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论文第1篇

通过式（3）对市场化指数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在复杂整体的回归分析活动中，分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一种是随机效应回归分析，具体采用哪一种分析方式主要根据分析样本的属性决定。基于市场化进程模型随机因素众多且相互关系复杂的特点，本文选择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式进行分析。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在市场化进程模型中，物质劳动力、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市场化指数M1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51、0.27、0.41、0.043，这也就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作用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每前进1%，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长4.2%。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对2004年至2014年省际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之后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3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37个百分点，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64个百分点，TE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70个百分点。因此可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依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TEP的决定因素中，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40个百分点，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7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市场化改革在TEP增长中依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不是最大，但是也不容忽视。

二、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市场化知识对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可知，2004-2014年，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年均1.45%。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化进程为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39.23%的贡献。由于数据收集及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市场化进程的实际贡献作用可能更大。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正确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首要贡献因素。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完全实现，依旧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化进程地区差异、土地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等。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应该实现：第一，通过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实现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矿产资源市场等制度的健全与规范，实现市场交易公开透明度的提高与市场交易市场化定价，同时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更为充分的流动，为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第二，强化对垄断经济体的抑制效果，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垄断是与市场调节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现象，是市场化进程面对的重要威胁，所以政府相应的管理机构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防止垄断现象的发生，并且遏制垄断现象的影响；第三，减少政府干预，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是相抵触的，政府过度干预会影响市场化的进程，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更多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第四，提升政治体制改革广度和深度，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机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市场化进程的基础，只有在更广泛的范围提升政府机构和法律法规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落实。

三、总结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2篇

1.专业比较优势首先，财政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目前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对属于偏少的，因而毕业生供给量与金融、会计热门专业相比属于相对偏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财政学作为传统专业，原先主要是为政府财税等相关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尽管市场化改革致使财政专业从原先专门为政府培养财政、税务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但多年以来与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仍然能为财政学专业办学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和支撑，例如，毕业生实习岗位的提供和少量专业办学经费。再次，学科内容具有广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而这其中，将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这轮调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分离，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单列的基础上，财政学科随即成为了一个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实际上，按照财政学科专业内容或研究对象来看确实如此，其既包括属于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学”内容模块，也包括属于公共管理学内容的“财政管理学”。另外，这两大内容模块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专业内容整体。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专业调整目录中，财政学专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学类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并且与经济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一起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4个专业类别。虽然在教育部多次专业目录调整中，总是将财政学归属经济学门类之下，但其转专业内容依旧是包括“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两大模块，前者属于经济学科性质，而后者则属于管理学范畴。财政学科从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只是教育部在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学专业学科内容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和综合性[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作为伴随学校一起成长的首批专业，一是专业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办学经验。二是在国内同行具有较高地学术地位，分别是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税收教育研究会理事单位。三是具有一定学科建设平台，财政学专业先后2005年和2010年确定为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与第三批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财政学科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四是师资队伍整齐，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校学科带头人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教坛新秀1名、校“龙湖学者”特聘教授1名，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另外，还从其他高校和业务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50多人。五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形成规模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与用人单位的好评。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二、市场化进程中财政学专业改革取向与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3篇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的发展推动会计准则的发展。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市场发育程度的不成熟及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会计准则国际化是近年来国内外颇为流行的一个概念，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是时代的潮流，是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的课题。从各国会计准则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证券市场是推动会计准则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我国也不例外。当今，证券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一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其时会计准则的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证券市场虽然有了一些长足的发展，但是仍不够完善，其内在矛盾的存在导致证券市场基本功能难以发挥，高度投机违背证券市场的交易原则，显现出幼稚和不成熟的特点。这种不成熟和幼稚的证券市场同时也制约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一、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影响会计准则的目标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时抗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摩擦双方和时抗双方相互妥协和不断磨合的结果。因而我国的证券市场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带有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1)体制缺陷是我国证券市场第一个主要的制度缺陷。由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我国证券市场被严重行政化了，已经成为有计划的资本市场。(2)机制缺陷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第二个重要制度缺陷。由于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失，我国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发展和进取的动力与源泉。我国的大多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采．由于行政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转轨不转制”的情况。

