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浅析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在地学方面，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关键词]科学技术 档案鉴辨 发展历程 特性与功能
[分类号]G270
1、引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并留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致使大量伪误档案混杂其间，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对其真伪进行考订。我国档案鉴辨工作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两汉、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鉴辨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鉴辨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档案鉴辨在继承传统鉴辨方法的基础上，采取化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法及图形图像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鉴辨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主要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进行论述，并深入分析其应用特征及功能，以期对今后档案鉴辨技术及鉴辨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2、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
“档案真伪技术鉴辨是借助于物理、化学原理和方法，利用一些设备和仪器，凭借鉴辨人员的丰富经验和与档案相关的信息，分析档案制成材料的类型和特征，考证作者，时空定局，由此而确定档案的真伪”。档案鉴辨技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学囿于史学，因此档案鉴辨技术亦主要蕴含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具体而言，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工作中的应用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1 “”前的初始阶段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如意大利的Fabroni、德国的戈贝尔(F.Cobel)、法国的达牟(A.Damour)、美国的理查德(T.W.Richards)等就开始应用化学方法分析文物成分。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20世纪上半叶“发射光谱开始用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开了用科技仪器分析文物的先例”。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人，我国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如20世纪30年代周仁和叶麟趾最早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古陶瓷进行了研究，50年代梁树权等采用重量法对44件殷周青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建我国c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率先在国内“采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技术进行常规c－14的测年研究，技术简化，工效高，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缩短测量时间，提高测年精度”。此外，金相分析、电子探针检测等科技方法亦开始在出土文物的检测与断代中得到应用，如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室采用金相分析法对元大都出土的55件铁器进行了成分检测，1974年又采用电子探针检测了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铁笄。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主要应用于考古学中的田野挖掘、古迹调查、测年断代等领域，而对于文物特别是档案的应用尚不多见。
2.2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
“”时期，我国各项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再次引发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急剧变革，如1990年在参观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览时就曾强调“鉴定文物要利用科学技术，不要净用眼学，这种老传统的办法，要结合科学技术”。近年来，电子显微镜、热分析技术、光谱、色谱、质谱、x射线、碳14测定等现代化仪器及科学技术在考古、文物鉴辨中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如北京大学建成的加速器质谱计(PKUAMS)被大量应用于文物鉴定等研究之中；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文化部门分别使用x光、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对馆藏毛公鼎、陈侯午敦等文物档案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辨。同时，计算机技术在信息存贮、转换、检索及传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文献鉴辨注入了新的活力，如1991年杨镰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坎曼尔诗笺》(以下简称《诗笺》)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定。此外，有些学者还利用统计学、数值计算方法等对档案进行了考据。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已被应用于科技考古、档案鉴辨及相关领域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工作体系和研究方法。
3、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特征
根据不同标准，档案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鉴辨技术亦互有差异，这也就决定了档案鉴辨技术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3.1 档案鉴辨技术的共性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其内容信息需要借助某种记录方式附着在特定的载体之上，一般而言，档案鉴辨工作通常可以从外形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 学科建设 古籍整理 古籍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1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2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2.1基础理论研究缺失
