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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毕业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2-28 15:58:40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煤蜕缁岬茸试炊哉庑贫燃右陨福佣苯踊蚣浣拥鼗竦谜庑┤胙Щ幔褰撞阍蛞蛉狈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急燃唇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

本论文为“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浙江省农村家庭对民办高校的需求意愿和支付能力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杭州,310015,王仪,女,汉族,1995年出生,浙江杭州人,现为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在读生。

F249.21;F320

教育是传播人类文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变为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据2015年教育部统计,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总数约1271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约738万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则说明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进入高校的人数已占到当年毕业生数的一半以上,上大学是高中毕业生的主要选择,但仍有部分学生并未进入高校。对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是制定高等教育规划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1],本研究将对我国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在了解其选择情况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制约学生选择的因素,从而为探知我国农村学生高等教育需求奠定研究基础。

一、调查过程和样本分布

本研究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899份,有效率达98%。该问卷为非结构式问卷,将客观题和主观题分别进行量化处理和质性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本研究还对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进一步优化了研究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采用SPSS21.0对调查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从全国东中西地区、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男女性别、高中类型、高考成绩六方面具体分析对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影响情况。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我国不同地区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整体情况

我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将在毕业后进入大学,但仍有少部分学生会选择工作或培训。高中毕业生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持续推进直接相关,高校扩招和民办高校的快速崛起,为高中生进入大学提供了更多的就学机会。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具有更高的支付能力,为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大可能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中生选择上大学比例呈现典型的梯度分布,东部地区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在选择复读、接受短期培训及直接工作方面,西部比例均高于中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学生毕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不仅反映的是三地区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更能体现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

2.不同家庭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情况

家庭收入作为影响家庭成员各项活动的物质基础,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制约高中生的毕业选择。本文将家庭收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5万元以下,第二等级5万-10万元,第三等级10万元以上,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不同等级家庭收入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x择情况。调查中发现,第三等级家庭收入的高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学的比例远高于第一、第二等级的学生,而选择复读、短期培训、工作的比例却低于第一、第二等级。由此可以看出,所以即使目前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但家庭收入依然是制约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物质基础。

3.不同父母教育程度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情况

家庭教育是子女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制约对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2]。本文将分别研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影响,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毕业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形成父母对毕业生教育选择的差异影响可能与我国传统的家庭角色分配有关,父亲在关系到家庭重要决策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我国男女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情况

本文对男女毕业生的教育选择进行差异性分析,发现女生选择上大学和复读的比例均高于男生,而在选择“接受短期技术培训”和“直接工作”的比例低于男生。目前我国男女生在受教育方面的差异逐步缩小,近年来我国女性的大学录取率不断,进一步说明女生的受教育机会得到充分保障。其原因与我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变迁直接相关,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更多的资金为子女保障受教育,逐步缩小了男女生受教育的差异;而且当今社会家庭中独生子女人数较多,无论男女均成为家庭重点培养对象,男女生的受教育机会几乎平等。

5.不同高中类型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情况

高中教育是影响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阶段,不同办学水平的高中学生的毕业选择具有很大差异。调查发现省重点高中、市重点高中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高于普通高中,进入大学的可能性也更大,则表明高中类型对学生毕业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的高中类型直接决定了高中生的教育差异。重点学校拥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和师资队伍,是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平台,而普通高中及职中的毕业生,在保证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学生会因为成绩不理想或其他原因而选择短期培训及直接工作。所以高中类型是制约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更是制约学生上大学的主要因素,这将很容易理解为何当前社会中人们争相进入重点学校。

6.不同高考成绩分数段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情况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作为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而高考成绩是影响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直接因素。选择上大学和复读的学生其高考成绩均值高于选择短期培训和直接工作的学生,而且我国绝大部分学生会选择上大学,成绩高于总均分,而选择短期培训及直接工作的学生人数较少,成绩偏低。高考成绩是最终决定学生毕业选择的最关键因素,尤其对具有高等教育需求的学生影响更为显著,高考成绩的分毫之差将决定学生能否顺利进入大学,决定学生进入怎样档次的高校,更决定学生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三、结论及建议

综上可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持续提高,高中毕业生具有很高的高等教育需求,但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家庭收入、高中类型、高考成绩等因素影响,使得我国农村高中毕业生教育选择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这些差异所折射出的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机会不平等诸多的社会现象及问题。为了保证高中生能够做出有益于自身发展毕业选择,国家、社会、家庭、学校都应当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保证学生应有的教育权利。

1.国家及地区应当致力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异

从国家角度出发,在制定相关教育规划及政策时,对中西部地区有所侧重,从而为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平提供政策性保障。我国经济发展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城乡、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应该遵循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制定有利于全局及各个地区l展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政策,尽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3]。

2.家庭应当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虽然目前我国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但家庭收入依然是制约家庭成员接受教育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主要因素。父母作为家庭的核心人物,承担着子女接受教育的义务和责任,为保证子女能够享受更优质的、更高端的教育,家庭成员应当努力增加经济收入。此外,父母的教育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子女所受的家庭教育,提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3篇

