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院考察报告第1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2篇

【关键词】台湾高校；行政管理；调研报告

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党校组织了“浙江大学高校行政事务专题考察团”赴台湾考察调研，就高校行政管理事务专题向台湾兄弟高校学习取经。考察团一行15人，由来自学校机关各部门、基层院系和附属医院的行政人员组成。考察团走访了岛内的成功大学、东海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和文化大学6所高校，以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通过听取专题报告、座谈、参观等形式，围绕高校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行政人员管理以及继续教育等主题与兄弟高校同仁开展了学习和交流。考察团还重点参观了各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场馆，台湾地区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教职员工真诚、热情、负责的工作态度让考察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将调研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产、学、研”深度结合，教学平台宽广

与企业紧密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结合，构建全方位的教学平台，是台湾高校的很有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考察的多数高校均结合自身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依托学科特点和优势，与企业紧密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例如，在访问成功大学的行程中，恰逢成功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兰花研究中心与兰花生技产学联盟主办的“兰与禅生活”展览，不管是其展出的精品蝴蝶兰、兰科养生产品、书法作品等有形展品，还是会场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展会文化底蕴营造等无形观感，均体现出学校“产、学、研”深度结合，全方位教学培养学生的丰硕办学成果。

二、全面推行“博雅”教育，塑造健康丰富的人生

博雅教育是在台湾大学教育的基础组成部分。博雅教育的目的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而是通过几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的人格，或者说发展一种丰富的健康的人性。台湾系统的现代博雅教育开始于台湾大学，考察团所访问的东海大学推行的博雅书院很有特色。例如，东海大学博雅教育课程分为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时事、社会分析及道德推理、科学与科技、外国文化与语言五个大类，博雅书院还定期举办“博雅夜谈”，通过多种基本知识、技能和意识的教育，培养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塑造健康丰富的人生。

三、组织架构精简，重视建章立制

台湾高校组织架构精简，在管理上注重科学化、程序化、信息化，不论教学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形成了既平稳运行又竞争向上的运行机制。例如，台湾大学进修推广部总共4个部门12个工作人员，以平衡计分卡为基本管理工具，通过绩效考核、业务电脑化、工作简化、机制创新等途径，使其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四、教职人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卓越

台湾高校教职人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卓越。他们有思想，有能力，知识面宽、素质高，责任心强，做事务实，以学校利益为重，处处体现了为学校着想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做事情都会做认真充分的准备，追求卓越。例如，考察团在清华大学校园参观期间，无意间进入一个艺术展览馆，虽然离开馆时间还相差两个小时，工作人员在不知道考察团是浙江大学来访客人的前提下，依然认真准备，热情接待，像正常开放时一样逐一介绍每一件展品，还开玩笑的把考察团的突然到访称作是一次上级的突击检查，给全体团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6天在台湾的学习交流考察已经结束，在台湾的交流学习，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自身服务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的提升。浙江大学虽然在办学规模、硬件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与台湾兄弟高校相比，很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全校教职员工更要秉承“求实创新”的校训，将台湾兄弟高校的先进经验用于工作中去，为学校世界一流发展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3篇

【关键词】警力设置；安全黑数；校园警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96-02

一、警力设置与安全效益之间的关系

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的安全状况如何，与该地区的警力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力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中，警力指警察队伍的综合战斗力与完成任务的能力。它包括编制、装备、训练、战术、策略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狭义概念中，警力指警察队伍中的编制人数。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来论述警力配置的相关理论。对一个地区的安全工作来讲，警力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比较合理呢？学术界认为，警察比例是衡量警力配置的标准之一①。评估警察比例，一般采用两种衡量指标：一是警察人数与人口比指标，可表述为每名警察比居民人口；二是警察人数与辖区面积比指标。笔者主要从第一个指标来分析理论上社会对警力的需求量。据萧伯符、张建良等老师调研，“我国警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很低的，还不到万分之十，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②可以看出，相对于警务法治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来讲，我国警力仍有很大空缺，远未达到社会治安需求警力饱和值。

实际生活中，我国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并非直接由警察来承担。阐明警察比例理论，主要是借以探究校园安全工作所需求的保卫人员数量。目前，国家尚未明文规定高校内部保卫人员人数必须与在校师生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各地自行规定的设定比例基本上在2‰以上③。倘若加上物业保安这一安保力量（下文将高校内设保卫机构人员和物业保安统称高校安保人员），高校安保人数实际设定比例已远远高于我国的警察比例。然而，近年来，在校园内发生的自杀、火灾、校园暴力等各类事件屡见不鲜，高校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如“马加爵故意杀人”、“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学生极端问题63起，凸显了高校脆弱的安全管理体系。其实，教育部收集到的数据仅仅是直属高校无法隐瞒的重大安全案（事）件。由于国内各高校并未如英美国家一样建立年终数据公示制度，高校为凸显发展之成绩，总会隐报一些情节稍显轻微的案（事）件，这可称为高校安全黑数。我们可参照美国犯罪统计理论来思考我国校园安全黑数的具体情况。

美国对犯罪的统计有三种方式：统一犯罪报告、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自我报告调查。统一犯罪报告由各地警察机构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犯罪，类似我国官方公布的犯罪统计表。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由联邦司法部的司法统计局以抽样询问方式对参加此项活动的家庭进行调查，进行犯罪受害人调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意识到犯罪受害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未将被害情况报告给警察，开展犯罪受害人调查可以弥补统一犯罪报告在犯罪调查方面的不足。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得出的数据基本上要超出统一犯罪报告的一倍多。自我调查报告时研究人员让受调查人报告自己是否有过犯罪行为的调查。自我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高中生中至少有1/3的人有盗窃行为，有20%的人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

通过对美国犯罪调查统计情况可以看出，现实中的犯罪形势要比官方统计所显示的更加严峻。同样道理，相对于显型安全形势而言，我国高校隐型安全形势要更为严峻。笔者认为，除却高校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提升、刑事政策保护、相关案（事）件被内部消化等因素外，内设机构安保人员安全管理权力缺失是导致高校安全形势严峻的比较重要的成因。

