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1篇

关键词：农民增收；土地扭转；劳动转移；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1005801

1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推行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指导下，湖北也推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责任到人，此举大大提高了湖北农民的积极性，产量也大福提升，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90年代末，出于家庭的压力，在湖北农村出现部分农民南下务工现象，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进入新世纪，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特别是近些年来，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为我国南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时农村出现了部分土地无人经营，同时，大量青壮年老力出外务工，农田主要是老年人口在管理，产量和效率较低。湖北农村发展还是较为缓慢，农村的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都有待解决；农村土地扭转也成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2湖北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原因分析

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当前，湖北农业生产条件低下。一是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旱涝灾害，给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靠天吃饭”的定式依然没有改变。二是环境压力加大。一方面，湖北部分地区为扩大耕地面积，不惜违背自然规律毁林开荒，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质灾害较重，如滑坡、泥石流等。另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镇建设、公路建设、铁路建设、房屋建设、开发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退耕还林等，不断挤占耕地，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耕作水平较低，人工劳作程度较大，机械化程度很低，部分高山地区依然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四是基础设施较差。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大部分老化失修，配套不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有效优化。新的世纪，生产社会化，生产机械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农工业基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在于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因此加快土地扭转，是必由之路。

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必经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兴农发展战略，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科研体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科研与生产脱节，技术推广体制运作效率低，致使科研成果转化率、适用技术普及率不高，一些尖端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农户无缘，湖北西部边远山区仍处在原始的、简陋的传统耕作状态。土地的扭转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按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用机械化工具，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体现规模价值，也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程，推进农业生产服务化的生产，推动劳动力就业和社会发展。

湖北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历史的依据。中国古代盛世，社会安平，经济发展，人口也随之增长和膨胀，人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会减少，人地矛盾不断加剧。面对这个问题，一般会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开垦土地，尽量的扩大范围，但这又不是长久之计，当没土地可以开采或不适合开采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入城市，最终成为城市居民，但这其中就会出现很多的城市化问题，例如失业，盗窃等等导致社会不安定。以英国为例，17世纪中叶，进行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进步，在农村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加剧了城市化的速度，推动着英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因此，考察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必将推动发展。

湖北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现实的依据。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百万，劳动力过剩，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挤压之势，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近几年不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愿耕种田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但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无人耕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矛盾的统一与对立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

湖北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所在。农村土地扭转问题一则使原有的小农生产不再满足要求，机械化和现代化工具的生产和使用也会使部分劳动力失业，二者同时作用会导致部分农民失业；二则农村土地扭转又会推动专业化生产，农业服务组织的兴起也会增加就业，更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过来又会有利于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行，加快土地扭转的速度。二者相互作用，具有较大的提高。

3解决湖北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策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施农业产业化，是促进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企业、城镇与农村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湖北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实现形式。

（1）加快推进湖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扭转问题的解决。

做到落实国家颁布的有关土地经营权转移的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产业的扶持，结合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落实。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去践行，做到加大补助的力度，更新观念，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结构调整。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实体。推动湖北农村增收，一是根据市场需求，突出本地资源优势建基地，合理布局，连片开发，相对集中，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区域格局。二是培植大户。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围绕基地发展中介服务组织，配套服务设施，为基地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基地经济效益。

（2）有序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第一，培植大户，推动专业化生产服务。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能够增加农村的劳动利用效率，增加农村就业，实现湖北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发挥湖北优势，扶持壮大湖北特色龙头企业，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核心，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进行产业化经营。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内部机制，创新管理办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着力培育一批规模大、水平高、实力强的龙头企业。二要制定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三要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合资企业。四要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五要加快科技创新力度，提高科技水平。

第三，搞好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农民要增收，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关键问题。发展农业，单靠少数专家和技术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长效投入，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努力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业利用率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2篇

Abstract: Ou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is paper is aimed at exploring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peasants.

关键词:金融危机;对策;增收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measures;income increasing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8-0142-02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影响了农民增收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就业困难、农产品价格下行、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乡镇企业和出口型企业发展难度加大等方面。其中,农民工成为首先也是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个群体。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出口订单大幅减少,许多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中小企业倒闭、裁员,农民工资收入减少,许多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返乡创业的压力骤然增加。不少中小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出现资金短缺,开工不足,效益下滑,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均大幅减少。

金融危机的蔓延还使国际市场主要农产品需求萎缩、国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降,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加上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内需减弱,国内粮食之外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生产效益下滑,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困难加大。

2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当前,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由于农业生产对危机的反应有着明显滞后性,农民增收的任务依然艰巨。今后,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支农惠农力度,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是扩内需、保增长的有效手段。在我省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财政要加大对良种培育、动物防疫体系、规模化饲养、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市场流通基础设施等的财政投入力度,通过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方式,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整治土地、修桥筑路、疏浚渠道、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要将扶持“三农”的政策长期化、法制化,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要结合扩大内需,全面落实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家电下乡补贴政策,逐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二是紧盯经济刺激投资计划,加快农民工转移就业。我国实施的总额达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投资领域涉及农业、交通、能源、灾后重建等多个方面,提供超过2000万个就业岗位。农民工就业工作应该转变思路与做法,主动出击找项目,帮助农民工寻找就业机会。不仅要看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就业机会,还应该看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蕴含的就业机会,从投资项目入手,组织力量,集中输出劳动力。

三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来源。要因地制宜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打造功能多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村生态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质产业,提高投入品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深入推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采取贷款贴息、投资参股等措施,重点扶持粮食加工企业、畜牧企业和农户。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落实财政扶持、信贷服务等优惠政策,扶持一批服务功能强、内部运作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四是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英国经验表明,农民工就业需要及早动手,未雨绸缪。我国有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除了城市化就业之外,还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拓展就业空间。除发展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以外,还可以结合“环京津休闲旅游带”等休闲文化产业规划,打造农村休闲产业链。要加强创业园区建设,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予以支持,打造创业软环境,对创业农民工进行创业基础辅导、创业计划制定、创业计划实施、政策扶持等阶段的系统培训,提高创业能力。

五是完善农业风险防御体系,建立农业稳定增产增收的保障机制。要切实落实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灾害救济制度、农业技术风险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使农业风险管理走上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推进基层农产品质量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加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推动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支持建设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鼓励引导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农村需求的各类保险产品,探索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农业保险网络。要健全再保险市场体系,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机制;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各类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六是在法律上限制农民的身份歧视制度,这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千方百计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上非农化,是限制农民身份歧视、地位不公的重要法律措施。其重点在于取消区域限制和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首先,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予以取消,保障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合法权益。其次,取消区域限制有利于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和在城市定居,提供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积极创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3篇