【关键词】 大学生;家庭背景;就业;工作搜寻;影响;建议

一、选题背景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220万增加到2012年的686万),大学生就业情况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2000年的6.53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而699万还仅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如果再加上往届待业人数,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有关部门、地方、高校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十对高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对于改善国家人力资源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大学毕业生“中国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而未被公认的重要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学者,更多大学生也逐渐地感觉到,除了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等因素外,家庭背景 对其就业意向和选择,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搜寻过程(包括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收入角度,我们被称之为代际收入传递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社会、文化、法律、家庭因素,甚至环境等制度和习俗,是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甚至被强化的原因(胡永远,2011)。按照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收入,既存在直接的代际效应,也存在间接的代际传递。在直接代际效应方面,通常采用代际收入传递性系数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的直接效应(岳昌君等,2004;王海港,2005)。在代际效应间接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遵循四个线索:一是从人力资本渠道出发(Blau and Duncan,1967);二是从文化资本渠道出发(Lewis,1963);三是从父母个性特征渠道出发(胡永远、邱丹,2011);四是从社会资本渠道出发(郑洁,2004)。

已有家庭背景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更多地在于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的影响基础上,将其扩展到了 “人力资本形成”这一更广层面,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个体和企业必须花费成本来相互搜寻(Mortenson,1986;Mortenson and Pissarides,1999)。个体就业的获得,最终是以工作搜寻的成功(王萍,2010)为前提,其中工作搜寻过程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我国家庭背景特点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简要分析其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过程,进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就业不公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的理论分析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工作岗位信息的掌握程度是有限的。在个人能力、经济状况和工作期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理性的高校求职者必然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而工作搜寻的不同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就业结果。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造成的就业结果可能会不同。而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又受搜寻行为选择、搜寻信息获得、搜寻成本多少、搜寻期望高低和搜寻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1、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除了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方面。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不同,间接上对毕业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其就业结果,这一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共识。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和就业质量方面最有帮助的两大因素,在我国日趋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特殊的”劳动力体制下,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社会资本(特别是家庭背景资源),对于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而且家庭背景资源差距越大,这一影响凸显的就更加明显。

2、家庭背景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从起初的工作搜寻到最终就业结果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多方面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在特定就业市场下毕业生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而就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资源配置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市场日臻完善,毕业求职者获取求职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趋于现代化和多样化特点。除了传统的信件交流、纸质期刊和广播媒体外,互联网等新媒介成为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的首选。然而,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就业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学术界的认同,所得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突出,健全这一市场有利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许多劳动力供给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真实可靠、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这对于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化层次。而这种层次越多的人,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的优势更多(包括竞争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的求职者,可以更多地获取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利问题。

3、家庭背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

这是家庭背景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成本基本上构不成财务约束,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缴纳高额固定的学杂费,对于家庭压力已经非常大,面对“额外”的工作搜寻成本,可能要进行选择。因为搜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了消费的边际效,家庭的理性选择则是减少工作搜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毕业生工作搜寻成本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的各种费用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要想获取额外的经济支出(如提高就业技能和工作搜寻费用等)就十分困难,进而缺乏必要的就业经费(即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就业选择和搜寻范围,降低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4、 家庭背景对搜寻期望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序列寻访理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首先取决于自身期望工资的高低(即工作搜寻所确定的保留工资)。在搜寻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毕业生保留工资越高,在就业市场上搜寻到合适岗位的概率就越小,搜寻时间就越长,造成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可能性就越小。而事实上,现阶段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这种心态下就会导致其搜寻期望过高的情况,造成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之间存在差距,致使一些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从小家庭经济压力的“驱使”和父辈亲人对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就业期望值往往也会更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家庭背景差的毕业生,把自己的就业期望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就业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薪水比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甚至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等,而这些职位每年竞争异常激烈,供给也十分有限,真正能够进入的人相对较少,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造成其工作搜寻失败和竞争结果失利。

5、家庭背景对搜寻机会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跟我国就业市场现实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特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就业体制也不够健全,根深蒂固上又是一个 “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高校毕业生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就业优势怎么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受中国长时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毕业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传统社会中利用家庭背景等非制度方式获取各种资源的经验,呈现出既对各种制度的结果安排表示承认,又不同程度上偏爱利用家庭背景等传统资源获取有利信息的双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迫使传统社会体质向现代社会逐渐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不同形式和程度上释放大量“自由流动资源”,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合这种“资源”发挥的 “自有流动空间”,加强了毕业求职者工作搜寻过程中利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家庭背景资源作为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以不同形式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从上文理论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工作搜寻对于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很有必要。尽管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然不能忽略。在具体求职过程中,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会从不同角度影响大学生就业结果,而家庭背景不同,对工作搜寻过程中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进而对高校毕业生造成不同的就业结果。

2、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公共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长期和持续性问题。结合本文简要论述和结论,以及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就业市场体制,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政策实施不到位和毕业求职者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结果的实现。所以,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如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机制、放松户口限制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破除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不利因素,弱化家庭背景在其中作用的发挥,促进就业公平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家庭弱势背景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资助。家庭代际效应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比较严重,政府的作用不能忽略。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证明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际效应,而教育的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政策上,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统包统分” 的就业体制下固然不对,但对大学生就业和工作搜寻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政府做好中间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尽可能从各方面资助家庭弱势的毕业生工作搜寻。

第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多方位弥补大学生(主要是弱势家庭背景)在家庭教育上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学校从各方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对弱势家庭背景大学生要进行更加针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因为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可以弱化代际家庭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差异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增强自身在就业和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胡永远.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02.

[2] 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求职与起薪: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11.

[3] 王海港.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5.01.

[4] 郭志坚.社会出身与地位获得:代际流动研究新进展[J].青年探索,2005.06.

[5] Lewis Oscar .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ociety 35(2).1998.

