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文第1篇

后现代主义艺术论文

摘要：由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网络艺术，标志着在新的文化时代，科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的融合。网络艺术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网络艺术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文图里著；周卜颐译．《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2] (美)罗伯特斯特恩．《现代主义运动之后》，原文见《建筑师》15，第204页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

詹姆逊(F．R．Jameson)(1934一)是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詹姆逊糅合各个流派于一身，从独特的视角来解读当今复杂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过时，而且也从不会过时，永远是分析社会的一把犀利的利剑。在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后，创立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1首先，在前人划分的基础上，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英国为首，在血腥暴力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裸的金钱关系，体现在文学中是对社会人物之间围绕金钱展开的全知的讲述。现代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以欧洲列强为主，开始了殖民地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典型的异化，体现在文学中是对个人的无限崇拜，是天才辈出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主，进入了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之间体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体现在文学中是对此时此刻感受的无限强烈感。

其次，资本主义的一切规律都适应于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社会。如：M—c—M公式(Money—Capital—ExtraMoney)即把钱变成资本，然后再用资本产生更多的钱。在后现代主义，现在人们追求的是概念中的钱，即用股市炒股来实现钱生钱。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贪求，对新的市场的不断开发，新产品的不断创造。在后现代主义中，人类最后两个未被资本践踏的领域——人类的无意识领域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已遭到破坏。对新产品的不断开发，使后现代主义中的人们购买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商品占有的欲望；广告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某种商品，而更多的是使人们产生购买的欲望。

随着尼采的上帝已经死亡的呼声，在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是典型的拜物教。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物化的驱动下，文化和经济渐渐的合二为一，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文化工业的出现。经济的发展在于推动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在于获得经济利益。如美国娱乐业的大量出口，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在文化工业的推动下，在后现代主义中，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每个人都被铸造成毫无差异的消费者。

2根据詹姆逊的描写，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首先，后现代主义以空间感为主。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空间感越来越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网络虚拟空间出现；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我们周围都是毫无表情的摩天大楼，各地都很相似，而且资本主义的不断深化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人们没有方位感，很容易迷失自己，也没有距离感，犹如雾里看花。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复制，创新没有了发展的余地。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手工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物品已经看不出手工的痕迹，如汽车，导致了类像的出现。类像不同于复制品，复制品仍然可以找到原作，但是类像没有原作。类像的出现，使得人类自身和周围的物品失去了联系，人类越发变得无能为力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哥白尼已否认了地球中心说；达尔文否认了人类的优越性；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和性驱动力；而语言学更宣称是语言在说人，而非人在说语言。在科技的耀眼光芒中，人类越来越迷失自己。距离感的消失，使得人们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言国，说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因此模仿不再行之有效，在后现代主义中只剩下空洞的模仿即剽窃。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是典型特征。在现代主义造就天才的年代中，一切想得到的都已经想到，因此后现代主义只留下对已有的东西进行重新安排整理，即所谓的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人们不再批判某人的观点不正确，而是会说其措辞表达有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中，充斥的不是各种不同的思想，而是不同的表述。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时间感断裂。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处于解码阶段，脱去了神学的外衣；现代主义处于再译码阶段，推崇个人崇拜；后现代主义则力图跳出这个解码译码的圈子，所以出现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认识不到语言的线性特征，只活在现在，有很少的过去时间感，根本无将来时间感。因此，现在的感受特别强烈，会产生犹如吸毒者一样的幻觉。体现在文学中，就是怀旧电影和魔幻电影，都是重点在借过去或将来来讲述现在。时间感的断裂使得主体也变得四分五裂，主体的死亡意味着创造性的终结。超级秘书网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比较；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话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当初在使用时大体上是关于 历史 、文学史、 艺术 史上的一个很不确切的分期概念，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当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补充，使其内涵越来越大。如此以来，后现代主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早巳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广泛运用于摄影、建筑、电影、电视、服装、家具以及社会学、语言学、 政治 经济 学、 哲学 、历史学、 教育 学等领域或学科，且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它却更加富于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 工业 社会(或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比利时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为垄断资本主义(或说帝国主义)；第三阶段为当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直接受厄内斯特·曼德尔的影响，他不仅认同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还把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相对应：第一阶段的市场资本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应；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应；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应。按照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当达资本主义阶段(或说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阶段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得以确立， 科学 技术官僚业已产生，传统的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

