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第1篇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难点;译本;典籍翻译

前言

《红楼梦》，作为唯一拥有专门研究协会――红学会的古典名著，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历代文人学者研究、推敲《红楼梦》，可谓乐在其中，而《红楼梦》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另三部古典巨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深入人心，即便未通读过全书，也一定知道“心比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林妹妹，“人未到声先到”的脂粉英雄王熙凤凤辣子，三进荣国府、逛了大观园、醉卧怡红院的刘姥姥等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细腻曲折的情节描绘都让人读来意味盎然。这样一部瑰宝巨作在中国加强东学西渐的进程中自然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让西方国家也能领略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要让《红楼梦》走出去，就需要翻译，然而《红楼梦》的翻译现状却差强人意。1830年John Davis翻译了第三回，开启了《红楼梦》的翻译之路，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一百八十余年间，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出现了十二种英译本，一种德译本，但只有三个英译全译本，剩余都是片段或节选的翻译，而在这三个英译全译本本之中，最贴近当今的也只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版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版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翻译困境呢？这三十年间《红楼梦》的翻译为何止步不前了呢？本文将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略探讨一下《红楼梦》的翻译之难。

1.《红楼梦》的研究现状

要讨论《红楼梦》的翻译难题，不得不先涉及《红楼梦》原著的研究现状。红学研究从最初的索引派到后来的“新红学运动”，从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到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从考据派、学院派到新索引派、草根派，如今的研究百花齐放，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彻。目前，红学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前所未有，红学研究已经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广大《红楼梦》的热爱者们都积极参与，见仁见智，畅所欲言，红学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在诸多研究学者之中，通过参加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录制，再度引发大众阅读研究《红楼梦》热潮的刘心武学者独树一帜，他的原型研究新颖独特，结合文本细读与历史结合，揭开《红楼梦》神秘的面纱，虽仅代表一家之言，但其严密的逻辑与细致的推敲也吸引了不少认同者，俨然自成一派。可见国内学者仍然对《红楼梦》有着高涨不衰的研究热情和取之不尽的研究对象，然而正由于《红楼梦》研究正酣，研究成果具有多样性，不定性，对于译者而言，无疑加大了理解原著的难度，缺乏对原著确定的理解，翻译便无从下手，即便翻译有所出，也常常带来翻译错误或是翻译质量低下，非常不利于《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

2.《红楼梦》版本众多

1792年，经程伟元、高鹗续编修订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印刷版问世，这也是如今我们通常看到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的前身，而在程高版之前，这部小说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不同的手抄本附有不同署名或是无署名的批注，连正文也有所不同，这可能是抄写者的笔误或是故意为之，现在已不得而知，仅这些手抄本也就是古本《红楼梦》就有戚序本、甲戌本、庚辰本等十二个版本之多，之后的印刷版也有程甲本和程乙本之分，除程高本经续编而至一百二十回以外，因历史原因，且年代久远，古本红楼梦流传下来仅有八十回，许多版本都是残缺不全的。Hawkes就曾经指出：“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这部小说竟然在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行，并且还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绝对‘正确’，这多少令人吃惊。”（Hawkes，1974：14）因此，在这样一种版本众多的情况下，译者又当如何取舍，是像霍克思一样充分利用红学研究的成果，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和各版本在一般读者中的普及度，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原文，同时参阅修订其他古本，最终呈现出霍克思版本的《红楼梦》;还是像杨宪益一样，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将《红楼梦》作为展现政治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同时部分考虑原作者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前八十回以戚序本为原文，后四十回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的程高本为原文;又或是另辟新径，以周汝昌先生耗时近六十年静心磨练完成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为原文，并且仅翻译曹雪芹残留的这八十回。无论选择何种版本，不仅要选，还要选得有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这对译者都是极大的考验。