二、零和博弈呼吁高校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的明确

目前，我国高校安全工作仅依据一些政策和规定运行。比如，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出台《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2006年9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等等。至今，我国仍未颁布《校园安全法》。各地虽根据地方法规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模式。相比较而言，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校园安全法，对校园安全工作统一了模式和方法。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由各州立法建立了校园警察，并且于1990年公布了《校园安全法》，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同样也建立了一套以保护校园安全为内容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其校园安全管理提供了执法依据。正因为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校园安全法》，高校保卫人员性质定位、职能范围、安全管理权限、危机评估、应急预控、正当程序、责任追究等内容便无法可依，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下，高校保卫人员的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范围就会陷入单位内部行政自由规范的窠臼。

笔者从警察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强化高校安全保卫人员安全管理职权和能力的必要性。警察行为科学理论认为，警察与犯罪有密切关系。警察执法方式和效果会间接影响犯罪率的高低和犯罪行为的区域分布。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实际上处于博弈状态。博弈是指在多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种行为。根据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博弈双方的利益收获及受损情况来分，博弈分为正和博弈和零和博弈。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双方关系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即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为“零”。而警察与群众之间则是正和博弈，即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警察与犯罪分子之间的零和博弈要求警察执法尽量科学合理，以预防犯罪发生或最大化减少犯罪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要提高警察执法效果，改良警务模式是可选择的模式之一。上世纪80年代，面对被动型警务无法解决的严峻犯罪形势，西方推生了第四次警务革命④。第四次警务革命以社区警务为标志，通过强化警察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群众共同做好警务工作，这与我国公安群众工作路线有异曲同工之趣。

我国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在性质、内容、对权能的变革需求等方面非常类似警务工作。警务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先进成果可借鉴引入到高校安全保卫中来。首先，高校安保人员与学校师生是一种正和博弈，而与违法犯罪分子则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两种博弈均要求明确高校安保人员的安全管理权限，以预防并控制违法犯罪案（事）件的发生。自从1994年4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的意见》，取消了高校安全执法权限后，高校保卫机构至今仍无任何执法权。也正因如此，国外正在进行的第五次警务改革暨警务私有化并未影响到我国高校安保工作。高校保卫机构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的缺失导致无法有效处置违法犯罪案（事）件，模糊处置成为常态。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情况下，即便物业保安因警务私有化改革而拥有了部分执法权，但由于我国高校保安学历低、能力不高、服务水平欠缺也是一大软肋。据中国保安协会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保安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8%，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89%⑤。目前，这些保安从业人员只有单位内部的简单培训，有的根本就没有培训。与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我国物业保安的工作能力有待提高，服务意识也有待提升。

三、校园安全工作机制改革刍议

美国是校园警察改革的发起者和奠基者。1903年耶鲁大学娼妓成灾，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学校从地方警察局借用了两名警察协助工作，这是美国校园警察的雏形。70年代，经过校长和学者的呼吁，校园警察逐步在各高校推广实施，并在90年代得以完善。美国校园警察有以下特点，一是管理体制上要接受校长领导；二是校园警察为专职警察，享有维护秩序、打击犯罪和校园服务的职能；三是校园警察一般由退役警察、退役军官、高校毕业生担任，素质相对较高；四是校园警察定期要接受培训。美国校园警务工作可形象描述为主动式警务⑥。美国高校安全保卫人员除校园警察外，也包括高校内部保卫人员和物业保安人员。不过，校园警察是高校安全保卫的主体力量，而内部保卫人员和物业保安人员只是辅助力量。因校园警察在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中作用突出，奥地利、日本等国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组织体制。校园警察体制为我国高校安全管理创新提供了模板。

随着我国高校安全问题的日益加剧，我国在高校安全管理体制上也有所创新。《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教社政[2002]11号）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要在重点院校派驻公安机构”。各地公安机关也非常重视高校安全工作，根据实情建立了校园警务室。我国高校校园警务室与西方校园警察有很大不同。一是管理体制上受公安派出所领导，业务上对高校安全工作进行指导；二是主要负责户口管理、案（事）件处置和案发后现场保护，享有一定的强制权力，但实际操作中运用较少；三是不参加校园巡逻，不负责校园安全预防；四是不负责校园师生服务；五是常住民警较少，各地因警力紧张，每个校园警务室民警一般还承担着其他警务工作，民警到校园警务室率比较低。校园警务室在高校中的工作可形象描述为被动式警务。目前，我国高校安全预防、日常巡逻、危机演练、纠纷调解等主要工作基本上仍由内部机构保卫人员及物业保安来实施，实际效果不明显，改革的空间仍很大。中央及各地应尽快深化校园安全勤务机制改革，整合安全保卫力量，推动高校安全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注释：

①警察比例并非是衡量警务工作效能的唯一标准，而且可能也不是最有效的衡量标准。每个地区的治安状况复杂程度不同，同等条件下的警力并不能保证取得相同的效果。不过，犯罪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每个地区的犯罪数是饱和的，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用警力衡量警务工作效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②《法治之下警察行政权的合理构建》出版日期为2008年，因此这一数据最多是2008年萧伯符、张建良等老师调查所得。至于最新比较数据，笔者尚未收集到。但基于第四次警务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国的警务改革显示出无增长改善的特点。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警力比较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

③高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运行的主要依据有：国务院下发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中央综治办、中央维稳办、中共教育部党组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维护高校稳定工作的通知》（教党[2007]9号）、《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教政[1997]3号）等法规文件。但是这些法规文件并未对高校内部的保卫人员与在校师生在人数上进行规定。各地则在根据实情的基础上，对这方面进行了明确。如《重庆市高等院校内部安全稳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四章第十一条指出：“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5000人以下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三的比例配置；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5000―10000人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二点五的比例配置；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10000人以上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二的比例配置。”山东等省也有类似规定。

④从现代警察建立以来，学者们认为共发生了四次警务革命。第一次是新警察的产生，以伦敦大都市警察建立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预防；第二次是警察专业化运动，以美国警察专业化运动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预防和打击并重；第三次是警察现代化，以欧美各国的警察现代化运动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打击。第四次是社区警务，以欧美各国的新警察模式改革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回归预防。也有学者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第五次警务革命，即警务私有化运动或第三方警务活动，即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警务活动。

⑤这份调查资料是笔者从夏菲主编的《治安管理研究》中摘选而来。而夏菲则是从黎明在《决策探索》2003年第10期发表的《保安：功过是非各几多》中引用而来。因此这个数据应该是2003年之前调研得出的。不过，笔者对最近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调查，发现基本仍在使用这个数据，却都未说明数据之出处。而且，中国保安协会等权威组织也没有最新的数据收集。笔者认为，我国保安队伍素质或许并未有太多改变。

⑥被动警务模式和主动警务模式是基于不同的警务风格来划分的。按照王大伟老师的观点，被动警务模式也称反应警务论，它强调接报案后警察的快速反应，反应时间作为衡量警察效能的重要标志，也称“消防队”式的警务。主动警务模式也称先发警务论，它强调治理犯罪重在预防，社会各界的合作是减少犯罪的根本途径。现代警务正在从被动警务向主动警务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大伟.欧美警察科学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450.

