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历史第1篇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 。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曹雪芹自述，这是依托他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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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历史第2篇

【关键词】京华烟云；红楼梦；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是一部在海外享有盛誉的文化小说。小说内容博大精深，感情真切自然，品格优雅含蓄，集中了林语堂小说艺术的精粹。就该小说而言，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结构，作者都以一种自然、平淡、真实的艺术加以再现，给人以含蓄隽永的魅力。《红楼梦》这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影响着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京华烟云》就是其中有着代表性的一部。无论是该书的历史背景、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还是作品无形中透露出的作者的哲学观，以及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这篇创作明显的受到《红楼梦》的影响，是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展。

一、历史背景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所描绘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红楼梦》和《精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掩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整部小说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纬，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恩怨情仇，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描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京华烟云》体裁，也是故意如此”。《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对于《京华烟云》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而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就像林语堂所说，木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三、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是烟云”的道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而在于传递了一种哲学思想，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的主旨。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宝玉最后看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而真正支配宝玉和黛玉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道家思想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主导的核心地位。

四、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它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的描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要求，而且把饮食与药物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五、结论

总的来说，《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的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作为一部近代版《红楼梦》，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的塑造出的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2]张立国.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红楼梦的历史第3篇

〔关键词〕文本接受美学动态性

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曾经说过“最伟大的诗人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这句话用来形容曹雪芹最恰当不过的了，终其一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呢？概莫不过是后世这些品、评红楼的粉丝们的追捧。换句话说，是红楼的接受者，通过读者对红楼的接受、反应、阅读，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赋予和重塑红楼文本的生命力上功不可没。正是在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审美感知和审美经验，使《红楼梦》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活力、经久不衰的显示出其强大艺术生命力的文本。

姚斯在1972年《审美经验一辩》中说，“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即建立在它与大众不断对话所产生的效果上；艺术学与社会的关系只能在解释学的问答逻辑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艺术史唯独涉及传统和理解接受间的视野变化”。此美学原理应用在《红楼梦》，一方面肯定了接受者在红楼文本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一方面也昭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小说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本身就具有随着阅读而展开画面、丰富画面的动态性。而红楼文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一般小说的发展的共性规律，展示了它动态发展的特殊性。

一、刻意留白

顾名思义，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是中国画的一种布局与智慧。画如果过满过实，在构图上就失去了灵动与飘逸，显得死气沉沉；而有了留白，便给予观赏者以遐想和发挥的空间。我们观齐白石的虾，才能感受到水的清澈与灵动；赏徐悲鸿的马，才能体味到风的速度。最难忘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幅画中，一只叶舟，一渔翁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予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文学上的留白便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学意象所传达的经验，多半是表象的相互暗示、错综交织，具有不可限定性，意义含混，内容丰富。巧妙地运用“留白”这一艺术技巧，可以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解读空间。芹溪先生无疑是灵活运用留白艺术的大家，意义空白没有使红楼梦失色，反而使文本更显玄妙。红楼梦的叙事中有多处断层和空白，甚至是疑点。比如秦可卿何以会第五回就死去？死因为何？宝钗进京待选秀女，后事如何？第57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薛姨妈答应向老祖宗提宝黛亲事，却没有后文；贾政为何喜欢赵姨娘？贾琏何以会被称为琏二爷？《红楼梦》中的空白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空白也为众读者所津津乐道与解读揣测。作者把疑问留给了读者，在文本和接受者之间形成了审美主客体互动的关系。作者同时也将答案交给了读者，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的解答都是合理的，都是依据特定的审美经验而获得的。留白所带来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角度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红楼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红楼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解读史，它是显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在王国维那里，《红楼梦》是一部解脱的书，宣扬解脱之道；而索引派认为《红楼梦》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映射小说；认为《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也大有人在。

《红楼梦》是动态文本，同时也是抒情性、意向性的诗性的文本，仿佛置身流连忘返的园林之中，“如过小桥，如循曲径，流连间不觉风光已殊。但一回首，刚才的一山一水犹在望中，始知作家笔质精工，落墨甚远”。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园林艺术“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合而为一，在这里形容《红楼梦》文本的动态性，非常形象。

