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制度论文第1篇

摘要：民营企业近年来迅猛发展，但是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需要就多方面的融资制度障碍作深刻的系统分析，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信用环境制度创新。来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关键词：民营企业融资金融体制民营企业制度信用环境制度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突出，民营企业正逐步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与其迅猛发展的经济态势相比，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不畅，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体制中银行业的高度垄断、民营金融机构的缺乏、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缺乏多层次(或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不规范；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欠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制度的综合性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一、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的制度创新

(一)深化银行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完善民营企业间接融资体系。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着股权结构单一、资本金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因而迫切需要从产权结构人手引进民间资本甚至外资，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良好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朝现代银行方向发展。股份制改造是根本途径。它可以进一步明晰国有银行的产权，理顺其与政府、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促使国有银行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按资金使用效益而不是所有制形式来选择贷款对象。这样，民营企业才能与国有企业处于公平的资金竞争地位，才能获得广泛持久的银行金融支持。

2．银行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信贷融资体制。

一是通过扩大中长期资金来源、改善存贷款期限结构、设置新的协议存款品种等措施来解决贷款结构性矛盾；要充分利用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不断完善差别化利率定价机制，提高利率定价和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保证银行资金投向的科学决策。二是要大力完善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风险内控制度建设，进一步改进授权授信管理方式，引导基层银行机构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要求，大力优化贷款结构。加强银企沟通，改善金融服务。积极支持符合贷款条件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实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自身效益提高的“双赢”；要研究设计适合民营企业特点和要求的金融产品、授信管理和绩效考核，培训专门的小型企业信贷管理人员。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及时得到支持。

3．设立股份制民营银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中小型银行，特别是发展以民间资本为主要发起人的民营银行，可以通过民营金融资本与民营产业资本的融合，改善民营金融和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民营管理机制，规避民营融资的风险，更好地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并且民营银行经营机制灵活、不良资产少、筹资能力强、盈利水平较高，能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空间较大。其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特点与民营中小企业短平快的投资融资特点正相适应，必然会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沟通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1.消除民营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融资的歧视性待遇。要加大实施“核准制”的力度，让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的优质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不仅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使资本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得到体现。

2．健康引导二板市场，优先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当前不仅需要积极健康引导中国的二板市场，而且更需要将场外交易市场作为二板市场的一个市场同时发展，要积极恢复与有序发展一个各种交易主体广泛参与、交易品种数量不断扩展的场外交易市场，以规避高昂交易费用与上市条件对民营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的制约。可以尝试在上海建立中国场外交易市场报价中心，成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引导各省市建立与上海报价中心联网的地方性场外交易市场。并规定在场外交易市场中挂牌的中小企业，一旦其净资产、税后利润、市值或是股价等达到一定条件要求，就可以直接升入主板或是二板市场。3．积极吸纳风险投资，积极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票据、债券融资。在风险投资的主体中，除了政府风险投资机构及创业中心的风险投资外，还应当鼓励民营科技型企业吸纳外资及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等。同时，依托场外交易市场使民营中小企业票据、债券融资持续发展，以降低其融资成本，改善资本结构。

二、民营企业自身制度创新

(一)建立科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实行规范化管理，逐步有效地实现两权分离。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民营企业自身规模的日益扩大，民营企业初创时期的人治管理模式应该要革新。民营企业应该在领导制度、用人机制、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规范化，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减少管理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首先要对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进行调整，清晰产权，规范企业行为，正确引导继承者对财产的态度和产权意识；其次要解决企业控制权问题。目前真正做到以股份分享利益而不参与经营的股东很少，导致产权地位和管理地位的矛盾加剧。可以考虑引进职业经理人，构建新型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实现经营管理层外来化、年轻化和知识化，再逐步过渡到所有权和经营权两分离。

(二)加快民营企业产权多元化和资产证券化进程，通过资本市场谋求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是产权清晰的前提。实现产权多元化，首先要解决好产权“一股独大”的问题。大型民营企业的产权过于集中，通过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来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才能建立符合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民营企业在产权结构多元化改革中，应从制度上确保中小投资者利益，大股东相对控股代替绝对控股，产权清晰到每个法人和自然人，使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其次，要加快民营企业资产证券化进程。可以通过上市增资扩股、资产转换、出让产权等资本运作方式引进新投资者，以促进产权结构多元化，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还可通过上市引入公众投资，通过资本市场来清晰产权和发展壮大。

(三)加大信用管理制度建设，倡导信用文化。民营企业要制订相关的内部信用管理规章制度，如《管理评审控制程序》、《合同评审控制程序》、《采购控制程序》等，有条件的可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负责本企业内外信用管理；在企业内部实行以质量管理为根本的全程信用管理，从商品的采购、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上把好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打造产品信用链条，不断改善企业与客户、消费者之间的信用关系；规范财务制度，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能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制度，增加企业财务透明度，不做假账、不逃废银行债务。

