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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4-11 17:29:57

中外教育史论文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1篇

【关键词】英语教育史 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 研究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进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实行一年多考。随后全国各省份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一英语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必将对幼儿及小学英语教育、中学英语教育乃至大学英语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英语教育史简介

英语教育史是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学习内容是中国人英语语言教育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用的教材应该用英文撰写。英语教育史研究横跨语言学、历史学与教育学三个学科,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紧密,属于交叉学科研究。这门学科通过研读相关论著、整理笔记及概括大量文献、厘清浩瀚而错综复杂的英语教育方面的史实,并以史实为依据进行缜密思考,运用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语言概括总结出中国一百五十余年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并以英文语言表述。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是中国未来的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学习英语教育史有助于他们对自己所将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真正实践时的学以致用和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有助于其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英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的著作是爱丁堡大学的A・P・Howatt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语言教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1]这是一部全面介绍英语语言教学史的学术著作,书中详细叙述了英语教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覆盖的历史年代上至文艺复兴时期,下至当代。然而,该书的详尽完整只限在英语教学史这一个方面,而且是基于英国教育状况的英语教学史,较少谈及英语教育史的其他方面。在亚洲,日本早在1808年就开始了英语教育。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开明文化”运动的热潮激发了大众学习英语的兴趣。二战后,日本新的教育制度更是把英语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2]1984年12月8日,日本成立了英语教育史学会,此后定期举办全国大会,探讨英语教育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讨英语教科书的使用,包括英语语录、语法分析、词汇量使用统计等。日本英语教育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表明日本对英语教育史的重视,这可以作为我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借鉴。

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是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学者鲍勃・亚当姆森(Bob Adamson)博士撰写的《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3]这部书运用了课程学理论,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学英语课程的设置与发展、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特点等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它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英语教育历史的著作,虽然它是英国人撰写的,虽然它只是一部关于中国中学英语教育历史的作品,但它开创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官方”英语建构的先河,为研究不同时期“官方”英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推广等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厚实的理论平台。然而,该书已经问世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国内英语教育蓬勃发展,英语教材、英语教法、英语教育政策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英语教育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该书作者虽然在国内参与英语教育教学工作多年,但毕竟是以外国人的视角思考中国英语教育史的,和国人自己的认识会有一定的偏差,与英语教育者的实际需要切合度不高。此外,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当中,仍没有出版过直接研究英语教育史的专著,有关英语教育史的学术论文在本世纪初有过几篇,近三年也依然只有几篇。有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幼儿英语教育的历史,有的是对我国早期、清末、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时期的英语教学的历史进行初步探讨,有的是对我国英语教育史研究现状及意义的探讨。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者们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研究英语教学史的层面,要么是笼统地研究外语教育史而非专门英语学科的教育史,例如李良佑的《中国英语教学史》、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李传松的《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等。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目前国内外英语教育史研究显示出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全史研究向断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中国英语教学史》《晚清英语教学研究》等。当下,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更多关于民国英语教育、晚清英语教育、新中国英语教育等。见林还是见木是观察视角和观察侧重点的不同,然而历史终究是完整的,个别断代史的研究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却不是所有部分。对于英语教育从业者而言,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是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即便是简史也好,这能为他们在英语教育岗位上添设透视历史、展望未来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明明白白作教育。但遗憾的是,此类研究并没有依照其应有的趋势继续发展,且一放就是近三十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样的研究就已出现。1988年,上海外语学院李良佑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张日升博士、上海《外国语》学术期刊刘犁先生三人合著发表了《中国英语教学史》,一部四十万字的大书。[4]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先生于1989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特意发文,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过介绍与评论。相信为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未来考虑,会有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最好能形成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论著。

英语教育目前的理论发展总体上普遍高于英语教育的实践发展,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英语教育理论发展越来越理论化,有些形而上的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越是大家普遍看不懂的理论就越高深,甚至有的研究理论的学者长期远离于一线教育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目前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需要这样一部资料,它能够从宏观层面上描述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英语这门语言来到了中国;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使得英语由民间散乱的、自主的学习发展为官办的、正规的教育;随着教育政策的变换和教育机构的变迁,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分析

