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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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全球治理；贸易摩擦；协调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52-06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贸易伴随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世界各国联系紧密、交织渗透，形成了既相互合作又激烈竞争的格局，而贸易摩擦成为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变化中的必然。近年来，全球贸易摩擦数量持续上升，涉及领域不断拓宽，影响范围日益广阔，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阻碍。

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自由流动，也助推了经济、生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显现，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诉求日趋强烈，协调合作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共识。将贸易摩擦放在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中考察，有助于缔造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准确把握国际贸易发展新态势，深入推进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应用全球治理机制处理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将合理解决贸易争端与贸易纠纷，有效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重塑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一、全球治理面临变革转型

全球化纵深发展，国家之间协作应对紧迫性公共问题的需要日益增长，全球治理成为国际重要议题。全球治理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事务进行协同管理的理论，事关各国长远利益，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更替演进。

（一）全球治理新形势

1992年创建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的《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报告中[1]，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国际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世界法治的关系，报告强调形成具有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实践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货币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保障的全球贸易体系，及以世界卫生组织、劳工组织等为基础的全球社会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使世界发生巨大变革，但也导致发展失衡加剧，全球可持续发展紧迫性显著增强。可持续发展侧重基础设施、治理标准、气候变化等基本发展目标，实现难度加大，发达国家望而却步，但新兴大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期，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还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使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顺应世界发展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亟需变革。

（二）全球治理新架构

全球治理属于动态复杂系统工程，处于不断调整完善过程中。在全球治理架构中，治理主体属于关键性要素。现时期，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目标表现出更多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全球治理开始迈入多层次、宽领域、跨国性的全面合作时代。联合国作为多边舞台始终是国际体系中心，不容置疑地成为全球治理重要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全球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以G20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基点，建立了处理国际问题的新秩序，形成保障全球治理成效的多边或双边规则和制度安排[2]。在新的治理框架下，虽然国家是全球治理不可替代的主导力量，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作为有益补充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3]。众多治理主体趋于平衡的协同关系是国际社会面临庞杂全球问题进行的改革创新，治理主体间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交叉合作的非等级结构，共同努力应对来自于不同领域的全球威胁，将全球治理议题从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经济治理，向日益突出的能源、环境、人权等非传统安全治理转变，以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三）全球治理新机制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全球治理内容不断丰富，范围逐渐扩展，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机制也在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问题中悄然转变，显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果[4]。联合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心代表性高，但由于立场各异决策效率较低；作为历史国际核心机构，G8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高效率作用，但仅由发达国家构成的G8代表性较低，没有充分反映当今世界格局变化，仅凭借其在金融、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等领域占据的绝对优势，力图强化由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阻碍了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集团地位发生了急速转变，G20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半，旨在促进全球平衡和国际合作，为全球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机制保障。自G20成立以来，其组织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议题内容逐渐调整扩大，影响作用明显提高，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机构和主要平台，特别是新兴大国在G20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新机制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向推动者的升迁[5]。在全球治理重要转型时期，G20与联合国将并存互补各自发挥作用，弥补治理效果的有限性问题，使全球性紧迫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球治理中的贸易摩擦内涵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摩擦”一词长期处于笼统指代状态，与贸易争端、贸易救济、贸易壁垒等概念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时常出现混同使用的现象，为此，有必要对全球治理视角下的贸易摩擦理论内涵进行分解与剖析。

（一）贸易争端

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与出口国家自身福利，然而全球化浪潮缩小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促使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相比较而言，“贸易争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成员国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通常是指贸易双方中的一方在另一方采取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来阻止其产品出口时，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对方予以纠正，终止其贸易措施甚至予以补偿的行为及其过程。WTO贸易争端解决结构（DSU）负责监督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顺利运行，是多边贸易机制的主要支柱。自1995年WTO正式运行以来，截止2015年，DSU接受贸易争端案件共计503起（见图1）。从总体来看，贸易争端案件大致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说明国际贸易摩擦在减少，这是因为WTO规则中，仅当对进口国制裁措施不予接受时，出口国才会诉诸WTO争端解决结构，因此大量贸易摩擦通过双边途径予以解决，WTO处理的贸易争端只是国际贸易摩擦的一部分。

（二）贸易救济

传统关税保护力度日益减弱，“贸易救济”措施开始成为重要贸易政策工具。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过激增长等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中国加入WTO以后，其他成员方在特定过渡期内针对中国产品进口，则可以单方面采取特别保障措施以维护国内产业利益。自1995年至2015年，WTO成员方共计发起反倾销调查4 990起，反补贴调查413起，保障措施调查312起（见图2）。虽然贸易救济措施立案调查数呈不稳定波动状态，但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有较为明显的增加。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各国家及地区积极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身产业安全。从贸易救济实践可知，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价格歧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则针对进口产品激增的情况，在实际操作执行中，由于各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贸易救济措施的自由决策行为常令被调查方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使贸易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施贸易保护的合法利器。

