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1篇

2000年以来，在保持融资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融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较2002年下降36.3个百分点；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融资占比分别较2002年上升6.8和1.1个百分点。在关注全国融资总量变化趋势和规律的同时，研究区域融资结构的运行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4年以来《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供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为基础数据，研究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东中西三大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

一、十年来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变化态势

（一）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不断上升

2010年东中西部直接融资量 分别为19555.18亿元、4225.23亿元和2503.58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15.2倍、10.9倍和14.4倍。直接融资量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十五”期间，东部地区年均融资量为1304.37亿元，中西部地区年均融资量分别为244.60亿元和139.76亿元；“十一五”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年平均融资量分别为12637.00亿元、2237.85亿元和1220.05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9.7倍、9.1倍和8.7倍。

（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发展迅猛

债券融资量在“十一五”期间大幅上涨，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东部地区在2000年到2004年间股票融资额一直高于债券，从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上升，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趋势类似，2010年，中西部地区债券融资量比股票融资量分别高827.93亿元和523.75亿元。

（三）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直接融资比重不断调整和优化

从直接融资结构看，2001年至2006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比例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7年至2010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比逐渐下降，股票融资占比不断上升，到2010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中债券和股票占比逐渐接近，债券约占六成，股票约占四成。

二、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地位仍然显著

2000年至2004年，东中西三大区域贷款占融资总量比重总体上升，比重在90%至95%左右，从2005年起贷款比重开始下降，东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04年至2010年，贷款占融资量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西部、中部和东部，2010年该项比重西部地区为84.2%，中部地区82.4%，东部地区为77.6%。

（二）区域间直接融资量差距明显

十年来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基本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在2005年之前三大区域之间差距不大，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量是中西部地区之和的2.30倍，在2005年达到十年间最高水平为6.56倍，2007年至2009年该数值一直维持在4倍以上，直到2010年才降为2.91倍。

（三）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比重在2004年以后明显上升。2000年至2004年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之比差异均在10%上下波动，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并不占优。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直接融资优势显现，到201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重分别高于中西部4.8和6.6个百分点。

三、进一步完善区域融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以达到在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政府应大力优化企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壮大自身实力。

（二）充分发挥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面向中小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区域，可以实现将规模较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资的目的，各地应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增级等方式帮助当地企业获得发行资格。

（三）制定提高中西部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推动中西部地区融资结构改善

应制定更为行之有效的区域发展规划，尤其要明确支持中西部地区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成立专门立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筹资主体，授权其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集合票据或集合债券，并且建立透明化的运作机制以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何起东. 关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几个问题的研究[J]. 浙江金融,2011 （7）.

[2]盛松成. 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J]. 中国金融,2011 （8）.

[3]尹继志. 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 上海金融,2011 （9）.

[4]岑树田. 广西区域融资结构问题研究[J]. 当代广西,2008 （22）.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2篇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资本积累机制

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最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资金流导向机制

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它可以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组织演化，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金融发展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向跨地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发展领域的拓宽和活动领域扩大促进区域融合。

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有关。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灵活的区域化金融调控措施消除这种逐渐扩大化的差距，将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2.2%和1.4%，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2004年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总体看，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余额存贷比明显高于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4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西部的总和。从1990年到200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万亿元，占全国比例为61.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全国比例为22%和16.6%。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60%，中西部分别约占20%。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6%和13%。从保险业的发展来看，2004年东、中、西部保费收入分别占62%、22%和16%。各地区保险密度总体上呈东、中、西递减之势，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环境的矛盾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计划成分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

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建立统一金融市场构建区域金融体系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消除货币政策传导在各经济区域的阶段性差异，使利率机制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体系。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规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业，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同时，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

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以市场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改变以行政区划编设机构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业务量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相适应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中西部落后地区银行机构较少、金融工具单调，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3篇

[关键词] 金融资源 地区分布差异 协调发展

Analysi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Financial Resource in China

Wu Zhao-xia

( Business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ProvinceHunan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veloped regions growing economic strength, the regional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increase.Imbalance i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s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ne of the main.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re are obvious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China's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mot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among region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Financial resources;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还有加大的趋势。协调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己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目标。依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较大的差异，虽然有其社会、历史和自然原因，但金融差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也不可忽视。金融资源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特殊的战略性资源，其重要作用已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明。金融资源地区分布的失衡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我国的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同经济一样，存在相当明显的地域差别，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相当的匮缺。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的现状、原因，并以此提出协调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合理分布，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作用，实现我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一、 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

（一）我国金融资源的总体状况

自改革开放和金融改革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层次的金融资源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接下来，我们分别从金融资源的不同层次来探讨我国金融资源的总体状况。

1.货币资本金融资源

在测量货币资本金融资源时，我们常用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 来测量。据统计，自1990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14012.6亿人民币上升到2009年的612006亿人民币，增长幅度高达43.68倍；贷款余额从1990年的17680.7亿人民币上升至2009年的425597亿人民币，是1990年的24.07倍。存贷余额之和从1990年的31693.3亿人民币升至2009年的1037603亿人民币，是1990年的32.73倍 。我们发现，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以存贷款余额计算的货币资本金融资源总量有了极大的增加。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在开放经济下，货币资本金融资源不仅仅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资本也成为了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的背景下，测算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时候，有必要将实际利用外资额考虑在内。从1990年起，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整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199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仅100亿美元，截止2009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达到900亿美元，是1990年的9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制度性金融资源

制度性金融资源作为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银行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到目前，我国从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统我国银行金融业的状况发展到国有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并存的局面。截止2009年末，2009年，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均有增加，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18.9万个；从业人员287万人；资产总额274.1万亿元，同比增长27.3%。

同时，我国的非金融机构得到了飞速发展，自1979年10月以来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典当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相继成立。目前我国非金融机构的种类基本齐全。

同时，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了飞速发展，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系列信托投资企业；同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获准建立，随后又建立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并引进了外资保险机构等；城市信用社和和农村信用社也先后建立；自1987年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证券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典当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涌现，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种类上已经比较齐全。

与此同时，我国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货币市场，包括同业拆解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等。二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以债券和股票为主体的多种证券形式并存的，包括证券交易所、交易中介和监管机构在内的资本市场体系。到截至 2009 年年末，我国上市公司总数达 1718家。

3.金融商品资源

金融商品由最初基本空白发展到当前的包含存单、股票、债券、基金和信托凭证等多样化投资工具的格局，也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以股票融资为例，2009年我国A股融资（首次公开发行）总额达到2062亿元。

总的来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恢复，我国金融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有完善的金融制度指导和制约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以及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包含巨大数量的可用货币计的金融资源及多样化的金融商品的金融资源体系。

（二）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恢复，我国金融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有完善的金融制度指导和制约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以及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包含巨大数量的可用货币计的金融资源及多样化的金融商品的金融资源体系。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就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金融资源的分布非常的不均匀，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异。