[6] 胡永远、邱丹.个性特征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02.

[7]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03.

[8] Mortensen, Dale T. Job search and labor market analysis.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1: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86.

[9] Mortenson Dale T. &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 New developments in models of 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3B: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1999.

[10] 王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06.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期望工资,大学生,影响因素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学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关系到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能否转化为收益,关系着家庭和社会对大学生人力投资能否获得回报,是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衔接的关键环节。对大学生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学生就业是大学生工作搜寻的结果。根据工作搜寻理论,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所能够了解的只是一个在市场上与所有空缺的职位相联系的工资出价分布(distributionofwageoffers),求职者并不具体地知道某个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雇佣标准,只有当求职者的期望工资和企业的工资出价分布相等时均衡实现,大学生实现就业。

期望工资也称保留工资(reservationwage),是毕业生在择业时对工资水平的一个预设的最低的“心理价位”,如果低于这一标准,毕业生就会拒绝接受这一工作。期望工资实质是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时,对工作的工资、福利、职业声望、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工作特征预先设定的最低标准之一,期望工资水平是毕业生预先设定标准中能够量化的,最重要的特征。理解期望工资的决定机制就是从劳动力供给方即毕业生角度出发了解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从而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目前国内对大学生期望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不是很丰富。本文利用三年对甘肃省内高校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就业的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大学生期望工资的因素。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期望工资的研究主要针对失业人员的工作搜寻行为,直接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进行研究的较少。我国对期望工资的实证研究可以按研究对象不同分为两个方面,针对失业者的再次就业和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

赵延东(2003)通过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的调查所得数据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求职过程进行研究,发现网络资源和网络构成对再就业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职工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会提高期望工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再就业,党员身份和年龄对期望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董志强、蒲勇健(2005)使用重庆市3000名失业人口入户调查数据,分析失业者自然特征、社会特征和政策三类因素对失业人员期望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失业男性比失业女性的期望工资高;失业者年龄每增加1岁其期望工资下降约0.4%;家庭成员数量对期望工资影响是负向的;教育程度对期望工资影响大,初中学历比小学学历的期望工资高,高中学历比小学学历的期望工资高;期望工资的家庭收入弹性约为12.5%,家庭的支出对期望工资基本无影响;技能越高的失业者其期望工资也越高。

汤文菊、孔德娟(2008)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就业预期偏高,而预期偏高又以工资预期高为主。吴克明、赖德胜(2004)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和保留工资理论的角度分析,发现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并认为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原因在于其期望工资偏高,高于实际的市场均衡工资。按照保留工资理论,我们认为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原因在于其预期的保留工资偏高,高于实际的市场均衡工资。

吴克明、赖德胜(2006)认为大学生就业期望偏高并非是不理性的行为,而是大学生对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以及学费高昂的条件下企图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张建武、崔惠斌(2007)对可能影响大学生期望工资的因素性别、户籍、技能、生活费进行假设,实证研究发现户籍和性别对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女大学生的期望工资比男大学生低,农村户籍毕业生的期望工资比城镇户籍毕业生低。较低的月生活费用对期望工资影响呈负相关,较低的月生活费导致较高的期望工资。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

2007-2009年“甘肃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衔接研究”课题组对甘肃省高校大学毕业生求职和就业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调查涉及的16所高校是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商学院、甘肃中医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西北师大知行学院、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天水师范学院、陇东学院、河西学院、甘肃交通学校。

三年累计回收有效问卷11015份,其中2007年3757份,占34.1%;2008年3451份,占31.3%;2009年3807份,占34.6%。问卷中用问题“您找工作时能接受的最低月工资是多少元?”来采集被调查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信息。为了排除奇异值,只统计了月薪在300到10000元的观测值,有效样本数为9502。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9%和51%,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大学毕业生比例分别是31%和69%,家庭在城市和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分别是41%和59%,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是43.9%和56.1%。

2007年甘肃高校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1343.6元,2008年甘肃高校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1659.1元,2009年甘肃高校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1574.8元。

(二)回归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期望工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家庭情况等方面,考虑到大学生求职和就业的实际情况选取变量:2008年(year08)、2009年(year09)、性别(gender)、家庭所在地(home)、家庭人均收入(income)、党员(party)、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avgedu)、师范类(normal)、大学期间总花费(expense)对毕业生期望工资(reservationwage)进行解释。分类变量2008年、2009年、师范类、性别、党员、家庭所在地的基准变量分别是非2008年,非2009年,非师范类、女、非党员、农村。典型样本家庭人均收入5097.3元,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大学期间总花费均值36923.2元。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回归模型:

RW=βYear08+βYear09+βGender+βParty+βHome+βNormal+βIncome+βAvgedu+βExpense+ε

为了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变量进行剔除确定最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如图1所示。在剔除变量党员(party)、家庭所在地(home)和师范类(normal)三个变量之后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模型四)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决系数为0.412。变量2008年(year08)、2009年(year09)、性别(gender)、家庭人均收入(income)、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avgedu)、大学期间总花费(expense)对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

表1影响大学生期望工资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2008年(year08)

341.601***

(6.656)

337.538***

(6.642)

336.773***

(6.627)

350.237***

(7.008)

2009年(year09)

142.804***

(2.702)

140.738**

(2.670)

139.141**

(2.640)

162.539***

(3.237)

性别(gender)

185.183***

(4.404)

182.906***

(4.370)

182.945***

(4.371)

187.195***

(4.483)

家庭人均收入(income)