（三）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是国际经济、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产物，日益滋生的新贸易壁垒现已成为部分国家及地区实行贸易保护的高级形式。“贸易壁垒”也被称为贸易障碍，主要指一国对国外商品或劳务进口所设置执行的各种限制措施。实施贸易壁垒的目的在于各国政府为保护该国经济不受外来产品或劳务的侵犯，为此具有一定倾向性，凡是正常贸易受到阻碍，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受到干扰的各种人为措施均归属贸易壁垒范畴。从表现形式来看，贸易壁垒包含违反承诺的关税措施，缺乏规则依据的进口管理限制，缺乏科学依据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合格评定程序（TBT）、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SPS），不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服务贸易准入经营限制，不合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以及其它贸易壁垒等。以目前备受关注的TBT与SPS为例，自1995年至2015年，WTO共计发出TBT通报24 831件，SPS通报14 502件，与贸易争端和贸易救济总体趋势不同，TBT和SPS通报数持续性上升，见图3。多数贸易壁垒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隐蔽、涉及内容广泛且操作简便，成为各国家及地区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

（四）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常态，全球视野下对贸易摩擦的概念界定相对更为包容与宽泛，借鉴前期研究成果[6]，在现有世界分工格局下，“贸易摩擦”是指存在国际经贸关系的两个或多个国家及地区中，为维护、提升本国及地区相关利益、排除对自身利益的威胁或以占据国际市场为目的，采取或意图采取某些贸易保护或限制措施，导致他国及地区利益受损，从而引发相互间的冲突或纠纷。

从以上定义得知，贸易壁垒是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发因素，两者具有相似表现形式；贸易救济是贸易摩擦的间接产生原因，两者具有部分交叉，而贸易争端则是贸易摩擦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对于贸易摩擦的界定包括以下含义：从涉及对象来看，贸易摩擦逐渐打破了单边或双边界限，致使摩擦主体及其影响作用辐射至区域或多边更广阔范围；从行为过程来看，贸易摩擦防御性与攻击性兼容，其既可以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利益，也可以为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而预先采取或应对实施各种形式的争议性贸易保护或限制措施；从产生结果来看，贸易摩擦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由此导致的国家利益损害将使摩擦方在经济、生态、社会等国际关注重点领域发生冲突或纠纷，最终造成对国际自由贸易的障碍。

三、全球治理中的贸易摩擦特性

国际贸易摩擦是国家及地区间利益冲突与碰撞的独特表现形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贸易措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特殊手段，使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贸易实践中，应以倡导自由贸易为宗旨，避免隐蔽性贸易保护和贸易限制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一）自由性与过度性

多边贸易制度是全球治理框架建立的基础，偏离制度约束的过度性与自由性则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显著特性。随着国际贸易的长久发展，贸易制度呈现出系统内多层次化的趋势：WTO是处理国家间贸易规则的重要国际性组织，全球大多数国家，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国都是WTO多边体制成员，WTO开创了全球贸易治理的全新时代[7]，形成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业协定》、《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为主的正式、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而旨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协定是对WTO多边贸易制度的进一步充实完善，涉及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国际层面的制度政策可以扩散影响国内决策，各国家在WTO框架下纷纷建立了国家贸易制度规则，对于贸易救济措施而言，WTO虽已明确了执行要素，但调查操作存在充分自由裁量空间，导致各国家衡量视角相异裁定易出现冲突结果；对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知识产权等相关内容而言，WTO制度仅仅提供了实施方向但缺乏指导细则，致使部分国家积极制定大量具有偏见性的国内贸易法律规则，在具有合法意义的制度支持下，对国家经济、贸易利益造成过度保护，加剧了世界贸易不平衡结果。

（二）交融性与复杂性

依据贸易摩擦内涵，国际贸易摩擦多以微观企业为触发焦点，但逐层延伸会对国家宏观发展造成阻碍和影响。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发达国家经济下滑，财政赤字恶化，失业率显著升高，迫于国内利益团体政治压力，不得不频繁使用贸易保护措施作为解决危机的重要手段，却为未来国家体制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贸易摩擦埋下了隐患。贸易摩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力的较量，使得其实施形式错综复杂交融变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联动实施、保障措施与反倾销措施等轮番出击、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知识产权保护交替并用等逐渐成为贸易摩擦的常态化表现。联合措施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的有效性，保障了案件裁决结果向着有利于进口国国内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国际贸易制度保障下，贸易措施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层面逐渐延伸到农林牧渔产业，并迅速扩展至劳动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无所不包且仍有增加的态势。近年，全球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贸易政策渐渐进入公众视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发展重点放在新兴能源产业、节能减排技术等领域。WTO规则已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开辟了有限额外空间，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中均有所体现，各国家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同样可以参考使用贸易措施，新型贸易保护形式“碳壁垒”隐约可见。