3.《红楼梦》原著残缺

当今读者所看到的通行本《红楼梦》，大都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范本经过部分修订而成，但如今红学界普遍赞同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应当是当时的出版商程伟元发现了民间流传的《红楼梦》手抄本，欲印刷出版，但苦于手抄本内容残缺，不利于出版与大范围的流传，抑或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便找来书生高鹗进行续写。红学研究者中有一种声音认为，首先高鹗和曹雪芹不认识，生平毫无交集，生活年代背景不同，在现在的通行本中将高鹗作为《红楼梦》的合著者与曹雪芹并列其上，是非常荒谬的，如果非说《红楼梦》有合著者，那也应当是在众多版本的手抄本中留存大量评点的脂砚斋;其次，曹雪芹是完成了《红楼梦》的全本的，只是无法确定到底全本有多少回，但在细致探究曹雪芹的生存背景和写作手法后，对曹雪芹的原笔原意，以及小说后文的情节流动、人物命运还是可以探轶一二的，这时就会发现高鹗的续写不仅在文字表达的造诣上无法与曹雪芹媲美，连小说的内容都常常与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所勾勒的图景不相符合，有些地方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曹雪芹的原意是将《红楼梦》创作为一部悲剧，几大家族最终没落，优秀多姿的女子难逃薄命，贾宝玉流落村野，而高鹗却迎合大众乐见喜剧的心理，创作了大团圆结局，完全改变了曹雪芹的意图和小说的基调氛围，让人唏嘘不已。这种看法已越发得到《红楼梦》学者和爱好者的认同，在这样的研究趋势下，包括版本问题在内，译者该当如何对待翻译原文内容的选取确实让人头痛，翻译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会有翻译的并非原版《红楼梦》之嫌，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价值、文学艺术价值均达不到一定高度的作品有必要作为国之瑰宝推介到海外吗？但若是仅翻译前八十回，无论是选取某个古本，还是集大家之长的周汝昌版，也会有情节残缺，难以得到目的语读者理解接受并认同的效果。

4.《红楼梦》文化历史内涵厚重

经考证，《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中许多的人物、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曹雪芹在这些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创作，成就了这部不朽的巨作。我国大红学家王昆仑先生曾评价《红楼梦》是“封建社会上层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小说对园林建筑、服饰打扮、食物、摆设、风俗活动、礼仪规制等等都有着细致到位的描写，但这些种种都是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文化烙印的。翻译界历来都把涉及文化内涵的翻译作为一大难题，对此提出诸多解决方案，但仍然争论不朽，没有定论。而处处体现时代文化特色的《红楼梦》翻译起来就可谓是举步维艰，译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还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入的了解，才能驾驭。

5.《红楼梦》文学艺术价值特殊

《红楼梦》不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地位极高，在西方，在多译本章回翻译缺乏，全译本稀缺的情况下，仍然颇受赞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曾这样评价道“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诗歌比赛……在西文翻译中，这部分大多被删除。尽管如此，有些西方评论家仍然认为该小说是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Vol.16：238）这是因为《红楼梦》不仅文笔细腻，描绘逼真到位，除本身的小说体裁外，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等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习语、谚语、灯谜等更是贯穿全书，而这些都是让译者犯难的关键，稍不注意，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除此之外，《红楼梦》在文学手法上，更是造诣深厚，从人名称谓等的精心处理到情节设置的“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处其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可以占据一席之位。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象征手法突出，一个字母象征了多重含义，为人称道，而《红楼梦》中随意一句诗歌，一首曲赋，一个人名都可能蕴含了多重作用，揭示人物命运、时局背景，架构小说框架，梳理线索脉络，每个看似轻微的人物，看似随意的情节，都可能透漏着小说后文走向，这样的功夫不愧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中英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表达手法有异，翻译要想传达这样高妙的艺术价值，并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结语

上述关于《红楼梦》五点翻译之难，还仅仅是粗浅探讨，但由此已然可以看出，《红楼梦》的翻译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尽管霍克思和杨宪益的译本有其不足之处，但能够细致谨慎地完成全译本，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佳作，也因此，自杨宪益译本现世以来，至今无人再能着手如此艰难的翻译。

