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金融环境的日益开放，经济体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促使金融风险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风险的相互传导又加剧了各经济体的风险不确定性。
（一）信息高速流动
关联性与互动性为金融风险的传导提供了传导基础。一方面，开放条件下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加快的一体化进程让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信息不再局限于最初狭小的空间范围，市场参与者获取到比以往更多、更快的信息，对信息的分析消化并作出反应势必为金融风险的传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达到传导临界值
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是其自身不断壮大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消化能力，并不是只要出现了金融风险就会立刻出现金融风险的传导。金融风险不断产生、不断积累、不断被消化，又如此往复地产生、积累、被消化，就如哲学里所说“量变达到质变”，当金融风险达到一定的不可控程度，超过了传导临界值，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无力消化的程度，金融风险就会四散着向其关系紧密的经济主体进行传染。
（三）金融体系不健全
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为经济主体间的金融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便利，并且国家层面上的金融改革、放松监管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缺陷，但不可否认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不健全的地方。事实上，看似大好的政策下，不完善的制度和漏洞百出的规则引发的问题频繁不断。监管的不到位给部分投资者提供了滋生不良投资动机的温床，为其充分利用政策漏洞带来了便利，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被看作是金融风险传导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
二、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路径
金融环境的日益开放，经济体之间联系不断加强促使金融风险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具有多种方式。
（一）金融机构内部各部门间传导
著名的1995年“巴林事件”显示，金融机构内部某个部门（或成员）的失职，会对整个金融机构造成关门歇业的危险。如果金融机构的个别部门发生风险，即使期初风险微小温和，但在没有妥善监管、及时化解的情况下会以无法预知的速度引起风险传导，通过触及其他部门而使整个金融机构面临危险。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对贷款者进行十分准确的信用定位，难以确保资金安全让资产损失在所难免。当贷款无法全额收回时便产生了不良贷款，这种不良贷款达到一定比例会对银行产生资产质量不良的不利影响，此时若银行的大部分债务到期，银行就会面临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信用风险在资产信贷部、财务部等各部门之间传导。
（二）金融机构间传导
与一般的工商业企业不同，金融机构作为投资和储蓄的信用中介，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服务，各金融机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条件下，国内外金融机构联系更加紧密，个别金融机构危机的出现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金融机构。就如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系在了一起，支付清算系统面临着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支付困难都会酿成全面的流动危机。另外，若银行某贷款大客户无法按时偿还贷款，银行就产生了不能对其存款客户支付资金的可能性。金融机构客户与客户、机构与客户、机构与机构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网，任何一端规则的破坏就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整个市场危机四伏。
（三）金融市场间传导
金融市场包括有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之间风险传导多种多样，如股票市场中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通常会造成银行系统的不稳定，严重的股票市场风险会过渡到银行系统，引起银行系统的危机。同时，证券这个高收益行业，众所周知的高风险丝毫没有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混合经营。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过多参与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容易形成市场泡沫，无论是哪一方存在金融风险，都会给另一方带来影响。
（四）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间风险传导
金融机构存在于金融市场，在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并达到传导临近点时，金融市场也几乎不可幸免。无论是对所属市场还是跨市场的传染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市场影响，情况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恐慌，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2006年那场震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出现在美国的金融机构，后又引至美国资本市场，危机引起的风暴越来越大以至于跨越美国传导到了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股票市场。可见，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不可小觑，与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效应成为可能。
（五）金融风险全球范围传导
以贸易溢出传导机制为例，一国在发生危机时通常伴随着本国货币的贬值，在出口过程中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相应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这样一来，伙伴国贸易赤字增加，经济环境恶化。开放条件下，信息的大范围传播和经济自由化条件的形成加快了全球范围信息与资金的流动。一个国家金融风险的出现，即使与其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国家也会以间接、无形的方式接受风险过或多或少的风险感染，当这种风险传导的力量足够大时，风险传导机制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定国家的风险最终演变为全球性冲击。
三、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机制
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不仅包括国内传导，还包括全球范围的风险传导。从传导机制来讲分为贸易溢出传导机制、金融溢出传导机制、心里预期传导机制、政治文化净传染机制四部分，但由于政治文化净传染属于心理预期传导机制涵盖内容的一方面，因此在这里只介绍前三个部分。
（一）贸易溢出传导机制
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出现金融风险的同时通过贸易活动对与之贸易关系紧密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不良影响，恶化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基础，从而使金融风险随之加大。开放条件下的各经济体互动性更大，贸易往来密切，利用贸易活动进行风险传导是非常普遍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若本国存在经济恶化、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那么此后不久很有可能使得货币贬值。这样一来该国的出口竞争力增强，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进口但减少，伙伴国会出现贸易逆差，赤字增加，外汇储备相应减少，严重破坏伙伴国的经济基础，进而引发投资者冲击，加大金融风险。同时，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影响了其竞争对手与其在同一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为了保持这一竞争力，竞争对手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货币贬值行为，在投资者预期到竞争对手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也会开始一个冲击，加剧金融风险，引发整个外部参与者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