二、文本的对话性

文本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红楼梦》话题的多重性上。你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关于争取思想自主与爱情自由的言情小说；也可以认为它是写家族兴衰荣辱的社会小说；还可以认为它是为群芳立传的传记小说，等等。作为开放结构的小说，《红楼梦》写爱情，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写宝黛的纯情、悲情；还有贾芸与小红，藕官与芳官等缺憾性的爱情；家族命运的兴衰，群芳的去留？宝玉的执于情还是绝于情？美与丑？善与恶？宝钗是美的还是丑的，是善的还是恶？王熙凤的手段与目的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这里没有道德宣判，却提供了道德影响。对话性还体现在红楼梦的叙事方式上，作者以一个鲜活的话语主体身份出现，其语言重心、色彩都侧重于展示主体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力求使它退隐到客观现象深处，消融较大的语境中。《红楼梦》采用作者助言，这源于作者不加掩饰的自我抒情角色，这个角色可以幻化为其他形态，但是其“作者原型”还是比较明显。《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以作者自云的方式开篇，接着以说书人的立场讲述，使读者仿佛身临现场，与作者一起见证一场家族兴衰的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场繁华即逝的梦境。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参与性非常强，《红楼梦》留给读者的问题太多，要理解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以文本为依托，深入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与文本对话的过程。

《红楼梦》的文本是对话性的，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读者深化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认识。这种对话是开放性的，不是结论性的。文本的对话性，体现着文本的互动与律动性。

三、心理接受的动态性

还是引用姚斯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这充分说明读者的阅读接受在完整和丰富作品文本上的重要性。所以作为文本组成部分的接受者，心理接受的动态性也要视为文本的动态性。

《红楼梦》以神话开篇，故事情节贯穿于仙界与凡界，前世与今生，阅读者需跟随作者一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礼教与诗社之间取舍；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间恸哭；这些对立性因素构成一个似动结构，造成艺术接受心理明显的动态性。

王国维曾言“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珠围翠绕者，钝根也；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色即是空者，解脱者也”。这句话把红楼梦的阅读者一分为二，也可以视为对红楼阅读感受的境界说。一开始阅读红楼，大部分读者会被红楼梦的美人、美景、美食、美好的情感以及叹为观止的园林艺术所吸引，以至于和作者一起沉醉其中，及至“呼啦啦大厦倾”时，才如梦初醒，然而梦醒远远没有梦中令人愉悦。就我本人而言，览过红楼数遍，依然对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念念不忘，其诗情与雪景，梅香与群芳荟萃时的团圆和谐之美，使此回成为120回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章。依王国维此言，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不知多少人会成为“钝根”。而且阅读红楼梦，往往不可避免的走上道德评判的路子，钗黛孰优孰劣？王熙凤是好人坏人？秦可卿人品如何？随着阅读和阅历的增长，依专业所长，从美学角度解读红楼是水到渠成的。虽未必成为领略“色即是空”的解脱者，对红楼的认识却在不断地深化。在关照文本的基础上，跳出文本，再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此来讲，读者的心理接受是不断成长变化的。

艺术在超越生活的欲求上关照人生，对《红楼梦》的解读要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避免顾此失彼的道德评判。这也是读者心理接受的正常发展轨迹。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代表，四大名著之首，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自成书的400年来，一直炙手可热，由于版本居多，欣赏角度和立场的不同，分别派生出文学批评派、索隐派、自传派等数派。由研究此书的思想文化、作者原意等，而形成红学。红学发展的历史，是读者对文本接受、阅读与反应的过程，是一场审美经验的历程。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不断的赋予和重塑着红楼文本的生命力。在红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历史条件下，回归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梦》显得非常重要。接受美学为我们从文本出发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论指导。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红楼梦校注》曹雪芹、高鹗原著，其庸等校注。1984年4月出版