时许多上市公司来说，最主要的变化只有两个方面，一是“翻牌”(改名称为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圈钱”(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巨额社会资金)。(3)功能缺陷是我国证券市场第三个主要的制度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最主要、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证券市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价格形成的机制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上聚财——用财——生财机制是健全完善的。然而在我国，公司上市后，保配股资格成了许多管理者和经营者甚至政府时企业“关爱”的心照不宣的目标。这样，资源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的功能基本失败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败了：在“聚财——用财——生财”这条因果链中，剩下的惟一功能就是聚财，即人们常说的“圈钱”功能了。(4)规则缺陷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又一重要制度缺陷。从市场的角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应是证券市场的立法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由于这些制度缺陷，使得有计划的证券市场一方面要支持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向投资者转移风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欺诈，保护投资大众的利益。这是一个无法两全的目标。正是这样的目标，使得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必须同时为国家、企业、投资者三方服务。我国1993年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提到：“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可见，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是要满足政府、有关各方和企业内部经理人员三方的利益，而且似乎把政府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实际上是“有计划”证券市场的必然结果。把三方利益关系人的利益要求同时作为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在技术上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在同一会计准则体系规范下的同一会计信息要同时满足三方利益关系人的要求，首先的前提必须是：这三方关系人的利益不存在任何的冲突。显然．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从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来看，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一般定位在民众利益上。会计准则的民众利益一般表现为它所规范的财务信息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是否根据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求来规范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行为。目前，在国际范围内普遍流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等，大多是以民众利益为目标的。从长远观点看，我国证券市场终会完善、健全，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应当定位于民众利益，把政府看作是众多投资者的一员。

二、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会计准则的价值取向及制定

与国外大多数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着特殊性：(1)股份复杂，股票流动性差。我国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份被人为地分割为具有不同流动性的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等。国家股几乎不具有流通性，法人股只有极小流通性．只有占比例不高的社会公众股具有充分的流通睦，这也使股权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状态。(2)国有股处于控股地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其中最高可以达85％左右。我国占据控股优势的国有股中首先是国家股股东，其次是法人股股东，并且均不能流通。由于国有股高度集中不流通，而社会公众股一般比较分散，难以集中。

因此，在上市公司中，主要是国有股控股。国有股“一股独大”，必然影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价值取向原则的设定。会计准则制定的价值取向原则从理论上可以归纳为三个：用户优先原则、送户优先原则和中立原则。用户优先原则是指会计准则制定者在进行会计选择过程中，以最大化用户(投资者)的效用为先决条件，而不管它对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影响；送户优先原则是指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以最大化送户(经理人)的利益为前提；中立原则是指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在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不考虑用户或送户任何一方的特殊利益，而仅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来加以选择。我国证券市场上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利益在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政府利益为导向的会计准则制定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于是出现了我国会计信息应满足国家、有关各方和企业内部的各种需要的提法。我国奉行的这一中立原则在操作上存在较大的难度，而且纵观我国现有具体会计准则，主要是借鉴国际惯例，而这些国际惯例多是以用户优先原则为导向的。那么这就有可能与我们所持的中立原则相违背，就不太适应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情况。美国等会计准则比较完善、发达的国家，他们奉行的是用户优先原则，而这一原则的选择也主要出于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要使会计准则能够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它首先就必须能够使投资者从所制定的准则中获益。

中国独特的股权结构，使得政府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者职能结合在一起．股权约束就渗透了社会政治目标，带有行政干预的属性。我国这种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国有控股的经济模式．导致会计的重．心是国有企业．会计目标是一种政府导向型的目标。这对会计准则的影响体现在：由于政府在整体上是企业最大的投资者，也是绝对最大的产权主体，它兼有代表产权主体和权威性两重特性。所以．我国财政部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即由政府机构负责制定会计准则。用博弈论来理解，这种政府管制下的准则制定，似乎也就成了由博弈的一方来制定规则的格局。因此，政府作为准则制定机关，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规范，它同时也是政府规章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得以贯彻。企业、少数股东对政府进行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缺少敏感性利益驱动，很少直接干预。会计准则直接关系着利益分配的舍理性，政府色彩太浓。会损害其他方的利益，会计准则也无法真正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