古籍文献数字化理论的研究薄弱，尤其是系统理论缺乏。当前，有关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对古籍文献数字化资源的调查和利用上，深层次的理论探究涉及较少。对于古文献资源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只是技术手段上的革新，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古籍整理之范畴。古籍文献数字化，也面临着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文献考证等古籍整理的基本环节。所以，从事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相关人员，须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2.2技术手段革新
古籍文献数字化，主要是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大型数据资源库，藉以揭示古文献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且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
从数字化古籍文献利用的角度看，信息化的古籍产品呈多元、自主开发的态势，这样就使读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科研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查阅方式及学习模式。故引入数字化技术，是古籍文献再生性保护的必然趋势。
2.3学科队伍的不作为
一方面，由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大多着眼于古籍文献数字化项目的开发利用，同时也带来重复选题、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从事古文献研究和史学的学者，虽认为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有益，但却不作为；真正投身于古籍文献数字化规划项目事业、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化进程的学者，却是图书馆、信息管理学界之人士，此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3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 研究对象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献的一种类型，古籍的数字化与其他文献的数字化相比，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古籍的个性，体现在其特殊的外观和历史文物价值上。为了体现这些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数字化，是“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是提高古籍文献数字化水平最主要的途径。
古籍文献数字化，应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并通过数字化的操作过程，对古籍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重组。
将古籍的特点与数字技术的特点相结合，既要充分考虑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让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古籍文献，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同时又要考虑数字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和信息处理的过程，让后者所具有的信息分析、聚类以及海量信息处理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过去必须用人工进行处理的事情，甚至是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计算机来处理，实现从古籍影像的数字再现到古籍内容的分析、聚类，从单种古籍内容的处理到海量文献的综合处理，从简单的文本转换到信息重组甚至知识挖掘，这将是今后古籍数字化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
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 转贴于 古籍整理是对古籍原文的整理加工，以便于人们阅读与研究。从学科体系上看，古籍整理从属于文献学，文献学是“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全部内容之庞大”。因而，将古籍数字化定位于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使之从文献学与信息技术交叉的角度，来审视古籍整理领域中特有的现象与规律，并形成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意义十分重大。
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点，在于计算机技术同古文献学的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叠加，而是融合原有基础上的提高与升华，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古籍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古籍整理的问题；而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拓展数字技术在古文献学中的应用。因此，古籍文献数字化，实际上要涉及到古文献学、古籍整理、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对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可以这样描述：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是研究古文献在数字化、信息化过程中的特质和规律，指导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中的应用，以优化信息环境下的古文献学科研究领域。
4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其初创期可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4.1数字化古籍整理学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文献载体的转换，还包括对古籍的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史实考订、目录编纂等工作，其制作过程的本身仍然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可以说，整理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古籍数字化的质量优劣。因此，数字古籍也必须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过程和相应规则，而探究技术条件下古籍整理的独特规律将有助于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研发
4.2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利用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中文信息的技术，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古籍文本的信息处理，既包含古籍外部体式或内容的数字转换和再现，如页面的扫描、文本的数字化转换、光学字符识别以及版式还原等，还包括文本数字转换后的应用，如智能检索、内容关联等。其共性与个性的把握，需在中文信息处理范围内专门引入特定的古籍处理范式。