（一）、货币资本金融资源差异

我们先对可用货币表示的金融资源进行比较。对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指标选择我们采取存贷余额。我们发现，无论是存、贷款数量还是存贷款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 都远远胜于中西部地区。2009年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35.6万亿元、9.0万亿元、10.3万亿元和4.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4.8万亿元、5.9万亿元、7.2万亿元和2.9万亿元。

图一2005年―2009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2005-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进一步的，我们考察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情况。由于我国各地的经济开放程度、投资环境、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据统计，我国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900亿美元，但是，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582.3亿美元，占全国的64.7%；而中、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之和也刚刚300亿美元，仅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5.3%。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差异

从金融银行性机构的角度来分析，截止2009末，全国各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18.9万个，从业人员287万人，资产总额74.1万亿元。但是占全国GDP一半以上的东部地区也聚集了中国60%以上银行业金融资产，银行机构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据有关统计，东部地区占据了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的39%左右，中部地区大约为25%，西部地区为27%，东北地区9%。从结构上来看东部地区不仅拥有大量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而且还活跃着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此外，东部地区聚集了中国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外资银行的总部也基本上设立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极少，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以甘肃为例，全省银行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全省尚无一家境外和外资金融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仅有兰州市商业银行一家，且规模偏小。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在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方面，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从证券类金融机构来看，2009年末，总部设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证券公司分别为56家、14家和19家，我国60%以上的证券公司的总部集中在东部地区；从基金公司来看，我国93.7%的基金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优势相当明显；从期货公司来看，东部、中部、西部期货公司分别为113家、32家、18家；另外，91.4%的保险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仅有8.6%的保险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中西部地区。就保险分支机构数量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但东部地区仍具有一定优势。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的同业拆解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金融市场交易和结算中心无一不是在东部地区。两大证券交易所分别分布在上海和深圳。发达的金融市场又为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吸纳大量金融资源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金融资源。

3.金融商品资源差异

我国各地区之间开发利用金融商品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股票和债券是最常见的金融商品资源，以2009年的数据进行统计，我国东部地区A股筹资额占全国A股筹资额的75.4%，中部地区占比仅为11.6%，西部地区为12.3%，东北地区为0.7%；H股筹资情况也大致和A股相似。从股票的开发主体上市公司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1024家、276家、304家和113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也说明了金融商品资源地区间分布的差异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通过上述对各个层次的金融资源比较分析可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之间金融资源分布的差距巨大。东部地区无论在哪个层次的金融资源上面都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二、 我国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从金融资源的属性来看，金融资源是具有客观性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的金融资源的总量是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等相关的[1]。具体的来讲，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该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决定着该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社会总的投资以及居民的储蓄量等等，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金融资源丰裕程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远远的较中西部地区发达，东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社会总投资以及储蓄量都远远的比中西部地区高。因此，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的丰裕程度相应的优于中西部地区。

此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的“门槛效应”[2]。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3](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4](1997)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很多地区无法承担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设立和使用费用，因此也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差异

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较中西部地区早，而且从改革一开始就重视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基础。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运行体系还是金融运行体系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中西部地区高，而且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创新意识相当高，积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5]。从企业角度来看，其对拓宽融资渠道的要求非常强，不仅从银行等进行间接融资，并且在实践中开拓融资途径，积极从资本市场等进行融资，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较东部地区晚，而且不如东部地区彻底，政府手段代替市场的现象还时有常见，这导致金融机构的创新精神以及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意识不如东部地区，进而使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

（三） 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

我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国的经济与金融资源都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显现出相当明显的二元状态。然而，由于金融改革的严重滞后，至今我国的金融政策法规及金融调控还是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采取“一刀切”形式。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6]。这种不考虑地区差异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往往对金融资源较少的中西部地区更为不利。比如由东部地区投资过热引起的国家统一的信贷收缩政策来讲，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规模总量基数大，所以对中央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抗震”能力较强，受到的冲击较小。相反，西部地区对紧缩，所受的冲击较大。而实际上西部地区的经济并未过热，但是却要承受信贷调整的结果，这导致中西地区也不得紧缩投资规模，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影响金融资源，扩大了金融资源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差异。2003年我国考虑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热问题而采取的信贷紧缩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甚小，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刚刚起步的经济却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打击。

（四）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

尽管国家在进行金融调控时采取一元政策，但是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在总体上开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金融支持方面上很大程度上倾向东部地区。如国家对东部地区施行了相对宽松的存贷限制以支持当地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又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的增长。国家又把资金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等设立在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的两大证券交易所和四大股份制银行的资金清算中心也均设立在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进了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建设，另一方面又为东部地区吸收来自其他地区的货币金融资源提供的便利。此外全国农村金融改革在江苏试点，全国金融综合改革在浙江温州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也首先在浙江开始，这些对东部地区的金融政策倾向给东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效应，增强金融创新的活力，降低了创新的成本。

（五）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

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效益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大量积聚在东部地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地区的效益比较低下，导致大量的商业银行不愿意进入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甚至退出中西部地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1998年到2001年进行了机构改革，其改革的一大措施是退出中西部地区，有统计表明以中国工商银行2002年与2001年相比，东部地区各省平均机构数量由1463个减为1401个，减少了4.2%，而中部地区各省平均机构数量由1044个减为883个，减少了15.4%，西部地区各省平均由601个减为515个，减少了14.3%。 另外，从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趋利性更强的金融机构来看，由于中西部地区几乎无利可图，除了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很少有股份制或外资商业银行。而在东部地区，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深入到了镇一级行政单位了。

另外，从金融资源中的货币、资本资源等的流动性、逐利性角度进行研究，货币资本等总是追求最大回报率，其总是由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由于发达地区市场化改革早，改革彻底，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等,形成规模经济，拥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在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其实就存在着这种现象，考虑到目前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金融资源回报的差异性较大，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转移到东部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金融资源分布的差距。

三、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如何因地制宜，缩小地区间金融资源差距，进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我国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具有实际意义。从整体上来说，中西部等地区的金融资源相对劣势，因此主要从获得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丰富货币和资本资源，发展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等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1.国家宏观政策支持

对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和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区域差距的缩小在我国是一个渐进而又长期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中西部地区能否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较东部沿海地区更快更好的发展。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要强调政府的政策作用。

巴曙松[7](1999)认为由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但是这种“一刀切”的金融政策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会对中西部地区造成事实上的不利。中国的多次经济调控表明，采用无差别的金融政策，其结果往往导致西部经济“启动慢而刹车快”，加剧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

因此，要切实的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给出相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和经济的增长。如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在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基准利率和浮动上下限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实施适合自身的利率，制定利率浮动的具体界限；实施适合中西部地区实际情况的存款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低于东部地区，从而平衡因货币乘数不同而导致的金融资源的供应量的差异；在制定具体的金融发展目标等方面也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曾实施过会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不但根据银行规模大小，而且根据银行所处的三类地区分别制定。如1935年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的国民银行都属于“中央储备城市银行”，活期准备金率为26%；其他16个城市的国民银行为“储备城市银行”，准备金率最高为20%；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国民银行为“乡村银行”，准备金限额为14%。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也有类似的做法。借鉴美国和法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考虑对中西部实行与东部地区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从而增加中西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2.大力丰富中西部地区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