关键词:包头;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189-02

一、包头地区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被誉为“草原钢城”和“稀土之乡”,全市总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辖9个区、旗、县。1个稀土高新区,全市人N243万,其中城镇人口175万。包头市虽然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但农村牧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8%以上,农牧业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农村牧区始终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资料显示,2001年-2004年,包头市生产总值由248.6亿元增加到608.3亿元,财政收入由28.4亿元增长到73.3亿元,翻了一倍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883元增加到1150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558元增加到4136元。2002年到2006年,我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2558元涨到了4667元。到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120亿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万元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以此可见,虽然包头市农牧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农牧业弱质、农牧区落后、农牧民弱势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制约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及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

1.农业产业化整体水平不高,对农民增收的拉动力不强

近年来,包头市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但由于基础差、起步晚、覆盖面小,产业化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虽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但农产品的粗加工多、深加工少,从而造成增值不足。据调查,包头市从事农畜产品加工的企业约50多家,但大多局限于米面、屠宰的粗加工,特别是粮食转化增值率更低。究其原因:其一,现有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包头市从事蔬菜加工的企业在九原区仅有一家,全年加工豆角、茄子、萝卜等品种,产值不到100万元,规模较小,制约了蔬菜产业化的发展;其二,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走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规模化的时代,专业化水平低;其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对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推动作用小,比不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索对其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拉动,使得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与第二、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2.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也造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

第一,农村的信息本来就闭塞,农民对先进的技术不能够及时的掌握,导致了农产品的质量低,使农民在市场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农民实行的小规模生产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技术增长和推广趋于缓慢;第三,由于近几年新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主要是品种、品质和季节结构不合理,优质特色产品和高科技含量产品少,这就导致了大宗农产品生产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加剧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由于2008年物价的急剧上涨,因此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上涨,这使得农民种地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据资料显示,2008年上半年,包头市农贸市场上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化肥价格平均涨幅达30%,尤其是二胺价格涨幅达到了50%以上,地膜价格涨幅达10%。柴油价格也有较大的涨幅,这就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一个新的障碍。

(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滞后

包头市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机化水平偏低,设施农业的比重还不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能力还不强。由于近几年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不少乡村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损坏严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脆弱,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信息服务缺乏前瞻性,对农产品市场缺乏准确预测和把握,农民依据上年农产品市场走势来确定今年的种植结构,科学种田水平还比较低,导致部分农作物种植面积盲目扩大或减少,结果只能是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上市集中,对种植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

1.农民自身的原因

农民缺乏学习主动性,影响素质的提高,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光短浅,眼界狭窄。大多数农民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缺乏忧患意识,形成了观念上的近视、思维上的迟钝。相当一部分农民只看眼前利益,轻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另一个方面是小农意识浓厚。大多数农民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缺乏发现市场的敏锐性和捕捉机遇的能力。最后是自身封闭。很大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信息,既不主动了解学习政策、研究运用政策来引导农业生产,也不愿学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更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教育工作方面的原因

多年来,为提高农民素质,尽管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办班培训、示范带动、开通农业直通车、送科技下乡等,为农民提供多渠道的农技推广和教育培训服务,但往往只重于形式,不能使得农民素质未能尽快有效的提高。据统计资料显示,包头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4.7%,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5.3%。

三、解决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

(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

1.政府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包头市最大的农业旗县,2008年,土右旗以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突破口,大力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集中打造了沟门镇板申气村、美岱召镇成信新村2个千亩以上,每个乡镇2个500亩以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示范点,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试点工作初见成效,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其中,板申气村实验得出集中经营较分散经营亩均节约成本260元(仅管理成本亩均减少108元),不考虑产量

提高,仅集中销售亩均增收12元;巧尔气村的试验亦得出了集中经营可以增收的结论。

2.积极引导各旗县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

包头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紧紧结合本地现实情况,做到扬长避短、地尽其力。要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根本,以效率为着力点,实现种植业结构的根本调整。使农业生产向绿色、特色转变,增加优质高产的农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旗县区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态特点等比较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为龙头企业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如沿河黄灌区重点发展油葵、甜菜等原料基地;沿山井灌区重点发展中药材等原料基地;北部旱作农业区重点发展马铃薯、大粒荞麦、黄芪等原料基地;北部牧区重点发展以饲料为主的原料基地。

(二)加强农村劳务输出的力度和农村劳务输出管理体系的建设

包头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务输出管理体系建设,形成运转高效的劳务输出组织网络,结合国家的“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加强农牧区劳力的培训力度,发挥政府和部门优势,为农牧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择业机会。

为了引导和鼓励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劳动社会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或完善外出务工合作管理暂行办法或条例,制定外出务工合作的优惠政策,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业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政策保障。首先,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对在城乡各类企业就业的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实行用工备案登记。其次,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各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均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让农民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最后,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要让外出务工人员“出得去、稳得住、有收入”,另一方面叉让他们“回得来、创得业、干得好”,真正实现“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双赢目标。

在县已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向乡镇和行政村延伸,形成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首先要重点完善县级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建立各乡镇劳务信息员、劳务经纪人、农民工手机信息互动平台,改进和加强劳务信息工作,及时把用工信息、政策法规等各类信息传递给农民。其次要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纳人公共就业服务范围,积极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介服务;再次要将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就业登记管理范围,以利于宏观调控。统筹安排。

(三)加强农业投资,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政府要有效增加农业与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业投入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资金保障,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首先,要加速推进农村牧区信用社的改革完善,增强其生机活力特别是对“三农”的信贷支持能力,同时规范特别是增强金融机构为农业与农村牧区服务的职能,建立农业生产保险机制,提高生产保障能力,把农业生产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最大程度化解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其次,要多渠道增加投入,综合运用税改、朴助、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引导农民不断增加生产投入,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作用。

2.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改扩建的步伐,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设施保障

近几年来,包头市各级政府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水利工程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交通建设等等,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仍显滞后,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牧区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对于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村民学校建设的投资力度。办村民学校,需要经费投人,比如聘请教师要给一些讲课费,教材需要购买印制等等,更不用说从长远讲需要购置电化教学设备和计算机等贵重物件了。显然,办村民学校,要使村民学校长期办下去,经费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但是光靠村里拿钱,多数村还负担不起。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投入机制,即政府拿一点,村民学校自办项目挣一点,有必要的话可以让农民自筹一点,这样聚集资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监督,以此来保证为民办学经费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来源。

其次,要抓好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人,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党中央对困难家庭学生的优惠政策,确保每一个农民的孩子,包括农民工子女,都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农民为目标,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使这些来来的新农村建设者成为知识型的新农民。

再次,要抓好农民素质教育培训和技能的提高。为了提高培训效果,需要精心组织,讲究方法。培训应分层次进行,一年搞几次,连续搞几年。应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如农村干部的培训,重点培训如何当好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致富等内容;科技干部培训,重点培训比较超前、尖端、适用的农村科技,使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点,起示范带动、帮助指导作用;一般农民培训班,可根据农事活动需要,传授实用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对各类人员都要进行市场经济知识培训,提高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培训方法应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可以采取课堂授课式,也可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还可以采取现场培训的方法。