4.3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5 结语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能只着眼于数字技术，或市场运作，其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于，数字技术所承载的内容，这需要通过学科建设这一途径来完善其相关理论体系，从而折射出古典文献在内容上对于人们的使用价值，并成为活着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精神传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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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约瑟现象 官科技 科学技术史 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 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官科技”产生的历史缘由
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的，它和这个大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尽管产生我国古代“官科技”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考虑。
第一，“官科技”首先产生于官方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说到底是一个农本位+官本位的社会。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国家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并因此而组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中国古代三大科学中的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研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建立天文气象、地理等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可以说，从早期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后来的国家机构，其构成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具有相关技术的人员得以进入管理机构。
在我国古代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氏族首领往往是农业及其有关科技知识的掌握者。如舜的先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⑤就是说幕有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有助于农作物因时顺季获得丰收。此后，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袭家学，并成为其家族各代世为虞君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领导农业生产都是官府的核心工作，并使与之相关的官方科技活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农业的需要是古代中国“官科技”特点形成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皇权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皇权是国家的集中体现。皇权的需要明显地表现在为皇帝的神化和皇族生活服务方面。
中国古代，造神运动与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清康熙，都被赋予神的力量。最初，人们只是出于对杰出首领的敬慕而将其神化，后来，统治者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制造出“君权神授”的理论。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取得天文学方面的根据。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性外，它还是维护皇帝“天子”神话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历法从来都是由皇帝来颁布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
除为皇帝“天子”神话服务外，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被用来为皇室的生活服务，如医药、建筑、陶瓷技术等。我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太医院、御药房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皇室成员服务，有时也在皇帝的指派下为大臣们服务。我国古代辉煌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也是古代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在当时，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一般都设有营造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宫室建造缮修工程事务。而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工部也有修建宫殿、园亭为皇室服务之职责。如清代世袭的建筑设计官“样式雷”家族，就是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可以说，当时的官方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
第三，“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以中国古达的制图学为例：在我国古代的政府行政活动中，地图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主要表现为它被用来作为征收赋税钱粮的凭据和行政区划管理的工具。如：秦汉之际，萧何在刘邦攻人咸阳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⑥(图书即地图、户籍)，掌握山川险要、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
这种以地图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大多如此。就是因为制图与国家管理关系重大，致使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钻研制图学。如我国古代创造“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晋武帝时的“司空”(相当于宰相)。
第四，“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
仍以制图学为例：制图学在国家军事活动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管子·地图》记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我国古代，掌管军事的兵部都设有职方司(或类似机构)掌管军事地图的制作与日常管理。
此外，地图还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的分封活动中，地图被作为领土的象征而被授予各领主。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图也作为领土的象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凡投降国或归附于中央的小国总是以献地图作为投附的象征。
总之，“官科技”产生于各种官方活动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这种官方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实用技术为主。
二、“官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作为农业国家管理的工具，表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与科学技术活动的关系上。
