可以实现，资源匮缺真正得到解决。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追求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可能还将成为必需。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这些为人们所响往的普世价值，只有在知识经济的网络社会共同体或联合体中，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因为思想、创造思维、想象力等，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同样，也是不能靠权势谋取的。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每人拥有的大脑，而不再是金钱与权势。唯有人人大脑智力的平等，才有真正的平等；人人大脑充分思想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人人用大脑关注公共事务，才有真正的民主；人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有真正的公平、正义。
因此，这种更高的、全新的经济模式，必然取代工业经济模式。一个更高、更新的社会制度——知识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不断发展的，而绝不是单一不变的。
三种社会制度
由上可见，三种物质运动形态：质量、能量、信息量（物流、能流、信息流）；决定了三种产业革命：推动质量转化的农耕产业革命、推动能量转化的工业产业革命、推动信息量转化的知识产业革命；从而形成三种经济模式：经营产品的农耕经济（自然经济）、经营资本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经营思想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这就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这三种生产力、三种经济模式，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三种社会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当从渔猎采集转变成农耕经济时，成规模的土地开垦与水利建设，要求强有力的劳动组织。这时原始部落社会形态已不适应，人们就把战争中的俘虏，不再杀死，而留作当奴隶。形成有组织的劳动队伍，使土地开垦、水利建设等达到规模，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随生产发展，发现奴隶制不利于奴隶劳动积极性的发挥，于是就转变为封建社会。使奴隶转变成有自由权的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集中成片的大量耕地，组织佃户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因此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了大批手工业者与商品交换，城市就发展起来了。人类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使农耕经济与文化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则是其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农耕经济。其封建制帝国与传统文化，也是规模最大、统治力最强、生命力最旺的。虽多次改朝换代，但这种封建政权与传统文化，从未改变，也从未中断。
一千多年前，中国在宋朝时，城市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火药、印刷术、造纸、指南针、造船、冶金、纺织、陶瓷、漆器、土木建筑等已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市场也十分繁荣，甚至出现了纸币。但由于中国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仍靠工匠来发展，而知识分子只沉缅于道学、理学的形而上研究，因而不能产生出自然科学，引发新的产业革命。
而当时欧洲，在经历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后，终于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出现许多巨人，他们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发扬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使宗教出现改革运动，使自然科学形成体系，手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也大为活跃。
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下，终于在18世纪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从此爆发了工业革命，使人类从物：质质量转化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成以能量转化为主的工业生产。随工业经济的发展，落后割据的封建社会，已不适应这种经济形态。于是在18世纪，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不管是渐进的英国，还是激进的法国，都由农耕封建主义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了。
由于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又扩张到美洲，出现了美国。亚洲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开始工业化，进入资本主义了。因此，是工业革命结束了农耕经济，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十分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
落后的农耕经济在工业经济面前，腐朽的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面前，皆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逐步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马克思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通过《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剩余价值的规律，主张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二次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马克思所预言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而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的非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没有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形态，而且连本身的工业化皆远未完成。因此，只能在原有农耕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来补工业化的课。这种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做法，正好同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相悖。实践证明，还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业经济是相应于资本主义的，要实现工业化，就得靠发展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就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必然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唯物史观，其要义则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之所以被资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就因封建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已全部发挥出来了，而资本主义出现的物质存在条件（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已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
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同样也要这两个条件：一是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工业经济）必须发挥贻尽了；二是代表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新的经济形态），由于新产业革命结果，已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
这种比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是什么呢？就是知识经济。如今知识经济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逐渐发育，趋向成熟。
因此，当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知识经济）尚未出现之前，无产阶级可以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这种革命性质只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不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应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其任务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并为新的产业革命准备条件。实际上也就是，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只有当知识经济革命开始后，随知识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取代了工业经济，同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才能取代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1940年1月，刚过完46岁生日，正处精力旺盛、才思敏捷的中年黄金鼎盛期，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压，总结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毅然摆脱共产国际的瞎指挥，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树一帜，写下了光辉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对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思想的真正核心与代表作。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理论的光芒。
他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从中国现实情况与革命任务出发，正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为了区别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故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他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反对“左”倾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马上就进入社会主义。这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要走多长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哲学家冯友兰曾写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么长，他没有说，据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是不到五年就变了。”其实，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谈到了这个时间。他说：“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五十年到九十年，皆可称几十年。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是以此为根据的。
当然，建国后也“左”了起来，反对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几年后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实践证明，这种超越阶段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也是不符合思想原则的，当然是不会成功的。邓小平后来改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各项政策进行一连串重大调整。如果我们将目前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当年《新民主主义论》与《论联合政府》中所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与体制相比较，几乎一致。因此，可以说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继承与发展。这个过渡期不是说的几十年，也不是刘少奇说的“至少五十年”，而是邓小平说的，要上百年。目前已过去六十多年了，我国的工业化仍未完成，市场经济仍在健全、完善中，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才可达到中等工业化国家水平。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归的新民主主义。确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过渡上百年。过渡时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与工业资本主义，要补工业化的课。改革开放后，常有人问姓社还是姓资？我们总是回避这一问题。其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一样，工业化、市场经济，就是姓资；知识化，网络经济才姓社。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同知识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因此，随着知识产业革命的爆发，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兴起，我们已逐步看出，以私有观念为基础，以利益驱动为杠杆，以看不见那只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已逐步表现出不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分依赖于对地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占二成人口的发达国家，消耗了占八成的地球资源。剩下八成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仅有二成的资源，如何跟随发达国家的后尘，步入工业化？二成人口工业化的高碳经济，已使地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再有八成人口步其后尘，地球还能保持生态平衡吗？当前对低碳经济的呼唤，就是对高碳工业经济的否定。
工业化尤其知识化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呼吁公平、正义、平等，要保护全球总体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私本性，那只看不见的手，决定发达国家总是采取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福利。他们为了本国利益，必然损害全球总体利益。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霸权保护既得利益。这种始终未能超越零和博弈旧政治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已同全球利益思维，显得格格不入了。
今后世界，随着工业经济生产力全部发挥完毕，也随着知识产业革命的结果，知识经济趋于成熟，开始取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要让位于网络经济，资本主义也就要让位于社会主义了。当然，这种让位很可能是和平过渡。