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科技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积极影响，电视以及电脑的普及使文化无处不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有效的普及。其次是消极影响，正因为文化的无处不在，它也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的倾向，改变了文化艺术的性质和人们对它的印象，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泛滥成灾，严重动摇或取代了昔日高雅艺术的地位。于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给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它使文化得到迅猛扩张；另一方面，它使文化改变了昔日神圣的性质，越来越流于凡俗。

鉴于上述，我们能够这样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被用来概括现代主义 发展 一个时期之后而出现的新文化倾向的。在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必须和过去的文化决裂，而这种决裂不仅要与现代主义所反叛的传统文化决裂，而且还要反拨反叛者现代主义。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把现代主义几十年的经营积累看作一种传统，就像当年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传统那样，它也要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以后文化又发生变化业已成为现实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并用来区别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及时的。

“后现代主义”一词使用于文学中，最早见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42年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中也使用过它。他们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旨在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坛中已经隐含着一种对前期的反拨，着重于词语的所指。“后现代主义”的普遍使用，大概在二十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建筑学领域，继而波及到绘画、文学、社会学以及哲学领域。二十世纪的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开始引进至我国。

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词，比任何一个术语都更时髦、更含混、更富有争论的空间。何谓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它兴于何时?如何认识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哪些文学流派可以归人后现代主义范畴?甚至到底有无后现代主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涉及到一些创作理念。美国著名批评家、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伊哈布·哈桑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这样说过：

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真能看到一种需要同现代主义加以区分而又需要命名的现象吗?如果是的，那么能否采用‘后现代主义’这个临时术语呢?

显然，伊哈布·哈桑在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近年来的文坛确实有重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术语去概括它，但是，用“后现代主义”去和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比寻找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词语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然而，在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还存在着“共时性”。伊哈布·哈桑在《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让后现代主义诞生，它们目前是共存的。

后现代主义决不是孤立和自发的现象，它与现代主义保持着某种衔接与继承。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炫耀自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它们也确有不同之处，但是它们在表现个人内心痛苦时，着迷于虚构和表现荒诞、热衷于意识流描法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和表现技法加以固定并有所发展。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也有所反拨、有所超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哈桑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而非“截然断裂”。

至于后现代主义兴于何地?伊哈布·哈桑认为，乔伊斯在193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因为这本小说使读者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过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本体论的创作观念。在这部小说里，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他大胆地进行了语言和文本是怎样创造一个世纪的实验。不少人认为，“乔伊斯的‘语言自治’和‘新的词汇艺术’导致了一个继续发展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性的创作新阶段。”而评论家奥康诺在《大学新才子和后现代主义的终结》(1963)一书中，将英国50年代以“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所以，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的60年代。这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分析比较接近。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文坛中出现了一些与此前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它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

作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求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异同中去寻觅不失为一种捷径。从这样一种理念出发，并且是从大处着眼，可以作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热衷于语言和叙述技巧的实验。但是，二者却有着程度和目的上的不同：现代主义者反对像传统小说那样去反映现实，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以及个人的主观世界作为描写的对象，刻意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在真实来反映社会，试图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扭曲语言，“但目的不在破坏语言，而在获取一种反创作，这种反创作释放出新言语的力量”。

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地提倡“以语言为中心”，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与革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了其“表征”能力，即所谓的“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crisis)。故而，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目的是用语言来创造一个世界，进而淡化乃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功能。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革命成了语言的游戏。

文学的“语言的游戏”又进一步 发展 为文学创作态度的游戏化。一些后 现代 主义者至少从表面上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们很像孩子玩积木，拿出各种各样的积木，堆积成一个形状。说是座城堡就是城堡；说是只轮船就是轮船。究竟是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积木。这些积木就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语言片段或经验片段，他们玩弄各种技巧，不断翻新，拼合出别出心裁的图式。作为小说可以拆开来读，还可以从后面倒着读，还可以从中任意抽出一段来读。