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中就设有有关科技的公职。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是所谓“带头学科”，自颛顼始，部落联盟设立了观天的职事。如《国语·楚语下》载：“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尚书·尧典》又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证，古籍所载的这些司天的人员，皆为部落显贵之后。这表明，观象授时的知识，都被担任公职的司天人员等所垄断。
在我国古代国家机构渐为严密之后，科技机构的设置也更为明确。以《周礼》上的记载为例：《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医之政令的医师，并设有食医、兽医等专门医疗机构；《周礼·春官·宗伯》中有掌握历法工作的冯相氏，有掌握观测天象和占星术的保章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掌管六牲的牧人等，有掌管地图的职方司，有掌土圭之法、进行大地测量的土方；《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掌识别土壤和根据不同土壤施肥的草人，掌农田排灌和耕作的稻人；等等。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在国家机构中设立有相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职能部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官员曾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阶层的范围内，如大司农等。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此类官员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科技业务机构一般属官僚机构中的中、下层，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太医院院长官为正五品，其他有关官吏的品秩皆在此之下，更有甚者，御药房与寿药房的业务人员名为“苏拉医生”，其地位与差役“苏拉”相近。
第二，我国古代的“官科技”还表现在官方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控制上。
中国古代的官方科技人员多为世袭，一般不得脱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部门，如太史、巫(医)师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和技术；司徒、司空等垄断着农业和手工业知识和技术等。这些官吏多是子就父学、世代相传的“畴官”，如清代的雷氏家族世代为皇家建筑师。而技术工人则世袭为“匠户”等。官方控制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世袭官僚、官匠掌握科学和技术。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冶铁技术也控制在官方手中。而铁器的革新也多出白官方工匠之手，并通过官方加以推广。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
三、“官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
以上所谈的是我国古代“官科技”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表现。而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性质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沉重桎梏。也就是说，它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的最为直接和具有关键意义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首先表现了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包括：
第一，国家政府中有关科技机构的建立，使一些重要的实用性的科技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科技事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和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科技活动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史上，由于献科技成果而获赏、升官、免罪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在实际利益上刺激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刺激发明、创造的具有十分现实利益的鼓励则较少。这无疑大大限制和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和创造热情。而统治者主观上的不支持，则直接迟滞了本国的科技发展步伐。欧洲发展史上的“灰色中世纪”也与此有关。
第三，官方性质的科技活动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积累科技资料。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文、气象、地理、中医药学资料，它们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系统、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科技史料。
第四，官方机构中往往集中了全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我国古代曾经进行了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科学家所无法想像的科技活动，如僧一行等人进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科学活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世界大地测量史上规模空前的测绘活动等。这些大规模的科技活动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科技难题，取得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而在其他国家，如在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工作仍完全由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僧侣去做。沙皇政府不但不关心科学事业，而且限制科学创造，俄国科学家要在经费不足、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我国古代“官科技”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我国古代曾由国家颁行了多种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方面的法令，其中，建筑工程、机械制造、手工工艺等方面较为典型，如著名的《营造法式》、《木经》等就属于这种标准技术文件。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是通过官方推广开来的，如蔡伦的造纸术就是由官方推广到全国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形式的推广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传播快得多。而且，我国古代的出版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常常把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出版颁行，甚至有些作为国家法令来颁布。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极为普遍，有益于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快它们的应用进程。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特点，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它的两面性。我国古代主要科技活动的官方性，曾经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也隐藏着消极的因素，特别是当古代科技发展到了高峰期之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稳定、日渐僵化的大背景下，它成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沉重桎梏，成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官科技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需求的产生，没有新的强烈的需求就不会有新发展。