同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来源渠道窄、数量少，人均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只有东部地区的1/3。因此，发展中西部金融资源，首先必须大力丰富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从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构成来看，最主要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是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这占据了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80%以上。由于金融资源的客观性，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跨经济、社会背景的增长。但是，金融资源同时具有流动性，特别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的今天，金融资源的跨地区流动是相当普遍的。所以如何让东部地区以及外国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让发达地区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往中西部地区流动是丰富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重要手段。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全方面的支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来看，由于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另外加上中西部各地区政府的支持等，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另外，在丰富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时候要考虑多渠道丰富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例如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鼓励本地企业多元渠道融资，向资本市场发展。

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

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作为整个系统中的“微循环”不仅遍布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之中，还支持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明显不如东部地区，比如江苏省平均每县有107个银行机构，而青海平均每县只有14个银行机构，差距达8倍。而且由于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不如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不愿意进入中西部地区。

发展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主要是大力发展本地中小商业性金融机构，对现有的城市和农村合作社等进行重组改建，吸收地方民间资本，成立中西部区域性的发展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一些农村合作银行等地方性金融组织。此外，中西部地区政府应该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进一步丰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

4.构建市场原则主导金融体系

作为金融资源的一部分，金融体系对经济的作用也是相当的明显的。完善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对经济会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而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不仅对经济的作用不积极，在有些情况甚至会出现负效应，比如经济学家研究的“金融抑制”现象等。因此，本文建议用市场机制规范发展金融机构，建立并完善各区域尤其是西部地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大力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另外，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同时各地区应积极推进更多的金融创新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度身定做金融工具和产品，使金融业运作与地方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在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要消除行政和计划的干涉，以市场的原则进行配置，切实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效率。此外，在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和健全金融机构中介体系，完善担保、抵押、评估和保险等中介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当前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银行贷款难与企业难贷款的矛盾，促成经济金融的有效对接。

5、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

区域金融合作不仅可以打通经济区域内的各类金融市场，而且还可以在经济区域内建立金融信息共享系统，能够大大的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比较发达，而且拥有上海和深圳两大金融中心，有条件而且有能力加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考虑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现实，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上海和深圳的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在各地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指导下，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管下，形成资金流通最畅、资金使用效率最高、金融机构合作最广的区域性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形成，既是加强东部地区的金融合作的强大动力，又是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上海、深圳作为金融中心的集聚与辐射功能，使上海和深圳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功能不断向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扩散，推动东部沿区域企业通过多种渠道融通资金，并充分发挥区域内各类金融市场子市场的作用，加速区域内资金流动，优化企业产权结构，最大限度地优化区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

6、稳步发展涉外金融，进一步完善非实体性金融资源

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以适当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适当的引进境外投资者。大型的外资跨国金融机构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遍布全球的强大的服务体系。因此，我们和其合作，可以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快金融业的创新，开拓思路。当然，我们也要加强外资金融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并购管理，以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其次，逐步开放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限制。其实在东部地区，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在当地开设了营业性机构，比如在上海，花旗银行、梵高银行等已经经营多年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加强金融行业的竞争，激发中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并且在竞争中增强自身对管理、业务、风险等的操作水平，这对金融环境和金融体系的完善是很有好处的，对东部地区更加有效的开发金融资源也是非常有用的[8]。

参考文献：

[1] 白钦先.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J].广东商学院学报报,2003(5):5-10.

[2] 雷达,赵勇.门槛效应、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7)：25-33.

[3] Greenwood, Jeremy and Jovanovic, Bru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Polit. Econ. 1990 (5):1076- 1107.

[4] Greenwood, Jeremy and Smith, Bruce.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J]. Econ.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7(1):145.

[5] 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 于则.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6(2):18-22.

[7] 巴曙松.宏观金融调控工具效率问题研究[J].金融与市场,1999(6):30-33.

[8]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失衡性探析-四川与东部部分省市金融增长的比较分析[J].金融研究,2004(9):134-144.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4篇

[关键词] 区域融资条件非均衡建议

公司的融资条件是指公司外部影响公司融资活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是由一些硬条件和软条件组成，硬条件指物质条件，如金融及非金融中介机构的数量、分布状况、人员数额、资本市场规模、通讯设施等;软条件指金融及非金融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各行业的资信水平、融资的法规、规章与制度、政府对融资的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等。显然，公司的融资条件对于公司本身而言，是一个外生变量，是不可控的因素。只有国家或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才可在其管辖范围内通过一定的宏观政策或行政手段对融资条件加以优化。

一、我国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现状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尽管中央加强对西部的投资，但由于东西部地区本身存在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失效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公司融资条件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5月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5%、16%，这突出反映了银行体系资金来源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大部分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2005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5.1%、1.1%和1%，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度较高，外汇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相应高于其他地区。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5%、17%，与存款的东部集聚特征相匹配，东部地区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

2.各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3.各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5年末，东、中、西部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773家、230家、280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55.33%，中西部分别占16.46%、20%。东部、中部、西部地区2005年国内A股筹资额（不包括中央企业的股票筹资额）分别为336亿元、3.1亿元、29.2亿元。显然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数量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区域公司融资条件发展的非均衡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融资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程度不同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2.金融政策环境的二元化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市场金融较多，计划金融成分微弱，而西部地区则相反。由此东部地区制定的金融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如：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沿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金融市场，形成了公司融资环境的“马太效应”，即愈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融资条件愈优越，而愈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融资条件愈恶化。如果没有其它宏观调控战略或其它措施，最终则必然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扩大化。

3.各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化差异的反应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三、优化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对策建议

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融资条件的不平衡，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融资条件好的地区，如东南沿海的经济相对发达，而融资条件差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金融空洞化”现象（即资金在其驱利的本能的促使下，由欠发达的区域流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所导致的欠发达区域金融机构资金的匮乏，欠发达区域公司融资条件的恶化）。鉴于此状况，建议在政府(中央政府或央行)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和相应区域的公司、企业四个层面加以优化。

1.中央政府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2.央行应进行差别信贷政策

央行作为货币当局，其信贷政策及相关的金融管制行为，对于公司融资意义非凡，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央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向和生产力布局应进行差别信贷政策，可考虑通过对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及根据不同情况对商业银行的坏帐进行冲销、补贴资本金、扩大欠发达区域的银行的授权、分散授信，给予二级商业银行以适当的企业信用评估权、授信权和相应的信贷业务审批权，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等方法鼓励商业银行对发展滞后区域的公司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加强制度安排，放宽小银行、民营银行及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对于优化区域金融条件及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其利用效率极为重要。

3.区域政府建立良好的区域信用环境

作为区域政府，要创造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与信用秩序。创造公司与金融机构间的良好的协调发展信用环境是区域公司融资条件优化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的组织，对于其贷出资金的盈利性、安全性的关注是其经营管理的关键，如果信用环境差，则资金的回笼就存在问题，信贷资金的风险增大，此时金融机构就会惜贷，此时，即便有项目或公司的前景很好，从金融机构融资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地方政府不仅要加强自身行为的信用，还要和各金融机构加强沟通，加强区域信用环境的建设，制定维护金融债权的地方性法规，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从而改善该区域的融资条件。