三、民营企业融资的信用环境制度创新

在提高民营企业主观诚实守信的同时，还需要改善民营企业的客观信用环境，以帮助民营企业提高社会信用，改变民营企业的弱势融资地位。

融资制度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众所周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及对美、日、韩三个国家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找出我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些差距。从而通过借鉴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些经验，来帮助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融入。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金融支持；风险投资

一、引言

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融资问题。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小型企业不容易获得来自外部的资金，如何采取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是各国面临的急迫问题，对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挑战本文从融资制度方面着手，通过分析国外一些国家的融资制度，找出中国中小企业在融资制度方面的差距，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建议。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分析

1．中小企业概念企业规模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模糊的概念．由于时间、地区、行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也不同。目前，国际上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综观世界各国，界定标准中最重要的三项指标是：从业人数、实收资本数额、一定时期内的销售额。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也有很大不同。我国最近的是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本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旅行。本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本文所指的中小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也包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等企业形式；职工人数在500人内。

2．我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政府宏观政策欠缺。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定位不足。对中小企业的作用定位在“补充”上，没有把它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来看待，因此，各级政府没有制定明确的，可操作的政策、制度给予相应的支持。2、支持不足。中小企业是一个特殊的企业阶层．而在众多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中笼统中的称“企业”．因而没有专门为这个特殊的群体定做的法规，对这个特殊企业阶层缺乏专门法规支持、保护。3、重视欠佳。国家在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考核中，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制度规范，没有把企业客户根据不同现实条件，在信贷支持上分类对待，而是一味青睐大型企业，冷淡中小企业。第二，企业自身困扰。具体表现在：1、规范管理欠缺。尤其是财务制度规范不健全，财务报告真实性差、透明度底，信息披露不能满足真实、完整、全面、及时、充分的基本要求，政府、银行等部门也难以全面了解中小企业财务状况。2、诚信缺失多。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大量同类中小企业存在竞争压价行为，只求获取定单数量，不求产品质量，最终无法保证质量，虽生意做成，但货款收回无保证，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时有发生同时，还存在合同欺诈、价格缺陷，拖欠债务、躲避债务等导致企业诚信构成严重损害。3、改制效果慢，运行不规范。虽然多数企业进行了公司化改造，按公司制成立，但离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差甚远，运行不规范，管理不科学，既影响企业发展，又影响企业形象。4、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弱。中小企业产业进入时间短，规模小、效益差、积累少、科技含量底，甚至有时有经营行为短，因此，其信用度底，财务风险大。第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限制。首先，安全性宗旨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之后，银行信贷的安全性放在首位，特别国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现象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注重市场化的资产负债险管理，把清理金融资产、化解不良贷款作为工作重点。其次，效益宗旨限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信贷业务的主体，以服务大企业，追求经效益为目的，集中精力在规模大、信誉高、产质量高的大企业。相反，规模小、信誉差资产质量底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受到青睐。最后，责任追究制限制。

商业银行在管理中实行信贷责任追究制后，业务人员、业务门、审贷委员会成员在考察、审核、审批发贷款时更加慎重，而这一行业与生俱来的风险使得银行及相关人员宁愿放弃大量贷款业务以求平稳，造成“拒贷防险”的简单工作思路。对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以上几个原因，本文重点从政府融资制度方面着手来研究下国外的一些经验，从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

三、美、日、韩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比较

1．美、日、韩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的共同点(1)在政府意图上．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制定各种支持政策，旨在改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美国国会在1953年通过的《小企业法案》中明确规定：“小企业是维持自由竞争的重要因素，扶持小企业可消除不完全竞争”。日本1973—1974年修改后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旨在“推动独立的中小企业富有多样性和充满活力的成长与发展”。韩国政府近年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目标是改进中小企业的结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减少失业．克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困难

(2)在金融支持上，普遍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或信用担保机构，通过政府直接贷款或给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来保障中小企业顺利融资。

(3)在税收政策上，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定各种中小企业税收的减免与宽限政策，给予财政援助，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国会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规定：涉及中小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下调25％，雇员在25人以下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按个人所得税率缴纳；国家税务总局还为中小企业提供6个月的纳税宽限期。日本税法规定，资本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法人税税率低于大企业的25％；对新购机器设备在第一年里可作30％的特别折旧，或免交7％的税金；对进行贷款事业、企业论断与指导事业的地方公共团体与中小企业团体支付补助金。韩国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基本仁与日本相同，但比日本还要细致。

(4)在法律制度上，制定一系列有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中小企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创新发明是在小企业实现的，小企业人均发明创造是大企业的两倍：中小企业对科技进步有很大的贡献，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在起步阶段通常是中小企业。另外风险资本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美、日、韩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的差异