然而笔者认为，这项难于上青天的翻译任务虽然极附挑战，但还是需要有人前仆后继的去完成，这是一项事业，不能只靠某个译者去完成，笔者在此也呼吁对中国典籍翻译具有热情的译者和红学的专家、学者、爱好者都能团结起来，为《红楼梦》的翻译出谋划策，共同造就新时代的译本，让《红楼梦》不只是中国的经典，更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明珠。（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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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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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2篇

[关键词] 《红楼梦》；美学；红楼美学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所呈现给后世之人是的可以被用以养眼的优美画卷，可以被用以养耳的悠扬乐曲，可以被用以养身的美味食物，以及可以被用以养心的澄澈清明的精神世界，如此林林总总都将一个极具美学的世界展示给后来之人。而人们也是为了不断的寻求这种更加美好的事物，凭借着自身的灵明心性、道德本性及善良美好进行着更加极有神奇色彩及其实意义的多种创造，而这种创造绝非没有意义的，人类正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创造之中，逐渐的建立起了理想及信念等，净土之美就更加的成为了红楼美学之美的所在。

一、《红楼梦》概述

人们更多的时候将曹先生的《红楼梦》称之为红楼，这更多的反映着后世之人对该著作的喜爱。就普通的国人大众而言，无论识字与否，大致从懂事之日起就会熟知《红楼梦》中的经典片段，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在大观园里有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衔玉而生的宝哥哥、有个人缘极好端庄富态的宝姐姐，还有个总是爱哭、常与宝玉闹脾气的林妹妹，这是人们对红楼梦最为基本的认识，《红楼梦》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政治家而言，伟大的领域曾将《红楼梦》与我国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相提并论，将其置于国宝级的高度上以使人们为此感到永久的骄傲，还倡议将其作为政治小说及历史小说来深入阅读，在众多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中，喜爱《红楼梦》者并不鲜见。而在学术界之内，早已为专门从事《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工作而成立起了“红学”，就任何的著作而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曾有相关红学研究学者效仿“英国宁可失去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提出了“中国宁可失去万里长城，也不可失去《红楼梦》！”该言论之下可能在初见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下来除了学者对其的钟爱之外，也有其另外的含义及道理所在，万里长城固然壮观，但毕竟是物质性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淹没的历史长河下的风雨之中，可《红楼梦》确是会永远屹立于国人心中永远不倒的精神珠峰。如此高的评价与赞赏是任何著作从来没有的殊荣，终其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的确具有着不凡的研究价值，其中的美学价值就是不可轻视的重要内容。

二、美学概述

美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较为复杂和难缠的，曾有很多的美学研究人员对其争论不休，对美学的诸多看法及言论也是永无休止的，就曾有相关的美学教材中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美，但鲜有人知道美学，也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追求美，同样鲜有人去追求美学。将美学提升至如此的高度，更加的让人想弄清楚，这让众人弄不懂也不追求的美学，何以能够存在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我国的经典论著中“有美无学”及西方的经典论著的“有美有学”，所共同强调的都是美的现实存在与普遍公认，美感多是人类明显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的标志，诸多的创造也是依循美的规律所逐渐的发展下来的，无论关于美学的诸多阐述是怎样的种类繁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美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美的追求并不会受到来至美学争论的任何干扰。在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历程中，人们逐渐的提出了最带有个性及最带有文化本质的审美要求，普遍的认为唯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唤起人们审美的高峰体验，而《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就可以成为这种能够最大程度的张扬个性及焕发文化光彩的著作。进行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的艺术创作实践的研讨，就充分体现美学所具有的人踪及人气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艺术实践提升至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红楼美学研究显然已具备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三、《红楼梦》中有美学

