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第1篇

伟和哥在一个码头的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伟很能干，做的活儿很精细，他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做备用。

一天夜里，暴风雨骤起，伟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库里，伟看了一个又一个的货堆，加固被掀起的篷布。这时候老板开车过来了，伟已成了一个水人儿。老板看到货物无损，当场要给伟加薪。他说，不用了，我只是看看我缝补的篷布结不结实。

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另一个公司当经理。伟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说你行你就行，你比文化人高的就是你身上的憨劲！”就这样伟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伟说：“你不行。”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伟说不行：“你不会把活当自己家的事干。”哥的脸涨得通红，骂他没良心！伟说把事当自个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来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效益也不错。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知从哪儿知道了伟的底细，很是不服，“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受他的领导？”伟知道并不气，说：“我们既然在一起做事，就要把事做好。我这经理谁都可以干，可有价值的并不是在经理的职位上。”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家外商听说伟的公司很有发展前景，想和伟共同合作一个项目。伟的助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伟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几人。

伟用英语问：“先生，会说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伟就说：“我们用汉语谈好吗？”

外商道了一声“OK”。谈完了，伟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晚餐很简单，但很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

伟对服务员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伟说这话时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

那外商站了起来，抓住伟的手紧紧地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伟和他的助手都去了。席间，外商轻声问伟：“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高等教育第2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档案高等教育；改革；措施

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继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越演越烈，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对我国高校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档案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迎合时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顺应并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洪流，自主探索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新方法，努力开创新形势下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成为高校高等教育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源于西方，其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则源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从出现至今，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对于其内涵的阐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认识。普遍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学者的观点。主要强调大学校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学术研究国际化等与大学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第二种观点是国际组织的观点。国际组织相对来说更加关注和平和发展问题，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有助于世界、区域国家和平、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1]24。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2.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尽管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还无法达成一致,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已成为高校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1）留学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工作是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工作之一。近年，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留学层次也由最初的以汉语语言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发展为以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学历教育。（2）外教聘请。聘请外专外教是丰富高校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大途径。（3）人员交流。包括教师和学者的互访与短期讲学、学生互换和短期研修等。（4）学术交流。包括学术期刊和教学资源的共享、互邀或共同主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5）科研合作。包括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或联合科研机构等。（6）合作办学。包括合作开设办学机构或教育项目，开展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等。3.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而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地弥补了高校教学和科研资源的不足、拓宽师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其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即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渗透到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以我校为例，我校先后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教育与科技合作关系，2002年学校与法国教育部联合创办中法旅游学院，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008年与台湾淡江大学合作成立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创新了两岸高校科研合作的新模式。仅在2014年我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场，出席人员626人次；派出人员478人次；外籍专家短期来访43人次；长期聘请长期外籍专家教师17人；与9所国（境）外的大学和教育机构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书[2]466。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丰富和弥补了我校教学和科研力量的不足，在我校的教学评估、科研立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各方面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我校的战略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挑战

1.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不少的影响和冲击。（1）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教学内容，丰富档案学课程内容设置。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①各类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书和合同等文书档案。包括高校与国（境）外高校与教育科研机构签署的校际交流备忘录和协议书、合作研究协议书、合作招收留学生协议书和聘请外国专家教师合同、各类教师短期培训协议书等档案材料。②留学生、交换生学籍档案。包括留学生、交换生的留学或交换学习申请表、录取通知书、成绩单和毕业名册等学籍材料。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档案。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立项、批复的行政文件，也包括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招生、课程、教师、学生管理等材料，还包括项目结束后的总结报告等，内容繁杂、时间跨度大。④中外联合研究中心档案。包括联合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费用来源、研究成果分配等各方面的资料，专业性强。⑤外事礼品等实物档案。包括外国各友好学校或机构赠送的礼品或简介等资料。（2）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搭建了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平台，为档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宝贵的机遇。培养高素质的档案学专门人才是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目标。高校档案专业教育部门领导可以通过本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构牵线，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一方面选派优秀的档案专业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在读学生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短期研修和交流学习，了解档案学的国际学术前沿、扩大学术研究视野和提高档案专业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积极邀请国外知名的档案学专家和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或开办学术讲座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知识。（3）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激发改革和创新的思维。同志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高校通过与国外友好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引进和传播国外先进的档案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才能不断地激发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思维。2.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档案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新挑战。档案高等教育是为培养高水平的档案管理人才提供教学服务的中心，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要求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是目前，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很低，远远无法满足培养国际化高水平档案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档案高等教育课程内容陈旧，缺少与时代相呼应的档案课程。目前，不少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课程还存在着内容陈旧、设置不合理等现象，主要传授传统环境下的档案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使得高校档案专业毕业生缺乏现代档案工作的知识和能力。（2）档案高等教育的教学观念落后，缺少实践教学。不少高校的档案学教学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实践课所占的比重偏少。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旦学生的课堂知识与实际操作脱离，毕业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3）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缺乏具备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意识。目前，高校档案学专业普遍缺乏学历高、能力强、懂外语的年轻教学骨干人才，无论是外语水平还是对外交流能力都欠缺。（4）现行中国的档案管理方法落后，档案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不高，导致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师生很难在对等的基础上与国外高校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档案的利用还停留在简单复印、盖章的基础上，远远达不到远程网上查询、自行打印利用等水平，这些与外国高校相比，网络技术相差太远，难以开展合作研究。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阻碍了高校档案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急需突破的瓶颈。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

档案高等教育只有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借势而为才能取得改革和创新的成功，具体措施如下。（1）利用本校现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资源，搭建档案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高校档案学教学部门可以先从与本校签署了校际友好交流协议书的国外高校着手，精选几所档案学教学与科研水平比较先进的国外高校，与对方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建立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档案教学人员短期互换和学术交流等活动。（2）积极举办或参加各类国际档案学术研讨会，或邀请国外有影响力的档案学知名专家和学者来校短期授课等，开拓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改革和创新思维。（3）积极选派优秀的中青年档案教学骨干力量出国短期研修或短期访问，提高其国际视野，学习先进的档案教学与管理知识，构建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人才队伍。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才有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档案学毕业生。（4）积极运用网络的手段，通过远程访问国外高校的档案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网页等手段，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档案教学手段。在美国,远程教育广泛应用于各类教育。在档案教育当中，校方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同行网，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查找收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通过交互式电视教学，形成教师授课记录，便于教师及时调整其授课方案，互相借鉴经验等[3]56。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利于我们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5）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以实践操作为主体的课程设置，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现行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程设置，联系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加强实践课所占比重，与各档案馆、博物馆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际操作的机会，使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许多高校都把国际交流与合作列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目标和计划。以培养高水平档案专业人才为目标的档案高等教育只有积极顺应这股洪流，不断推动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档案学专业人才，为国家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仇鸿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大学（学术版），2012（10）:23-32.

[2]广州大学党委办公室.广州大学年鉴2014[M].广州，2014：466-473.