(1)政府干预程度不同这是由各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决定的。美国信奉“市场万能论”，对中小企业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办法，政府的“不干预”方针是为企业发展提供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日本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用“看得见的手”直接干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韩国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崇尚美国的“自由化经济”，一方面因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又不得不借助政府干预对中小企业进行管理。

(2)具体融资措施不同美国政府通过SBA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美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主要有：1)中小企业业主自身的储蓄，占中小企业投资的45％左右；2)中小业主从亲朋中借款，占中小企业投资总额的13％左右；3)从商业银行贷款；4)金融投资公司：指由SBA主导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其贷款利率比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高。3)和4)共构成中小企业筹资的29％；5)政府资助占1％以下；6)证券融资占4％左右。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铃木淑夫把日本企业的融资特点概括为三点：

一是间接金融优势，即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供给资金的比重较大；二是超借，即企业法人部门在融资中对银行的依赖度较高：三是超贷，即民间银行经常处于“超信用”(贷款和有价证券投资超过了存款和资本金)。

韩国政府特别重视对风险企业的扶持，采取大量措施着力解决风险企业的资本不足：首先．利用世界银行的400亿韩元贷款成立中小企业投资创业基金会，对创办高新技术的风险企业提供启动资金；其次，由政府发起，组织国内各财团和企业多方筹资，成立数额高达1万多亿韩元的风险企业投资基金，为风险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再次．建立有利于风险资本自由进出的风险资本市场一高斯达克证券市场。

(3)支持对象侧重不同美国SBA向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发放直接贷款．贷款利率低于同期市场利率．但贷款最高限额为巧万美元。这是美国唯一的政府直接资助且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另外．sBA向受自然灾害的中小企业提供自然灾害贷款。这种特殊的帮助．目的在于使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受灾企业得以重建。据统计，自1953年设立该项贷款以来，SBA已提供了114万笔总额为164亿美元的自然灾害贷款。如前所述，韩国侧重于对高科技风险企业。13本侧重于技术型中小企业，这是因为13本的国策就是“技术立国”。

四、美、日、韩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产值、实现税收和外贸出口分别约占全国总值的60％．40％和60％。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小企业面临着国内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双重挑战，原本融资渠道窄、获资金援助困难的中小企业就更加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实际发展状况，借鉴美、13、韩等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加快建立和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中小企业的地位，设立中小企业专门管理机构。2002年6月2913，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正式获得通过．但仍存在关于中小企业的范围界定不清、政策指导性强、法律强制性不足等缺陷。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金融机构。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应尽快健全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以《促进法》为指导，制定《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为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金融服务方面，各商业银行应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确定专门人员办理此项业务；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其组织模式既可按股份制原则组建，也可以采取地方合作形式设立，如地方政府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使其承担起为中小企业融资的职能。

2．尽快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由政府出资或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资本来自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分担的资金。韩国在1976年建立了韩国信贷担保基金会。基金会的目的是通过担保．使具有竞争潜力、善于管理而又无足够有形担保物的中小企业得到融资。基金会的资金来自政府的补贴和金融机构分担的资金。基金会的职能是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服务、信贷信息服务和管理及技术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供综合。

我国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启动资金由政府注人．采用实行会员制，吸引中小企业加人并缴纳会费。另外还要建立风险补偿金提取制度，确保中小企业信用机制正常运作。担保对象必须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是产品畅销，有发展前景尤其是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朝阳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如涉及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

融资制度论文第3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NextPage]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NextPage]

