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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研究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6-07 15:58:15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1篇

>> 闽南话的台湾语境 情感味道:闽南话对台湾广播的独特功能 浅谈对台闽南话广播主持人的语言素质 以《祖地乡音》为例论对台广播闽南话节目以特取胜 浅谈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的异同 论马来西亚巴生闽南话浊辅音[mbl]的语音变异 浅谈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对台闽南语广播新媒体的实践与思考 传播爱的森林之声 对台广播中闽南文化要素运用分析 “海峡论坛”的传播特色 从闽南聚落看闽南的地域文化 浅谈北京外语广播的跨文化传播模式 闽南乡土文化走进美术课堂的实践与思考 闽南文化视野下的闽商精神 闽南文化研究中的独特风景 闽南武术的文化生态研究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异同 把闽南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实践中 海峡那边的文化运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③⑥《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六点意见》[N].《人民日报》,2008-12

④林其泉、陈慰锭,《闽南文化与两岸统一》[J].《黄埔》,2004(4)

⑤全国研究室编:《历史怪胎——“”》[M].华艺出版社,1992

⑦袁曙霞,《两岸文化大交流对台湾同胞认同的影响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10)

⑧郑淑真、萧河、刘广才:《根在河洛》[M].华艺出版社,2000

⑨张喜燕,《对台宣传的文化心理基础、现实挑战及对策分析》[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2篇

《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出版

2014年9月29日,在《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新书会上,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支平说他要“吐吐苦水”。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文献越来越开放,可是,编篡古籍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由他参与主编的两套丛书,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并如期出版。

这两套丛书是两岸协同努力的结果。《台海文献汇刊》60册,分为“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集成”、“台海诗文集”、“海疆文献丛编”、“民国时期台湾稀见刊物丛编”等四辑;《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一套定价6万元。该书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项目,汇集闽南地区涉台民间族谱100种,均为首次披露。

这些族谱绝大部分修纂于清代和民国年间,少数修纂于明代。族谱以台湾人数排名前100位的大姓陈、林、黄、张、李等作为主要搜集整理对象,再根据某些特殊姓氏如连、辜等在台湾社会的重要影响程度,适当增补。内容上更加注重台湾政治人物祖籍地族谱的搜集,版本以19 49年以前为主。

族谱大多秘不示人,收集可谓艰难,能得到海峡两岸的襄助,陈支平感觉“特别高兴”。他说,“台湾拿族谱出来要拜祖宗,举行仪式,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听说我们要编辑这套丛书,很多人非常支持,很慷慨无私地贡献了出来。”

荣誉主席连战的族谱备受各界重视。陈支平透露,“能看到的连氏族谱基本上只是手抄的两三册,跟他们沟通以后,连氏家族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他们珍藏的最原始的族谱全部贡献了出来。”

一部族谱就是一个宗族的迁变史。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林彬说,族谱中不只是繁杂的家族小事,也有详述了历史上知名大事件的,可见到这些事件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这些族谱体例完备,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家训、家传、先辈艺文著述、祖先图赞、风水图等一应俱有,且富含闽南民间特色。

陈支平说,这些族谱分开来看是一个个家族、一个个人的拓荒史、发展史;合起来看,则是浩浩荡荡的华夏文明之传承。他透露,在《台海文献汇刊》中,收有福建武夷山一次大战时安置台湾移民的记载,此类记载,他认为,“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台湾现有居民大约80%来自福建,而其中70%是从闽南移民的。从家族史的记载也能反映两岸的血缘关系与文化渊源。”陈支平说,接下来还计划为福建地方姓氏建立数字博物馆。

看到“大部头”的丛书首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表示“很是震撼”,他认为,这两套丛书的发行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推动学科建设和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产生。”

新书首发式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闽南师范大学主办。两套丛书均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编纂,分别由厦门大学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闽南师范大学在闽台文化研究方面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是海内外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

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副主任、教授陈益源称自己祖上是漳州人,这次赶来参加首发式,有一种“与漳州乡亲一起进京的感觉”。

陈益源说,“成功大学这五六年来,特别以闽南文化作为人文发展的重点,几年前,学校就想建立一条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金厦成功(金门大学、厦门大学、成功大学)之路’。”

他表示,“刚刚接受了汪毅夫老师的建议,可将这条‘路’再扩大成‘闽南厦金成功之路’。”以此打造一个“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合作平台”。他希望四所大学“在这个轴线上加强对闽南文化的研究。”

陈益源说,“族谱是血脉相连的凭证,隔着海峡、隔着一些特定的时空及事件,血脉如何再相连,学术界能做的就是尽量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让这些珍贵文献重新出土,让这些过往的记忆能被重温。”他强调,“立足闽南、跨越两岸、走向世界”的闽南文化研究有着令人期待的合作前景。

成功大学推动闽南文化研究,已起步多年,曾经举办过6次闽南文化论坛,且和马来西亚的大学探讨过闽南文化的议题。据了解,第7次闽南文化论坛于2014年11月下旬召开,将邀请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大陆等地专家讨论“闽南民间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拓展闽南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另据悉,台湾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将于2015年2月挂牌成立,未来不仅将延揽两岸人才进驻,也会结合岛内多所大学共同研究闽南文化及文献。

全国副会长杨毅周表示,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两岸民众精神生活中。《台海文献汇刊》与《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的出版,再一次佐证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的历史事实。

两岸闽南“非遗”展演活动

漳州歌仔戏经典剧目《十八相送》、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南音、巧夺天工的剪纸表演、诙谐幽默的高甲戏《送水饭》2014年9月29日,由全国、北京市、福建省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闽南古韵・两岸传情―海峡两岸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习惯了上演经典大制作的“国家大剧院”不断爆发出阵阵掌声。

福建漳州华安高山族舞蹈团、闽南师范大学、台湾戏曲学院以及漳州艺术学校、泉州艺术学校等两岸艺术团体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原汁原味的闽南传统文化艺术盛宴。

“能够应邀前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台湾戏剧学院院长张瑞滨表示。“歌仔戏是中国360个地方戏当中唯一横跨两岸、相互交流的一个剧种。此次展演,台湾戏剧学院带来了最富台湾特色的歌仔戏,以彰显闽南和台湾文化的一脉相传,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台湾用心保存民族文化的一个成果。”

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致辞中说,闽南文化发源于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层层积淀,具有多元的文化表现形态,是中华文化优秀的“基因库”,并随着移民进入台湾,在那里生根开花、传承发展。

他表示,闽南文化是闽台人民生活智慧的结晶,它深深扎根于闽台地域社会,是联系闽台人民的精神纽带,是两岸人民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展演活动,意在通过两岸闽南传统文化艺术家的首次联袂合作,对两岸共同拥有的闽南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展示和交流,重现闽南传统文化之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两岸文脉的相承,同时共同探讨闽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

闽台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

在同一天举行的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座谈会上,两岸专家学者就民间信仰、戏曲、方言等议题进行了座谈,认为两岸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合作。

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副主任陈益源认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他举例,“青海、甘肃的西王母信仰和台湾花莲的瑶池金母信仰,还有安溪城隍信仰等,一种文化在不同地区传播流布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根源上是同一的。”