一本文学名著何以被称其为美学，又是怎样的著作才能成为学美的研究重点呢？就其广泛意义而言，将美能够融洽的孕育在内的实体就可构成美学具体的研究对象，使美成为美学具备着其具体性，而让美学研究有了物质性的实体落脚点。基于这一理论和概念，而能够孕育美的实体很多，单纯的强调美学的具体性，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大家都可为美学这种非常混沌的局面，此时，蔡和森先生关于美学的相关言论就非常的重要了，《红楼梦》作为小说著作，它还必须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种能够包罗万象的承载体，只有这样才能将其提升至抒情哲学的高度上，美学要能够从任何的一方或一点进入，而一旦进入之后将不能固留在某点或某方面上，否则将难称其为美学，也只是具体的学，诚如心理学、艺术学及文化学等，在一方或一点进入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来至其他方面及其他点位的无形的张力，才可将其称之为美学。就其中的方、点、进入等可进行自我理解，进行适当的变通化与模糊化，只需进行美感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以及多种美感形态所共同作用的综合性的效应，“红楼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便是基于美的张力。

因此，并非所有的文学著作都具备成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而《红楼梦》却因其作品所呈现出的气象万千、博大精深的特点，创造出了活力张扬的艺术空间，使自身具备着可由具体之学上升为美学哲学的可能。就如《红楼梦》而言吧，在大观园中是找不到红楼的，只有在怡红院内才有，但我们又处处可见红楼，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先生立意将其经营成著作中的一种意象，该“楼”是人们心中的楼，它默许并承载着许多不可述的事、不可言的理，并与作为贾宝玉来处的青埂峰进行着相互之间的照应，该“楼”是红尘与彼岸的象征，在贾府之中逐渐的开拓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地基，为进行世俗尘埃的吐纳及芸芸众生的庇护开辟别样的疆土。曹雪芹先生将其对世俗社会的看法，与悄然凝思中内化于红楼世界之中，将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画卷及社会画卷全力展示在后人的面前。兴致盎然的从大荒山无稽崖而来的贾宝玉，却在这有着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称的红楼世界中发现“无立足境”，人生的大喜也就逐渐的淡化为大悲，并在一僧一道的引渡之下重新回到了青埂峰中，在该段历程中曹雪芹也由似傻如狂的呐喊之后，转入无尽的彷徨之中，在其红楼意象面临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及呈现将倾之势时，他面临着继续沉溺还是尽早抽身的两难选择，在其说不出话的时刻，冥想与沉思不断的涌现与形成，而太虚幻境中的沉寂及宁静也不断的向其招手，在无梦之梦之中借用警幻仙姑的口，给红楼进行了点睛之笔，着意的添加了一个梦字，在这渺然若化、气象万千的画面之后隐藏着如禅的意境，已足以引发诸多美学家进行不断的哲学深思。

与此同时，《红楼梦》还是一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悲剧的大悲剧，进行悲剧研究是开展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红楼梦》的艺术创造实践中，曹雪芹先生对悲剧理论进行了纵向的开挖及深入的拓展，为悲剧理论提供了更大的思想张力。而恩格斯曾就悲剧做出过解释，强调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使其在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便产生了悲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所写的悲剧却呈现出“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场面，不但将林黛玉及晴雯等定义为悲剧性的角色，就连王熙凤及薛宝钗也同样的成为了悲剧角色，如果此时依然使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来衡量显然是不够周全及准确的，毕竟在塑造王熙凤及薛宝钗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没有凸显出历史的必然性来，而此时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定义就更加的贴切了，悲剧是将人生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指有价值的人，以此来进行王熙凤及薛宝钗等悲剧人物的解释就更加的准确了，毕竟曹雪芹笔下的好人并非完完全全的好人，而坏人也并非完完全全的坏人，像王熙凤与薛宝钗等人的身上也具有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王熙凤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在协理宁国府中所表现出的女性的卓越才能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冲击下被异化并毁灭，使其人生带有较强的悲剧性色彩。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与曹雪芹先生是心意相通的，共同提出并展现出了更加具有中国色彩的悲剧观念及悲剧意识，给美学研究家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曹雪芹先生打破了文学著作常循的团圆主义的写作路线，以不瞒不骗、不虚不妄的笔调书写人生真实的悲剧，摒弃了西方的悲剧作家所崇尚的书写伟大人物的灭亡的悲剧论，集中笔力进行社会生活中常态化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以近乎不存在的事情的悲剧性创造一种独特的悲剧之美，极具艺术的独创性质，使得悲剧理论及美学理论具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