第二，现代主义者挣脱了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束缚，但他们仍然想在宇宙中找到系统的精神意义，能够把自己包容进去。于是，运用神话的方式来帮助文学 艺术 实现整体和同一性的做法随处可见，像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运用鱼王的神话并以此形成一个庞杂的神话结构：拯救的主题诉诸于圣杯的隐喻中，表达了 历史 的重复模式。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观念是不相信任何元叙述，拒绝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对各种神话中的偶像施以亵渎，“遇佛杀佛”。正如詹姆逊教授所说：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大堆文本、档案……。

这样的理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学内容的平面化。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文学的深度受到了轻视，无深度的写作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深刻性而极度“平面化”：在时间维度上，历史感正在消失，时间成为了一系列的片段，任何事物似乎都是同时存在；在空间向度上，如象征、隐喻这些足以把内容引向纵深的手法仅是为了反讽。作品仅仅是一种文本，它可以提供经验，却无须说明。这样由世界和生活碎片拼凑、由词语堆积而成的平面化文学作品“不需要理解，不需要阐释，更不需要体验和思考”。那么．这样写作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就连写作者自己恐怕都不清楚”

第三，现代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敌视大众和民主，认为民主是造成“大众文化”的罪愆之一．唯有把文化交给够资格的文化人手里，唯有精 英文 化，否则整个文明将无法拯救。这样一来，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普通读者的要求，其作品常常去突出地体现权威性，常常需要一个由若干教授所组成的班子去研究、阐释。

后现代主义作家则认为，艺术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负阐释的责任，而且反对任何阐释。作家在创作时可以不受规范、教条、符号意象以及 政治 、环境和社会的约束。他们要求读者的主动介入，作家放弃了权威性而把它交给了读者。罗兰·巴特曾经对此作过揭示：

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权威是资本主义意识的预点和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文本并不是一个“神学”意义(即作者——上帝的“信息”)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文字互相混杂碰撞，却无一字是独创的。

文学上“精英意识”被颠覆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艺术的大众化。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的功过并存。它把艺术从高高的殿堂上请了下来，人人都有生活经验，人人都是艺术家，它把传统意义上的“雅”与“俗”融为一体。现代主义的悲剧在于它找到某种力量的同时选择了软弱，它感受到了物欲大潮中大众对精神孤岛(雅文化)的漠视，索性抛弃了这种现实。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显然看到了现代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与其劳而无功地抵御现实，不如认同它、适应它。对于社会而言，“通俗艺术是自主艺术的影子，是严肃艺术对社会感到负疚的产物”。然而，对文学而言，现代主义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保持着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则在不可抗拒、无可选择时顺势应变，像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对通俗文学抱极大的兴趣。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表达的哲理并不“肤浅”，但他借助一个迎合读者口吻的诱奸故事框架，这种貌似媚俗的做法，使作品进入了畅销书之列。“跨掉的一代”虽然是作为“先锋艺术”出现的，但作品本身充满着下层人的生活经验，格调与高雅艺术对峙，在发表之初，它是以粗野的低品位而引起普遍惊异的。

第四，现代主义作家往往将作品的形式视为艺术的生命线，在作品的框架结构和谋篇布局上颇费匠心。后现代主义者比较偏重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的各种规范都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以小说为例，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纯小说”的理念，戏剧式的对话、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政论式的风格充斥在小说中。像图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77)，说它是一本理论著作，但它根本不是在作理论阐述，分明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说它是文学作品，那么，它是什么形式和什么体裁的作品?其实，它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

后现代主义者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日“蒙太奇”。将不同的语句和内容重新排列组合，或者把一些内容和形式上的并无关联、处在不同时空层次的叙述衔接起来，以增强对读者的刺激。二日“讽仿”。对不同题材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的嘲讽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滑稽可笑。三日“拼接”。将不同文体如文学作品、 科学 论文 、 哲学 著作、历史著作、神学著作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似乎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四日“拼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还在小说中夹杂着绘制的素描、复制的档案、文件表格、地铁月票、广告、商品说明书等，使之杂乱地集结在一起，组织成大杂烩式的“泛文本”，来破坏和颠覆既成的文学形式和规范。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4篇