高等教育第3篇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文化素养，是当前大学教育教学的目的。通过优化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可以有效的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显得尤为重要。课堂教学是进行高校教育的主要场所，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理论知识与实际能力相结合，教师要为大学生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创造一个公平实践的舞台，让大学生去充分的展现自己，这样可以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进而促进大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应用科学有效教学方法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但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应用教学方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此，改进和提升我国教育教学方法显得十分有必要，应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教学水平。

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现存的问题

（一）教学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老套，方法过于单一。很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没有过多改变，内容陈旧落后，无法与时俱进，应用领域真正体现学术价值课题与例题越来越少[1-3]。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始终采取理论传授方式，黑板加粉笔老旧方法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以练习课和理论课为主，缺少实践性教学方法；二是教学时并不重视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与思维能力。很多高等教育教师教学时还是将教材与自身作为中心，和学生情感交流很少，单纯注重知识传授与记录，缺少必要引导过程，这也让学生陷入尴尬被动地位，留给他们思考空间太过有限，学生创造才能没有施展平台，这对学生创造能力激发构成了非常大的阻碍；三是教学流程太过死板，教师创造性无法发挥。现如今，整体教学阶段，教师在按固定教学大纲传授知识时，其实也是比较被动的，通过固定课时传授固定内容[4-6]。因而，从事教学活动时，教师无法针对学生切身情况还有各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做出改变，更缺少时间与精力分析研究学生感兴趣内容。这势必对教师教学自由构成了限制，教师创造性与能动性受到约束，对学生各项能力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二）学生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其一，学生并未意识到高等教育课程学习的必要性。而且很多高等教育课程内容使用价值不是很高，缺乏实用性。尤其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严进宽出策略，换而言之，只要学生考上了大学，只要不在高等教育日常教学中掉队太严重，学生就等同于拿到了文凭，未来就业也等于拥有了敲门砖，所以学生们普遍认为学习就跟得上就行，从小学到初中该尽力也都尽了，进入高等教育学习阶段也该放松放松了[7-8]。所以学习吊儿郎当，并不把高等教育当回事。也有很多人认为实际工作生活涉及不到太多高等教育知识，因而忽略了学习数学重要作用，这在思想方面对学生学习动力与兴趣构成很大限制[9-10]。其二，大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在很多的高等教育考试过程中，笔试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很多考试对大学生的考查中只重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意识的考查。同时，在日常的学习中学生也不注意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完全依赖教师的讲解，学生不能够独立思考，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和意识。另外，教师本身素质也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构成影响。有些教师并未对学生个体差异给予足够尊重，致使学生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从而限制了其成绩的提升与能力的培养。

二、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教学为主，应试型教育占据主流，盲目追求速度的教学理论导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被完全抑制。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要求高等教育人员应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大学生突破传统的学习思维，不能仅仅是教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敢于对一切知识说“不”，也就是说教师要培养大学生能够面对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对问题进行思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以往僵化保守的课堂教学严重缺乏创新，对行为的创新更是比较肤浅[11-13]。当前我国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很大，而这也是社会讨论的重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直接极大地影响学生的精神和理想甚至个性的发展，通过改革以往填鸭式教学模式与思想，可使其在学习文化知识或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有勇气去揭示事物或矛盾的性质，大胆创新。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人员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去鼓励大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展现自己的空间，培养学生成为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二）教学模式

想要寻找到新r期最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最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课堂教学体系中的精华予以继承，可以说继承作为事物发展与延续的桥梁，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方法产生与发展，是伴随教育演变进行的，也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前提下补充与改革而来的，尤其新课改背景下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当作改革前提，进而加上自主探索、经验总结与沟通合作等方法，对学生积极学习、勇敢探索与实践给予鼓励，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日本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已经不再是命令学生去学习的主人，而转身变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助手。教学方法伴随教育起源而发展，尤其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更有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涌现出来。所以，对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基础上，再对时代前沿进行学习从而取长补短，进而进入正式课程内容，待新课讲完后再做复习式归纳，达到课堂内容融会贯通，重难点着重学习，对知识才会理解得更为扎实，学习也不再是以往的死记硬背，而是真正了解了其中要义，而以上内容正是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以后发展的道路。

（三）学生于融洽教学氛围中学习热情更高

以往我国的高等教育课堂中，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氛围非常古板，站在大学生角度讲，已经过了初高中接受枯燥教学的过程，结果在大学中还是这样，就会出现厌学现象，很多大学生直接就不来上课，即使来上课也不会认真听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与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各个阶段的教学，均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完成教学指标、提升分数，这种情况的最大弊端就是使大学生的思维固化，养成了机械式的被动。而实际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乃是必然，而实践能力的养成重在实践教学，而做好实践教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够让大学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操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进而来达到创新的目的。日本高等教育主张教师要为学生构建起良好的课堂氛围和环境，进而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14]。例如：教师可适时适度组织一些小竞赛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缓解紧张的学习情绪，相信会有很多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教学方法，让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让学生可以各抒己见，通过竞赛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同时在这样的积极竞争环境中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在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理念中，教师侧重于对学生的书本知识的讲授，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却有所忽视，以“灌溉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思维模式的形成[15]。通过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有效地改进自身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计划，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实现师生的双向发展与全面互动。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效率，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通过对先进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理念的学习和合理借鉴，相关教育人员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从某方面来讲也更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16-17]。现阶段，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开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能力提升和实践能力强化的同时，也是践行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略，素质教育以以人为本为主要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体制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框架，教育实践是教育体制的形式载体，在高等教育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展教育体制改革的范畴，深化教育程度，推动教育改革的长远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还需要不断发展与突破，期望我国专家学者结合世界优秀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同时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师生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及时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同大学生未来就业与生活都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学习内容更加专业化，同时发展空间巨大。放眼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现状，不难看出，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还是存在有诸多问题的，虽然已经意识到应用科学教学方法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但短期内进步的幅度依然比较迟缓。因此，教师应该站在我国全面实行素质化教育的背景下，为了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需要利用更具生动性、多样性和现代性的教学方法开展一系列课堂教学活动。基于此，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改进和完善我国教学理念，发展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以此才能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标准，完成提升大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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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曦.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以“留学生30”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0（1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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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文英，刘云.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J].日本问题研究，2013（04）：80-83.

[15]陈廷柱，孙丽芝.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及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挑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13年学术年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102-105.

高等教育第4篇

关键词：英国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2011-2014年战略目标；2011-2012年度计划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4-0020-04

英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关键之一在于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视和完善的外部质量保障机制。英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可以追溯至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高等教育体制从“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转变，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构历经变革，最后至1997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QAA）成立，担负起向英国高校提供质量保障服务的重要责任。自成立以来，从初期的“延续工作”到2002年改革后的“院校审查”，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实现了新的跨越与发展，为英国高等教育标准的维护和质量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1]

QAA一向都很重视战略规划工作，自2002年进行改革以来，已先后制定了《2003-2005年战略规划》及《2006-2011年战略规划》，且这两项规划都已顺利完成。为了指导新一阶段的质量保障工作，QAA于2011年9月了《2011-2014年战略规划》，其中确立了新时期的四大战略目标，并据此制定了《2011-2012年度计划》，部署了9个工作重点，以此来规划、指导新一年度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进而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制定依据：

2011-2014年战略目标的内容[2]

为了指导新一阶段的工作，QAA于2011年9月23日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2011-2014年战略规划》，其中确立了新时期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四大战略目标：

（一）满足学生的需求并得到他们的尊重

学生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所有质量保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学生的权益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对于QAA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规划指出，QAA应努力工作以尽可能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教育体验，并应为那些旨在满足学生各种期望的高校提供支持。此外，QAA要在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方面与学生建立清晰、畅通的沟通机制，并把他们当作工作伙伴。同时，对于学生提出的各种观点及多样化需求，QAA应及时做出回应，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