[2]《红楼梦美学阐释》孙伟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红楼梦的历史第4篇

红学史

李广柏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自从《石头记》的钞本于18世纪中后期面世以来,脂砚斋的评语也随之与众多读者见面,而那已经是“红学”的萌芽了。如果从那时算起,红学已经足足经历了200多年,《红楼梦》小说更是倾倒了多少代人。它到底为什么动人,是怎样动人的,留下了什么遗憾,还不应该做个总结吗?听说在李广柏先生这本《红学史》以前,已经有过一本别位先生作的红学史专著了,可惜我没见着。但看了李著《红学史》,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开阔恢宏。把红学从200多年前高鹗的续作、脂砚斋的随意诠释点评直到当今“学院派”具备正规学术范式的论文、专著这样一个既芜杂琐细又庞大繁冗的过程描述成一本不分派别、统属有系的历史,本身已经很了不起;进一步选择、甄别和排比史料,用文献讲述一段活生生的历程,更是一件微中见著、取精用弘的大工程。

系统性和文献性是我对李著《红学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第一章“脂砚斋评语”与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材料比较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以不去说它;单看第三章“清代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和第四章“‘评点’的盛行”,就足称盛义纷披、发人遐想。第三章共分九节,论及清代的红学著作,研究欣赏者的好恶评判,《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与版本,索隐的是非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其中第八节“‘索隐’之惑”引了未明作者的《谭瀛室笔记》。该书认定乾隆宠臣和|娶嬖姬24位,实为影射《红楼梦》的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姓姬私通别姬所生的和|幼子玉宝;玉宝却另爱婢女倩霞。龚姬后来调唆和|妻子逐走倩霞,玉宝赶去看望,倩霞断甲赠给玉宝等等。对此,《红学史》考得和|生活于1750年至1799年,晚在1769年,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开始,方才袭受世职。曹雪芹故去时,他还是个少年,雪芹无由把他后来纳宠的事写进《红楼梦》。这是轻轻一拨,已还历史以真实。这样用文献求史实的例子在《红学史》里很多,是学者可以收到嘉惠之处。当然,从另一面看,玉宝――宝玉,龚(姬)――袭(人),倩霞――晴雯,因爱被逐,断甲赠玉……笔记里的人物、情节和《红楼梦》实在是太像了!不由人不心生比附。那么,此故事固然是假,别的是否也一定都假呢?此故事时间不合,别的是否也一定都不合呢?恐怕难以率尔下断。正因为如此,就不必过分非难各种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了,反而应耐心甄别史料,厘清《红楼梦》里到底有哪些内容揉进了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第四章共分七节,其中“王希廉的评批”、“张新之的评批”、“姚燮的评批”、“陈其泰的评批”等节涉及的评批内容,早已见诸冯其庸先生多年前纂订、文化艺术出版社刊印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史》没有详细提及八家中的另一位《红楼梦》批评家――洪锡绶,但《红学史》著者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位学究说起薛宝钗的“僭越”黛玉而嫁宝玉,花袭人的以道学先生、宝玉房掌门丫鬟却与主人苟合,不仅嗤之以鼻,而且大张挞伐,其立论依据竟是拿传统礼法来“说事”;但结论却与我们现代人对宝玉、黛玉、宝钗、袭人是非褒贬惊人地暗合。下面略见几条:

如第九十七回洪锡绶评宝钗嫁宝玉:(原文)“凤姐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拜堂冷清清的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王夫人点头称使得。”(评批)又一悖礼之事!……大家纳妾,妾来无乐,入门或演梨园,或奏清音,不荣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纳妾媵耳。宝钗来无乐,入门作乐,岂非以妾媵待宝钗哉!……《红楼》到底不作一泛语。

(原文)“一时大轿进来,家里细乐迎上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评批)吁!花烛俗例,岂贵新鲜,岂尚雅致,适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调侃之笔,非赞美之辞。

……

古婚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之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敌体而为妻。”

这样的批评看起来很迂腐,但参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交钱谦益娶妾柳如是时,用正妻礼而引发士论大哗一节,洪批似乎不无道理。

