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大全第1篇

一、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古代文学大全第2篇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思想;复古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卓然有古格”(24),称赵?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明代复古诗文的“穷途”,亦可反观《总目》文学批评的“失路”。《总目》批评植根于整理

古代文学大全第3篇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 by spreading and keeping forms, classic docum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cient, unearthed, folk-preserved ancient, and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ince common concern is showed with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especially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an overall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edited by the early schola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key words: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handed-down ancient classics; excauated document; folk-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s; foreig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郭店楚简出土后由湖北荆门博物馆组织释读，交裘锡圭先生订正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由马承源、濮茅左、李零等学者释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港台一些网站辑录过某些出土文献。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有《简帛金石资料库》，含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收集的《中山怀王墓文字释文》、《包山二号楚墓》、《睡虎地秦墓竹简》、《两汉镜铭集录》、《中国古代砖文》、《汉代石刻集成》等金石简牍文献，及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共60余种出土文献的全文，还有相关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网站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将已发表的《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十数种出土文献录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在“十五”期间曾策划过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其列举的题目有二：其一，郭店楚简文献研究；其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研究。

但是，全面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为时尚早。第一，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件(注: 今人调查到的百余年来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2／3尚未公布原件或释文。)，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第二，即使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其文字的释读也正在争论和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古籍整理界尚需在此一方面加强研究，以为将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汇编和出版奠定基础。

三、 域外古汉籍与域外

古汉籍珍本的复制域外古汉籍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罕见的汉文古籍，包括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出版的汉籍刻本和文人的汉文著述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它们是研究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域外古汉籍数量很多，其中可以算作珍本的估计有3 000余种（件），多为国内不多见的善本、孤本、抄本，文化学术价值极高。

域外古汉籍的调查、复制和整理，自上世纪就已受到特别关注。本世纪开始的此类工作主要有三：复制域外古汉籍珍本，出版域外古汉籍珍本，研究域外古汉籍。

域外古汉籍珍本的调查、复制、研究已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已展开。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自上世纪起就设计了“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首先对美国、日本等相关图书馆所藏域外古汉籍珍本进行调查，并于“十五”期间实施“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古籍复制工程”，正在从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部分中国宋元版珍籍中挑选国内急需者予以复制，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并为每种古籍撰写前言以系统考辨该书的作者、版本源流，简介其内容与价值，然后出版《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本古籍点校丛书》［3］。

除中华书局2007年7月出版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外，西南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正着手组建由30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制定完整的编撰计划和出版计划，并按国别及专题来设置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征集、复制和整理域外古汉籍珍本，准备用3—5年时间复制3 000部以上域外古汉籍珍本，并从中遴选2 000部来编撰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此《文库》将采取线装和新装两种出版形式。该编撰出版工程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之一。

南京大学于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17-20日主办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中、日、韩、美等国的80位域外古汉籍研究专家研讨域外古汉籍的价值、整理和研究诸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收录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注: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有关内容。)。

四、民间古文献的抢救与整理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世传古文献来说，指古代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民间古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民间谱牒、石刻、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自古迄今，由于民众教育的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造纸、印刷术的发达等，历代都有极为丰富的民间古文献产生、流传、保存。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世传古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今以山东民间古文献为例来看这一问题。

山东自古文化昌盛，民间古文献存量尤大，其抢救任务尤重。应启动“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该工程应分如下两步骤进行。

1.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程。民间古文献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使学界对山东古文献存量不能全面掌握，对其全貌难以清楚了解。所以应首先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作。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开展民间古文献调查，并利用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做出《山东石刻总目》、《山东谱牒总目》、《山东民间文书总目》、《山东民间应用文籍总目》、《山东民间作品总目》，为抢救山东民间古文献奠定目录基础。

2.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山东历代（特别是唐前）石刻以时代早、存量大而闻名国内外，但不少文字正在漫灭、石体正在损毁；山东各县市也有相当藏量的族谱支谱、契约文书、应用文籍，以及戏曲、诗文等民间作品流存。这些都急需抢救、保护，以使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故亦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协作，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作，分县市搜集、复制、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今社会、把握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础材料。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都有损坏、湮灭的危险，大批散存的民间古文献尤其如此。对这批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特别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34。

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党中央“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无比正确。依据上述对改革开放后30年来古籍整理成就及不足的分析，建议今后将古籍整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

1. 重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2.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的实施步伐。

3. 特别重视各地域民间古文献的调查、复制、整理，全面启动各地域“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以抢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4. 继续深入进行出土文献的释读和研究，以为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奠定学术基础。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我们应倾其所能，服务祖国，为全面抢救、保存古文献，为光大民族文化精华，尽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陈辉.古文献研究基地的长足进展——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7-7(2).

古代文学大全第4篇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古代文学大全第5篇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古代文学大全第6篇

一、从彝学研究时间维度上看，这部著作为彝族文献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奠基作用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2] See Hans-Goe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edcond edition,London:Sheed & Ward, 1985, p.351.

古代文学大全第7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古代文学大全第8篇

从相关研究发现，早期时候，国学与古代文学没有比较明显的进行区分，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通过学科史、研究史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特点、思想等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从而推动国学与古代文学不断发展。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从学科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需要先从学科属性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以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区分和识别。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会给学科带来一定影响。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学最早是在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与西学有着一定区别，因此，在众多文人学者发挥相关谈论之后，这次国学思潮成为我国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开端。但是，在众多研究和各种学说中，国学仍没有明确的定义。随着对国学各种解释的不断发展，它给文学研究者带来极大影响，在探讨相关原理、寻求相关解决方法等情况下，出现了学术，因此，相关探讨和理论都被称作是国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古代文学大全第9篇

一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