(五)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吸收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

完整的生物链可以维持生态平衡,而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包头市九原区奶业公司双孢菇种植、蚯蚓养殖就是加快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有力探索。为了推进生物工程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牧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农牧业向环保、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延伸养殖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合理利用畜禽粪便,2007年6月,九原区奶业公司成功引进了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并合作成立了包头市尊龙蚯蚓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地100亩,投资近100万元,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12月,九原区奶业公司又与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包头市尊龙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投资4000万元,占地50亩。双方将合作建立生物制药厂,为蚯蚓回收做充分准备。这项工作将极大地激发农牧民参与蚯蚓养殖的热情,推进这项生物工程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由此可见,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不仅可以使农民增加收入。而且可以吸收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得到有效的发挥。

包头市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极其艰巨、复杂的,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保证惠农政策及时、正确地被贯彻、执行,依靠现达的科学技术,通过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不懈努力,农民增收这个严重阻抑包头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2007年包头市市长助理任福的讲话

[2]人民日报,2005-11-07

[3]内蒙古年鉴,2006

[4]北方经济报(汉),2006

[5]包头日报,2009-01-12,

[6]内蒙古农业信息网,2008-01-17

[7]内蒙古新闻网,2009-02-19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4篇

关键词：民营经济；户企合作；土地股权

2007年以来，涪陵区秉持统筹城乡发展理念，实施了“以企带村”工程，以项目集聚城市工商资本反哺农业，建成了美心（集团）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金科（集团）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南方（集团）金山谷农牧科技园、桂楼（集团）农业生态园、天木（公司）农业观光园等五大民营经济助推农户万元增收的各具特色的农业示范园区。特别是涪陵区第一个吃“户企合作”螃蟹的民营企业重庆桂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的“东江模式”，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东江模式”案例剖析

“东江模式”从建立企业与农户长效增收机制和建设生态农业的高度，在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和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生态保持、企业和农民增收三赢的目标。

（一）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新探索

“东江模式”源于重庆桂楼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营盘村实施的“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桂楼集团公司在涪陵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利用企业经济优势，突出营盘村土地资源和近郊区位优势，大胆进行“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土地股权”统筹发展机制的探索，大力推行“猪沼果（菜）”一体化的环保生态农业，走出了户企合作发展经济的新途径，我们称其为“东江模式”。

户企合作“东江模式”流程示意图（二）“猪沼菜（果）”生态农业：持续发展新模式

桂楼集团公司在建设“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时，利用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建立生态农业园，解决农事、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首先，按照“户企合作，股份合作”的统筹机制，完成了“东江优质生猪养殖场”以及畜牧粪便干湿分离与沼气池等配套建设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示范引导作用，推动了整个“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建设步伐。第二步，完成了生猪养殖场到种植园区的生产便道硬化、肥水喷灌管网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步，整理开发土地、实施机耕机种机收，推广优良品种，培育蔬菜（果）品牌，抢占涪陵与重庆城区蔬菜（果）供应市场。第四步，完善园区农业观光功能与体系，构建“猪沼菜（果）立体农业与观光农业高度结合”的“东江现代农业园区”经营模式。由此形成了“产业-废弃物-再生资源-产业”的循环经济利用模式，实现了生猪养殖与果菜种植的有效结合，增加了园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户企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户企合作东江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

1．工业理念抓农业发展，开辟以工哺农新途径。“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实践的“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土地股权制”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到农业，把公司制企业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经营手段、分配方式，成功嫁接到农业园区的经营和管理上，延伸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盘活上。

2．种养生态循环模式，促进户企合作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桂楼集团公司与农民建立“户企股份合作制”是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那么发展“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则从生产力层面进行创新，为村企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3．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东江模式”拓宽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渠道，通过改土地粗放式、分散式经营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益，极大地激活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伴随土地规模经营而来的劳作环境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到目前为止，园区共吸纳农民469亩土地入股，其中用于发展种植业的耕地415亩，常年从事种植业的员工只有18人，人均管理耕地23.1亩，种植效率提高了10倍。

4．城乡资源合理流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以企带村形式，发展现代农业，把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优秀的管理人才、管理方式、物质装备、生产技术等要素引入农业产业发展，弥补了农村农业发展缺人、缺钱、缺信息、缺技术、缺装备的劣势，突出了营盘村土地资源与区位优势。

5．农民素质整体提升，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成为股东，公司在对园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过程中，先进经营理念和现代企业文化等不断在当地农民中传播扩散，改变了农民的生产观念，提高了市场竞争意识，使农民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

6．土地股权制，提高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可能性。东江模式通过户企股份合作机制，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找到了农民稳定增收的切入点，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一是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向调节，企业在基地建设、农民培训、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直接进行投资，整合国家、企业、农民三者的开发资源，有效缓解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有限、农民积累不多、社会帮扶太弱”的矛盾。二是土地股权制，推动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体制的自身变革。三是户企股份合作制有助于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增收难题得到有效缓解和突破。入股农民在得到最基本利益――土地租金保障的前提下，参与企业赢利后的第二次利润分配；公司返聘农民务工的工资收入，从另一方面对农民增收给予了保障，建立起了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东江模式助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问题

（一）户企合作服务管理问题

一是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参与户企合作的民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能力不强、发展带动能力较弱；少数企业主大局意识、社会责任感不强，只希望通过户企合作项目套取政府扶持政策补助，壮大企业实力，对村企共建项目只做表面文章，想方设法应付了事，投入较少。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户企合作面临管理的婆家多，职责分散，政策扶持资源零乱重叠，引导服务管理、农民合法利益维护不到位，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员户企合作介入不深、缺乏主动性，对村企共建的发展项目未作科学统筹规划，造成村企双方共建项目的利益联接机制不健全、用地行为不规范、发展政策不确定，影响项目长远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二）农民失地潜在风险问题

户企合作、以企带村的股份合作制，缺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破产风险的减震机制。一旦公司破产，作为股东的农民按法律规定应将作价入股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清偿债务。这就意味着农民必须承担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重新跌入贫困群体的潜在风险。

（三）土地入股利益保证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每家每户将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在与“龙头企业”合作组建的公司中，农民只能是小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由大股东控制的。将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很大，接下来的疑问便是，如果大股东抽逃资金，污赢为亏，不给农民分红怎么办？

（四）土地公平估价问题

现在对于土地入股如何作价还没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评估机制。农民的土地到底应该作价多少，形式上是公司和农民共同商定，而实际操作中是公司说了算。农民要么算不清楚，要么公司故意给农民算了一本“糊涂帐”。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司的利益，而农民的利益就成了砧板的肉，任大资本恣意宰割。