理论上,英语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时性又有它的共时性,而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更多侧重于历时性。以历时性理论来研究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且要突破大多年鉴学派坚持的时段划分法,就必须转变关注点,关注具体的人的历史,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围绕谁教英语、谁学英语,从宏观角度明确不同时期英语教育可以学习的借鉴之处,从而为英语教育政策和整体规划提供历史借鉴,为正在推行的高考外语社会化考试改革,尤其是英语科目社会化考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探索中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趋势。

实践上,我国内地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研究将有助于规范英语教育事业,帮助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实现灵活机动、学以致用、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的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另外,如果研究能够形成文字成果,将会更加完善我国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作出一点贡献。如果能够形成专著,便可解决目前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英语教育史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可选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潜在推广价值。

结语

《旧唐书・魏徽传》里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学习历史,可以洞悉系列事件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我国的外语教育史可追溯至1289年元朝时期的“回回国子学”,其中的英语教育也已超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5]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都较多停留在研究外语教育史或英语教学史的层面,真正全面地从多角度来专门研究英语教育史的还很少,缺乏对英语教育进程进行宏观比较。笔者借此呼吁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完善我国的英语教育史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缺少的状况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A.P.R.Howatt.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2]韩军:《中日韩三国英语教育的对比分析》,《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3]Bob Adamson.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4]胡德映:《中国英语教育九十七年回顾》,《山东外语教学》1999年第4期。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高潮。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1]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历史学;教师教育;调查;分析;对策

一、调查的意义

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正在全国井然有序地推进,中学历史课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没有教师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英国著名学者斯滕豪斯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因此,了解目前高校(包括高师和举办教师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一些改革设想,对于促进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更好地保证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开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调查的概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我们特地设计了三种问卷,在2005年3、4月间,分别向江苏南京、镇江、扬州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近年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共207人,回收问卷191份,回收率92.3%。其中,在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和南京晓庄学院历史系教师中发放问卷34份,回收34份,回收率100%;在这三所高校历史专业大四学生中发放问卷81份,回收79份,回收率97.5%;在江苏扬州市区及郊县不同层次学校的中学历史教师中发放问卷92份,回收78份,回收率84.8%。在被调查的中学历史教师中,近年大学毕业、年龄在39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

三、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通过分析调查得到的数据,我们了解到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大体如下。

(一)关注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程度

当前,新课程改革成为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公布的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方面提出许多新的理念、目标与行动策略。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应当及时关注新课程改革的信息,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以培养出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合格教师。为此,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调查。1.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了解程度。“很了解”的高校教师只有11.8%,学生占20.3%;“有一点了解”的高校教师占44.1%,学生占55.7%;35.3%的高校教师和29.1%的师范生表示“听说过,但不了解”,5.9%的高校教师和1.3%的师范生甚至“没有听说过”。2.高校课程内容是否适应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高达48.7%的中学教师认为“不适应”,认为“基本适应”的占46.2%,“很适应”的仅占l.3%,另有3.8%的中学教师“没有考虑过”。3.中学历史新课程内容在高校教学中是否注意涉及。51.3%的师范生和47.4%的中学教师认为“涉及了少数内容”,认为“基本没有涉及”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分别占21.8%和20.5%。调查表明: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而且大学教师的情况更糟;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历史教学的需求。由此可见,在新课程即将全面推行的背景下,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师生亟须提高对中学历史新课程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并且要注意课程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衔接。