（三）倾向性与争议性

在国际贸易制度和WTO贸易规则约束下，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适当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和合法性。随着传统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等贸易措施逐渐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诸如技术性贸易措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非关税类贸易工具影响力日渐扩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贸易限制措施，其目的在于否认出口国资源禀赋优势，同出口国展开世界资源争夺，并将资源密集产业生产由国外转移到本国，从而够保障国内产业产能的提升和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此外，发达国家及地区凭借自身占据的比较优势，规避歧视性争议，在科技型产业频繁采取不公平的救济方式和保护措施，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发展，是包括发展中国家需要坚决予以抵制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制定的产业转型政策也较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制度规则发生冲突，由于调查机关处理方式不同，国家间发生贸易摩擦时争议焦点较多且相互难以协调，如果分歧继续升级将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根据WTO贸易争端统计数据，自1995年至2014年上半年DSU接受的482起案件中，双方同意已解决的案件共计94起，仅占案件提起总数的19.5%，仍在磋商中的案件149起，其他案件则以各种形式待以解决，争端双方所需时间更长、耗费资源更多，对于各自利益皆有影响。

四、全球贸易摩擦协调治理思路

贸易属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范畴，全球贸易治理基本目标在于构建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提供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平台，形成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国际贸易摩擦最直接体现在国家间实施倾向性贸易保护措施，新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由此成为全球贸易重点治理的领域。全球治理不仅要促进发展也要兼顾公平，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国际组织机构间的合作成为深化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的重要保障，依赖于良好、高效的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制度，才能够有效化解国家间频发的贸易摩擦。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只有立足于全球视野，主动承担起全球贸易治理责任，深化地区合作[8]，沿着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管理的思路，积极探索多层次、多样化的内外兼治型治理模式（见表1），才能有效维持多边贸易体制平衡，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一）完善贸易摩擦监测预警机制

目前，WTO与独立贸易监督服务机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不定期向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数据和研究报告，各个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国内产业安全预警系统，以便在早期阶段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事件做出应变预案。建立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机制是化解贸易摩擦的重要环节，在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家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数据交流与信息共享，保障传输渠道畅通；在贸易摩擦即将发生以前，应与贸易摩擦直接或间接所涉及国家进行沟通和协调，针对重大分歧积极磋商，努力变对抗为合作谋求共赢；国家应逐步建立全产业体系贸易数据监测，随时观察、及时发现贸易安全隐患，从而预防、减少甚至化解贸易摩擦。

（二）提升贸易摩擦妥善应对效率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具有权威性约束力，能够有效减少肆意而为的大国单边行动，当出口国家面临侵害国家利益的非法行为和不公正的贸易裁决时，可以寻求主动提请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正当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贸易摩擦产生本因是国家间的利益损害，为此开展协商和谈判并达成一致共识是涉事双方解决贸易摩擦最直接的渠道，掌握一定谈判策略和方法能为化解贸易摩擦带来良好效果；当贸易摩擦无可避免时，出口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为核心，以行业商会、律师团队、涉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线，迅速开展贸易摩擦多元协同应对工作，维护国家经贸安全。

（三）促进全球贸易可持续性发展

WTO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也是全球贸易治理的主要平台。在全球治理变革时期，WTO亟需重塑自身结构，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进一步规范国际贸易规则，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各成员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下，贸易摩擦双方应善于借助地缘性或经济性区域贸易组织搭建双边会晤平台，保障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互有联系、互为补充；同时，出口国遭遇贸易摩擦后也应反躬自省，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出口产品技术质量，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成功实践经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不平衡状态，从而化解贸易摩擦。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G20集团涵盖面广，代表性更强，是促进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对话的有效机制，能够为有关世界性紧迫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借助G20机制逐渐走向全球贸易治理前台，而政治、经济和贸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与WTO成员国间存在诸多利益重叠，这在客观上赋予了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充当起协调者与建设者的角色，促使我国有责任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自身身份认同与国际压力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控制好平衡的程度和节奏，以平等互利、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合作及全球贸易治理。

[参考文献]

[1]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 Ngaire W..The G20 Lead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M].Seoul： Toward the Consolidation of G20 Summits： From Crisis Committee to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2010.

[3] 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J].天津社会科学，2015（1）：108-113.

[4] Colin I.B.， Johannes F.L..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Priorities for Action[J].Brookings Policy Brief Series，2007，19（10）： 163-186.

[5] 薛澜，俞晗之.新兴经济体发展与全球治理[J].经济体制改革，2015（1）：21-23.

[6] 马跃.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3.