三、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影响我国会计准则体系

同经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仍不够成熟。我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兴起，发展的历史较短，证券市场规模狭小，国内证券市场的容量小。2000年底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为48091亿元．仅相当于美国的一、两个基金的规模。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够突出。2000年底股票市场市价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79％，仍远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100％的水平。证券经营机构能力弱、风险高、业务范围窄、经营行为不规范。机构投资者占市场投资主体的比例偏小。截至2OO1年底，中国机构投资者占全部投资者的比例不到20％，而在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市场上的主导力量，一般占40％～60％，在市场中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公开、公平、效率程度低，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影响都不大。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虽然较多，但广大中小投资者主要是证券市场的“投机者”。而且受教育程度有限，他们并不过多地关心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缺乏对财务资料进行分析的能力和知识，对企业提供相关、可靠、可比的会计信息的要求自然就不如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那么迫切，人们并不过多关·是否有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作出规范。并且，由于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小，还没有形成一种“产权文化”的氛围，人们仍然习惯于按有关法律或会计制度对会计实务作出处理。于是形成现在这种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准则体系。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会计准则已成为会计规范的主要形式，随着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比例增大，人们越来越需要会计信息的公开流通，会计准则也变得日益重要了。在这一大趋势下，我国也应加大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的步伐，逐步取消会计制度，尽快走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道路

四、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力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

强调会计准则内容的国际化固然重要，但是确保会计标准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基础上，已制定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具体会计准则的执行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近几年，我国证券市场出现了许多案例，如琼民源、银广夏等虚构收入、提供假报告。蓝田股份等虚增资产、随意调剂利润等都与没有有效执行会计准则有关。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较短，监管手段不足，监管机构的职能有待加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比较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证监会监管权力不充分，证券监管在职能和地区上处于分割状态，从而影响监管政策的效率。各级市场的监管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和部门，在多元化管理体制下，出现权力的争夺和责任的推卸，各部门之间不协调，空耗各部门、各企业的大量资源，协调不周出现的漏洞又造成监管的盲区。这种多元化管理体制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原则，导致市场失灵。政府经常使用政策手段监管证券市场。使股市成为政策市、消息市，政府变成证券市场上的最大的“庄家”。这些都影响到证券市场对有关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一个制定得再好的会计准则。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会计准则便形同虚设，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曼是无从谈起。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5篇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与前景 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证券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年平均增长12.34%，而全球GDP年平均增长3.37%，国际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此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电力市场 课程功能 教学内容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推进，培养既懂电力市场理论，又能参与电力市场竞争的实践型人才，已成为“电力市场概秽课程教学的主要功能。本文就“电力市场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化改革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提升课程功能提供借鉴。

一、电力市场改革概述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对本国的电力工业实施市场化改革。主要内容是对电力工业中的发电、输电、供电业务进行分割，改革后的发电企业被重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国家发电公司和核电公司，除核电公司以外，其他电力公司都改组为私营股份制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成立国家电网公司，专门经营275kV和400kV的高压输电系统，并且负责与法国电网和苏格兰地区电网的互联工程。

为了展开市场交易，英国建立了电力联合运营中心(即电力库，Power Pool或P001)，由国家电网公司负责运行。另外，12个地区供电公司也实行私有化，在售电环节展开竞争。改革后，电力市场对大用户(IMW及以上)开放，大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供电方，即可从地区电力公司、电力联合运营中心和发电厂中任意选择供电方。

英国的电力市场改革迅速波及到世界许多国家，从而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电力市场改革。我国政府于2002年正式下发了5号文件，开始了我国电力工业“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市场化改革。随后便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开展了“竞价上网”的试行工作。

同世界各国一样，由于电力工业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垂直一体化的垄断经营，因此，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展开，电力企业普遍面临改革所提出的许多挑战。例如，电力企业需要学习掌握电力市场的相关理论，要自觉、尽快适应电力市场的环境，从而实现在电力市场的条件下形成企业新的管理模式;此外，电力企业如何在市场上展开价格竞争，如何吸引用电大户，如何按市场规律进行投资、融资，如何规避市场风险，如何制定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竞争策略等等，这些问题成为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管理中急需解决的内容之一，并引起电力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面对电力市场建设所带来的大量全新课题，为促使电力企业尽快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学习掌握市场经营、市场竞争的技能，培养和引进掌握了相关知识的人才是电力企业必然的选择。华北电力大学(以下简称“我校”)为了顺应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需要，以满足电力企业的需要为目的，按照完善本科课程建设和实现按照社会需求办学的宗旨，于2000年开始设立“电力市场概论”课程。