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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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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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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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融资制度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外部经营环境和理财环境也日趋复杂，施工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都在加大。为了维护资本完整，保护债权人利益，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得以持续进行和发展，本文分析了施工项目财务管理的现状，剖析了财务管理薄弱的原因，提出了施工项目加强财务管理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施工企业 财务管理 0 引言 施工项目是施工企业的基础。施工项目财务管理在整个公司财务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项目管理的中心，也是公司整个财务信息的来源。只有发挥项目财务管理的作用，加强成本控制，强化财务监控，规避项目经营风险，才能使项目和公司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实现较好的经济目标。 1 施工项目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资金分布广，管理难度较大 由于施工企业点多线长、高度分散，对资金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资金集中以提高使用效益，又要安排好各级各部门以及区域经营、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要掌握一个度，搞好资金融通和调控。特别在目前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有的工程不能按时取得预收备料款、预收工程款，有的工程不能按时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有的工程质保金、尾工款拖欠达几年等，影响资金的筹集。资金积累不足，支付投标保证金数量大，占用时间长，新项目设备需求大，能动用资金有限，同时经济秩序不规范，信用意识未建立，投资渠道单一又影响了资金的运用。 1.2 基础工作薄弱，责任成本核算任务较重 由于施工企业的成本计算基本上是定单法，几乎每个定单（合同)都不一样，且自然、地质、人文等条件也不同，各施工项目千差万别，像预算怎样分劈，责任成本怎样制定，过程怎样控制，结果怎样考核，都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组织、制度不健全，各部门配合不好，基础工作薄弱，核算手段比较落后等都影响了责任成本核算的开展。 1.3 涉及面广，清欠收款任务较重 新上项目多，完成投资大，业主扣留尾工款、质保金数额较大，支付投标担保、履约担保押金增多。由于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施工单位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计价不到位、结算滞后，拖欠工程款严重。 1.4 财务管理跨度大，监督难度大 由于施工企业点多线长，高度分散，加上机构、项目人员精简，素质还不够高，信息手段不够先进，经济秩序不规范，经济活动情况复杂等加大了财务管理和监督的难度。 2 加强施工项目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2.1 建立财务集中核算系统，提高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核心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到管理流程中，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从而促进企业管理创新和各项管理工作的升级。施工企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施工企业流动性大、核算单位多且分散、财务管控难、信息不统一、传递速度慢等客观情况，尤其在材料采购、消耗、成本核算等环节的财务信息时效性差，会计信息质量特别是信息的真实性方面问题突出，更需要对财务核算实施集中管理。通过财务集中核算系统的运用，实现多维管控目标：①同一会计核算单位各会计要素数据信息相互关联、全面共享；②单一业务模块信息数据自动汇总分析；③不同会计期间和业务期间数据可对比分析；④同时对不同单位间的数据也可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财务集中核算系统地运用实现会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集中、统一与规范，实现业务流程和会计处理流程的统一控制，最终实现全面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 2.2 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构建成本控制网络 预算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和制度化的程序，是实施财务管理

融资制度论文第5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动因；专业化融资模式

证券融资融券交易，又称证券信用交易，它是指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借入上市证券供其卖出，并交付担保物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2005新《证券法》增加了融资融券制度，然而资融券交易是一把双刃剑，风险较大，需要尽早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细致的业务操作规程和严格的监管体系，其给中国资本市场无疑将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立法发展

融资融券交易在我国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早在90年代初期，我国某些券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即客户向营业部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来卖。1996年证监会明令禁止融资融券业务。1998年，在我国第一部《证券法》起草的过程中，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证券法》的制定以防范风险为主导思想，明确禁止融资融券交易。然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和市场需求，2000年2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综合类券商用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此办法被业内认为是券商拓宽融资渠道的开始。2004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修订后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放宽了可进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证券公司条件，同时，借款人的条件进一步细化，质押物的种类以及质押期限也得以增加和延长。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删除了对融资融券交易的限制性条款，使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合法化。2006年1月9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券商对融资融券规模与净资本的比例。2006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适时推出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有关方案，为资金合规入市创造条件”。2006年1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明确了商业银行开办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的条件。2006年7月2日证监会出台《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并于2006年8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融资融券制度作为证券市场的内在机制，正式在我国起动，证监会随后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2006年8月1日起实施。此次出台的《办法》对券商申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条件、规则、债权担保、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权益处理和监督管理等有关问题做了详细规定。8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制定的《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正式并实施，至此，融资融券业务操作的基本规则体系已基本成形。

二、建立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动因分析

（一）、中国证券市场对融资融券的制度需求，

融资融券交易增强了市场流动性，平衡证券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需要。一个成熟、有效的证券市场应该是一个做多机制与做空机制相互制衡的市场，并且，这种证券市场本身就具备价格稳定器的作用，融资融券制度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还原价值观律在股价形成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市场发现功能。

（二）规范地下信用交易市场

尽管我国的各级法律法规都明确禁止信用交易，但基于利益与竞争的驱动，银行信贷资金违规入市、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投资者“透支”始终或明或暗地存在且屡禁不止。这种地下融资融券交易不仅造成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性过强，而且往往引起证券市场的暴涨暴跌。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将使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成为一种合法、公开、透明、有序的活动，纳入正常的监管体系。

(三)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

引入融资融券交易方式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在货币市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主营货币存贷款业务及相关中间业务；在证券市场，证券公司及其他证券经营机构可以主营各类有价证券业务；再一个是以证券融资公司为主体的，主营证券公司及其他证券经营机构的资金融入融出业务的金融机构融资市场。这将促进证券公司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型，拓展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空间。三个市场有机联系与贯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对接，资金能够顺畅良性循环，降低银行和证券行业系统性风险，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三、比较借鉴：法律制度的完善

国际市场主要的基本交易模式有两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化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专业化模式。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就是不存在专门从事信用交易融资的机构，而由市场中的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市场工具完成。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效率非常高，融资融券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融资模式，通常由证券监管机构下属的半官方性质的、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专门融资融券公司，对会员单位提供信用交易的融资融券。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对证券市场信用总量的控制。证券金融公司是整个证券市场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其次，有利于稳定市场。证券金融公司同时还获得政府授权，可确定一定时期内全市场融资融券总额度，并将这些额度以内控的方式分配给各个证券公司，但非市场化容易导致融资成本及效率下降。