（二）在国际化及国内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捍卫高等教育标准

捍卫英国高等教育的标准是QAA的重要使命，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不管遇到何种挑战，QAA都应做到这一点。因此，规划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受信任的组织机构，QAA应捍卫高等教育标准，以赋予学生、雇主及更广泛的公众一种信心――英国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具有被普遍认可的价值。在国际化及国内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QAA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各种新的挑战，改革英国的质量保障体系以使之保持有效性和适应性。据此，QAA要对各种全国性的问题做出回应，如规避风险，支持差异化和促进增长等。总之，不管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就读，QAA应保障每一位为取得英国高等教育资格而努力的人的权益。

（三）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取得进步

质量保障可看作是一种措施，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英国的高等教育取得进步，作为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键组织机构，QAA应积极、全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规划指出，QAA的评估报告要对其调查结果进行清楚的、权威的解释。同时，QAA要对做得好的方面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判断，并广泛传达这一信息，以不断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特别是，QAA应保持和更好发挥其作为“高等教育标准、质量和发展方面独立专家”的作用，这是整个高等教育界对它的评价，更是它的职责和努力的方向。因此，QAA应更广泛地提供服务，公开分享专业知识，并鼓励争论和积极的变革，以此建立良好声誉。此外，QAA还要对公众的投诉迅速展开调查，并期望大学和学院依据其调查结果采取行动。

（四）增进公众对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的理解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是决定QAA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规划要求，QAA应以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来介绍和讨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标准。QAA的出版物应向不同的读者（包括学生、未来的学生以及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开放并提供相关帮助。QAA应积极努力在判断大学和学院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上取得进展。此外，QAA要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引导政策发展，并促进公开讨论的开展。

二、九个工作重点[3]

为了更好地开展具体工作，更好地实现目标，以《2011-2014年战略规划》制定的战略目标为依据，QAA于2011年9月27日了《2011-2012年度计划》，确立了新一年度的9个工作重点，每个工作重点都有具体的战略目标指向、工作项目、工作评价指标，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

（一）工作重点一

此工作重点针对1、3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继续进行具有权威性的评估，并且逐步采用能够更好地迎合学生、院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评估方法。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实行新的院校审查方法；②在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实施评估项目；③确保各院校的行动计划得以实施，使它们能够根据得以确认的关注点和建议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④基于存在的协同有效性和通用性，考虑不同评估方法之间的集合范围，以开发评估英格兰高等继续教育的新方法，并安排合作性的评估，包括跨国高等教育等；⑤在全英范围内，指导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教育监管评估项目。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评估项目在预算内按时完成；②院校机构和评估者对评估进行积极评价；③各个院校的行动计划按时完成；④学生、院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新的评估方法；⑤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评估活动中来。

（二）工作重点二

此工作重点针对1、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积极参与到国内或国际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为学生、院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推动苏格兰的质量评估工作并适时参与效果评价；②考虑威尔士高等教育管理评估的具体内容；③广泛而有效地与公务员、智囊团及公共事务领域的其他参与者进行交谈，且对“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包括开发质量保证中应对风险的方法等；④确保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欧洲所深刻理解，以求更广泛的国际发展。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在全英范围内，QAA继续发挥质量保障工作中心的作用；②QAA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且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取向相适应；③QAA有效地参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公开探讨；④英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做法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三）工作重点三

此工作重点针对1、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以一种对学生、院校机构、其他利益相关者及更多公众有价值的方式来传达QAA的工作。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通过各种媒体QAA的出版物和通讯，从而提供有用的公共信息，以兑现QAA对公众的承诺；②以可理解的方式公布所有关键的通讯信息，特别是评估报告；③开发和维持有效的内部沟通渠道。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公众对QAA总结、出版物和通讯的需求增加；②公众对提供有用信息的出版物和通讯给予积极的反馈；③在学生及他们的顾问中间增强QAA的作用意识。

（四）工作重点四

此工作重点针对1、3、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编写和实施“新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代码（2011年）”，增强在制定和维护标准方面的框架作用，提高质量，从而改善英国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体验。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开发和推广英国质量代码；②确保英国质量代码与评估方法相整合从而与欧洲的发展相一致；③在英国质量代码中开发公共信息的部分。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为学生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机会；②确保高等教育院校机构和评估者在评估过程中使用英国质量代码；③对英国质量代码后续的开发及评价工作及时做出回应。

（五）工作重点五

此工作重点针对2、3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增强QAA提供可靠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帮助高等院校为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出版、宣传和推广总结性的、评估性的和主题明确的报告，以增强提供可靠资源和服务的能力；②继续增加主题项目和出版物。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对QAA所提供的服务、出版物及各种资料的需求不断增长；②QAA的努力在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其他证明。

（六）工作重点六

此工作重点针对1、3、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对公众关心的任何有关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予以解决。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根据已的程序安排、时间表及有关标准进行有关询问及调查研究；②就相关调查研究的结果报告，最后整理到年度报告中。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在预算内按时完成有关调查；②按时调查报告且要能够应对各种质疑；③对于学生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要有更强的意识。

（七）工作重点七

此工作重点针对1、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检查QAA所提供的服务范围是否足够支持当今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格局――继续教育学院和私立教育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扩展作用。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随时检查QAA的“学位授予资格与大学头衔”条件标准（Degree－Awarding Powers and University Title Criteria），详细审查标准应用情况并向政府提出建议；②不断更新QAA高等教育准入认可方案的管理和财务状况，包括准入认可机构审查和授权工作的安排；③必要时检查组织管理和捐献工作；④确保QAA拥有适当的结构和系统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⑤在全英范围内对私立高等教育开展教育监管工作。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户；②管理工作的不断进行，“学位授予资格与大学头衔”条件标准以及高等教育准入方案的持续更新。

（八）工作重点八

此工作重点针对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积极加强、扩展QAA的外部关系，在国内外寻找有影响力的并认可QAA在质量保障方面所作承诺的合作伙伴。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评估与目前国内外合作伙伴合作的有效性；②开展或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及所参与的一些国际战略和活动；③增强与国内外合作伙伴的协同增效效应。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邀请QAA参加共同活动的组织数量和范围的增长；②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战略及最新的国际战略的实施；③作为英国、欧洲甚至全世界质量保障的关键组织，QAA得到广泛认可。

（九）工作重点九

此工作重点旨在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管理，巩固所有的工作，以实现QAA的组织目标。工作内容是管理QAA的资源，充分拓展资金收入的来源渠道，以保证其能够提供持续性的全面服务，尽可能地实现资金的价值。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实行QAA“绩效管理制度”和“单一平等计划”；②完成过程反思与组织变革计划，为雇员成功实现转变提供支持；③完善QAA信息管理系统以支持新的评估方法的应用，公共信息的提供及最佳实践经验的共享；④采取适当的方式拓展新的收入来源，包括在全英范围内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教育监管等；⑤根据财务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QAA资源管理方式。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QAA更好地实现了资金的价值；②第三方收入来源得到扩展；③通过外部审计获得了积极的反馈。