在“官科技”的情形下，需求主要来自于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是维持当时的农业生产、保持“天子”神话、为统治者服务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古达的三大科学——历算、中医及地理学和发达的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它们皆为实用之术。这种与农业时代和封建制度对应的低水平的需求是不会成为近代科技产生的动力的。相反，它还压制着新的创造要求。由于官方只重视科技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造成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进入趋于停滞的状态。而欧洲的学院式科学，则在自然哲学和理论性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农本位和官本位的双重枷锁，极大地压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第二，“官科技”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它带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病。
如，它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之后，也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死的教条，它们限制着一切革新要求，如建筑工程的标准化使我国古建筑日趋统一，形式上缺少变化，甚至当时进行建筑设计时，只须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就可以了，清代“样式雷”家族所留下来的数千份设计图就基本上是平面图，因为其他内容只需按照标准规定施工就可以了，这无疑对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官场的恶习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中，科技官员的地位呈日渐下降趋势，选官制度越来越重道德、轻技术，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必须在科技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天文知识等方面有专长。到我国国家出现初期，科技知识的掌握者由于阶级的产生、政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一般性工具，它对政治的左右作用已逐渐消失，科技官员的地位不断下降，到明清时期，他们只是一些中、下层官吏了。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⑦技术官的升迁是受到限制的。这个做法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吏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吏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更表现在逐渐形成、日渐僵化的科举制度上。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⑧以至清末革除科举制度时，《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⑨选官制度是导向，它必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郑关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就强调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在基础学科设立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这样，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思想极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科技知识对学者们来说，显然是缺乏吸引力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马上造成科技落后，其后果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使在我国明代科技较为繁荣之后，清代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主要表现为停滞，而停滞就是落后。清代末年，清统治者在火车等新科技事物面前表现得极为无知可笑，就是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李约瑟博士曾思考：“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呢?”⑩“官科技”要素是解释这一问题答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中国古代“官科技”是农业国家的官方科技，“官科技”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比较成型的科技体制，必然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官科技”是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及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但是，在现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对官科技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主要的、多数的科技活动都与官方有关，没有官方的参与，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而忽略了这种古代科技的官方性质，也会使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取得圆满的结论。在现有的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著作中，多是以古代科技成就结合时间线索为其写作主线，这就很难表现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全貌，许多科技史上的重大问题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对“官科技”的展开研究应成为中国科技史的课题之一。
注释：
① J．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9页。
② 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M．戈得史密斯等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③ 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 中国古代历代著名科学家大多为政府官员或曾为政府官员，并借此有利的地位开展其科技活动，如李冰、蔡伦、张衡、郦道元、贾思勰、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