人物性格永远是理想艺术的重点及真正的表现中心，在整部《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性格的书写可称之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撇开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等关键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连笔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姐等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可称之为世界范围内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范，焦大的醉骂、傻大姐的傻笑却使众多头脑看似清醒的人感受到内心的震撼，更给所有的人以当头棒喝，使得人生舞台上无论演技如何纯熟的各种角色都为之感到汗颜与羞愧。鲁迅曾将焦大放置于历史波涛及政治棋局的视角下去研究，将其称之为贾府内的屈原，“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使得著作的艺术形式更加的具有张力及活力。在《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其独立的性格世界，单一而杂多的性格素质在不断的相互渗透与凝聚，并在不断的运动中迸发出逻辑性更强的性格力量，使得后世的研究人员只能以生命哲学的角度及思维对其进行考察与研究。就“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而言，曹雪芹借助书中老学究贾雨村将其描述为“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可见依循一般艺术学的解读思路等是没有办法对贾宝玉的性格进行全面透彻的解读的，只有在尽知了事物的原理之后，才能真正的对该人物性格的内涵及来历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及理解，而这样的高度定会引起美学研究家的兴趣。

总结：

《红楼梦》终究是部小说，在进行相关的美学研究的过程中，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必将不同于传统的哲学论著的研究，结合该著作将说的艺术与听的艺术已完全的演化为写的艺术及读的艺术的特点，开展红楼美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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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第3篇

一 引言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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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评论》突出了王国维新的文学观与美学观，他认为，“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文学则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种新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强调了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并且赋予着新的审美特征，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消遣”与“游戏”的独特性。王国维的这种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富有开创性的评论中，他站在美学的高度上揭示《红楼梦评论》的重要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批判了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时，《红楼梦评论》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它从人生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的文论诗学，这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4篇

一 引言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论文联盟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转贴于论文联盟

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论文联盟》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评论》突出了王国维新的文学观与美学观，他认为，“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文学则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种新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强调了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并且赋予着新的审美特征，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消遣”与“游戏”的独特性。王国维的这种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富有开创性的评论中，他站在美学的高度上揭示《红楼梦评论》的重要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批判了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时，《红楼梦评论》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它从人生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的文论诗学，这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5篇

【关键词】京华烟云；红楼梦；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是一部在海外享有盛誉的文化小说。小说内容博大精深，感情真切自然，品格优雅含蓄，集中了林语堂小说艺术的精粹。就该小说而言，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结构，作者都以一种自然、平淡、真实的艺术加以再现，给人以含蓄隽永的魅力。《红楼梦》这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影响着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京华烟云》就是其中有着代表性的一部。无论是该书的历史背景、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还是作品无形中透露出的作者的哲学观，以及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这篇创作明显的受到《红楼梦》的影响，是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展。

一、历史背景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所描绘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红楼梦》和《精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掩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整部小说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纬，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恩怨情仇，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描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京华烟云》体裁，也是故意如此”。《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对于《京华烟云》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而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就像林语堂所说，木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三、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是烟云”的道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而在于传递了一种哲学思想，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的主旨。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宝玉最后看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而真正支配宝玉和黛玉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道家思想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主导的核心地位。

四、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它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的描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要求，而且把饮食与药物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五、结论

总的来说，《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的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作为一部近代版《红楼梦》，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的塑造出的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2]张立国.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6篇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概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一部《红楼梦》成为世人永远评说的对象。

