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论文第1篇

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是学生在学习藏族文化音乐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让学生了解该民族音乐背后的一些知识，让学生对其有一定的认识，打消学生的陌生感及恐惧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地方，它的地域位置与民族独特的宗教传统文化决定了藏族当地民间音乐的特色性。藏族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很多灿烂的音乐。他们能歌善舞，性格开朗，热情奔放，而所唱的歌曲更是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高亢嘹亮、曲调悠扬，将该地区独有的高原蓝天辽阔的景象淋漓尽致地通过音乐形式展示给听者，让听者感受到浓厚的高原文化。而且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藏族音乐的独特性，其不断地渗透到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音乐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了解到不少汉族和西方音乐中已经融入了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

如韩红的《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将音乐中通俗的唱腔与藏族音乐中的民间歌唱方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新的处理模式更加展现了藏族音乐的激情及感染力；容中尔甲的《神奇的九寨》中，歌唱家充满磁性的歌唱声音及其独特的藏族音乐文化气质，能够让学生通过这首歌曲的训练不仅了解到民族文化背景知识，也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藏族民族音乐素养。在正规戏剧方面也有藏族民族音乐的展现方式，如，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这是一部将藏族民族音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及风土人情紧密相连的歌剧，通过这台歌剧，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藏族民族音乐，也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藏族文化，感受藏族民族音乐的灵魂。

二、加强音乐教学资源建设，拓宽教学途径

目前，学生获取音乐基础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全国统一音乐教学教材，教学资源和设施相当匮乏，一定程度也束缚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仍比较单一，对最基本的音乐常识了解甚少。更谈不上通过对音乐作品的了解而体会到人文情怀及音乐的发展途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形成对音乐的广义理解。对藏族音乐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学唱教材上零星的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曲获得，这明显是不够的。学校应该增加藏族音乐教学资源，学生不应该只是单学习课本知识，而且要通过其他可行途径了解和学习藏族音乐。第一，充分发掘学生资源实施模块教学。教师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多学生都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长处。比如，一些班上的同学掌握一些教师所不了解的藏族音乐，这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课堂表演，以点带面。第二，利用区域音乐教师的资源。我校聘请一些校外的教师来进行授课，有条件的话，聘请一些藏族的音乐教师，这样更能让学生感受到藏族音乐的原汁原味。第三，利用社会资源。社会上会有一些藏族音乐社团或者演出，学校可以邀请他们来进行演出，让学生进行观摩。第四，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等设施，让学生在生活中时刻感受到藏族音乐的魅力。

三、在课堂上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

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为学生创作一个氛围浓厚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更加容易地学好藏族音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培养了藏族人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铸就了他们自古以来能歌善舞的良好习惯及生活态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环境孕育出了特色的藏族音乐，这个将民俗音乐、宗教音乐及宫廷音乐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音乐，使得藏族人民在中国文化遗产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仿佛是在验证着一句话“：越苦难的民族其歌声越美。”13世纪前后就出现了论述藏族民族音乐的著作，如萨迦班达智•贡格坚赞的《论音乐》等。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适宜学习藏族音乐的学习环境，摆脱外界的干扰，注重学生在具体唱歌、舞蹈及乐器方面的训练，并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反复的练习。比如，教师可以给学生展示著名藏族舞蹈家卓玛表演的《珠穆朗玛》《雅鲁藏布江》及《母亲》，让学生通过这些舞蹈的演绎感受到藏族民族人们坚韧的性格及不屈的个性，并进行具体的实践训练，让他们学习藏族音乐中那种独特而又优秀的民族音乐风格，了解藏族歌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造就了他们高亢嘹亮、声音集中、穿透力很强的音质，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很少见的，了解到优美的歌曲离不开歌手的演绎，提升自己本身音乐演绎能力及水平。

四、增加藏族音乐展示交流活动

音乐只有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中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够源远流长，成为世界的主流音乐。所以要积极扩展和增加藏族音乐展示和交流渠道，应该建立长期的交流合作的区级或更高级别的平台，增加音乐交流活动。让学生尽可能地多参与更高级别的展示或比赛活动，不仅可以推进教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师和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音乐交流活动可以把优秀的经验更好地应用到各自学校的课堂教学或艺术活动中去，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学习藏族音乐指明道路和方向。五、采取多元化教学方式，促进藏族音乐的与时俱进藏族音乐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所以其古老性的特色长久以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当代音乐舞台上，藏族音乐多以灵活多样且独具特色的特点闪耀，首先，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藏族民族舞蹈、藏族民族乐器、当代乐器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训练，将藏族民族的特性及时代性巧妙地进行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其他音乐模式的训练，避免学生学习的单一化、枯燥化。其次，及时地吸收、整合外来音乐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入现代西方音乐的成果。藏族音乐中不乏高亢嘹亮的旋律，却也多了一丝平缓的通俗音乐。还有藏族摇滚歌曲，用新的音乐手法、新的器乐和新的表达方式来演绎藏族歌曲，典型的有“唐古拉风暴系列”风靡雪域高原，而且传唱于大街小巷。最近用新科技产生的电子音乐演绎藏族宗教音乐，用超代音的混音处理，使原本单调的祈祷表达得极具音乐性和艺术性。丰富多彩的藏族音乐为我国音乐文化历史汇总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色彩。