三、评价与思考

战略规划始终是QAA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相继完成《2003-2005年战略规划》及《2006-2011年战略规划》之后，QAA又制定了新的《2011-2014年战略规划》。战略规划对于指导阶段性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是其把握方向的行动指南。《2011-2014年战略规划》与先前的规划相比内容较少但简洁明了，体现了QAA更加注重战略规划的实效性及实际指导意义。战略目标是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是这一阶段所有工作所要实现的预期成果。《2011-2014年战略规划》中制定了四个战略目标，从学生、高等院校、社会公众、国内、国际等角度阐明了其要实现的目标。与2006-2011年的战略规划确立的九大战略目标相比，在具体内容上，2011-2014年战略目标更加简练、注重相关内容的整合与提炼；在目标角度上，总体上同样是学生、高等院校、社会公众、国内、国际等方面；在改革与发展趋势上，可以体现出更加注重学生的权益、更加注重强调QAA在推动英国高等教育进步上的作用，更加注重应对国际化的挑战等趋势。[4]

战略规划只是阶段性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还要体现在年度计划上。依据《2011-2014年战略规划》中提出的4项战略目标，QAA制定了《2011-2012年度计划》，计划确立了2011-2012年度的九个工作重点，涉及评估及评估方法、优质服务、工作信息传达、标准制定与维护、提供服务的能力、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更多元更全面的服务、寻找合作伙伴扩展外部关系、确保资金支持等方面。涉及内容广，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方方面面提供支持，是QAA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每一项工作重点都有具体的工作项目计划，将工作进行分解、细化，便于工作的实际开展，这是QAA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每一项工作重点都有具体的评价指标，这是判断工作开展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是QAA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每一项工作重点都有具体的战略目标指向，即开展这项工作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QAA工作顺利开展的方向指南。工作重点确定的依据是战略目标，工作的开展又有具体的目标指向，一方面，战略目标对工作开展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工作顺利开展又可以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进而推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依然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承担评估的主要工作，没有第三方的介入。评估工作的形式化、低效化等问题更是受到了质疑。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方面我国与英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虽然中英两国高等教育体制差别较大，但英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重保障机制建设、重战略规划、重基于战略目标的工作计划等做法，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俞佳君.英国QAA的建立与发展――兼论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J］.煤炭高等教育,2008(11).

[2]QAA. Strategy 2011-14[EB/OL]. (2011-9-23)[2011-11-18]. qaa.ac.uk/Publications/InformationAndGuidance/Documents/Strategy2011-14.pdf.

高等教育第5篇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一、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征

（一）普通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普通高等教育是指普通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专科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学术型和理论性的基础性高级人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建立完整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赢得社会较好口碑，对其内涵和特征也基本形成了共识，无需赘言。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高等职业教育是具有较强职业性和应用性的一种特定的高等教育，主要培养具有技能型、操作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更注重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技术性

高等职业教育专指培养技术工人类人才的特定教育类型，主要以技能培训和技术应用为主，即培养那些不需太多理论知识而主要依靠动作技能和经验技艺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现场工作的直接操作者。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毕业后大多数能够无需岗前培训，可以直接上岗的技术性应用人才。

2.职业性

职业性决定了教育性的实践价值诉求，教育性决定了职业性的知识本位取向，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培养目标的定向性，应为人的职业生涯负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为满足社会行业应用性人才需求，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与个人职业生涯及社会行业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

（三）成人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成人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类型有：成人业余、网络教育、成人自考、电子大学和开放大学等。成人高等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是多渠道成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形式，成人高等教育有其鲜明的特征：

1.成人性

成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成人性。成人性主要指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他们已达到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定年龄，从心理特征、生理特征、社会角色、社会经历及其各种需求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在校生存在着显著差异，况且成人受教育者大多是在岗从业人员，不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仅仅进行知识培养，而是更注重应用性，即根据成人实际需求，培养以应用型、管理型、技术型的复合型人才。

2.广泛性

教育对象的广泛性，高中毕业生、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等都可入学，即凡满18周岁成人，只要有教育的需求者，都可以接受成人教育，培养目标以人为本，重在提高成人素质。

3.灵活性

办学形式具有较强灵活性，适应性，由国家、集体、个人办学，集资办学等多种形式。学习年限也比较灵活，如在学分制基础上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制。

4.开放性

成人高等教育打破传统教育的封闭模式，教育不受年龄身份限制，为愿意并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成人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5.多样性

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即在教育方式上，不拘一格，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有全日制、半脱产、业余以及自学和考试相结合的多种学习形式。成人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包括自学考试、业余成人、广播电视大学、网络教育、职工大学等。

6.市场性

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要有前瞻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市场性，只有密切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市场对人才的层次、质量、类型和数量的要求，根据现实情况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持续发展，具有竞争优势。

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差异

（一）教育本质属性的差异

成人高等教育除与其他两类高等教育一样都具有高等性这一属性外，还有其自身不同的本质属性，成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成人性。成人性主要指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他们已达到法定年龄，在社会上扮演成人角色并承担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较为成熟，在人格和情绪上比较稳定理性，他们具有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身心特c和生活方式，成人教育的本质属性揭示的是成人教育最一般、最根本的特性。

（二）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育人的核心在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教育者的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与其他两类高等教育一样都是在践行培养人和服务社会这一个宏观的教育价值取向。事实上，教育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各有所侧重，故确立价值取向时，应避免极端，也不能等量齐观，必须依据社会实际和教育自身的状况，突出或加强各自特色。普通高等教育本质属性是理论性和基础性，其教育价值取向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基本能力和素质培养。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而言，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较为单一，职业性和技术性是其价值取向。

成人高等教育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成人学生具有比其他高等教育的学生更加明显和强烈的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其价值取向在满足成人基本的社会职业需求的同时，更侧重于成人教育者的终生教育，提高生命质量、生活品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教育目标的差异

在教育目标上“三类”不同高等教育，根据各自不同的要求，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标。普通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全面发展的精英型、学术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一线的专门技术人才。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比较宽泛，总体而言是：培养终生学习能力较强，应用性、综合性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四）教育对象的差异

普通高教的招生对象单一，即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多样，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专、技工、职高“三校”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的对象更为广泛，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等有继续教育需求的人都可以报考成人高等教育。

（五）办学模式的差异

在办学模式、形式和层次上，普通高等教育采取全日制教学；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全日制教学，其办学模式、办学形式和层次是灵活多样的；成人高等教育多采取业余学习，全日逐渐取消。由于学生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受教育年限不一，兴趣爱好各异，故而其办学形式多样。

（六）课程设置的差异

在专业设置上，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主要依据国家的统一标准执行。学科知识体系较为成熟，课程比较规范、稳定，具有学科本位的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是针对社会职业岗位而设置的，因此具有职业本位的特征；由于成人教育对象特殊性和需求多样化，故课程设置呈现多样性，课程比较新颖、灵活，既要有利于成人能力培养，又要充分尊重成人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特殊性与现实性，为其自我发展提供便利。

总言而之，对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三种教育形式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给予成人高等教育科学合理发展定位，为加强改革力度，促进大力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作为改革先锋兵、火车头，可以给整个高等教育以借鉴和参考，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为提高全民素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金土等.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1999（4）.

[2]刘荣才.高职教育与其他各类高等教育的沟通[J].职教通讯，2009（9）.

[3]蔡柏良.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比较分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2）.