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说,“两岸确实可以一起做些事情。”

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严峻表示,闽南方言是两岸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课题。他透露,计划邀请两岸学者共同就此问题召开研讨会。

大陆正计划将“二十四节气”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台南地区的寺庙供奉‘二十四节气神’正说明了‘二十四节气’的生命力,这作为一种(证据)材料,会在申遗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陈益源说。

自2005年中国文化部第一次公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保护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正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福建与台湾共有39项民间艺术、55位民间艺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由于闽台两地不少传承人生活生存状态欠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豫闽称,闽台同根同源,台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源于福建,福建省已高度重视恢复文化的生态环境,恢复元宵节等民间习俗,恢复民间方言,以让闽台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闽台客家研究院成立

2014年10月12日,两岸客家文化交流的平台―闽台客家研究院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市成立。

龙岩是迁台居民最集中的地区,台湾至少有70余姓氏源自龙岩。早在上世纪80年代,龙岩就首开大陆客家研究先河,成立大陆高校首个客家研究机构。

闽台客家研究院设于“客家祖地”唯一一所本科高校―龙岩学院内。龙岩学院院长李泽表示,研究院将增强客家研究的力量,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呼吁两岸学者携手共进,将闽台客家研究院发展壮大成为闽粤赣区域内两岸交流的又一个文化高地。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学希望,借闽台客家研究院这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将客家文化完善成独立的理论学科,着力培养新一代客家文化传承人,把龙岩建成新时代客家研究的“黄埔军校”。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3篇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同仁:

大家早安!我是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传播协会负责人陈宗钰,爱拼敢赢、重乡崇祖的闽南人。闽南文化传播协会,成立于2010年4月1日。六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传承闽南文化,服务校园师生”为己任,做有理想,有特色,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的社团。

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理想,不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明确,那便是通过各种闽南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的媒介,传播、弘扬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即重乡崇祖、爱拼敢赢、重义求利、山海交融的闽南精神。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闽南地区的同学了解家乡、传承家乡;让非闽南地区的同学,了解泉州、爱上闽南、奉献海西,也就是让闽南的小伙伴乐意回报乡梓,让省外的小伙伴,愿意留下来建设我们福建。因此,我必须强调,社团的活动,从来都不只是闽南人的独角戏,从来都不为办活动而办活动。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文明一旦灭绝了语言,便被宣布死亡,例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因此,在闽南文化传播中,闽南方言文化就显得举足轻重。为此,我们设置了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三个活动。其中,闽南语歌曲大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第六届将于5月8日母亲节当天以“爱要大声讲出来”为主题举行,每届的闽歌赛都得到非闽南地区的同学积极参与,2014年更是被入学前从未接触过闽南语的、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学员、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张伟同学夺得冠军;闽南方言文化大赛于去年11月首次举办,共吸引了包括陕西、海南、贵州等在内的277人报名参与。足见,社团活动,绝不是闽南人的独角戏。

我们从来不为办活动而办活动,每个项目的设置,都经过我们的调研、思考,并且进行可行性评估。例如,我们闽南语歌曲大赛及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的设置。有人说,读大学就是品读一座城市。但是,现实中,许多闽南籍同学,会唱国语、外语,甚至粤语,对于乡音却只停留于《爱拼才会赢》;许多非闽南籍同学,来了泉州四年,却只学会了公交车上提示注意安全的“开门请细腻,落车请行好”。这无疑将会是大学青春时期的遗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结合社团在汉语言方面的优势,开设了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结合不同时事、节庆的闽歌赛。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有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的武装。市场营销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明确社团闽南文化传播的对象,设置有针对性的项目,才能真真切切地起到闽南文化传播的目的。从学生社团的性质来说,兴趣是社团成型的原因,因此对闽南文化抱有强烈兴趣的会员是我们的主要的文宣对象。但是,文化的传播也不能忽视潜在市场,立足社团,辐射全校,乃至全市,一直是我们的理想。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社团文宣活动分为对内(即会员、理事)、对外(即全校师生)两个部分。对内文宣活动由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两部分组成。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包含闽南语教学、闽南灯谜教学、闽南文化研讨会三个子项目。闽南文化研讨会是闽南方言文化大讲堂项目中的亮点,能够引导会员深入了解闽南文化,近一年来,先后在社刊《一页刺桐》发表了《论闽南文化重乡崇祖的精神内涵》等近5篇学术论文。对外活动由闽南民间艺人进校园演出、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闽南语歌曲大赛、闽南文化摄影大赛及摄影展、“中国灯谜之乡”灯谜展猜、戏曲小品表演等活动组成。我们坚持在实践中,创新、淘汰、升级我们的活动。

闽南美食品鉴会是社团的特色项目之一。在实践中,我们对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从一开始的单纯品尝,到讲解环节的加入,茶文化、闽南语歌曲表演的加入,到第六届的“自己动手做”。会员通过自制闽南美食,分组讲解美食蕴含的历史文化。既享受了美食和劳动的快乐,又学到了闽南文化知识,可谓一举两得。活动得到了《海峡都市报》半版的专题报道和东南网、闽南网等媒体的报道或转载。

不仅如此,社团的许多活动在校内、泉州市内都具有影响力。首届泉州高校闽南文化微影视大赛,吸引了包括华侨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等近5所高校总计58部作品参赛。活动得到了泉州晚报社、泉州网等媒体的宣传和报道,4天网络点击超过4万人次。社团闽南方言文化大赛、闽南美食品鉴会等活动被列为中科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社科普及计划项目。

打铁还需自身硬,传播习大大口中“大有可为的闽南文化”需要坚强的文宣队伍。社团现设决策团、顾问团,秘书处、财务处,组织部、实践部、文宣部等七大机构,及隶属文宣部的社刊工作组、闽南语教研组、灯谜教研组,拥有一间闽南文化学术研究室。值得一提的是,社团组织部由会长直接领导,负责社团理事凝聚力、向心力的建设工作,确保文宣队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社团的顾问团,由社团离任理事自愿组成,负责监督社团,为社团发展献计献言、发挥余热。

泉谚:“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闽南文化传播协会一步一个脚印,做切切实实地闽南文化传播志愿工作。

谢谢!