（五）土地以租问题

户企合作模式基本上是通过以租方式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面积“缩水”的问题。企业追求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在规模经营产业化过程中，对土地进行平整改造，配套建设沟渠道路，农产品生产加工用房，无形中打乱了农民土地承包时的四址界线，耕地面积被人为缩水。如果公司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或户企合作正常终止后，缩水耕地损失由谁来承担？谁来100%的归还农民土地承包合同上的耕地面积？二是改变耕地用途的问题。户企合作发展的渔业、生猪、肉牛、兔、羊等养殖产业，农产品生产、加工、管理等用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国家在追究违法用地责任时，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三是土地复耕的问题。户企合作退出后，土地恢复原貌和耕种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这个由谁来负担，谁来保证兑现？

三、民营经济助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近几年以企带村的探索实践中，“跑马圈地”已经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必须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且要通过法制措施逐步规范户企合作行为。民营经济助农增收必须站在“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多予少取”这一高度去思考、去谋划，去实践、去发展，必须把生态环保作为户企合作的第一要务。

（一）加强引导服务管理，助推农户万元增收

一是发展民营经济，扶持龙头企业。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只要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的领域，只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综合实力，有利于助推农民增收都应该向民营经济敞开大门，并从税费减免、土地使用、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民营经济助推农户增收的综合实力。

二是创新金融机制，破解融资难题。户企合作最大的制约瓶颈就是企业和农民投融资难题。设立中小型企业投资担保公司，改变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积极探索订单（产品）融资，发票（买卖双方的购销合同与增值税发票）、保理和商品（大宗商品存货或者货权作为质押）融资等贸易融资新模式，解决户企合作中的企业发展融资难题。设立农民投资担保机构。为实施户企合作项目的农户提供投资担保。积极探索“金融部门发放信贷资金+政府贴息+企业担保+农户（向企业交售订单农产品）偿还”融资模式。从而实现“确保放贷回收、减轻企业投资压力、保证产品收购来源、增加农民经营收入”的互利互惠效果。

三是强化服务监管，助推户企合作。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民营经济助推农民增收行为，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介入户企合作，建立统一的户企合作信息资源系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提供项目规划、融资支持、土地流转、技术咨询、市场开拓、风险评估与控制等行业服务，切实履行综合协调、监督管理职能。

（二）做大做强切好蛋糕，确保户企合作可持续发展

一是把“蛋糕”做大是发展之基。“蛋糕”做大指的是要努力提高户企合作生产经营效率、农产品附加值、资源的永续利用。通过资本化运作、集约经营土地资源，把各种现实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最优化结合，寻求最大化增值。

二是把“蛋糕”做强是持续之源。让农民真正得到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广泛拥护，户企合作才能有不竭的生命力。一方面以户企合作为龙头，发展周边村社农户按统一技术标准、生产流程、包装标识、市场销售组织生产，提高户企合作的集聚能力与辐射带动实力。另一方面增加农民务工收入。户企合作要最大可能地雇用当地农民进行带岗培训，让农民成为新型的产业工人，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和收入。同时增加股份分红收入。户企合作的产业要向精、深加工方向延伸发展，延长产业链，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确保入股农民红利收入最高化。

三是把“蛋糕”切好是和谐之本。建立健全户企合作利益协调机制，在将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兼顾企业和村集体利益，做到个人、村集体、企业三赢。一要合理选择合作项目。各村历史、立地条件不同，因此在户企合作助农增收时，应充分考虑各自实际，合理选择村企共建项目，切忌企业与民争利；二要合理选择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户企合作的关键。主要包括三大机制：建立在散户生产基础上的“订单保护”捆绑机制，即企业和农户签定农产品收购定单，实行保护价收购，企业只有在完成产品回收，履行了助农增收义务后才能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建立在土地返租基础上的“基础加绩效”工资制。即农民在只投入劳动力的前提下，承包企业指定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在确保其基础工资的情况下，根据上交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确定生产者绩效工资；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绩效报酬”机制，即业主与农户签定《种养合同》，由业主提供种苗、技术、饲料等生产物资，农户提供生产场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业主承担市场风险，农户承担生产风险，并通过向业主交纳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获取劳动报酬。三要合理选择合作方式。户企合作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应根据户企合作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地租股份制，农民用土地租金入股，按出资比例承担经营风险和利润分红；土地股权制，农民把土地作价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复式股权制，农民股权为“土地作价+土地租金”，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府补助方式，保障农民利益最大化，有效释放户企合作助农增收综合效益。

（三）创新土地管理机制，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保险基金机制。即通过统筹保险或者商业保险手段，在农民土地流转收入、股份作价本金或分红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户企合作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破产债务清偿、改变耕地属性土地的征地补偿、土地复耕补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的减震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破产失地农民跌入贫困群体的可能性。

二是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与主体。依法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

三是注重土地股权制的公平性。土地股权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社区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农转非、去世）的乡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四是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和价格评估机制。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五是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土地股权制改革。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接轨。允许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机械化。

六是强化土地使用属性监理。保护农村耕地，限制农业用地的用途，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股权化以后的农村农业用地原则上应以农业生产、开发为主。严厉打击非法征地、低价征地、无偿圈地、以公共利益征地后又改变土地用途或卖给开发商、以租等违法行为。建立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体制，确保地方政府严格、有效执行国家的措施，杜绝基层政府对户企合作中以租行为给予默许的现象。

（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户后顾之忧

一旦户企合作的公司破产，农户的失地潜在风险就暴露出来了，为避免失地农户再次跌入困难群体，必须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一是加大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力度。制定失地农民培训的总体规划。明确主管机构，从培训对象、内容、时间等方面统筹协调，劳动、农业、科协、教育、老促会、扶贫办等方面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要有针对性地科学安排培训内容和形式，将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订单式培训与推荐就业相结合，职业技能培训与引导性培训相结合。

二是切实推进失地农民就业。在统筹城乡就业时，把失地农民就业纳入优先安排范围。在政策上激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享有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优惠待遇。对尚未就业的，享有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免费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

三是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优先建立基本养老机制。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按照政府、村集体和个人4：4：2的比例筹措资金，对失地农民全部实行养老保险。在失地农民自愿基础上，将其纳入城市户籍管理，在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社会保障部门要直接介入用地过程，确保失地农民生活保障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黄小君.户企合作营林模式初探[J].中国文秘网，2011，（6）.