[2]周向红，孟娜.美国高校安全保障机制经验及启示[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3）.

[3]马跃.美国刑事司法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29.

[4]刘振华.构建新型校园安全防控体系的思考[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5）.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4篇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一

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一、国家法律严令禁止，凡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互联网、“”、“麻将”、“扑克”等各种形式开设、聚众的，依法予以严惩。

二、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或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均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场所、资金，或者帮助接送赌客、望风看场、收受、兑换筹码、结算赌资等直接帮助，情节严重的，以罪共犯论处。

四、对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为首者、主要参与者，或者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开办者、经营者、获利者，依法从严惩处。

五、违法犯罪活动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依法予以追缴;用具、违法所得以及违法犯罪分子所有的专门用于的资金、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依法予以没收。

六、因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为索取赌债实施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抢劫、伤害、绑架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严惩处。

七、参与，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凡党员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参与活动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八、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九、主动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检举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出于他人胁迫、诱骗参与活动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十、公民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金人民币500元;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处。举报电话：110。

本通告自之日起施行。

巴东县公安局

20__年3月18日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二

今年来，我市少数地方活动猖獗，屡禁不止，严重毒害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家庭和睦，危害社会稳定。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促进平安汉川建设，根据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市司法实践现就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 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抽头渔利数额累计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或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均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 参与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拘留：

(一) 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二) 一年内曾因受过治安处罚的;

(三) 国家工作人员的;

(四) 引诱、容留未成年人的;

(五) 赌资数额接近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

三、 对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为首者、主要参与者，或者对利用电子游戏机室、室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开办者、经营者、获利者，依法从严惩处

四、 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场所、资金，或者帮助接送赌客、望风看场、收受、兑换筹码、结算赌资等直接帮助，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

五、 因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又参与的，依法撤销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刑罚。

六、 因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为索取赌债实施非法侵入祖宅、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严惩处。

七、 对查获的赌资一律予以收缴，非法所得一律予以追缴。

八、 政法干警禁赌不力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赌、护赌的，从严追究法律责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村(社区)干部涉赌的，从严打击，并移送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给予纪律处分和作出组织处理。

九、 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检举他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十、 举报涉赌违法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举报电话：110

打击犯罪的通告范文三

为优化我县治安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为“水润安乡、洞庭明珠”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县委、县政府禁赌、禁毒的工作部署，安乡县人民法院、安乡县人民检察院、安乡县公安局决定自2014年8月23日起，在全县范围内依法开展严厉打击涉赌、涉毒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现通告如下：

1、严厉打击抽头放赌、暴力护赌、追逼赌债等违法犯罪活动。

2、严厉打击活动的组织者、庄家、老板、房屋屋主及以赌为业的赌头、赌棍。

3、严厉查处发生在公共场所、宾馆、旅社、茶楼、小区、村居中等地的聚众活动。

4、严厉查处“搬砣子”、“推牌九”、“做皇帝”、电游等违法犯罪行为。

5、严肃查处参与或为活动充当保护伞的

党政机关干部。

6、严厉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犯罪行为和非法持有的违法犯罪行为。

7、严厉打击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原植物的，或者非法买卖、运输、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原植物种子或幼苗的违法犯罪行为。

8、严厉打击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包括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或者容留他人吸食、注射的违法犯罪行为。

9、严厉查处吸食、注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麻古”)、鸦片、吗啡、大麻、可卡因、、氯胺酮()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品、精神药物的违法行为。

10、旅馆、娱乐场所经营业主及从业人员、出租屋业主对在本场所、出租屋内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予以制止，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对发生违法犯罪活动不制止、不报告的，依法追究经营业主、出租屋业主和有关人员责任，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全县人民要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禁赌禁毒的活动中来，及时将掌握了解的涉赌涉毒线索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对检举、揭发的公民，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保护，并按有关规定对有功人员予以奖励(举报电话：110)。

12、本通告自之日起施行。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5篇

14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柯高浩、柯文夫妇又来到了这里，为“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带回了弥足珍贵的“出生证”……

神秘之旅 一条隐藏秘密的小道

200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这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西方的“熊猫热”一直高烧不退，一个物种让世界持续“发烧”百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是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并命名了大熊猫。

“我们要把大熊猫‘出生证’放回那里，让世人知道大熊猫是从那里走向世界的。”成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标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天主教堂。柯高浩、柯文夫妇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助理孙雅俊、中国科学院专家何芬奇、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孙前等人的陪同下，两个多小时后，他们的身影已出现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的宝兴县城。

“140年前的今天，戴维也走到了宝兴，但他走了8天时间。”何芬奇正在和胞兄一起翻译《戴维神甫传》，对于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1869年2月22日，戴维从成都出发，他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油榨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名大川镇），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大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后到了邓池沟教堂，他整整走了8天时间。

戴维接替了原神甫的职位，成了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甫。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和轮回，2005年，又一个叫戴维的人，他叫戴维・谢泊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来实地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一年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正式列入《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而邓池沟天主教堂也已成为四川雅安市对外开放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站在教堂所处的山腰向北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夹金山。教堂的背后，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这里地势险要，是古时川人或马帮进藏和往返成都的必经之路。公元1771年，10万浩荡的清军也是从这里翻越夹金山，展开了持续6年之久的“辛卯之役”，清军铁骑踏遍大小金川，奋力平定叛乱。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也同样经过了这个充满传奇的地方。

戴维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在柯高浩、柯文从成都到宝兴的途中，听说上世纪四十年代邓池沟天主教神甫易洪光神甫至今健在，住在邛崃市天主教堂时，他们执意要去拜访。