第九十八回评黛玉之死:“黛玉落气,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不先不后,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明宝钗入门,嫡妻尚在耳;不后死者,以明这个时辰原是黛玉与宝玉合卺时辰。今宝钗冒黛玉而来,黛玉即于这个时辰而死,实宝钗杀之也。”

既认为宝钗嫁宝玉名不正言不顺,更认为她此时嫁入贾家,实为害死黛玉的帮凶。

第六回评花袭人与宝玉苟合:“袭人后来弄权杀人,皆从此日云雨始。黄山谷诗所云‘平生割鸡手,聊发试硎刀’是也。”

认为花袭人的苟合表现出她本性的龌龊、恶毒。以上略为谈及洪锡绶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李著《红学史》的主要内容,看似题外话,其实是想附益原书,证明洪锡绶既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同为评《红》八家之一,那么《红学史》对于这一时期红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大体都注意到了。另外想强调,这批红学家中某些观念尚值得我们加深思索。《红学史》就是这样用专人、专书(文)、事类纵横交叉的方法把相关时期的红学脉络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

另一点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红学历程留给我们的思考。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结束,凡属人文科学,大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但细论其思想根源则深刻得多。仅以50年代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运动为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修订、新版于50年代初,可谓“赶上了”。原书第501页说:“自延安时期文艺整风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那就是凭借党政力量,利用各种媒体,发动众多人参与的单边的批判(不是互动和交流)。1954年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从上到下对于这种运动模式的操作已经很熟练了。”接着,《红学史》引证历史文献,叙述了批俞运动的背景、发生、过程及其结局。比如对此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文艺报》最初拒绝转刊、《人民日报》不予登载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原书第530页写道:通过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一些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毛选》六卷所收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的话,对当代红学稍有瞩目的人想必还记忆犹新。为了一介书生俞平伯惊动这样的层级,制造如此的声势,所下断语如此声色俱厉,足以令人心生畏惧,甚至感觉匪夷所思,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清除以1949年后不愿留居大陆的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原书第528页说:“周密地考虑如何发起这场批判运动。在心目中,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冒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便给提供了一个批判胡适的恰当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个‘战机’。”后来当然是一边倒的、铺天盖地的严厉讨伐,被批判人低头悔过。

但结果却颇令人玩味:《红学史》谈批俞运动“是非得失的思索”一节引用了在批俞以后的多次著名讲话,如“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甚至胡适似乎也并不是从头顶坏到脚跟:“《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对此,《红学史》评论道:“承认‘《红楼梦》的问题很难’,‘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说俞平伯是‘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和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样的说法同1954年大批判时的口气很不一样。”上文第一段话出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文。《红学史》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是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其中也应该包括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反思。”可惜领导人并没有真正从这次已经足够深刻的事件里记取教训,才接着出现了后来的“反右”、庐山会议事件,直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那已经远远超乎文化范畴了。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代表们认为,今后的红学研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结论如此吧。不过本章的结束语说:“批判‘新红学’的一场运动,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议论。现在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是非得失,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历史应会作出应有的结论。”奇怪,莫非以上的不算,还要另有更怎样的历史结论吗?

回到当时。当事者“……李希凡、蓝翎并没有去揣度领导人的意愿,但他们的文章恰好合了领导人的心意,遭逢料想不到的‘奇遇’。――不过,福兮祸伏,1958年蓝翎又成为‘’,受了20多年的折磨;要没有1954年的‘奇遇’,他仍在北师大附中当他的语文老师,未必会成为‘分子’!”这种骤红骤黑真是令人难置一词!说靠领袖一手扶植培养的青年作者会在三四年间犹如川剧“变脸”,成为反领袖、的分子,如何取信于众?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其中冷暖,唯有当事者才体味得清吧。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有时能和主流政治合拍,可有时不一定完全合拍,有时甚至会不合拍,如今有些城市老街区的改造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类似境遇。那么,如果不那么合拍,还要把学术和政治紧紧捆为一体吗?这似乎并非过时的话题。