（二）金融溢出传导机制
金融溢出是指一经济体由于自身出现金融风险造成非流动性问题，并且对与之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另一经济体产生影响，导致同样的非流动性问题，加大金融风险。一般来讲包括直接接触关系和间接接触关系，前者指两个经济体有直接的投资关系，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指两方不存在直接投资关系，但都与第三方有关联，形成间接接触关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间通常都相互持有总量很大的有价证券。某些情况下，当一国金融风险加大、危机加剧，投资者会考虑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出售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产以保证持续运营，由此引发他国的流动性冲击，一旦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抽逃行为达到特定程度，金融市场就会动荡不安。
（三）心里预期传导机制“纯传染”机制
很好地概括了心里预期传导机制。金融风险发生后，与发生风险的经济体并无实质经济联系或联系非常弱的另一经济体却由于心理预期的变化，通过不恰当运用金融风险规避工具而造成自身金融风险的出现乃至加剧。悲观信号被传递到更多经济体中，形成一种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导致危机蔓延和逐渐深化。我国在去年的欧债危机爆发后表现出强烈的经济不确定性，众多市场人员对外贸出口所持的悲观态度导致了我国市场经济指标的普遍下滑，进而引起他国对经济复苏的又一轮悲观期望。一国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对国际间经济的悲观预期感知能力较强，当有悲观的金融风险预期从国外传入时，这些机构风险规避的活动和羊群效应的存在会造成市场做出较为偏离平衡的反映，放大了从国际间风险传导到国内传导的风险预期，深化了经济全球化下金融风险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四、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防控对策
明确了开放条件下风险特殊性、探究传导条件和路径，就可以设计相应的防范对策来阻断金融风险传导，为促进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和保障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一）完善内部控制，加强人员管理
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又是经济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显得尤为重要。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转是以各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为基础，而这种健康发展又无疑有赖于内控制度的有效运行。内控的关键是要求各经济体在进行业务操作和各项活动时遵循既定的风险控制原则，如加强资本控制、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和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只有把内控制度与外部监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满意的风险控制效果，将金融风险传导的基础截断在萌芽中。通过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加强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加大责任处罚力度等手段，从技术水平上降低错误操作的可能性，在制度层面禁止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规操作，防止金融风险的出现和扩大。另外，坚定管理层对从业人员负第一责任的意识，设立合理恰当的考核指标，完善对从业人员的考核制度，积极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维护机构利益和组织声誉。
（二）公开有效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羊群效应的存在难免造成信息使用者错误使用信息，导致决策失误，产生风险可能性。鉴于此，监管当局应当要求有关机构组织公开必要信息，提高透明度，从而有助于市场参与者及时、全面获取信息，方便决策者信息的合理使用。同时，公开信息对投资者，尤其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机构投资者提高投资信心尤为重要，根据准确的市场信息加以分析判断，肯定目前暂时性的金融现象和经济问题，为稳定市场情绪，防止大规模撤资，防范金融风险传导起到积极作用。
（三）促进部门合作，加强风险监管
依靠有效的监管机构组织实施风险监管有助于化解不断积聚的金融风险。防范风险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促使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合作，将风险传导可能降到最低。同时，提高区域间的协作效率，达成国际间的监管合作也是符合开放市场、经济一体化条件的内在要求。
（四）积极引导市场，乐观应对风险
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一：资本流动对金融经济的影响
摘要:概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及监管带来的影响，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资本流动;金融体系;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经势不可挡。当世界经济活动跨越国界之时，资本流动国际化也形成了趋势。国际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包括国际借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银行资本流动，保值性资本流动和投机性资本流动等项目。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现代电子交易技术的广泛运用，新金融主体的产生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不断变化等，促进了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直接投资有效弥补中国资本不足，为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资本流动加速商品周转，推动国际贸易往来的同时增加中国的财政收入;改善国际收支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资本流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金融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
1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经常性项目，虚假提高出口商品价格从而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二是随着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宽松，外资利用虚假投资信息使资本大量流入;三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投机行为流入资金。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大了资本流动，为中国利用国际资金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可能。但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入流出，会加剧中国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影响微观经济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久发展。