唯有建立在比工业经济形态更先进的生产力——知识经济形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知识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仍是缺少社会主义“物质存在条件”的，只能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形成了福利国家。第三国际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意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但俄国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连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才处初始阶服。因此仍属空想，最后也失败了。至于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封建世袭制的军国主义，则更应另当别论。
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但我们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已开始知识化，向知识经济过渡了。所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唯有完成工业化，并过渡到知识经济后，才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这个过渡期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中国的路径选择
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我们面临两难，要么沿欧美发达国家的路径走下去，要么使现代化半途而废。这两种选择皆不可能，重复欧美之路，受世界资源所限，走不通；半途终止现代化，更是无稽之谈。因此，惟有另辟新蹊。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既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但又不能绕开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知识化经济。唯有采取跨跃式发展，一面有选择的完成工业化，一面抓紧知识化，向知识经济过渡。并且用知识化来指导工业化，这既能完成工业化的必要指标，又能避开老工业化的许多弊端。
首先，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应过多强调社会主义原则，而应顺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法则，大力发展私有民营经济。公有经济应尽量退出竞争性行业，而把资金集中于知识经济产业。因为只有知识经济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壤。公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去挤压私有经济，实为大材小用，本末倒置，找错了给力的位置。这既防碍市场经济，推延工业化进程，又分散了注意力与资金，不能及时去抢占知识经济的技术制高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在全球化中赢得领先地位。
其次，依靠科技创新来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提高节能技术，一方面尽快寻找新能源。我国在节能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因为我国万元产值的耗能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这种节能减排技术的追赶，目标明确，技术可行，只要认真，指日可待。我们应加大投入，引进更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至少使能源利用率、资源利用率等，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另外，积极研发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可燃冰、热核聚变等。这要拿出当年发展“两弹一星”的劲头，选好突破口，举全国之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定时按期攻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上，什么都不突出。
第三，利用西方产业更新换代，我国仍须先大力发展制造业，既可创取大量外汇，又可安排更多劳动力。这使我国取得“世界工厂”的美名，为全球提供丰足廉价的大宗产品。这种做法，虽然把一些污染也带了进来，另外因缺少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品牌，使大宗利润被外商带走。但我们因此才会逐步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并增加环保设施。由于我国要实现城镇化，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虽然产业挡次须提高，但依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第四，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各种资源反复利用，争取实现零排放。这既节省大批物质资源，又保护了环境。这就要求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信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文创、金融、社保及现代服务业等，它们皆归属于知识产业。
第五，大力发展教育，特别重视人才尤其杰出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因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与资本，就是具有创新品质与才能的杰出人才。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因失误而未搭上世界工业化班车，因而落后于日本，但有幸在80年代终于搭上了末班车，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跑。如今我们又正好赶上知识经济的首发车，切不可丢失这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不要等待完成工业化后，再进入知识经济形态，而应争先进入，尽量抢占制高点和战略要地，实现跨跃式发展。
目前中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就因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而向知识经济过渡，更需要一个过渡期。我们若采取跨跃式发展，就可一边完成工业化，一边开始向知识经济过渡，这可缩短过渡时间。中国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各种特权差别之最终消失，必须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生产主要形态之后。在这之前，采用政治运动方式，人为地超前消灭差别，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盲动，我们已有足够的教训了。我们惟有这样看问题，才符合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形态与上层建筑，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消费模式上，我们不应追随西方奢侈的“高消费”，而应提倡合理消费，反对浪费。
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消费需求，分为三种档次。
第一档次，是满足生存要求。即解决温饱，享有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赖以生存的基本人权。所谓贫困人口，就是连这个基本消费需求，都尚未满足的人群。
第二档次，是为了享受。人们在取得基本生存条件后，就追求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提高健康水平。这种享受又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两种。一开始往往追逐物质享受，吃好、穿好、住好、有汽车及种种家用设备。进而就追求文化欣赏、旅游、收藏、娱乐、友情等精神享受。严格说来，人一生中的物质享受消费，终究有限，除一次性消费外，其他不动产及耐用消费品，也是至死不能带走，仍留存于社会的。而一生中的精神享受，倒是无限的。愈是文化素养、生活境界高的人，精神享受愈是丰富，被人们称之为“精神贵族”。其实这些人，常在物质消费上，不甚讲究，而更多是追求精神享受。这正适合于知识经济特点。有人主张，少消费原子（指物质单位），多消费比特（指信息单位），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消费取向，不应追逐欧美的消费模式，太多的物质消费，造成大量浪费。而应在物质消费上提倡适度，更多鼓励知识消费，也即多消费比特，少消费原子。这一点同我国传统文化倒相一致。我国古代文人，受儒释道文化影响，他们澹泊于物质享受，而追求人生的精神享受，常浪迹于山水中，修身养性于天地间。这种消费意向、生活境界，倒很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非物质消费取向。
第三档次，是为了发展自己。马克思追求的人类理想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恩格斯也主张，人生最高追求，是发展自己。一个人在一生中，要使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当然首先要有满足生存的条件，也要有一定物质享受和大量的精神享受，但人的寿命有限，能充分自由发展的不是物质的体力，而是自己的智力与思想。
现在运动员的体能发挥，已接近极限，所以运动纪录愈来愈不易打破。但人的智能，也即大脑的潜力，尚处于初始开发阶段。可以说现代人一生中，所使用的智力，仅是自己大脑潜能中的很小部分。
知识经济恰恰以人脑的智慧为最重要的资源。而智慧是由个人的智力、知识、方法、技巧、意志、情感、个性意识倾向、气质及美感等要素构成的。处于知识经济形态中的每个人，由于自己所拥有的大脑，而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运用自己潜在的智慧，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以此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是更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更理想的人生观。
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这三种消费档次、消费模式来引领我们的消费取向，我们就会正确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消费模式，吸收其合理部分，而屏弃其不合理部分。比如过于侧重物质消费，轻视精神消费；侧重一次性，用完就扔；过于重视包装，造成大量物质、能量的浪费；为了追求市场利润，鼓吹为消费而消费等。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形态的反映。它使人成为物质消费的奴隶，使“拜物教”与“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物欲横流，精神低迷，沉缅于物质享受中，而忽视智能潜力与精神世界的追求。
我们要把中华传统文化中，轻物质消费，重精神享受的价值取向，同知识经济时代多消费比特，少消费原子的消费取向，结合在一起。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取向与消费方式，而不要一味追捧西方的消费新潮。使我们的消费结构，既适应于知识经济形态，又适应于我国国情，同样也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惟有站在，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形态更高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高度，才能通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全貌，才能区别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进而作出取，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从而树立社会主义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使人不再成为物的奴隶，而使物成为人的奴隶。
在文化取向上，我们既不应妄自菲薄，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应盲目复古，排斥外来文化，甚至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应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同现代的西方文化，进行结合，在比较、考量、取舍中进行扬弃与融合。于融合中再创新出一种适应于知识经济基础的新文化。
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意识、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怀疑一切、敢于创新、崇仰理性、追求真理、爱好艺术等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宽容仁爱、礼让和谐、集体主义、身心协调、物我一体、以美学为最高境界等文化元素。都是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文化取向。
综上可见，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不是其经济危机，而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知识经济。
以公有观念为主的社会主义，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唯有它才最适合于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逐渐直立行走，双手被解放出来。于是，人类从事大量的劳动，发明和制造简单的工具。石刀、石钻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开始。后来，发明了钻木取火和弓箭，制造并大量使用手工磨刻的石器，用于采摘野果和猎取野兽，以便维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此时，原始人群居于洞穴。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耕作、播种和圈养牲畜，从而人类石器化社会过渡到游牧化社会。
2游牧化社会
随着牧群逐水草迁移，原始人走出洞穴，开始居无定所，过着以牧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并形成游牧部落。在部落之间出现了以牲畜为主的交换。随后，在部落内部发生了牲畜私有和私人交换，公有制逐渐解体。后来耕作、播种技术飞跃发展，人们开始建造草屋，集体开拓耕地，出现了以耕作为主的居住在固定场所的农业部落。由于耕作技术的大发展和私有制的建立，农业部落逐渐转化为村社，形成了种族群体并从牧养牲畜转向发展农业。
3农业化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到农业化阶段，是以农业生产(农作物的栽培、育种、耕作、灌溉等)为主。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界有生命的植物，人们利用植物的固有功能生产自身所需的产品，后来，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现了剩余的农业产品。于是，一些人以剩余的农业产品交换土地和雇佣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或苦力，从而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阶层，以及后来的地主和雇农阶层。这些奴隶主和地主，作为上层统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的洪流滚滚向前，历法的制定，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继出现，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知识系统，将经验、技艺、技术知识与直接劳动融为一体。但是，在农业化社会，“范围有限的知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
4工业化社会
人类工业化社会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社会。这个阶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在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知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著名论断。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伟大成就开创了科学史上的牛顿时代，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知识储备。1764年纺纱机的发明，点燃了产业革命的火花。1768年，瓦特发明了比较完善的蒸汽机，它很快地应用于采矿、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各个行业，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迅速过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全球进入工业化社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学和磁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1867年，西门子发明了电机;1881年，爱迪生建造了大型火力发电站;1884年，内燃机应用于汽车，以电力工业为开端，其它工业诸如化学、汽车、飞机、农业机器等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广泛发展起来，标志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