美国对信用交易的法律体制主要由两大法律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美联储对信用交易管理的四个规范构成:规则G，规则T，规则U，规则X。美国的信用交易法律监管体系体现了立法、监管和自律的三位一体，监管的重点放在立法和交易规则的制定上，以充分发挥市场对交易的主导调节作用。

日本195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随后成立了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专门为信用交易的融资或融券提供支持和融通，1955年日本修改法律确立了大藏省对信用交易活动的监管权。其交易模式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证券商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第二个层次是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商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日本设立了的证券金融公司是半官方性质，具有特许权和垄断。

四、我国的证券市场融资融券法律制度之构想

首先，在法规层面上，制定与新《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信用交易实时控制规则和业务操作规范文件，使制度约束成为市场运行的常量而非变量。要做好《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完善修订工作，确保可控性和操作性，并适时出台《融资融券交易法》，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结算、存管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

第二、在模式选择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新兴转轨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各市场参与主体尚未成熟，证券市场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的信用机制也还没有真正建立。所以，在融资融券试点初期，我国宜采取专业化融资模式，挑选部分实力雄厚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作为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同时，由于融券较为复杂，融资融券业务将先进行融资试点后逐步开展融券业务。

第三、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的控制。信用交易保证金管理是对整个信用交易监管的一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初始保证金比率和维持保证金比率。世界各国都是由中央银行来确定保证金比率。笔者建议初始保证金比率由中央银行来控制，维持保证金比率由交易所来控制，而证券公司则决定与客户交易时提供的利率水平。

第四、融资期限的限制和账户管理.根据国外经验，融资期限在半年以上一年一下比较合适。建议普通信用交易的每一笔融资期限为半年，新股承销可以为一年。另外，为便于结算和风险控制，各国法律皆要求设置信用交易账户。为了防止现金交易账户中的证券被证券公司任意挪用，或者被证券公司任意抵押，必须设立现金账户和保证金账户，通过不同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其分离。

第五，明确监管机构职能分工，建立协调机制。证监会、央行、银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是证券融资融券交易中的主要监管主体，其中证监会起主导监管作用。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监管机构相关的法规和细致的业务规则。在监管分工上，证监会集中精力负责融资券交易发展的长远规划、重大事件的处理，交易所、证券协会等自律组织对市场进行实时监控，随时提出暂停或取消交易资格，融资融券交易相关信息的披露等。

【参考文献】

[1]邓娟．浅析我国发展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制度[J]．经济金融观察，2006，（11）．

融资制度论文第6篇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融资制度论文第7篇

一、制度环境的涵义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 经济 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 研究 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 分析 上成为可能。 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 社会 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 问题 ，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 企业 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 、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 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 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 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 目前 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11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

融资制度论文第8篇

关键词: 控制权收益；Myers-Majluf模型；融资方式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明显偏好股权融资，配股和增发新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而负债融资，特别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来筹集外部资金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总额中所占比率非常低。显然，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的融资选择以及现有的企业融资理论存在明显的偏离。如何从理论上合理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成因，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也就成为国内经济及金融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融资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传统的企业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只是一个通过投资获取现金收益流量的主体，在完全竞争资本市场假设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无关。然而，以信息经济学、委托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表明，企业的融资方式通过对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激励、行为以及企业破产发生概率的影响对企业价值和收益产生影响。在研究企业融资方式对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以及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层的融资和投资决策影响方面，Myers和Majluf(1984)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他们认为，如果管理层是基于现有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应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债务融资优于股权融资。优序融资理论中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为了现有股东价值最大化，控股股东/管理层只接收净现金流量为正的投资项目。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有些企业在无资金需求情况下也会增发和配股，造成融资资金的无效使用和股票回报的降低，这显然难以用传统融资理论作出合理解释。正如Myers(2000)所说，公司融资理论迟早要面临控股股东/管理层自利的一面。最近的财务理论文献已经开始关注控股股东/管理层自利行为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Wu和Wang(200)研究了存在控制权收益情况下的企业股权融资行为，结果发现，控制权收益加剧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但是少量的控制权收益能够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增加企业价值。何佳和夏晖(200)从控股股东角度出发考察在有控制权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对不同融资工具的选择，他们认为，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是市场上各类企业的控股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加剧了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徐浩萍和王立彦(2006)研究了存在控制权收益情况下企业股权融资的信号传递，结果发现，由于控制权收益的干扰，股权再融资决策无法清晰地向外部市场传递企业投资机会和现有资产的信息，国内资本市场对再融资决策存在负面反应，原因是再融资揭示了企业较高的控制权收益，而不是市场对企业投资机会或现有资产价值的高估。