1.1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国是一个还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始终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加，M2虽然在今年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在10%以上，正因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市场利率始终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几倍的水平，同时我国在大的趋势上仍处于汇率长期升值的通道上，这必然会引起国外的资金大量流入。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却能享受高额的汇差和利差，再加上对我国的商业投资也可以保证一个较高的回报率，若没有资本监管的限制就会促使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性，会促进我国股市的短期繁荣，助长股市指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市场的投机者会主动地承担市场风险，同时对冲套期保值者的风险。同时依照托宾q的理论，股市的繁荣也会在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促进实业投资，而持有股票的投资者也会因为资产的增值增加消费。而从负面影响上看，这种纯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改善我国资本配置，只会异化证券投资功能，破坏市场价格均衡机制，在大规模撤出后引发资本市场震动还会关联到实体经济，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1.2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资本频繁流动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资金较充足，银行往往会盲目扩大借贷，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流资本的频繁动同时会引起利率和借贷市场波动，资本流入会增加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下降;而资本大量流出会导致利率上升。其次，不管国际资本采取何种方式都会涉及到货币兑换，与汇率产生直接挂钩，进而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第三，资本频繁流动会引起股票价格和股票市场波动，当国际资本采取股票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会刺激股票需求增加，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反之一旦流出就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而短期资本流动形式的多样化，推动金融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
1.3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资本流入，都会使国内货币供给以内生的方式增加，央行原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必须对现行的货币政策作出改变。面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央行将被动地调控人民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来吸纳流入的资本，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冲销因资本流入引发的通货膨胀。而短期资本通过经营项目、地下银行、洗钱等方式导致资本流入源头增加、速度加快，不同程度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确定的难度和实施效果的保证。
1.4给监管带来难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为国际资本进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而随着金融保护期渐进，在华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可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从事我国国债发行等，国际资本及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往来将更为多样和便利。此外，由于我国汇率波动，利率调整相对国际市场所形成的汇差、利差等，会不同程度地诱发套利资本流入和流出。而依托金融创新工具和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国际间资本在不同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更具隐蔽性、更便捷也更难以掌控。这些都给央行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造成极大的困难。
2面对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国际间的贸易和金融资本的流动在过去十年中数以十倍的增长，以纽约为首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和其他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那些可能存在的价值洼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也会在瞬间被填平。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积极利用外资政策的推行，作为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重性影响。因此，国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通过实施严格管制以避免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2.1提升资本利用效率
中国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过程中，为避免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要提升整体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单纯从数量来看，金融资本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从质量来看，国际金融资本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势尤为突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减少国际资本带来的挤占效应和冲击影响。化短为长，主动吸引长期资本，适应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积极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2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加快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统一和开放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内部管理，实现业务交叉，多种经营，增强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完善金融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管理升值预期和通涨预期，寻求信贷规模调整和信贷结构优化的平衡点。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快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大力发展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推动和稳定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
2.3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难度。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财政赤字，从经济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避免采用扩大通涨来弥补赤字。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建立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灵活运用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金融工具，将货币政策真正控制在适度宽松和稳健的水平上，科学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规模，抑制泡沫的持续膨胀和投机炒作行为;适度规模增加供给，遏制价格上涨，化解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削弱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冲动，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带来冲击。