最后,阅读50年代的批俞运动引发了我对评价老一代红学和红学家的意兴。首先是对俞平伯先生。从俞平伯先生上数三代,他的曾祖父俞曲园老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到他本人,俞氏家族四代三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究竟贡献了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即使仅就俞氏祖孙积累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也已经厚重得可以。所以,对于像俞平伯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一些。其次,无论前清的学究们也好,蔡元培、胡适也好,新、旧索隐派研究《红楼梦》,人人、事事对号入座的方法固然不足取;而当代研究成果又断难一概否定《红楼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本人的身世,那么,只有批评是不够的。倒是从文献出发,仔细探讨一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具体真实,反言之,虚构隐晦到了哪一步更现实有益。如果文献不足,则可以等待,不必把话说死。这样做应该更具有学术意义。

文学既是浑厚含蓄的,也是敏感犀利的。说《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隆衰兴替的变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样一个结论式的命题自然不无道理。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1949年以前的红学似乎也有近似的说法,只是好像没有这么明确,也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似乎更多就事论事而已。其后,经过50年代的批俞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的评红运动(如果也可以称为“运动”的话),这个命题被涂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好像非此不足以诠释《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意义。俞先生1980年5月26日上书《红楼梦》国际研讨会说:“《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他说此话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意指,给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头顶加上重重的政治桂冠,是它负载不了的。如果俞先生的本意真是这样,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更多从审美角度进入《红楼梦》,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吧。

恕我冒昧揣想:再过一两个世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大家族乃至封建社会总衰亡、总崩溃的形象历史”等等类似的话题可能会逐渐淡化、再淡化,而《红楼梦》里那一群个性无比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他们之间那分离聚合、交融交锋的错综关系,那催人泪下的动人情节,那一颦一笑映射出的人情味,那惊警蕴藉的诗词曲唱,那琴棋书画、樗蒲酒令等等丰富多样、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它们,才会成为红学学者们乃至全世界的《红楼梦》爱好者愈来愈青眼的话题。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个人际遇的变化牵系着整个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是非好恶也随之变化;还有现代人不尽的怀旧感――这一点甚至所谓“新新人类”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觉得俞先生“《红楼梦》毕竟是小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历劫不变的只有一个――《红楼梦》那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它才真正值得读者不懈地探寻。其实,李著《红学史》也在诉说着这个道理。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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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历史第5篇

涵盖过去囊括现在和未来

张博学

红学研究的热浪已经过去了。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定不下来，普遍的说法是“形象的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多主题的，又有人说是无主题的，鲁迅说“才子见了淫，革命家见了排满”也是这个意思。总之，红楼梦是百科全书，他的主题也就很难概括。

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人不多了：不论他是什么主题，与我的生活毫无关系。“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那是遥远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事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到是情有独锺，评价极高，他的一家之言同时也一锤定音，红楼梦的主题也就基本按毛泽东的调子定了。大红大紫于红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瓴，就是论证了毛泽东的看法。俞平伯、周汝昌这些红学家的观点则扫地出门。

新历史的发展能发现旧历史的漏洞，并能纠正历史的某些偏差。现在流行一个学科，叫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等等，这是横向的比较。一比较，差异和雷同就发现了，问题就暴露了。如果我们就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做一个纵向的比较，也可发现雷同和差异，从而比较出一个事物的真相。

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划分，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个性问题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残酷地压迫奴隶；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共性问题是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现在需要对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与当权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否完全消除？生产关系是否完全平等，政治关系是否完全合理，上层建筑是否完全适应经济基础？如果完全合理和谐，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不完全合理、和谐，肯定有以往任何历史形态的矛盾存在残余。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也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那么，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奴隶社会的阴影，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无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阴影是不可避免的。

各个历史形态的社会，既存在明显的个性特征，也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完全区分开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社会是不可能的。如清朝还部分地存在殉葬现象，你能说清朝是奴隶社会？既然存在殉葬现象，你能说它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能体现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有特征。既然一个社会存在以往任何历史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就没有完全走出旧有社会形态，旧有社会形态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社会主题，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仍然表达着它的主题。所以，我的结论是，红楼梦的主题涵盖过去历史形态，超越现实历史形态，它是超社会的，超意识形态的，这也是人们找不到它的主题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的历史第6篇