[2]刘学侠.土地股份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2007，（7）.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5篇

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农民观念陈旧、文化素质偏低。应结合韶关的实际情况，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农民增收平台，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农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规范农资市场管理。

［关键词］韶关；农村居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123-02

一、韶关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和特点

（一）韶关农村居民收入现状。

近年来，韶关农村经济实现持续平稳发展，农民家庭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8年韶关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848元，2009年达到5338元，2010年达到6317元。

（二）韶关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特点。

第一，区域特色农业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来韶关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当地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种植业结构调整进展明显，优质粮食面积比例提高；主导产业不断壮大，特色农业呈区域化发展；韶关特色农产品基地发展迅猛。韶关市已初步形成一批“一乡一品”乡镇和“一村一品”专业村。第二，从收入结构看，韶关农村居民收入有三个主要来源：

韶关农民增收渠道少，种植业和养殖业仍然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渠道。农户耕地面积有限，粮食、养殖等农产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大幅度提高，制约了传统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外出务工是韶关农民获得收入的重要渠道。此外，转移性收入成为韶关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第三，从区域比较看，收入差距不容忽视。

根据广东省分市县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韶关农村居民收入落后于全省收入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拉动。按照广东省发展区域功能划分，韶关、梅州、河源、云浮四市属于生态发展区。在生态发展区域，韶关农民收入水平居于中游。除高于河源市外，还略低于云浮和梅州两市。在市域范围内，“十一五”期间，韶关城乡居民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是增加的程度不一样，相对差距逐年缩小，但绝对差距仍较大。尽管2010年韶关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较高，但是和城镇居民的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见表1）。

二、制约韶关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一）传统产业转型缓慢，组织化程度低。

韶关总体农业种植仍比较传统，技术比较落后。第一产业内部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比重大，价格低廉，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发展不快；农产品结构单一，不具有竞争力；农民分散经营的盲目发展和无序竞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传统的增产能增收的观念受到挑战。虽然韶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质量进一步提高，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但农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弱。

（二）受市场变化及风险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

虽然农民的市场意识在不断增强，但市场的变化及风险仍对农民收入增加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信息不畅通，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很难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理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经常出现有产品无质量、有质量无产量的情况。传统农产品产量高，但质量较差，销量难以保障；而一些优质农产品虽然质量好，但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产量较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三）基础设施薄弱，客观上增加了农民增收难度。

目前，韶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总体表现为建设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底子较薄，投入不足，欠账较多；相当一部分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电力、通讯和农田水利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及配套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严重，等级化、现代化、综合化、系统化程度较低，抗御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

（四）生产经营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

目前农民提高家庭收入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由于农民自身收入不高，经济能力有限，发展家庭经济项目所需资金需要及时从外部补充。大部分农民在面临资金短缺时，首选的仍是“向亲友借款”或“买农资赊款”，而不愿意去农信社申请贷款。而民间借贷行为容易产生纠纷，且农户自身的经济实力也有限；农村金融业发展缓慢，农民向银行贷款又难以及时找到担保人。

（五）部分农民观念陈旧、文化素质偏低，导致增收乏力。

部分农民缺乏创新意识和市场观念，固守有限土地，再加上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村两委会班子建设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韶关大部分村支部很难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农民增收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了外出务工来增加家庭收入，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导致其获得的务工报酬普遍较低，对家庭收入增长还起不到明显的支撑作用。

（六）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冲抵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生产必需的化肥、地膜、农药等价格上涨更加明显，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经营成本。2011年上半年，韶关化肥、农药、种子等主要农用物资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化肥的涨幅较大。目前国产尿素价格为2230元∕吨，同比上涨15.5%；磷肥价格为650元/吨，同比上涨8.3%；稻杂优稻种的价格为36～40元/公斤，同比上涨了10.0%～11.11%。农资价格走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惠农政策效应和农产品涨价带来的好处，降低了农民种植收益和生产积极性。

三、促进贫困山区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目前韶关等山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仍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为主。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韶关应该从农业产业内部挖潜增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推进农业产业化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首先，立足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加快改造提升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加强种养基地建设

并规范发展各类林场，加快现代林业发展。其次，要打造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三，引导和鼓励多种经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二）加强农业信息服务，构建农民增收平台。

目前，农业服务还处于传统的服务方式，已难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新的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接影响贫困山区农民增收。首先，要加强生产经营信息服务，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第三，要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预测和预警应急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三）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一是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充分利用相关政策，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对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的支持。二是要加强水利管理力度。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管护意识，发动群众自觉参与到农田水利设施项目的管理中。三是要建立健全各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管理机制。完善管理机构，充实管理队伍，健全管理制度，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突破农民增收“瓶颈”。

解决金融信贷难是突破农民增收“瓶颈”的关键，必须加强农村金融信贷服务。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有效方式解决贫困山区农民生产资金短缺问题：第一，要创新贷款操作方式，扩大担保抵押品范围。第二，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农业贷款风险。第三，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第四，加大宣传力度，在群众中普及金融知识。采取多种形式进村入户，为农民朋友送去更多的金融知识，坚持示范带动。

（五）加强农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发展意识和科技致富能力。

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发展意识。根据山区发展实际，组织引进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应用技能。其次，要完善城乡统筹就业机制，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进一步健全职业培训制度，提升普惠制就业培训水平，建立健全劳动预备制度，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升劳动者就业素质。第三，加强公共培训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实施大规模农村干部培训计划，着力解决农村干部知识与年龄同步老化的问题，使农村干部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时能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在岗人员的就业能力培训，增强劳动者的可持续就业能力。

（六）规范农资市场管理，加大惠农政策落实力度。

首先，要加大农资货源组织力度，强化农资供应保障。农资供应是事关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各级政府要保证农资供应，防止出现因市场货源短缺，供应商任意抬高价格或者停供的现象。要着力提高应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异常波动的能力，保障农资物资价格的相对平稳。其次，要强化农资价格监管力度，规范农资销售价格。加强对农资商品，特别是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价格的跟踪监测工作，及时掌握价格变动情况。第三，要加大农资优惠补助力度，提高农民种粮意愿。

［参考文献］

［1］韩晓飞，鞠小妮．制约农民增收因素的相关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5）．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6篇

省农民收入现状的分析，阐述了制约江西省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关键词：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对策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j.issn.1672-3309(s).2010.10.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0-51-03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由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突出表现为大部分农产品总量过剩。价格低迷,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艰难的“爬坡”阶段，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成了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最大难点。江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农民收入增速趋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江西省农民收入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收入增长加快但总量依旧较低

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够.江西省经济和周边省份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也明显偏低。虽然近几年.江西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发展工业经济,以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且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江西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总量依旧较低。具体数据参见表1：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江西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13.22％，增长幅度分别为12.28％、10.57％和16.91％，可以看到最近几年由于农业政策的转变,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断加快。但是总量依旧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次落后16.41、40.38、118.12、149.62、126.04、127.51、95.66(元)。与周边发达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相比，则差距更大。2007年差距分别为420.45、1579.34、1422.38(元)。差距较大。