.030***

(57.393)

.030***

(57.429)

.030***

(57.441)

.030***

(57.439)

总花费(expense)

.007***

(5.702)

.007***

(5.753)

.007***

(5.691)

.008***

(6.527)

父母平均教育(avgedu)

8.153

(1.363)

9.335*

(1.665)

9.241*

(1.648)

10.394*

(1.872)

师范类(normal)

67.771

(1.422)

71.337

(1.510)

68.756

(1.457)

党员(party)

-59.635

(-1.359)

-59.950

(-1.367)

家庭所在地(home)

18.087

(.567)

常数项

717.843***

(9.323)

713.544***

(9.313)

702.324***

(9.219)

760.215***

(11.695)

Adj R

0.413

0.413

0.413

0.412

Pro>F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9502

9502

9502

9502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

四、结论

通过对三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2008年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比2007年的高,2009年的期望工资在2008年基础上下降超过50%,这或许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的一个表现。不同毕业时间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市场工资分布不同,毕业时间对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

同等条件下,男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比女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高187.2元,性别对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影响显著。性别是劳动力市场鉴别求职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大学生自身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效用函数有差异,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多侧重家庭、生活的稳定及感情需要的满足。

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对大学生毕业生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增加10元左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也越高。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之一,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表明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因此,社会资本越多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越高。

大学期间总花费对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总花费越高,毕业生期望工资也越高。经济学家杜森贝里认为存在消费棘轮效应,即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短期内消费不可逆,其习惯效应较大。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其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需要得到的报酬就必须至少满足当前消费习惯,因此大学期间花费越多,工作后需要的更多的工资才能维持以前的消费水平,否则毕业生时不会接受这个工作。

师范类、党员、家庭所在地对大学毕业生期望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师范生和非师范毕业生的期望工资不会因为专业属性降低或增加自己的期望工资。大学生不会因为是否拥有党员身份而调整自己的期望工资,赵延东(2003)也发现党员身份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对期望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大学毕业生不会因为家庭所在地在城市或农村调整自己的期望工资水平,这和张建武、崔惠斌(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户籍对期望工资有显著影响,农村户籍毕业生的期望工资比城镇户籍毕业生低。

参考文献1 袁志刚.失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0.

2 赵延东.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以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3(4):51-60.

3 董志强,蒲勇.失业劳动力保留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1):59-63.

4 汤文菊,孔德娟.大学生期望工资分析[J].科技信息,2008(36):192-167.

5 吴克明,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3):38-41.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5篇

参考文献:

[1]柏丽华.高校贫困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对策.继续教育研究,2011,(9).

[2]钟春果,张翎.高校贫困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宁德师专学报,2011,(2).

[3]岑道权.高校贫困生就业弱势问题分析.教育与职业,2011,2(6).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6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由传统的四大阶层逐渐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目前,社会分层已引起了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妨碍了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分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它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却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所谓高等教育结果的公平,主要是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学生获得基本相似的学业成就。高等教育学业结果的公平是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1.大学生就业公平是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体综合实力相当的大学毕业生受社会资本的影响而面临不同的就业境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社会资本丰厚的毕业生更易在短期内以更少的成本找到薪资待遇优厚、性质稳定和发展前景广阔的工作,从而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教育结果的不公本文由收集整理平。从现实来看,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不利影响在不同层次的高校存在差异:对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影响较弱,而对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毕业生的影响较大。[2]

2.社会分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当前,社会分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社会资源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在相同的时间内抢占就业先机。笔者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不同阶层所拥有的家庭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着重要影响。

(1)经济资源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家庭经济资源是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经济基础,是毕业生求职成本的重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亲友财富状况”作为毕业生经济资源的指标体现,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的获取有较大影响。毕业生求职成本(包装成本、信息搜集成本以及人际交往成本等)有绝大部分来自家庭。[3]家庭经济资源肩负着增强大学毕业生求职竞争力的重任。因而,经济资源优越的大学毕业生择业面更广,很少因经济问题而放弃更好的求职机会。同时,经济资源丰富的毕业生对增强自身就业资本(职前培训、考证)的投入也相对较多。但是对于家庭经济资源不足的毕业生而言,他们唯有通过兼职或是向亲朋好友借钱来支付求职中的一些开销。在现代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就业就是比财富”的不良风气。此外,在教育收益方面,经济资源较好的毕业生更占优势。经济资源直接影响了毕业生的收入状况。有研究表明,拥有经济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毕业生就业,资源越多则工作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都越高。

(2)文化资源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上。文化资源是大学毕业生求职的引导性资本。父母的文化程度作为毕业生文化资源的重要指标,在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职业的期望和选择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就业期望越高,同时给予求职方面的建议和引导就越科学。反之,父母文化程度愈低,对子女就业期望就越低,从思想上能给予子女的开导就会相应减少。可以说,父母的文化水平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从子女的执行力、求职意向、职业情操中展现出来。文化资源不足的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独立自强,倾向于稳定的工作,而在职业期望上也往往不高。文化资源贫乏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来讲,会引导大学毕业生走向独立自强;从消极方面来看,也容易使大学毕业生出现自卑心理而陷入职业困境,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其职业发展乃至人生的发展。