二、理论假设

与国外发达资本市场不同，中国上市公司典型的股权结构是高度集中，一般存在一个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绝对控股股东和众多股权分散的中小投资者。因此，企业的融资决策主要由大股东决定。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侵占(“掏空”)的现象，可以合理认为，大股东的融资决策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建立本文的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第一，假设企业面临一个投资项目，所需投资资金为I(I＞0)，为了简化模型，假设项目所需资金完全依靠融资。企业大股东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放弃融资、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

第二，假设作出融资决定前，企业现有资产价值为a(a＞0)，若企业选自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净现金流量为b，控股股东再融资前持股比率为β(0＜β≤1)。

第三，假设控股股东在再融资前的控制权收益为零，再融资后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为c(c≥0)。

第四，为简化起见，本文还假设没有税收和交易成本，负债利率为零，市场所有参与者为风险中性，且折现率为零。

第五，假定控股股东将根据自身的收益决定是否融资和选择何种融资方式，控股股东的收益(CR)包括两部分：按持股比例应分享的股权收益(ER)和单独享有的控制权收益c，即：CR=ER+c

下面我们分别考虑不存在控制权收益和存在控制权收益情况下，控股股东是怎样选择融资决定的。

三、不考虑控制权收益的企业融资选择

本部分沿用Myers和Majluf(1984)的分析框架。若不考虑控制权收益，控股股东根据自身收益来选择融资决策，假设公司宣告融资决策前，公司市场价值为P(P>0)，如果选择股权融资，假设控股股东不认购新股(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东放弃认购权的情形一致)，上市公司将向小股东或潜在投资者发行或配售股票。

由于控股股东不认购新股，发行新股后，其所占股份由原来的β减少到发行后的βPP+I，发行新股后，公司总价值为a+b+I。则控股股东收益是：CR1=βPP+I(a+b+I)

如果放弃融资，则控股股东的收益为：CR2=βa

如果选择负债融资，则控股股东的收益为：CR3=β(a+b)

当CR1＞CR2当CR1=CR2时，是否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收益没有影响，考虑到融资还需要承担一些本模型考虑因素之外的费用，这里约定等号成立时控股股东选择不融资。时，控股股东会选择股权融资，得到股权融资的充要条件：

当CR1≤CR3时，控股股东会选择负债融资，得到负债融资的充要条件：

当CR2＞CR3时，控股股东会放弃融资，得到控股股东放弃融资的充要条件：

图1是控股股东的融资决策区域图。在图1中，直线e是不等式(1)对应的边界线，直线f是不等式(2)对应的边界线，可以发现直线e和f将整个a＞0半平面分为三部分，在直线e以下的区域控股股东会放弃融资；在直线e以上、直线f以下的区域，控股股东会选择股权融资；在直线e以上、直线f以上的区域，控股股东会选择负债融资。在Myers-Majluf模型中，管理层从现有股东的价值最大化角度选择融资方式，因此企业不会接受净现金流量为负的投资项目，而本文控股股东是出于自身价值最大化考虑，从图1可以发现，当(a,b)落在M1区，控股股东将放弃融资，此时投资不足发生；当(a,b)落在M2区，控股股东将采用股权融资，此时过度投资发生。在采取股权融资的所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有可能接受净现金流量为负的投资项目，产生过度投资现象；而采取债务融资的企业一般不存在过度投资问题。同时，从图1还可以看出，在企业现有资产被低估(aP)时，若控股股东认为投资项目净现值较大，则一般考虑负债融资，否则，就放弃融资。负债融资可能造成投资不足，一般不会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四、考虑控制权收益的企业融资选择

若考虑控制权收益，控股股东的收益就是：CR=ER+c。与第三部分一样，控股股东根据自身收益来选择融资决策。若采取股权融资，则控股股东收益是：CR1=βPP+I(a+b+I-c)+c