4.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建立互利的银企合作观念

资金的逐利性是资金的本质，作为金融机构来讲，加强和改善其金融服务，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不但可以优化区域间的公司或企业的融资条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吸收更多的居民或机构存款，争取到更多的品质优良的贷款，获得较好的经营收入。当然，对于区域的公司来讲，获取可靠的贷款对于其发展也尤其重要，只有可靠的资金支持，区域内的公司或企业才可能很好地拓展业务，占领市场，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二者实际上是“双赢”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区域间的金融机构来讲，必须认识到区域内的公司或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新型的银企互利的观念。

5.发展区域风险投资，开辟多形式风险投资资金的融资途径

区域政府可以倡议和鼓励区域内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向区域内的中小型具有成长潜力的高技术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可以采取政府、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及高校等多家用联合组建的方式创立风险投资公司，同时，建立公司法人间的产权交易市场，允许风险投资企业法人间进行产权的买卖和部分产权的交易，可以采取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国及区域外风险资金的投入，以优化区域内公司的融资条件。

6.提高区域内公司的经济效益，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5篇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 2000）

作者简介：周 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 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 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 and 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 et 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 et 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 and Sehrt，2001)；［6］(608-644)(Allen et 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 and 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 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 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 and Cattaneo(2011)、［11］Nasser and Gomez (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 Financei,t+∑βControlsIn 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 dloan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 dpriv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 （3）

Infdii,t=αdbdlIn dfirg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 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 （5）

μi,t=ρμi,t-1+δi,t （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 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 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 （8）

dfirgi,t=firgi,t-firgi,t （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odel of 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 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 -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 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 释：

①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 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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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oreign Capital Entrance

Zhou Shen1 Zhang Liang2 Qi Xin3Abstrac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our FDI inflow,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will accommodate to substantial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7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affects FDI inflow, bu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ventory are less than on FDI flow. 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eastern area has in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inflow, bu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mid-western are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mpacts FDI inflow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flow and inventory are greater than eastern areas.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6篇

关键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机理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持续健康运行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良影响。尽快缩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资源是经济持续成长的强大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分析各决定因素间的影响权重及相互关系，并对各因素加以合理引导，对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状况

白钦先教授最早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认为金融具有资源属性，即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并将金融资源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我们以白钦先金融资源概念为依托，对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进行了适当调整，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基本保持不变，将第三层次修正为制度性金融资源，包括微观的金融企业制度和宏观的国家金融制度供给。本文主要对能够量化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分布

1　存款资源的区域分布。我们根据各省人均存款的分布情况，计算出1978～2005年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状态，在1978年的初值接近0.45，基本上处于绝对的不均衡，在之后的十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至1990年降至最低。在随后的1990～1993年，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又快速上升，1994～2002年间保持在差异较高的水平，2002年以来，区域差距开展出现下降态势。总体而言，存款类金融资源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不包含四川和重庆。

2　贷款资源的区域差异。我们按基尼系数的基本算法，计算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平均在0.3以上，说明人均贷款资源的占有量在全国各省的分布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差异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6年，人均贷款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之后，2005年，基本保持在0.3以上。

3　股票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在配置上同样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均衡。我国国内股票筹资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2002～2005年，东部省份累计通过资本市场筹资17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72.6％，中部省份占比15.1％，西部省份占比9.3％，东北三省的占比仅有2.9％，特别是2004 2005年，东北和西部资本市场融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　保费收入的区域差异。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保费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199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167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3.35％，至2005年全国保费收入已达到4909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11.6％。但从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占有全国过半的保险资源。1990～2005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由48.1％上升到58.8％，中部地区在16％的比例上下波动，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占比由21.3％下降到15.5％，东北由14.6％下降到8.9％。从全国各省市人均保费的基尼系数来看，省际的保险差异仍然较大，但这种差距有不断缩小的态势。

(二)实体性金融资源分布

1　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地域分布同样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要金融机构集中于东部省份。至2005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20.4万家，其中分布于东部省份的7.8万家，占比38，4％，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带分别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5、5.61、1.99万家，占比分别为24.3％、27.6％和9.8％。

(2)经济发达省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区域结构看，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商业性大银行，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截至2005年，尽管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占比只有全国的38.4％，但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占全国比重的42.7％，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达64.9％，城市商业银行占比43.23％，外资银行占比高达全国的92.3％。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商业银行占比远远低于东部，其大量的金融机构中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占有很大比重。

2　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工具是作为金融中介媒介的各种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现代金融工具种类繁多，按其流动性划分，可分为七个层次：货币、短期负债、长期可转让债券、长期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股权、不可转让股权和信托凭证。优化金融工具结构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比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为了解决资本瓶颈问题，可以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如再贴现协议、股票质押、抵押贷款、公司债券等。从目前来看，随着现代化银行体制的建立，我国东部省份金融工具体系相对完善，而中西部金融工具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以第一、二层次的金融工具为主。

二、影响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多因素分析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模型

市场和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当然也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H.T.Patriek(1966)的“需求跟随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是实物部门发展的结果，实物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市场的连续扩张和产品差异性的不断扩大。而产品差异性的扩大就要求风险的分散和交易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所以，经济的差异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由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构成的初始条件起到了前提性作用。所以，初始条件是影响金融资源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由于能够影响金融资源的价格和收益率，而成为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第五个因素。由此我们得到了影响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五个因素：(1)经济差异；(2)市场机制；(3)政府作用；(4)初始条件；(5)生态环境。这五个因素除分别直接作用于区域金融差异外，初始

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还分别通过作用于经济差异，再作用于金融差异。也就是说，初始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对金融差异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初始条件由资源禀赋、区域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

(二)金融资源分布的机理分析

1　经济差异与金融资源的分布：平行效应。

(1)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的金融资源需求。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经济总量、经济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程度等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产生对金融的有效需求，从而无法为金融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居民可实现越多的消费剩余，从而产生更多的储蓄能力和储蓄需求。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企业将随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多的外部融资需求。筹资和融资需求的扩大导致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发展。同样道理，即使在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产业和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这种发展差异越大，产业部门对金融机构将储蓄资源从发展缓慢的产业向高速成长产业转移的需求也越高。

(2)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开发的“门槛效应”。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 and 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3)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差异。戈德史密斯(RaymondW.Cold 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20世纪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货币化比率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发达地区要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高。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在提高经济的货币程度，货币化程度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不同，因为核心金融资源就是广义的货币资本。

2　初始条件与金融资源分布：势能效应。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初始条件对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增长部门一是指在经济上特指推进型主导部门，二是指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则将那些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中心区，将那些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区。初始条件的不同是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前提，初始条件差异越大，则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势能就越大；如果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就缺乏前提，就会均衡发展。