高等教育第6篇

【摘要题】比较教育研究

【英文摘要】Inthe

一、结构变化与大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至今还未结束。不，应当说才刚刚开始。这是自12世纪以来，大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大变化，并且它是世界历史变化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看到这次变化的终结点。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基础，是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发源于美国，传播、波及到全世界，使得整个世界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应当特别指出，首先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美国化的现象，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大众化

关于大众化，毋庸赘述。起始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浪潮，20世纪60年代，波及到日本，并将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卷入其中，80年代以后席卷欧洲各国，现在又广泛蔓延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拿日本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18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37%-38%，大大超过了马钉特罗（1976年）所定的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此后，由于在制定高等教育计划时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出现过一段停滞期。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1999年已达到49.1%，离进入普及阶段50%入学率指标只一步之遥。然而，这个数字只包括大学和短期大学，如果再加上专修学校20%的入学率，日本实际已经大大超越了普及阶段的门槛。

根据特罗的学说，随着规模扩张，发展进入新阶段，从学生的意识到课程、大学内部组织，还有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的接点，整个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着性质上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从学生的价值意识开始，进而涉及到升学准备教育和入学选拔制度。系统中的“其他构成要素与之相比变化速度要慢，有时还抵制变化。与规模扩大的决策、高等教育的定义、选拔的基准等主要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的要素相比，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的生涯、教学方法、学术的水平等等要素，则不完全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而更多的是由大学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决定。这种内部变化的过程，无论其好坏，可以说显示了极其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性的根源—在大学管理运营的方式，二在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倾向，舍此而无他”。（1976年，第84-91页）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特罗理论的正确性。60年代末期大学纷争风波的原因，不能不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剧上升，学生们的升学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上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多数人的权利。另外，高中入学普及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它提高了普通科升学比例，使升学准备教育大众化，但却回避了入学者选拔制度的改革。70年代，考虑到入学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开始引入共同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并推进推荐入学制。正如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四六报告”）强调的那样（教育事情研究会，1992年），随着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由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结构变革迫在眉睫。然而“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的抵抗非常强劲，变革的课题一再推延，直到90年代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课题尚未解决，又迎来了向普及阶段过渡的时期。1991年大学审议会发表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以此为契机，大学内部结构真正开始变化，这也表明要求变革的“大学外部各种力量”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临界点。

（二）市场化

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包括其发祥地欧洲在内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由国家来负责设置和运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初的例外，它是先有私立大学的设置，后有州立大学的设置。众所周知，日本高等教育除了国、公立机构外，还有庞大的私立机构。同样，韩国与中国台湾也拥有庞大的私立机构，中国则设立了“民办大学”，菲律宾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说有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东亚乃至太平洋模式，也未尝不可（天野，2002年）。

私立大学的经营，包括招收学生和募集资金在内，都要靠自己努力，它们不仅会相互竞争，而且有时还不得不和国立、公立大学竞争。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访问美国时发现，与受到国家保护的德国大学完全不同，美国私立大学显示出浓厚的“企业”特征（韦伯，1979年；天野，2000年）。竞争和高等教育总量扩大相伴随，这种竞争不限于私立机构内部，国立、公立部门也卷入其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从私立机构开始发展起来的，私立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后来又产生了州立大学，这些大学围绕着学生、教师和资金等资源的分配和获得而相互竞争，早就有了“市场化”经验，并随着规模扩大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日本，国立大学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管理，处于优势地位，私立大学则处于劣势地位，竞争及市场化长期局限于学生的分配和获得（入学考试竞争）方面。然而，即使在日本，以私立大学为主力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国立、公立机构也开始感到市场化的巨大压力。它们在规模巨大的私立机构压力下推动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也可以说是以“私学化”的形式在进行着。

市场化开始于入学者选拔系统。70年代以后，由于与私立大学在招生方面的竞争激化，国立、公立大学削减了5教科7科目的入学考试科目，以多样化的名义引入了学力考试之外的其他选拔方法，推进了入学者选拔的“私学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由于政策因素而被压低的听课

费和入学金，在“受益者负担”的名义下，年年大幅上涨，已接近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二。还有，实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的国立大学，也在寻求获得外部资金，正在力争增加竞争性重点分配资金的额度。

不仅如此，90年代末期，有关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废止特别会计制度及民营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作为行政机构一部分的国立大学将改而赋予其法人身份，不仅是学生，还有资金等等其他资源，都将开始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去获得。

这种市场化的波涛，不仅发生在拥有私学机构的国家，而且也波及到欧洲诸国。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外部资金的引入，政府资金的竞争性分配，等等，都在这些国家进行着，少数国家还开始设立私立大学。韦伯20世纪初在美国看到的大学的企业化，在欧洲也开始出现。

（三）全球化

大学自12世纪诞生以来，基本上是世界主义者的世界。这种世界主义，最初只限于欧洲。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知识和学问的普遍性，或者也由于拉丁语作为大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学在从新大陆到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中东、近东、非洲诸国的设立，丧失了使用语言的共同性，世界主义只能靠知识、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来维持。

约瑟夫·本－戴维（1971年）提出了学术中心的时代转移说。根据其理论，寻求最先进的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回国后，还会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设想革新落后的本国的大学，这种倾向性非常强烈。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不言而喻，如今“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

英语，取代了以前的拉丁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语。与此相关联，各国的优秀研究者和学生也汇集到美国。美国作为大学世界中新的世界主义的旗手，占有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就像以前德国的大学那样，美国起到了向世界提供作为学习目标的最先进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模式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大学改革，主要以“美国化”的形式展开，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信息化及以信息化为支柱的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也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交通手段和信息媒体的惊人发展，使得知识、信息，乃至人们之间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显著缩短成为可能。今天，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者和学生，都是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编织成知识的交流网络，这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大学不仅可以成为全球化了的研究者和留学生市场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超越国境、超越大学之墙实时地参加在美国大学教室里举行的教学活动。进而言之，各所大学提供的教育课程自身，例如在工学或经营学等部分专门职业教育的领域，不管是否愿意，都正在寻求全球标准。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可以说将在“全地球”广阔地域中看到。

毋庸赘述，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日本在占领期曾“被强制性地”美国化，以后在此基础上徘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希望增加吸纳留学生，改善外国人教员的任期制，充实外语特别是实用英语的教育。后来，不说“国际化”，改说“全球化”，再然后就是按美国模式改革，“第二波美国化”，不过这回是自发地、主动地推进，表明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大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日本的变化要因

对于在这种大趋势之中的日本高等教育90年代所发生的结构变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征的重要原因必须考虑。这三个要因是：(1)人口变化，具体地说就是18岁人口的减少，(2)经济变化，即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因经济结构原因所致的不景气，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3)政策变化，具体地说是放宽政府控制和结构改革政策的展开。

（一）人口变化

作为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的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160万人左右，1992年迅速达到205万人的高峰。此后正如所预测的，逐年减少，到2000年末只有120万人。由于担心人口激增所引起的升学竞争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部省80年代中期放弃了持续执行的抑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以将入学率维持在36%左右的必要范围，所以转而允许规模扩大。但估计到1992年的高峰之后将面临长期的人口减少期，文部省设想，新增入学计划额的一半作为临时性的，待第二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波涛过后再调整到原来的状况。

然而，以私学机构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与文部省政策意图相违的情形。也就是说，由于私学增加了临时定员，不仅规模远远超过了文部省的预想，而且入学率也上升了。不仅如此，人口高峰过后，由于私学方面的强烈抵制，文部省不得不许可将临时定额固定，因为私学此前随着学生数的增加，相应地教室数和教师数也都增加了，此后不得不继续维持这一招生规模，具有合法地“稀释入学”的意味。这也就意味着文部省事实上放弃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坚持的抑制规模扩张的政策。而随着18岁人口减少，入学率急剧上升。换言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急速迈向普及阶段，并不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天野，1995年）。