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的研究早有学者涉及，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入手，指向其产生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等显性功用或基于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对民族体育活动中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价值方面的思考还很少见，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权力观和需求观”对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对“人”的重视既能体现民族体育的民族特色又能优化民族体育内涵，从而得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的关键是正视与改善少数民族体育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以及实现人与体育的有效沟通这一结论。

二、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指向社会组织者向族群传递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的教育手段，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则是将自然存在于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的历史知识、历史现象、历史情怀等感官经验内容植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及其公共场域中，传达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它是体育存在的基本形态。藏族体育“跳庄”是少数民族体育对历史隐喻传递的典型。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前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领主庄园制经济催生了藏族三大剥削势力‘雄谿’、‘革谿’以及‘却谿’”，[1]%社会等级制度形成，领主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牧区人民便借“跳庄”这一民间娱乐活动形式来讽刺社会等级制度，表达对领主占据社会资源的不满。该游戏运动直至今日仍然被延续成为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出体育的历史隐喻传递价值。“冰桥运动”是历史态度传递的典型。以青海积石镇的移民村为例，从唐朝咸通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战争逃难或政策招引而来的藏族人、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不同族群”，[2]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移民村，他们为了生存共同开发荒地，在冰天雪地中以圆木挖槽作独木舟渡冰河，形成了以羊皮筏子、圆木船为工具的“冰桥运动”，在艰苦历史岁月中凝聚下来的民族情感通过“冰桥运动”得以延续，反映历史关系中被永久纪念的民族情感态度。自18世纪起人类开始接受“现代性”启蒙，“体现为社会组织运行向人们同时提供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3]将人类生存经验纳入商品轨道，抵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反映在少数民族体育发展领域即为挖掘体育的传统意义，打造少数民族体育的原生态品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经验的传递提出了歧义，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主义学派认为，自然即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历史经验被感知，例如藏族传统体育项目“跳庄”包涵的藏族庄园制历史经济时期的阶级剥削经验；后现代主义学派则认为，自然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人性经验被感知，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一帮逃难者发明的冰桥运动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前者还原的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自然状态，指向体育历史经验被感知；后者还原的则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人的自然状态，指向体育人性经验被感知。后现代主义指出，“体育的自然状态与体育人的自然状况并不能被完全剥离”[4]，但前者所代表的历史经验感知却容易导致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为了发挥历史价值作用对体育运动全部内涵的保留。因此，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系统的历史经验传递应伴随着对体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其更新标准是体育运动是否促进了体育人的自身自然和谐，将体育历史的自然与体育人的自然合二为一，促使始终处于发展更新中的人性经验帮助少数民族体育剔除滞后的历史尘埃，赋予体育全新的时代内涵。后现代主义通过区别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中的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来反映体育的“自然”是历史自然与人自身自然的结合，从而规避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阻碍。