2.4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面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主动与国际金融统计接轨，通过建立一整套防范金融风险机制，化解国外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业构成的危机。通过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基金的形式，引导、管理和使用好国际资本，并积极采取防御性措施，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避免投机性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过度冲击。此外，要不断提高鉴别和监控各类投机性资本的能力，进一步加大打击查处力度，以监管体制的完善，持续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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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二：现代金融经济风险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命脉，现代金融体系运行是否稳健、有序、有效，对国家经济安全极为重要。本文以金融风险概况为出发点，对我国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且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对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防范措施进行了探究，以期稳定金融经济，实现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概况
作为一个双重转型国家，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领域改革也取得了良好了成就。但金融经济不稳定因素的长期存在也加大了其风险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相比其他国家的损失，我国在该场金融危机中损失不多，但这并表示我国金融体系较为稳定，事实证明，必须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一、现代金融风险的概况
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未来收益、资产等具有波动性。金融风险是指于企业、机构而言，任何有可能致使其出现财务损失的风险，是企业、机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与波动性，其与金融市场波动性具有直接关联性。金融结构风险造成的损失往往在其自身影响以上。在具体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将严重威胁金融机构的生存现状。同时，如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到位也将产生极大的威胁，如产生系统风险，无法正常运行金融体系，甚至出现整个社会经济市场无序现象或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根据具体标准可将金融风险进行多种类型的划分，如下：
(一)根据金融风险出现的根源划分，包含两类(静态、动态)金融风险。静态金融风险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不可抗力出现的风险，其与相应定律基本符合，预测具有准确性。动态金融风险是指因改变宏观经济环境出现的风险，伴随时间推移动态金融风险产生的概率与影响作用也会随之改变，其预测难度较大。
(二)根据金融风险涵盖的范围划分，其包含两类(微观、宏观)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客观环境改变、决策误差或其它因素导致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资产、信誉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宏观金融风险是指全部微观金融风险归总。
(三)根据金融机构类别划分，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风险。
二、现代金融经济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与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合理性较差的现象，具有较高间接融资比重，储蓄率与广义货币M2持续上升，进而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业。我国广义储蓄率较高及持续上升，如34.3%为1985年我国储蓄率，38%为1990年储蓄率;40.2%为2001年储蓄率，44.6%为2003年储蓄率。近年来，以我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社会融资规模达17.29万亿元,是年度历史最高水平;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适度增长的态势。在银行业发展中，其主要依靠大量储蓄存款吸收，与中长期贷款发放进行储蓄增长压力释放。通过大量数据显示，我国银行贷款中所占比例较高为企业融资，一般为80%以上，但股票与债券融资比例则较低。企业融资对银行贷款过分依赖，将导致整个社会融资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度集中。以长期发展而言，货币供给过度将对物价、资产价格稳定性产生极大的冲击，这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不利，也将对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产生挤压作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型为主，在整个金融资源中银行业所占比例超过90%，证券业发展滞后现象较为严重，保险业具有过小规模。在金融资源配置与金融风险分散中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该类金融发展格局，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无法满足，进而对金融体系稳定、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及呆账准备金不足2003年以后，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贷款比率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对此类指标的过度性强调，只会导致金融机构利用信贷投放扩大对不良贷款进行稀释或对有利贷款进行回收，实际上不良贷款存在的金融风险仍无法消除。目前，银行机构仍具有极大的呆账准备金缺口及具有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近年来，在国有4家独资商业银行内，高于国际标准8%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仅有中国建设银行。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仅为6.15%。由此可见，伴随贷款增长速度的提升，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仍具有较大缺口，及较低的贷款损失承担能力。当银行资产扩张与资本金补充不符时，一定程度上必将造成其经营脆弱性。
三、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
(一)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对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且对间接调控方式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市场运作机制建立与健全，调整信贷结构与产业结构。第一，货币政策决策民主化的实现，增加透明度，对货币政策决策水平全面提升。对金融宏观调控科学性、有效性地提升，对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能力地提升，都能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且能够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将货币、资本与保险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中央银行将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该货币政策不仅能够对经济平稳发展起到支持作用，还能避免通货膨胀及进行金融风险的有效预防。在日常流动性管理与引导市场利率中将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充分展现出来，应达到运用存款准备金、差别存款准备金及公开市场操作之间组合的合理性，以此对数量调控能力进行全面提升。对中央银行运用价格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加以完善，在资源配置方面将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此对货币信贷合理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第二，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对利率杠杆进行灵活应用，以此调整总量平衡度。利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起到引导作用，且按照市场利率金融机构对其资产、负债价格利率调控体系进行准确确定。通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进行国际收支市场机制与管理体制建立，为贸易与投资活动提供便利。第三，加强与改进银行窗口指导，要求必须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贯彻落实，对支农金融服务加以改进，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增加金融保障，调整信贷、产业结构，且对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全面提升。