第2篇

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形成了“三驾马车”的市场格局，即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中国市场。这三大市场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60% ,对全球经济走势起到决定性作用。2015年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32 480亿美元，其中，中国为39 569亿美元，占比11.90%;美国为38 128. 6亿美元，占比11.47%;欧盟27国为35 295亿欧元(约38 824. 5亿美元)，占比11.68%0 2015年全球商业服务(不包括政府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3 657. 1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1 591. 71亿美元，占比12. 38%;欧盟为37 151. 76亿美元，占比39. 67% ;中国为7518. 06亿美元，占比8. 03 %。从全球区域经济影响力来看，虽然日本、韩国、东盟、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部分拉美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活跃或者衰退，都会在国际市场形成一定的波澜，但不可能是颠覆性的，未来全球经济的实际走势依然取决于三大经济体的态势。

未来世界经济大格局会相对稳定，美国、欧盟、中国“三驾马车”的市场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但彼此相互关联机制会发生一定变化。美国经济依然处于定海神针地位，总体趋势是稳定上行并会继续巩固高端服务业(金融、会计、评估、咨询、教育等)、高端技术行业(IT、航空、军工、尖端材料等)、全球金融中心和消费中心地位。强势美元和金融监管话语权将成为重要政策选项，财政政策也会继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由此对世界经济、国际市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欧盟经济虽然面临一系列脱欧的不确定性，但不会是颠覆性的风险，在趋势向稳的大背景下，将会继续保持高端消费品制造优势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优势，仍然是中高端消费品和大宗商品集散地;贸易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但欧洲经济已经离不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更不可能离开美国市场;可以预期欧盟经济改革的重点将是着力解决“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中国经济地位仍有上升空间，但增长动力将由外转内、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产出结构也将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错位竟争;由于转型升级将持续5至10年，仍然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需求方。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6%-8%区间内横向运行，总体上货币政策将处于守成状态，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维系“三驾马车”格局，以协商合作共赢代替市场分割、对抗甚至相互制裁，无论是对于中国最终跻身高收人国家行列，还是借助国际合作、尽可能延长国际和平发展周期，都是至关重要的。三大市场主体的相关国家怎样处理好小摩擦以避免大对抗，增加沟通合作，事关未来世界经济大局，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

第3篇

一、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经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之间逐渐开始对其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自由贸易结构等进行研究的调整，从而从根本上将国家经济发展及贸易限制策略进项改进，以期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应对经融危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逐渐步入一个保护主义浪潮中。根据欧盟国加对其内部经济保护主义措施的改进，我们不难看出，在经融危机爆发后首先各国之间机内相对独立的内部保护状态。随着各国之间不断的对国内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调整，2010年之后各国开始建立各种自由贸易交往，以期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整体对全球进行治理，此时全球逐渐步入一个自由发展的经济浪潮中。根据各国之间相关自由贸易的法律法规中对其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开放政策进行改进，能够有效的促进市场经济的逐渐进步和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国际上对其自由贸易的总体经济效益的发展仍然具有自我保护意识［2］。根据国际经济发展数据中对个国家理性世界贸易交往来看，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双边、区域、全球性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自由市场的建立，从而对全球进行治疗。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自由贸易及国际经济治理中来看，当前国际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开始以长期迈向发展为治理目标。“贸易与发展”是全球进步的主要研究主题，如何能够对各国之间的经济进行共同性贸易往来，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逐渐发展，从总体水平上对全球物质观念和国际贸易秩序进行研究，是当前全球自由发展的市场发展的长远趋势及目标［3］。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贸易和发展共存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

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法发展

法制的发展是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危机这一特殊的经济时期，全球性质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国家发展的主要依据。国际经济法的建立与国际经济组织结构的发展均离不开世界国家发展现状及新兴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关系。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其经济法建立过程中一般以国家经济长期权衡结构为基础，从而根据国际经济情况对本国内部经济法进行调整［4］。但是，由于后危机时代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各国之间应该针对其在市场中的不同主导地位对其内部经济结构和法律进行调整。根据不用时期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是从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现阶段的平衡投资者利益，逐渐进行改进。2009年国际证监会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当前全球治理中国际经济法，并且在2010年明确的颁布《增强国际金融标准实施的框架》，在此条例中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进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过了《巴赛尔协议III》，各国家在国际峰会上进行研究和协商逐渐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当前后危机时代国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对各个贸易国进行利益的维护，促进全球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5］。

三、总结

第4篇

在全球治理日益勃兴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近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二十国集团（g20）推向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沙特阿拉伯作为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g20成员，凭借自身在资源、资金、外交等方面的诸多独特优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凸显的石油美元身影