五、总结

民族学论文第2篇

树立品牌意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要得到受众的青睐实属不易，畲族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要赢得受众的认同，树立良好、独特的文化形象十分重要。1.正确认识畲族独特的文化形象及其积极作用畲族的传统文化是畲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识，它代表着畲族特有的文化价值信仰、思维模式、生活地域、民风民俗等特点。它对内发挥着民族认同与民族凝聚的功能，对外则起着展示畲族形象的作用。

任何一个自尊、自信、自觉的民族，都会促使自己民族积极塑造展示积极健康的民族形象。如在畲族的古老祖训中，有世代相传的“四不”：一是无食不讨；二是自丑不嫁；三是宁辱不屈；四是宁死不出卖朋友。这是畲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畲族历来把它作为治家做人的家规和准则。这种民族价值取向促使畲族人民形成一种互助、互让、协商、合作的道德风尚，树立了正面的民族形象。而民族形象的树立实际上是在打造民族品牌，在多民族的交往中，如果哪个民族在品质上存在污点，定会受到其他民族的鄙夷。所以，弘扬培育积极健康的民族精神，展示良好的民族形象，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要求，而且也是增强民族竞争力，使民族走向自强的必然要求。

2.利用网络塑造畲族传统文化品牌的良好形象

网络传播形式丰富多样，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坚持“内容为王”，将畲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转化成数字化产品进行传播。当人们因各种原因无法直接面对畲族传统文化时，网络媒介便因拥有符号权利而拥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解释权，它所提供的畲族信息，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间接地在大众心中塑造畲族的形象。因此，在网络上多展示积极信息对树立畲族良好的品牌形象十分有益。特别要强调的是，网站作为畲族文化最重要的网络传播手段，更要注意自身的品牌建设，这样才能与其运载的内容互相促进。笔者在调研走访中了解到，许多畲族人尚不知有畲族网站，更遑论依此促进畲族传统文化品牌形象生成的问题了。因此，畲族各网站应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不论是打广告也好，还是培养忠实的“意见领袖”也罢，需尽快完成推广的步骤。在积累了一定数量人脉之后，还需想方设法让畲族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尽量丰富和生动起来，用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占据网络资源优势。

搭建网络传播平台

1.官方网络平台

官方网络传播信息来源稳定、权威，经费有保障，因此官方网站势必成为畲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2009年11月，全国首家政府官方畲族网站《福安畲族网》成立了，它由福安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主办，重在展现畲乡的特色风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上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于畲族文化传播还可依托政府官网来开辟专栏。比如依托政府网站开辟畲族专栏，把畲族的人文景观作为宁德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宣传，通过音乐、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的传播给人以由表及里的冲击，这自然会吸引大量的眼球。对一些畲族乡开办的政府官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重视，如福安市康厝乡人民政府网站、穆云乡人民政府网站等，它们对于畲族民俗民情的展示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网络的更多功能也要加强利用，比如链接知名网站以增强点击率，扩大影响力。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推介，使更多人了解畲族的民风民俗，在此过程中畲族同胞必然也会增加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

当然，搭建理想状态下的官网平台能够有效宣传畲族文化，但是，现实的尴尬却不可避免。《福安畲族网》目前正面临着自己的困境：网站缺乏专门的管理人员，专项经费投入缺位，网站信息更新速度慢，深度也不尽如人意。与传统媒体之间缺乏联系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实现共享，信息来源单一。但是这种种不足也恰恰为民间网络传播力量的崛起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2.民间网络平台

相对官方网络传播而言，民间网络传播是个人因某种兴趣或情怀建立起来的网络平台。民间网络传播方式更灵活，既可以在各级网站开辟专栏，还可以通过微博、QQ、个人网站、社区等渠道进行全方位、多样化的传播。汇小流足以成江海，畲族同胞有意无意的宣传，虽然是自发的个人行为，但也弥补了官网的不足，使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外族人所认知。同时，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众多畲族同胞表示，如果他们特别关注网络上与畲族相关信息，积极的民族文化宣传能够激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在今后生活中他们自然会更自觉地传承畲族传统文化。

尤其难得的是，一些民间人士自发建立起畲族网站，他们作为畲族文化的传播者，在自建的网站上信息，与受访者互动。这种民间自建的网站相比较于前述另外几种网络行为显得更加专业，虽然目前数量较少，但难能可贵，传播的内容也较官网更为丰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创办于2004年10月的《畲族网》，《畲族网》的横空出世搭建了我国第一个畲族网上互动平台，意义重大。

但是，民间网络平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如民间网站的信息没有严格把关，转载报道相对随意，信源令人怀疑。有些在学术领域尚存争鸣的问题被民间网站定性引用并广泛传播，特别是有些敏感性问题的随意刊载极易伤害民族感情，这使从事民族工作的官方人士倍感头疼。可见，民间自办畲族网站不光要有热情，还应加强网站管理人员的培训，深刻了解民族政策、积累民族工作经验，提升编辑队伍的业务素质和职业修养。

加强新旧媒体整合互动

虽然网络市场的开辟给畲族以一席展示自我风采的较为稳固的空间，不过，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办的畲族网站都鲜有专业记者的加入，也没有更多的新闻资源，这是畲族网站的软肋。笔者在福安调研期间，提及《福安畲族网》内容较贫乏、更新速度慢等问题时，该网负责人（福安民宗局干部）说，他们也想让网站更新得快一些、内容更丰富一些，不过苦于无人、无经费，也没有新闻信息来源。这是摆在畲族网站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障碍。人员与经费的问题多涉及到政策问题，何时能解决充满着不可知性。不过，在目前的状态下，拓展信息来源并非不能实现。