(二)建立科学、高效防范风险与金融稳定机制
1、强化金融法制建设与实行依法行政。完善金融法制体系，对银行业、证券业等金融行业法律边界进行界定，对各个金融机构的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对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特性进行合理划分，及时补充、改进其相关法规，实现金融机构依法行政。
2、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具有系统性、合理性，确保金融评估报告的准确性、科学性，同时对整体金融运行状态与潜在风险及时把握，进行金融风险识别、评价与预警体系的合理化建设，且按照风险程度向市场及时提醒，做好事前防范工作，以此对金融风险的扩展范围进行有效控制。
3、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在实现金融一体化与金融稳定性不足的现状下，必须进行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快速建立，以此对突发性事件产生加以有效控制。通过金融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对金融应急处理措施进行统一制定与实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金融经济发展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降低金融经济风险问题，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进步。必须重视风险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金融改革力度。这就要求各个金融行业充分了解自身发展情况的前提下，确立正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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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力伟.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财政金融论文3900字(一)：数字创意产业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数字创意产业属于一种高风险和高回报并存的新兴产业，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资本上对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很是依赖，并需要在投融资市场的帮助下加快自身的发展进程。文章在分析了历年来数字创意产业的数据基础上，发现了我国财政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大，在参考之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提出相关的改善措施，以帮助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数字创意；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研究
引言
从2019年查询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8.54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1.2%。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高达8.47亿，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常用工具。人群的基数造就了一个数字产业巨大的市场，为数字游戏、数字电影等数字产品带来了大规模的潜在消费者。从近年来数字创意产品的增长趋势中也可以看出，数字创意产业在大环境各个产业都放缓增长的同时，以每年增速20%的速度，爆发式逆势增长，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驱动产业。
一、数字创意产业的含义和类别
1、数字创意产业的含义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数字创意产业”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个概念在2007年就已经在学术界出现了。陈刚、宋玉玉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基础，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创造价值，帮助人们生活和生产领域的结合，以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臧志彭和陈洪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一种技术和生活互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是一种围绕着创意和依靠数字技术才可以实现的新形文化形态。王博等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一种建立在创意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互联网传媒科技，来进行文化传播的新形产业。本文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建立在互联网科技、数字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基础之上，把创意当作产业核心思想，以电影和游戏等作品形式当为载体，提供娱乐产品的新型文化产业。
2、数字创意产业的类别
根据数字创业产业的含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包括了影视产业、音乐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共同点是，在互联网技术存在之前就产生了。在科技发展后，这些产业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向数字化转型，之后就出现了数字电影和数字音乐等新形式的出现。新兴产业包括了文学小说产业、游戏产业、虚拟现实产业等，这些主要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产业形态。新兴产业在产品的体验上，更加吸引消费者，可以说，新兴产业代表了数字创意产业的最新技术和未来发展的方向。[1]
二、财政金融体制创新的原因
1、数字创意产业处于发展初期
通过大量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对于国家的财政政策很是依赖，需要在税收及融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来帮助企业增加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企业的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差，产品的技术不完善，产品的推广已经花费了企业大量的宣传费用，而国内的消费者群体，主要来源于支持国产技术的消费者。这对于高投入、高风险的数字创意产业的企业来讲，急需政府的财政支持，帮助企业的初期发展。[2]
2、数字创意产业的资本要求
数字创意产业有以下几个特征：高投资、高风险、高科技、重知识产权、高回报等特征，是文化产业中最具风险的行业之一。数字创意产业的这个特征，造成了它发展需要的初期资本投入较大，风险也大，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担保和支撑，就会造成民间资本不敢投入到这个行业。除此之外，数字创意企业生产的核心在于创新，但是创新有时候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文化创意的企业面临着高投入、高风险的境地。所以，数字文化产业的资本风险率过高，预期回报率不明确，这就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对文化创意行业的企业投资。[3]