(3)组织资源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家庭组织资源是指家庭从社会组织中获得支配人力、物力、信息的权力。[4]组织资源作为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立足的垫脚石,它具体表现为一种“权威关系”,主要是通过父母和亲友的最高职位来体现。因而,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和亲友最高职务越高,那么大学毕业生可调动的组织资源就越强大,在一些高声誉、高工资、高福利的就业机会面前竞争力就越强。总之,家庭组织资源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月薪范围、单位性质和工作前景都有一定影响。有研究表明“家庭组织资本”越丰富,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越高。家庭组织资源贫乏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方面更为努力,更迫切期望改变现状,但因许多非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到不公正对待,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进入一些新成立的小公司上班。实际上,通过动用组织资源获得的就业机会往往在就业的时间花费上较少。因此,组织资本贫乏的大学毕业生就必须依靠自身努力博得用人单位的青睐,但也容易处处求职碰壁。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不容乐观,亟待政府给予有利的政策支持。

总之,社会分层中家庭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都会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很大影响。简单来说,社会分层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获取、就业机会的获得以及就业质量——单位性质、薪酬标准、职业晋升空间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减弱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负面影响的对策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贫富悬殊,受教育的结果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公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教育又是促进社会低层向高层流动、平衡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重要方式。因此为了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弱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媒体和大学生四方的共同努力。

1.发挥政府的职能

要加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法律监管与监督职能建设,构建一个人员专业、服务规范、监督有力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提高劳动力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制度化、社会化程度,消除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同时,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以有形的劳动力市场为主体,以无形网络市场为载体,及时有效地向毕业生传递就业信息。此外,加强对就业信息的甄别、筛查和监控管理,取缔和规范市场中介机构,为大学毕业生创建一个相对合法、透明、高效的求职竞聘环境。规范招聘方的人才选聘和管理机制,力争构建一个公平、高效、公开的多元化就业市场。只有规范劳动力市场建设,缩小阶层差距对大学生就业的不利影响,才能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2.完善高校的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加快高校结构的调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办学理念要多元化。高校的人才培养应在考虑社会需求和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定位。高校必须分工明确,研究型大学注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人才,而一般高校尤其是高职技校侧重于培养应用型和职业性人才。[5]总之,这种新结构要求高校必须根据自身的优势或特色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就业市场的前景和现状推进课程结构改革:科学、合理地设置并调整学科及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毕业生实践能力,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其次,高校要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和就业指导工作队伍的建设。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拓宽就业信息传递渠道,完善就业信息传递机制,实现就业信息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毕业生提供真实、快捷、全面的招聘信息,为来自穷苦农村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的毕业生开设免费的就业辅导课程及求职心理咨询。最后,高校应群集群策,动员各方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出谋划策。加强与国家劳动与就业保障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加强信息反馈,积极整合在校教师资源,广泛开发国内外校友资源,努力增强毕业生特别是来自偏远农村及特困家庭毕业生的各种资源。

3.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与监督力度

首先,应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及就业公平的重要性进行宣传,消除错误的舆论导向。其次,通过媒体向社会宣传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的新风尚,传播大学生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理念,以此修正少数大学毕业生频繁跳槽的负面影响,在全社会树立大学毕业生踏实敬业、奋发向上、英姿勃发的精神面貌,争取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再次,应在高校中组织媒体宣传活动,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一系列励志宣传活动引导大学毕业生自信、从容地走向社会。最后,针对就业中的非法竞争,要加大舆论媒体的监督力度。尽量将领导干部子女的工作公开透明化。

4.大学生应“内外兼修”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7篇

通过走访恩施市300户村民,从教育投资观念、家庭收支状况、子女学习情况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观念和投资结构逐步改变,但是地区差异性显著且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应采取多元化、多渠道解决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困境。

[关键词]

民族地区;恩施市;农村家庭;教育投资

1前言

教育落后是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更是如此。因此,改变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现状,发展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为后续发展提供支撑有着重要意义。正因如此,笔者选取恩施市崔家坝镇水淌村、白果乡龙潭坝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研究的方式掌握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现状。此次调查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95份,有效问卷290份,有效率96.7%,具有统计意义。

2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现状

2.1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观念转变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对我国居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论城镇还是农村,农村封建观念的转变尤为缓慢。过去,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很片面还偏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得好还不如嫁得好”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观念受到现代观念的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男女平等接受教育,送孩子读书是父母的义务等观念成为主流观念。从表1可知,在教育观念上,80%的家庭认为供孩子读书是父母应有的责任,不可推脱;81%的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均等,只有19%的家庭认为孩子读书,男女有别,其中,很多家庭是由于收入限制而被迫选择牺牲女孩的利益而让男孩多读书。这对于传统观念的改变不可谓不大;60%的家庭认为“孩子上学读书,并不一定非要读大学”,61%的家庭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更有用”。随着我国大学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村家庭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很多家庭都把职业教育作为未考上大学的第二选择;“读书无用论”以及“只要识字”就足够的观念已经在现代农村家庭站不住脚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标的多元化特征,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有光耀门楣、老有所养、实现子女自我发展、利益和幸福等目的,这种多元化的投资目标是社会的进步。[1]从表2显示,43.3%的农村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这一途径跳出农门,到城镇找份好工作来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和生活状态。21.3%的家庭认为“学知识,将来做什么都用得着”,为子女将来的生活铺平道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有13.7%的农村家庭认为考上大学是光耀门楣的大事,也有少数家庭是出于防老的动机,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这一观念将会不断被淡化。子女寄托了上一代人的希望与理想,通过教育投资来实现身份的转变和理想的实现。这不免有些功利化,但这却是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期望。由于家庭经济能力、学校教学质量与子女学习能力以及对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使得有32.3%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目标。另外,还有7.7%的农村家庭因“读书无用论”仅小学期望;因经济能力的硬约束而对“研究生或出国”的期望仅占3.3%,见表3。