一部小说要受到读者的关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主题。对于《红楼梦》来说，似乎还不止于它那个众说纷纭的主题，更重要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升和超越。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其次，《红楼梦》在思想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明确表达了“褒女贬男”的价值取向。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重男轻女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西方，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人们逐渐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当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似乎比西方更为严重，而且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观念的思想始终没有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嬗变出来。不过，几乎和西方思想启蒙大师同时，曹雪芹用文学作品这种相对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和西方的启蒙大师几乎一致的内容。在《红楼梦》中，他曾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种言语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公然挑战。曹雪芹不但借贾宝玉之口明确提出了这种与传统的“重男轻女”皆然相反的“褒女贬男”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红楼梦》全书的创作中。在《红楼梦》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几乎全是女性：贾府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的是贾母，贾府的实际掌权者是王熙凤，贾府最有远见的人是秦可卿，贾府最有管理才能的人是探春，贾府最有才华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班小姐，贾府最纯洁、善良，最有个性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群丫头……而且作者对他们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贾府的男人们，他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贾敬修道炼丹，企求长生不老，贾赦胡作非为，贾政是个假正经，至于贾珍、贾琏、贾蓉、贾瑞等人就更不用说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褒女贬男”的价值偏向。这种观点看似或许有些极端，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其实他是通过对长期受压抑的女性的褒扬，否定传统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他骨子里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男女平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7篇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第8篇

红学史

李广柏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自从《石头记》的钞本于18世纪中后期面世以来,脂砚斋的评语也随之与众多读者见面,而那已经是“红学”的萌芽了。如果从那时算起,红学已经足足经历了200多年,《红楼梦》小说更是倾倒了多少代人。它到底为什么动人,是怎样动人的,留下了什么遗憾,还不应该做个总结吗?听说在李广柏先生这本《红学史》以前,已经有过一本别位先生作的红学史专著了,可惜我没见着。但看了李著《红学史》,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开阔恢宏。把红学从200多年前高鹗的续作、脂砚斋的随意诠释点评直到当今“学院派”具备正规学术范式的论文、专著这样一个既芜杂琐细又庞大繁冗的过程描述成一本不分派别、统属有系的历史,本身已经很了不起;进一步选择、甄别和排比史料,用文献讲述一段活生生的历程,更是一件微中见著、取精用弘的大工程。

系统性和文献性是我对李著《红学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第一章“脂砚斋评语”与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材料比较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以不去说它;单看第三章“清代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和第四章“‘评点’的盛行”,就足称盛义纷披、发人遐想。第三章共分九节,论及清代的红学著作,研究欣赏者的好恶评判,《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与版本,索隐的是非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其中第八节“‘索隐’之惑”引了未明作者的《谭瀛室笔记》。该书认定乾隆宠臣和|娶嬖姬24位,实为影射《红楼梦》的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姓姬私通别姬所生的和|幼子玉宝;玉宝却另爱婢女倩霞。龚姬后来调唆和|妻子逐走倩霞,玉宝赶去看望,倩霞断甲赠给玉宝等等。对此,《红学史》考得和|生活于1750年至1799年,晚在1769年,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开始,方才袭受世职。曹雪芹故去时,他还是个少年,雪芹无由把他后来纳宠的事写进《红楼梦》。这是轻轻一拨,已还历史以真实。这样用文献求史实的例子在《红学史》里很多,是学者可以收到嘉惠之处。当然,从另一面看,玉宝――宝玉,龚(姬)――袭(人),倩霞――晴雯,因爱被逐,断甲赠玉……笔记里的人物、情节和《红楼梦》实在是太像了!不由人不心生比附。那么,此故事固然是假,别的是否也一定都假呢?此故事时间不合,别的是否也一定都不合呢?恐怕难以率尔下断。正因为如此,就不必过分非难各种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了,反而应耐心甄别史料,厘清《红楼梦》里到底有哪些内容揉进了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第四章共分七节,其中“王希廉的评批”、“张新之的评批”、“姚燮的评批”、“陈其泰的评批”等节涉及的评批内容,早已见诸冯其庸先生多年前纂订、文化艺术出版社刊印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史》没有详细提及八家中的另一位《红楼梦》批评家――洪锡绶,但《红学史》著者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位学究说起薛宝钗的“僭越”黛玉而嫁宝玉,花袭人的以道学先生、宝玉房掌门丫鬟却与主人苟合,不仅嗤之以鼻,而且大张挞伐,其立论依据竟是拿传统礼法来“说事”;但结论却与我们现代人对宝玉、黛玉、宝钗、袭人是非褒贬惊人地暗合。下面略见几条:

如第九十七回洪锡绶评宝钗嫁宝玉:(原文)“凤姐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拜堂冷清清的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王夫人点头称使得。”(评批)又一悖礼之事!……大家纳妾,妾来无乐,入门或演梨园,或奏清音,不荣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纳妾媵耳。宝钗来无乐,入门作乐,岂非以妾媵待宝钗哉!……《红楼》到底不作一泛语。

(原文)“一时大轿进来,家里细乐迎上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评批)吁!花烛俗例,岂贵新鲜,岂尚雅致,适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调侃之笔,非赞美之辞。

……

古婚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之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敌体而为妻。”

这样的批评看起来很迂腐,但参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交钱谦益娶妾柳如是时,用正妻礼而引发士论大哗一节,洪批似乎不无道理。

第九十八回评黛玉之死:“黛玉落气,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不先不后,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明宝钗入门,嫡妻尚在耳;不后死者,以明这个时辰原是黛玉与宝玉合卺时辰。今宝钗冒黛玉而来,黛玉即于这个时辰而死,实宝钗杀之也。”

既认为宝钗嫁宝玉名不正言不顺,更认为她此时嫁入贾家,实为害死黛玉的帮凶。

第六回评花袭人与宝玉苟合:“袭人后来弄权杀人,皆从此日云雨始。黄山谷诗所云‘平生割鸡手,聊发试硎刀’是也。”

认为花袭人的苟合表现出她本性的龌龊、恶毒。以上略为谈及洪锡绶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李著《红学史》的主要内容,看似题外话,其实是想附益原书,证明洪锡绶既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同为评《红》八家之一,那么《红学史》对于这一时期红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大体都注意到了。另外想强调,这批红学家中某些观念尚值得我们加深思索。《红学史》就是这样用专人、专书(文)、事类纵横交叉的方法把相关时期的红学脉络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

另一点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红学历程留给我们的思考。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结束,凡属人文科学,大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但细论其思想根源则深刻得多。仅以50年代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运动为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修订、新版于50年代初,可谓“赶上了”。原书第501页说:“自延安时期文艺整风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那就是凭借党政力量,利用各种媒体,发动众多人参与的单边的批判(不是互动和交流)。1954年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从上到下对于这种运动模式的操作已经很熟练了。”接着,《红学史》引证历史文献,叙述了批俞运动的背景、发生、过程及其结局。比如对此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文艺报》最初拒绝转刊、《人民日报》不予登载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原书第530页写道:通过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一些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毛选》六卷所收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的话,对当代红学稍有瞩目的人想必还记忆犹新。为了一介书生俞平伯惊动这样的层级,制造如此的声势,所下断语如此声色俱厉,足以令人心生畏惧,甚至感觉匪夷所思,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清除以1949年后不愿留居大陆的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原书第528页说:“周密地考虑如何发起这场批判运动。在心目中,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冒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便给提供了一个批判胡适的恰当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个‘战机’。”后来当然是一边倒的、铺天盖地的严厉讨伐,被批判人低头悔过。