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实质上是国际社会的权力与结构格局及其变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映，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针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失衡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通过治理实现全球贸易、金融、货币、区域经济、国际经济机制的稳定与平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密切相连，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发展与紧密联系中获益，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也总是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影响，即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很难长期保持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平衡，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由此累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带来严重的全球经济问题甚至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一直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平衡（失衡）存在着直接关联，当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与当前的全球经济特点和结构、与这一平衡（失衡）状态密切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与责任义务也显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落在了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面，面对失衡不断加剧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议事日程。

21世纪以来，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长，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日益庞大的石油美元规模已经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会国家成为全球资本输出的重要来源地，巨额石油美元长期投资西方金融市场，为海湾国家带来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财富，改本文由收集整理变了以石油作为唯一财富来源的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金融市场投资大幅度减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由于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趁机进军西方金融市场，像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老牌的西方国际金融机构，都要向海湾国家“讨钱”度日。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美欧金融业深陷危机之时，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凭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资本积极“抄底”参股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期间频频亮相，向西方金融机构注资，积极调整自身运作模式，努力实现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非常引人注目。当前“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最关心的词汇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石油美元冲击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的声音。随着新一轮的石油价格高涨，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经使产油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与资本权力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球金融、投资与贸易结构与格局。石油出口国在2006年第一次超过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全球资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资者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在3.4万亿美元至3.8万亿美元，位列四大权力经纪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影响不容小觑。石油美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重要的关注对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解读石油美元：规模、流向及其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义，石油美元的规模取决于石油价格、出口数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国国内吸收能力三个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投机活动盛行是石油美元规模剧增的外部因素。常军红、郑联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响及政策建议》，载《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1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石油美元开始进入国际经济的视野，曾经出现过一波石油美元的。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全球油价上涨再次让石油出口国获得了巨额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5年全球21个石油出口大国的石油出口收入高达7 428亿美元，较2002年的3 300亿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远远高于1980年的历史纪录。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远远超过中国等东亚新兴国家。imf估计，中国2005年的盈余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而同年沙特这一比例高达32%，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25%，俄罗斯约为13%，挪威为18%。曹张伟：《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载《经济》2006年第10期，第28页。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由于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成为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国。据欧佩克的统计，2011年opec国家石油收入总额达到10 783亿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积出口收入超过6.2万亿美元。（见图1）近年来在国际高油价背景下，不论何种统计与预测，石油美元的规模都日益庞大，高达数万亿美元规模的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变动的重大因素。

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拥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资者，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计，2010年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4.1万亿美元，近60%属于油气资源型，大多数位于中东地区，其中90%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会国家，其资产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会成员国均根据自身石油美元和经济发展程度设立了不同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都属于油气资源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收入带来的石油美元是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提升和主动出击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加以面对和重视的对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而关键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全球特别是海湾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新一轮油价上涨使沙特阿拉伯积累了丰富的石油美元，进一步扩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实力与对外投资热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7 950亿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近13 0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见图2、图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与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美国通过沙特阿拉伯说服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石油输出国接受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从那时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国际石油贸易几乎全部使用美元计价交易，石油输出国通过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了巨额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当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和石油危机冲击下解体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石油与美元的巧妙结合有力地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经济霸权。正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不可动摇”的协议奠定了石油美元机制的基础，美元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稳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几十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与海湾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为主体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成为全球石油美元机制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为核心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流动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

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在石油美元机制与安全领域的特殊关系更进一步凸显了其权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过自身在海湾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以及石油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稳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都曾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撤出了部分投资并带动海湾国家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流出，引起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震动，并造成美元汇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认有力地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与美元汇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使海湾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面临缩水与损失。2007年科威特放弃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他产油国也日益动摇，但沙特阿拉伯则坚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不变，基本维持了海湾地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其经济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响力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海合会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特别是依托巨额的石油美元积累了强大的资金实力与金融实力，是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产油国群体，海湾国家历来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兰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额石油美元与庞大主权财富基金基础上的雄厚资金实力与投资能力使海合会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与投资动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国家的巨额投资与金融资产成为影响当地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不断多元化的投资也影响着全球投资与金融的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协调海合会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断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也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在作为海合会国家经济与财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会六国石油收入总额的52%以上，如2011年为53%。相应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美元规模中也占据较大份额，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与流动影响着海合会国家的整体流向情况。（见图4）