如果放弃融资，则控股股东的收益为：CR2=βa

如果选择负债融资，则控股股东的收益为：CR3=β(a+b-c)+c

当CR1＞CR2时，控股股东会选择股权融资，得到股权融资的充要条件：

图2 考虑控制权收益的融资决策区域图

当CR1≤CR3时，控股股东会选择负债融资，得到负债融资的充要条件：

当CR2＞CR3时，控股股东会放弃融资，得到控股股东放弃融资的充要条件：

图2是存在控制权收益情况下控股股东的融资决策区域图(图中虚线表示的是图1中的融资决策区域，实线表示的是存在控制权收益下控股股东的融资决策区域)。从图2可以看出，由于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图1中的股权融资分界线e向下平移了c-(cP+cI)/βP，而负债融资分界线f向上平移了c，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投资不足的区域减少了，而过度投资的区域增加了，而且控股股东选择股权融资的区域也增加了，选择负债融资的条件更加苛刻，相应的区域也减少了。还可以看出，控制权收益c越大，企业选择股权融资的区域越大，选择负债融资的条件越苛刻。因此，本文的研究表明，过高的控制权收益可能是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股权融资偏好的真正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Myers和Mejluf(1984)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将控制权收益引入企业融资决策模型，结果表明: (1)由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控股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接受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出现过度投资，损害小股东利益。(2)由于控制权收益的影响，控股股东选择股权融资的区域大大增加，且在选择股权融资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接受净现值更低的投资项目，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相反，选择负债融资的区域减少了，控股股东只有在投资项目净现金流量更大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负债融资。而且，随着控制权收益的增加，理性的控股股东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将更多地选择股权融资，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偏好股权融资。

Myers-Mejluf模型认为，由于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在关于企业现有资产和投资机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企业选择融资方式时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而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完全克服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缺乏有效的保护，投资者更应该关注的是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一致程度和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能否得到有效制约。这是个利益分配问题。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该是减少控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偏差，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

参考文献:

何佳,夏晖. 200. 有控制权利益的企业融资工具选择：可转换债券融资的理论思考［］. 经济研究(4).

徐浩萍,王立彦. 2006. 控制权收益的股权再融资信号探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8).

MYERS S C, MALUF N S. 1984.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 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3):187-221.

MYERS S C. 2000. Outside equity ［］. ournal of Finance,:100-1037.

WU X P, WANG . 200 .Equity financing in a Myers-Majluf framework with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 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1):91-94.

he Benefits of Control Rights and Firm′s Choice of

Financing Method: Based on MyersMajluf Framework

LI Xiao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ling rights into Myers and Majluf (1984) model, this paper develops a firm′s financing means choice model, his model predicts that firms which choose equity financing were likely to lead managers to overinvestment, however, firms which choose debt financing didn′t lead managers to overinvestment,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outside investors. Furthermor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ling rights exacerbate equity financing preference and lead to overinvestment.

融资制度论文第9篇

一、以集群融资优势论为主体的理论研究范式

关于集群融资理论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主要形成了集群融资优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银企博弈论等三大理论，其中以集群优势理论的研究者最多。集群中的企业为什么比单独游离状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的机会，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讨。蒋志芬（2008）认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具有协同竞争、资源共享、区域网络以及地域上的“根植性”等特性，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的“弱势”地位，形成独特的融资优势。宗陶、孙要中（2009）从信息学角度分析指出，集群企业的产品信息不仅能够通过顾客的有效传播节约企业的信息生产成本，从而具有营销优势，银行还可以通过集群的高效信息场多渠道获取企业信息，改善了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状况，因此拥有融资优势。汪冬梅、王兰粉（2009）则从集群的信用优势论方面阐述中小企业以集群方式运作可以在整体上提高信用度，增强群内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集群内的企业还具有间接债务融资的优势、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张荣刚（2005）指出中小企业集群社会网络的深度根植及其社会网络支持下的集群供应链系统的共同作用使集群内企业得到相对比较充分的金融支持。王越、刘珂（2008）则将网络结构、信任合作、认知环境提升到社会资本的层面来剖析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内在结构关系，并验证了集群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用的影响。刘轶、张飞（2009）则进一步从集群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出发，将社会资本因素引入集群企业的融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融资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在集群企业融资过程中能起到提供“软担保”的作用。

关于银企博弈方面的研究，魏守华、刘光海和邵东涛等（2002）论证了在银企之间重复的动态博弈中，可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因而利用企业的信用，有助于银行扩展信用贷款，解决集群内中小企业信贷中担保不足的重大难题。苏国亮（2009），则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方面进行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小企业集群融资联盟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以及稳定的融资联盟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从银企之间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出发，方松泉和刘志超（2010）还定量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前后的融资情况，显示出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具有融资优势。

总结以上三大理论，笔者认为，集群融资优势理论是最基本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博弈论则是作为印证集群融资优势理论的分析工具。

二、集群融资制度的转变、创新与支持

集群融资制度从非正式融资安排开始突破，向正式融资制度转变，这过程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支持，但中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显然和集群的发展特性密切相关。如赵祥（2005）指出随着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和市场交易的扩展，企业集群的融资机制突破了非正式融资安排的局限，向基于正式制度的融资方式转变。郑彬等（2009）则从新制度变迁的理论出发，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是推动企业融资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是现阶段成本最低的制度创新方式，而集群环境是使制度创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刘春梅和张乐（2006）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集群形态和融资特点相互影响、制约，并试图从集群的发展特性中寻求理性的金融制度支持。而刘克和王岚（2010）则将网络关系合法性作为中介变量，从集群的外源性寻求支持，指出地方政府制度支持的力度越强，网络合法性对于集群企业外部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