附件:

答辩材料

1. 社团活动理论联系实践

文化的研究、传播离不开切身的体验,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做到切实地文化传播。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便是社团为此设立的活动项目。“闽台缘博物馆采风活动”是项目中的传统,其目的在于促使新一届会员了解闽台五缘,领略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对闽南文化形成初步认识。文化骑行是该项目的另一传统,也是社团活动中最受会员欢迎和好评的活动之一。2015年11月社团组织会员开展了新一届“y-滨海”民俗调研骑行活动。在本次活动中,社团依托y“王爷生”等重大民俗活动,结合y村蚵壳厝及传统闽南“皇宫起,燕尾脊”建筑和宗法产物,结合“y女”服饰、头饰,进行实地讲解,让会员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此外,社团的闽南民俗景点采风也会结合时事热点和月份民俗,灵活增加项目。如,2014年因永春达埔镇获评“中国香都”而开展的“香都古韵、文传千里”暑期采风活动、泉州广播电视台“香恋?中国香都”文艺演出现场采风活动,结合泉州“海丝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举行的“源和1916”采风,2015年结合第14届泉州亚洲艺术节开展的泉州戏曲采风(含泉州南音、提线木偶戏),2016年4月的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采风等。采风活动所征集的采风报告、诗歌、散文,都择优发表在社团《一页刺桐》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2.社团活动宣传:节俭实用原则、闽南文化同活动一并宣传原则。Eg.宣传书签、会员证钥匙扣。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4篇

关键词方言相对论,方言研究,GNAT,内隐态度。

分类号 B842.5

1 前言

“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支配自己的语词,然而实际上是我们被这些语词占有和支配。言词强烈地影响着最聪明的人的智慧,它们最容易搅乱和歪曲他的判断。”――罗杰,培根。人们总以语言的主人自居,认为自己掌控着所使用的语言,殊不知,语言正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越是平常的词语,往往影响越深,语言影响了思维,影响人们的看待客观事物的态度。

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至今争论不休,主张语言的差异导致了思维的差异,即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近年来逐渐占据上风,并逐步发展为当今的语言相对论。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提出了“文化相对论”,认为不同文化的成员对同样的人和事物看法不同,这是语言相对论的雏形。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语言相对论思想,他们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语言范畴一旦组成连贯的系统,就有可能左右一个人的世界观,即“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一般认为,该假说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较强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它认为一种语言决定了其语言使用者思维、说话、行为的方式,而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在另外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因而无法被另外一种文化所理解。其二是温和的语言相对论(Lin一~uistic relativity),认为一种特定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模式、思维结构等,从而造成整个文化与其他文化结构上的差别,但这样的差别不是不能逾越的。

有些研究提供了支持语言相对论的证据14-61,而有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近十年来,语言相对论实证研究显示出较强发展势头,研究者们在反事实假设、名词的性、即时思维、名词数标记、空间方位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证据,支持语言相对论。与此同时,认知科学发展迅速,Fauconnier和Turner的心理空间理论,以及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温和的语言相对论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石。因为认知语言学家也认为语言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㈣,是特定的文化和客观环境共同作用在语言使用者后形成的特定认知和思维。因此,近年来的研究者提出的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家解释语言和认知链接的重要理论,最早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其理论核心是人类的认知倾向于适应最大程度的关联,因此对他人话语的理解并不遵循任何既定的规则,而是对话语前后关联信息的把握促使人们理解语言。该理论通过加工努力程度和认知效果来定义关联性,加工努力程度越小,认知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大。

本研究的思路是把温和语言相对论作为理论解释依据,把关联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论的依据,试图通过实验设计来研究语言和认知的一个方面一内隐态度的关联链接程度的强弱,解释社会语言现象的差异。这种研究范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从跨文化语言的角度着手,以大语种的差异作为研究的对比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中寻求证据支持或语言相对论,然而文化跨度过大,必然意味着不同文化语言的语法结构相去甚远,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所处地区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所导致。为最大限度缩小文化差距,基本排除语法结构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选取福建闽语系的不同方言作为研究材料,以词汇理解的内隐态度为表征,考察方言间的态度差异,进而探究语言对认知态度的影响。

研究选用GNAT(Go~No-go Association Test、实验范式。GNAT范式作为一种新近提出的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吸收了信号检测论的思想,主要考察目标类别(如中性词汇)与属性类别(如积极和消极评价)之间的联结强度,进而分析相应群体对目标类别的内隐态度倾向,比较适用于本研究中关于词汇理解的内隐态度偏向研究li2,15},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期望通过方言群体对词汇理解的内隐态度的差异性研究,验证如下假设:由特定方言呈现词汇将引发个体对词汇的特定内隐态度。具体假设为:假设一:不同的方言群体在由相应方言述说的词汇时,内隐态度存在差异;假设二:由普通话述说词汇时。两种方言的内隐态度一致,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对象为福建闽北语系和闽南语系人群,样本来自福州大学理工科学生,被试智力正常,听力正常。剔除反应成绩超过±3个标准差的数据,共得有效数据47份。最终样本组成如下:闽北语系被试20名,闽南语系被试27名,全为男性,能熟练使用相应方言,平均年龄为21.7岁,

2.2 材料

因方言文字使用程度低,研究采用语音刺激作为实验材料。查阅词汇分类词典,选取二字中性名词55个,二字积极形容词、消极形容词、动名词短语各30个,请闽北语系、闽南语系人员各10人对这些词汇进行5点评价,选择典型性排名靠前的23个词汇作为实验材料,共选择92个正式实验词汇,另选10个词汇作为练习材料。

2.3 实验设计

2(语系:闽南语系、闽北语系)×2(呈现语言:相应方言、普通话)×2(组合类别:名词与积极词汇、名词与消极词汇)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语系是被试间因素。呈现语言和组合类别是被试内因素。

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联想笔记本电脑上进行,处理器为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显示器为14.1英寸宽屏显示器,分辨率为1280x800,刷新率60Hz;音频系统为Nvidia MPC51。刺激呈现和结果记录均通过E-prime1.1软件完成。

实验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被试都将听到一系列词语,共92个,其中中性名词、积极形容词、消极形容词和动名词短语各23个,随机呈现。被试需根据指导语对相应的词汇类别做出相应的反应,每个阶段开始前都将有一段练习程序可让被试熟悉实验要求和实验流程,

第一阶段,被试将听到由普通话呈现的词语,要求对名词和积极形容词做出反应,对其他词语不做反应(no-go);第二阶段被试将听到由方言呈现的词语,要求对名词和积极形容词做出反应,对其他词语不做反应:第三阶段被试将听到由普通话呈现的词语,要求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做出

反应,对其他词语不做反应:第四阶段被试将听到由方言呈现的词语,要求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做出反应,对其他词语不做反应。为平衡系列位置效应,一半被试先进入普通话呈现阶段,一半被试先进入方言呈现阶段。具体安排如表1所示。

具体流程为:首先注视注视点“+”500ms;然后屏幕显示“请听题”字样,同时呈现单个词语录音;随后出现“您的选择?”字样。若被试做出反应,则字样消失,接着是lOOms空白屏,随后进入下一个试验;若被试在1000ms内没有做出反应,字样会在1000ms后消失。

3 研究结果

实验数据采用E-prime和SPSSl1.5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根据Banaji和Nosek 、梁宁建等人的观点,采用d′值为因变量。d′值的计算方法是,将正确的反应称为击中,将不正确的反应称为虚报,计算出每个被试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并将其转化为z分数,将击中率的z分数与虚报率的z分数相减,其差值即为d′值。d′值大小反映了两类词汇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d′值越大,说明这两类词汇联系越紧密:d′值越小,说明这两类词汇之间的联系越小。如果中性词汇与积极词汇组合条件下的d′值显著高于与消极词汇组合条件下的d′值,那么可以推断出被试对这些中性词汇有着积极的内隐态度:如果中性词汇与积极词汇组合条件下的d′值显著低于与消极词汇组合条件下的d′值,那么可以推断出被试对这些词汇有着消极的内隐态度;如果两种组合条件下的d′值之间无显著差异,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被试对这些词汇的内隐态度倾向性不明显。