更为关键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础上的对外投资、海外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等方面几乎均占有优势与核心地位，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政策与行为中具有引领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等更大范围的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与集体影响力。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占到了阿拉伯国家之间投资总额的40%。据海合会统计，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为1 472亿美元，占到gcc总额的53%；同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为403亿美元，在gcc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大约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欧美国家是海湾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资产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导向影响到海湾国家甚至整个中东国家的对外投资与资产政策，也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以及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沙特阿拉伯虽然拥有海湾国家中最大规模的石油美元规模，但其对外投资策略比较保守，在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方面也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金融政策依然主导着海合会的区域经济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能否在海合会内部和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发展前景也基本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对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与投资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威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强了其全球资本大国地位。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又危机频发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雄厚资金实力帮助自己渡过当前的难关。随着g20在金融危机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之一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庞大规模日益影响到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治理，也进一步突显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贸易治理来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贸易带来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对外发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通过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积累起了巨额石油美元财富，是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和盈余国之一，也使其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连续多年实现大额贸易顺差，从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积实现贸易顺差就高达12 571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达到了5 46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为全球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东亚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汇储备水平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脆弱性，经常项目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其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但如何对巨额贸易盈余进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贸易盈余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一问题在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治理特别需要g20框架内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共同努力，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e11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失衡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互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顺差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国家的长期协调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维持长期贸易平衡与可持续增长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标，也是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实力与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及其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石油与美元的结合让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巨额财富，依托石油美元财富的资金与金融实力获得了飞跃式增长，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现行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场有力地维系了全球金融市场平衡。沙特阿拉伯凭借较强的资金实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资国。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央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在境外资产结构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随着近年来石油收入剧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广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为花旗、美银等西方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受到全球瞩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9·11”事件后英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对美投资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闻沙特阿拉伯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都使美元汇率显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认后美元价格得以恢复，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经济与欧美国家联系密切，十分关注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形势，海湾国家为了维护目前其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不得不将石油美元再投入购买美元资产，以维护自身经济稳定。但近来对这一政策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因为沙特阿拉伯贸易盈余和美元储备的增加会加大本币升值的需要，而本币与美元同步贬值会极大增加本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国内通胀压力一直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调整其外汇储备构成、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长远需要，在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2012年美国财政危机显现时，沙特阿拉伯国内都出现了国外金融资产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争论。当然，沙特阿拉伯认为对美元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其执行的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本国经济与全球最大经济体挂钩，保护国内金融机构免受外部危机过度冲击，限制外界对本国货币里亚尔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西方金融资产的巨大规模以及牵涉到与此关系密切的美元汇率问题，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沙特阿拉伯作为海湾金融大国，其金融政策动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了更大话语权。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沙特阿拉伯可以发挥自身在世界实体石油经济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努力将自身的石油实力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石油金融市场的巨额投机行为与剧烈波动现象。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较强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实力在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成为国际资本和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走向和由此带动的海湾地区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资动向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投资市场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资主要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两个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作为沙特政府主管对外投资的官方机构，其对外投资可以从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中窥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货币局海外资产总额达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对外投资规模将更大。（见图5）沙特阿拉伯民间资本丰富，据预测私人资本总量为10 000—20 000亿美元，这些资金除小部分投资在国内外，大部分投资于海外的不动产、股市、证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其货币局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最高，这与它一贯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坚决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主要投向美国市场的做法也与沙美特殊关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调整其全球投资方向，而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投资渠道、对象增多，投资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有沙特阿拉伯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财政悬崖和经济衰退将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等国在美投资，并严重影响海湾国家的经济，蕴含着经济风险，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及外汇储备的90%都与美元相关，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债务出现政策调整，沙特阿拉伯经济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转引自中国驻沙特使馆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日益活跃以及被察觉到的非经济意图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治理是必然的趋势，也成为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关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制度、规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目前虽然并不是最大，但从前景来看必然日益扩大，地位不断上升。无论按照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还是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ifsl）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占全球的11%，占本国gdp比例的86%。从单只基金来看，沙特阿拉伯外汇控股（即沙特货币局）占全球第三位，约有4 391亿美元资产。由于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 sama） 同时承担外汇管理和主权投资的职责，因而研究者对于该机构是否属于主权财富基金范畴以及基金规模测算等问题有不同观点。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资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内设立一支独立从事主权投资的基金，规模为53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拥有国之一，加之对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引领性的影响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认为海湾国家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或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牵涉到全球经济金融、投资体系及其变革，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而沙特阿拉伯在这一治理进程中可以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员国的身份进一步凸显了石油美元大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随着金融危机之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与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机制在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g20在诸多重要领域中的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和作用发挥，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与治理效力。鉴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g20议题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大小与沙特在应对该议题中发挥作用的高低为主要标准进行统计，2008—2012年g20共举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31项，与沙特阿拉伯高度相关的大约有16项。

石油美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资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与较强的影响力，依托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g20各国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协调行动。依托多年累积的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提出了高达4 000亿美元的财政开支计划，为本国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与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同时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为挽救世界经济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积极参与了历次有关联合声明与经济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与其他g20成员国一道履行了峰会达成的有关承诺，不奉行投资保护主义，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由unctad、oecd联合的8期《g20国家贸易与投资措施报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种类的贸易或投资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特别是没有一些国家采取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相关限制措施。

结语

第5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 工业 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 发展 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 经济 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第6篇

在屠新泉看来，中国入世发出了一个确定的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接受现行的这一套国际经济治理的规则，同时还会继续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因为“做好自己”，中国在过去15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这也是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有更大声音的基石。

