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1篇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2篇

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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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4］ 张伟.赛珍珠――《大地》、中国［J］.大众电影,2004(1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4篇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学；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中国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外语教学界将跨文化交际引入国内，研究侧重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位置，量化研究文章匮乏。据胡文仲统计，至2002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占总数的5.6 %。然而十年后据我们尝试性统计，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有所改变。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阅了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并以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情况进行分析，就其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其研究现状、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而研究方法多变，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自其引进国内以来，研究方法更偏于论述与思辨，研究成果带有显著的“内省”特点，而缺乏尤其以数据为支持的实证性研究。1999-2002年间，胡文仲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 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然而时隔十年，其数量已有较为可观的改变。据本文尝试性统计，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3668篇，其中实证类研究1150篇，约占总数的8%。1990-2012年期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57篇，实证类研究的文章共25篇，约占总数的16%。其中，约3 / 4的实证文章发表于2002年以后。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逐渐被国内主流期刊认可。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内涵复杂的、还没有或鲜有被研究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定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实证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数量确实难以提高。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自然趋于多样化。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方法

正如上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此，国际主流研究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量化研究的结果更易于通过复制研究得到验证。彭世勇曾总结国际主流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上讲，研究者们最广为采用语用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国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而其它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词汇学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

其次，在我国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定量方法逐步被主流期刊所认可，而问卷调查则占国内研究方法的最大比例。测试试卷（胡超，2005）、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陈彦会，2011）、问卷调查（李媛、范捷平，2007）都是问卷调查研究的实例。其它方法如对比教学（王玉萍、秦建华，2011）、及语料库检索（纪玉华、吴建平，2008）等也被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的量化研究中。

最后，主流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学生设为被试对象。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选择混合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来增大研究的适用范围。而这种尝试则需要更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复杂的理论指导。

四、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在兴起的30年以来，研究内容变化迅速，这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a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及民族交际学等。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的跨文化研究涵盖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训练、诸多专题如以色列的多元文化、海军中纪律处分是否平等、白人学生种族主义态度的结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侧重。总体来讲，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偏重于外语教学。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任务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学者承担。然而，就本文所获得的数据而言，在实证研究中，外语教学已不是唯一热点。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国内主流刊物所关注和认可。就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讲，其内容大致可分八类。跨文化能力培养、外语教学与语用研究均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话语分析、定型、翻译和非言语行为也被跨文化研究者所关注。

而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跨语言，尤其是英汉之间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中，仅有两篇涉及德语文化研究，其余均为英汉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对多语种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9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整理，发现我国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来讲，论述与思辨类文章仍占据国内主流研究的大部分，然而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在新世纪后逐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对比教学、语料库检索等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流，新世纪以来逐渐与国际接轨。关于研究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是目前的实证研究热点，而语用、话语分析、定型、非言语行为、翻译及其它内容也被主流学者们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对所有国内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逐个进行调查，不能说对文中所涉及文章的调查完全代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但是，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所得结论基本成立。因此，应该说这一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6.86-90.

[2]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323-327.

[3] Heinze， Thomas.2001.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Methodologie und Forschungspraxis[M].Muenchen： Oldenbourg.

[4]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J].中国外语，2008.5.96-103.

[5] 胡超.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J].中国外语，2005.3.60-64.

[6] 陈彦会.跨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面子协商行为的定量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5.35-38.

[7] 李媛，范捷平. 跨文化交际中的模式固见发展变化动态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2.123-127.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 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

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2]。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

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3]。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4]。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5]。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

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6]。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其次，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或者支持的文化“走出去”的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配合一定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而制定，通过设立某些文化交流项目为政府的外交目的服务。美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其主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要有美国的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事务局负责。此外，欧美等国在开展文化走出去战略时，更多地调动了广大的民间力量，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民主模式等等。

最后，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化组织中可以体现出来。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有利于各国推广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助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衷也是一致的。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来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阿曼都布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多次拒绝美国对该组织的掌控。于是美国于1984年12月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在2002年9月美国又宣布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美国之所以要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意识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四、小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要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共外交战略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经过许多国家的实践论证过的。虽然目前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所采取的公共外交战略初显成效，但是与欧美等国在该领域所取得成就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战略性的准备，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会处于被动的局面”[8]。

参考文献：

[1]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82）.

[2]赵启正.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J].对外大传播，2007，（4）.

[3]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与模式探讨[J].东岳论坛，2010，（10）.

[4]茹静.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8.

[7]任毓骏.美国为何要重返教科文组织[N].人民日报，2002-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6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商务交流；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4-0245-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上的依赖促进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文化间的差异引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严重的影响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这使人们认识到，国际商务活动和商务谈判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质量、运输等与利益取向相关的直接因素，还取决于人们的语言、价值观念、民族文化背景、传统的社会观念和行为原则等间接因素(统称为文化因素)。这就要求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者不但要具备经济、商业知识，还需要深刻理解对象国的文化，文化也是影响国际间经济交往和商务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框架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商务交际。世界上许多大公司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都十分重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培训，许多经贸类大学也都把跨文化商务交流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跨文化交流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首先由外语教师结合语言教学，引进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把跨文化交流理论应用到商务活动的时间研究就更晚。近年来，随着涉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商务活动影响的问题日渐突出，跨文化商务交流的研究和应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不少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著作、文章及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论文，在高校教学中，除了在外语专业中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外，一些院校还在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中开设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以提高所培养的人才在商务交流中的实际交流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部分矿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寻找矿产资源，参与国际矿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文化了解较少，对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惨痛的教训使这些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其中科蓝煤矿枪击事件就是教训深刻的一例。

科蓝煤矿是在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的一家中资企业，近年来数次发生示威和肢体冲撞，发生了致使双方1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事不但对在比亚的中资企业影响很大，其影响甚至上升到了两国关系。