2.2教育支出成为农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近年来,教育收费呈上升趋势,在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教育收费过高使得农民难以承受,有84.7%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负担非常大。一般农民面对过高的教育收费,入不敷出,不得不减少教育投入,甚至让孩子辍学,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调查显示,有34.4%的农村家庭认为高中教育负担非常大,有45.6%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负担大,两者加总占80.0%,可见高中教育收费造成了绝大部分农村的家庭负担。高校教育学费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调查显示,平均每年高等教育支出9000~12000元,89.6%的农村家庭认为目前大学学费超过了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民族地区农村家庭面对着大学的高费用,一部分家庭被迫使孩子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绝大部分农村家庭都要向亲朋好友或者贷款艰难支撑孩子上大学。大学的高收费使得原本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再度陷入贫困,加之,大学毕业的就业形势,工作难找的现象,使得有些家庭就对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丧失信心。

2.3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结构逐步改变通过本次调查,我们了解到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结构逐步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降低,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热情上涨。随着技术越来越被看重,以及由于投资时间较本科教育投资时间短,投资费用少,农村家庭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越来越关注。61%的家庭表示“职业技术教育更有用”,很多家庭都把职业教育作为未考上大学的第二选择,有些收入较低的或者更注重投资回报速度的农村家庭甚至把高职教育作为第一选择。

3解决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的有效途径

3.1加大国家对教育经费的分担力度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投资。政府部门改变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模式,发挥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经费的主体责任,减小县、乡级政府教育经费的负担。[2]同时,政府各相关部门,厘清关系,明确权责,不断完善教育经费投入管理体制,确保经费有效利用。

3.2建立民族地区贫困家庭教育发展基金建立“民族地区贫困家庭教育发展基金”,成立民族地区贫困家庭教育发展基金会,旨在用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包括: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人才交流、紧缺型和特殊型人才的培养等内容。基金的使用紧紧围绕民族地区贫困家庭教育发展,集中用于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投资能力提高和教育发展、重点服务于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另外,根据民族地区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合理界定贫困生家庭,让需要得到资助的学生真正享受到资助。[3]

3.3扶持贫困家庭学生就业创业拓展就业渠道,灵活利用洽谈会、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开展面向少数民族毕业生、贫困家庭学生的多形式专场招聘会。制定倾向于民族地区农村特困家庭子女的优惠就业、创业政策。建立贫困毕业生数据库,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培训、咨询和就业信息等就业指导服务,并通过多种形式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政府为贫困毕业生发放见习、实习补助,进一步扩大求职补贴资助范围,提高补贴标准,降低贫困毕业生就业成本。政府大力扶持贫困毕业生创业,为他们提供创业培训、咨询等服务;在税费、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创业扶持基金、个人创业贷款对贫困毕业生重点支持。

参考文献:

[1]刘守义.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8(5):60-61.

[2]韩彦东.人口较少民族人力资本存量短缺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5):118-123.

[3]袁卫华.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解析[J].统计研究,2008(6):110-112.

[4]恩施州统计局.恩施州统计年鉴(2014年)[DB/OL]

[5]文大稷,李忠斌,李杰.民族地区收入约束下的家庭教育投资能力: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经济,2010(3):26-30.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8篇

 

二、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及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实施于2013年4月末。以我国地处某大城市的X大学2009级(2013年6月毕业)师范专业学生为研究样本。该大学四年级师范生参加过多次教育实习,对教师角色认识进一步加深,对教师角色扮演也有初步体验。而且,大部分学生已有明确就业去向。因此,他们的从教意向应该非常成熟而稳定。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符合本研究假设检验的需要。

 

使用分层按比例抽样确定研究对象。操作步骤如下:首先,该校2009级师范生大约为1200人,根据样本抽取量与总体人数关系,[4]将本研究样本量确定为315人;其次,计算出分层抽样的比例,该比例=样本量/2009级师范生总人数=315/1200,大约为0.25。根据该校2009级师范生各专业的人数以及男女生人数,按抽样比例分别从专业和性别层次中随机抽取相应的人数;第三,根据各系学生名册采用随机方法抽取学生个体,然后发放问卷。发放问卷315份,回收291份,回收率为92.9%。其中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为91.1%。在265个有效样本中,专业、性别、家庭背景的分布特征然师范院校的学生通常被认为来自于社会经济背景较低家庭的学生居多,但是,X大学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仍然远远高于全国人口统计的平均水平。

 

2.分析方法

 

(1)从教意向特征的分析方法

 

从时间长短看,师范毕业生从教意向又具体分为毕业后从教意向和一生从教意向。调查中通过“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可能性”和“一生从事教师职业的可能性”两个问题和“很高、无所谓和很低”三个回答选项来获得数据。分析时,通过列联表和相关系数来描述和检验两种意愿之间的统计关系。列联表检验的零假设是两变量相互独立即没有统计关联。检验通过计算^统计量进行。f的大小与列联表中各格内频数取值和期望取值之差有关,差异越大Z2就越大。显著性程度p—定时,当f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否定零假设。[6]具体分析结果表3。

 

(2)从教意向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

 