3　市场机制与金融资源分布：趋异效应。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就长期和最终结果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是走向收敛还是发散，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着分歧，一派认为收敛，一派认为发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某些认为收敛的理论，他们或加入了政府干预的因素或设定了收敛的历史阶段。如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的界限会逐渐消失；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发达或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经济差距的收敛，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成长阶段，经济差距是，趋异的。所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距是趋异的，市场机制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挥拉大区域经济差异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金融资源的价格是利率，所以，利率的高低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流动与分布。在存在初始条件差异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另外，发达地区往往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地区间技术条件的不同也会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高而产生较大的投资需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通过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利率高于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

4　政府作用与金融资源分布：政策效应。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政府过度介入、强制性变迁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主导信用仍是国家政府。政府不仅是金融初始改革的领导者，还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导者，政府的意志和利益直接规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快慢和路径。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主要由居优势地位的东部地方政府的金融努力程度(如以开发区及土地批设等获取银行贷款)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具体看，政府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干预的主要手段有：(1)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倾斜、直接融资倾斜以提高某地区的储蓄函数；(2)通过直接投资、安排较多的投资项目、戴帽下达信贷计划以提高某地区的投资函数。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对投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储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如图所示的理论模型Ⅰ；二是由于政府对储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投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理论模型Ⅱ。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作用的大小，不

仅取决于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更取决于相对幅度。若绝对幅度大且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大于储蓄函数，那么不仅能够使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而且还能够吸收域外储蓄并顺利转化为投资；若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小于储蓄函数，则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将难以顺利转化为投资，而是一部分流向域外。所以，政府对某一地区的倾斜，不仅要从资金上对该地区予以倾斜，更要从项目安排上、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上予以倾斜。

5　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分布：引力效应。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信用环境、银企关系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而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与低，又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司法环境、服务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运营成本，从而影响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金融生态环境优良，则不仅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高，而且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也高，双因素叠加，则会吸引域外金融资源的流入；若金融生态环境不良，则本区域的金融资源会由于收益率和价格的偏低而向外流出。

(三)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决定因素的总体判断

通过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机理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政府作用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发挥了主导性影响。特别是在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性资源使倾斜地区在初始条件、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得到了较快的改善，一方面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源向东部的流动，另一方面在促进东部快速创造着新的金融资源；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逐步建立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作用，但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逐渐增大。随着平衡战略的回归，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趋于变小，但是依然主要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其次，市场机制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并逐步向基础性作用逼近。这在2000～2003年表现尤为明显，2000年开始实施平衡战略，但到2003年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仍在扩大，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趋异效应，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金融组织机构的分布日趋市场化的非均衡。从国有银行内部或外部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型金融机构，它们大都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配置金融机构，体现市场化非均衡的布局特征；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及新成立的区域性商业银行界大多数设立于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都与他们相伴而生，具有较强的分布耦合性。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二是市场化融资加剧了核心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非均衡。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贷款融资渠道已完全商业化，直接融资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融资行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将在未来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经济差异的大小影响着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大小，经济差异对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作用几乎呈平行变动。最后。初始条件和生态环境对区域金融资源差异的形成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矫正与引导

(一)发挥市场规则约束下的政府作用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均衡分布，仍需依靠政府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而改变，政府应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安排，即由行政性干预逐步转向市场规则约束。一是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二是建立财政政策性金融体制；三是实行适度倾斜的区域金融政策；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五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化操作。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7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

引言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以发行股票或债券、接受信用委托、提供保险等形式筹集资金的，并将所筹到资金运用于长期性投资的金融机构。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有主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和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经营范围与机构自身的性质有关，都是作为资金的中介机构进行金融融资理财服务方向提高资金效率、促进资金融通的。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自1979年金融改革以来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证券公司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3327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7家，信托投资公司328家，融资租赁公司9家，农村信用合作社60897家，保险公司8家，评信公司13家；近年来新出现的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更为有效地促进着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僻，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造成融资主体规模较小，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与融资平台等原因造成了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创新能力较弱，金融体系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就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整体上的经济增长较快，经济不断发展对资金效率和资金融通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近些年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初具规模，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金融政策来解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一）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概述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指位于我国地理区域的西部、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与自治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这些地区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技术落后、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总体上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度相对较低。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西部民族地区2000年存贷款比重只占全国存贷款比重的6.5%，同期的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4%，可以看到，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总量明显偏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2000年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开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部民族地区金融体系日臻完善，金融创新工作不断开展，2009年6月底，西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到6580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94489亿元。而在2000年西部地区贷款余额仅为17642亿元，存款余额为20987亿元，分别增长了273.2%与350.23%。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状况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银监会积极引导、鼓励金融业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力度，鼓励金融主体采取银团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2009年年末，西部民族地区正式成立的的新型农村非银行金融机构达到52家，占当期全国新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总数的44%，其中村镇信用社银行41家，融资贷款公司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贷款余额达到17.3亿元，累计向25000多户发放贷款15亿元，向526户小企业投放6.7亿元，有力的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银监会还积极扶持在西部地区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在2009年7月正式启动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中，成都成为中国四个试点城市中唯一的西部地区城市；另外，还积极支持汽车金融公司开拓西部地区市场，截至2009年6月末，10家已开业的汽车金融公司对西部十二省市贷款余额占比达16%。

以青海省为例，非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发展。从2001年起首家融资性担保机构成立至今，全省的融资担保公司发展到51家，注册资本达45.75亿元，在保责任余额115.49亿元，占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的4.72%；典当行业规模也在不断发展，2012年末，该省典当行共33家，注册资本3.84亿元，典当余额1.08亿元，同比增长了12.5%；小额贷款公司从2008年首批公司挂牌成立至今，目前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9家，新增贷款金额19.67亿元，贷款余额22.15亿元，同比增长76.2%，尤其是在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的贷款上有力的弥补了正规金融的缺口。

（三）非金融机构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相比，二者的功能在本质上差别不大，同样具有创造货币、扩大资金存量和加速资金周转的意义。非银行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对活期存款和小额存贷款业务的处理上，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缺乏较大的存贷款需求，相应的对于小额存贷款业务的需求相对较大，尤其是小额信贷公司手续简便，资金周转方式灵活，在服务“三农”和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上可以很好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青海省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累计为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农”项目提供了2000余笔贷款担保，很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有效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缓解了融资难、担保难的困难，促进了企业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私营业主和微小型企业的贷款融资方面，扩大了资金覆盖面，从解决资金的需求方面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地区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业务对零散资金的吸收利用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储蓄水平，从资金供给方面保障了资金的供给，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提高资金利用率，对于盘活地区经济有积极的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受到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总体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中东部还有所欠缺。在正规的金融业的发展中就出现了需求不足等问题，这也就为非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你，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不需要很高水平的技术投入和经济发展速度，很小规模的资金需求就可以对一定规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生长产生需求，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整体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环境。