3.1 不同语系在方言呈现词汇条件下的内隐态度

3.1.1 不同语系在两种方言组合条件下的d′值及差异性检验

如表2所示,闽北语系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显著高于名词与积极形容词的组合;闽南语系对名词和积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显著高于名词与消极形容词的组合。依据信号检测论原理,闽北语系被试对方言呈现的中性词汇有着消极的内隐态度:闽南语系被试对这些词汇有着积极的内隐杰摩

3.1.2 方言呈现的词汇组合在不同语系间的d′值及差异性检验

如表3所示,由方言呈现的词汇时,闽北语系被试对名词与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与闽南语系差异显著,对名词和积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闽南语系被试,闽北语系被试在由方言呈现词汇时,对这些词汇有着更消极的内隐态度。

3.2 不同语系在普通话呈现词汇时的内隐态度

3.2.1 不同语系在普通话的两种组合条件下的d′值及差异性检验

如表4所示,闽北语系、闽南语系被试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均显著高于名词和积极形容词的组合,两种语系被试均对普通话呈现的中性词汇有着较高的消极内隐态度。

3.2.2 普通话呈现的词汇组合在不同语系间的d′值及差异性检验

如表5所示,由普通话呈现词汇时,两种语系对两种组合的d′值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相对而言,两种语系被试对普通话呈现的这些词并无内隐态度差异。

3.3 不同语系在普通话、方言呈现词汇时的内隐态度的差异检验

如表6可知,两个组在方言呈现条件下,对名词与积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均显著高于普通话呈现条件下的水平;对名词与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闽南组显著低于普通话呈现条件下的水平,闽北组显著高于其水平。说明两个语系在方言呈现条件下比在普通话呈现条件下对这些词汇有着更积极的内隐态度,

4 分析与讨论

4.1 不同语系对方言呈现词汇的内隐态度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闽北语系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显著高于名词与积极形容词的组合,说明闽北语系被试对方言呈现的中性词汇的内隐态度倾向消极;闽南语系对名词和积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显著高于名词与消极形容词的组合,闽南语系被试对这些词汇存在积极的内隐态度。由此可知,闽北语系对中性词汇态度倾向消极,闽南语系对这些词汇态度倾向积极。此外,在由方言呈现词语时,闽北语系被试对名词与消极词汇组合的d′值与闽南语系差异显著,对名词和积极词汇组合的d′值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闽南语系被试,闽北语系被试在由方言呈现诃汇时,对这些词汇有着更消极的内隐态度。

综上,闽北语系人群在由方言呈现词汇时,表现为消极的内隐态度,闽南语系人群对此表现为积极的内隐态度,二者对词汇的内隐态度偏向差异显著。可验证研究假设之一,即不同的方言群体在由相应方言呈现的词汇时,内隐态度存在差异。

4.2 不同语系对普通话呈现词汇的内隐态度

闽北语系、闽南语系被试对名词和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均显著高于名词和积极形容词的组合,两种语系被试均对普通话呈现的中性词汇有着消极的内隐态度。由普通话呈现词汇时,两种语系对两种组合的d′值均存在显著差异,且两个组在方言呈现条件下,对名词与积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均显著高于普通话呈现条件下的水平,对名词与消极形容词组合的d′值均显著低于普通话呈现条件下的水平。这足以说明两个语系人群在方言呈现条件下,比在普通话呈现条件下对这些词汇有着更积极的内隐态度。

综上所述,由普通话呈现词语时。两种语系被试均表现出一致的消极内隐态度,且方言条件下的态度倾向差异显著。可验证实验假设之二,即由普通话呈现词汇时内隐态度趋于一致。

4.3 展望

从语言群体风格角度分析,闽北语系被试在由家乡话呈现词语时,表现出对词语的消极内隐态度,闽南语系被试则表现出了积极的内隐态度。已有文章提到,在闽南文化共性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个性即海洋文化精神――开放性、区域性、海洋性,结合本研究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在闽南语系人群中存在积极世界观的群体个性?对于方言群体个性的探讨,将成为对方言文化后续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从语言相对论角度,即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出发,研究结果显示,当由普通话呈现词语时,两组被试对中性词汇表现出了统一的消极内隐态度,这与被试在方言条件下对词汇的内隐态度差异显著的结果明显不同。这样的表现发人深省,是否由于普通话的特质使不同语言背景的个体对相同的词汇倾向消极判断,抑或方言与普通话共同作用,影响了个体的内隐态度?换言之,引发语言相对论现象的因素是单一语言,抑或两种语言共同作用,这将是本研究需进一步探究的层面。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5篇

[关键词]海西;闽台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两岸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部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部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五)弘扬闽南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6篇

【关键词】 公共观演空间;接受美学;现代性

一、闽南戏曲传播的观演主体

“一部戏文稽古史,千秋事业待今人。”[1]45闽南戏曲文化史的当下编撰,应该超越传统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等以实体性本质主义为论述基础的撰写思路,真正从主体间性的审美对话观出发,将其“当作一个交流过程来表现的任务,重现在接受关系和文化交流中理解的积极作用。”[2]194-195换而言之,如果要让波澜不惊的地方戏曲史论焕发活力,就必须摒弃历史本质主义的传统偏见和客观幻象,反思质疑建立在主客二分美学基础之上的研究进径,将重建更新戏曲史论的立足点,真正放在接受美学和影响美学之上。具体到本文论域,曾经作为华夏文化支脉的闽南戏曲,其历史性研究并不局限于对那些业已成形、口耳相传的戏文经典(如“一脉相承五百年”[3]7的《荔镜记》),进行信而有征、言而有据的组合编撰,更在于辨明其传播主体的先在观演经验,即前代阅听人对诸多文本持续不断、绵延不绝的审美体验。质而言之,借重这种中心游动、边缘再置的繁复关系,进而形成主体间性的相互对话关系,用以作为重构戏文的历史始基。细化到专治闽南戏文的史家而言,不管是为旧种子再萌芽、老树重开花,抑或是为刨去旧根以点播新种、另开疆域,都要求其在将某一个特定文本进行归类整理以及对自己的所谓评价进行判断之前,须根据戏剧公共观演活动在现代性结构中所处的现时位置,再次将自我当成处身其中往来盘桓、穿梭耕耘的阅听者。