工业化社会发展进程表明，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出现，形成了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农业化社会末期，小生产者自发产生分化，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沦为“自由”劳动者。而一些生产资料占有者则积累大量货币资本，雇佣“自由”劳动者，开办工厂，经营商店，残酷剥削劳动者，捞取巨额利润，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等方法强化剥削工人。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形成垄断资本家，他们统治和主导社会的进程，加深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从石器化社会到农业化社会，人们主要依赖土地，种植作物，采用的农业工具基本上变化不大，镰刀、斧头、刀具等延续使用数千年，只在灌溉和植物品种方面有所改进。但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涌现出大批发明和新技术，这些发明和新技术导致了大量工厂和企业的诞生，人类社会的结构开始从农业模式转变为工业模式。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
5信息化社会
这是人类目前正处在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说它独特是因为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化，将目光从农业化社会的物质、工业化社会的能量转向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们的意识中信息地位的提升是与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分不开的，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人类的信息活动，自古有之，那时，人们通过眼神、手势、简单的声音和动作来相互传递信息。后来人类创造了语言文字，使信息的传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印刷术的发明，便于文字和绘画记载和迅速传播。但是，信息用自然语言文字表述、处理和传播速度都不能满足当时人类生产活动的需求，严重制约了信息在提高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重大科技发明才使信息成为生产中与物质、能量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计算机的发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是20世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表明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那时，计算机用于科学计算、数据和事务处理。后来，计算机向大容量、超高速运算和微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巨型机、PC机和智能计算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大量信息快速处理的问题，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二进制的诞生二进制是逢二进位，只采用0和1两个符号，便于物理状态的表述，简化了四则运算，节省了存储空间。
二进制是继人类发明阿拉伯数字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创举，世界上任何信息、知识都可以用0和1表述，成功地解决了大量信息表述简化、存储占有空间大幅缩小的问题，为全球实现数字化铺平了道路。信息通信的革命1837年，莫尔斯首次公开试验电报信号，7年后开通了电报业务。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次年开始了电话业务。1895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促进了电视广播和手机的普及。1958年，美国将通信与计算机结合起来，首创了数据通信方式，这种新的数据通信方式迅速被推广开来，在预测、预报、市场调查和经济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此，通信直接介入生产，实现了信息通信的革命。这次信息通信的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各类工业实现信息化;———办公室和家庭实现自动化;———信息通信手段多样化。
网络技术的问世在21世纪前夜———20世纪90年代，人类打开了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的魔盒，一个科技怪物———互联网降世了。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舞台，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有些科学家认为，互联网的发明比飞机、汽车、原子弹的发明，对人类的冲击更广泛、更深远。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加入国际互联网，全球网民接近20亿，我国网民已达5．58亿(2011年底统计的数据)，就在20多年前，我们不敢想象，通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可以漫游全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梦想实现了，如今，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通过网络与朋友聊天，谈生意，互通有无，了解全球动向。INTERNET的出现，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发明，它对人类各个方面的影响，怎么超值估计，也不过分。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将地理位置不同的多个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INTERNET将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使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信息论的创立1948年，申农和维纳创立了信息论。信息论主要有三种类型:
1)狭义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量的测度、信息量的统计结构、信道容量和信息编码的问题。
2)一般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通信的问题，包括噪声理论、信号滤波、调制和信息处理等问题。
3)广义信息论，主要研究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问题。
信息论的创立，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必须指出，信息论只从语法的角度解决了信息测度问题，而如何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测度信息，有待继续探索。今天，信息已与物质、能量并列成为人类社会三大基础资源之一。农业化社会主要以一种物质资源进行手工生产。两次产业革命使人类充分开发、利用物质和能源两种资源，依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创造了极其灿烂的物质精神文明的工业化社会。随着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沿着信息化社会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人们有效地开发、利用物质、能源、信息三种资源，创造出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一体的社会技术系统，造就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人类财富。
6知识化社会
知识化社会是主要依靠知识和以知识工作者为主的未来社会。其基本特征为:———知识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它将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和关键的生产要素。在信息化社会，人们逐渐发现，信息具有两面性，它是一个双刃剑，像水一样，既能灌溉农田，又能泛滥成灾。当前，人们普遍感觉:信息混杂、真假难辨、信息过量、不堪重负，必须对其加以分析、筛选，从中抽取有用的知识，而知识才是真正的基本生产要素，但这并不排斥信息的重要作用，知识和信息都是知识化社会中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则占主导地位。———知识工作者和知识产业工人出现，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生活在知识社区，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和交流科技发展动向，从而萌发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并使之变成生产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知识产业的独立形成，促使社会原有的产业部门转型和重组。高科技产业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物与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知识产业主要包括软件产业、教育产业、研究开发产业和情报咨询服务产业。
两者强力互动，构成知识化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先，提倡人人终身学习，大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人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修正为:有学识、有才干、有技能的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在知识化社会中，教育和人才的培训不仅是一项消费，而更是一种高效益的投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确保知识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专利制度和著作版权、商标为主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知识化社会知识活动有序运行提供法律保证。在知识化社会中，知识的共享性与独占性的矛盾更为突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时调整知识创造者和发明者与使用者和推广者之间的关系，适时修改或补充现有的法律条文，确保知识活动有序平稳开展。———现代知识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频繁的知识活动和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促使现代知识科学理论诞生。现代知识科学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测度、增值，法律保护，以及知识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它的诞生与发展为知识化社会奠定理论基础。
7智能化社会
在知识化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智能化社会。智能化社会是主要依靠人类和人工的智能并以智能产业为核心的未来社会，它是人类社会最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智能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它将成为生产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取代的资源。知识虽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有一定阈值。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知识的弱点将凸显出来，静态的知识呆板、分散，脱离纷繁现实，只有活学活用，变成智能，方可解决具体问题，进行创造活动。因此，知识并不等于智能。智能是指运用信息、知识和经验等解决问题并进行开发、创造、发明的能力。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认知的深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解决大量高层次、高难度的生产难题，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另一方面，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开展创造发明活动，而创造发明活动更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智能则成为生产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创造发明人员和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大量涌现，他们将构成智能化社会的主体，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智能化社会中，人人创造发明，时时创造发明，事事创造发明，处处创造发明。
创造发明活动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创造发明人员不仅指发明家和科学理论家，而且还包括有创见、有新见解、有新观点的人员以及革新家，他们是智能化社会的骨干和精英。此外，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备受重视，他们是智能化社会的领头羊，引领全民在各行各业中实现智能化。———智能产业的出现和智能化技术在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家庭生活中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智能产业主要包括:机器人产业、智能系统开发制造产业、头脑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将取代或改造传统产业，成为智能化社会中的主导产业。———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从高消费－享乐转向高消费－开发－发明－创造。在信息化社会和知识化社会中，物质财富丰盛，基本上满足人们高消费－享乐的需求。而到了智能化社会，物质则极大地丰富，人们除了高消费－享乐生活外，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常常参加智能化园区的创造活动，以革新和发明为乐。———信息、知识、情报的获得者、传播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界限难以分清，中介商和中介机构将逐渐消失。
论文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在知识创新下的驱动下，当电子商务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交易模式，因应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要扩充、期限将缩短、力度须加强。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须做较大调整，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新的制度需求。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法；知识经济社会；作用 前言 人类社会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导型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即将成为这个新经济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利形态。知识经济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社会。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和知识产权等取代了土地、资本等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最主要的致富手段。1虽然知识经济一词现在仍有争议，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确发生了远远不同于以往的变动趋势。知识产权法对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更好地保驾护航，取决于其能否因应新的制度需求而做出适时和有效的调整。 与以往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利形态一样，知识经济时代也有适合其发展需要的权利形态。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知识产权法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作用(1)：知识产权在工业经济时代既已出现，随着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其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社会形态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如果说物权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主导权利形态的话，知识产权无疑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主导权利形态。 