二、不断深化课程教学内容

设立“电力市场概论”课程，其主要功能是为了适应电力市场改革和电力企业的实际需要，培养出基础知识扎实，具有熟练实际操作能力，并能面临难题勇于创新的人Zo然而，电--力市场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探索过程，无论是理论研究、实践摸索等，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适应电力市场改革的发展变化，强化受教者的实践能力，更好地达成“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功能，我们从三个方面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持续的深化改革。

1.跟踪电力市场改革的步伐，不断调整和充实课程内容

一方面，我国的电力市场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漫长的过程。其中的许多改革内容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完善，因此电力市场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快速完成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条件、资源分布、社会发展水平等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因此，各个地区在实施电力市场改革时所选取的改革方案也存在差别。为了让“电力市场概论”课程具有更强的实时性、针对性，使课程功能得到增强，主讲教师利用与电力部门的联系，先后收集了国内各个地区电力市场改革的方案，并且将这些第一手资料整理后融入课堂教学知识引入教学。主要有“东北区域电力市场试点工作理论与实践探索”，“华东电力市场运营规则”，“华东电力市场试点工作文件选编”，“南方电力市场建设文件选编”，“我国电力市场监管和立法”，“台湾电业自由化方案”等，从而使“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使学生更准确地掌握电力市场改革的内容和动向。

2.参与电力市场研究，实行科研促教学

如前所述，我国电力市场的改革将十分复杂，如何构建起完善的电力市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课程主讲教师采取了积极参与“电力市场改革”的研究工作，做到实时收集信息，跟踪改革进程，并将有关研究成果和电力市场改革信息带到课程中，以启发学生研究电力市场改革问题的热情，加深对电力市场改革的理解，并且能够启发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近年来，“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多位主讲教师先后参加了由中电联组织的大型课题:“电力市场改革研究”，申请了国家、省部级研究课程，通过课题研究，先后参与撰写了《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其应用》、《电力工业管制与电力市场监管》、《发电市场》、《多种经营管理》、《电力企业战略管理》、《电力目标市场》等著作和大量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不仅保障了“电力市场概论”课程所需要的教材和辅助材料，同时也使“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内容更加生动和贴近实际，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许多可以研究、思考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课程的功能。

3.完善课程教学平台

电力工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由于受现代科学技术的限制，目前电能还不能大规模的存储，因此，电能具有生产、传输、消费同时性，加上电力供应与消费需要保持协调，从而使电力工业的生产、调度、输送和消费等方面，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而电力市场改革不但不会降低这些技术的复杂性，而且还会引起某些技术的复杂化。因此，在“电力市场概论”的讲解中，必然要涉及这些电力技术。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掌握这些技术内容，我们加大了对“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平台建设。一是为了让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实际，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我们在河北邯郸马头发电总厂天津市杨柳青发电厂河北省邢台电厂建立了实习基地，在学生任职实习、毕业实习等阶段。采取学校教师组织，现场技术人员讲解，让学生直接感受、了解电力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技术情况。二是通过软件开发、实验建设，实现电力市场、电力生产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直观化、模拟化，以便于学生掌握。目前已经重点围绕电力负荷预测软件开发和实验建设、电力市场竞价模拟和实验进行了开发，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这些软件和实验同时与相关电教手段相结合，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更加直观，并具有可实操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操能力。

总之，“电力市场概论”作为一门发展中的课程，既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要求，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只要我们紧紧跟踪电力市场改革的步伐，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就能够使“电力市场概论”课程的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参考文献:

[1]王永干.等.电力市场概论[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7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31日