三、体育的权利与体育人的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在体育活动中营造与展示少数民族传统人文景观来满足社会人文诉求、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其相较现代社会体育文化宣传的区别在于：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具有鲜明的文化叙事中心。首先，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表现为体育文化叙事的时间线索，以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例，在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其族人投掷运动工具主要为木尖器、石尖器以及骨制工具，“休闲运动项目指向‘按跤子’、‘扳手劲’、‘甩棚子’等力量类竞赛”[5]；在哈萨克族锄耕与犁耕型农业文化时期，牲畜饲养量扩大，催生了“斗牛”、“赛马”运动，传统投掷运动工具也相应变为铁制品；在哈萨克族牧区型农业文化高速发展时期，体育运动内容则反映出人民经济生活的较大改善，以哈萨克族竞技型体育运动代表项目“拾元宝”为例，哈萨克放人事先用手绢包裹元宝埋在赛道各个地方，露出手绢一角让参赛者骑马俯身捡元宝，马速太快来不及捡，马速太慢又捡得少，马背颠簸的俯身动作难度大，那些没有被捡起来的元宝连同手绢的一角被重新掩埋，表达出哈萨克族人对土地神的虔诚供奉，祈求护佑人民生活越来越繁荣富裕。从哈萨克体育文化面貌的变迁可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天然蕴含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间脉络。其次，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指向戏剧性的体育表现形态，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则是男子向姑娘求爱或言语戏弄姑娘后策马疾驰，“姑娘在后面挥鞭追赶，若追上便可鞭打惩罚男子”，[6]也可鞭下留情与男子结为恋爱关系，此类人民生活情趣的摄入促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真实可观性，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推广的概念符号。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文化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7]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与文化叙事的戏剧性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生存空间，但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仅仅指向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教育熏陶，却未涉及对少数民族体育人的文化权利保障。无论是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犁耕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还是牧区型农业发展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它们向少数民族体育人传递的只是文化告知的责任”。[8]后现代主义体育价值观要求以保障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替代体育文化告知的义务，认为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本身就包含了文化知情权，而文化告知却不一定赋予了被告知对象的文化权利。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渗透了哈萨克族的婚俗文化，其中的女性人员以“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体育游戏情景中，而正式的体育竞赛却看不到任何哈萨克族姑娘具有“体育运动员”身份，可见体育本身的文化权利与体育人能够拥有的文化权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和体育人文化权利的缺失对比来揭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存在的隐性文化强权，指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持续性来自于保障人的文化权利。

四、体育的需求与体育人的需求：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利用情感需求达到引导少数民族社会精神理想，增进民族情感认同的途径，具体包括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以及心理维和三个方面。首先，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意识熏陶体现为体育的仪式化氛围营造，例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即在体育中融入了民间家庭祭祀内容，“通过强化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9]，其求助傩神庇护的体育目的使体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娱神属性。其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垂范性激励指向对榜样精神的继承，例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以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为骄傲，相传布朗拜依•阔勒汗曾徒手将一匹骆驼从泥潭中拽出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力量与智慧的化身，每当摔跤比赛中的双方相持不下，人们则会在一旁高呼“布朗拜依”，以此为摔跤手鼓劲，表达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再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心理维和，例如我国边远山林、草原、沙漠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严重缺乏交往沟通，多依靠少数民族传统节庆的体育盛会联络感情，诸如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期间，“方圆几百里的蒙古族牧民扶老携幼、身着盛装、赶着马车提前到会场安扎住营”，[10]此类体育运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既是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也发挥着维系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自信，促进民族认同的社会维稳功能。少数民族体育对“情感需求”的满足指向集体需求的满足与个体需求的满足。后现代主义学派认为，集体需求的满足是对事物本身的满足，其本质是实现事物发展的目的性，个体需求的满足即是对促进事物发展主体的满足，指向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纵观少数民族体育“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心理维和”的情感途径，其中便包括了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对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对两者的共同满足。意识强化途径方面，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便是通过强化人们的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即满足体育开展的目的性需要。垂范性激励方面，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通过呼喊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的名字来为摔跤手鼓劲是立足于体育运动的动态过程，满足参赛者的个体需求。心理维和方面，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既达到了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认同的集体需求，又解决了偏远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沟通交流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体育人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后现代体育价值观指出，“健康的体育情感价值并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响应，但也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摒弃”[11]，少数民族体育对集体主旨的满足大多指向仪式性体育的宗教祭祀主旨，但适当的摄入可以保护民族特色，促进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应重视对普通个体需求的满足，从而保持体育的纯洁性，其本质并不是摒弃传统体育情感价值的集体主旨，而是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的平衡。后现代主义建立了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系统的双重需求维度，即集体需求维度与个体需求维度，用以说明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响应体育目的性与响应体育过程性的不同结果，提出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平衡的体育主张。