首先,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因变量是师范毕业生从教意向。分析时把“无所谓”答项的毕业生除外,因为本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准备从事教师职业和不准备从事教师职业的原因所在。除去“无所谓”答项后的样本数量分别变为202和195。自变量是性别、所受学校教育、教师职业客观条件和家庭背景等。性别是明确的自然属性无需人为定义。师范生所受教育不仅有大中小学等教育阶段的差异也有大学中不同专业的差异,鉴于大学阶段是迄今为止被调查对象最高阶段的教育代表着以前所受教育的叠加结果,同时大学的文科和理工科之间在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存在很大区别,这里就以专业(理工科和文科)为所受学校教育的指标。教师职业客观条件主要指教师收入,这里以“选择职业时是否重视经济收入”为指标。由于我国中小学教师收入比同类毕业生就业于其他行业较低,[5]所以,有理由认为毕业后选择职业时,强调经济收入的学生其从教意向至少是毕业后从教意向应该很低。家庭背景使用家庭收入(年收入20000元及以下和20000元以上)、父亲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父亲学历(高中及以上和初中及以下)和家庭居住地(城市和乡镇)等四一10一个方面作为指标。

 

其次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赋值,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已经处理为二分变量,所以可以采取对其中之一赋值为“0”,另一赋值为“1”的方法进行,本文采取学术界的习惯做法,把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属性赋值为“0”,另一属性赋值为“1”。其三,采用SSPS中的分析程序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每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B”表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当然,有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据有显著统计意义,而另外一些则没有。

 

三、师范毕业生从教意向的基本特征

 

对师范毕业生从教意向从下述三个角度分析:毕业后从教意向、一生从教意向和两种从教意向之间的关系。

 

1.师范毕业生的毕业后从教意向

 

表3所示结果表明,调查样本中,毕业后从教意向很高的仅占全体师范毕业生的13.2%,与此相比,毕业后从教意向很低的却占65.4%,是从教意向很高毕业生人数的5倍之多。很明显,问卷中的师范毕业生其毕业初期的从教意向非常低。

 

2.师范毕业生的一生从教意向

 

令人欣慰的是,调查样本中,毕业生的一生从教意向比毕业后从教意向略高。但从整体来看,一生原意从教的毕业生比例也很低仅有19.1%,与此相比,不愿意一生从教的毕业生仍然多达全体的56.8%。因此,即使从长期从教意向来看,问卷中毕业生的回答也不容乐观。

 

3.师范毕业生毕业后从教意向和一生从教意向之间的联系

 

由于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不是很高,因此不能否认会有很多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迫于生计压力,虽然在毕业初期不愿意从教,但在工作一定时间积累了相当经济实力后还会返回到教师行业。然而,表3中数字表明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毕业后从教意向很低一生从教意向很高的仅占3.9%。同时还有2.3%毕业后从教意向很高一生从教意向却很低的毕业生,这部分人应该是囿于现实条件毕业后无法立即跳出“教门”无奈从教的。

 

而且,进一步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不管是否把“无所谓”答项的样本包含在分析之内,二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毕业后不愿意从教的毕业生一生中也不太可能愿意返回教师岗位,因而大学阶段师范生从教意向的形成和培养非常重要。

 

总之,仅仅从调查样本来看,我国师范毕业生的从教意向非常低,本研究的第一个理论假设没有得到实证数据支持。据此结论不难判断目前的师范专业对学生从教意向的培养不是很成功。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师范毕业生的从教意向形成呢?

 

四、师范毕业生从教意向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1.性别对从教意向的影响

 

无论是毕业后从教意向还是一生从教意向,男生都远远高于女生,虽然毕业后从教意向的性别差异缺乏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实证数据不支持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本研究结果虽然和社会流行观点相左,但是仔细思考便不难察觉里面所包含的真正现实逻辑:追溯到师范专业入学之始,虽然选择该专业的女性很多,但相当一部分可能未必出自内心对教师职业的喜爱而是出自一般社会世俗观念的影响。与此相比,在现实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较为负面的刻板印象之下,如果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相当挚爱,男生选择进入师范专业学习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既然下决心选择从教,接受师范教育后再改变从教意向比女生少,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理在其后的师范专业学习中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从而成为教师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专业教育和学习对从教意向的影响

 

从教育影响的角度来分析毕业生从教意向过低这一现实,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目前采取师范专业进行教师教育的模式缺乏效果;或者第二,虽然目前的教师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从教意向,但是具体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种功能。如果目前教师教育模式客观上缺乏效果,那么就会推导出如下判断: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师范专业的文科和理科学生从教意向应该没有太大差别。

 

无论是毕业后的从教意向还是一生的从教意向,理工科学生都明显高于文科学生,虽然在一生从教意向上,理工科高9%左右的差异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很显然,理工科和文科在对学生的教育上存在着很多差异,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学的专业教育对师范生从教意向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大学教育在青少年个人成长上所具有的功效。这个结果支持了第三个理论假设。同时还说明,至少在从教意向的形成上,现行的专门师范教育模式不是没有独特的效用。这个独特功能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极有可能是因为现行教师教育实践没有充分挖掘专门师范教育模式所蕴含的客观功效。

 

3.教师职业经济待遇的影响

 

  毕业后选择职业时,注重该职业的经济待遇和不注重的学生之间在两类从教意向上均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也就是说教师职业的收入高低应该不是师范毕业生不选择教师职业的决定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第四个理论假设没有得到实证数据支撑。这个结果看似与已有的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相左,但是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未必。

 