科蓝煤矿在经营中忽视了中赞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劳资双方及当地群众的关系恶化。首先是制度文化冲突。由于该国曾长期被英国统治，受西方影响很大，有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科兰煤矿作为外资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就使当地政府和民众无法容忍了。其次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赞比亚当地员工的生活习惯是有钱就花，没有积蓄，“理财”观念是过一天算一天，和中国人虑后、储蓄的习惯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储蓄，而每天的生活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该拿到的钱不能及时拿到，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其三是不同文化中行为习惯的冲突。非洲人性格外向，喜怒哀乐均形于外，表达诉求的方式比较简单，在其要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时就容易发展为暴力，以宣泄不满情绪。科蓝煤矿的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从而使一些小矛盾发展为大问题。

综合归纳分析，国际商务交流活动可以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几方面体现出文化差异。例如，一国际公司在卡塔尔进行谈判时，由于负责人忽略宗教因素，携带了白兰地准备在仪式上与同事庆祝，结果使公司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公司。又如，一中方企业为欢迎俄罗斯公司的代表团，特别布置了鲜花，可是他们不了解俄罗斯人认为双数是送给死人的，使这次会晤非常尴尬。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因素不同，对商品的包装材料、结构、图案以及文字标识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如阿拉伯国家规定进口商品的包装禁用六角星图案，因为六角星与以色列国旗中的图案相似。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细节上的失误，导致了贸易合约的损失。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以及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外商务活动中应用跨文化交流理论妥善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于提高对外商务交流水平、减少对外商务交流中的矛盾和摩擦、促进对外商务活动的开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国际商务交往中。如果我们对异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学习不够。就常常会出现摩擦，影响国际合作，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在从事商务交际活动时，我们必须具备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了解多元文化，掌握异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以上对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商务交际活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我国企业要想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舞台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灵活地应对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常婧.简议文化差异与商务沟通[J].经营与管理，2007（5）.

[2]王颜敏.浅析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冲突[J].绥化学院学报，20l1（4）.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7篇

教材在教学题材上分为阅读和视听教材;教学内容上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笔者所在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心为非英语专业本科开展选修课《跨文化商务沟通》四年以来，所使用的两套教材及其他辅助教材给予任课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材料和案例，但是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具体到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思维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及沟通能力，特别是教学活动设计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还有所缺乏。跨文化交际之父E．T．Hall提出，语言是文化地图。语言本身的词汇使用和篇章结构代表该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交流方式，语言学习最终目的是沟通交流。但是在实际交流情景中，往往非语言如肢体语言、语气及空间和时间等占据整个交际的90%，另外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不同文化对于同一问题所采取迥异的方法，因此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成为本次研究的课题。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其间交际个体通过对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了的文化环境的重新定位，与这些环境建立或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互利和功能健全的关系”。

二、课程设计

跨文化英语教学分为五个层次:跨文化的词汇教学(文化意义对比)，跨文化社会语言学(文化价值定位)，跨文化语篇(内容分析———写作方法，词汇分布)，跨文化的正负语用迁移和批判性评价(语言标准———唯英语论和跨文化标准)。前三个层次重点在于语言输入，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后两个层次为语用输出，提高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和灵巧性。针对前三个层次，教学内容必须体现跨文化交际的特殊性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不仅是国家间的交流，也包括本土各民族、地区和性别的不同文化交流。案例收集包括外交、新闻、广告、旅行、商务和教育，在实际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有效途径，而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分析文化冲突的表象及其原因是案例教学的重点。案例教学的特点:(1)明确的目的性;(2)客观真实性;(3)较强的综合性;(4)深刻的启发性;(5)突出实践性;(6)学生主体性;(7)过程动态性;(8)结果多元化。学习者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掌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了解外国文化的价值观，正确评价中外文化差异，从而能运用所学的语言与文化知识来灵活应付、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各种情况。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检测

为检验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提高实际交际能力为目标，课后作业设计除了传统形式的写作、翻译、大量阅读相关和课后练习，还有音频、视频和文化报告等形式。其中文化报告包括新闻评论(要求要从文化视角来评论)，视频为文化习俗介绍(介绍一种当地的文化现象给外国人，或者对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和分析)和采访在中国生活学习的年轻人(主题是外国人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音频为采访外教录音(是关于文化主题，采访不限题材)。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需要设计针对性强的活动和课程作业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探索和发现。以学生自选中国文化主题拍摄视频为例，其内容具体要求如下:(1)虽然目前国内外文化贸易交流活动频繁，但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许多外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结合所学的相关跨文化理论，根据某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拍摄制作5至10分钟的短片视频，生动介绍该文化现象，如某礼仪具体每一个步骤;(2)各个小组负责的主题不能相同，如春节、婚礼、茶道、酒文化、新居入伙等，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兴趣来选题;(3)视频的形式由小组成员创意发挥，模拟某个文化现象，或现场拍摄，注意声音、图像和字幕的配合，非自创内容不能超过该视频的5%。学生的视频作品得到外教们的一致认可，他们反映，的确从这些视频上学到了某个特定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具体的步骤上。学生们用英语把本族文化推销出去，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跨文化交际。但是在采访活动中，学生普遍反映难度较大，如何设计采访问题，寻求对象和解决拍摄中图像、声音的问题都给学生造成困扰，文化敏感度、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能力决定了该活动的成功与否。

四、结语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8篇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更是文化构建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有人说是艺术，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8），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曼，2012）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说，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引起共鸣，拨动心弦，赢得尊重，增进心灵的沟通，寻求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站在文化的高度，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意图，理解和期待，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2011-07-19.

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5]石琳.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文化转向——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3）：33-3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9篇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