五、结语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5篇

随着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关注的加强以及心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心理学中对人的研究的相关理论被广泛地借鉴和应用，如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的提出，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到了70年代，随着竞争的加剧，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了著名的定位理论，这一即使在当前的营销实践活动中仍被广泛重视和应用的理论，一些学者如西德尼·莱维，P.科特勒还提出了扩大的营销以及ReedMoyer提出的宏观营销，C.L.休斯塔克（G.LynnShostack）提出的服务营销，杰拉尔德·泽尔曼（GeraldZaltman）和P.科特勒提出了社会营销，提出在关注消费者的需要的同时，更要考虑消费者与社会的长远利益。80年代至上世纪末，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营销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营销策略上，雷维·辛格(RaviSingh)和P.科特勒提出了营销战的观念，重视军事理论和方法在营销中的应用，乔治·邓肯(GeorgeDuncan)提出了直复营销的理论，大卫·A·艾克(Aaker)提出的品牌资产理论，布姆斯（Booms）和比特纳（Bitner）在服务营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营销的7P理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奥多·莱维特提出了全球营销理论，P.科特勒提出了大营销的理论。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内外部沟通的重要作用，如克里斯廷·格罗鲁斯（ChriStinaGronroos）提出的内部营销理论，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BundJaekson)提出的关系营销理论。顾客也越来越被摆在企业营销活动的焦点地位，ColorMeBeautiful(简称CMB)公司提出的色彩营销，Oliver提出的顾客忠诚，劳特朋(Lauteborn)的4C理论等，也更加重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消费者和几何级数增长的市场和消费者数据，企业不得不考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解决庞杂的数据问题以及如何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开发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因此，JohnTaylor,JohnOake提出了数据库营销，唐·E·舒尔茨(DonE.Schultz)等提出了整合营销。至此，学者们在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市场营销这一决定企业生存根本的问题上，走过了艰辛、漫长和多角度研究的孜孜探求之路，但似乎也在不断地反思一个问题，在市场营销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究竟什么才是企业追求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确立能使企业真正明确其营销的真实本质。Heskett提出了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了4V’s理论。关键词“价值”是这些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进入21世纪，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似乎意味着更加趋近于营销内核和本质的营销思想和理论的诞生。

二、营销理论嬗变特征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营销理论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从市场营销活动关注的焦点来看，发生了几次以谁为中心的转变

以谁为中心的阐述见诸于当今许多学者的文献中，其中较早并比较完整的阐释是菲利普·科特勒，他也是社会营销理论的提出者。1.生产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生产是最重要的，只要生产出有用的产品，就一定有人要。顾客关心的主要是产品价格低廉和可以随处购得等，因而经营者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追求生产产品的效率上，这在早期的学者们关注的商品、职能和机构的理论提出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产品观念与推销观念。产品观念认为产品是最重要的因素，消费者总是欢迎质量最优、性能最好的产品。推销观念认为消费者通常有购买迟钝或抗拒购买的表现，如果听其自然，消费者不会购买本企业太多的产品。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均会导致“营销近视症”，因此，特德·莱维特（TedLevitt）的营销近视症观念的提出是对产品观念与推销观念提出的解决办法。3.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认为，要达到企业目标，关键在于判断目标市场的需要，并且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同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密不可分的，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还有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的著名的定位理论。4.社会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是营销观念的发展和延伸，强调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时，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个别的、眼前的需要，而且要符合消费者总体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企业要正确处理消费者欲望、企业利润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统筹兼顾，求得三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这个发展轨迹说明，营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在对市场营销究竟以谁为中心的认识上，经历了以企业为中心、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及以社会长远利益为中心的逐步转变的过程。

（二）从理论架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市场营销理论框架的形成，是不断借鉴

其它学科并与其融合的一个过程市场营销学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它就充分吸收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1.与经济学的联系。市场营销学借鉴了许多的经济学概念与理论，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消费者行为分析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始，它广泛借用了偏好、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理性等经济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些新的研究与分析工具。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R.Smith）的市场细分理论，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了著名的定位理论是现代营销战略的核心，是以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为其理论支撑的。总之，经济学为市场营销学提供了许多的概念和理论，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2.市场营销学与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人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以及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对象就是人，而人正是市场营销活动面对的主体，也是市场营销学研究的对象。由于两者研究对象的相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营销心理活动的新学科———消费者行为学。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ColorMeBeautiful(简称CMB)公司提出的色彩营销，Oliver提出的顾客忠诚，劳特朋(Lauteborn)的4C理论均借鉴了消费者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理论阐述。这些都能很好地解释消费心理学在营销学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体现和应用。3.市场营销学与社会学。社会学的观点主要应用于市场分析，其中，又以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如参照群体、家庭、社会阶层、文化和亚文化等为其主要范畴和概念。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都是消费者行为分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新产品的扩散中，市场营销学应用了社会学的创新传播理论。关系与网络也是社会学的概念，现也已借用到市场营销学当中。因此，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在市场营销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市场营销学的发展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过程，这些学科都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从理论形成与实践活动的互动