三、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财政金融体制的现存问题
现在中国在财政方面，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资金，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别是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文化产业的专项资金是指，从2009年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相关文件以来，国家成立了帮助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专项资金，会对影视制作、文化创意和出版发行这些领域的发展，进行更加针对性的帮助。同时设立项目补助、绩效奖励、贷款贴息等相关项目，促进帮助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善产业的资源分配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意思是，财政部会通过出资的方式来代表国家向文化企业购买其股份，主要是通过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种方式，来促进文化、科技和数字的创新。另外，在财政扶持的方面，在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九个部门，一起发布了一个《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提出了针对文化市场的信贷、保险、融资、评估、检测等方面的有关政策。在2014年，财政部、文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颁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的文件，提出了要开始重视创新文化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自身条件过关的文化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的融资形式，去吸引社会上闲余资金的投资。虽然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相继出台，财政和金融市场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视不断的提升，但是还是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出台的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促进不足
我国的数字创意产业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往往比较大，但是因为现在我国对于数字创意产业投入的财政资金较少，投入的资金数量完全不能满足数字创意产业对于资金的发展需要。而且当下有关的金融政策对于文化产业的融资限制比较多，文化投资的资金数量没有办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资本市场没有在这里完全发挥自身的作用。现在我国的金融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比较频繁，但是数字创意企业在其中的占比却很小。在银行贷款的总体资金里，因为数字创意企业的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这就没办法给银行提供大额贷款所需要的有关担保，这让大量的数字创意企业没办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而在银行的风险投资中，因为数字创意的投资项目，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银行通常会对这种投资项目采取一种保守的投资态度。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数字创意企业保持着一个低资本经营的生存状态，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從而开发不出来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2、对于数字创意产业支持的失衡
现在的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扶持有着明显的失衡问题存在。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对于创意人才的培养，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信息的平台建设，对于文化产业跨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政策的偏向不平衡，比如在不同的地区，投入的结构失衡，财政政策的自身内容不合理，对于投入太过看重，而忽视了考核的重要性。在数字创意产业的内部，金融资金的支持上也存在着不平衡。政策主要偏向一些已经成长起来的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比较排斥。在企业的所有制上，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明显不足。而在制度上，对于兼并重组的数字创意企业重视不足。
3、有关政策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帮助机制不完善
现在我国财政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平台、信息平台等基础建设的政策支持明显不足，这就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相关机制不够完善，这样不利于产业资产的增值，也不利于文化资源的培养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帮助数字创意企业筹集资金和上市的服务的平台和咨询机构，但是数字创意创作团队大多是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主的创业组织，因为现在缺少了解金融和数字创意的复合技术人才，造成了企业在争取投资和运营上市等方面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处境，难以通过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来解决企业需要资金的问题。
四、对于财政方面相关的策略建议
1、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的分配里起到一个基础的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促进数字创意产业的资本进入，调整资本的结构，把政策完善成相关体制和法律。例如英国，对于电影和动漫，这类数字创意产品就是实行的零增值税，来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而法国在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对数字创意类的产品实行财政的补助，但是同时限制了外来的数字创意产品。
2、改善相关投资体系
资本是一个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所以要不断的完善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引导资本市场的资金向数字创意的相关企业流动，来促进数字创意行业的发展进程。第一个方面要通过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的推动，来創建数字创意产业资金的担保体制，为数字创意的相关企业提供信用的担保，来减少对产业的相关资金风险，让企业可以顺利的获取贷款和投资。第二个方面是加强相关的指导咨询服务，增加数字创意企业的资本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把上市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改善企业自身的资产结构和经营机制，规范企业的组织架构，促进企业引入投资来帮助企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个方面是，增加无形资本在数字创意产业里的融资能力。数字创意产业属于一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企业的人才和技术这些无形的资产在企业的资本中比例中很高，应该用合理的方式去核算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加企业的总价值，来达到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的目的。
结语
总而言之，完善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的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引导资本市场偏向数字创意产业，完善资本市场秩序和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担保制度，加强平台建设，不断探索改善相关政策的方法内容，全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进程，让数字创意产业在我国尽早的成熟起来。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关于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析论文