“戴维走过的路，我知道，我以前经常走。”邛崃天主教堂位于市中心正西街，门口不大，但里面庭院深深。在教堂后院，我们见到了易洪光老人。今年96年岁高龄的易洪光神甫，依然耳聪目明，只是手脚有些不便，起坐落坐之际需要有人搀扶。说起在邓池沟的岁月，他的兴致很高。

这条今日已荒芜的小路，正是戴维走进夹金山的路线，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条东方的“神秘之旅”；他发现夹金山大熊猫栖息地，便成了“上帝遗忘的后花园”。易洪光的讲述，让大家心驰神往，恨不得也去亲身体验一回。

是猫是熊一块“冰川活化石”横空出世

1839年，在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华大门的前夜，来自法兰西的传教士们，却已经在中国西部腹地的山谷里建起了教堂。

传教士们在这些地方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以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就学校而言，分三种类型：普通男校、普通女校、男女合校的普通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经费由教会筹措。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这个山里的孩子从小与大自然亲近，喜欢各式各样的动植物。22岁，戴维加入拉撒路教会。在戴维35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他生命中的贵人：法国科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先生，儒莲不仅向他介绍古老而神秘、富于刺激的东方国度―――中国，还为他引见了一些学术界的名流：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植物学家布朗夏尔等，此后，戴维便把能够到中国进行传教，作为求之不得的事。1862年2月，也就是清同治元年，36岁的戴维得到批准，同意他到中国传教。这才正式启程前往遥远的东方，从此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他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

戴维神甫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寓神学于科学之中，他始终乐此不疲。他认为，科学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于是，他抱着“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的神圣信条，来到了中国。

同年，戴维得到清朝政府同意，前往蒙古考察旅游。在此期间，他收集了不少标本，利用回国休假机会，把所有标本带回巴黎。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戴维的足迹，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是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四不像”、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珙桐、金丝猴、绿尾虹雉……特别是在川藏山地，与魅力四射、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发生的古老性和丰富性。

1868年11月，戴维经汉口、沙市、宜昌，进入四川，12月到达重庆。1869年2月出发，起程前往穆坪，这个令戴维成就丰功伟业的地方。

1869年3月11日，戴维记下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皮的情景：“在我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他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那种著名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我的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

3月23日，戴维终于等到了，猎户给他带来一只死去的黑白熊。戴维欣喜若狂，他确信，这是熊类的一个新种，而且只有中国才有。他将这种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并将动物标本和描述报告寄给远在巴黎的米勒・爱德华兹。这是熊猫实物第一次介绍到西方，其轰动可想而知。

1869年5月4日，“我的猎手们在穆坪东部地区（今宝兴县东河一带）守候了两个星期，为我带来了一只黑白熊和六只仰鼻猴，这只黑白熊特别可爱。”当地的猎手们第一次为戴维捉到活体“黑白熊”，戴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为被他称为“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称体重、量身材、检查健康状况。这憨态可掬、滑稽可笑的动物，一定使戴维惊喜得不停地“感谢上帝”。当他仔细端详这只“竹熊”毛茸茸、黑白相间的外貌后，给它取名“黑白熊”。新的发现令戴维极度兴奋，他将这消息告诉爱德华兹教授，并附上描述黑白熊的书面报告。戴维本想将这只活体“黑白熊”送回巴黎，没想到“黑白熊”经不起运送途中的颠簸和气候变化，不幸死于半途，戴维只好将毛皮标本送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描述报告当年就在博物馆《新闻公报》上发表，报告是这样叙述的：“‘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讲，其体形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很多毛。颜色为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白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这可不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种呢？……在过去的二十天里，我雇佣了20名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这张熊猫皮展出后，谁也不认识。人们从兽皮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奇异的熊。爱德华兹教授经过对“黑白熊”毛皮和骨骼的仔细研究，发现戴维在物种的判定上出现错误，“黑白熊”不是戴维所认定的熊属类，而是与小熊猫相似的另一种熊猫。爱德华兹教授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就其外貌而言，大熊猫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系统与后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而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已经将它命名为‘大熊猫’。”为什么给大熊猫命名为“Panda”，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卫神父的名字缩写为P.A.David，Panda恰好与其谐音。另一种说法称，在发现熊猫的宝兴地区，当地人亦操尼泊尔语。在尼泊尔语中，熊猫被称为“nigalya-ponya”，意为“吃竹子的熊”，而Panda就是它的变音。

2005年10月1日，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到雅安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首席专家、IUCN自然保护地委员会主席谢泊尔・戴维专程到邓池沟天主教堂，在阿尔芒・戴维像前，戴维・谢泊尔虔诚肃立，嘴唇颤动，久久无语。两个戴维是在通过冥冥时空进行着心灵的对话……最后，戴维・谢泊尔终于开口：“100多年前，你在这里发现了大熊猫；100多年后，我到这里保护大熊猫，我们两个戴维在夹金山的百年之约，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发现和保护大熊猫……”言毕，他对阿尔芒・戴维的遗像三鞠躬。

戴维的成就不仅是发现了大熊猫，继发现大熊猫之后，冰川时代的“植物活化石”珙桐、“昆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也进入了他的视线。作为分类地位独树一帜的中国单型科植物珙桐，也是戴维首先在穆坪采得的，被西方园艺界称为“北半球最漂亮的树木”，珙桐的拉丁学名由此得名（Davidia involucrata），其中属名即来自戴维的名字。在穆坪采集的植物还有榛、漆、冷杉、木兰、豆梨、贝母、大黄、栓皮栎、厚朴、红豆杉、白杉、侧杉，各种报春及数十种杜鹃……

当然，最重大的发现还是大熊猫。大熊猫的惊人发现，震惊了世界―――西方学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遥远的东方，果然存在着冰川时代的“动物活化石！”戴维―――这个来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从此让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南这片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辗转索求一纸“出生证”终于回家

1872年，戴维在中国病倒。两年后他退休回国，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从此，戴维再没有来过中国。