(二)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比例增长明显

江西省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基地,农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壮劳动力在外打工,2000年江西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74447元,到2007年达到1660.98元,7年增加了916.51元,增幅明显快于其他纯收入的增幅。外出务工成为江西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具体数据见表2：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江西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长。2000-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28％.2004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江西省实行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务农。

(三)农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且区域差距加大

江西省处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腹地，最近几年总体经济发展非常快。但在农产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江西农民增收幅度明显滞后于总体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江西各地区工业化程度不同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地区的农民增收情况也不一样，区域差距增大,具体数据见表3：

在江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结构中,从总体上看，萍乡、南昌、新余、景德镇、鹰潭、上饶等市农民收入较高，宜春、抚州、吉安3地市的农民收入大致保持在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而赣州、九江等地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

从各地区人均纯收入增幅上看.2000年新余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比最低的九江多639.95元：两者之比为1.34：1。2007年最高的萍乡比最低的赣州多1782元，两者之比为1.54：1。相对于2000年差距有所扩大。

二、制约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江西省的农业产业结构是典型的“粮猪型”刚性产业结构。在种植业中，粮食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0％，其产值却仅占总产值的40％；养殖业中，猪肉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达75％,但其产值却不足总产值的60％。当地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如红薯、花生、茶叶等都是自产自销，不作为商品出售。并且每家每户养猪都是1―3只，不成规模，其他的家禽――鸡、鸭、鹅都是养了自己吃，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分析，江西省应该重点发展的农产品是：粮食、蔬菜、水果、茶叶、大豆、花生、花卉、水产品、猪、牛、禽肉等。目前单一的生产结构是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的主要原因。

(二)农产品附加值低

江西省的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初级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不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农产品加工发达的地区，粮食加工可增值1―4倍。蔬菜加工可增值2―4倍。同样的大米。在发达地区可以加工成百上千个品种，而江西省农产品大多是初级加工,二级或多级加工很少。

(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江西县域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但通过横向比较。江西县域经济实力仍较薄弱。与全国相比.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平均45.70万人，GDP平均43.8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64亿元：而同期江西县域人口平均44.38万人,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县域GDP平均28.29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57亿元,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31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3亿元。江西县域经济与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2005年。江苏县域GDP平均已高达149.2亿元，浙江、天津、上海、山东等发达省份县域平均GDP都在江西的3倍以上：上海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超过了10亿元，江苏超过了8亿元，北京超过了6亿元,浙江超过了5亿元，而江西只有1.64亿元。与中部省份(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和江西)相比,江西各项县域指标也大都处在落后状态。2005年。县域人口平均规模、GDP平均规模、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规模江西在6省中均名列第5。在第五届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河南有40个。湖南有20个,湖北有9个，安徽有10个，山西有12个。江西只有5个。

(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

在2004、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然而在实践中，江西省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体现在一般号召上，没有出台更有力、更具体的政策,并且也没有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缺少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社区有效的组织，个别地方还存在地方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直接插手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现象。导致农民合作组织功能扭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

近几年，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明显放

慢，2001年增速比2000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02年又比2001年下降4.1个百分点,2003年再比2002年下降2.9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规模不稳定,近年呈逐步减少趋势。2001年转移劳动力125.8万人,比2000年减少18.9％，2002年转移102.3万人,又比2001年减少18.7％，2003年为97.6万人，比2002年减少4.6％，由此可见，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放慢，转移规模不稳定。

从江西农村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看,大部分选择的是矿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达70％以上。其次是批发零售和服务业。分别占14.1％和8.4％。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多数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这是导致转移的劳动力从业结构单一、就业层次低的主要原因。

三、促进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应注重多元化发展，重点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业，同时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和增加总产量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以及瓜果、花卉、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扩大其种植面积并努力提高亩产值和亩效益。另外，应立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淘汰产量低、品质差的老品种。发展适销对路的高产新品种。在品质结构调整方面,要实施绿色农业路线，发展绿色食品.包括发展无公害粮油和蔬菜、畜牧、水产品及其加工业。大力发展名、特、优产品和精细特色农业产品。政府也有责任打造地方特色，创立品牌，比如江西婺源的茶、界浦的红橘等，只有建立了品牌才能建立更稳定的销售渠道，保障农民的收入。同时，要引导农民合理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农药残余，保证农产品的‘品质’。

(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江西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而不全，数量众而不优.缺少现代工艺技术和管理体制。为此，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必须加快技术改造，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先进加工工艺：提高加工转化能力和产品品质与档次。乡镇企业和农村各类经济合作组织要立足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销售。要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产业规划，对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加工企业的优化重组，可以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途径实行资产重组和组织改组，以集中优势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优化组合成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形成地区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引进现代工艺,进行产品品质升级。为了加强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还可以鼓励省内外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江西省农产品主产区建立生产基地，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特色就代表优势，特色就代表生命力。特色就代表潜力，特色就代表竞争力，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依据地方特点。在全省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培植别的地区无法取代的强势。大力发展人们称之为“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的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由发展。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上，包括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做好各项培训服务。改善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引导其健康发展。

首先是资金扶持。各级财政、信贷、金融服务部门应在无息周转金和低息贷款上提供支持，在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扶持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其次是免税、减税扶持。税务部门在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加工、经营方面给予免税、减税优惠政策。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自身的条件,自主选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范围，鼓励专业合作组织扩大规模，发展生产。第三，相关部门在科技咨询、指导、培训管理人才方面予以扶持。促进专业合作组织与省内外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农业加工企业建立技术经济协作关系.为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持。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7篇

毕业论文(设计)内容：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是综合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说，提高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主要研究当前农民增收难的原因，然后提出增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对贫穷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的现状：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98年“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人们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要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林毅夫，2019)。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张车伟等，2019)。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要通过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资金引导到农村，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为农民增收开辟第四条渠道(徐祥临，2019)。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组织结构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学，2019)。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19年9月22日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口，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众多学者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人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目前农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市场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19)。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19)。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19)。另有学者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李国祥，2019)

研究目的和意义：

毕节市总人口712万(2019年统计)，其中93.8%是农业人口。这样一个农业大市，既要千方百计增加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论文依据贵州省统计资料和毕节市统计资料，通过对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的深入分析，找寻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毕节市农村、农业发展找准方向，进而为边远贫穷地区的农民增收提供参考，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研究内容(内容、结构框架以及重点、难点)：

一、研究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逐步加大，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日趋突出。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是综合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是像毕节地区这样的落后山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框架结构：

第一章绪论

1.1课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2)关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1.1前言

1.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1.2.2国外研究现状

1.3主要研究内容

1.4研究分析方法

1.4.1共性分析和个性分析

1.4.2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第二章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分析

2.1毕节市农业概况

2.2毕节市农民收入的变化及特征

2.2.1低水平快速增长阶段

2.2.2高速增长阶段

2.2.3平稳增长阶段

2.2.4下滑回落阶段

2.2.5滞涨性恢复性增长阶段

2.3毕节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

2.3.1城市居民收入高速增长

2.3.2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巨大

2.3.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2.3.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偏小

2.4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结构考察

2.4.1传统农业收入比重有所回升

2.4.2劳务收入比重快速上升

第三章影响毕节市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分析

3.1结构性因素

3.2素质性因素

3.3市场性因素

3.4灾害性因素.