⑤ 《国语·郑语》。
⑥ 《汉书·萧何传》。
⑦ 《全唐书》卷九十五。
⑧ 郑关应：《易言·论考试》，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关键词：古代 人才测评思想 领导干部 选用人才
党的十报告对人才工作做了深刻的阐述，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1]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党管人才”的实施主体，必需提高自身的人才理论知识，这是提高其执政能力和落实“党管人才”原则的关键。主席在吉林大学调研时也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容才之量、用才之能。”[2]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应当具备选才用才能力。而辨识人才是领导干部做好选用人才工作的基础，这方面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积淀。为此，党政领导干部需要深入回顾这方面的古人思想，再结合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理论，提高自身的识人辨才能力。
1 人才测评技术的概念及中国古代对人才测评的认识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识人辨才的技术被称为人才测评技术，是企业甄选人才的重要技术工具，被誉为现代的“人才试金石”。它是指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里应用专门的手段和工具，依据科学的测量和评价原理，针对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目的，如招聘、安置、考核、晋升、培训等，对人的素质进行多方面、系统的测量和评价，进而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3]人才测评理论及技术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应用到军事、商业、政府等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产业。
虽然人才测评技术形成于西方，但事实上，这种测评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谓之“知人”。古代各个时期都对“知人”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春秋时期的老子认为“知人者智”，把善于知人看作智慧的象征；管仲在论述人才时曾说“成器不用”，即未经检测的即便是人才也不能用；三国时期的刘劭在其人才著作的开篇就写到“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4]意即圣人贤者认为，人的资质中没有比聪明更好的；在聪明资质中，没有比能够辨识人才更重要的。《贞观政要》（唐・吴兢・）中提出“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慎举在核真”的选材之道。核真的要义就是对选用的人才要进行有效的评鉴。直到清代的曾国藩也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曾国藩全集・家书》）。尽管中国古代没有直接论述人才测评的文字，但是古代先贤们有关 “知人”的评述可谓字字珠玑，闪烁着古人智慧的光芒。
2 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的人才测评思想虽然没有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一门科学，但是它与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些相同之处表明了古代人才测评思想在今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领导干部可以从我国古代先贤们的人才测评思想中汲取智慧，丰富自己在选用人才方面的理论知识。
2.1 认识到人的差异性
现代人才测评理论的基础之一是人的差异性。即个体的素质是在遗传、环境和个体能动性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个体的差异性是人才测评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使得人才测评的工作具有现实的存在意义。
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的素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孔子把人按照性格的不同分为狂、狷、中行三类。三国时期的刘劭在《人物志・流业篇》中对人才做了更精细的分类。他把人才概括为“三才”、“十二体”，“三才”即偏才、兼才、兼德三种层次，又将人才具体划分为12种，包括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等，并列举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加以说明。朱熹认为，“如论三品亦是。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5]。认为人“性”的差异不止三品，须有百千万品。这些观点都说明他们已认识到人的素质的差异性特征。
2.2 认识到人才的可测性
现代人才测评理论还认为，个人的每一个行为（先天的条件反射除外）表现，都是其相应心理素质的特定表征。该原理表明，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其素质可以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及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表现出来。这一原理表明素质测评是可能的，它可以通过行为表现进行测量。
这一理论其实在我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中早就被古代的大思想家们指出了。孟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6]这里的“权”、“度”指的都是测量。意为物既能测，心也可测。孟子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心理可测的思想。
孔子提出识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7]即考察人才时，要观察一个人日常所言所行的原因、目的与手段，了解他的心情，看他的“心“系于何处，那么这个人的内在素质就不难知道了。孔子认为通过“视、观、察”三个方面，由表及里地考察、分析人的行为举止与内心世界是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这说明孔子是主张通过人的外部的行为表现去探查人的心理和素质特点的。
汉魏时期的刘劭在其著作《人物志》当中，提出了 “观其感变，以审常度”[8]的识人原则。意思是观察他对外界变化的感应，以此来明白他平常处世的态度。表明了人的素质特征可以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做出有效的推测。
2.3 认识到人与岗位的匹配性
“人职匹配”理论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核心要义，也是人才测评工作的实现方向。这一理论认为，每一种职业由于其工作性质、环境、条件、方式的不同，对工作者的能力、知识、技能、性格、气质、心理素质等有不同的要求。在进行选拔、安置、职业指导时，要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来选择与之相对应的职业种类，实现“人职匹配”。因此需要充分地了解人，了解岗位的特点，实现事得其人，人尽其事的目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一观点也有述及。墨子的言论就体现了这一观点。他说：“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9]墨子的观点是通过考察人的言行后从而知晓人的能力，再根据人的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