一、知识产权法对社会的作用 知识产权法是确认、保护和利用著作权、工业产权以及其他智力成果专有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它当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首先是鼓励和保护智力创造活动的作用。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和保护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确立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侵犯创造者权益的侵权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其次是促进智力成果推广应用的作用。知识产权法确定智力成果可以有偿使用和转让，鼓励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推广应用其成果，确定保护智力成果传播者的权益，规定智力成果的合理使用和强制使用。2若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断定的是人类现在绝不可能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为解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成果的权属问题而设立的，是保护人类智力成果的法律制度，它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调节因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相应关系，以激励知识的创造、推动社会进步、知识产权制度在工业经济时代已经出现，为人类社会可能走到知识经济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继续发挥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规范作用，可调节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秩序。其次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保障作用，可保证知识产业财富的实现。再次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激励作用，可促进知识技术的创新。3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逐渐扩大，其保护难度在增大，保护期限应缩短。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占有如同财产的占有，需要得到产权的确认。知识产权与物权等一样是法律所确认和保障 的独占权、垄断权。知识的不可替代性、不可逆性、非磨损性、不可分性、可共享性、无限增值性等使得其保护较之物权等的保护更依赖法律制度。许多知识产权的内容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主体将一无所有。4可以想见，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则这个时代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无法得到保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知识的生产环节就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的推动力源于知识的不断创新，知识的生产是创新的源头，而知识的创新，要承担高风险的成本，唯有激励才有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制度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享有专有权，而且用法律保护这种专有权的实现。5 人类对知识是一种权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第一个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发明技术具有价值的是英国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知识之所以被赋予权利的地位，并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出现是基于以下的考虑：6首先，知识产权大都是智力劳动的成果，主要是由复杂的脑力劳动创造的。其次，知识产权是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归根到底在于是先获得更多的价值。再次，知识产权在发明过程中，它的生产成本构成存在着极强的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和虚幻性，因此知识产权的市场价格即使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经济环境中，仍然是可能带来的超额垄断利益上。最后，知识产权的价值量有很大的例外性，直接与他们的获利能力相关，并非与凝结其中的人类一般劳动成正比。 二、保护知识产权与发展知识经济的关系 知识经济是近年来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在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时代趋势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无可否认的确出现了一种远远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6年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专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经济的定义是：一种建立在知识与住处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这里说的知识包括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7 知识经济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和高新技术提供了知识成为有价商品的良好环境，使知识成为现代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每个人对知识的拥有权实际上就是对财富的拥有权。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的拥有权和知识财富自身的权利特征一般也是通过知识产权来得以体现的。知识产权的出现是人类对知识价值认识的深化，是人类在经历了以金钱为权利主体的社会形态之后，迈向以知识为权利主体的更高级的文明社会的开端。 20世纪末，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孕育和催生了知识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而到了21世纪，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诉求就更为迫切。知识产权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是互动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因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制度需求而表现出新的变动趋势：首先，知识产权制度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主要是保护范围应扩大和保护期限应缩短的问题。其次，产生了知识产权的 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冲突。虽然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域性，但随着网络的发达，国界和地域的概念已经逐渐模糊，知识产权固有的地域性特点也逐渐丧失。再次，知识产 权的私权实质也受到了质疑。8当然这个特点的丧失与整个法律制度的变动趋势是相关的，是私法公法化趋势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体现。 & nbsp;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多边制裁挂钩，极大地强化了知识产权的执法力量。 第二，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地域性的趋弱和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强。 第三，高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强化。9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了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则完善了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促进了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作用，保证了知识产业财富的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作用，调节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秩序。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主要有以下一些归纳方法： 首先，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的源头。知识产权制度是在知识成为商品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都以保护各项智力创造的无形财富为核心。知识成为商品交换的标的在工业经济时代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正是为知识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充分发展，才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法律环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法律制度体系，而已经签订了二十多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协议，也为知识经济的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发展铺平了道路。10， 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的密切关系表现在：首先，知识经济的发展，决定、影响着知识产权要素的具体内容，知识产权的主体、客体、内容必须依赖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反映经济的要求，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发展知识经济的投资模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形成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带来知识产权有关要素的变化。其次，知识产权作为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权利，通过法律对其加以保护，可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维护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再次，知识产权对知识经济的发展起着很明显的推动、促进作用。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关系，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知识产权孕育和催生了知识经济这种经济形态。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去定位的。如果它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定位，就不可能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制度。但是，要发展知识经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知识经济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前提下，也有一些因国情不同而出现的不同发展策略的情况。我国经济理论界目前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是否必须在全面完成工业经济建设之后，才能向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 知识创新”课题得出初步结论，在填补我国尚欠的“ 工业经济”的缺失的同时，战略的重点应该转向发展“ 知识经济”或为发展知识经济“做好相应的准备。11 我国目前虽已建立起各项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但是其水平和内容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在工业经济中前期的立法，远远无法适应“ 知识经济”的需要，更不要说推动“ 知识经济”的发展了。而且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立法也远远跟不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更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是将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研究重点，而且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水平越高，扩散的速度越快，运用的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就越强。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12 有人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配置的外部保障体系。而知识产权制度是实现技术创新最有效的动力机制。13这样的判断非常准确。要发展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需要有三个条件加以配合：技术的 创新、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其中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和生命力所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而知识经济的发展更是依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维系和保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可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则会带来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因此，要迎接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挑战，必须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因为知识经济使得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需要激励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经济提供了知识商品化更加成熟的社会环境，需要尊重知识成果、实行知识有偿使用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经济使知识的可共享性程度提高，需要更完备的保护知识成果，防止侵权的知识产权制度。14 三、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 无论是营造维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氛围，还是有效地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利用，都离不开切实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上文已经讨论过知识产权对所有社会形态产生的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起到相当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有人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5 第一，对知识创造的激励作用，这是知识产权法律程度的基本主旨所在，无论在哪一种经济形态下，它都是首选的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调节公共利益的作用。这是与知识产权私法公法化的变动相适应而表现出来的作用。无论是怎样的法律制度，都要维持社会整体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单纯的缺乏合作的私人利益追逐在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越来越难如愿以偿。