平心而论,运用实证史观来研究闽南戏曲的孱弱失误之处,就在于其放逐戏曲交往的对话之维,执迷于客观中立地再现复原一系列孤立的既往事件,从而将戏曲文本的审美特征和特殊历史性置于一旁而不顾。如果借用著名艺术史家R. G.柯林伍德在《历史观念》中“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在其思想中重演过去思想”[4]228的醒世名言,可见这种泛滥在世、充溢于时的客体性观念迷思已在西方史家那里得到适时反思。正如接受文学史家姚斯所形象譬喻,文本就如同一曲永远在接受主体心中激起新异回响的乐舞存在,而不是如实证论者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座喃喃独白、自言自叙其自身之无时间性本质的物化丰碑。这也提示着闽南戏曲的研究者,所谓闽南戏文绝非形单影只、孤独静立在那处,而将多年不换的同幅面孔,展现给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的沉寂客体。如果说特定时空中的静态戏文,需要表演者的动态演绎,那么尘封已久的闽南戏曲也渴望更多观众的参与互动。质而言之,唯有“play”方能将闽南戏曲文本,从一堆物质形态的言辞材料中解脱释放出来,赋予其主体间性的本真存在。显然,“言辞在向人们诉说的同时,也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理解之的对话者”[5]34。而闽南戏曲作为闽地族群面向故土之想象性的对话创建,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理解和戏曲文本处在持续不断的相互激荡中,而不能将之取舍化约为关乎事实的客观知识。概而论之,方言学的理解总是和阐释解读互相对应、密切关联,而主体间性的阐释活动所设定的读解目标,除了在现代性的想象层面理解对象,还包括反思描述现代性知识如何可能完善,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理解的起点开端。

细而思之,审美接受和审美生产同是闽南戏曲传播进程之难以割舍的一体两面,而且这一公共空间的审美交往,是由诸种主体(陷入迷狂的阅听人、理智清醒的批评家和以此为生的创作者)在戏剧仪式的话语狂欢中生发而成。由此可见,现代性视阈下的闽南戏曲文化,应该是在主体间往基础上创作史和接受史的和谐统一。然而传统地方戏曲史论,却热衷在那些纠缠不清、不断堆积的所谓数据资料,孰不知其充其量只是游戏过程的残留遗存,即其只不过是对往昔的罗列搜集、归档分类,因此根本不能算成历史而应该被看作是“拟历史”(pseudo-history)。毋庸置喙,观察者/欣赏者相分离隔绝并且事实性独立的一系列资料数据,只是“描述一个地方剧种前世今生”[6]4的史料基础,如果将其直接等同于戏曲史,那就消弭戏剧活动的事件性特征和一般历史事实之就事论事、不着感情的本质区别,毕竟前者经由主体间交往对话而动态生成、充满变数,而后者属于现实层面显然不允许主观撰述。戏曲文化作为民间性的重要表征,同在现实层面发生的政治事件有所不同,前者并不没有造成让后起世代无法规避、难以抗拒、必须直面的诸种结果,也就是说唯有未来一代依然回应抑或重新发现,其方能具有效应。职是之故,根据诸种事件组织的区域戏曲史论,主要是在当代艺术标准、后来观者、后生批评家、后起创作者中连贯整合而成,而能否用专门特别的历史性来理解呈现其整体图景,取决于上述标准是否被充分对象化与进行现代性转换。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主张必须用闽南戏曲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交往史,来更替革新传统意义的创作史和审美表现史,“用接受过程的描述去代替艺术事实的编年史式的罗列”[7]463。

二、 闽南戏曲传播的审美距离

闽南戏曲的改革创新需要观众参与,缘此必然引申到审美距离的主体间性探寻。依据接受美学,所谓的现代性审美距离,就是对戏曲新作(含旧戏重排)与既定期待视野之间的不甚一致甚或南辕北辙的刻画描绘。这就意味新鲜出炉、锋芒初试的新编剧目(如王仁杰先生那些具有女性主义色调的梨园新作),所带来令人耳目为之一变的视阈转化,正是建立在否定颠覆那些了无新意、陈陈相因的前现代方言经验,从而将前所未闻的现代性共通经验,巧妙提升到主体意识层次的诗性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根植于主体间往过程中的审美距离,绝非一成不变、刻板不动,而是不断调整、因势而化,即其能够根据戏曲普通观众的响应反馈和戏曲批评家的评价判断(包括出其不意的自发成功、稀稀落落的零散赞同、滞后缓慢的渐次理解诸如此类),而在历史现代性的审美交往中对象化。

传统地方戏文史论之按部就班的程式讲述,往往基于固有作品意图和特定社群期待的契合程度,而对戏文艺术创新与社会成就品头论足,然而这一客观主义叙述路径,不免有心无力回答上述作品何以具有超越性(语言之穿透与时空之跨界)的后续影响和持续效应,从而将戏曲社会学研究范式引入两难困窘。质而言之,上述貌似井然有序的套路做法,尽管在历史表象上高谈戏曲存在的审美互动论,但囿于学科阈限,只是根据某些片面的社会事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多维问题单层化,即仿佛每部作品都有专门特定的历史性定向受众,好像每个创作者都被观众的周身环境、观点见解、观念形态所决定,似乎处在边缘的地方戏曲,要想成功就必须“表现群体所期待的东西,为该群体描绘其自身的肖像”[8]116。

实而言之,耳濡目染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文艺社会学家们,将地方性的戏曲活动视为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以现实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内在矛盾冲突为切入点,在不期然间将民族志和戏曲学杂糅一块,用以讨论地方戏曲的生产机制、表演行为、观看消费等现实层面问题。尽管当中的观念探索对重述戏曲历史有所助益,成为当下另类现代性改造方案的生动标本,但是其失误不仅在于迷信所谓的田野调查方法,更在于其只将研究目光逡巡在闽南戏曲传播的现实层面,笃信“超越了一部作品的第一个社会性的确定读者的所有接受,只不过是一种‘歪曲的回声’,一种‘主观神话’的结果,自身并不具有已接受作品作为后来理解的限度和可能性的客观的先在前提”[9]33。进而言之,关于闽南戏曲的文艺社会学研究进路,只是片面而非辩证地决定“传播者——文本——受众”的单向流动。其实这些学者或许已然忘却公共观演空间中的交往关系远非如此直接,当中还存在着难以明言却不容忽视的交往可逆性。君不见,台湾改良歌仔戏运动中的移植佳作(特别是某些不落窠臼之先锋性质的实验文本)在其问世之时,恐怕并非如艺术社会学家所想当然的那样,精确纯粹地指向服务于特定专门的观看群体,而是以其惊世骇俗、睥睨一切之现代性断裂姿态,彻头彻尾地颠覆当地受众原有熟悉亲切的期待视野,迫使手足无措、毫无准备的本土观众,在经历相当时期的接触发展才能适应之、欣赏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只有当从前春风得意、风光一时之成功力作的审美经验已然消逝,原先被万千戏迷所如痴如醉、乐而忘返的欣赏价值所剩无几、荡然无存之黯淡退场的清寂时分,新的期待视野方能真正臻至更多更广的普遍交流水平,也才具有更新审美标准与艺术规范的充足力量。