刘劭提出“才能既殊，任政亦异”[10]的观点，并在书中详细列举了12种类型的人才适合担当的具体职位，这比墨子提出的人职匹配的思想分析得要更加具体而深入。
曾国藩在使用人才上认为：“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11]其核心观点就是要做到量才器使，根据专长的不同安排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做到相得益彰。
3 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的特点
3.1 “德”与“才”并重，以“德”为先
中国古代人才测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人才选举和考评制度中。出于这一需要，人才测评的内容主要涉及“德、绩（功、黜）、才、智、识”等几个方面。
“德”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和一般的个性品质。 “绩”一般也称为“功”，是今天的绩效，其具体内容是指考评目标的达成度或取得的工作效果。我国古代也注重从“绩”的反面“黜”即“过失”来考评“绩”，如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中便有考黜篇。 “才”、“识”、 “智”也是历代人才测评中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六艺”中，即“礼、乐、射、御、书、数”。可以说这些测评内容全面反映了人员的总和素质特征。
在以上的测评内容中，中国古代最为重视的是测评人的“德”与“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科举考试，虽然比较注重对人的全面素质的考评，但是其主要内容就是德和才。“德”为历代人才测评中的重点。春秋初期管仲认为 “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12]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五善”、“五失”就是“德”的测评目标。唐代人才选拔“以德行为上，功状次之”。[13]清康熙帝认为“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
在三国与唐代时期的人才选举中，“才”是测评的首要标准。三国时期的曹操处于当时的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他企图一统天下，因而起用人才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短歌行》当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抒发了曹操思慕人才的渴望之心，这一背景之下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他曾数次求贤令，认为“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起用。唐太宗同样重视人的才能，他认为，“朕任官必以才”，“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14]。
从历史上看“德”与“才”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上更主张“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原则。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的思想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资治通鉴》中提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意即德是导向，才是基础；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得来统帅。晚清重臣曾国藩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
3.2 测评方法注重使用“特定情境”进行察言观行
中国古代创造、积累和总结了形式多样的人才测评方法，如在实践中通过人的实际表现，来鉴别人才的实践鉴别法。强调深入、全面地观察被观察者的言语、行为、表情等内容的自然观察法。将群众的观点和意见作为人才评价的民意调研法。以“业绩”作为选拔人才标准的绩效考评法。但这些方法都不如情境测验法的应用普遍，因此情景测验法成为中国古代人才测评的常用方法。
情境测验法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情景模拟法，通过给予某些情景刺激来观测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从而测试出人的品性和才智。有关这一方法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中的《尧典》，文中记叙了尧对舜的五种考察方法，均是设置一定的情境，通过舜的表现，以观察其心理品质。这一方法运用最为典型的是诸葛亮，他在《心书》中《知人性》篇中提出了七种知人的方法：“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其中后三种方法（醉之、临之、期之）都是利用特定情境诱导出所要观察的行为品质。《庄子・列御寇》中提出的“九征”法、《吕氏春秋》中的“六验”法也都是情境法的运用。
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思想蕴含着合理性且测评内容和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在学习了解古代人才测评思想时也必须同时认识到它的局限性，避免出现人才工作失误，造成人才损失。第一，古代对人才的认识有偏颇，在认定“人才”的范围上表现狭隘。统治阶级重视政权稳定大于经济发展，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而重视网罗治国人才，加上古代视一切技术发明为“奇技淫巧”的文化心理影响，专业技术人才等各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在中国古代得不到重视，造成人才失调。第二，古代人才测评活动以定性为主，很大程度上是测评者的经验体会，与以定量研究为特征的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相比，没有相关的学科理论支撑，缺乏科学性。
4 古代人才测评思想对领导干部选用人才的启示
领导干部选用人才的能力对于实现我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非凡的意义。我国拥有悠久的人才测评思想历史，领导干部必然要汲取历史的精华，再结合当代测评技术的发展趋势，将古人测评智慧与现代测评技术完美结合，提升自己选用人才的能力。
4.1 拓展人才观念，建立广泛的人才测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缓慢，造就了统治阶级狭隘的人才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领导干部需要重新审视人才的内涵。目前，我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总体目标，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大批的执政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企业人才等构成现代人才体系。领导干部作为识才用才的主体，需要建立新的人才观，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完成好人才选用的工作。
4.2 辩证看待古代人才测评思想，在选用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古代人才测评由于经济发展、政治因素等条件的限制，人才的测评过程大多缺乏科学依据，主观性较强。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发现，这些主观的测评思想中其实蕴含着现代测评技术的理论基础，如人的差异性、素质的可测性以及人职匹配原理。这些契合点表明古代人才测评技术在今天不能由于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的出现而被摒弃。这些测评思想是古人几千年甄选人才的智慧结晶，是在中华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虽然古今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传统文化的积淀一直在延续。领导干部在这种文化积淀的背景下从事选用人才工作必然要多思考古人的思想和方法技术，发挥其魅力，“以史为鉴”用于指导当下的人才选用工作。