关系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紧密性不断加强这个特点可以从当前在市场营销实践中广泛应用的4P理论、4C理论以及4R理论的发展关系来找到答案。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市场正处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市场远远没有现在的竞争激烈。英国杰瑞·麦卡锡教授在1960年最早提出了4P理论。4P理论重视产品导向而不是消费者导向，它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4P理论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主要体现在营销活动过于注重企业内部，对营销过程中的外部不可控因素考虑欠缺，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劳特朋教授针对4P存在的问题发展出了4Cs营销理论，4C理论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着重寻找消费者需求，满足消费者需求。但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企业从更高层次上建立与顾客之间的更有效的长期关系，于是便出现了4R营销理论，营销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市场需求和追求顾客满意，而是以建立顾客忠诚为最高目标。市场营销学的各种理论模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和丰富，形成了把4P经典理论作为基础的，形式多样、不断丰富的综合体系。不管是4P、4C还是4R理论，都是从实践中被人们发现，并总结发展出一系列科学的营销理论，来指导后人进行营销实践，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紧密性也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关注和强化的。

三、营销理论嬗变动因

（一）从思维方式上看，人类哲学思考转变过程的影响

人类的哲学思考大体上经历了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对产品、职能、机构到商圈的研究，学者们倾向于用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市场和消费者，如乔尔·迪恩（JoelDea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等，到中期转向了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关注，如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的定位理论，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BundJaekson)提出的关系营销理论。而以Heskett提出的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的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的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的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的4V’s理论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后提出的理论将人本主义推向了极致。进入90年代，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科学技术在营销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因此，JohnTaylor,JohnOake提出了数据库营销，唐.E.舒尔茨(DonE.Schultz)等提出了整合营销，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又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推向了相互融合的轨道。

（二）从研究对象上看，市场营销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的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在自然面前成为了主人，与此相应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西奥多·莱维特提出了全球营销理论，P.科特勒提出了大营销的理论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最早产生的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征服、掠夺，绝对地以人为中心，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从而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学术界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开始产生质疑，在质疑中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从生态伦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应该以整个生态圈为中心，人类只是生态圈里的一部分，应该把道德关怀扩大到整个生态圈，保持大自然的和谐发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之否定。它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强调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应尊重和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在此阶段，P.科特勒提出了社会营销，KenPeattie提出的绿色营销。这些营销理论的提出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仍然重视人，同时强调人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共处与互动。

（三）从外部影响因素上看，营销环境的变化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自20世纪的50年代至20世纪末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的50年代，市场正处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市场远远没有现在的竞争情况激烈。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媒介传播速度也越来越迅速，企业营销实践也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信息产业、计算机网络、通信及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联成一个整体。加之竞争的不断加剧，新环境新条件下的营销理论也必须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新的营销理论和营销实践的变革。

四、营销理论嬗变趋势

基于对营销理论发展轨迹的梳理，基于对环境变化特别是营销实践的发展变化，基于对营销理论演变的动因的分析，本文尝试着对影响营销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如下的分析和预测：

（一）新的理论将更加重视人的因素

从Heskett提出了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了4V’s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这一营销理论演变轨迹来看，营销学者们在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市场营销这一决定企业生存根本的问题上，做了相当多的探索工作。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人的因素越来越被营销理论研究者们提及和重视，策略、方法、工具的提出和应用无不围绕着消费者来展开的。