（一）规范化

西部民族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为非金融机构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存在文化因素对金融业发展的抑制，例如伊斯兰银行就不准对贷款资金收取利息。这些文化因素对金融的正常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由于民族地区文化依赖较为严重，这也是民族地区金融业发展规范化的主要障碍。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针对的是小额贷款融资，更是缺乏规范化的规章制度，这就造成了资金管理的风险性，会抑制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青海省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利率较高，有的甚至高于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的4倍；内蒙一些地区的“地下钱庄”资金流动方向不清，缺乏透明清晰的金融管理，融资就必须承担更高的风险，对这些没有规范化依据问题的处理也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源泉。

（二）法治化

在我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除了对规范保险公司的保险法进行立法公布外再无其他相关的正式法律条文。西部民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面对的同全国大的不完善的法治环境一样，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统一的和具体的资金融通、管理、使用等各方面的法律性规定，同时也对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犯罪活动缺乏监督管理。近年来发生的金融案件中，青海、内蒙等地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违法经营，有关鄂尔多斯的“地下钱庄”的一些案件就是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贷款程序中的抵押担保未经合法审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法律依据对这种地下的资金融通进行监督，因此，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的法治环境。

三、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监管体系，规范化经营

西部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针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制订合理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是首要的任务。然后是科学规划，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内容，发挥法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日常资金运作的监管作用，保证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同时要加大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倾斜，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的有特殊性需要有特殊的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积极引导民族地区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发挥他们在基层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也可以给与一定的体制优惠，将社会效益优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专制为村镇银行等；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明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发挥他们在正规金融业覆盖不到的缺口上的作用。

（二）加强风险监测，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健全西部地区统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系统，密切跟踪西部民族地区各个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存贷款业务以及其它相关业务，如房地产、民间融资，特别需要监测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的业务交叉与风险传导之间的引发机制。明确监测系统的量化标准，科学合理的评估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的风险，采取风险预警与风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把握民族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机制及消极作用；同时制定预案应对风险发生后的处理，防止风险通过资金链扩散。

积极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拓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于微小型的融资需求较为积极，这就需要地区银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为微小型规模的贷款融资开辟绿色通道；再有就是随着房地产在西部地区的发展，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创新也在不断扩展，需要进行合理的监管和支持；最后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在养老基金投资、典当与拍卖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扩展业务的领域进行积极探索，需求新的融资渠道。（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项目基金：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族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ycx130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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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肖 《民族地区微型金融机构发展问题研究》[D]中南民族大小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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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铀，李宏伟，张春清 《西南民族地区金融政策研究》[J]西南金融 2000（9）；

[7]刘淑萍 《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与防控—基于青海省视角》[J]问题探讨 2013（1）；

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8篇

关键词：投资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31-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07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逐年增加，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对华投资前五位国家或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地区（783.02亿美元）、新加坡（73.27亿美元）、日本（70.64亿美元）、台湾地区（52.46亿美元）、美国（33.53亿美元）①。良好的外商投资形势一方面源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或者说东道国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来源地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仍是决定是否投资或投资金额大小的重要因素。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有一系列经典的解释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于其某种垄断优势而决定的[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Vernon，1966）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H.Dunning（1977，1981）认为，一国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内部化优势[3];边际产业扩张理论K.Kojima（1978）提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凭借标准化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投资，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实现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4]。尽管发达国家有垄断优势，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但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J.H.Dunning &R.Narula（1996）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遵循一定的周期性，即根据人均GNP对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需求[5]。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竞争优势也是有利于其对其他类似或更穷的国家开展直接投资[6]。Lall（1983）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定优势能促使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在小规模、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方面[7]。

以上经典理论发现，发达国家的垄断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但我们认为金融市场在培育这些优势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融资渠道畅通，能更好的为优势产业服务，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强化垄断优势或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关注对华外商直接投来源地的金融市场是否有助于对其对华投资，从而为金融市场对本国投资海外市场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我国深化“走出去”战略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Tinbergen（1962）最早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的决定因素，表明了双边贸易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8]。De Ménil（1999）提出了引力模型与FDI流动的相关性[9]。一些学者也开始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10-12]。对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投资和出口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如Mundell（1968）;Helpman et al.（2004）[13-14]。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如Markusen et al. （1996）[15]。

随着金融市场逐渐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完善性与信贷约束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大量的文献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6-18]。如Rajan and Zingales（1998）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金融发展能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19]。一国金融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其对出口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影响[20-23]。如Beck（2002）研究发现，金融发达的经济体有更少的搜寻成本，使公司更能获得便宜且丰裕的外部融资[24]。Manova（2013）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融资，国内的企业就能缓解生产扭曲，获得资金从事出口，或出口更多[25]。

同样，金融市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也逐渐涌现。Antràs et al. （2009）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即增加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投资合同的履行，会降低FDI的流入[26]。Huang（2003）也通过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吸收了很多FDI，是因为中国的国内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受到了信贷约束，这种约束限制了本地企业的进入而鼓励了外国企业通过FDI的进入[27]。Qing Liu and Larry D. Qiu（2014）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对母国跨国公司的决定行为产生影响，东道国金融发展良好，会使投资国减少对东道国的投资[28]。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该国的投资。另一些学者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会促进投资国对该国的投资，如Bilir，Chor，and Manova （2014）证明了东道国的金融条件不仅影响跨国公司进入的决定，还影响了附属子公司全球销售的模式;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缓解了跨国公司的流动性约束，会促进FDI的进入及销售总水平[29]。从投资国的角度，Di Giovanni（200

5）通过引力模型考察私人部门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显示投资国的融资规模会促使对外的跨国兼并和并购[30]。Buckley et al.（2007）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发育度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作用[31]。

在已有的金融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大多是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去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而从投资国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相对较少。然而，金融市场对于一国优势产业的培育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资金配置有效，会激活很多的项目积极发展，当国内市场有局限时，跨国公司便会走出国界寻找更广的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面对如此之多的投资国，尽管FDI的流量也是逐年增大，但不同的投资国其投资的规模还是有区别的，是什么使他们的投资规模不同？本文试图从投资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分析，考察是否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影响了投资规模的大小。因此，本文基于2003―2011年在华直接投资的82个国家①，根据Beck et al.（1999）及更新的金融结构数据，从投资国的6个金融指标来考察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②，进一步的从规模、活跃度及金融机构的效益等多方面权衡金融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32]。

三、模型设立与经验研究分析

（一）模型设立

根据已有理论及文献，建立以下模型：

Ln（fdijt）=β0+β1ln（finjt）+β2ln（distj）+β3ln（tradejt）

+β4ln（pgdpjt）+εjt （1）

式（1）中，fdij，t表示t年中国实际利用j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finj，t代表t年j国金融发展水平，分别是私人信贷占GDP的比值（pcgdp）、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值（stmktcap）、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stvaltraded）、流动负债占GDP比值（llgdp）、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数据来源于Beck et. al（1999）及其更新数据①。distj代表中国与j国的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tradej，t表示t年中国与j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pgdpj，t表示t年j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WDI;εjt是指误差。对于所有的变量，本文的模型都取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及预期符号见表1。