引言

利率是指一定时间内因持有一定量某种计价单位（人民币、美元甚至购买力）而承诺的回报率。利率可以视为金融产品的另一种价格表现形式，在调节资金供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效率。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在利率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由供求决定市场出清状态下的均衡利率水平，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失灵时进行利率调控，也称为利率自由化。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此后，债券市场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也先后实现了市场化，同时，逐步放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2013年7月20日，人民币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目前，我国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还处于上限管制状态，其他利率均实现了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选取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评述，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展望后续研究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理论基础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为Ma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理论和Shaw（1973）的金融自由化理论。Ma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干预与经济落后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造成了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均为实际利率），特权阶层能够轻松获得融资，而无特权阶层难以获得高层次创新所需的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只能维持低层次数量增长，难以出现由创新带来的飞跃式发展。因此，Ma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抑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化解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需要放开政府管制，由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金融自由化。

MacKinnon和Shaw开创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给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具有探索和参考价值。

MacKinnon和Shaw对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开创性论述也存在粗糙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没有论述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具体改革路径和相应的改革时机，同时忽略了金融自由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原有的科技发展基础、劳动者的平均素质、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素质，政府的调控监管能力等，缺乏实践指导意义。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创不久，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国以该理论为指导，纷纷开展了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期通过金融自由化打破本国经济增速缓慢的困局，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均已惨败而告终，有的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落后的经济雪上加霜。

二、金融抑制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金融抑制理论提出后，世界各国学者对该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对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20世纪90年代，MacKinnon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其早先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和可能路径进行了论述。MacKinnon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受到各国国情以及自由化进行时国际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各国的金融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可以存在差异。MacKinnon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承认了自由化改革所需的客观条件，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推进，具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Gibson、Tsakalotos（1994）对以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某些缺陷阻碍了其自由化的进程，同时认为以往许多文献中所设想的过于简单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他们认为自由化的战略应当包含符合经济实际状况的金融机构发展方案。Gibson、Tsakalotos（1994）的观点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状况在自由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自由化理论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抑制理论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进而提振经济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存在管制的金融体制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的金融管制体制被称为金融约束。该理论充分考虑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如何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对金融抑制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使得金融抑制理论形成了完整体系，对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有助于各国制定合理的金融自由化路径、降低相关风险，最大限度发挥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三、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以完善后的金融抑制理论体系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从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金融约束的合理性两方面入手，研究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是我国经济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周业安（199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抑制导致了信贷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提高了企业利息支出以外的融资成本，同时造成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的局面。黄桂田、何石军（2011）认为利率和汇率管制催生了超额货币需求，同时扭曲投资和外向经济结构，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制度有其符合客观规律和合理的一面。王晋斌（2000）认为90年代实行的金融政策并不是金融抑制，而是扎根中国实际、权衡利弊得失后的权宜之计，其在促进融资和化解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金老（2001）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并不具备通过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效率的客观条件，即使实行了市场化也无法发挥市场化的预期作用。曾康霖（2004）认为金融抑制论在对欠发达国家实际情况的分析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不应当只关注其强调取消金融管制的方面。

综合上述两方面学者的意见，我国确实存在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实行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应当逐步、审慎推进。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自金融抑制理论创立至今，对利率市场化理论的研究使得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但是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逐步进行，并且改革伴随着较大的风险。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地顺利实施，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集中到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方面，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即阶段性风险;另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后的风险，即利率的恒久性风险。

吴炳辉、何建敏（2014）在我国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背景下，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这篇文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由商业银行拓展到了企业和居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李庆水（2013）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当重视监管的作用，以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提前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此作为应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的方法，从监管角度提出了管理利率市场化阶段性风险的策略。

杨梅（2013）运用敏感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中的阶段性风险，提出当前温和的改革步骤不会造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损失，更不会引发系统系风险、带来经济运行混乱，并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风险应对策略。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2013）以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所面临的恒久利率风险。周颖辉（2013）论述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利润水平、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带来的影响。张慧莲、周晓乔（2014）研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利率市场化风险的策略。

五、利率市场化研究展望

总结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有效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较为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阶段，本文认为后续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以及阶段性风险;二是全面市场化后的恒久性利率风险研究。研究方法应当是以利率市场化理论为坚实基础的定量研究为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麦金农经济学文集第一卷，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1.

[2]约翰.G.格利，爱德华.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3]Heather D.Gibson and Euclid Tsakalotos，The Scope and Limi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ritical Survey[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April 1994，Vol.30，No.3.

[4]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经济导刊，1999.9.

[5]周业安.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2.

[6]黄桂田，何石军.结构扭曲与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转型经济金融抑制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1.7.