虽然放弃抑制政策和入学率急速上升非常重要，但是，大学和短大在1992年达到81万人的招生高峰后，再也不能维持这么高的招生规模，1999年已减少到76万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人口变化，入学人数减少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彻底结束了明治以来日本学校教育数量在政府主导下持续向上增长的时代。

毋庸赘述，这一事实对于高等教育、对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正在产生极大的冲击。持续100多年“规模扩大”政策，正在转向“规模缩斜政策。持续100多年的与“规模扩大”相对应的各种政策，正在转向与“规模缩斜相对应的各种政策。已经习惯于增长的大学和其他学校，将如何发生变化呢？众所周知，在90年代末，已经有近半

数的私立短期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陷入了生源不足的状态。与初等、中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中心不同，高等教育是私立学校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和短期大学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的竞争不可避免，国立、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劝计划时代”而代之，“市场时代”来临了（天野，1999年）。

（二）经济变化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展使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在适应这一变化上明显地落后了。丧失了自信心的经济界，重新认识到教育和研究作为对应变化手段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寄予了强烈的关心。自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团体，开始竞相发表教育改革的构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说起教育，它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国际公认（例如，福格尔，1978年）。学校教育在培养勤奋而又遵守集体规范、对组织十分忠诚、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全面的认识。如果读一下上述团体的报告书中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构想，就会发现，其中镶嵌了许多“自立性”、“创造性”、“独创性”之类名词，总之是要求转变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要求培养具有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能力的新型人才。由于尖端科学技术竞争的激化，企业界强烈要求和大学结合，期待大学培养出具有国际通用性、高度教养和专门职业能力、自立精神和充分的积极性、丰富的创造性、勇于冒险的人才。

而且，社会对大学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寄予很大的期待。以前，一些企业轻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主要是从国外购进专利，然后投入资金在本公司的研究所里开展实用的、应用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它们看到了大学里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改弦更张。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产学合作或官产学合作也开始公开地讨论起来，要求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开放和交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

由经济变化而产生的对教育和研究改革的这类要求很多。70年代末以来，教育系统内部因种种问题或危机，自身也产生了改革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汇集，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以培养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以及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使研究活动活性化这两个方面，经济界和大学之间的认识和期待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

（三）政策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里根、撒切尔之流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从自民党中曾根政权开始放宽政府控制，进行结构改革，不仅对经济界，而且对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背景正如前面所述，是为了使停滞的经济复苏和再生，通过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结构改革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活力，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文部省放宽乃至放弃对学校和大学的严格管理统制，被财界和政界广泛认为是有必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1984年中曾根内阁设立了直属于内阁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直到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完成其使命以前，该组织有关改革的讨论很活跃，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大学审议会（1987-1998年）也是根据临教审的咨询报告而设置的。90年代的大学与高等教育改革，都是根据这一新设的专门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监教审关于改革设想的关键词是“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以此为基点，曾经在以入学选拔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中部分地实现了放宽政府控制，而随着90年代初设置基准的大幅度修改，开始涉及到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基本部分。

从校园、校舍面积到师生比、到课程，没有什么不由文部省制定的设置基准规定。这一设置基准规定了日本大学的基本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大学的个性化、多样化，也妨碍了自由竞争。70年代以后，这些规定特别是受到了放宽政府控制论者的严厉批判。根据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以课程编制自由化为中心，对大学设置基准所进行的大幅度修订，对动真格的大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恐怕远远超出大学审议会预想。

例如，其结果推进了国立大学教养部和一般教育课程的解体，学部教育阶段的教育被重新组织，一举提高了大学整体改革的机会。对私立大学来说，可以甩开传统的学部名称和课程，而代之以新奇的名称和课程，设置新学部的大学也急剧增加。还有研究生院，出现了新的类型，所谓社会人入学、就学更为容易，未曾有过的专门领域以职业人培养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生院”开始新设。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超出预料地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放宽政府控制，不能无视经济领域等方面“外压”的影响。众所周知，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放宽控制的政策，遵循市场原理，重视竞争，使经济活动提高活力，实现结构变革。作为提高活力和结构变革手段的教育和研究，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应该引入竞争原理和市场原理。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当然还有研究资金竞争性分配的强化，教员任期制的引入，国立大学法人化方案的出台，等等，都和“外压”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

以前完全是根据其他组织原理而形成的大学，现在要和企业一视同仁，乃至同类型化，通过引入竞争原理而使它们提高活力，进而提高经济活力。这些见解，主要是由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下积极提出来的，他们坚持放宽政府控制，奉行行政、财政改革理论。

三、系统的结构变化

由于受到上述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以及三个大趋势之类的“外压”，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在摇摇晃晃中被迫启动了。如果对战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其主要之点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提出来了。在占领下被强行推行的“第一次美国化”是以大众化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范型的。经过近20年

事实上的挫折后，开始获得真正大众化经验的日本高等教育，1970年前后发生了大的转折。这一点，不要看当时遍布全国大学的“学生反乱”风潮，只要看一看以“四六答申”（1971年）闻名的中教审咨询报告，及以此为中心的一系列大学改革设想（横滨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1973年），或OECD日本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书《日本的教育政策》等，就可以明了。

例如OECD报告书，在这一时期的各种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建设“理想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课题，具体有下面6点（第55-56页）：(1)满足社会提出的实用的、职业的高等教育的要求；(2)有助于发现新的知识及其进一步的发展；(3)满足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需求扩大而不断增长的对大学教育的需求；(4)和谐地培养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人，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丰富多彩的能力；(5)使大学成为对社会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主体性机构；(6)有效地回应和参与策划有关社会、文化、经济活动。

对于这些课题，按调查团的见解，“尽管迅速成长，但在本世纪里没有什么变化”，不能“实现日本现在正在形成的高技术社会所要求的教育目标”，是由于存在着“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第53-55页）。为改革这种僵硬的结构，实现弹性化，《报告书》提出要废除讲座制，改革教员任用制以促进教师流动，促进学生的转学，改善教育方法，引入全国学力考试，使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实现大学管理专门职业化等等。这些建议的大部分，经过之后20余年，到9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具体的方向，这已用不着再强调。

20世纪90年代“放宽政府控制”成了时代的关键词，围绕改革高等教育僵硬的结构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的基调，简单一点说，就是开放系统的各部分，引入竞争原理。这个以“竞争和开放”为基调的改革还在进行中。然而，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以及大学的内部组织已经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

在18岁人口减少局面出现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文部省以设置基准的“自由化”为核心的放宽政府控制政策，与以前以入学者选拔为核心的政策不同，唤起了新的类型的竞争。加上泡沫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以及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又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产生了实学的志向乃至职业教育的志向，起到了加速竞争的作用。

如果说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机构，短期大学很明显成了竞争的失败者。虽然入学总人数减少了，但4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微增，专修学校入学人数保持平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短期大学出现了入学人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生源不足的短期大学正在不断增加，它们有的改为4年制大学，更多的则竞相关门，这种现象可以预料以后还会迅速增加。其背景是职业教育的志向、高学历的志向提高了，而以女生为主体、偏重文科、地方性、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占了短期大学的绝对多数，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不足。照此发展下去，日本短期高等教育的主流地位将由专修学校占居。

4年制大学间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在私立大学之间，最初的竞争是以招生为目的而竞相新设“新名称学部”。90年代末开始则围绕着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源，“求生存”的竞争开始了。大学开始真正意识到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乃至顾客，因而提高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及环境等的满意度，成了大学运营的最重要的课题。