(二)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和内容

中学新课程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如,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专题性、包容性、学术性以及中外历史合编等特点,要求历史教师关注学术动态,善于以宏观的、全球的视野来审视相关的中外历史知识。这对高校的历史教学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发现,对于高校是否开设过将中外历史贯通起来的课程这个问题,50.6%的师范生和51.3%的中学教师认为“没有”或者“基本没有”,觉得“很少”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分别占35.4%和27.6%,只有13.9%的师范生和21.1%的中学教师认为自己现在就读或者曾经就读的高校“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对于高校历史专业课上教师是否注意介绍一些“新观点”“新成果”,有高达53.2%的师范生和43.6%的中学教师认为“只有少数教师介绍”,12.7%的师范生和15.4%的中学教师认为“没有老师介绍”,5.1%的学生和12.8%的中学教师表示“没有什么印象”。对于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是否开设一些相关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课程,有39.2%的师范生表示“很少”,32.9%的师范生表示“有一点”,27.8%的师范生表示“基本没有”。在新课程背景下,最缺乏的历史专业知识是什么?35.4%的师范生和37.3%的中学教师认为是“考古和文明探索知识”,22.8%的师范生和29.3%的中学教师认为是“历史理论知识”,17.7%的师范生和24%的中学教师认为是“专门史知识”,还有16%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认为,考古和文明探索知识、历史理论知识、专门史知识以及通史知识等“都缺乏”。关于现行高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的弊端,高校教师、师范生和中学教师的看法大体相同,按照选择的由多到少排序是:忽视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陈旧和重复、忽视教学能力的养成、课程口径狭窄、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偏重理论灌输等。许多调查对象都主张开设或加强“史学原著研读”、“史学论文写作”、“史学理论与方法” 、重要的专门史以及史学研究类课程等,历史专业课教学应该“更新教学内容”“注意介绍学术动态”“注意与中学教学的接轨”“加强对学生能力、素质和研究方法的培养”。调查表明:目前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历史类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仍然比较陈旧,在“考古及文明探索知识”“史学理论与方法”“专门史”“史学名著研读”“史学论文写作”的教学以及开设中外历史贯通的课程、相关学科课程、史学研究新成果的介绍等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三)教育类课程的现状和师范技能

与普通历史学专业不同,历史教师教育专业要体现出一定的师范性,也就是说,教育类课程和实践环节在它的课程体系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的推行,教师的教学行为必将发生较大的转变,因此要求教师在教育理论和重要的师范技能的掌握方面具有更高的水平。我国高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教育类课程主要是传统的“老三门”,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教学论”。此外再加上“现代教育技术”和6—8周的中学历史教学见习和实习。那么,目前这些教育类课程对中学历史教学是否真正有帮助呢?高达76.7%的中学教师表示“帮助不大”,只有14.3%的中学教师认为“非常有帮助”。关于教育类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学教师和师范生的认识基本一致,其中,62.8%的中学教师和49.4%的 师范生认为是“与实践脱节”,20.5%的中学教师和25.3%的师范生认为是“内容陈旧”,16.7%的中学教师和15.2%的师范生认为是“缺少案例”。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包括多媒体课件制作)技能,大多数中学教师认为当初在高校读书时“缺乏训练”(71.4%),现在的师范生中有一半的人认为“有训练,但不实用”(50.6%)。 很多调查对象表示,培养教师的高校应该加强“班主任工作”“多媒体课件制作”“三字一话”“演讲与口才”等师范技能的训练;在“历史教学论”之外,增加“中学历史教材研究”等历史教学类课程;将“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改成几个较为实用的微型课程,如“教育心理学”“现代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等;重视教学实习等实践性环节,增强师范特色。调查显示,教育类课程体系结构仍然是“老面孔”,内容陈旧,与中学实践脱节,缺少案例分析,游离于新课程改革与实践之外,现代教育技术技能的训练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实用性仍有待增强。

(四)历史教学科研能力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即研究者”已经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不仅有助于深化教学改革,而且还可以改变教师的职业形象,使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1]因此,加强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既是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实施新课程的必需。

反思是教学研究的起点,[2]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首先表现为对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周围发生的教学现象是否注意反思。调查发现,55.1%的中学历史教师平时经常反思自己或他人的教学,46.1%的中学教师只能做到偶尔反思。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途径很多,其中参与课题研究是重要的形式之一。但是,“经常参加课题研究”的中学历史教师仅占8.9%,绝大多数中学教师只是“偶尔参加”(73.l%), 有近1/5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未参加过课题研究”(19.2%)。有47.4%的中学教师曾经在公开刊物发表过文章,23.1%的教师在“内刊”发表过文章,11.5%的教师的文章曾在“会议交流”,还有18%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未写过或发表过”文章。关于发表文章的动机,有高达65%的中学教师表示是“评职称的需要”,有26%的教师是为了“与同行交流”。在回答在高师读书阶段所受到的科研能力训练时,51.3%的中学教师表示“一般”,32.9%的教师表示“很少”,10.5%的教师表示“没有”。同样的问题,师范生的回答与中学教师非常接近,48.1%的师范生认为科研能力的训练“一般”,34.2%的师范生认为“很少”,11.4%的师范生认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调查显示,高师历史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的灌输,缺乏对学生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师范生的科研能力亟须加强。教学反思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经常做的“功课”,许多中学历史教师虽然有过发表文章的经历,但是主要是基于评职称的需要,而且有相当比例的文章是在“内刊”发表的。许多中学教师不善于从日常的历史教学活动中发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应该说,这与职前培养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四、调查后的思考与建议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看,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既不能适应21世纪对高素质教师的培养要求,也难以应对当前中学新课程改革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深化历史教师教育的改革。