传统媒体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设置畲族的频道或专栏，却并不意味着畲族文化的传播要放弃这一块领地。面对畲族网站信息来源的窘境，整合传统媒体资源应成为畲族网站发展壮大的当务之急，因为这正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宁德电视台及各县的电视台、宁德各广播电台、《闽东日报》等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它们对本地新闻的采集也有相对雄厚的实力，不论在新闻文字、图片、视频方面都给畲族网站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的空间。畲族网站可与之进行互动整合，这样不仅可以将一条条零散的民族信息重新集中编排，在量上给畲族网站带来及时丰富的图文资讯，开拓网友的视野；而且，传统媒体的新闻资讯经过层层把关，是信息权威，较之一般网站的互相复制、粘贴在质量上要理想得多，对提升网站的美誉度大有帮助；此外，新闻媒体承载着记录现代历史的功能，随着越来越多的畲族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民族数据库也随之生成，对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让畲族人，尤其是成长在网络时代的畲族青少年，在搜索、阅读中找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促进民族认同感的生成。为了实现新旧媒体更好地融合互动，网络在融合传统媒体资源上网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将网络媒体的内容“下网”。毕竟，就目前而言，传统媒体还是占绝对优势的媒体，既然宁德的传统媒体还没有畲族的专栏，畲族网站就该放下身段、主动出击，与传统媒体达成合作共识，创造条件在传统媒体上开辟专栏，用来刊播畲族网站的相关信息，着力塑造品牌，形成特色名牌栏目。做到网络上有传统媒体的内容———及时、全面，传统媒体上有畲族网络的内容———特色、精彩。

在具体操作上，笔者有一些建议：

1.进行项目策划畲族网站应加强与地方各大新闻媒体的联动，策划、组织和实施大型活动。如畲族传统祭祀礼仪活动“、三月三”对歌等。同时还可以策划专题项目，如特色旅游活动、畲族文物展等，争取在畲族特色文化上突出专业水准并确立此类新闻报道的龙头地位。

2.加强栏目建设

鉴于畲族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实际情况，网站要想扩大影响力绝不可走精英路线，栏目的建设一定要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网站应加强服务性、实用性和娱乐性信息的输出，以平民视角取胜。比如开办有关农牧业生产、卫生咨询、文化教育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栏目；或为畲族网民提供脱贫致富信息、生产生活咨询、医药卫生常识等内容；还可以设置专栏展现畲族名人或畲家艺术的风采，争取让栏目创出本族特色，扩大影响力。当然，由于力量有限，畲族网站可集中精力，争创一两个名牌栏目，并以此带动其他栏目共同发展进步。

3.拓展广告业务

为了网站的可持续发展，畲族网站大可不必不食人间烟火。不过，由于受众针对性强，畲族网站的市场相对狭小，广告源受限，这也是事实。好在网络的四通八达与传统媒体的分级传播不同，它不受地域的限制，任何可以访问该网站的人都可以成为广告的潜在客户。如旅游公司、酒店等服务产业，或畲族乌米饭、宁德茶叶等特色产品在此打广告都很合适。为了吸引广告商，也吸引广告客户，可以用更多的优惠手段来夯实基础。另外，还可以采用传统与网络相结合的模式，在畲族网站上投放广告的客户，如果同时在传统媒体上投放广告，那么联动传统媒体予以优惠；同时，在地方传统媒体上投放广告的，畲族网站亦优惠予以投放。如此新旧媒体联动，强势推广，影响力大，易吸引广告客户。总之，民族网站也要遵循市场化规律，与传统媒体相互整合，取长补短，既可以节省畲族网站的建设经营成本，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提高网站的品牌形象，获得良好的知名度，这样，才能让网站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民族学论文第3篇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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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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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民族学论文第4篇

(一)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

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的问题和争议使得它难以满足科学实验研究的要求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定义是以整个民族群落为主体，这个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这种定义方式强调民族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定义策略。比如，冯特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另一种定义方式则是通过寻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数个体在类似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界定民族心理。这种定义则强调个体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义策略。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隶属于不同民族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实验研究或量化测评，从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体性心理特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种定义方式。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对后者的研究结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个体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实验研究或测评结果不能用来描述民族整体。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个体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须要采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只能发端于关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种定义方式。而在这种定义下，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必要限定条件与确定性，因为实验研究者只能对具体的个体进行精确测评，却不能对民族整体进行测评。辩解:除了民族心理学之外，还有很多学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导致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少见，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区别。因此，核心概念定义方式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构成实验研究的障碍。质疑意见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心理学的两种主要概念定义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策略才能够真正言说民族心理的课题。那么，这种理论建构策略是否与实验研究不相容呢?固然，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只可能针对个体而进行，实验研究遵循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归纳方法。那么归纳的方法是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呢?不可否认，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正是归纳的方法。人的认识过程正是通过对个别对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结论。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相比，归纳法不能保证结论的确定性，但是归纳法是为演绎法提供前提的认识方法。民族心理学是我们认识民族群体共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同样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因此，断言民族心理学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绎法，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再者，是否存在这样的分别，归纳法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而演绎法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通过在实验条件下观察事物的变化而形成结论，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种理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实验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释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带着某种预设介入研究主题，他们会用自己的预设或理论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也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解释。于是，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中，描述与解释是两个不相容的思维体系，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解释与描述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也在寻求通过观察与描述的实验来验证其命题;另一方面，自然学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赖演绎法，用理论去做解释和预测。比如当代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从自然选择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操作性假设，再运用这些操作性假设去预测社会现象，最后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去检验操作性假设的预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属性与核心概念的定义策略并不构成民族心理学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