研究生院的入学者一直是理工科学生为多，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开始增加的迹象。关于如何设置职业指向性非常强、向所谓“社会人”开放的新类型“专门研究生院”，现在已进展到讨论如何具体地设置“法科研究生院”。可以预料，围绕着新增设专门研究生院在大学之间展开的竞争，将日益激化。各大学已毫不怀疑，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和重要性今后会大增。这显示了系统内部的新分化和等级化的发展。

说到“社会人”，学习的终身化、回归教育化开始成为现实，这种教育与全日制以年轻学习者为对象的教育不同类型，它与取得学位、资格不相干，主要是实用性的、有关职业的短期集中学习，或是长期分散的甚至灵活运用媒体的远程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需求扎扎实实地开始增加。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大学，不分国立、公立、私立，都围绕着争取学生顾客——一种新型顾客而带有一种“经营感觉”，刻意求人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更变成国际性的了。在教育方面，作为新的市场，特别是着力从亚洲各国招收留学生的大学正在增加，在这一市场难免不和安格鲁－撒克逊语系的各国的大学发生激烈的竞争。还有以成人学习者为对象、灵活利用因特网等媒体、与高度专门职业教育相关的“远程教育”，也开始同上述诸国发生竞争，日本的大学明显地落在后面。

在研究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成了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对以“卓越”为目的的“研究型大学”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上正在重点集中地投入。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手段，日本政府强调基础研究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增加了大学的研究经费，并强化竞争性分配，而且还推动了以提高研究活力为目的的动真格的组织改革，这些从90年代泡沫破灭时就开始了。日本无论是在全球化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还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性的竞争方面，都显然落后了。

由于这一系列竞争的明显化和激化，以前人们习惯以高考偏差值及大企业就职率等指标来区分大学，如今，人们期待的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在现实中具有功能和作用的新的结构，正在大学之间形成。OECD的报告书中指出的“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

谈到系统结构变化，它与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也不能忽视。大学从成立以来，长期形成了与初等、中等教育之间分割的制度的空间，大众化使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

大学入学考试——入学者的选拔问题一直是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连接关系”所在，90年代开始“学力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两者间的关系已变得不能割裂或跳跃。初等、中等教育的问题现在也原封不动地成了高等教育界的问题。大学“学校”化，高等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学校教育系统总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入学率已接近50%的高等教育的现实。

最后，应该谈一下终身教育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是1970年前后一段时期开始的事情。1988年，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作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局等等，是为了振兴终身教育。大学实施了文部省提出的有关推动开设公开讲座、设定和扩充接受“社会人”入学的架构等等主要振兴政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向“普及”阶段接近，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成人学习要求结构上的变化，大学作为满足这种需的工具，要求它进一步“开放化”的压力，明显地增强了。

新增终身学习的主要需要，是与职业关联的实用知识、技术的学习，围绕该由何种机构提供、怎样满足这种需要，开始了种种探索。新增设与职业关联的、特别是以“社会人”为对象的新型研究生院，与短期大学形成对照而持续发展作为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修学校，就是这种种探索的表现。特罗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终点的“普及”阶段的到来，并不是说入学乃至就学的普及化，而是指希望利用、活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普及化（特罗，2000年）。大学和高等教育作为终身学习和学校教育两个系统的最重要的接点，对两者进行统合乃至融合，人们开始期待它起到一种中心的作用。

四、内部组织的变化

和90年代开始的系统水平的变化相比，恐怕更重要的变化是作为组织体的大学内部的变化。正如已经见到的那样，特罗说的随着大众化的进行而将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被称为“大学”的组织内部的变化，即“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生涯、教学方法”等的变化相对较晚，这是由于“大学的管理运营方式”和“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与指向性”具有“保守性”。确实，日本也因为这两种“保守性”的缘故，大学内部组织的变化，自“学生反乱”时代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才渐渐到来。

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样，组织内的变化的主要契机，是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报告提出，要在对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一般教育必修的科目和学分、甚至可能设置的学部的名称都严格束缚的设置基准“大纲化”的同时，积极地引进学期制、教学大纲、基于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师培训、研究生担任助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大学在大众化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对提高教育水平有用的“小道具”。另外，在根据这份报告对设置基准进行修订之际，要求各所大学努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

学部教育组织大幅度自由化。在国立大学，仅仅在4、5年间就导致所有教养部的解体和一般教育课程的削减；在私立大学，“新名称学部”即以信息、国际、环境、综合、人间、文化等文字组合的“四字·六字学部”迅速增加。只要看看文部省的调查结果等就知道，教育“小道具”引进也正在迅速推进。然而，对于在大众化过程中难免要进行的教育方面的改革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如何使以前很沉闷的教育提高活力和水平，即使在相关人员中也有很大的疑问。从1998年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1世纪的大学像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对策》中，就可以读出这种疑问。

妨碍改革深入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保守的”“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指向性”。日本的大学教师即使是从国际的视野看也是“偏重研究”而轻视教育，这种倾向非常强烈（有本和江原，1996年）。美国的“小道具”从形式上引进了，但使它发挥作用的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精神性质不能引进。由于没有大学教师意识和性格的变化，重蹈半个世纪前“第一次美国化”旧辙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必须强调，这和正在进行的19世纪的学问体系的变化和解体有密切的关系。“新名称学部”一批又一批产生，不过是其一种表现形态而已。即使是仍然使用传统名称的各个学部，学科和讲座的名称也在迅速地变化。“一位教授一个讲座”即所谓“小讲座”被重组合并为“大讲座”，成了普遍的现象，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变化再进一步，就是教育和研究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这种改革正在进行。

20世纪70年代，以筑波大学为代表的“新构想大学”，在设立计划提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争论点在与管理运营体制相对的教育、研究组织的分离问题。明治以来，在日本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同属于一个组织，根据教育与研究不可分离的关系确立了讲座、学科、学部制，这已经成了教育、研究组织的原理。要成为美国式的大学，将教育与研究的组织分离，不设讲座和学部而采用“学群·学系”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由于破坏了这种“良好的”传统，引起了与大学相关的人员，特别是重视研究的教员强烈反对，这一情况众所周知。从那时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代流行的方向变为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所谓的“独立研究生院”相继成立，教师和学生的所属组织分离了，九州大学等还决定设置称之为“研究院”的独自的教师所属组织，就表明了这一点。

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曾经受到严厉批判，讲座·学部制被认为和日本的大学自治即“教授会自治”不可分。和学问体系相对应而设立的讲座·学部，作为教育、研究的基础单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特别是在国立大学，还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的估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它的解体意味着教授会自治的变质乃至崩溃，这就是引起批判的最大理由。90年代开始进行的，是对以前“管理运营”和“教育与研究”或“经营”和“教学”的一体化的分离。这意味着战后实行新制度以来尚未解决的事项，大学管理运营制度的整备和改革，渐渐地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

大众化不仅是大学数量的增加

，还伴随着大学自身规模的扩大和多功能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将此称之为“巨型大学”化（1962年），由于多功能化和组织的巨大化、复杂化，管理运营的问题不提出来已经不可能。与早先持有“企业体”性质的美国大学相比较，这一“问题的提起”对以教授会自治为运营基础的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冲击，这不用多说。然而，对于急速的大众化，日本的大学总不肯正视这些问题，即使是在1970年前后“学生反乱”期受到严厉质问时也是如此。