2001年11月，在戴维诞辰百年之际，他的故乡―――法国埃斯布莱特市亲友团在市长戴海杜的率领下，来到宝兴县邓池沟追思先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时任副市长孙前的关注，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四川宝兴邓池沟熊猫老家？一个法国人，跟中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11月，孙前带队赴法国访问戴维故乡，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了陈列的宝兴大熊猫模式标本及相关资料，大熊猫模式标本，正是当年戴维神甫从宝兴带回的那只大熊猫标本，而且详细了解到了戴维在中国的神秘之旅。他萌发一个念头，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更是世界大熊猫文化的策源地，如果能把当年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文件送到大熊猫首发地的话，作为世界自然保护地核心区的夹金山，将赋予更加厚重的文化符号。

于是，孙前一有机会就辗转游说，四处央求，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孙前卸任雅安市副市长，调任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但他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8年，孙前的求索大熊猫“出生证”的故事感动了中国科学院鸟类研究所专家何芬奇。在“鸟人”何芬奇的眼里，宝兴是个神奇的地方，简直是一个“动植物的天堂”，他认为凡是学生物的，都应该到宝兴考察。自1980年首次到雅安考察后，他像候鸟一样，常常从北京跑到宝兴考察鸟类。“我已记不得跑了多少次了，没有100次，也有七八十次。”

“老孙，你就别瞎撞了，我想办法帮你求回来！”最终，何芬奇找到了他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柯高浩、柯文博士夫妇。经过他们的努力，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赶在了戴维发现大熊猫140周年之际，从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取得了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并接受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专程从法国飞到中国，代表博物馆把大熊猫的“出生证”送到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

消息传回成都，孙前兴奋不已，为了迎接“出生证”回归，孙前打算搞一个大型活动―――重走大熊猫发现之旅。2008年11月底，孙前按着戴维日记的记载，沿着戴维当年走过的路线，专程从成都走到了芦山县大川镇。从大川镇到邓池沟，横亘着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大瓮顶，考虑到柯高浩、柯文夫妇的身体状况，要徒步翻越大瓮顶，肯定困难重重。他决定取消这一活动，改为从成都直接坐车到宝兴。在考察线路时，孙前意外地获悉曾在邓池沟天主教堂任神甫的易洪光老人还健在的消息，于是，便出现在送“出生证”回家的途中，他们拜访易洪光的“神来之笔”。

今年，2月27日、28日，这批珍贵资料的捐赠仪式分别在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举行。其中，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将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捐赠给了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该报告共有30页，其中有7幅戴维画的图。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6篇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申请审核博士招生简章

为了选拔和培养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求的优秀创新人才，积极探索新的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培养体制，根据学校《博士“申请-考核”制选拨工作实施办法》(西交研[2017]93号)，特制定本学院2018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如下:

一、招生规模

2018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计划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47名(含公开招考、长学制转博、直接攻博)。

二、培养年限

培养年限全日制是三至五年、非全日制是三至六年。

三、申请程序

1、申请条件

符合《西安交通大学2018年博士生招生简章》上规定的报考条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通过者优先。

2、网上报名

登录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为：yz.xjtu.edu.cn)，进入网上报名系统。按网上报名系统说明录入本人各项真实信息，下载确认报名情况登记卡及报名相关表格(网上报名具体情况请留意交大研究生院网上的通知)，考核内容及程序以此办法为准。

3、缴纳报名费

考生登录报名网页按照网页提示缴纳报名费，不缴纳报名费者报名无效。报名费一经缴纳概不退还。

4、递交申请材料

(1)博士生考生报名情况登记卡(双面打印，须经本人签字);

(2)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3)两份攻读博士学位考生专家推荐书，由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正教授填写。

推荐书是我院确定博士生申请资格的重要依据，考生在选择推荐人时要足够重视(格式见附件)。推荐书应由推荐人根据自己对考生的了解，实事求是由本人撰写，并签字密封直接投寄。推荐书主要内容应包括该考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态度、课程成绩、外语水平、科研能力、协作精神等(推荐书格式为材料学院专用格式)。

(4)原则上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招生目录上的研究方向，也鼓励学生的自主创新研究，提交一份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书(不少于5000字)，学院可根据计划书指定导师。(请在2018年3月5日前提交)

(5)科研水平和能力佐证材料，如、专利或论文正式录用函的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6)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加盖公章有效)

(7)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复印件或其他英语能力考试证书。

(8)学士、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本科、研究生毕业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生须在入学前补交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复印件)或证明书。往届硕士生提供硕士学位认证报告，应届硕士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认证报告，境外学位证书报考者，须提交“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证明的复印件。

(9)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主要结果和详细摘要(应届生)。

(10)考生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应届生需附学生证复印件。

(11)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5、申请材料递交

除科学研究计划书外，其余申请材料需在2017年1月6日前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邮寄：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学院教务室，冯宇虹老师(邮编：710049);

(2)直接递交：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务室，冯宇虹老师，仲英楼A215房间。

备注：① 若递交的申请材料不全，申请将不予受理;

② 面试时需提供所提交申请材料原件，以供查验;

③ 一旦发现造假行为，将取消面试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④ 申请材料一经提交，恕不退还。

四、资格审查

本院博士生招生工作组组织专家审阅材料, 将在2018年1月14日前将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名单公布在学院网页上。经过资格审核的考生须于2018年3月30日在仲英楼A215进行现场确认，3月31日参加综合能力考试，现场确认需携带以下材料：

(1)学士、硕士学位证书原件，本科、研究生毕业证书原件(应届毕业生须在入学前补交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或证明书。往届硕士生提供硕士学位认证报告，应届硕士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认证报告，境外学位证书报考者须提交“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的证明原件(查验原件);

(2)准考证。2018年3月23日-3月29日期间，登录研究生院主页下载打印准考证。

五、考核及录取办法

学院成立综合能力考核小组，由学术分委员会成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博士指导教师组成。

1、材料评议：考核小组委派3名专家对申请者的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科研项目、学术水平、攻读博士的研究计划书、推荐书等材料进行评议，对申请者的书面材料进行全面、独立的评估、打分(满分100分)，并出具书面评议意见，不合格者不能进入下个环节。此环节成绩占总考核成绩的30%。

2、综合能力考核：凡取得考核资格的考生于2018年3月31日到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生入学综合能力考试，考试形式为笔试，笔试成绩不合格不能进入复试阶段。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笔试内容包括两部分：