(二)民族心理是一个高度生态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只能在真实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展示出来

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所观察到的被试的表现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民族心理特征辩解:对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虑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经典力学的实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其中物体不受力时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始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摩擦力很快会使得运动的物体停下来。那么这是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缺乏生态效度呢?任何实验都建立在一个理想态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个理想态模型的建构则有赖于对现实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说，当我们难以言说纷繁复杂的现实时，需要将其中无关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们认为对我们了解现实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对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实验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个因果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因为假设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无关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来的，所以对它的检验也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那么，在理想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何返回现实环境呢?让我们再以经典的物理学实验为例。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实验结果显示物体不受力时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模型一。现实的环境中存在摩擦力影响物体的运动，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构一个关于摩擦力与物体运动的假设模型，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结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条件下物体的运动特征。现实中物体的运动轨迹往往不在一个平面上，于是物理学家还需要建构一个斜面与运动关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结合就可以言说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特征。随着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实验描述的对象越来越接近现实。面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课题，实验的生态效度自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生态效度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研究需要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同时，实验结果也能够返回现实。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可以通过，最终也必须通过实验设计的改进，多组实验的相互配合、印证等方式来得到提升。

(三)在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心理学的和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渗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这两个名词具有几乎同样的涵义。因为文化是“民族”构成的最重要条件，所以民族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离开文化而抽象成为某种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文化渗透却是需要被仔细地排除的干扰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目标上，民族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学需要考察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实验心理学却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渗透。辩解:将实验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文化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影响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比如有关痛觉的研究，研究中需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被试痛觉体验的影响，从而精确界定人的痛觉阈限。之类研究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必要的。比如，被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被试对实验目的的认识，被试与主试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被试的痛觉体验。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者专门考察某一类文化因素对痛觉阈限变化的影响，比如在测试前让被试听不同风格的音乐，结果发现音乐影响了人的痛觉阈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实验中的渗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验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依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的。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实验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这样的跨文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也可能出现在因变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的障碍，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实验研究的目标。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实验还是量表，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适用，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这个问题提醒着研究者，即使已经在一种文化中获得了有效的结果，也不能对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简单的语言翻译就投放到另一种文化中施测，并且还把这两个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当然，跨文化研究效度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实验、测量等量化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同样也会遭遇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态效度问题一样，即，通过改进实验设计、重复检验、多组研究相互印证等手段来提升研究的效度。总体上，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涉及到了这个领域的主要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们只不过在提醒着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应该时刻警惕，不要犯技术上的错误。回顾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很多过去认为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的议题后来都被列入实验研究的名单内。冯特最初断言记忆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但是在艾宾浩斯以后，关于记忆的实验就不再新奇了;弗洛伊德理论以潜意识概念作为基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心理学家都认为潜意识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少必要的科学性，但是当內隐研究技术被发明以后，对潜意识的实验研究也不遥远了。类似的课题还有自我、思维、决策、推理、社会认知等［14］。在某一阶段，实验研究遭遇到理论与技术的困难，突破这个困难的力量来自对研究课题做出恰当的操作性定义，以及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本文已经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做了辩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1．类比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实验研究尽管在今天正面临一些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用实验手段研究民族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2．从研究历史看，研究技术的进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当的操作性定义是心理学实验研究进步的原动力;3．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模型模拟，这个特征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验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之间并没有矛盾。