4.3 掌握科技发展趋势，运用好现代人才测评技术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基础上的西方人才测评理论及技术在近现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解决人职匹配的专业化工具。这使得人才测评技术不断发展创新，人才测评方法层出不穷。心理测验、360度评价、履历分析、评价中心技术等等现代人才测评方法技术从西方诞生并引入我国政府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来。这些技术方法体现出更好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准确性。作为领导干部，在受到古人测评思想智慧熏陶的同时，应当关注人才测评理论的新进展，注意运用新兴的人才测评技术为选用人才服务，诸如近年来，基于胜任特征的人才测评逐步兴起。胜任特征将测评要素集中于与高工作绩效相关的个人特征，按照这些特征要素建立起人才测评标准体系，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进而实现“人职匹配”的目的。因而胜任特征模型被认为是人才测评的“通用语言”，被广泛应用于选拔、培训和职业生涯培训等方面。对于诸如此类的人才测评领域的新理论、新模型，领导干部要及时学习和了解，不断更新自己在人才选用领域的思想和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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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在方法层面，传统研究汉代灯具主要侧重考古、考证以及设计技术与文化等领域研究，在方法论上较少涉及灯具的装饰与仿生科学考察，尤其是对汉代灯具的研究。近代对中国古代灯具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近几年很多以研究古代灯具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为选题。研究者分别从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进行单学科或多学科交叉。从现有关于汉代铜灯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不同专业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汉代灯具的装饰，但几乎没有研究者专以汉代灯具装饰艺术作仿生学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性研究。但是，随着汉代灯具的不断出土，以及现代设计科学的进步，汉代灯具研究的未来研究趋势显示：从传统的考古研究转向设计研究；从传统的文化装饰研究转向科学装饰研究。
二、研究空间及价值
“装饰与仿生”是汉代灯具设计研究的一个可开掘空间。通过研究汉代灯具装饰制作工艺及其仿生科学，调查与梳理相关资料，发现与整理汉代灯具工艺技术，通过科技考古与艺术复原实验的现代技术手段，还原汉代灯具的装饰工艺技术，揭示汉代灯具仿生科技发展水平及其技术文化内涵，从而填补汉代灯具制作工艺研究之不足，向世人展示中国汉代灯具装饰技术与科学文化水平，力求在技术层、装饰层与文化层等维度上弘扬中国优秀工艺文化。在装饰层面，研究汉代灯具制作装饰的艺术手段，复原汉代灯具装饰艺术风格，包括工艺、造型、纹饰、绘画、色彩等。汉代灯具装饰技术文化，主要揭示其技术历史之嬗变与演进；汉代灯具制作装饰材料文化，揭示其物质文明；汉代灯具装饰文化，主要揭示其图案、纹饰、色彩背后的时代与历史文化如何渗透到装饰制作之中。在仿生层面，通过灯具的仿生造型分析汉代人的审美的需求，以及汉代大简的造物形态和“守约以治广”“规天矩地”“自然相生”等美学思想的命题；深究仿生造型的潜在含义，佐证汉代神学思想、视死如生的丧葬观以及封建初期等级的划分；对仿生灯具的实证分析，探讨汉代环保、节能、调光等先进的科学性。对汉代灯具的研究，再现汉代灯具的可视化物质形式、工艺流程与技术发展为微观特色，其优势在于再现与复原汉代灯具工艺技术的同时，还侧重开掘汉代灯具工艺的载体、材料、工具与技术等内容，为我国灯具技术文化史的建构发展助推，为我国工艺技术文化提升软实力；通过对汉代灯具艺术发的复原，以再现、实验、传承、利用汉代灯具仿生技术遗产为宏观特色，其优势在于运用现代技术、科学实验传承与再现汉代灯具制作工艺，绘制汉代灯具工艺技术图谱。
三、结语
一
基本功是一名舞蹈演员必须具备的基础和根本的技术能力。而舞蹈技术能力是指舞蹈艺术方面比较熟练的技巧。熟练的舞蹈技巧是舞蹈艺术家在长期的舞蹈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舞蹈技术的知识和经验。就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而言，技术技能就是表演中国古典舞所需要具备的各种基本技巧，它主要包括“跳、转、翻、控”四个方面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人体动作类技艺者所追求的技术能力，它体现出“基训”课程对“跳得高、转得多、翻得快、控得稳”的技巧技术能力的追求。我们看到这种“高、多、快、稳”能力的获得，除了勤学苦练之外，还需要更多的运动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等科学知识的支撑，因而，中国古典舞基训的技能发展首先是指对训练方法科学性的探求。
在今天，基训技能中“男女技巧”之“共性化”，就是“基训”技巧在寻求人体运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规律和方法上的发展。比如女生“原地劈腿跳接连续横飞燕”、“掖腿转4至5圈”和男生“踢搬后腿立半角尖180度”等。这些对女生跳、转方面和男生控制方面的改进，使女生弹跳能力和旋转能力达到男性化水准，而男生控制能力却可以与女生相媲美。以上在运动幅度、韧带的柔韧性、重心的稳定、肌肉能力训练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结果，是中国古典舞“基训”技巧的科学性创新和发展。
二
具有民族审美特征是中国古典舞基本功技能训练的另一追求。中国古典舞技巧，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审美风格的“技巧”。唐满城先生在肯定《轻青》节目中的舞蹈技巧时用了一个“化”字。他认为：刘震的技巧与众不同在一个“化”字。他把“跳、转、翻”外在的技巧痕迹完全“化”为无形之形。他这一“化”实际上是指舞蹈技巧审美风格的“身韵化”。在追求舞蹈技巧难度和强度的同时，把身韵的动作技法结合在技巧的起(准备)、承(连接)、转(转折)、合(结束)之中，从而赋予舞蹈技巧强烈的民族审美性。
中国古典舞身韵是构建中国古典舞学科的另一重要课程，是中国古典舞学科的舞蹈思想灵魂。“身韵”所构建的传统文化美学思想来自于我国的戏曲艺术。那么，“基本功训练”所指的这一“基本”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演员所不能缺少的一般素质、方法、规格、要领，而是包含当代中国古典舞区别于其它舞蹈的风格特征――民族性审美倾向。比如“探海翻身复合吸腿翻身”、“云手紫金冠转落卧鱼”、“扫堂探海转接老鹰展翅转”、“串翻身接绞腿蹦子”、“败式拧身大赞步”、“斜体旋风空转接旋子306度”等技巧。在这些技巧动作过程中所呈现的“拧、倾、圆、曲”的外形体态特点和典雅、优美的形象气质，正是“基训”技能民族审美性的体现。不断将身韵中提炼的元素、动律、体态、节奏融于基训的连接、舞姿、步伐之中，从而大大加强基训的风格性和审美性，是古典舞“基训”技能发展的审美性追求。
三
舞蹈表演艺术是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家与观众正是在这种形式的观赏过程中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本身就是观众欣赏的对象。而舞蹈技巧作为一种舞蹈观赏力很强的形式，受到无数的表演艺术家亲睐，并在我国传统表演艺术领域流传着“一招鲜吃遍天”的艺谚。在舞蹈表演中，往往高难度的技巧，总能为舞蹈作品增添光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于有时在无需塑造人物或表达某种特定感情时，只是为了观赏性――营造“高潮”，舞蹈技巧也是必须的，因此可以说它也是目的之一种。这时，舞蹈技巧对于许多舞蹈作品表演而言，就是一种情感性的技艺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