(1)专业课，以“材料科学基础”为主，个别考生可选做“固体物理导论”或者“普通有机化学”的相关内容，主要考察材料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灵活运用能力，不指定参考书。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100分。

(2)材料专业英语。主要考察材料专业英语的翻译与写作能力，形式为英汉互译，不指定参考教材。考试时间为1小时，满分100分。

3、综合面试：学院成立面试专家组对考生进行综合面试，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20分钟，其中考生介绍自己基本情况15分钟(采用PPT)、提问5分钟，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硕士论文研究内容及成果、读博科研计划等;本环节主要考核申请者的科研志趣、逻辑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创新意识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面试专家对申请者进行无记名打分，满分100分，占总成绩的40%。

4、录取：本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组根据以上三项成绩汇总后排名录取，按照材料学院博士招生文件政策，实行双向选择，确定拟录取名单，并进行公示，拟录取名单经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录取，并由研究生院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六、联系方法

招生网址：mse.xjtu.edu.cn/

咨询电话：029-82665286

联系人：冯宇虹老师

Email: fengyh@mail.xjtu.edu.cn

七、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研究生院博士生招生简章执行，考生在报名前必须和报考导师沟通，本实施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归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7篇

14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又来到了这里，为这“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带回了弥足珍贵的“出生证”……

神秘之旅一条隐藏秘密的小道

200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这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西方的“熊猫热”一直持续不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了大熊猫。

“我们要把大熊猫的‘出生证’放回那里，让世人知道大熊猫是从那里走向世界的。”成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标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两个多小时后，柯高浩、柯文夫妇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助理孙雅俊、中国科学院专家何芬奇、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孙前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的宝兴县城。

“140年前的今天，戴维也走到了宝兴，但他走了八天时间。”何芬奇正在和胞兄一起翻译《戴维神父传》，对于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2月22日，向穆坪出发。多云的天空偶尔有几缕阳光透过云层。我们早上8点出发，向西走了26英里后……” 1869年2月22日，戴维从成都出发，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油榨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名大川镇），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大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后到了邓池沟教堂，整整走了八天时间。

邓池沟天主教堂又名灵宝神学院，是法国远东教会1839年派人到四川秘密建造的教堂。早在1802年，法国巴黎远东教会的周耶神父就开始在这里传教。1829年，周耶病逝并被安葬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川西天主教区的大本营。1839年，第二任神父德耶在这里广招信徒、弟子，这里便成了灵宝神学院（又称穆坪修院，骆书雅任川北代牧区主教时，又将穆坪修院迁至彭州白鹿领报修院）。戴维是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2005年，又一个叫戴维的人（戴维・谢泊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来实地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年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此时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也已成为四川雅安市对外开放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站在教堂所处的山腰向北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夹金山。教堂的背后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这里地势险要，是古时川人或马帮进藏和往返成都的必经之路。

戴维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这条今日已荒芜的小路，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条东方的神秘之路， 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夹金山大熊猫栖息地便成了“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是猫是熊冰川“活化石”横空出世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在3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生命中的贵人――法国科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儒莲不仅向他介绍了古老而神秘、富于刺激的东方国度――中国，还为他引见了一些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此后，戴维便向往着到中国传教。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被批准到中国传教。从此，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戴维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中国地域广阔而复杂，自然物种多种多样，驯化历史悠久而辉煌，被西方博物学家称为标本收集的“福地”、生物考察的“天堂”。从16世纪起，西方的生物收集者只要来中国，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数的奇花异草、不尽的珍禽异兽，使西方探险家、搜集者、引种者每每满载而归，为博物学、生物学、分类学的完善和丰富增添了无法忽略的业绩，弥补了不可或缺的记录。

戴维神父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不如说他是一名执著的博物学家。他始终认为，应该寓神学于科学之中，科考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于是，他抱着“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的神圣信条来到了中国。

同年，戴维得到清朝政府同意，前往内蒙古考察旅游。在此期间，他收集了不少标本，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把所有标本带回巴黎。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戴维的足迹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属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四不像”（即麋鹿），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珙桐、金丝猴、绿尾虹雉……特别是在川藏山地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的古老性和丰富性。

1865年，戴维被派往北京传教。在北京周边地区，戴维发现了不少欧洲少见的动植物，于是，他在传教之余采集、整理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动植物标本，并寄回巴黎，爱德华兹教授对此十分满意。不久，法国生物通讯协会吸收戴维为协会会员。这年夏天，戴维前往北京南部考察，在皇家猎苑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物种――“四不像”（即麋鹿），于是将其制成标本带回巴黎。经法国动物学家证实，麋鹿确为世界罕见，博物馆为此发表了戴维的科研论文。

1868年11月，戴维经汉口、沙市、宜昌，进入四川，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在法国外方会传教士范若瑟家中，戴维得到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穆坪有个法国传教点，那里的生物物种极其丰富。一过完元旦，戴维就迫不及待地溯岷江而上，经壁山、隆昌、资中、简阳至成都，在成都的华西坝天主堂稍事休息后，在成都西北的彭县做了短期的标本采集。1869年2月，他起程前往穆坪这个令他成就丰功伟业的地方。

1869年3月11日，戴维记下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皮的情景：“在我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他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1869年5月4日，“我的猎手们在穆坪东部地区（今宝兴县东河一带）守候了两个星期，为我带来了一只‘黑白熊’和六只仰鼻猴，这只‘黑白熊’特别可爱。”当地的猎手们第一次为戴维捉到了活体“黑白熊”。戴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为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称体重、量身材、检查健康状况的。这憨态可掬、滑稽可笑的动物使戴维惊喜得不停地“感谢上帝”。新的发现令戴维极度兴奋，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爱德华兹教授，并附上描述“黑白熊”的书面报告。戴维本想将这只活体“黑白熊”送回巴黎，没想到“黑白熊”经不起运送途中的颠簸和气候变化，不幸死于半途，戴维只好将毛皮标本送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关于“黑白熊”的描述报告当年就在博物馆《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报告是这样叙述的：“‘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讲，其体形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很多毛。颜色为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白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物种呢……在过去的20天里，我雇佣了20名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这张熊猫皮展出后，无人能识。根据兽皮，人们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奇异的熊。爱德华兹教授经过对“黑白熊”毛皮和骨骼的仔细研究，发现戴维在物种的判定上出现了错误，“黑白熊”不是戴维所认定的熊属类，而是与小熊猫相似的另一种熊猫。爱德华兹教授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就其外貌而言，大熊猫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系统与后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而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继发现大熊猫之后，戴维还采到了冰川时代的“植物活化石”珙桐和“昆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的标本。