（二）经验研究分析

1.估计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1），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估计，以求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由于金融指标的6个变量很可能出现共线性，所以我们将几个变量根据一定的经济学含义对其进行分组回归，第一组是融资规模即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资金比和股票市值比;第二组指标是流动性负债比，体现金融深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三组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和股票交易额比之和，体现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和股票市场的活跃度给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第四组是银行成本收入比和银行机构的存款，检验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整个估计中，除了采用对数避免异方差以外，我们还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尽量使结果更加可靠。

我们没有考虑普通最小二乘法是因为数据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中，某些年份某些国家或地区完全撤出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致使这些数据为0，所以，整个FDI的数据就是大于或等于0的分布。如果把大于0的投资额看成是连续的分布，那么0和大于0的投资额就构成了一个离散点和连续分布组成的混合分布，这明显体现了截取回归（censored）的特征，Tobin（1958）提出了用MLE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33]。因此，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首先用tobit回归以求估计结果更加准确。Tobit回归结果见表2。

Tobit_1体现了私人部门在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pcgdp+stmktcap）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投资国国内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资金越多，股票市场的市值越大，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Tobit_2体现银行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llgdp）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该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Tobit_3列表示股票市场的交易额比（stvaltraded）对海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说明了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指标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Tobit_4列运用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回归，考核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存款比对海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这与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能促进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思想一致。一国有充足的储蓄资金，便有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源泉。通常银行成本收入比越低，说明银行的效益越高，银行机构发展越健康，越能给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但在回归结果中，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体现出了正向作用，与预期不太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海外直接投资与银行进行紧密的业务往来的关系，成本的增加是由于需要处理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增加了，由此导致的管理费用、各种手续费增加了。所以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即Heckman方法进行回归。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我们考虑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以再次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因为样本中的投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呈现了偶然断尾的现象（数据里的FDI大于或等于0），而这种偶然断尾可能是与投资国的金融发展有关，从而出现了样本选择问题。Heckman（1979）针对此类问题提出了两步估计法，即首先用Probit估计方程，然后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最终估计值[34]。目前，Heckman回归有两种方法可以运用，一种是两步估计法，另一种是极大似然估计法。由于极大似然估计法比两步估计法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从估计结果来看，Wald p值都明显小于0.05，说明该样本存在样本选择问题，用Heckman回归是正确的。同时，Heckman回归结果与Tobit回归的结果几乎一致，金融发展的6个指标的显著水平、系数的正负严格保持的一致，系数的大小接近，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为了分析不同类别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一些区别，本文在截取回归的模型上进行分样本回归。我们将样本里的82个国家或地区分成了OECD和非OECD两组，检验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区别，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我们以三组金融发展变量为例进行分样本回归。分别衡量信贷规模、流动性负债和银行效益对发达经济体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在Tobit分样本_1中，信贷规模都显著为正，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融资规模在1%水平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规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非OECD国家或地区。但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较OECD国家或地区大。Tobit分样本_2体现金融深化指标在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非OECD国家的流动性负债对促进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更大。Tobit分样本_3考察了银行的效益即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在银行成本收入比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系数都为正，只是前者不显著，后者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体现了成本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这种促进作用比OECD国家或地区更大，这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银行机构可能给了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的条件，在银行服务方面加大了成本的开支，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同时，也反应出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如OECD国家或地区稳定，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金融健康问题可能需要值得注意。在银行存款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对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仍然是非OECD影响作用更大。综合而言，分样本的回归中，除了成本收入比不同外，其他的金融指标在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体现了比在OECD国家或地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表明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关注对类似国家的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国的增长，它们更加积极的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从而出现了银行成本的上升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反应了这些非OECD国家或地区金融机构的成本控制问题急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稳定的阶段，对华投资也相对稳定，而非OECD国家或地区对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一旦金融市场的约束减少了，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就非常大，所以出现了OECD国家或地区的指标的系数比非OECD指标的系数小。

2.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即一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是促进该国对中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也可能会发生逆因果关系，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该国金融指标发生变化。出于反向因果关系与遗漏解释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本文将相关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该问题。估计结果与前面的Tobit、Heckman结果较为一致，说明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间并没有逆因果关系，再次证明了前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四、结论

本文在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1年8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考察了包含融资规模、银行储蓄、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金融深化以及金融机构的效益在内的6个金融发展指标对一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银行储蓄、金融深化等指标形成了一国的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为一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积极的促进了他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二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作用大于OECD国家或地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受融资约束后，一旦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加深了，其对经济促进的边际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大，这对我国完善金融市场促进投资有很大的启发;三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成本收入比对一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效益还比较低，金融机构还存在成本控制问题。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是，随着中国步入新常态，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也在稳步增加，要提高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力，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国在我国投资的资金优势，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方面进行引导，拓展金融深化指标，加强对金融机构成本的控制，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给予国内跨国公司更广阔与宽松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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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非融资的区别第9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生态；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风险；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4-0019-05

一、引言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周小川(2004)在公开场合系统性地提出金融生态。认为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各地区对银行业进行行政干预的程度不同：二是各地区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对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不同；三是各地区的商业文化有所不同。山李扬、王国刚(2005)认为，经济地理与文化差异、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差异、中央政府所主导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是造成区域金融生态巨大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构成金融生态各要素的贡献弹性，发现法制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独立性和信用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75％左右。笔者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以及信用体系的区域差异等方面，由于各地区金融生态的非均衡性，导致地区间金融抗风险能力不同、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脆弱性加大。

二、区域金融生态的内涵

徐诺金(2005)借用生态学原理，将金融生态表述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萧安富、徐彦斐(2005)将金融生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其中宏观层面包括产出、国家法律等因素；微观层面包括产业结构、银行业产权结构等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规律安排。从已有的研究看，国内学者注重对整体金融生态的考察，相对忽视各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因此，笔者从区域角度研究金融生态问题，认为区域金融生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其特征表现为：

1．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依存性。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流动性和支付便利，促进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生产的金融产品提供运行场所，促使金融机构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可以防止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机会主义倾向、利益冲突与摩擦，弥补信息不完全和弱化外部效应因素的存在。

2．区域金融体系部的稳定性，根据徐诺金的观点，对金融生态的研究，需要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展开。因此，可以将区域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看作区域金融体系。其稳定性需要通过区域金融生态调节进行，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区域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3．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在金融生态体系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生态主体有着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特征。最终形成不同的金融生态状况。因此，区域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必须与金融生态环境相适应。如果金融生态环境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生态主体就开展新的业务模式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必然会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从而冲击整个金融生态系统。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性分析

1．金融市场结构的区域差异。虽然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和产权交易等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也就是资本市场的渠道逐步发展起来，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是相对间接融资和投资需求而言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从全国股票筹资额和上市公司数看，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少，股票筹资额低，而东部地区股票市场发达，上市公司多。2004年全国上市公司1388家，中西部地区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37.3％：东部地区上市公司756家， 占全国的比重为54.4％。到2005年底，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共有1397家，其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增加到773家，占全国的比重55.3％：中部地区上市公司230家，占全国的比重16.4％：西部地区280家，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20％，股票筹资额29.2亿元，比2004年下降74.1％。特别是上市公司最少，只有8家，2003―2005年无新的上市公司，由于2005年股市低迷，东北三省未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