3.5闲置性因素

第四章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

4.1农业区域结构调整

4.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4.2.1种植业结构调整

4.2.2畜牧业结构调整

4.2.3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

4.3增强农业科技含量

4.4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五章结论参考文献

三、研究重点和难点：

1. 研究重点

(1) 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增收难的原因

(2) 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2. 研究难点

(1) 关于农民收入的现状和增收难的原因

研究方法、手段：

1、共性分析和个性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农民收入，一方面要分析农民收入变化的普遍性规律，即农民收入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要分析它的个性特征，即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变化规律。

2、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可以通过农民的收入变化来定量的进行比较，但是有些潜在的投入是不可以量化的，对这些不能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就需要一些统计分析方法，从中找出不同的规律。

3、数据统计分析法。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8篇

关键词：面板随机效应 居民消费 财政政策效应 空间差异性

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使我国传统的投资性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受到挑战，也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问题备受关注。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政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消费需求中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成为研究热点。虽然当前我国已走出金融危机，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扩大内需，将依靠投资增长转变为依靠国内消费增长，将能够有力地抵抗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自发性快速增长比较困难，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进行刺激和引导（黄威、从树海，2011）。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和干预经济运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我国实现财政收入83101.51亿元，财政支出89874.16，比上年分别增长21.3%、17.8%。2011年为巩固4万亿的投资效果，我国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仍旧实行积极财政政策，2012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城乡居民消费特点也不同，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如何？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相同？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尽管近几年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良好实施效果，但是理论界对此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形成的巨额财政资金投向的区域差异性效果，财政政策对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非对称性，能否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因而造成了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发展缓慢的理论观点需要得到证实。只有明确我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才能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作出客观的评价；也只有明确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空间差异性，才能针对促进居民消费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因此，研究我国政策效应对居民空间消费空间影响的差异性，对客观评价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促进居民消费、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在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相关研究有，Goran Hjelm（2002）对19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紧缩（扩张）则居民消费比较低（高）；Athanasios Tagkalakis（2008）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19个OECD国家1970-2002年在经济衰退和扩张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紧缩和扩张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比经济扩张时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更有效。Andrew Mountford，Harald Uhlig（2009）运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美国1995-2000年财政政策影响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减少赤字财政税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作用；Francesco Giavazzi，Tullio Jappelli，Marco Pagano（2000）使用OECD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两个数据集研究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情况。研究发现，这种非线性效应往往与大并且持续的财政刺激相关；Jordi Galí，J.David López-Salido，Javier Vallés（2007）扩展了标准新凯恩斯模型允许经验性消费者的存在。并从价格粘性和财政赤字与消费的互动关系方面解释了政府支出的效应。

在国内，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胡书东（2002）通过分项目财政支出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作用；同时也对财政支出结构作了相应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建设和教科文卫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相反，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则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贺京同、那艺（2009）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检验发现，当公共福利支出满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系数显著变小。结果表明，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可以达到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目的。储德银、闫伟（2011）对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在正常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就特殊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而言，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体现为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和扩张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并不一致。

由上，现有研究或者仅考虑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短期和长期政策效应差异，但是研究没有分析支出政策差异性和城乡经济的差异性；或者通过支出结构的分类研究政策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但是忽略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或者仅将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性将综合以往研究的优势，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理论，财政政策通过收入变化影响居民消费，本文以收入变化作为变量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创新点。

模型设定及变量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A. Tagkalakis（2008）构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关系的方程式，该模型与以往的模型相比，突出的创新是把财政政策进行了划分，一是可预测的财政政策，二是不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的跨期平滑是由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变化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而导致的，对于可预测政策下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居民是否改变消费策略，进行跨期平滑，主要取决于理想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消费者特征，以及是否存在流动性的约束。财政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关系的政策影响方程式如下：

（1）

式（1）中，β0表示截距项，β1、 β2、β3为参数项，C表示居民消费变化，Rexp enditure表示外生的财政支出政策冲击，Rincome表示外生的财政收入政策冲击，Rexp enditure和Rincome也可以用来表示不可预测的收入变化，Yprediction表示可预测的收入变化，μ是随机误差项。

将式（1）转化为面板数据模型则为：

（2）

其中Year表示年份，Province表示省份，ф表示不同年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 θ表示不同省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β1、β2、β3分别表示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和居民预期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状况。

鉴于外生变量Rexp enditure、Rincome和 Yprediction的非直接可知性，本文构建变量采用辅助回归方程如下：

（3）

（4）

（5）

（6）

其中， 表示本期与上一期的差值，r表示短期真实利率。为了排除税收产生的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对于εitT 需要减去居民可以预测的产出冲击，找εitT 的变量εitTD，则εitTD=εitT-λitεitGDP 。本文中λit的值采用了李晓芳等（2005）的测算值1.71，εitGDP 是估计的产出冲击。

（二）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研究区域是除和港澳台外的中国的30个省市区。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西部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新疆，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等省份，剩下的为中部地区。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

C是居民消费，分别用“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家庭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表示；Y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Rexp enditure表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Rincome表示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分别用财政总支出和总收入除以人口数来表示；GDP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通货的影响，本文Y、Rexp enditure、Rincome、GDP均用相关指数进行了平减。r采用定期存款年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

实证分析

（一）基本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平稳基础上的，数据不平稳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借鉴适用于相同根下LLC检验和Breintung检验，适用于不同根下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对数据系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LLC检验形式下，Rexp enditure和 Yprediction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Yprediction在PP-Fisher检验形式下，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这说明，此时，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是平稳的，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现象，但是这两个变量在Breintung检验和ADF-Fisher检验形势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C和Rincome这两个变量在四检验方法下均不显著，这说明，数据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单位根现象”，数据是不平稳的。可以发现，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存在检验结果不一致情况，而在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检验结果应更看重ADF-Fisher检验，因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在ADF-Fisher检验下，均没有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据序列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接受原假设，即数据序列存在单位根现象。