二、民族心理学有必要采用实验研究技术

前文已经讨论了民族心理学有采用实验研究的可能;接下来，本文还将论证，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有采用实验方法的必要性。人类获取知识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期待获得关于未知现象的解释;二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控制欲，通过知识预测世界的变化，进而达到对世界的掌控。每一门学科都承担了解释某一个领域内的现象、传承领域知识的责任，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尽可能地达成人们的愿望。为了实现解释、控制的目标，人们必须建构一个关于世界的假设模型，通过对模型运行机制的考察来解释世界的变化，同时，也是通过对模型运行特征的评估从而实现对世界变化的预测和控制。人们建构的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这个模型是否能够担当准确描述世界的任务呢?于是，对模型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将已知的世界变化特殊输入模型，观察模型运行结果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之间是否契合。这是验证性实验;如果我们的模型已经通过验证，那么我们可以将当前的现实数据输入模型，通过模型运行结果来预测世界变化的特征，这是预测性实验或叫住探索性实验。自然科学是对物理世界做出描述与解释的知识。在模型建构与检验方面，自然科学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科学范式。按照库恩的分析，自然科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即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具有统治性的世界模型，大多数研究者都信奉一个主流的范式。这时，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这个范式所规定的方法去描述和预测世界;关于这个模型或范式本身的质疑和争议则常常被忽略。目前的心理学处于什么阶段呢?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目前的心理学已经进入范式阶段，也有人提出心理学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存在这种争论暗示了目前心理学缺乏统一的理论模型，也没有被大多数同行所认可的主流范式。与当前处于范式阶段的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心理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学永远也不可能像今天的物理学、化学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范式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实际上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用以描述和预测世界的模型，也没有形成得到公认的主流研究规范。在这个时期，各种声音彼此争论，相互竞争。因此，常常听到对某一种研究方法的批评就不奇怪了。要公正地评价某种研究方法在这个学科中的贡献，我们需要跳出这些争论本身，在元理论的层面上，从学科的研究目标的角度来评价研究方法的取舍。如前所述，每一个学科知识都是对世界某个领域的描述和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学科知识必须要建构理论模型。心理学当然也不例外。同样，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验证性实验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将经过验证的模型用于描述与预测未来，探索性实验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学科建构的元理论水平上，心理学的实验性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心理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范式，各种实验规范之间还存在竞争与争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某种实验规范是否可行，而不是实验本身的元理论价值的评价。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应该遵从心理学的学科规范。如果实验研究对于心理学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同样是必要的。第一，如果说心理学需要实验，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的民族心理学却不需要实验，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和学理上都是不成立的。在逻辑上，如果民族心理学是隶属于心理学的下位概念，那么心理学的所有属性都会体现在民族心理学之中。如果实验研究对心理学而言是必须的，那么对于民族心理学而言也应该是必须的。在学理上，这个判断意味着将心理学研究分成可以用实验的和不可以用实验的两部分。这个分割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不同的研究课题与适合的研究方法对应起来，比如，一些课题适合采用这种方法而另一些课题则适合采用另一些方法等。但是，当我们讨论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对应关系时，是在操作层面上对研究方法的划分。即，用什么方法控制变量、用什么技术收集反应数据等。所有这些区别或差异都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衍生出来的变化。如前所述，心理学的元理论模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于是，在统一的元理论之下，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都要遵循实验研究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让心理学成为科学的那些规范。如果研究者强调某一个领域可以不受此条件限制，那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划分到了心理学的领域之外了。正如冯特将民族心理学与他自己创建的实验心理学分开一样。在他断言高级心理活动不适合通过实验来研究时，实际上是将研究高级心理活动的民族心理学和研究基本心理过程的实验心理学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其中实验心理学属于科学，而民族心理学则应该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两者赖以描述和解释行为的假设模型是不一样的。冯特的实验心理学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型，而他的民族心理学则遵循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模型。而今天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如果不希望脱离科学心理学的主流范式而独立经营，就应该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也就是说，和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采用科学的研究范式是让民族心理学成为科学的前提。反对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民族心理学遵循心理学统一的元理论规范，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由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可能采用相应的特别的研究技术，比如，观察法、个案法、质性研究方法等，而实验法则不是民族心理学的必须技术。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虽然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会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为了获得精确的认识，研究者往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印证。即使是感觉阈限研究这样的课题，也不是单单采用实验法就能够应对的，往往需要观察法、访谈法等技术的配合才能获得精确的结果。通常，越复杂的研究对象越是要求多种研究技术的配合。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正因如此才需要多种技术的共同参与，实验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第二，正如数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通用语言一样，实验逻辑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公用语言。民族心理学研究以民族为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机制，要识别某一民族的特有心理和行为特征，需要将该民族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在心理学研究中，在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进行对比时最主要的控制变量是文化因素。因此，民族心理学本质上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一定持有自己特有文化的在场。于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用一种文化去描述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当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对话时，各自的文化在场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交流的障碍。比如，关于地域文化的称谓就体现了这种文化在场的障碍。欧美人习惯将来自欧洲大陆以东的所有文化都称为“东方文化”，而东亚人则习惯将东亚以西的所有文化都称为“西方文化”。那么，介于两个地域之间的西亚和印度文化当属于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呢?显然，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称谓在学理上和伦理上都是不严谨的。而认真思考过不同地域文化关系的学者会采用更为客观、严谨的文化识别标准，比如车文博先生提出了一个从整体－分析、神性－理性两个维度来区分“四方文化”的标准。根据这两个维度，文化类型可以被分为四大类别:整体神性、整体理性、分析神性，和分析理性。东亚、西亚、印度和欧美文化依据各自在两个维度上的表达而被识别为不同的类型。由于提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识别标准，各种地域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放在同一个体系中来比较、交流。就像在地图上标出经纬度，地图上的任意两个点就可以相互定位了一样。民族心理研究可能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包括各种人文研究的手段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各种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要能够相互交流，需要有一个像地图上的经纬线一样的坐标体系。这个坐标系统就是研究的元理论范式。前面已经论述过，实验是支持并验证这个元理论的过程。于是，实验逻辑就成为了界定文化阅读有效性的坐标。在统一的实验逻辑下，民族心理的各类研究才拥有相互比较的可能。