戴维离开邓池沟教堂时，他的行囊中是大批动植物标本。当地的传教士帮助他将一箱箱标本走水路经重庆运到上海，再运回巴黎。遗憾的是，这期间正赶上英法战争，一些标本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据戴维自己统计，他一共采集了3000号标本，而实际运抵巴黎的却不足2000号。

大熊猫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西方学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遥远的东方，果然存在着冰川时代的“动物活化石”！戴维，这个来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从此让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南这片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辗转索求一纸“出生证”终于回家

1872年，戴维在中国病倒了。两年后他退休回国，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从此，戴维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1877年，戴维的两卷著作《中国之鸟类》公开出版，书中记载了他发现的772种鸟类，其中有60种前人从没发现、报道过；书中还有200个种类的哺乳动物，经鉴定，其中新的种类有63个。1884~1888年，戴维的又一著作《戴维植物志》公开出版，书中记载有他搜集到的世界罕见的植物品种。他的这两本书，成为后代学者到夹金山科学考察的“探秘宝典”。

2001年11月，在戴维诞辰百年之际，他的故乡――法国埃斯布莱特市亲友团在市长戴海杜的率领下来到宝兴县邓池沟追思先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时任副市长孙前的关注，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四川宝兴邓池沟？一个法国人，跟中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11月，孙前带队赴法国访问戴维故乡，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了宝兴大熊猫标本及相关资料，这正是当年戴维神父从宝兴带回的那只大熊猫标本。孙前详细了解了戴维在中国的神秘之旅，遂萌发了一个念头：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更是世界大熊猫文化的策源地，如果能把当年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文件送到大熊猫首发地的话，将赋予世界自然保护地核心区的夹金山更加厚重的文化符号。

于是，孙前一有机会就辗转游说，四处央求，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孙前卸任雅安市副市长，调任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但他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8年，孙前求索大熊猫“出生证”的故事感动了中国科学院鸟类研究所专家何芬奇。何芬奇找到了他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柯高浩、柯文博士夫妇。经过他们的努力，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答应将那两份文件送给邓池沟教堂。在戴维发现大熊猫140周年之际，柯氏夫妇从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取得了那两份文件，并接受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专程从法国飞到中国，代表博物馆把大熊猫的“出生证”送到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

2009年2月27~28日，这批珍贵资料的捐赠仪式分别在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举行。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将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捐赠给了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8篇

“主体有扩展，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并案管辖难，异地搞侦查，重点在审判”，在10月28日、29日由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法学会、武汉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李忠诚用上述话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了很简练的概括。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曹建明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xx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从整个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侦查势”的概念，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势”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按照杨耀杰的说法，“侦查势”是指由侦查要素总和构成的能够作用影响司法主体及被侦查对象心理活动乃至行为抉择的信息集合或信息场，比如反腐败形势及刑事政策之势、科技手段及成果之势、侦查员素质之势、讯问调查场所之势等等。他强调，应当把谋划构建侦查势作为实现侦查力价值的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侦查力研究的是侦查主体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能力，因此谋划侦查势将对解决渎职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进一步提出，侦查势应当分不同层次:低层级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比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要保持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位差;高层级的是类似孙子兵法中讲究的势，比如在某起案件中整体的侦查策略;最高层级的应是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究的“胜势”，其注重宏观方面，比如整个社会对查处此类案件的反应与声势以及执法环境等。

侦查势可以说是一种侦查艺术、侦查策略，但侦查人员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解决具体的侦查难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主张，对侵权案要加强初查的运用，因为不经过初查，对渎职侵权这样的案件就很难知道其有无犯罪事实。但他提醒要注意初查手段的合法性，对举报线索进行立案前的初查不能使用强制措施，非强制性的秘密侦查(如跟踪调查)基本不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运用，但是诱惑侦查手段则不应在这类案件中使用。龙宗智还认为，初查所获得的物证与书证，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经过一个提取或移交的程序，其法律效力不应发生争议，而在立案之前采取调查询问等非强制侦查行为获取的人证也可以延续到立案后阶段使用，乃至作为审判中的定案依据。

对渎职犯罪关联案件的并案侦查问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王永金在多年实践中颇有心得。他认为，并案查处符合办案规律，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并案管辖限定为“重特大”案件，因此要防止在实践中被滥用，只有对查处渎职、贪污案有重大关联的案件才可并案侦查。另外，宋英辉还认为，目前的并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则没有相应规定，需要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认为，有些渎职犯罪的认定需要有其他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原案”的认定问题，而检察机关对原案的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剧了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的 查证和认定的难度。这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协调的问题。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发展应加强协调，寻求到一个结合点，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能做到高效和公正，并有效地实现刑法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

处理难、阻力大:观念要转变，理论要跟上

“处理难、查办案件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大”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轻刑化。“20xx年检察机关查处的渎职犯罪中，犯罪人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引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于20xx年公布的这一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解决“处理难、阻力大”需要社会各方的观念要转变，不能因为“个人没得好处”就心生同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姑且不论渎职案件中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检察日报》有文章显示，检察机关从20xx年以来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经济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

除了观念转变，宋英辉还提出要适当修改法律，比如在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中，为了排除办案干扰而使用的指定管辖，就和刑诉法规定的指定管辖适用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的规定不相符，这需要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予以考虑。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定罪量刑的一些难点，司法人员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

李忠诚提到的“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几乎都是影响案件查处的实践难题。他举例说，渎职案件中几乎都要求有“重大损失”，而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乱批土地造成土地被毁损，那么土地价值几何?土地的位置不同、性质不同，对价值影响极大，而土地管理部门有时还不愿提供评估价格，这让办案人员对损失的计算更加头疼。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多次实施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每一次所造成的损失都没有达到构罪的损失标准，但累计多次的损失则达到构罪标准，对此能否定罪处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希慧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应按犯罪处理。