[7]王晋斌.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0.4.

[8]黄金老.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2001.1.

[9]曾康霖.关于金融抑制论的再审视[J].经济学动态，2004.5.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8篇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改变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模式，从而对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市场替代假说和全球价值链假说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文章在构建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拓展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最后，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实证结论进行解释。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外商直接投资；长三角地区

一、引言

近年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备受瞩目，对其成因的讨论也越来越被学界和政府所广泛重视。事实上，市场一体化和市场非一体化（市场分割）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方面的研究相互联系。自Young(2000)以来，众多文献试图解释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4)强调赶超战略在各地区的延续带来地方保护。陆铭等(2004)从地区分工收益的策略性考虑的视角论述了市场分割的优势，其进一步的实证还表明适度分割有利于经济增长（陆铭等．2009）。周黎安(2004)认为地区间缺乏合作根源于“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制度”。这些关于市场分割的原因探讨可以归结为地方政府和其支配的国有企业这两股力量，认为这两股力量加强则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减弱则有助于市场一体化。

然而，已有的关于市场一体化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一体化效应缺乏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我国经济重新融人全球经济的过程，而实现重新融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途径和方式；从区域经济层面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了地区间的技术外溢和转移。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长三角地区来说，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位居全国先列。外商直接投资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洪银兴、刘志彪，2003）。因此，考察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忽视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结论很可能存在偏误。

外商直接投资到底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进程？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假说：首先是价值链假说，即从宏观上来看，外资大举进入使得长三角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由于嵌入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加工制造，长三角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在低端环节，并具有“依附经济”的特征（刘志彪，2007）。因此，长三角只能被动地接受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以效率提高为标准（Kaplinsky，2000），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很可能带来各地区参与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地区专业化的形成，从而客观上提高了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第二种假说是市场替代假说，即从微观上来看，对于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载体的各类外资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黄玖立等，2006）。在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到青睐的同时，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被抛弃，这将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水平（陆铭等，2009）。因此，理论分析并不能给出一致的预测，这就需要我们基于实证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本文将在构建长三角16城市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库的基础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实证分析的结论了外资进驻加剧市场分割的观点。换言之，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市场一体化进程。对此，本文的结论部分给出了一个基于政府竞争行为的解释。

二、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

由于没有现成的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我们在这部分将构造一份可以反映长三角地区2001至2007年间16个城市的市场整合程度的面板数据库。计算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常见方法有生产法、贸易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余东华、刘运，2009）。考虑到如下两点原因，本文选用相对价格法：首先，其它方法尽管可以反映市场一体化程度变化，但往往受到很多非市场的干扰因素，干扰因素比较难控制；其次，由于数据的限制，其它方法都难以形成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相对价格法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区域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来度量市场一体化程度。如果差异缩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相对价格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指数的方法，是因为“市场一体化意味着价格信号在空间上分散的市场间平滑地传递”（Goletti等，1995）。Sam-uelson(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为相对价格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模型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两地的价格P：和P，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能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p，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一体化的。在此基础上，Parsley和Wei(1996，2001)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新方法。如果方差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降低，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相对价格法被广泛用于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如Goletti等(1995)以及Poncet(2005)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大米等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Parsley和W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运用这种方法对包含多类商品的综合市场进行了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度量。应用于综合市场的研究凸显出价格法的另一个优点，即价格法可以收集较多的信息，能够全面考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相对价格法计算市场—。体化指数首先需要各类商品的价格指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年鉴》为我们提供了长三角地区16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数据。该统计年鉴开始于2003年编写，最早的价格数据追溯到2000年，但由于2000年数据不完整，实际选择的样本区间只能是2001-2007年。统计年鉴上商品分类价格指数包含8类：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由于烟酒及用品类数据不完整，我们实际选择了除此之外的7类商品作为计算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原始数据。

类似于Parsley和VV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我们分四个步骤来计算该指数：第一步，对长三角16城市两两配对皇选择同分类价格指数做相对价格的差分Q并取其绝对值得到1Qk。计算差分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这种方法既利用了统计年鉴上提供的商品环比指数，又通过取对数的方法缓和了异方差和偏态性。