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具有保护投资的作用，知识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作为资本因素投入生产，若无知识产权法的制度保护，则无形投资的保护无从谈起。 第四，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需要突破其传统的地域性的限制因应知识经济时代国界和地域逐渐模糊的发展趋势，加强对跨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法律保障。这种概括较好地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产生的特征性作用。 也有人对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作用作如下概括：16 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创作和技术研究的积极性。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法律武器。这种说法就不太像是作用的表现，而像是立法目标的陈述。 第三，知识产权的量化程度是衡量一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点就更不像作用了，便像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一个评价标准。第四，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这一点承前所述，是可以 成立的。 以上两种分析是在法学学者视野里知识产权保护对发表知识经济作用，而在经济学者眼里，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有作用亦无根本差别，只是着眼点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略有不同。 第一，鼓励发明创造的作用。在知识产权出现之前，发明创造是无偿使用的。这就使得发明创造的完成人或持有人无法从中获益。知识产权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发明创造的完成人或持有人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排他性的专利 权，抑制了他人的擅自实施，任何要生产、销售由知识所创造的成果的使用都必须得到有关的知识产权拥有人的许可并支付实施费。这就使得发明创造的完成人或持有人的劳动消耗或资金消耗能够得以收回或获利，并使专门从事发明创造工作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谋生职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定点在不同的学界都是已经取得共识的。 第二，科技成果及时而广泛应用的作用。在知识产权出现之前，由于竞争的需要，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自己的发明创造特别是关于某种产品的制造技术严加保密。从而导致科技信息传播的迟滞，极不利于发明创造的及时推广应用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知识产权确立之后，发明创造的完成人或持有人要取得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就必须将其发明创造的内容向社会公开，这使得科技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任何需要采用该项发明创造的人，都可以及时以合适的代价取得实施许可。 第三，促进科研开发专业队伍形成的作用。在知识产权出现之前，没有形成发明创造成果实行有偿使用、许可或有偿转让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的机制，发明创造工作只能依附于实际生产才能成为谋生手段。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后，发明创造成果的有偿许可实施。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有偿转让的机制的形成，使得从事发明创造工作成为一种能够赖以谋生的职业。 第四，节省科技研究开发的人力、财力、物力，缩短科技进步周期的作用。知识产权出现之前，发明创造成果的完成人或持有人的保密倾向，导致科技信息传播迟滞和许多家传秘方、家传绝技失传的消极后果，致使许多科技成果需要人们重新研究开发，从而造成科技研究开发方面的重复劳动，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专利制度产生之后，人们为了取得专利权必须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这就一方面避免了他人在同样的发明创造方面的重复劳动，节省了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人可以及早地在已公开的发明创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从而极大地加速了科技进步的周期。17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理论也有了新发展，由传统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扩展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而技术创新则是主要内容。它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潜力转化为技术和经济优势的活动，是科技与经济的有权融合。要推动技术创新，最根本的路径就是要为技术创新提供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保护技术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机制或曰制度选择。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本质要求和知识经济发展的生命。所谓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积累新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认为知识经济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围绕知识的生产、传播、转移和应用组织起来的经济形态。它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知识创新，因此可以说知识经济的产生是知识创新的当然结果。知识创新决定知识经济发展的成败，而知识经济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反过来也要求知识创新。 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科学知识和经验知识。知识创新主要指科学知识的创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实质上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般认为科学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与思维的理论体系。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根本职能在于认识世界，研究未知世界的规律。而技术则是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中介。18相比较而言，科学知识是根本性。技术进步的历史表明；技术的制度因素决定了自然因素的开发状况。因为，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人类知识都面对着无数个可能的前进方向，只有那些最适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方 向才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现实方向。因此，有人主张“ 制度决定论”，即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什么样的技术。这是依赖于一定的道德基础的演进的制度论。19它的启示是虽然知识创新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难题，但它要受到知识经济发展目标和标准的限制。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调节作用对稳定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和信息的流通秩序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构造维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氛围，还是有效地促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都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知识经济不仅要靠国家的政策加以维护和保障。知识产权法作为以无形资产为保护对象的法律制度必将发挥其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保障作用。知识的发展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以激励和推进。而知识经济的知识流通秩序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加以规范。知识经济引发的社会关系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加以调控。20 要使知识产权真正起到促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作用，就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二，创造公用知识的激励与限制垄断之间的关系。第三，不同的行业之间专利保护期限之间的关系。第四，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保护期限的关系。第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关系。21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价值，只有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建立起创新体系，才可赋予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内涵。 参考文献： 1.4.7倪振锋。知识经济和知识产权475.上海大学学报2000.（3）80.81.82。 2.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48 5.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7。 3.高映：李天霞。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的保护475.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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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 社会结构 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必备资源，尤其是在21世纪，激烈的人才竞争更显示出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知识经济的兴起也正是由于经济长期的依赖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这种经济形态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一样的，只是在生产中知识占了据主要的地位，形成了以知识产业为龙头的一种经济形态。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形态的出现，势必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转型也是必然的趋势。
一、知识经济的特征分析
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知识化是离不开的，全社会对知识的高度认知和重视也是知识经济兴起的主要因素，以下简单介绍了知识经济的特征。
第一，可持续性。知识经济以高科技为依托，其理念是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基础上合理的保护自然资源，减少对稀缺资源的利用，转而开发能替代的资源。这种理念与当前的环保意识、人与自然、社会的可协调发展相适应，所以说知识经济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无形投入。知识经济很明显利用的是人脑中的知识，所以在知识经济中，资产的投入形式的无形的，主要是知识和智商。
第三，依托世界经济。知识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可持续发展，通过无形的投入，势必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为了实现其更高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世界经济，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发展。
第四，以知识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在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离不开知识，因此以知识作为指导，制定科学的决策，才是知识经济决策的依据。
二、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主要是指现代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社会中的产业结构必然面临转型的可能性。产业结构的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而知识经济下的产业转型必然带来空前的效果，其将促使产业结构向着高效、科学的方向转变，这也正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经济下的产业转型发展，主要是通过知识的产生和扩散，推动了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新技术又促使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知识经济下，如何确保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以下做了简单介绍。
第一，政府要在相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知识经济的兴起势必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贡献。因此，政府要在多方面支持各行各业实现产业升级。政府可以在税收上倾斜高新技术产业，也可以在技术购买上倾斜高科技产业；对于传统产业，政府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在资金、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为企业安排技术人员、专家团队等对其进行培训和提高。
第二，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如果基础设施缺失，势必会对产业调整造成困扰，因此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加大对落后地区完善的力度，这样才能够为产业调整提供保障。
第三，建立高素质、高科技的人才队伍。人才是21世界最重要的资源，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保证，因此企业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人才的重视，不能单靠引进和培养，要做到两者的相互结合。企业要注重对高素质、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同时也要在企业内部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并且建立交流机制，鼓励员工交流分享，完善企业的薪酬机制和绩效机制，提高员工的薪酬，为企业留住更多高精尖的人才。
第四，完善企业产权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混淆，会导致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些不良的商家钻法律的空子，出现侵权等不法的行为。这种不法行为的出现，对创新企业技术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从而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困扰。因此，在知识经济下，必须要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使企业的产权形式更加的清晰。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将近40年了，在这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效都与知识相关，显而易见，知识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还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以下对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第一，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可以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空前的，但从当前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的兴起，势必也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到来空前的变化。