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红楼梦的历史第7篇

胡玫导演为重拍《红楼梦》启动大型“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引发的争议尚未止息，由87版《红楼梦》编剧周雷发起的重拍111集新版《红楼梦》已蓄势待发。

不得不拍的理由

对于周雷而言，他顶着压力不得不拍的理由是，“87版《红楼梦》仍是不完美的艺术作品，曹雪芹未完成的四十回带给我们很多遗憾。”

他说，多年前，茅盾先生还在世时，他曾和茅盾提过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我对茅盾先生说，‘若说当今世上能有人续写红楼，唯有你。’结果茅盾先生很谦虚，他用我俩的家乡话说，‘我续不来’。重拍《红楼梦》如何处理后四十回，一直很困扰我。”茅盾虽然也说续不来，但周雷却一直想实现这个愿望。

红楼演员：专门开设万人学院

不同于胡玫为重拍《红楼梦》启动大型选秀，周雷仍坚持“培训演员”的老规矩，他还将为111集《红楼梦》开设“红楼梦品牌万人学院”，为重拍111集《红楼梦》培训演员。

故事改编：12位女编剧联手

四川一位女教授写了39集《红楼梦》新续，他这次特意请她与另外11位女编剧参与改编《红楼梦》，这个数字刚好暗合金陵十二钗，“我想女编剧会对《红楼梦》有新的认识。”

周雷预计111集《红楼梦》将于2007年5月开拍，“我希望111集《红楼梦》能在2008年8月和世界观众见面。”

（以上摘自2006年11月29日《竞报》，标题有改动）

与周雷面对面

对经典的完美追求

“尽管追求完美，但因为条件所限，36集的《红楼梦》还是有些遗憾……”周雷以这样坦白的语言开始了与记者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在这之前，《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以及各大网站的有关周雷版《红楼梦》重拍的消息很多，但记者还是向周雷老先生求证了其重拍经典的初衷。身为已经被奉为经典《红楼梦》编剧的周雷如此求全责备的原因何在呢？周雷的解释是：

首先，篇幅太短。根据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的《红楼梦》应该为110集，但87版《红楼梦》只有36集，不能反映《红楼梦》的全貌。

其次，人物命运交代不清楚。87版《红楼梦》对于曹雪芹原著后30回人物最终命运的展示，只用了6集就草草收场，不足以将《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命运交代清楚。

再次，制作过程中有些小的缺憾需要弥补。比如由于拍摄时间紧，有些演员不尽如人意。配音以及字幕中出现了一些错别字等等。

最后，现在的技术水平比20年前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那个时候拍摄无法实现的效果，都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达到完美。

那么，周雷为什么将新版《红楼梦》定为111集呢？他的解释是，曹雪芹《红楼梦》原著是110回，“如果用110的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报警电话，因此，我增加了一个序，专门介绍作者曹雪芹，这样就成了111集”。

经典的超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克服观众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呢？周雷说：“因为超越的是自己的作品，20年来，我一直专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期待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解释。另外，我们将用最好的制作班底来保证新版《红楼梦》的制作质量，超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达摩曾“面壁十年图破壁”，今天周雷积20年之功来打造一部新的经典，这部周雷新版《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悬念呢?（本刊记者郭凤琴）

人物

周 雷

红楼梦的历史第8篇

《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红楼梦的历史第9篇

关键词：红楼三钗 女性形象 女性观 现代淑女

一、“红楼三钗”与贾宝玉的关系及其形象特质的区别

“红楼三钗”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树立的三个重要的年轻女性形象，按照出场顺序依次为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为了了解和分析三钗，不得不谈到贾宝玉，尤其是三钗与贾宝玉之间的情感关系。抓住这条主线，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红楼中代表女性青年背后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社会烙印。