上述公式中，k表示第k类商品。通过取绝对值可以消除同一配对组中两个城市的置放顺序的影响。在做完第一步后得到了7类商品120个(C216)配对组城市7年度共计5880个(7x120x7)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数据。第二步，对1Qki，1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各分类商品固有的异质性（Parsley和Wei，1996）的影响得到qk第三步，计算qij,的方差var(qi)，共可得到840个观测值(120x7)。var(qit)衡量了价格波动的范围，波动范围越大，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第四步，把方差按城市合并得到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共有112个观测值(16x7)，其中合并的方法是计算一个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方差的平均值。

表1反映了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出来的长三角地区16城市2001-2007年市场一体化指数。由于该指数反映了价格方差的大小，所以指数越大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指数越小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图1中的点是根据历年数据得到的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平均值，拟合的曲线反映出总体程度下降，说明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呈上升趋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程度

（一）回归方程及数据说明

基于已有文献对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

MFit=po+p1.fdit+p2.gov+p+soe+pd.dis+o

回归使用的样本是长三角16城市2001-2007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差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考虑冈素的影响。方程左边为被解释变量，MF代表市场一体化程度。方程右边为一系列解释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为缓和可能的异方差，这里采用其对数值；gov代表政府消费占CDP的比例，遵循文献通常做法政府消费剔除了教科文卫支出，该指数反映了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代表国有及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该指数反映了地区经济的国有化程度；dis代表i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这里也采用其对数值；o和s分别表示与截面相关的未观察因素和随机误差项。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原始数据来自《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年鉴》（2003-2007年），职工人数比例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年），平均距离的原始数据来自Coogle地图查询出的城市之间距离。所有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计量方法及结果

由于o为未观察因素，其可能与其它解释变量相关，OLS方法将导致系数的估计偏误。因此，本文的计量方法首先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中的re及fe栏。Breusch-Pagan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因此，需要关注的是fe栏目报告的结果。其中，最为关注的fdi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l%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MF下降。前文提到MF为反向指标，MF下降则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闪此，关于外资带来长三角市场分割加剧的观点不能成立，从而支持了外资可以增进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观点。

其他的变量中，政府消费因素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职工比例因素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济的同有程度越高，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高（MF上升），符合通常的认识。由于不随机时间变化的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被差分消除，所以距离因素未能出现在fe栏目的估计结果中，但是随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近，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三）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自抽样法(bootstrapmethod)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参数估计，分别报告在表2的febs栏目和ivfe栏目中。自抽样法下fdi的系数为负，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中选择的工具变量是fdi的滞后一期(fdi滞后一期和不滞后的相关系数为0.983)，得出的fdi的系数仍然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自抽样法和下具变量法所估计出的fdi的系数值分别为-1.776、-1.776和-1.53，这三个系数值非常接近，都具有显著性。因此，外资提高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判断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结论

市场化进程论文第9篇

关键词： 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文化折扣；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scount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ther factors it analysis how to select target market for the film trad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ltural distanc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GDP is with a positive correla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with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video enterprises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inese video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enterprises'' point of view.

【Keywords】Video enterprises;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Cultural discount;

一、引言

近年来，电影的跨国流动频频带来票房热点，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同时在影视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目标市场的选择尤为重要。由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程度较低，中国影视贸易的国际化进程不仅受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时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于影视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甚少，本文在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分析基础上，探索目标国文化距离、地理距离、GDP、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的相关理论

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市场选择的研究，首先需要明晰国际化目标市场的概念，而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

(一) 国际化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贸易的产品、服务和其他资源跨国转移所必需的一个交易场所，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重要决策之一就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国市场。 本文以国别作为国际市场为一个细分市场进行论述。

(二) 文化差异理论

文化差异理论，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国家文化模型是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德，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000个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文化差异具体由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这两个因素组成。心理距离概念由Beckerman 于1956 年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中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 Johansson 和Paul 对于心理距离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其定义为"阻碍公司与市场之间信息流通的因素"，并且认为心理距离受一些差异性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语言、教育、业务、文化、、政治体系、工业发展水平等。[4]

(三) 文化折扣理论

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中首次提出此概念。 霍斯金斯等人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5]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指出: 在国际文化贸易( 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 中，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它民族观众认同和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减低。文化折扣高的产品，难以提起视听人的兴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