(一)拓宽专业口径,开设相关学科课程和辅修系列课程

“拓宽专业口径,就是打破过去人为的过分强调专业的限制,使学生掌握更为宽泛的知识,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3]综合性是中学历史新课程的一个显著特点。譬如,初中开设的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整合了历史、地理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其综合性自不待言。即使初中仍然保留的分科课程历史,其知识综合化的程度也可谓今非昔比。高中历史,特别是选修模块,其内容的综合性非常强。例如,选修模块《探索历史的奥秘》,增加了带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前沿成果互相渗透交叉的“人类起源之谜”内容。除了历史学,还涉及民俗学、考古学、社会学、动物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应该打破传统狭窄的课程体系,在压缩通史课的基础上,开出更多的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文学概论”“文化人类学”“宗教与艺术”“高等数学”等。还可以开设辅修系列课程,实行主辅修制。这样,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渗透,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适应新课程的教学,增强历史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改革通史课,增设重要的专门史课程、史学理论课程和史学研究方法课程

目前,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程一般要讲授三年半左右,课时较多,学生的收获却不大。之所以如此,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在初中、高中阶段已经学习过两轮中外通史(高中新课程虽按照专题编排,但教学中仍不免要整合相关内容进行联系与比较),进入高校以后,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知识体系再学习一遍,即使知识有所加深、拓宽,也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下决心把通史课程压缩到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讲完。

压缩后的通史课要重在“通”(贯通历史发展脉络和突出历史发展特征),少而精,以质量求效果。[4]打破传统的通史课讲法,将通史课上成导读课,着重讲历史过程所揭示的规律,讲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中国通史可以突出社会转型,世界通史可以突出文明的发展与现代化历程。总之,通史要“通”,主要讲纲,讲线,讲基本规律,讲研究动态,使之成为引领学生进入史学之门的入门课。通史课的内容要能够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成果,要增加有关生态、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并努力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

在压缩通史课的基础上,需要增设一些重要的专门史课程、史学理论课程和史学研究方法课程。比如,开设“史学名著研读”“历史哲学”“历史诠释学”“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课程,真正使学生读懂读通几本史学名著,初步了解国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发展轨迹,能够接触到人类的思想大师,与他们进行“思想对话”,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涵养和研究方法。在开设主要的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之外,重点增设专门史课程,如“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风俗与礼仪制度史”“宗教史”“艺术史”“考古及文明的探索”以及“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等,这样从纵横两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示历史的面貌。这些专门史课程要着重介绍某一领域的基本史实、基本理论、基本研究范畴和动态。此外,还可以开设部分专题研究课。如“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晚清会党史研究”“明清边疆史研究”等,这类课程以教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心,在内容上突出前沿性、学术性,注意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引导学生进行初步的学术研究。

(三)改造“老三门”, 开设系列微型教育类课程,增强教育理论的实效性和学术性

总体上看,传统的“老三门”,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教学论”课程由于存在知识体系陈旧、内容比较空洞以及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而不受学生的重视,也不易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其中,“教育学”“心理学”两门基本上属于概论性质的课程,内容难免流于空泛,我们认为不妨将“教育学”“心理学”两门课程进行整合,开设几门针对性较强的系列微型教育课程,比如,“现代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研究基本方法”“班主任工作基本技能”等。这些微型课程的课时一般控制在18学时左右,可以采取专题讲授的办法,内容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应用性、实效性。“历史教学论”要在汲取、消化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与历史学科相结合,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色。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教育学、教学论的原理、方法。此其一。其二,要大力解决历史教学论的“理论贫困”问题,注意对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三,内容体系要与时俱进。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突出历史课程目标、历史课程标准、历史课程资源、历史教学模式、历史教师的专业化等新内容、新知识。在开设“历史教学论”课程之外,还可以考虑再增设几门历史教育微型选修课,如,“中学历史教材研究”“历史教学测量与评价”“历史教学心理学”“计算机辅助历史教学”等。所有这些教育类课程,一方面要注意其实用性,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其学术性。要认识到教师教育院校的师范性其实就是学术性的一部分,不要把教育教学研究打入另册,从学术研究中剥离出来或者将教育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当然,我们应该加强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度,增强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术品位。