三、为什么需要建构实验民族心理学

民族学论文第5篇

当前，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和意识中，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一种标准的外来文化，但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育从诞生、发展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质，可以说多元化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与教育发展的肇端，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期将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坚持继续秉承和发扬。总体来讲，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国的民族声乐学科教育与建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时的民族声乐无论在教学和演唱上都受到传统民族声乐的深入影响，无论是在演唱方法还是作品艺术风格层面，如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郭松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王昆演唱的《秋收》《南泥湾》等等。这时的民族声乐作品或改编自少数民族或地方性民歌，或源自戏曲曲艺的曲调，在演唱的处理与表现上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民族声乐的唱腔和韵味。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对于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讲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十分封闭，动荡不断，一切艺术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但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却仍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极端的思想影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定外来文化的思想，武断的否认一切外来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而一批早年有过欧美留学经验的声乐教育家则坚决的抵制这种思想，并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土洋结合”的道路，这便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史中非常著名的“土洋之争”。而随着我国社会动荡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开始再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土洋结合”道路的胜利。而这次争论的积极意义则在于从此明确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防线，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重新开始发展和完善，民族声乐也正式作为一种艺术学科进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因为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一直完整的沿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因此，这时“土样结合”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通过以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不懈探索和努力，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演唱水平的民族声乐教育家与歌唱家，如、阎维文、宋祖英、等等，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和繁荣。而大量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专业化声乐作品也大批的出现，这些作品同这时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风格一样，鲜明的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在音乐形式还是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堪称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演出市场的繁荣程度还是在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上。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时我国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完全起到了民族声乐艺术进步发动机的作用，在借鉴和吸收外来声乐文化，尤其是欧洲美声唱法上完全做到了多元化的理念和思维，在坚持本民族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的前提和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兼收并蓄，才使得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态最终确立。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步、发展和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实际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演出市场和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原生态”的抬头“，跨界风”的盛行“，学院派”的坚守，等等。一批新生代民族歌手也相应而出，如融“民声”与“美声”为一体的吴碧霞，“民声”与“通俗”无痕跨界的谭晶，“神曲制造者”龚琳娜等等。多种多样的声乐演唱方式、表演方式、声音理念、审美理念纷至沓来，对我们高等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拷问和鞭策。我们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等层面上何去何从，是当前我们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们必须要正视和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文已有所提及，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是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民族性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想使其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实际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就一定不能忽视对于传统的秉承和发扬。而民族性的保持本身就是多元化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重要部分与明显特质。重视传统民族声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从传统民族声乐中发掘和提取艺术养分本身也是多元化思想更加全面和彻底的贯彻。“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我国的戏曲艺术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我国每个地方和民族戏曲艺术都有着自己明确、鲜明的发声理念和规范系统的发声方法。例如我国的最大地方戏曲剧种京剧，其演唱发声方法就极具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与美声唱法相比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具体，要求更为严格，有很多专用的声乐演唱学术名词,如：真嗓、假嗓、左嗓、调嗓、喊嗓、丹田音、云遮月、塌中、脑后音、黄腔、冒调、走板、不搭调、气口、换气、偷气、嘎调、长吭、杂夯等。每一个名词都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声乐演唱要求或声乐演唱标准，并且这些声乐演唱术语与西洋美声唱法中的学术名词相比更加易于国人的理解和掌握，如果能够在声乐教学中适当的运用和融入诸如此类的一些声乐名词和声乐演唱概念和要求对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诚然，科学性的声音理念与意识对于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的，这是高水准声乐演唱声音质量的最基本保证，但如果在演唱中一味片面的强调科学性，而忽视或者忽略了民族性的概念和意识，或者对民族声乐作品本身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知，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声音也不能引起我国听众的情感与思想共鸣。因此，在我们的民族声乐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和声乐艺术作为必修科目系统的纳入我们的教学计划，并有效的开展和实施，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本质与内涵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牢固的民族意识，才能最终在演唱中完美的表现出来。另外，加强对于各地方，各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概念，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了解也比较详细，无需过多赘言，但需要之处和强调的是，当前，从民族声乐的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原生态民歌一定要避免矫枉过正的态度。我国原生态民歌众多，类型多样，举不胜举，每种原生态民歌的自身性质、类型、状态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学习原生态民歌，最重要的是要从其中理解和掌握更多的核心审美特质，并将这些潜移默化的应用于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而不是浅显的学习某些特殊的发音方式、民族语言、方言或曲调，或是将其生硬的套装于课堂教学或者实践舞台、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艺术发展的科学规律，切不要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精神与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民族声乐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进步与完善。