三、闽南戏曲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闽南戏曲史论的新近编撰,同时要体现对形式美学的继承关系,当然这种承继是建立在“批判的发展”和“发展的批判”之上。承前所论,形式主义美学的新变论,对于研究“梨园戏、高甲戏和歌仔戏的代嬗兴替”[10]7,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也使得今人在接受美学之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成为最终可能。倘若参考传学大家的归纳,其心力贯注的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实证主义的传统戏曲史论,缺乏现代性学术想象力,往往以时间路线串连起不同样式的戏曲作品,耐心补缀出一幅貌似完整、实则支离破碎的剧种拼图。具体而言,其将个别戏曲作品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机械僵硬地嵌入戏曲年表之中,这一将戏曲文本降格还原到事实层面的陈腐做法,说穿了就是用一个总年表来松散地堆砌诸种审美范畴,在当中只能瞥见镶嵌华丽的戏曲文化碎珠,但却是目无关系、毫无规律而言。而形式美学则在关系把握上有所突破,其借助戏曲语言之演化原则的运用之妙,将诸种审美范畴在戏曲史的明暗联系推向新的极致。其二,从前的地方戏曲史论是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内在的古典性。与之相应成趣的是,形式美学不但不是在一个人为设定的终点上回溯事件,反而提出“新兴形式的辩证自生”,呈现出一道与目的论神学相对而生的别样风景。其三,形式美学还能消除区域戏曲史论对戏曲文本选择的两难窘境。其四,“新颖性既是美学标准,又是历史标准”[11]346,缘此本体研究的戏曲史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将历史意义和艺术意义结合起来,从而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对戏曲历史与符号美学进行有限度的折衷调和。然而话说回来,令人遗憾的是,踯躅徘徊于“自动化”、过分强调自律性的戏曲形式论者,因缺乏主体间往美学视角而始终不得而入,缺乏“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宽容性和包容性。质而言之,其没有将闽南戏曲辗转曲折的演进成长,和生活世界的风云变幻联系起来整体把握,只是满足于钻研深究那些不足以单独构成闽南戏曲艺术特征的否定对立与审美变化,显然无力涉足古往今来剧种形式创新流变的方向问题。

深层考辨闽南戏剧的多元进化,如果以接受美学为厚实地基,不仅能够复建历史发展方向,这一已被传统史家所牺牲丢弃的前进据点,而且还能够在主体间互动交往的基础上,显现出戏曲文本的实在意义和现实意义之间的距离变量,从而在根本上扩展戏文经验的时间纵深。这就意味着,在初次显现的公众视野,是无法优游自如地立即感知一部初次上演之梨园新作的美学特征与艺术特性,更遑论在新旧形式的矛盾冲突、中西文化二元对立中穷尽其意味潜能。可以想象,那些被后世奉为历史经典、开一代文坛风气之先的戏曲文本在其呱呱坠地、啼声初试之时,往往因其不愿自甘颓废、不屑惫懒因袭,而与彼时首批读者的审美期待之间,存有难以想象的深层断裂与无以名之的巨大差距,以“为远方未来的读者而写作,为下个世纪而表演”的艺术姿态,远远超越那时那地的整体接受层次。有鉴于此,这种挑战当时闽地观众的美学惯习和智力限度之标奇立异剧坛新作,理所应当地需要一个相当漫长、曲折蜿蜒的接受过程,甚至冒着时人珠玉未识而一时蒙尘,毕竟在初次视野中消化体悟这些非比寻常、意料之外的花样面孔,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缘此,闽南戏曲看似平淡无奇之文本基本意义,就要经过相当时间的等待过程和蛰伏阶段,待到戏曲演进藉由更新的形式的现实化苏生,来达到文本视野和观众视野进一步的融合提升,从而使得包括非操持本地方言在内的观众,能够在新的语言交往地平线上仰望敞视,理解谛听那些在往昔岁月中被一再误解的既有诗学形式。在闽南戏曲的现代接受史上,那些通向封尘已久、打入冷宫之戏曲作品的路径管道,让新的戏曲形式重新疏通和猛然发现,实在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由是观之,现代性之“新”(the new),就不是形式美学所反复标榜的那样,仅仅关注诸如惊人耳目、重组安置、创新疏离等符号因素的纯粹美学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唯有接受史方能真正实现美学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四、闽南戏曲传播的社会功能

完善健全且脉络明晰之闽南戏曲史论的系统建立与完整书写,不能将眼界止步于闽南一隅之内,自我设限于系统内部之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勾绘表现,从而将区域戏曲的历史理解,视为似乎能够独立自主于世界历史的社会舞台之外。与之相反,闽南戏曲接受史的全景式构建,必须筑基于戏曲历史和一般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之上,毕竟戏曲文本(作为时代欲望掩映、现实记忆解构之所在,抑或是政治潜意识之美学表征)比之历史文本(作为身体、权力、知识不休争逐之时空场域,抑或是作为庞大无比之叙事符码构架),存在诸多不言自显的交汇点,彰显闽南族裔的主体经验、集体记忆与历史迷魅之纠结复杂的因应互动。归根到底,无论是“联络海外乡亲、传播中华文化”,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护文化遗产”[12]156,闽南戏曲的海内外传播史,就是闽南族群之体验现代性的主体间往史,缘此其写作目光,就始终不能离开“交往的主体”和“主体的交往”。缘此任何充满天职感的戏曲论者,在其为闽南戏曲撰写历史的过程追索之中,必然要复现如下中心议题,即美学/历史在现代性张力结构中的辩证关系。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作为“南戏遗响”之梨园戏的轻歌曼舞、“海峡悲歌”之歌仔戏的如泣如诉,还是“生动活泼”之高甲戏的粗犷雄浑,“精妙绝伦”之傀儡戏的悠远神奇,着意强调闽南戏曲的造型功能,反复申明闽南戏曲与社会系统的复合关系并非终结于如下客体性的反映论,即戏曲中似乎能够发现“社会存在的典型的、讽刺的或乌托邦式的肖像”[13]376。恰恰相反,戏曲史家应该较之以往更加敬谨沉潜地指出,闽南戏曲海外传播所专有的审美功能和社会效用,决不仅仅局限在现实层面之巨细靡遗地再现华人历史与反映华人生活,而是具有指向自由之超越现实的审美品性。毋庸置疑,在风雨沧桑的艺文接受历程中,作为通达人类创造、幸福和社会正义之共通路径的戏剧狂欢仪式,以主客同一的戏剧狂欢活动,用美学想象力弥补世俗现代性的偏执不足,用美的希望明朗照亮知识原则。其以没有最终答案的答案回应经验之外的价值陷落,屡屡打破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之诸多不道德的道德禁忌,改变日常生存层面之沉积日久的陈规陋习,为新一代道德风尚的确立稳固和自由理念的普遍提升修道架桥、开山辟路,进而使其在相互作用、互相荡涤之同情式的交往基础上,达到为包括所有接受者在内的社会舆论所广泛认同,最终促成主体对世界、以及主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再理解、新认知、更团结。有鉴于此,现代性语境中的闽南戏曲史论,应该站在主体间往论的高度,以如虹气势做出如下鸟瞰性的统摄结论。闽南戏曲史论不仅仅是在对浩如烟海、灿若繁星之戏曲作品的一再反思中描述历史现代性的一般过程,而是在波浪般演进之戏曲演化的总体进程中,发现独属于闽南戏曲之社会构形的超拔功能,进而澄明闽南戏曲与其他艺术门类和社会力量一起联手,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地将四处漂泊的离散族群,从不由自主且令人生畏的自然规驯、强大无形又无孔不入的信念幔帐、无所不在并根深蒂固的现实樊笼中彻底解放出来的社会功能。惟其如此,今人才能在文学和社会辩证统一、美学智慧与历史知识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重新测绘地方传统剧种的理论图谱”[14]110-113。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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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泉州名祠“和光堂”清代界碑面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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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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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浅析影响爱米丽悲剧命运之因素 侯珊红 陈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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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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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闽派”男装生存现状与二次创业策略探析 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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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市 无