摘要：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一直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资金支撑，但是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下，对农业建设的投入的资金较少，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主要针对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我国相关部门以些许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措施；分析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农产业与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对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热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进行，需要以财政金融作为支撑，通过提升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缓解环境压力
我国农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受到粗放式经济模式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农药以及化肥，对附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农业趋于绿化型和生态型方向发展，缓解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对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优化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农产品质量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吃的好，还要吃的健康。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转变农户固化的生产理念，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而为我国社会提供更加健康的农产品。
（三）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转型，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者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主体中，其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结构性改革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途径分析
（一）整合金融机构职能
在开展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能和关键任务，想要发挥其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改变以往的职能缺位问题。首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规范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各大银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励国有大型银行的经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最后，建立农村区域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鼓励更加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环境改善与优化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环境。首先，优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全面建立征信体系，完善相关业务、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为征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要构建合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平台，政府要起到牵头以及引导作用，与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有效对话，根据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最后，利用重大节日、农村赶集等途径，普及以及宣传金融知识，尤其对于金融犯罪要重点宣传，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为了帮助农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识，还可以利用土话歌谣或者趣味手册的方式进行宣传，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建立完善保险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在众多保险企业中，尚未有一家专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和阻碍，因此，国家要鼓励保险企业推出各种农业保险服务，并且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险企业，落实和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政策。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服务，可以帮助农户分摊经营风险，例转移农业生产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灾害风险，并且通过自愿自主的形式参保；其次，保险企业要积极落实和相應国家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加大在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的作用和价值；最后，鼓励各种证券公司、信托租赁以及保险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保险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与活力。
（四）财政支持创新模式
财政支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力，但是以往的财政支持模式较为固化陈旧，当地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引入财政支持创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和价值，政策要向农业主体倾斜，提升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强化信贷产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对于部分贷款以适当给予政策贴息，并且鼓励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住房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朱红，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最后，对于偏远山区要极大贷款服务力度，并且开展各种保险工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转变农户对保险的错误认识。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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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
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行为金融；展望理论；心理帐户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someclassicliteraturesofbehavioralfinance，makescommentsonforecasttheoryandtherelatedothertheoriesandintroduces，indetail，thedevelopmentofbehavioralfinance.