入世加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标志性的事情，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确保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屠新泉认为，加入WTO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全球价值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同时，入世还推动了国内改革，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更积极的参与以及政府行为的更加规范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考察。“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经济地位，也让中国“全球经济规则提出者或倡议者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首次成为峰会主席国的G20杭州峰会。

“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世界也都承认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龙头”。这一场在家乡召开的峰会让屠新泉更多了一份自豪。

屠新泉认为，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全球都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力，而中国被寄予了厚望，“不仅是希望更进一步发挥中国在经济增长当中主要贡献者的作用，同时也希望中国作为东道国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

对于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及相关研讨，屠新泉表示，面对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确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贸易投资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保持全球化的动力，明确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地反对去全球化。针对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更多地强调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并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平衡、均衡的分配。

WTO成员需要更开放地接受企业及社会的声音

2011年，屠新泉在WTO秘书处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段经历非常宝贵，让他更加了解WTO的工作机制，“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WTO秘书处的人员比较少，是非常繁忙的”。

而据他的观察，目前在WTO有不少代表团前方代表和后方产业部门之间存在沟通障碍。WTO谈判主要是由各国的WTO使团来谈的，但使团人员比较有限。而且，谈判需要反映国内产业诉求，但谈判代表团的成员长期驻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有局限。

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界的参与相对不足。屠新泉认为，WTO很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诸如开放日、工作论坛等方式来促进企业更好地参与WTO规则的讨论，但还不够。他建议，WTO可以提出一些机制上的倡议，推动WTO成员更开放地接受来自企业界以及社会的声音，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这也是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方式。

如何把国内企业、行业组织调动起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中国一直面临的难题。屠新泉表示，政府和企业建立更加直接、日常化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体制，对于调动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决策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迫切的，希望尽快地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而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机制时，屠新泉认为，还应该听到更多来自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的声音，把它们的利益反映到我国贸易政策制定和贸易谈判中。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利用入世15年积累的经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屠新泉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我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要发挥更大作用、有更大的声音，第一是做好自己。“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就是因为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不管是经济发展质量还是速度，都决定了中国的影响力。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发展更先进的产业，才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

第7篇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8篇

关键词：国际法；公共健康；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318-02

1 传统的国际法治理公共健康实践概述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治理方式转折点，因为它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体制，该体制运行了将近三个世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是该体制即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主体。

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以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规则三原则使得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呈现以下特征：（1）国家是唯一的主体；（2）治理事务主要涉及国家之间的诸如外交、战争和贸易这样的国际事务；（3）国际治理并不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可以从世界健康组织公布的《国际健康治理》（以下简称《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该《治理》仅是一套国际法规则，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有遵守该《治理》的义务。该《治理》承袭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该《治理》目标是“确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响世界贸易，防止疾病的全球传播”。它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传染性疾病的国际传播上。它规定的措施包括：（1）成员国应该向世界健康组织报告该《治理》中所列举疾病的爆况；（2）成员国应该在口岸和机场保持合适的公共健康潜质。该《治理》实行尽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贸易原则，规制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旅游限制，防止传染性疾病在成员国之间漫延传播。该《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只解决发生于成员国之间的传染性疾病传播问题。成员国有权自由处理其国内的与传染性疾病有关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问题，不受任何其它成员国干涉。该《治理》仅涉及到几种传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乱和黄热病。

遗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运行及实践发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为国际治理重点来对待的国际体制。在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极低，得不到重视。成员国将公共健康政策和技术同国内公共健康系统合并起来，成为国内系统的一个部分。《治理》的历史就是见证。《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处理1851年首次国际公共卫生会议上所确定的几种传染性疾病问题，它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国际情势需要。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普遍违反《治理》的事实表明：成员国极不重视《治理》规则。许多公共健康专家承认，《治理》未达到其目的，强调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国际公共健康的地位极低。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视的情形促使人们在二战后寻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组织《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就包含了这种理念思想。《序言》中的核心原则是尊重人的健康权、人类联合的重要性及呼唤矮正正义，以达到健康权和人类联合的目标。《序言》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抛弃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员国为中心，而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权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联合上。前者明确规定了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和再分配资源的义务，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权而重视国家贸易的弊端和忧虑。后者的不干涉原则也被前者的要求审查政府行为的原则所取代，以体现尊重公民健康权。前者促进了公共健康治理领域垂直方向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后者重点关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奉行平行分配权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寻求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即个人和种族，参加国内和国际公共健康治理活动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及其一些要求对后者的平行分配权力体制提出了挑战。根据前者，和不干涉原则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权和普遍正义理念，否认后者的国家同意原则。