第二，知识经济对我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我国政治主张民主、民等，而为了加速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必须要提高人民的参政热情，这样才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形式，人们接触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多，自身的修养和综合素质必然会得到提高，从而对政治生活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多。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对时政的认知和关注都得到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升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也增强了。
第三，知识经济有利于缓解失业的现象。在知识经济下，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重视要明显的高于现在，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型人才的需求也会提高，同时企业还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因此，“毕业就是失业”的现象将有所转变，企业内员工的素质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失业的风险也会降低。
四、结束语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已经逐渐的由一种普通的资源向经济发展中必备资源的方向发展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会成为企业发展，行业建设，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知识经济的兴起必然会对社会结构这个网络体系带来重要的影响，也是知识社会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
参考文献：
知识经济社会的科学风险是指事物存在于非对称性的和破缺之中，科学在系统上、认识上或行为上的不确定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消除的。科学知识中总是在建立“完善的”，发展“不完善的”，是在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中发展的，这种进化模式使得社会中的固有风险不断减少，而新的风险又不断出现。
1．系统上的风险。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人类利用科学使这个星球的“自然正一步一步的融入社会”，“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了自然，或者甚至终结了自然时，传统终结了，新型的不可计算性出现了”。科学知识取得的极大进步，使得某一方面风险在降低，如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也衍生出一些新的风险类型，比如说，核风险、化学风险、生物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大小与科学系统自身紧密相关，依附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水平。科学发展的更新速度越快，科学系统越复杂，科学知识系统自身的严密准确与否，对规律的掌控程度与认识深度，种种不当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都是新风险产生的温床。
2．认识上的风险。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知识进入市场，“市场统治在人性的需求和个体的欲望之间划了一道裂痕，同时，两者的分裂也是市场诱发产生的。”市场造成了分裂的人格，使微观层面上个人的合理行为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非理性，个体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在科学上一部分人片面追求科学的“效用”，而不顾及它的可能危害后果，从而导致对科学的认知活动发生了分化，也就是对利益与安全的认识不再统一，使效用性认知与危险性认知的判断出现了差异化，最终是目前与未来的认识模糊不清，在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中追求即成效果，对科学未来的认识不足，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远望的眼睛。
3．行为上的风险。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知识不仅仅具有使用功能，而且成为了消费对象。消费即对科学成果、产品的应用，对这种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如何安全地应用，对应用是否具有责任心，“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在消费过程中应用的科学研究成果及其应用者是否有足够能力处理技术与工程中的各类问题，是否被合理地、正确地、恰当地、负责任地用于改造自然，是否能够真正地增进社会大众的幸福指数。在这个消费知识的时代，消费者、消费品和消费三者是统一的，消费者与消费对象不融洽的融合，在消费中消费者对自身规制的不严肃，可能导致科学知识的畸形应用，加大了科学的不确定性，滋生科学风险，最终使实践误入歧途。
二、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风险的特征
1．科学风险的两重性。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风险具有两重性，风险既是威胁也是动力，科学的高速发展为风险的出现提供了阵地，同时也在克服这种不利因素中积极进步。一方面，在今天发展的庞大的科学中，系统的复杂性导致不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随处可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时很难准确预测或判断科学成果所带来的后果是否有潜在的危害并转化为灾难。另一方面，科学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摒弃含有风险因素的科学研究，选择一种最佳的模式，在创新中求生存，从束缚中解放出新的机遇。因此“风险既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两难困境的中心难题……在机遇和风险之间，能否达到有效的平衡，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2．无形性与隐蔽性。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风险具有更强的无形性与隐蔽性。“它们是人类知觉系统感觉不到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承诺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和安全，但是它们仍然产生了大量风险……风险是无形的，不能被嗅到、听到、尝到和接触到。”风险不像一般的事物或实体，能够准确地描绘和刻画出来，它是面向未来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载体中流动、传播的，它有可能躲避开我们的各种筛查而转化为危害。从横向上看，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及环节像网络一样错综交织，科学的发现与发展不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就能完成的，它是多层次的链网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结构中的不协调、矛盾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科学风险极有可能在某一个环节被制造出来，它的无形性又使其不能完全的或及时被分析、预测和评估出来，风险在结构的网络中传递，直至不利的事件或危害发生。从纵向上看，某项科学研究成果的发展或应用，它的负效应可能很长时期才会显现，也许几十年、也许上百年，这使科学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科学发展的结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将越来越复杂，风险的无形性使其难以测度，隐蔽性使其难以察觉。
3．范围广泛性。现代社会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科学知识成果的享用全球化。通过网络世界各地的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科学知识，学者们注意到“风险不是源自无知，而是来自知识”，“我们如今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增加引起的”。科学知识增加，接触科学知识的人员增加，那么使用科学知识的方式、过程是否合理、正确，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否安全可靠，这些都是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向着非正当方向发展，就会广泛地种植风险因素。这种风险的后果将“不同于19世纪的与工厂相关的和职业有关的危害，……危害不可能再被限制一定的地方和群体，而是展现为一种跨越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以及国家界限的全球化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形式产生出‘超国家和非阶级的特殊全球灾害’。”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信息技术、工具的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知识的交流活动空前繁荣，期间所蕴含的科学风险不再受地域和时空的局限而广泛存在。
4．后果的难以预测性。知识经济社会科学风险的后果已经不是目前理论所能计量和预测的，“蝴蝶效应”的逻辑现身于世界社会生活中，人们还不能从南美洲蝴蝶翅膀的煽动中推断出北美洲的风暴。我们似乎是已知、似乎是未知、似乎是无知，无法预测的结果似乎纠缠在察觉到的和未被察觉到的矛盾中，系统的复杂性似乎破坏了一切。未来不能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存的状况来准确预测，普里高津就提出“系统的未来不能被确定，因为它受随机性、涨落和放大的支配，未来不再由过去所确定，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对称性被打破”。核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最新式、最干净、较廉价的能源，但我们的计量和预测不能得出何时、何原因能保证它不发生事故。就基因科技而言，谁又能估算出它在人身上的运用和在人类食品上的使用会给人类带来一种怎样的风险。对于风险的后果我们的已知不再发生绝对作用，对于目前的科技，风险的后果可能将“毁灭性”投放人间。
三、知识经济时代科学风险的嬗变
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科学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风险以隐形的袭击给未来带来了的无法估量与预计的后果，它以在时空内传递和蔓延的隐蔽模式模糊于科学成就的进程中，它或多或少地将不幸释放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人类在饮用从果实中榨出的甜美果汁的同时，也品尝着带毒的青涩的残余物，知识经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化，然而科学风险也在“民主化”。
1．不确定性。知识经济社会是各种不确定性空前放大的社会，其结果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知识极大发展，人类获得巨大的成就，但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高度发达，人们认识到了眼前的成功不应再隐匿可怕的风险，它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科学风险表现为对社会公正和决策风险提出的挑战;在经济上，在大科学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科研项目动辄几百亿，上千亿，一旦失败将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可想象的风险;在伦理上，科学更是一再冲击人们传统的道德观，生命科学研究的底线，等等;在文化上，风险的冲击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文化断裂。近代科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外来的，本土文化会对它产生一定的拒斥性，但现代科学以强大的力量使得我们无法抗拒，拉动了断裂。所有这些，无不像汹涌的波涛向我们袭来，一浪高过一浪。科学风险似乎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2．不平等性。随着科学知识的快速更新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科技知识的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为重要要素的新时代，科学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知识的投入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投资方式。然而，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是平均分配的，在知识经济社会它更为富有者所大量占有，全球化的社会结构在失衡，资本从富有者那里输出，利润却从贫穷者那里流走，世界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富庶者过度的消费着大比例的能源和资源，比如石油、食品与高科技用品，同时又制造大量的、环境难以消化的废物，比如废弃的电子产品;贫穷者则无奈的大肆破坏，他们破坏了珍贵的自然资源，燃烧着有污染的材料，杀戮珍稀的野生动物，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两类人都迷茫于生存的危机中，社会均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社会风险产生着结果的承担的不平等。在民族国家内富人和穷人所承担的风险是不平等的。例如，尽管空气受到严重的污染，但是富人们可以购买纯氧，不承担质量很差的空气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而穷人则必须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将有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享受工业产品带来的益处却不承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不平等。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是高新科技迅猛发展、呼唤高素质人才的时代。文章试从知识经济时代与高校秘书工作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这个时代高校秘书工作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并对为迎接时代挑战秘书人员应具备哪些素质要求等进行了探讨。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它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量冲击席卷着全球。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谁占领了知识和技术的高地，谁就拥有发展的优势，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作为高校的秘书人员，也正面临着这无声革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各种考验和挑战。
一、知识经济的概念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国际经济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主要推动力而发生日益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研究成果。知识经济也叫智能经济。目前为各界广泛认同的定义是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6年初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产生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代表是信息产业，以前人们往往以信息产业来代指知识经济。
二、知识经济与高校秘书工作的关系
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校秘书工作与知识经济发生和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供求关系。知识经济作为供方，是以它的产品（现代化设备）来满足秘书工作的需求的，秘书工作在此便为求方。高校秘书工作实际上已获得知识经济提供的许多服务，包括：工具,现代化办公设备本身就是一种工具，不但任人差使，而且任劳任怨；代劳，秘书人员的许多事务性和手工操作劳动，已被现代化办公设备代劳了，不但减轻了劳动负担，而且优化了劳动效果；智能，现已开发出的一种办公软件，有许多功能，包括统计、运算、编辑、检索、制图、语音调控等，可以获得优质高效，顺利完成任务的乐趣。