        (112)南音“南北交”初探——以南曲《听见雁声悲》为例 张光宇

        (117)论台湾舞蹈家林怀民现代舞作品中的传统文化 朱爱芳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8篇

特色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观察各类特色学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的校长身上都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如高品位的文化素养、战略性的发展眼光、独特的人格魅力等。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传统和优势、学生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特色学校建设,校本特色课程是主载体,因此,课程的领导力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校长所需具备的首要能力与核心能力。

然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断变化的课程领导要求使部分校长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或者对课程领导的内涵和课程领导者的角色缺乏清晰认识,缺乏课程体系的创新、课程资源的统整开发意识;或者对课程领导目标不明确,没有认真思考过学校发展前景,没有精心研究过利于师生发展的校本课程;或者课程领导团队建设不力,没有形成“互帮互助”的合作氛围;或者课程领导制度保障不全,缺乏相应的任务激励机制等。

看来,要落实校长的课程领导职能,就必须给予校长提升课程领导力策略上的指导。在此,笔者主要结合任职过的两所学校(下文以“A校”、“B校”指代)开展特色创建工作的实例,浅谈对校长课程领导力建设的理解。

一、课程领导力离不开校长的“专业感召力”

“校长发展的最成熟的方式并不是听别人说什么,而是同别人分享自己掌握的知识”。校长的个人能力是课程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校长唯有通过自身内在与外在素质的培养与修炼,才能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引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校长首先要更新思想观念,增强课程领导意识。只有在观念上做到突破和转变,充分意识到课程领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校长才能引领全校员工形成课程改革的教育自觉,进而达成高品质的课程实施。

同时要加强课程理论的学习,增强自身的课程专业素养。唯有持续不断地学习,把握课程的本质、功能、价值,才能增强课程领导意识,并转化为学校的领导行为。

当校长对课程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能够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对课程知识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运用;能够在自己课程领导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他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课程领导理论和方法,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全体教师才能有实施课程改革的方向感与自觉性。

二、课程领导力凸显的是“团队合作力”

校长的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无论校长多么优秀,总有长处与短板,不可能单独完成课程领导活动。更何况校长如果过于看重、凸显自身的能力与才华,忽视给团队发挥的空间,往往难以赢得追随者,进而丧失课程领导力。因此,课程领导的主体应该是由校长、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士等共同组成的课程领导团队;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应该是包括校长在内的团队成员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一种优势互补、整合观点的合作行为。该高调吆喝,该扛大旗冲锋陷阵时,校长责无旁贷,但有时候同样需要校长退居幕后,默默地为团队提供“火种”,激发课题组成员的潜能,吸引更多追随者,这才是校长课程领导力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课程领导力需要校长的“精准规划力”

衡量校本课程开发成功与否的标准,具体而言有三条:是否体现出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是否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个性发展;是否让更多甚至是全部的学生受益。“校本”与“生本”是校长课程领导力的生命符号。脱离学校的现状,忽视了学生的水平与需求,再好的课程方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分析学校个性,全面了解校情,找准切入点,因地制宜,既是顺利开展特色创建工作的前提与保证,更能显现出一位校长的智慧与精准规划课程的领导能力。

借助SWOT分析法,我们对学校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可以发现A校和B校无论是所处的区域、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社区情况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A校是一所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校,地处老城区,校外资源及闽南文化历史古迹丰富,生源大部分是本地孩子,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较合理,各级骨干分布平均且比例较高;B校则是一所开办刚满7年的新学校,地处厦门岛东部的城乡结合部,本地生源家庭大部分是农改居的原村民。生活环境虽趋向于城市化,但根深蒂固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社会陋俗依然影响着孩子。在保证本地生源入学的情况下,学校又接收了大量外来务工子女,最高峰时近乎达到学生总数的80%。当中不少学生家庭生活困难,家长文化水平较低,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难以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学生行为习惯普遍较差,规范养成教育已经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突出问题。而教师队伍中年轻教师多,近五年毕业的青年教师占50010,骨干教师少(只有2人是区级骨干,高级教师比例占30%),青年教师的成长缺少有经验教师的引领。

在对校情、生情等进行全面分析后,A校积极申报成为厦门市首批“闽南方言与文化进课堂”试点校,并确定了以“弘扬闽南文化,构建多学科渗透体系”为专题的校本课程开发思路。学校依托周边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将“闽南文化”安排进课程,将闽南文化贯穿于学科教学之中,并以此作为校本课程的重点和突破口。目前所涉及的地方课程涵盖了美术、音乐、体育、综合实践、品生、品社及班队主题会等课程。每个学科的学习内容细化到了每一学期、每一课时,有固定的教材,授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常规要求完成教学进度。学校的目标是:每个学生经过6年12个学期的闽南文化熏陶、系统学科学习,至少能掌握基本的闽南语;会唱一定数量的闽南歌谣,了解闽南重要的曲艺形式;会玩12种以上的闽南传统游戏;掌握初步的剪纸与陶笛吹奏技巧;明白闽南的传统美术表现形式;知晓闽南民风民俗精华及闽台历史。培养学生探索闽南文化的兴趣,为其今后继续学习、弘扬闽南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良好基础。

“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人的良好习惯”。很显然,B校的学生最缺的就是养成教育,最急需的就是良好习惯的培养。基于以上认识,学校确定了以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作为学校特色的发展突破口,提出了“养成好习惯,成就大未来”的办学理念。学校除了将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贯穿于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还围绕“做人、做事、学习、共处”四大领域及“诚实守信、阳光自信、谦虚宽容、用心做事、遵守规则、讲究效率、真诚待人、友善合作、感恩分享”十二个习惯指标,专门制定《学生“好习惯”训练项目序列表》、《学生学习好习惯手册》,并成功编撰了《好习惯伴我长》校本教材(每年级一册,每册各分八个习惯主题)。目前,此套教材已投入使用,每个月月末各班都会安排一节班队课开展教学实践研究,并不断充实教学资源。

此外,基于本校学生的兴趣和运动机能优势,并充分考虑师资水平及可利用的校内外资源。B校开发了球类校本课程,对体育学科部分年级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如一至三年级每周一节乒乓球,四、五年级每周一节“三球”选修课。如今学校可以自豪地说:“热爱运动的孩子一样知书达礼!”