首先，红楼三钗的才情不同。三人中最具备诗情的是林黛玉，在林黛玉的世界里，诗才能达情，只有在诗的意境中黛玉才能怒放其生命。著名的《葬花辞》是其一部经典的伤感之作，用落花无情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和坚持。“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悲观、痛苦的感情无处释放，用花的命运寄托自我的哀怨。薛宝钗博学多才，琴棋书画各方面精通，其知识涉猎面较广，可谓是多才多艺的旧时青年，但是她的才气带有夫子气。史湘云在红楼中被称作诗疯子，她的诗情与黛玉不同，才情豪放横溢不羁，展示了史湘云对自由、豪迈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三钗在个人价值观上存在本质性差异。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两人对未来之路的选择不同。薛宝钗起初的梦想是通过宫廷选才人，将其选入宫中，享受达官显贵的地位与荣华，而黛玉对宝玉的爱情让她初进贾府时就表达了嫁给宝玉的决心，黛玉追求自由和率真，对宝玉执着专一，宝钗希望走的是康庄大道，两个人在价值观取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薛宝钗看来，黛玉追求的是儿女私情，而其所向往的是仕途之路。

另外，黛玉与史湘云的不同在于对世间万事万物所持的态度不同。黛玉心生悲观，对人世间的事和物抱着残缺与悲悯之心，总是将自己放于贾府的寄人篱下之意，难免事事悲观丧气，难为自己。而史湘云则不然，从她的诗中不难看出其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会自寻烦恼，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史湘云真正地体会过作为下等人所受的苦，因此，她主张宝玉求取功名，这点与薛宝钗有些相似，但同时，史湘云把名与利看得很淡。在我看来，史湘云是处于薛宝钗和林黛玉中间的调剂人物，在《红楼梦》中是难得的一个人物形象。

最后，三钗在红楼梦中的命运不同。三钗无论才情如何横溢，青春如此照人，但最终都不能逃脱香消玉焚的命运。在当时男权时代，女性的命运完全无法实现自主，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薛宝钗作为大家闺秀，身负家族的众望，希望有朝一日凭借美貌和才情选入宫中，光宗耀祖。因此，宝钗与黛玉和史湘云相比，更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后来变得不再是她自我心甘情愿。虽然最终被迫与宝玉结为夫妻，在与黛玉的斗争中貌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有谁能读懂其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尤其是宝玉将自己的爱情和心灵都交给了林黛玉，只留给宝钗一尊躯体。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在封建社会礼教思想中是那么的悲惨、凄凉。林黛玉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自我，代表了当时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想。尽管黛玉最后得知宝玉的婚事之后，灵魂被抽走，但是她那颗倔强的心仍支撑着她的身体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自己的爱情，呼唤自己心爱的人，谱写了千古遗恨的篇章。宣泄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悲情。才与情兼具的林黛玉的短暂一生值得我们当前女性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去研究。而史湘云最后的命运更为凄惨，这与史湘云的性格不无关系。湘云对于婚姻听从了叔婶安排，婚后努力迎合家庭妇女的要求，在性格和思想上已不再是史湘云。其丈夫死后，年轻的史湘云被迫守寡，在红楼中消失。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史湘云花一般的年纪就从一而终，再也不能嫁作他人妇，这是我国女性在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

二、红楼三钗的形象树立

林黛玉在红楼中被曹雪芹称作潇湘妃子，其前生是绛珠草。所谓绛珠草，就是红色的珠子，暗示着血泪，寓意黛玉好哭的性格和其悲惨的命运结局。林黛玉的爱情是用诗情和悲戚的眼泪共同孕育的，执着地追求爱情和真实表达自我的愿望，是黛玉生命中的旋律。同时，黛玉的才女形象，在《红楼梦》中也得以完美展现。其艺术形象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对当时封建社会主张“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最大暗讽。整部红楼著作，以主人翁贾宝玉的生活为主线，通过不同的女性对宝玉的情感和关系网络共同编织出红楼这部巨著。三位年轻女性对宝玉的态度，表达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从他们各自的不同结局，抒发了旧时期女性的悲哀和痛苦，进而向世人表达了发展中的中国女性观。