因此，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做一阶差分处理，再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除了Rexp enditure在Breintung检验形式下没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外，其他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在四种检验形式下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存在一阶单整，而其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如表2所示，继续对面板数据做面板协整检验。经过检验发现，组内统计量Panelv 、Panel rho 、Panel ADF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Panel PP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在10%显著性水平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Pedroni认为每一个统计量都服从标准化的正态分布，且认为Panel ADF和Group ADF检验结果更重要，检验结果要以这两个检验结果为主，Residual variance和 HAC variance检验结果都通过1%显著水平下检验，Panel PP-Statistic的检验结果。所以Pedroni协整检验判断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Kao协整检验结果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以上分析结果，C和Rexp enditure、Rincome 、Yprediction之间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内生关系。

（二）政策消费效应的东中西部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Hausman设定检验来确定模型效应形式的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东中西部地区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影响更加准确，根据面板数据模型，即公式（2），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数据结果，模型1-6的AdjR2均大于89%，Rexp enditure、Yprediction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Rincome 的参数估计值只有在模型6中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1.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对比分析。由表3可知，Rexp enditure即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西部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43，这表明西部城镇居民财政支出每增加1%，西部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最大值为对东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67，同理东部农村财政支出每增加1%，东部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而Rincom即财政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为0.01，而最大值为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也仅为0.2。由此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

2.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政策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比较小，故本文重点讨论财政支出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Rexp enditure对东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7（城镇）、0.67（农村），即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57%，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对中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4（城镇）、-0.62（乡村），即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百分之一，其城镇居民消费减少0.54%，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62%；对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0.43（城镇）、-0.53（农村），即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居民和西部城镇居民消费为正影响，而对中部居民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则为负影响。

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57、0.54、0.4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57%、0.54%和 0.4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67、0.62、0.5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67%、0.62%和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财政收入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2、 0.02、0.0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02%、 0.02%和0.0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1、0.2、0.01，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 0.01%、0. 2%和0.01%。可知，财政收入政策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收入政策对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而其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小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从东中部地区划分来看，还是从城乡方面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的效果。这种情况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现状的，当前财政收入以间接税为主，因为财政收入表现的较弱的影响效果是有现实依据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并表现出明显的凯恩斯效应，而在中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均呈现非凯恩斯效应，在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是非对称的，在城镇呈现凯恩斯效应，在农村呈现非凯恩斯效应。从城乡差异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效果较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差异较小，这种特点特别表现在财政支出效果上；从东中西部差异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表现出更强的凯恩斯效应，对中西部居民消费则呈现更强的非凯恩斯效应，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消费特征的差异。

（三）差异化政策对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我国的财政政策分为两种，一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种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政策的方向性影响财政实施强度和实施效果，为明确政策的差异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将模型（2）变为：

（7）

其中，EG用来描述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CG用来描绘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Rit0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时CG=0，EG=1。

根据表4数据结果，模型Ⅰ-Ⅵ的AdjR2均大于83%，EGR、CGR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由表4可知，EGR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7、0.53；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0.55；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0.45。可以看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CGR即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2、0.56；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0.46；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5、-0.60。可以看出，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间差异化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比较明显，在东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果相对不明显，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却十分显著。对于中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抑制效果，抑制系数为0.55，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则有促进效果，促进系数为0.34。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正好相反，当紧缩性财政支出变化1个单位时，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会同方向变化0.46个单位，而城镇居民消费则会反向变化0.22个单位。可见，当前中部地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不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效果差异性很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均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每增加1%，则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被挤出0.45%和0.32%，但是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降低1个单位，将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提高约0.60个单位。可见，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虽然降低了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却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需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当前又面临物价飞涨的困惑，研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刺激和促进的区域化、差异化作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当前财政政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空间差异和政策非对称性差异，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

第一，优先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证实，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的效果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城乡差别上，都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工具效果。因此，要提高居民消费，发挥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优先并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这一工具。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方式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因地区和政策对象不同，实施的效果不同，政策的非对称性、扩张性和紧缩财政效果的差异要求对于中西部农村，尽量避免运用过多的财政支出政策，这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更容易形成挤出效应，而转变关注农村就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稳定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对更多依赖与预期未来收入变化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发展更为有利。

第三，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研究表明，农村农民消费增长的潜力更大，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的弹性大，乡村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敏感度强。因此，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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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储德银，闫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非线性效应吗？[J].经营管理，2011，33（10）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第9篇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收入波动;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民外出务工收入逐渐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收入来源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廓清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以及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状态对于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拟从农民收入结构入手,在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以期为农民增收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客观依据。

    一、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有较多学者主要从单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于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杨灿明和郭慧芳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构成特点入手,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认为应该从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建设、重视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这几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1]。 杨灿明等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强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等措施多管齐下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2]。 张凤龙和臧良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在 2004年个别省份的农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因政策性因素略有回升,但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结构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他们认为应从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突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瓶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五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增收[3]。 周雪松和刘颖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我国 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把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变动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对各省(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近 10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模拟,以期为处于追赶状态的后发省份提供借鉴。 同时,他们提出了从巩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力拓展工资性收入和不断增加转移性投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4]。 刘传华从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如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同时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5]。 孙华臣和王晓霞利用 1987年至 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 20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迁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我国的经济体制。 同时,他们还发现 20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丰富[6]。 马凌等对 1978年到 2010年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非农收入已成为江苏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受到产业比较优势转换、城市化水平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等经济规律的影响。 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政府部门应在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7]。

    此外,诸多学者就我国农民收入波动情况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研究。 江观伙对 1978 年至1994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趋势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明确改革方向,把提高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改变单纯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实际收人的传统思路,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8]。 刘荣利采用 HP滤波的方法对 1978年至 2007年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民人均收入波动可划分为三个增长周期:1978年至 1991年为第一个周期,1992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周期,2004年以来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9]。 曹跃群等运用小波变换法对 1976年至2006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 7年和 40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存在着 7年和 40年两个主要周期振荡保持一致[10]。徐增海利用 1990年至 2008年我国 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和教育的投资等因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 因此,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11]。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只是单独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研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为此,本文将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相结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此直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出农民收入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政策建议。

    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波动变化情况

    从 1978年到 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 6 元增加到2010年的 5919元。 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显着性变化,1983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全面推行,结束了长期以来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并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1983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高达 73 49%,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虽然下降至 47 86%,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已经不再占有绝对地位。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83年的 18 56%增至2010年的 41 07%,这虽然仍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已经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 11%增至 2010 年的11 07%,这虽然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与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在 1978年至 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显着增加,而农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显着下降。 1984年以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逐步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虽略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 10%左右。

    由图 1还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97 年以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波动幅度相对较大;1997 年之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相对趋缓,波动幅度明显减小,波动频率也明显降低,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逐渐趋于稳定。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波动幅度较大、频率较高,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则相对比较稳定。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波动较为一致,工资性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形相近。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判断,农民总收入的波动与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存在一定的关系,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部分收入增长的波动共同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 那么,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增长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本文将通过模型推导及实证分析来揭示这种关系。

    三、收入结构变动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贡献的动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