1.知识经济的到来，秘书的事务性工作出现了新面貌。高校秘书人员的事务活动往往有服务性、繁复性、程序性的特点，而它是实现辅助决策，处理信息和协调关系的必要前提。一切工作都将通过具体的事务活动才能实现和完成。能通过电脑网络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及最前沿的知识，这有助于秘书开阔眼界，在日常工作中更有效地处理各项事务。文件发送、电话联络手段已远远不够满足现代化办公需要，电脑已成了秘书人员的主要工具，上传下达、信息反馈要靠网络技术发挥知识积极作用，它将联结办公室内外业务，优化原有业务流程，减少工作随意性，提高办公室管理水平，使各项业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高效化、现代化。
2.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秘书可以利用信息及网络技术为领导决策服务。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能，而辅助决策使秘书必不可少的职能。高校秘书作为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就必须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必须由捕捉、筛选、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不是讲信息嘛，确实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信息不灵。”高校秘书人员必须运用各种信息网络技术，搞好为领导决策服务，及时筛选。获取有效信息，供领导参考。
三、高校秘书如何应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
知识经济时代是高新科技迅猛发展、呼唤高素质人才的时代，而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因而高校秘书工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知识积累、现代的办公技能、高度的敏感性和求知欲、以及较强的法律意识，就会被发展的社会所淘汰。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高校秘书工作者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1.高校秘书首先必须具备优良的政治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理论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是促进人的素质提高的内在动力。高校秘书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其工作性质、作用决定了秘书人员必须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自觉运用科学正确的方法去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教育理论中的“三个面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等科学论断的现实意义，了解现代教育思想和新的办学理念，努力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把学理论的过程变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强党性、丰富实践的过程。从而，真正使理论入脑入心，有效提高高校的秘书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能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增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2.高校秘书要不断提高智能水平，敢于创新思维。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旋律，它对高校秘书的智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对秘书的社交能力有特殊要求。以往社会活动大部分是通过面对面交流，而知识经济社会，人们的交际大都依赖于计算机网络，这就要求秘书不仅掌握计算机语言，而且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辨别对方的态度，揣摩对方的动机和目的，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交流。第二，办公自动化使办公环境的空间延伸，信息量的陡然增加，知识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使得对信息捕获和收集的水平要求提高，即需要高校秘书对信息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并有针对信息尽快作出正确选择的应变能力。不然，将难以利用如潮的信息资源生产出“精品”。第三，要求秘书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创新力）。在知识经济中，人的创新能力是提高效益和创造财富的基础和源泉。作为高校秘书，不仅需要自身更新观念，摆脱旧的思维定势的束缚，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而且必须有欣赏他人创造性的能力。唯此，秘书才能在愈来愈复杂的客观环境中应对自如，且得到别人的尊重，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成为领导真成需要的助手。
3.高校秘书要不断增强竞争意识，适应新世纪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是一个在竞争中不断发展的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也是高校秘书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推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才的竞争将更为突出，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干部终身制的破除，聘用制度的全面推行，打破了高校秘书人员的铁饭碗，同时，也增加了危机感和更强的竞争意识。这种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既来自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也体现在秘书工作对秘书人员知识和能力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只有始终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秘书人员才能保持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才能构建宽厚广博、专业精深的知识大厦，才能具备更强的实际工作能力。高校秘书人员要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校体制改革及发展的要求，必须直面挑战、敢于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学习，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自己。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秘书要有时代意识和瞻前眼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社会时代。
参考文献：
1.朱正佗.秘书工作基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2.姜新文.增强创新意识，高效优秀服务［J］.秘书工作，1999.2
一、引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回报越高。但我国的实践表明，人力资本的回报并非与其投资严格成正比。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2006年2月14日播出的节目“扩招下的求职路”报道：从2001年～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人，而2005年达到了338万人，是2001年的3倍；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34万人，2002年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69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人。2006年7月，由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6年5月底，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占27.25%。2006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虽然高校扩招了，而就业市场的容量并未因此而水涨船高，“知识性劳动力失业”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专家指出：就业问题将是“十一五”期间制约中国发展的“九大风险”之一。可见，解决好就业，特别是大学、研究生的就业问题，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长期任务。
二、“知识失业”经济学分析
（一）“知识失业”概念。“知识失业”一般叫做“知识性劳动力失业”，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它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即劳动力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没有工作机会；也可以表现为隐性失业，如就业不足、人才过度消费等。“知识失业”在我国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失业。
（二）对引起我国“知识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1、教育扩张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导致“知识失业”。随着我国高校大规模、大幅度的扩招，更多的高学历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假定工资用W来表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高学历劳动者的供应S与高学历者工资W成正比，而高学历者的需求D与高学历者工资W成反比。当高学历者的供应总量和高学历者的需求总量相等时，确定的工资称为“市场出清工资”，用W*表示。（图1）
但是，按通常的说法，高学历者的工作岗位工资要高于市场出清工资，即W=Wo>W*。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者的劳动力市场如图2所示。高于市场出清工资造成的失业就是在工资Wo时劳动力供给总数So和劳动力需求总数Do之间的差异。然而，在我国，随着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也在大幅度增加，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会很多，表现在图2中就是供给曲线从S移动到S1，但对高学历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的很少，这是因为工资并没有降低，所以企业不想雇佣过多的高学历者。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高学历者变成了知识失业者。同时，在大学生供过于求，而他们又不愿接受用人单位支付的较低的“市场出清”工资时，大学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自愿失业者”，结果是更多的大学生变成了“知识失业”者。（图2）
2、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引起“知识失业”。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具影响的“二元经济”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
我国城市地区之间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只要能够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乐于去工作的部门。它包括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人们都渴望进入这些部门工作，因为它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和稳定的就业机会，作为高学历者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正规部门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较大的选择空间，激励着其原有的雇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并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使得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所以，总是有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等待着城市正规部门的雇主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如图3所示，图中的L-LF）。
非正规部门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下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企业和做一些临时性工作的打工者。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但又低于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W，而知识劳动力又不愿到那里去就业。因此，部分大学生选择待业以期望获得正规部门的工作。（图3）
3、知识劳动者把失业作为投资导致失业。菲尔普斯职业搜寻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为寻找工作而采取的“职业搜寻”（即失业）时间越长，劳动者就越可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获得的工作报酬就越高，但是随着他在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时间的延长，未来寻找到的工作岗位报酬的提高幅度递减。同时，劳动者为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需要花费成本，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职业搜寻成本也随之增加。
由于高学历劳动力找到好工作而且被好工作接受的概率比低学历劳动力要大得多；而且通常比低学历劳动力具有更好的经济背景，比低学历劳动力更能够承受长期失业的损失；又因为高学历劳动力为其人力资本所做的投入远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如果随便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既不能达到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目标，同时身处不理想的工作岗位这一状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高学历劳动者通常会从职业生涯发展的
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接受某份工作，这也导致他们经常处于较长时间的等待性失业状态。
三、知识失业解决方法
对社会来说，“知识失业”较一般的失业形式造成的浪费更大，本来教育扩张就已经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失业又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个人来说，“知识失业”可能会使一部分人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挫伤另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国家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从结构上进行宏观调控。在发达国家，大学校长是通过在全国乃至全球竞聘产生的，在我国却是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校长只对上负责；我国的大学教育过分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大学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去选择和发展的余地却很少。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下，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就很难取得一致，二者之间的鸿沟就很难跨越，很难抹平。在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学生的盲目选择和学校的惯性培养，比如大部分学生或家长选择所谓的时髦专业、热门专业，以便将来能够从事“高贵职业”或“白领”工作，其结果必然是专业“扎堆”和毕业生华而不实；大学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及其培养与人才市场严重脱节，必然造成学非所用，毕业生就业困难；几十年一贯制所形成的教育设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重脑力轻体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思维轻技术、重意识形态轻生活现实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们，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市场排斥知识”的现象。