二、在坚持民族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多元实践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谭晶、龚琳娜、吴碧霞等“跨界民族歌手”的不断出现，以宋祖英为代表的学院派歌手与其他类型歌手“混搭”取得成功效果，都不停的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受，同时也在极大程度逐渐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于民族声乐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但从严格的声乐学科种类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属于民族声乐的范畴，但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吴碧霞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民族声乐功底，她在艺校期间学习的是湖南花鼓，进入大学后正式开始学习民族声乐专业，而在研究生阶段却转而攻读美声专业，这种中西合璧的学习经历极大的拓展了她的艺术道路，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但如果我们对整体声乐艺术或者声乐理论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就不难发现，如果单单从演唱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来讲，吴碧霞的美声演唱只具其形，不具其实，是较为业余的，其根本性质上是一名非常标准的民族歌手，但即使她的美声演唱较为业余，只表现出一些皮毛，但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她的歌唱艺术层次，增强了她的艺术规格。再比如“民俗”唱法为代表的民族歌手谭晶，虽然她的民族与通俗唱法结合只是简单用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演唱流行性质的歌曲，在声音的运用于表现层面上并没有突破民族声乐的范畴，但至少为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和演出实践上拓展和丰富了曲目的选择。再比如凭一首神曲《忐忑》，以奇葩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龚琳娜，则以民族声乐为基点，开创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蹊径，树立起自己鲜明的风格。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它的演唱风格，不难发现其实她无论从声音的运用还是表现的方式上人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首先，她的声音具有明显的非常正统和规范学院派特征，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和表现上融入了非常多元的艺术风格。比如《忐忑》、《金箍棒》因为编曲和配器上完全由她的德国音乐家丈夫操刀，所以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后现代风格，但究其实质，她此类型的声乐作品则运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民族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甚至有些怪异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才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了这位其实成名已久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同时，无论你对她的这种演唱风格是喜爱还是厌恶，认同或者唾弃，我们都无法否认其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丰富和多元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上述事例说明，首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基点是民族性为基础与科学唱法相结合，而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艺术元素、精神与气质，同时要继续秉承包容性与开放性，兼收并蓄的吸收外来音乐的艺术元素，从艺术处理与表现上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自己，而现有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更加彻底和完善的贯彻多元化的理念和思想，我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声乐演唱的科学性、专业性与规范性，紧跟国际上美声声乐艺术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声乐演唱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演唱的艺术处理、曲目选择、演唱实施上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鼓励学生在合理的艺术范畴内，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多元的声乐演唱实践。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和课题，这本身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的最根本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声唱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概念、意识都源自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理解和认知才真正与国际接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意大利的声音理念占据主流，而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的美声艺术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但在德奥地区美声声乐艺术则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时德奥的美声声乐理念与风格独占鳌头，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法国之间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我们发现法国的美声声乐艺术风格与我们的亦有很多契合和相融之处，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于美声声乐艺术的借鉴与应用要具有发展性和国际性的眼光和视角，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具普世性，才能更好地走向国际声乐舞台。同时，我们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作为新时期的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的艺术发展形势与艺术市场需求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并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高大上”的基本声乐演唱技能以外更要面对毕业后残酷的职业竞争，因此，在大学期间仅仅具有专业的歌唱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保证学生专业演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力。首先要不断的拓展教学曲目，传统的教学曲目固然很多是必须要学习的，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表现，必须要积极鼓励学生演唱更多的新创作的曲目，而在选择类型上也不应拘泥于固有思维，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声乐曲目还是新创作的曲目，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音乐剧选曲，只要是符合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与特质就可以为我所选，为我所用。而在演唱的表演形式上也要尽量的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堂、考试和实践演出中选用对唱、重唱，甚至可以与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乐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组合，然后教师要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这样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思维和意识，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使学生在走进社会后真正适应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实际需要，成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同时这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民族学论文第6篇

高校6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以藏族学生为主，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就是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要想处理好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高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概述》《中国民族理论新编》《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等重要的民族学课程，就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学习，让同学们了解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方法，在共同学习生活中有效地处理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友好相处，共同团结进步，让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社会和谐稳定之果。

2．在日常教育管理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近几年达赖集团分裂祖国，与我们争夺青少年的阴谋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在高校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不断加强高校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人心、强基固本的方针，始终树立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下好先手棋、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长治久安，在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中，树立我们都是“战斗队”和“突击队”的信念，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胜利。发挥好宣传的主阵地作用，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我们要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育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活动载体，如班会、团学活动、社团活动等，积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贯穿、全方位贯穿，让爱国主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3．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融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实际意义。通过开展“暑期三下乡”、参观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等活动，亲身感受新的巨变，坚定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可深切地感知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睦相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要经常性地开展“三个离不开”政策教育，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藏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依存的观念。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大学生会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生命所在，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应在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当代大学生共识、实现团结和谐的根本途径。因为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着每个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灵魂旗帜［4］。是多民族地区，要把人们思想意志凝聚起来，没有一个有效发挥统摄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科学的，因此在高校中通过开展诚信教育、学雷锋活动、新旧对比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可让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研中育人

民族学论文第7篇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表现，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学生们真正的感受到音乐背后民族文化的内涵。在具体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可以采取参与性体验、非参与性体验以及情景体验的方法。

（一）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应该以欣赏为主，通过老师生动并富有启发性的讲解，引导学生参与到音乐的体验中，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并鼓励他们将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从而逐步的培养孩子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积累对民族音乐的感悟和体验。

（二）非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非参与性的体验是指老师将民族音乐的“声、腔、调、情、韵”等要素通过传授的形式教给学生，让学生通过模仿来参与和体验。

（三）情景体验

情感的贯彻需要有实景的感染，只有这样才能为歌词赋予生命和意蕴。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要努力的创造与歌曲本身相适应的教学情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诗化的语言配合与歌曲意境吻合的背景音乐来创造近乎实景化的教学环境，升华学生的情感，塑造音乐的感染力。不仅有助于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人文素养的提升。

二、多元化教学方法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教材以及其他相关的丰富音乐资源，多个维度上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感染，从而更好的实现对民族音乐教学的效果。在资源融入教学中，最为普遍的就是讲授法。讲授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语言和书面两种形式来讲授民族音乐的具体知识。同时辅以民族故事、文化传统等相关的外延知识来吸引学生，这样就不会让学生感觉到无聊无趣，从而提高授课的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阶段性的给予学生更多的表现机会，对学生的表演进行观摩和评论，这样有助于对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持久的学习动力，从而通过音乐的教学，实现文化多样性、音乐传承性的灌输效果。例如在《西北放歌》中，我们可以选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为教学目标，在教授之前，首先通过幻灯片以及图片的形式，介绍陕北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了解这首民歌创造的历史背景，营造出当年陕北人民迎接红军时的热烈欢腾的氛围。在教师范唱过程中则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邀请唱的比较好的学生单独领唱。