(四)注重科研能力的训练,培养研究型的中学历史教师

如前所述,“教师即研究者”已经成为教师发展的时代呼唤。而且,随着用人市场的全面放开,许多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这无疑会对师范生产生巨大冲击,也会把师范生科研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因此,高校必须大力培养师范生的科研能力。就历史专业而言,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或讲座,如,“史学论文写作”“史家论文研读”等。“史学论文写作”课重点介绍史学论文写作的基础知识,结合知识的教学,选择一些写得好的和写得不够好的论文让学生阅读、分析,体会史学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史家论文研读”课则主要精选一些名家之作,比如,《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杨宽)、《论春秋时代之道德精神》(钱穆)、《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周一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元代的儒户》(萧启庆)等等,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评介作者及论文的学术背景,引导学生做好文章论点的摘要,深入体察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以及作者是如何搜集整理资料、如何用资料架构出历史图像的,等等。

第二,分阶段训练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例如,要求一年级学生阅读几本重要的专业书籍,撰写内容提要,以培养其综合和概括能力;二年级学生可以进一步扩大阅读面,学习撰写书评或介绍性文章;三年级学生结合选修课的学习或个人兴趣,撰写学年论文,形式可以是读史札记或其他类型的小论文,为最后完成毕业论文打好基础;四年级学生针对史学研究或者历史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新问题进行探讨,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通过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方法,从低年级开始就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可以采取为学生科研立项、拨给一定经费、论文评奖等措施,激发学生科研的积极性。

第三,创造浓厚的学术气氛,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比如,开设学术论坛,邀请校内外专家前来讲学。邀请的对象,既可以是校外的,也可以是本校其他学科、专业的;既可以是史学名家,也可以是教育学家、历史教育专家。通过专家讲述“学科前沿”,既可以使历史教师教育的内容与学术发展紧密相连,也可以使学生领略他们各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风采,从而影响学生的求学之路。此外,还可以进行考试改革,如在内容方面,注重考查学生的文献阅读、史料处理、甄别正误等能力;在形式方面,在传统的考试形式之外,提倡学生写读书报告、课程论文,并把它们纳入课程的学习成绩之中。

总之,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给中学历史教师和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必然要求作为“工作母机”的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在未来中学教师的培养上,注意拓宽专业口径,改革传统的通史课教学,在历史专业课程设置和内容上适时调整,及时介绍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使教育类课程的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学术性,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参考文献:

[1]宁虹,刘秀江. 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J]. 教育研究,2000,(7):41.

[2]李润洲,张良才. 论“教师即研究者”[J]. 教育研究,2004,(12):60.

[3]曹金华等. 高校历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刍议[A]. 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成果丛书·历史学分卷[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55.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4篇

星期五(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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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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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1中国现(当)代史专题  06427西方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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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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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

050410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0745中国画论

体育教育

040302  00501体育史  00495体育保健

教育管理

040107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4教育预测与规划

06159教育社会学  00451教育经济学

00457学前教育管理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49教育管理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教育学

040108  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159教育社会学  00469教育学原理

00449教育管理原理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学前教育

04010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01学前比较教育

00409美育基础  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40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887儿童文学名著导读  00399学前游戏论

00015英语(二)

小学教育

04011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3301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高级)  06231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

人力资源管理

020218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6091薪酬管理  00182公共关系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6089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0015英语(二)

民商法

030116  06455社会保障法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558侵权行为法  05559海商法

05557物权法  05561世界贸易组织法

应用化学

081209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66有机化学(二)  02483工业分析  02521食品分析与检验

基础教育

040120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683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  06420中文工具书  04579中学语文教学法

软件工程

080720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165软件工程概论  07026网络应用程序设计  07028软件测试技术

道路与桥梁工程

080807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80高速公路  06082筑路机械及施工  06081隧道工程

06079城市道路  06078交通工程

06076结构设计原理

英语翻译

050134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349英汉语言文化比较

汽车服务工程

082232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4461汽车营销与贸易  06906汽车运行材料  06895汽车节能技术