现有研究从动态角度来分析集群融资制度的变迁，能充分考虑到集群的内在特性和外在环境，自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对融资制度的研究视角还是过于狭窄，既未能从中外集群融资制度的比较来分析我国集群融资制度的特点，也未能从我国集群的融资历史来分析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以互助担保为主体的集群融资渠道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总体十分庞大，而资金来源不足且比较分散，便形成了以互助担保为主体，其他融资渠道相辅的融资渠道体系。如刘守序等（2008）着重阐述了中小企业集群互助担保融资机制的三个显著特点，即服务范围固定、非盈利性目的和风险补偿保证，这些特点既能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能有效弥补可能发生的信贷损失，达到银企共赢的目的。正如李日新（2009）所指出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选择以互助担保公司为中心的集群融资平台，实现中小企业向银行通过担保融资，将有效缓解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其他融资渠道，如沈财战等（2006）提出运用开发性金融的原理和方法，可以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翁磊（2008）则指出在正规金融之于中小企业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残缺的背景下，非正规金融以金融功能“补位”者的角色出现；此外，企业家通过亲缘、人缘等关系网络进行的借贷活动也成了产业集群的民营经济融资的重要渠道。

四、两大集群融资模式：内源型和外源型

我国学者提出了许多集群融资模式，归纳起来，不外乎内源型融资模式和外源型融资模式两种。内源性融资模式如高长元和刘蕾（2010）设计了一种基于集群互助融资基金的HTVIC融资模式，该模式以通讯网络为技术支持，以信任为合作基础，体现了高技术企业间的互助互利，可以满足成员企业不同的融资需求，能够整合企业的资金能力，降低融资成本，并能为集群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蒋志芬（2008）则重点分析了另外的三种模式，即以连带责任承担为基础的团体贷款模式、以联合担保为基础的互助担保融资模式、以联合信用为基础的企业间融资机构模式；宋远启和张美萍（2007）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以企业选择集群和非集群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如交易成本节约、无形资产成本节约、创新成本等）的节约为基础的成本节约融资、以企业间的信用优势为基础的关系借贷融资、以风险和收益共同体为基础的风险共担融资模式等三种融资模式。外源性融资模式如高连和的体现集群“关系融资优势”和“整体融资优势”的集群财务公司担保模式，谢冰和蔡洋萍（2008）的以开发性金融支持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开发性融资模式，以及上述提及的蒋志芬（2008）的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区域性中小商业银行模式。

五、集群融资的制约因素

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问题制约着集群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中小企业集群找到制约发展的因素，从而制定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那么集群在融资中主要遇到的问题有：伍中信和曾繁英（2009）认为税负重和税负不公、补助信贷缺失及集群企业间融资协作能力弱是集群企业资金不足的重要原因；陈李宏（2009）则指出融资渠道单一、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与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等是制约集群融资能力的主要问题；而王伟（2010）认为正规金融支持的不足与非正规金融的不稳定性已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瓶颈制约；刘波（2008）则将融资的制约因素归结为缺少适合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特点的融资方式。

六、集群内部的自我完善与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

集群融资的对策应该采取多元化对策组合，通过集群内部的自我完善来促使集群内部优势的提升，加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设，寻求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解决集群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一，集群内部的自我完善。彭化非（2010）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创新必需在完善产业集群的组织体系方面下功夫；林洲钰、林汉川（2009）则企图借助中小企业融资集群的组织平台优势，优化集合信用资产的来源及结构，建立正反馈回路，来增强整体组织的融资能力，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开辟新道路；前面提到的刘轶、张飞（2009）认为社会资本在集群企业融资过程中能起到提供“软担保”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利用企业集群融资优势，构建集群内企业信任合作的网络关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另外，还可以通过设计中小企业集群整体融资的基本框架，打造中小企业集群组织联盟为中心的集群融资平台，依托联盟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以集群的方式实现整体融资。

其二，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设。在如何建设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方面，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如张秋（2010）认为在提升中小企业集群的内部合作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为中小企业集群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场外市场或二板市场，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戴春林等（2006）着重分析了转变观念、创新机制、组合产品、完善体系等四个方面金融支持的新路径；阚景阳和张运鹏（2010）则主张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增加金融市场主体，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提高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匹配度，积极创新融资模式，打造产业集群融资平台，提升我国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阐述自己的见解，如曹邦英和刘名旭（2009）从中小企业集群的含义、融资途径、生命周期及其特征出发，指出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融资策略；冯宇（2009）认为区域金融政策是推进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举措。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已经形成集群融资方面从理论、制度、渠道到模式、制约因素以及对策等诸多领域的完整研究，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不过，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定格在较为狭窄的视野之内，在制度研究方面也缺乏国际对比，在融资渠道方面对风险资本的建设和利用方面也显得十分有限，这正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蒋志芬：《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优势与融资模式――以江苏省为例》，《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