文部省1973年设置不采用讲座·学部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提示了一种答案。不设置学部和学部教授会，从人事到预算分配的管理运营职能，都由校长和5名副校长所组成的执行部来集中承担，这种美国模式的“新构想大学”的出现，对习惯了教授会自治和局部自治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由于大众化、巨型化的发展，这些国立大学不能不超越部局，相应提高有关大学作为整体决策必要性的认识。90年代初以来，不仅教授会成员广泛认识到强化校长和执行部的决定权限不可避免，而且即使在教授会自治力量很强的国立大学，副校长制度化和校长裁定的特别预算框架的设定等等，也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施了。现在，或说此前，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构想，也是众所周知的了。100余年所坚持的大学的内部组织，必将迎来彻底的变革之时。

五、“评价的时代”的到来

必须指出，90年代开始的放宽政府控制和对竞争的鼓励，与对评价的重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所述，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作为交换，各所大学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成了义务。这表明开始从法规和行政指导的“硬的规制”向评价的“软的规制”转换。实际上评价系统开始显性或潜在地进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各部分。评价最初是要激发教育与研究的活力，而今不仅如此，还在各种资源、特别是资金的分配方面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对各大学的要求，具体来说是“对教育、研究活动等的状况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将结果公布”，并将这种检查和评价的结果“由该大学的职员以外的人员进行讨论”。据此，许多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实施了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做成报告书公开发表，另外请外部人员进行“外部评价”的大学和学部也在增加。必须指出，随着这些工作的推行，有的大学还开始实施对教师的业绩进行评价和由学生对教学进行评价。评价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使教育与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唤起自主的、自发的努力。这和大学基准协会所开展的“基准判定”的目的具有共同性。1998年大学审议会《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中建议，为了将基于大学的自主性所委托进行的外部评价制度化，要设置实施“透明性高的第三者评价”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于是2000年设立了“大学评价和学位授予机构”，基本上就是出于同一目的。

另一方面，与资源特别是政府拨款结合起来的评价，以前主要围绕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进行，在研究费的分配过程中实施。这种评价的特征在于，被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一个研究者，评价人是研究者的同行。除了这种基于个人的显性评价外，文部省还开始对一所一所大学即组织以隐性的形式进行和资金分配相关的评价，并有强化的迹象，这是90年代的一个重要变化。例如国立大学，在以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单位的“积算校费”以外，基于种种教育和研究活动水平考虑的（隐性的）标准而在大学间不平等的、重点的分配预算额年年增加，已为人所知。在私立大学，从政府所得的经常费补助金，基于评价的“优点分配”额年年增加，现在已占全部额度的将近30%。

这种大学之间、教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成为促使教育、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以经济界为中心的大学外部提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不问个人和组织，将评价和资源分配结合起来的动向很强烈。不仅大学外部，就是大学内部，支持这种认识的声音也在增加。1998年的《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还是说，将预算分配和基于“第三者机构”的评价联系起来，“可以考虑作为参考资料的一部分来利用”，这是一种有所限制的表达。然而最近的“国立大学法人”的构想，对组织进行的评价和资金分配相结合，已被相关人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20世纪90年代揭开序幕的“评价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系列的结构变化，意味着大学教师这种专门职业的质变和再定义的过程开始了。自19世纪末作为最初的近代大学的帝国大学诞生以来，日本的大学以教师自治为理想，并围绕着它的实现而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大学制度，不问新制、旧制，所有的大学都承认了教授会自治。不要说公立大学，就连设置了理事会、将经营和教学分离的私立大学，也是由从教授会成员中选出的人担任校长兼理事长，理事的多数成员由教授担任的也不少。大学基本上是教师的共同体，是坚持作为教师的自治体的性质，教师不仅自己负责教育、研究，而且也负责管理运营和经营。

赫尔穆特·斯彻尔斯基（1963年）用“孤独和自由”这词来说明近代大学的特征，现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是孤独的，但也是自由地探索知识，不得不封闭的共同体。现代大学要求的是“开放与交流”，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也要变为知识的经营体乃至企业体。学习者，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表现为“知识的顾客”的知识探求者。以前教师只要求在教育、研究和管理运营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现在还要求加上对社会的贡献和服务这一重要作用，教师的这些角色应当分化乃至分业化。“说明责任”是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界崭新的概念之一，意思是不仅大学这一组织体而且作为专门职业人的一个一个教师，必须向外部社会说明自己活动的内容，以求得批判性的讨论。换言之，不仅大学而且教师自身也难以回避作为评价的对象，而不得不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竞争中。

越是作为一个经营体和企业体而成为自立的主体，其选择和决定被要求说明责任，大学就越被要求超出于一个一个教员或学部、部局教授

会的意志，决定持有“作为大学”的意志。这对于巨型大学化的现代大学是必要的。要确立超越了“教授会·部局”自治的“大学”自治，并希望对大学教师这种职业进行再讨论、再定义（天野，2001年）。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变化，恐怕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师和研究人员自身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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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第7篇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在一门学科创生之初，人们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几部高等教育学着作中，分别是这样论述的：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潘懋元着的《高等教育学》（1984）

高等教育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科学。

――田建国着的《高等教育学》（1990）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泛泛的高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应用，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

――胡建华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内容的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高等教育学是否揭示出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或特殊规律。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关于作为基本的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确定

长期以来，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引起传统教育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教育学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学却又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现象关注不多甚至视而不见，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关注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而且被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高等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找不到理论根基，在传统的“教育系”或“教科院”这些教育学的组织建制里高等教育研究难有安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果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由高等教育学承担理论建设的任务，以人类一切高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并对现存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原理进行制度化梳理，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由概念、原理、原则、规律等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据笔者分析，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列的兄弟关系。

但是一般人却认为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为什么高等教育学研究还要进行学科化的探讨；为什么长期以来，教育系（学院）里面一直没有开设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学学科演进历程的客观分析，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的问题。

三、教育学的演进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国民教育运动，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进行师资培训的师范院校应运而生，为了满足中小学师资培训的实践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诞生了。

赫尔巴特之后，教育学的进展一直不大，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名不符实，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其二，由于教育学以师资培训的课程形式存在，因此其内容主要关注教学的方法、原则、程序、规律等问题。这种传统的沿袭，教育学就成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的学问或艺术，而非研究“教育是什么”的科学。其结果是“当固定化的学制、教科书和班级授课制这“三位一体”的学校体制形成的时候，当以学校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形成的时候，大规模的培养人才的本质在教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传统教育学本身，却走向了衰微。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教育学只能相当于普通教育学。

四、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问题

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远远早于普通教育。自古希腊起，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在古代，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但是等到近代民主思想勃兴，接受教育成了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之后，普及的全民的教育理论才应运而生，教育讨论的也就多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上，似乎并未注意到高等教育所独有的问题。换言之，就教育研究的历史来看，整个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开端的。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期潘懋元先生首倡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分析当时形势，高等教育研究毫无基础，要建学科谈何容易，但是不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又无从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学科的合法性而言，在教育系里谋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建制，借助教育学的名义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较为有利。但当时的教育系由于对高等教育毫无研究，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依托综合大学成立“高教所”发展起来。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名为“学科”，但经典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含义并不强。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基本延续了教育学的体系，重走了普通教育学的老路。

高等教育第8篇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潘懋元教授、吴丽卿副教授为本文撰写给予了悉心指导，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5］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

［6］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6-108.

［7］闵维方，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贺信［A］.王伟廉，杨广云.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399.

高等教育第9篇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