制药科学与工程

081204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780化学制药工艺学

药学

100805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义务教育

040125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9291初中语文课程与教学

09294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

09297初中英语课程与教学

000464中外教育简史  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9339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015英语(二)

监所管理

030109  00928罪犯劳动改造学  00918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一)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5篇

代号

专业

名称

10月21日(星期六)

10月22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

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7篇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8篇

关键词:历史特色;素质教育;融合;修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02-02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手段。”[6]笔者发现在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等整体运转过程中,校方与家长应当最大限度地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与普通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提高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参观历史遗迹、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从而保证在提高学生应试成绩的同时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突出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历史特色,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随着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前往外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也是为当地历史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繁荣打造了一支未来的宣传队伍,既能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发刚.实施素质教育创办特色学校[J].教育教学论坛,2013(12):21.

[2]程建友.中学历史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J].华章,2012(34):279.

[3]李红宾.中学素质教育实施途径初探[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5(10):196.

[4]赵金娟.高中历史素质教育改革探究[J].学周刊,2013(1):174.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9篇

关键词: 《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 显著特点 澳门教育

澳门这个面积仅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半岛从16世纪中叶起,便扮演着深深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与欧洲列强交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澳门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594年,耶稣会传教士就在澳门创办了亚洲第一所欧式大学——圣保罗学院,当时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摇篮。可惜到1835年1月,圣保罗学院因雷击起火付之一炬而停办,在此后的146年间,由于澳门经济的长期滞后及政府对教育的不重视,澳门的教育发展非常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构想逐渐在港澳实施,带动了澳门经济的发展,葡澳政府才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澳门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981年,香港华商在澳门创办了近代澳门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至此澳门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

一百多年间,澳门教育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曲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澳门教育史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般学者关于澳门史的研究,多以政治史作为研究方向,专门研究澳门教育通史的学者不多,多是在一些较为重要的澳门史著作中收录澳门教育的发展历程。如[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在第四章“人口”内提及澳门公共教育。黄启臣的《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第十九章“近现代澳门的教育文化事业”论及澳门近现代教育的特点。邓开颂、谢后和的《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只在第九章内第二节“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及教育,内容主要简述1995—1997年澳门教育的概括,中小学方面只提供一些数字,包括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等,高等教育也只简单列出澳门大学、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的学生数字和课程名称。冯邦彦的《葡国撤退前的澳门》(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只是简单集中地描述了澳门教育的特点,简单归纳为多元办学和多种学制并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起步迟等几项,结论也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澳门人口素质偏低、教育发展落后。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这部《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可谓是关于澳门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创新,弥补了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空白。这部丛书不论以史料选集、论文选集、校史选集、人物专书、研讨实录等形式出版,也不论以中文、外文等文字呈现,都经过了认真的撰稿或选稿、公开的发表与研讨、严谨的审查和修改、仔细的编辑与校雠等程序,方才付梓,是一部值得收藏品读的丛书。纵观之,该丛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这部丛书的立意选题非常新颖,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正如前文所述,之前对澳门教育通史所做的研究远远不够。随着澳门政治经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对于一个稳定社会的支撑作用及经济腾飞的助推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小觑。而这部丛书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开了对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先河。以张伟保先生主编的《澳门教育史论文集(第一辑)》为例,该书由两大部分、十二篇文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澳门教育史的研究综述,包括对外文著作与资料及外文历史文献档案(澳门政府和澳门天主教的)的汇总、教育通史和澳门教育专题方面的研究综述、澳门教育史的研究情况及澳门保存的教育档案,并对其进行梳理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第二部分是关于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和学校进行的具体介绍和论著,包括对过去的范礼安、马礼逊,现在的陈道根先生、梁披云先生、邝秉仁先生、杜岚先生、陈既诒先生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详细介绍。事实上,众作者的文章也不仅在做历史叙述,而且肯定了彼时开展的那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将来研究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书中通过对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研究,向读者介绍了大陆澳门两岸更广泛的宗教、教会、社会、政治的历史。因而这本书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目录中涉及的那些人物和教会学校,也关联到当时主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为有兴趣考查近现代澳门史的读者提供了很多资料,也揭示出教会学校对于大陆澳门两岸近代教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到的重要的传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