(2)债券融资比重的差异。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渠道，债券融资的优点在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和负债结构，避免股权分散，相对于股票融资和银行贷款而言，债券融资的资金运用自由度大，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融资工具。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通过债券融资1413亿元、117亿元、27亿元和32亿元，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债券融资居前三位。而西部地区的债券市场发展极为落后，2005年，、青海和甘肃无一家企业发行债券。这种状况表明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导致居民在投资渠道方面缺乏更多的选择，而且也难以产生投资的积极性。

2．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金融机构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地区金融机构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因为金融机构存在追求最大收益、成本外化的特性，当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机构投资收益率高，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将在该地区广设网点。而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广，也能增强地区资金积累能力。表2显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多，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少。东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03倍，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5.9倍，城市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3倍，证券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3.5倍，保险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1.5倍。特别是、青海和宁夏没有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较为单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性，必然影响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

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金融发展差距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

(1)金融资产总量的差异。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发展的规模亦相应扩大。因此，各区域间金融资产的规模，反映着区域金融部门的总体规模和金融成长的绝对水平。2005年，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61％，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4倍、3.8倍和7.6倍。省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38119亿元，是云南省的7.6倍，贵州省的13.6倍；同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3261亿元，是云南省的5.7倍、贵州省的9.9倍。

(2)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存在差距。笔者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与地区GDP的相关比率来反映金融资产分化后的各地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东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高，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67％，中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低，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13％，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当。这说明我国金融发展状况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一致的“四地分割”状态，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性经济，所以金融发展表现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而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状态导致金融分割式发展。

3．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非均衡性。从各地区信贷资金的流动看，信贷资金主要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笔者以贷存比的变动趋势反映各地区资金流动偏向，贷存比反映一个地区的存款总量转化为在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2001―2005年，东部地区的贷存比由74.1％下降到65.3％，共下降8.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贷存比由82.1％下降到68.5％，共下降13.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贷存比下降幅度为17.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贷存比的下降幅度远超过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贷存比由96.1％下降到65.2％，下降幅度达30.9个百分点。虽然中西部地区贷存比例较东部地区高，但并非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比东部地区大，也并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近几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贷存比的相关性弱)，而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资金积累少，即存款余额远远低于东部地区，2005年东部地区的存款余额为17.8万亿元，而西部地区仅有4.6万亿元。在存款余额较低的情况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存款余额转化为贷款余额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和青海贷存比下降幅度较大。

4．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实行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的政策，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心城市到边远地区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态势，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使东部地区建立了发达的金融组织体系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具体表现在：

(1)投资政策的区域差异。随着我国区域发展从平衡到不平衡战略的重大转变，东部地区拥有更大的投资立项权，国家预算内投资也主要投向东部。“九五”期间，在中央项目投资中，40％左右集中在东部，25％左右投资在中部。只有15％投在西部。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使中央财政投资开始向西部转移，但东部地区形成的市场化机制和良好投资环境，已使东部取得了“先发优势”。在差异化投资政策的影响下，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借贷、横向投资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2)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在信贷资源分配上，东部地区享有优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重点项目大多在东部地区布局，可以得到更多的信贷资金，加上东部地区企业投资效率高、信用等级好，在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中，也能获得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上，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在东部，促使全国各地资金加速流向广东、上海等地，东部地区企业融资便利。其上市公司数占全国的50％以上。

5．信用体系建设的区域差异。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社会信用缺失是金融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信用环境对区域金融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各区域信贷资金良性流动的信用环境尚未形成，且东中西部地区对信用环境的建设存在差距。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东部地区较早开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不仅建立了社会征信系统，而且建立了信用担保体系。上海、深圳、浙江等地还开展贷款企业咨询评估业务，并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而这方面中西部许多地区还是一片空白。中西部地区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银行主要缺乏的是中小企业和居民的完备的信用记录和信贷风险保障制度，使银行无法在不了解客户资信状况和有效担保的基础上拓展信贷领域。信用环境和征信建设的不足，给信贷资金的良性流动带来负面影响。

四、我国区域金融生态非均衡的效应分析

1．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在2003和2004年连续两年为AA级以上，而西部地区的、青海和新疆均为C级，特别是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金融资产质量最低，2003和2004年均为E级。这说明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各地区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强弱。李扬、王国刚(2005)等认为，2003和2004年我国金融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有70％以上是由银行体系之外的因素造成，这与中央银行所做的分析结论基本吻合(中央银行认为80％的不良资产是由不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造成)。特别是东北地区以资源型、重化产业为主导，以牺牲局部经济利益承担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本，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从而弱化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从各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看，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地方财政缺口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在国有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无法摆脱财政收入匮乏的困局，往往采取干预和控制本地金融部门的做法。

2．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强弱不一。金融系统的储蓄动员能力是衡量金融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储蓄动员越充分，金融效率越高。一个地区的储蓄动员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地区储蓄存款的多少。即资金积累率的高低：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能力的大小，即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能力的大小。

西部地区资金积累能力弱，资金供给规模小，存在资金积累不足的供给缺口。2005年末，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16％，而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61％，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储蓄资源。特别是外币存款，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5％，东部所占比重达

83％，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低。储蓄是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西部地区储蓄率的低下表明该地区现有的资金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区内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发展，资金供给缺口成为严重制约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增强的一个基本因素。

3．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指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会由于内部或外部的突然冲击而导致整个体系运行混乱、功能受损。费雪(1932)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债务、货币流通速度、利润等变量存在密切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流动性负债与流动性资产之间的期限不匹配等。这种内在的脆弱性容易给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体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大了区域金融体系的风险。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潜在性和累积性、突发性和加速性、扩散性和传染性，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某区域金融风险会逐渐扩散到其他区域，形成全国性金融风险。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银行体系具有内在脆弱性，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长期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可能向全国扩散，从而加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化。二是加剧了区域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在国际资本大量流人和广大投资者参与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会明显增加，进而增加了金融风险的隐患。

五、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1．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我国各地区应构造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方面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解决各地区企业的资本金筹集问题，扩大各地区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提高债券融资所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另一方面从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入手，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建立灵活、有效的短期融投资体制，一是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主体，二是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满足不同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的需要。

2．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作为金融生态的主体――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组织是否强大直接影响区域金融服务质量，因此，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做强区域金融产业，做强金融产业不是构建一个“大而全”的金融组织体系。而是构建一个对区域内企业、居民提供“多而全”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因此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组织来区内开办业务，实现区内金融业竞争的多元化、金融产品多元化。

3．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近几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远未达到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因此，中央政府在区域财政金融政策上，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加大促进区域公平与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时。健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一是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二是强化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与约束，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测体系：三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可考虑设立跨区域的管理机构，由中央综合部门和各省市代表组成，协调各大地区的利益关系，整合区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