在重大火灾事故、重大责任事故中，要确定过失责任，一般容易确定现场直接作业人员的责任，但通常因“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而免除上层领导、监督者的过失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亚刚介绍，为防止这种不合理现象，日本等国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提出，在渎职犯罪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他们的过失与直接责任者的过失形成过失竞合。齐文远还认为，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不能进行按份归责，直接责任者应该因自己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负完整的责任，监督者应该对自己疏于监督、教育单独承担责任，而且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可能因注意义务的性质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

对“监督过失”理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认为这并非解决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因果关系实际上却在研讨中被屡屡提到。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应征注重从理论上研究、解决实践难题。他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司法人员对于渎职犯罪中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当追究渎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把握。对此他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侧重强调渎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否起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大小，而不在于区分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针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作用力大小而言的。不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难题

除了“三难一大”，很多实践难题也需要理论上给予解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均心主张，对上述行为要实行数罪并罚。虽然牵连犯要择一重处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通说，但这个通说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此种情况的牵连犯明明是基于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显然是数罪，所以对该行为数罪并罚是适当的。马克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牵连犯本来是德国的一种理论，仅针对一种行为的情况，后被日本吸收。我国刑法学理论在引进这一理论时没有像日本那样作是否有经常性牵连关系的区别，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妥。他主张要限制牵连犯的内涵或干脆取消牵连犯的说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皮勇由此认为，从行为事实构成一罪与数罪切入，用竞合论解决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不仅可以大为简化罪数形态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弥补并解决我国目前罪数论中单纯考虑犯罪的单复数做法的缺陷。

博物院考察报告第9篇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05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从整个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侦查势”的概念，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势”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按照杨耀杰的说法，“侦查势”是指由侦查要素总和构成的能够作用影响司法主体及被侦查对象心理活动乃至行为抉择的信息集合或信息场，比如反腐败形势及刑事政策之势、科技手段及成果之势、侦查员素质之势、讯问调查场所之势等等。他强调，应当把谋划构建侦查势作为实现侦查力价值的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侦查力研究的是侦查主体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能力，因此谋划侦查势将对解决渎职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进一步提出，侦查势应当分不同层次:低层级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比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要保持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位差;高层级的是类似孙子兵法中讲究的势，比如在某起案件中整体的侦查策略;最高层级的应是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究的“胜势”，其注重宏观方面，比如整个社会对查处此类案件的反应与声势以及执法环境等。

侦查势可以说是一种侦查艺术、侦查策略，但侦查人员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解决具体的侦查难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主张，对侵权案要加强初查的运用，因为不经过初查，对渎职侵权这样的案件就很难知道其有无犯罪事实。但他提醒要注意初查手段的合法性，对举报线索进行立案前的初查不能使用强制措施，非强制性的秘密侦查(如跟踪调查)基本不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运用，但是诱惑侦查手段则不应在这类案件中使用。龙宗智还认为，初查所获得的物证与书证，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经过一个提取或移交的程序，其法律效力不应发生争议，而在立案之前采取调查询问等非强制侦查行为获取的人证也可以延续到立案后阶段使用，乃至作为审判中的定案依据。

对渎职犯罪关联案件的并案侦查问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王永金在多年实践中颇有心得。他认为，并案查处符合办案规律，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并案管辖限定为“重特大”案件，因此要防止在实践中被滥用，只有对查处渎职、贪污案有重大关联的案件才可并案侦查。另外，宋英辉还认为，目前的并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则没有相应规定，需要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认为，有些渎职犯罪的认定需要有其他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原案”的认定问题，而检察机关对原案的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剧了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的查证和认定的难度。这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协调的问题。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发展应加强协调，寻求到一个结合点，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能做到高效和公正，并有效地实现刑法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

处理难、阻力大:观念要转变，理论要跟上

“处理难、查办案件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大”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轻刑化。“2006年检察机关查处的渎职犯罪中，犯罪人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引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于2007年公布的这一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解决“处理难、阻力大”需要社会各方的观念要转变，不能因为“个人没得好处”就心生同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姑且不论渎职案件中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检察日报》有文章显示，检察机关从2003年以来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经济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

除了观念转变，宋英辉还提出要适当修改法律，比如在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中，为了排除办案干扰而使用的指定管辖，就和刑诉法规定的指定管辖适用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的规定不相符，这需要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予以考虑。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定罪量刑的一些难点，司法人员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

李忠诚提到的“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几乎都是影响案件查处的实践难题。他举例说，渎职案件中几乎都要求有“重大损失”，而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乱批土地造成土地被毁损，那么土地价值几何?土地的位置不同、性质不同，对价值影响极大，而土地管理部门有时还不愿提供评估价格，这让办案人员对损失的计算更加头疼。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多次实施了、的行为，每一次所造成的损失都没有达到构罪的损失标准，但累计多次的损失则达到构罪标准，对此能否定罪处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希慧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应按犯罪处理。

在重大火灾事故、重大责任事故中，要确定过失责任，一般容易确定现场直接作业人员的责任，但通常因“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而免除上层领导、监督者的过失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亚刚介绍，为防止这种不合理现象，日本等国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提出，在渎职犯罪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他们的过失与直接责任者的过失形成过失竞合。齐文远还认为，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不能进行按份归责，直接责任者应该因自己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负完整的责任，监督者应该对自己疏于监督、教育单独承担责任，而且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可能因注意义务的性质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

对“监督过失”理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认为这并非解决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因果关系实际上却在研讨中被屡屡提到。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应征注重从理论上研究、解决实践难题。他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司法人员对于渎职犯罪中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当追究渎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把握。对此他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侧重强调渎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否起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大小，而不在于区分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针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作用力大小而言的。不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难题

除了“三难一大”，很多实践难题也需要理论上给予解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均心主张，对上述行为要实行数罪并罚。虽然牵连犯要择一重处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通说，但这个通说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此种情况的牵连犯明明是基于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显然是数罪，所以对该行为数罪并罚是适当的。马克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牵连犯本来是德国的一种理论，仅针对一种行为的情况，后被日本吸收。我国刑法学理论在引进这一理论时没有像日本那样作是否有经常性牵连关系的区别，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妥。他主张要限制牵连犯的内涵或干脆取消牵连犯的说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皮勇由此认为，从行为事实构成一罪与数罪切入，用竞合论解决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不仅可以大为简化罪数形态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弥补并解决我国目前罪数论中单纯考虑犯罪的单复数做法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