但结果却颇令人玩味:《红学史》谈批俞运动“是非得失的思索”一节引用了在批俞以后的多次著名讲话,如“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甚至胡适似乎也并不是从头顶坏到脚跟:“《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对此,《红学史》评论道:“承认‘《红楼梦》的问题很难’,‘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说俞平伯是‘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和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样的说法同1954年大批判时的口气很不一样。”上文第一段话出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文。《红学史》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是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其中也应该包括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反思。”可惜领导人并没有真正从这次已经足够深刻的事件里记取教训,才接着出现了后来的“反右”、庐山会议事件,直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那已经远远超乎文化范畴了。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代表们认为,今后的红学研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结论如此吧。不过本章的结束语说:“批判‘新红学’的一场运动,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议论。现在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是非得失,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历史应会作出应有的结论。”奇怪,莫非以上的不算,还要另有更怎样的历史结论吗?

回到当时。当事者“……李希凡、蓝翎并没有去揣度领导人的意愿,但他们的文章恰好合了领导人的心意,遭逢料想不到的‘奇遇’。――不过,福兮祸伏,1958年蓝翎又成为‘’,受了20多年的折磨;要没有1954年的‘奇遇’,他仍在北师大附中当他的语文老师,未必会成为‘分子’!”这种骤红骤黑真是令人难置一词!说靠领袖一手扶植培养的青年作者会在三四年间犹如川剧“变脸”,成为反领袖、的分子,如何取信于众?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其中冷暖,唯有当事者才体味得清吧。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有时能和主流政治合拍,可有时不一定完全合拍,有时甚至会不合拍,如今有些城市老街区的改造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类似境遇。那么,如果不那么合拍,还要把学术和政治紧紧捆为一体吗?这似乎并非过时的话题。

最后,阅读50年代的批俞运动引发了我对评价老一代红学和红学家的意兴。首先是对俞平伯先生。从俞平伯先生上数三代,他的曾祖父俞曲园老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到他本人,俞氏家族四代三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究竟贡献了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即使仅就俞氏祖孙积累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也已经厚重得可以。所以,对于像俞平伯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一些。其次,无论前清的学究们也好,蔡元培、胡适也好,新、旧索隐派研究《红楼梦》,人人、事事对号入座的方法固然不足取;而当代研究成果又断难一概否定《红楼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本人的身世,那么,只有批评是不够的。倒是从文献出发,仔细探讨一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具体真实,反言之,虚构隐晦到了哪一步更现实有益。如果文献不足,则可以等待,不必把话说死。这样做应该更具有学术意义。

文学既是浑厚含蓄的,也是敏感犀利的。说《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隆衰兴替的变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样一个结论式的命题自然不无道理。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1949年以前的红学似乎也有近似的说法,只是好像没有这么明确,也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似乎更多就事论事而已。其后,经过50年代的批俞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的评红运动(如果也可以称为“运动”的话),这个命题被涂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好像非此不足以诠释《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意义。俞先生1980年5月26日上书《红楼梦》国际研讨会说:“《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他说此话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意指,给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头顶加上重重的政治桂冠,是它负载不了的。如果俞先生的本意真是这样,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更多从审美角度进入《红楼梦》,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吧。

恕我冒昧揣想:再过一两个世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大家族乃至封建社会总衰亡、总崩溃的形象历史”等等类似的话题可能会逐渐淡化、再淡化,而《红楼梦》里那一群个性无比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他们之间那分离聚合、交融交锋的错综关系,那催人泪下的动人情节,那一颦一笑映射出的人情味,那惊警蕴藉的诗词曲唱,那琴棋书画、樗蒲酒令等等丰富多样、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它们,才会成为红学学者们乃至全世界的《红楼梦》爱好者愈来愈青眼的话题。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个人际遇的变化牵系着整个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是非好恶也随之变化;还有现代人不尽的怀旧感――这一点甚至所谓“新新人类”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觉得俞先生“《红楼梦》毕竟是小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历劫不变的只有一个――《红楼梦》那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它才真正值得读者不懈地探寻。其实,李著《红学史》也在诉说着这个道理。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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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第9篇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