2 全球公共健康“宪法”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与以前治理体制的区别

2.1 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以“国际治理”为基础，治理活动由成员国自己或者通过国际组织直接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国际治理”。传统的“国际治理”体制虽然也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未实际上赋诸有效的实践活动。“全球治理”则不同，全球治理体制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实际参与到各种治理活动中来。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参与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间接参与方式，即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它非政府行为体的理念和行为，间接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动。

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参与方式。非政府间组织与世界组织通过订立官方关系而建立起长期的正式关系。直接参与方式的例子大多见于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公私合作关系。它改变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现状。全球抗御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就在董事会中设有非政府行为体代表，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权直接参与决策制定活动。根据这个世界健康组织提议，非政府行为体可以直接参与到全球治理传染性疾病的事务中来。诸如英特网和电子邮件系统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这个提议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间，“全球治理”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措施。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者行政授权，世界健康组织公开旅游预警和建议。“全球治理”模式赋予了世界健康组织独立处理其成员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为体和世界健康组织治理公共健康的权力又重新进行了分工。特别是在流行病预测方面突出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严重流行病方面，成员国报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和世界健康组织的团结一致是空前的、惊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动没有任何国际法律规范的授权或者责令这样做，这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所未能见到的。

2.2 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和“追求全人类健康目标”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产品（以下简称GPGH）。全球公共健康产品是以健康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护性的和非竞争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险型传染性疾病以及有关诸如全球传染性疾病预测数据这样的信息产品都属于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寻求减少贸易和旅游问题的障碍，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害怕不发达国家病原体侵入的强国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威斯特伐亚体制的目标有差异。

第一，GPGH的政策目标远远超过了国和国利益本身。它旨在为国和非政府行为体提供全球服务，不旨在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胁及促进出口贸易。它还承诺不仅要使发达国家受益，还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运行方式有区别。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国家制定规则约束政府行为。GPGH则不仅允许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也允许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治理活动。公私合作模式就是这种运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认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中的国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国家利益的实质内容。前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胁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联合起来抗御这种威胁的理念。于是，国家利益关系就有两种关系，即独立国家之间的平行利益关系和有非政府行为体及国际组织参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1998),pp.289-299.

第9篇

影响经济格式重构的主要因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顺应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趋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往二十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一直高于发达国家，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进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出口总额占比从33.8%上升到34.5%。特别地，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冲击较小，从而得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IMF猜测，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7.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5%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随着危机期间实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固然面临经济潜伏增速下降的压力，但是仍将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复苏步伐固然可能进一步加快，但是也将难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从长期趋势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式的地位对比正在逐步发生变化。IMF猜测，2013年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各国经济总量的这种变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在新兴市场国家这边，就是开始谋取获得国际经济价值链的更高份额；反映在发达国家这边，就是对部分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后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再一次挥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全球贸易已经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远低于危机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来的均匀水平。

2009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只买美国货”的条款，同时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进步出口来解决其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失衡题目，贸易壁垒成为其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假如封闭工厂也要封闭国外的工厂，保证国内的汽车工人的就业”，而意大利则发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号召。除了这些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外，一些国家还采用了规避制裁和把贸易保护主义公道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术为壁垒工具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 。由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摩擦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不断加剧，2010年前10个月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达到16起，其中不仅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案，还有来自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进人心

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天气变热题目十分严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数目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世界各国在达成新的碳减排协议上行动维艰，但碳排放必须减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碳水化合物消耗和转化的过程，碳减排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熟悉到了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将发展低碳产业和碳减排提到了战略议程。美国提出在未来三年要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量进步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10%， 2025年要占到25%。在未来十年，美国还将投资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和替换能源。2009年4月，欧盟通过了《天气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而英国政府提出，计划在2020年条件供1000亿美元建7000座风力发电机。德国则提出，计划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规模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此外，世界各国也在纷纷调整和重新审阅本国的核电发展计划，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新的核电站建设计划。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同时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必将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变革，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标和碳减排额度被确定和分配，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题目、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题目等都会高度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碳排放权将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发展，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对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产业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在节能减排技术上拥有尽对领先上风，在根据全球天气谈判确定的世界新体系中必将进一步强化其主导地位，并且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格式增加了一个新平台；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与承担减排责任的双重压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式和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面临中枢下移的风险（经济潜伏增长中枢指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一波三折

随着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也出现变革迹象。一方面，“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二战后成立的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国际社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试图通过改进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G20已经代替传统的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G20框架下，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权上升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IMF也通过决议，2012年之前将份额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个百分点，将欧盟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8个席位让出两个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进变革期，将对全球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不会一帆风顺。经济的全球化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发展经济、应对挑战，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注定将一波三折。WTO 多哈回合谈判多年来难达成果，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天气大会固然有55国提交了减排承诺，但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2010年召开的坎昆大会终极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试图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别，不按照承诺中的条款采取行动，这与联合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背道而驰，导致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调整面临较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