（二）价值的增值是基础

围绕着人这个核心，提供社会、消费者和企业的价值是现今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主要的策略和方法。价值运动过程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达到三者利益和价值平衡的一个动态过程。因为顾客是千差万别的，在个性化时代，这种差异将更加显著。围绕着千差万别的个性化消费者，企业提供的不能再是基本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期望价值、附加价值和潜在价值。与此同时，只有实现企业经营活动中各个构成要素的价值创新，才能最终实现消费者的价值最大化，而当消费者能稳定地得到这种“价值最大化”的满足之后，才能使企业与消费者、社会之间产生共鸣，共同创造出价值的累积效应。

（三）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信息社会的到来将改变传统市场营销的运作模式，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虚拟营销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而且还将市场竞争从物理空间转化到虚拟空间，将生成新的市场营销模式———营销虚拟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将通过互联网而转变为数字化行为。营销实践的运作正在从最初的粗放的、单一的状态，走向高效、系统和整体的运动状态，整合系统和资源成为必然。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不再是营销与被营销，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而是公平地在各个接触点及各个接触点之间的伙伴关系。

（四）分享时代的到来———分享营销的提出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6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消费文化 影响

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7篇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8篇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将后现代主义中关于权力、对话、知识等观点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为教育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了更宽阔的想象和创新空间。当前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一些学者基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研究偏好，提出了各自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菲尔德、霍金森、英格里西、麦克西等。正如后现代主义反对理论“迷信”、崇尚知识开放，对不同学者提出的教育管理思想，我们也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这些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启示可以从教育供给、教育指导思想、教育过程和教育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理解。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教育组织处于供给方的地位，而教育对象则是教育的需求方面。作为供给方的教育组织，应该适应教育对象和外部约束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发展，没有统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形式和本质。该观点的核心内涵或者启示在于，教育组织不能一成不变，一方面由于不同性质的学校，由于教育的目标、对象及所处的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教育组织必须随之适应变化并形成新的特色。另一方面，同一学校中，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教育对象的属性和需求存在阶段性差异，需要教育组织根据不同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从教育的指导思想看，理论指导实践，好的教育工作需要有“好”的教育管理理论作为指导。但是，何为“好”的教育管理知识和理论？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和认识。从宏观层面上说，好的教育管理知识和理论需要紧跟世界教育潮流，及时引进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实践；从微观层面上说，由于教育组织的性质和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学校、专业、年级的教育组织需要具有各自的特色和针对性，用先进的教育管理知识和理论针对教育组织的调整进行创新。教育组织的变革和知识理论的创新和调整，最终都反映在教育过程之中，换句话说，教育过程体现着教育组织和知识理论创新的成果，这是由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管理是事实和价值统一的过程，把教育管理的价值问题排除于教育管理过程之外只重视教育管理的事实，长期以来质问“事实怎样”，而不关心事实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及应该怎样的问题，把复杂的教育管理问题有意简单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现代教育管理学把重点放在管理技术的研究上以提高管理效率。所以，教育管理不能仅仅注重事实，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过程之中，更加注重对价值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如果说教育知识理论及教育价值关注的是“好的教育管理应该是什么”，那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则解决的是“好的教育管理应该怎么做”。在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看来，教育管理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因为组织本身的动态性决定了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把权力变为管理的实践需要有效地对话和沟通，而对话和沟通从根本上说是对教育需求的一种“市场调查”，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调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高校学生主体特征变化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运用路径

从以上几方面看，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对高校学生工作是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它更注重对学生主体属性的尊重及对学生主体特征变化的及时反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到学生工作中，要求正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工作的成效。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些非主流的、多元的文化思潮通过网络媒介冲击思想尚未完全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对他们的文化观、信息观、价值观、竞争观、民主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独立性强，有创造性，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媒介，方便地与外界沟通，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生活上比较休闲、随意。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乐，不愿吃苦，戒备心强；精神上，缺乏远大理想与抱负，缺乏精神支柱与坚定的信念；心理上，由于多重价值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阶层人群及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其他群体明显要差，多数处于“浅灰色区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各种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时，容易产生适应与情绪障碍。

（二）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运用路径

后现代主义论文第9篇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

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

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4.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提供商业伦理教育的资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