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和大局出发，强化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快“市场化”取向改革。当前，要尽快建立高校专业信息预警机制，加强专业预测和调控的主动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的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发展和健全职业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师资队伍方面，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并有一定的前瞻性，力争用新的专业人才催生新的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二）高等学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人才。高等学校在专业和课程设置、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要增强主动意识、竞争意识，着力打造名牌学校和品牌专业；要摒弃办学中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办学思想，以及惯性培养模式；要通过有效的整合资源，大力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加强市场调研，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踪和及时调整学校的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和招生数量，科学指导毕业生就业；要本着对学生、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神圣感，精心设计好每一个专业，全力塑造好每一个学生。
一、社会的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处于社会经济系统和教育系统的交联部位，也就是在文化体系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交界处。因此它对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引起的环境变化等较之普通教育更为敏感。它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远影响，诸如“读书不必种田，种田无须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冲击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使其内核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综观近几十年世界各国教育的改革，经济上的需求往往成为教育改革的原动力。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给职业教育不断地注入动力和活力，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促使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调整内部结构，并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运行机制。
然而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摩擦也使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趋于突出和明显。
诸如，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景气，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这些问题都对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的企校联合办学出现波折，农村职校农类专业滑波等都是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得到社会改革系统工程的支持和推动，另一方面也受到它的制约。职业教育在改革大潮中的社会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虽然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正在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但在具体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在选择正确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对待。
二、个人（学员）的价值取向
个人（学员）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求职谋生；二是个体发展。“谋生”常随时代、地域和对象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需求。譬如，经济落后地区的农家子弟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学得一技之长。走上致富之路；经济发达地区的职工、干部子弟则希望能获得一个报酬丰厚、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岗位。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繁多，为发展个人天赋才华提供了广泛选择的天地，因而能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挥个性特长等需求，但求职谋生与个体发展有时是相矛盾的。在目前人们的物质需求未得到较大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会舍弃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去谋求高报酬的职业，在选择职业时，家长所起的作用很大，而家长的价值取向又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目前社会上，人们通常把科学家、企业家、高干、工程师、教授、医生称为“人才”，而把普通工人、农民、营业员称为“劳动力”；用人单位也常以学历、文凭作为选拔、聘用人才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当然，个人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生变化。尤其是高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需要大批智能与体能相结合的新型职业人才，“学历社会”将逐渐转向“职业资格社会”，用人单位将越来越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和职业资格。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个人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能实现求职谋生和个体发展的统一，届时职业指导将成为职业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广泛地开展起来。
三、企业的价值取向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是随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依附于政府，重在完成计划下达的生产任务，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侧重于完成眼前的生产任务和职工子弟的入学和就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由依赖型转为自我发展型，成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要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就会自觉地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并不断地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企业也会越来越重视职工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将转到提高劳动劳动者素质和经济效益方面来。
四、职业学校的价值取向
学校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一方面随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学校作为以育人为核心的办学实体，无论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下，都基本上服从于社会价值取向。这是由职业学校教育属社会准公益性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确定，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劳动力市场、生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使职业教育逐渐转入市场和计划双重调节的运行机制。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生源市场（各类专业劳动者需求）的涨落，迫使职业学校频频更换专业。但是职业学校不是生产物质商品的企业；培养职业人才不能商品化、市场化，更换专业也不象企业更新产品那样简捷，故职业学校教育偏转到纯经济功利的价值取向不仅有碍于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五、优化调节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优化调节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目的是为了较大程度地满足多元价值主体各种合理的需求，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一）职业教育导向性价值目标的确定确定导向性价值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是判断改革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当然也适用于职业教育的价值判断。在教育界，人们曾对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素质教育）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服务教育）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功利”和“人本”是辩证统一的。从“功利”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各种职业人才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从“人本”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是为了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需求，实现人的解放。表面上两者的目的不同，然而辩证地思考，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是为了提高人民（社会的主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从本质上讲，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我们确定职业教育的导向性价值目标，既要满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造就一支数以亿计的各行各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大军；又要满足个人求职谋生和个体发展的需要，使每个劳动者的特长、潜能和创造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科学、合理地投入、配置、使用职教资源，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调节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必须科学、合理地投入、配置、使用职教资源，因为职业教育资源是整个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教育资源又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教育经费的投入要与国民经济的总收入保持恰当的比例，职教资源的投入也要与整个教育资源的投入保持恰当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培养造就的劳动力的层次和结构要与经济建设所需的劳动力以及生产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相一一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
为此，投入配置职教资源须注意如下几点：
1．投入渠道多元化职业教育属非义务教育范畴。大多数专业教育和培训是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应计入生产成本。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因业务、技术水平提高可增加劳动收入，故职业教育的经费应由国家、企业（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职业教育除了培养造就各类职业人才外，还在实践教学中生产物质商品，故“以教养教”也是职教的一条投入渠道。
2．市场和计划双重调节，合理配置资源用市场调节配置职教资源有利于培养造就的劳动力在层次、结构方面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然而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繁多，某些专业培养的是企业所需的劳动者，某些专业培养的是社会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事业的劳动者。故前者要靠市场调节，双向选择；后者仍须计划调配。
3．构建符合国情的职教体系构建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教体系是合理配置、使用职教资源的关键。所谓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就是职业教育培养造就的人才要与经济建设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类型相同，层次相当，专业对口，质量规格相符，在劳动力市场上适销对路。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按地区构建职教体系，以适应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域经济各具特色的实际；二是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适时调整职教体系的结构；三是正确选择符合城乡不同经济、社会特点的职教基本模式。在农村宜采用农科教结合的模式，在城市宜采用企校合作的模式；四是一手抓重点示范性职业学校的建设，一个抓社会办学，努力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
（三）把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创业型职业人才面对21世纪，职业教育将迎接高新科技生产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挑战。原先偏重于培养一技之长和动手能力的职业教育己不能适应时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故就业与创业复合，一技之长与综合能力复合是跨世纪职业教育的导向性价值取向。
就业和创业都有一个“业”字。职业教育以培养职业能力为基础，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创新能力。把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实施二种新的职业教育方式是努力的方向。要实现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必须调整现行的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和课程结构。
（1）扩大职业技能的内涵。在注重培养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加强智力技能的培养。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 Abraham H． 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 A 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 man）、社会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