Keywords：behavioralfinance；forecasttheory；mentalaccounts
一.导论
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
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
Van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李忠民，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
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二.展望理论的提出
Kahnemanand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
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
(1)确定效果(certaintyeffect)
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
(2)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
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
(3)分离效果(isolationeffect)
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
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
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
(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
(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
(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effect。
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
(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
(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p。这可以说明个人过分注意极端的但概率很低的事件，却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
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
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effect
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
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effect的倾向，Samuelsonand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Johnson，Meszaros，and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
2.沉没成本(sunkcost)效果
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and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and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and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了未实现损失，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
Laughhunnand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and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and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Thalerand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moneyeffect)。
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effect)
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
Kahnemanand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
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and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
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
Barberand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
4.跨期赌局的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
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
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
Loss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and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
5.心理帐户
除了Tverskyand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
Shefrinand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and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and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
Shefrinand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mental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mental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彩票?
四.结论
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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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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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周期是一项宏观经济问题，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在其影响下，我国金融经济周期也受到很大影响，本文在此就以次贷危机为例，对我国金融经济[1]周期进行实证分析。
1.1次贷危机中我国的金融经济周期
早在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就已经初现端倪，并且很快影响到了我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国际金融机构资产情况开始一步步恶化，再加上我国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紧缩现象十分严重，例如我国的证券市场就受到了严重干扰，2007年10月16日，我国最高的上证指数是6124.04点，到了2008年10月28日，股市严重回落，我国最高的上证指数为1664.93点，跌幅高达70%以上，股市市值严重缩水，公允值持续降低的问题影响到了很多上市企业及其股东，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过热”现象，到了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呈现“大衰退”现象，2007年10月~2008年10月我国企业景气指数如表1所示。与经济下行相比，证券市场下行周期提早了8个月，并且与经济波动幅度相比，证券市场的波动幅度严重加大，由于上述问题的出现，我国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干扰，2009年时大力防范股市崩盘，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同志在2009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呼吁股民进行投资。
1.2我国2009年以后的金融经济周期
为了有效应对次贷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2008年年底，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有所放宽，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刺激证券市场，2008年年底，我国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到了2009年1月，我国金融市场率先回升，2009年8月4日，我国证券市场最高上证指数提高了3478点，而此时的实体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金融市场的反弹，帮助实体经济逐渐站稳，2011年全年中，我国的股市一直不是十分乐观，而实体经济在2011年上半年出现了通货膨胀，2011年10月之后实体经济开始回落，与实体经济相比，2011年我国股市回落提早6个月左右，通过上述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存在较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
2金融经济周期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2.1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
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是比较侧重于微观监管，尚且比较缺乏宏观监管的意识，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此后一定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宏观监管理论是新提出的一个理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宏观监管意识不强，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很少研究金融周期以及实体经济周期，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那样，定期公布金融经济周期研究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还停留在合规性监管阶段，只是依据技术性指标和管理办法来进行监管，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已经无法满足金融市场风险放空的需求，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革新监[2]管方式。
2.2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
想要切实做好金融宏观监管，前提就是要准确把握经济周期问题，进而把握金融对经济周期的放大作用，把握好金融经济周期，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构建研发部门，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这样一来便于把握金融经济周期，可以为宏观金融监管提供依据。不得不认识到，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这方面还存在欠缺，只有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重视金融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做好金融宏观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深入研究金融经济周期。
2.3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
金融宏观监管中存在着很多难点，而金融反周期监管就是典型的难点之一，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面对金融经济周期时，由于缺乏金融经济周期的检测，因此不能把握反经济周期的力度、频率、节奏，例如在应该降低经济“虚热”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会刺激经济热度，导致金融风险大大增加。未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金融宏观监管的总体水平。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