三、实践展示方法

对于多数的学生来说，对流行音乐以及西方音乐的了解和掌握要远远多于民族音乐。因此如果没有具体的感知性素材是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喜爱和演唱民族音乐。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小学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运用能够具体化的实物或者有血有肉的素材，通过实践展示法来吸引学生。而所谓实践展示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通过教师的示范、演奏或者其他多种先进手段让学生获得感性体验的一种演示法。这就要求老师在演唱和演奏的示范过程中要做到声情并茂，准确并丰富的表达出民族音乐作品的意境和风格，同时，通过多媒体、幻灯片以及教学卡片等形式，充分的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学生将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知识融合为一。例如，传统的弹拨乐器里的热瓦普、古琴、柳琴、冬不拉、火不思；拉弦乐器里的马头琴、高胡、二胡；吹奏乐器笙、箫、埙、葫芦丝等；击弦乐器里的扬琴，打击乐器的罄、编钟、腰鼓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教学课件的形式向他们展示这些传统的乐器以及古老的曲调，从而开启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激发潜在的创造性。四、比较融合法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撞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作为音乐教师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教材，都无法完全左右学生的审美偏好，也不再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因此，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克服多种文化语境的干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老师就必须将正统的民族音乐内容与学生们喜爱的音乐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和比较，创新音乐教学的方法。例如，用传统的乐器演奏流行的歌曲，对比流行歌曲的发音和传统民族音乐发音等，组织学生民乐团等都是非常好的比较融合方法。而这样的比较融合的教学方法效果要远远好于单方向的传统灌输，尤其是针对青春期躁动、叛逆的学生教学效果更佳显著。

四、结语

民族学论文第8篇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

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民族学论文第9篇

“体育教育一词,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可以理解为身体的教育,简称为体育。”体育教学是按一定计划所进行的有目的和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然而,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单调的现象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突出。调查表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大多数农村中学的体育教师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课堂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内容随意,教学过程千人一面的现象比比皆是。其结果是难以达到而言“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师生经过共同努力后所达到的教学效果的状态”的体育教学目标。同样,即便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体育教学始终按部就班地按照体育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然其教学内容随意,教学过程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导致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难以确定和把握体育教学重、难点的突出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应试教育”的影响作为学校教学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教学,理应是使学生综合素质得以提高、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匀,农村与城市间的巨大差距,学校拼命为升学率的攀升而强化“应试教育”的种种措施,加之体育课被冠以“副科”的称呼等,从根本上削弱了体育课教学在学校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打击了体育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1.2体育教育基础较差“我国农村中学人均场地面积仅为2.6m2,多数学校器材达标率低于50%,体育教学设施简陋,不能满足教学需求”。调查发现,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中普遍存在着体育教学设施、设备极为简陋的现象,对于在城市学校中几乎100%的合格、达标、规格完整的塑胶场地,及设施、设备极为完善的多功能体育馆等教学设施、设备,只能说是一种奢望。用砖石砌成的乒乓球台、残破不堪的篮球架、寸草不生的操场、残缺不全的体育器材,勉强支撑着体育课的课堂教学。

1.3体育教师方面“我国农村体育教师的达标率只有74%,且流失严重”。调查表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对体育教师的体育课重视程度仅限于不管你上什么、怎么上,只要不出事的境地,加之受教学条件差、工作得不到领导与同事的认可、福利待遇同工不同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教学效果低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2对策与建议

2.1观念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决策者应高度认识中学体育教学的重要性,从政策给予引导,制度上给予保障,加强监管力度,促使体育教育上新的台阶。学校要转变观念,加强活动场地与体育器材建设,提高体育课开课率,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体育教学不仅是学习理念知识,掌握锻炼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把体育锻炼养成为终身生活习惯”。不以应试教育的标尺来衡量师生间教与学的优劣,而要正确认识学校体育教育对促进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教育作用,摒弃体育课为“应试教育”让路而“可上可不上”的思想,严格禁止其他课占用体育课,切实为开展正常有序的体育教学创造条件。以学校与学生的共同进步和全面发展为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体育教学情况调查报告——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中学为例关雅兰(兰州城市学院体育学院甘肃兰州731000)摘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学校体育教学是学校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的高低关乎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以及继承与发展弘扬本民族传统体育的重任。同时,基于人文、地理、环境等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聚集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学校学生身上的那种特别吃苦耐劳的精神与体育运动潜质,使得他们在国家体育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成为国家高水平体育运动人才储备库中的必然选项之一。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中学为调查样本,旨在以此探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体育教学发展情况,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并认为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中学农村体育教学必须在传承与保护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前提下,更新观念,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关键词:新课标农村中学中学体育体育教学中图分类号:G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813(2014)10(b)-0045-02出发点,必须在加大学校教学设施、设备的同时,逐步加大对体育教学设施、设备上投入力度,进而逐步改善学校体育教学设施、设备落后和不达标的现状。同时,逐步修订与完善农村学校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并使农村学校体育教学逐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格局。

2.2加强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中学体育教师要改变自身观念,明确责任,要利用体育教学来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和知识,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机能,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转变思想,促进农村中学体育教育发展。同时,要加大师德教育、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的力度,创造条件让体育教师通过进修、考察等走出去的方式开拓视野,集聚热情,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教育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总结经验,按照教学规律教学,从而提高体育课课堂教学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2.3教材建设应支持与鼓励体育教师在体育课课堂教学过程中大胆探索,结合农村学生现有运动技能的水平以兴趣特点,“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任务,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创新教学模式,发掘、整理并采用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游戏教学为主等多种教学方式,丰富体育课教学内容,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借以传承、保护和发扬光大本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从而真正把终身体育的教育理念溶入到体育知识和掌握体育技能中,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