四、课程领导力依靠校长的“学习引领力”

创建学校办学特色,必须要有一支具备较高专业素养、一定教育教学经验和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打造优良师资需要招贤纳才,但更多的是依靠内部培养与教师的自我提升。这无论对开展闽南文化课题研究的A校,还是缺少经验的年轻教师居多、骨干教师偏少的B校来说,都极具现实意义。校长课程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努力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一方面,校长学习的热情会促使教师主动学习,让学习逐渐成为一种风气,最终形成良好的学习型组织。另一方面,校长必须承担起校本培训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既要健全校本培训的组织机构,制定校本培训的方案和实施计划,组织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相关技能培训,做到培训的组织、内容、时间、条件的四保证;更要积极参与指导、引领教师大力开展学习活动,让问题在学习中找到答案,能力在学习中提高。

以A校为例,它虽然是闽南方言与文化进课堂的实验校,但全校闽南籍教师只占总数的一半多,即使是闽南人,大多数的年轻教师,受成长环境的影响,闽南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对闽南文化的了解也十分有限,更遑论非闽南籍的教师了。尽快提升全校教师的闽南文化底蕴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学校除了添置一些“闽南文化”的相关书籍提供教师借阅、学习外,还尝试多渠道地对教师进行闽南文化专业知识培训。参与培训的有厦门市闽南文化的专家,如“闽南文化研究会”的陈耕会长为全体教师作“闽南文化演进史”的主旨培训,让教师对闽南文化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则分三次对教师进行闽南语的专项培训。本校的骨干教师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了闽南文化课程的业务培训工作。笔者作为学校领导、课题主持人之一,也为教师作了闽南文化专题讲座,用翔实的图文与大量的原始数据向教师介绍了闽南方言的历史与演变,让教师知道闽台的历史关系与紧密的五缘连结。为了提高教师学习闽南语与闽南文化的效率,学校还特别将教师根据闽南籍与非闽南籍进行结对,组成学习小组开展互帮互助。

此外,A校还通过开展丰富的教学研讨及岗位竞赛活动,以赛促练,提升教师的闽南文化专业知识底蕴。如举行“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岗位大练兵”竞赛活动时,音乐教师被要求现场抽取所教的闽南语童谣,并伴奏演唱;体育教师则现场从教给学生的12个闽南游戏中随机抽取两个,当堂完成示范操作。学校领导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求学生会的,教师要先会;不但会而且还要做到精通。

五、课程领导力贯彻“制度执行力”

合理的管理制度是提升课程领导力的保障。校长要重视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实施制度引领和规则引领,将理念通过制度转化为教师行为。

“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传”。教师的行为表率是推进学生道德实践和行为仿效的榜样。B校大力倡导“学校无小事,教师无小节”的育人观念,从教师的自我养成着手。制定了《涵养工作好习惯,争做学校好教师要求》《教师工作基本习惯》,针对教师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遵纪守法、爱护学生等细化规范,促使教师做到彬彬有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学校还依据学科的特点,制定了《学科教学习惯要求》,分学科提出具体常规要求,甚至规范了不同学科的课前准备流程与师生课堂用语。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校长领导课程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有利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活教师的创造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保证课程实施的全面推进。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循环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通过评价来不断完善,评价是最重要的课程领导行为之一。

首先,校本课程,实施过程离不开教师的不断反思。这是一种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审视与梳理的过程。教师要对自身不足进行大胆地质疑与批判,不断地对课程进行重构与改进,使校本课程结构日趋完善。

其次,同伴教师也应积极介入实施过程的评价。同伴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观摩与评议参与评价。这种评价不应该是批判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而学生是校本课程实施的参与者,也是教学过程的直接感受者。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从学生对校

本课程的参与度、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教学效果来进行。教师应尽量少采用书面的考试或考查的评价方式,以学生体验为主,通过学生的实践性活动来展示。

学生应该参与到对校本课程的评价过程中来。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信息可以通过召开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来获取。这些信息将成为学校、教师完善课程,补充、调整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

六、课程领导力追求“课堂教研力”

特色课程最终要立足课堂教学,因此,校长要走向教学的第一线,深入课堂,亲自授课;深入到教师中间,去听课、评课,和教师一起思考、一起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对课程有真正的发言权,才能真正指导、提升教师的课程执行力。

笔者是A校市级课题“弘扬闽南文化,构建多学科渗透体系”的主持人,不但承担了课题研究的主要工作,参与“闽南文化进课堂”课程开发全过程,为各学科开展课程研究提供指导,还长期坚持从事闽南语教学研究工作,并承担地方课程教学,教授学生闽南语。

在教学中,笔者发现配套乡土教材《闽南方言与文化》更注重综合性学习,对培养学生使用闽南语进行日常交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了帮助师生快速掌握常用闽南语,实现基本的闽南语交流,在厦门大学周长楫老师的鼎力支持下,笔者亲自编撰了闽南方言校本教材《常用闽南语使用指南》作为闽南语课程的补充教材。该教材由“课堂常用会话”与“日常闽南语”两部分构成。“课堂常用会话”规范了课堂上教师教学常用语的闽南语说法;“日常闽南语”则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社会生活经验和兴趣原则,从生活、学习两方面人手,拟定了280句常用的闽南语(一至四年级每学期20句,五、六年级每学期30句),每句话既有闽南语的说法,又附有标准注音,方便教师的教授与学生的学习。并且每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后面还设计了相关的拓展内容,帮助学生巩固学习成果并鼓励学生自我提高,灵活运用。笔者就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本教材的学习,真切体会到“学了闽南语是可以用的”,做到“现学现用”。目前,该校本教材配套的范读音频材料、教学案例及相关课件均已经初步收集完成并建库。

闽南文化研究论文第9篇

疍民职业流动状况与反思

二战后香港的闽商发展

闽侨海外办报实践探析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与茶叶的西传

授人以渔:当代闽商的社会新责任

陈德仁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近代旅沪闽商与其它商帮之比较

建立小微型红树林保护区群的构想

当代福建地下钱庄成因及问题探析

近代闽西木材贸易与潮州意溪地方社会

吴华新:调整发展节奏紧随时代步伐

姚明:积极“入世”提升国际竞争力

闽、闽越、疍民与南岛语族辨析

郑成功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侨批文化及其对闽南地区的影响

明清时期福建儒商并重的文化传统

台湾的华舶遗存与复原重建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早期福建北部闽商及其发展背景

华商网络与战后菲华工商业的发展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两个问题

闽南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

倾心教育事业塑造民族未来

日本福建同乡恳亲会与阪神大地震

他者的目光——施舟人对南音的研究

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

族群与帮派——胡文虎的跨界商业网络

明末清初在西班牙属马尼拉的福建人群体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彩绘《妈祖神迹图》内容考

踏浪万里为寻根——南岛语族的寻根之路综述

中国海洋文化中薯榔染的起源与工艺技术

“北京大学季羡林东方学研究讲席”在京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闽商对福建经济的反哺

《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及相关问题之管见

1949—1957年闽省侨批业解付局改造研究

《闽商发展史》编撰情况及系统工程的意义

企业家的成功与社会进步都需要文化建设

关于福建与琉球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清至民国时期厦门港海洋性聚落经济与人口结构初探

清廷对琉球册封过程中供奉的福建地方护海神补探

民国时期莆田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宋代泉州商人的职业背景与城市经济发展之关系

“云中谁寄锦书来”——侨批:从家书到文化遗产

论清代郊商之义利并举——以日茂行林振嵩为例

从马来西亚闽商的投资问题看海外华人的困境

马来西亚闽籍华人的宗乡组织及其社会参与简析

全球化视野下的侨批业:兼论侨批文化的海洋文明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