在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标准与现代不同。女人主要依靠容貌和品德取胜。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反传统的手法将书中女生的形象阐释为德才兼备的新女性形象，并且在书中将三位女性有意无意地与男主人公进行比较，在各项才能上都比贾宝玉更胜一筹，这对当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种无形的批判。

以积极的角度去看红楼巨著，是一部歌颂伟大女性，呼唤女性解放的一部史诗。几千年历史过程积淀下来的封建思想深深地烙在时代中每个人心里，尤其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牺牲了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机会，成为历史的悲剧。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红楼艺术，人的出生与入世作为当时社会文人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三、“红楼三钗”形象的特殊意义与现代启示

曹公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思想的向往与追求，在男权当政的时代背景中，仍然不能抹杀掉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爱情，作为每个女性的信仰和追求，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找到自我，通过对男性的霸权的批判和藐视，将爱情和婚姻作为他笔下三钗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性的内心思想和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来映射封建女性的凄凉。当时文人对女性的关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性关怀。期盼冲破封建黑暗思想的曹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投入到红楼巨著的写作中，成功地书写了一部历史巨著，并且被后人专门研究和学习。林黛玉的死，贾府的败，所有物质下的东西被层层挖掘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悲剧人物的凄惨命运看到背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类心中引起共鸣和反思，因此，红楼引起了巨大的悲剧效应，同时构成对整个封建礼教思想的控诉。

虽然红楼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自红楼产生后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红楼的研究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热点。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诸如黛玉、宝钗的女性人物，甚至存在众多模仿人物，足以说明红楼对当前女性在形象和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薛宝钗，我个人认为其身上拥有的众多的美德是当前女性所缺失的，她身上的很多特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谦和温柔是女人的利器，是家庭和生活中必备的美德，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薛宝钗的大家风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稳重、识大体的从容和坦诚，灵活处理人生的态度是女性学习的主要优点。

黛玉是曹公刻画最精致的人物形象，也是全文最受宠爱的角色，刻画得如仙子降临世间，不受世事的污染和沉淀，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爱情世界里，对自由和爱情拥有一份坚定而伟大甚至让人悲戚的执着，敢爱敢恨的大爱面前不去委曲求全，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后的血和泪哀悼自己凄惨的命运和孤独的灵魂。将她和宝玉的爱情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随风飘荡，憾入每个人的心中，谱出一曲悲歌传唱世间。

史湘云的自由、豪放是其最大的优点，犹如新女性中的开心果形象，在哪个角落都能发光发亮，永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带给周围的人欢乐和开心，同时给自己的人生带去多彩的生活阅历。同时，她的感恩之心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学习的宝贵品质，对生活中的失败与成功都保持感恩的平常心，用知恩图报去感受生命赐予的每种生活经历，用平常心面对挫折，看淡生活的得与失、名与利。

现代女性从林黛玉身上应该领悟到对爱情的执着和自主，拥有一份自己为之追求的勇气，为自己挣得一份美满的爱情，但无论在面对人生的晴天还是阴天的时候，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像薛宝钗那样为自己做好积极的准备，努力为自己寻找机会，更要从史湘云身上学会用感恩来报答生活，用自己的快乐感染生活中的每个人。三钗每个人都有让新时代女性学习的优点，每个人各有优缺点，不存在完美的人，只有不断进步和努力的魅力女性，才能在各个阶段感悟不同的生命历程。

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的新思想和其内外兼修的优秀品质，在柔美的性格下拥有坚强的心，最可贵的品质是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不断追求自我正当权益的意识，在当前职业化分工如此细微的时代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在事业和家庭中不断感悟生活，品读人生的四季变化，在多彩的人生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拥有智慧而快乐的人生经历。现代女性应该是用知识打造的淑女，可以笑对人生的跌宕起伏，用灿烂的微笑面对人生的每个季节，能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绽放不同的个人魅力。

参考文献：

[1]李艳梅.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张青云.从“红楼三钗”到现代女性形象之塑立[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