如果不考虑统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这一点,仅仅来看两个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就会发现,不管毕业后从教意向还是终生从教意向的回归系数都为负数。这表明,师范生毕业后求职时越讲求经济收入,其今后从教的可能性确实就越低,两者还是体现了相关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在本研究的数据体系(dataset)中,能够被确定的概率程度还达不到统计显著性的技术要求而已。

 

家庭教育毕业论文第9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阶层复制;精英循环;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3-0043-05

时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给出答案。例如,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是高教系统影响社会流动?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流动?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清晰的回答,否则高教本身就会遭遇不必要的压力,高教改革就找不到清晰的出口。

一、隐匿的对话:高等教育“阶层复制论”与“精英循环论”争论的回顾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存在分层现象,而高等教育就是一种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文化资本。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这一问题,学者们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是还是出现了“隐匿的争论”。

1 高等教育是“阶层复制”的工具:“冲突论”的主张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性工具,“出身于上层社会地位的学生,由于其本身已处于上层地位,大学校教育对其代内流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并不占有社会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的学生的代际流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斯沃茨就将“正式的学校制度”视为“有助于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梅塞尔也提出:“精英群体明显的阶层界限‘文化屏障’有效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引用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很显然,高等教育是“阶层复制”的工具这一判断,是在深刻反映既有分层结构及其冲突的立场上做出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贵族”白一开始就具有竞争优势,他们凭借较好的文化资本较为便利地获得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

2 高等教育是“精英循环”的中介:“功能论”的主张

有一部分学者从“功能论”视角,即“对于不同的社会位置,依其功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报酬的看法”,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群体产生于非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循环”过程的重要中介。国内学者认为,“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有学者在一些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国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获得了教育的人容易走在最前面”的结论,其实,这一点索罗金在1927年就已经证明,“教育在获得职业以及改变命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国外学者对高等教育如何调节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的研究,陈卓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正如上世纪40年代贺拉斯・曼恩和沃勒提出“教育是社会平衡的工具和社会地位指标”的论断。用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的话讲,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就越高,收入也就越多。”

二、高等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中国版本”:文凭信号的弱化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逐渐由“社会流动的良币”转变成今天“求职的入场券”,文凭推动社会流动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

1 大学生从哪里来――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公

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选拔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人们有机会通过这条渠道向上流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教育机会不均的现象。

有学者做过调查,1990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3.75人,农村为3.23人,城乡差距为10.52人,到了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9.63人,农村为6.07人,城乡差距为13.56人。1990-1998年间,城镇高考录取率平均高于农村10个百分点:1999年扩招以后,差距继续保持并呈扩大趋势,而且重点大学录取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有所下降。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北京大学1999年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近3个百分点,清华大学2000年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个多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则比1998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就全国来看,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只有2.7%,远低于城市入学率的26.50%。

如果以更细化的阶层为分析单位,可以看出不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较少。例如,农业劳动者和无业者家庭的大学生辈出率仅为0.62、0.41,这远低于公共事务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3.83、5.81(见表1)。由于农业劳动者在全国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大学入学率显然与这个比例呈现“倒挂”状态,从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入学机会几乎与社会阶层地位呈反向关系。很多研究都表明,在重点高校中,来自较高收人家庭的学生比例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国家管理干部子女进入重点部属高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2 大学生到哪里去――就业机会的失衡

表面上讲,大学生就业难,体现了文凭对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贬值。据统计,2012年,中国内地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将达到680万人,比2008年增加120万人。“2009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6%,比2008届高1个百分点,但仍比2007届低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一年毕业期,都会有30%左右、数量达200万左右的毕业生无法实现初次就业,加上往年积累的未就业的毕业生,这种压力还将持续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在教育成本与预期收益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或者面临“被迫辍学”的压力,或者主动选择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例如,“在2009年。尚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2009年的高考。”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湖北也约有2.6万名学生弃考。这些放弃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相对于能够读大学的同龄人,“读书改变命运”已经大打折扣,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也越来越窄。

从就业性质来看,在事业起步的选择上,大学生面临机会上的不公和向上流动的困难。仍然以“城乡户籍”为统计标准,“城市户口,就业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这个可能性在5%水平上显著。即,城市户籍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与城市背景的学生社会关系更广可能存在一定关系。”

从大学生的阶层来源来看,出身于社会弱势地位家庭的大学生比其同辈群体更加难以就业。“麦可思一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15%未就业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越高,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近年来,“富二代”、“贫二代”、 “权二代”等词语的泛滥,不同程度反映着就业机会的不公。

三、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何以弱化:从“入口”到“出口”的两次调节

为何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高等教育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本文从高等教育的“生命周期”出发,从高等教育的“人口”调节和“出口”调节来解释。

1 “入口”调节:“社会分层+高考制度”的首次过滤

社会分层影响教育分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曾经判断,“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阶层稳定性的提高,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层的影响作用有可能增强。”@事实也是如此,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家长,很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能力和取向。有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而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除此以外,优势阶层利用其他资源干预着子女的教育选择,“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之后,优势家庭通过购买学习资料、课外补习,聘请家教等方式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不仅如此,在划区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下,通过交择校费、购买学区房、迁移户口、走后门托关系等方式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都是其他阶层无法做到的。在录取之前,由于社会关系狭窄,关于高考分数、大学布局、专业设置等信息的来源较少,那些负担较大的阶层,往往在择校、专业选择上无法获取更有利的信息。

高考制度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以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致使所有考生家庭会动用一切资源确保考生获得高分。这种过度依赖家庭社会资源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人群而言,胜出的概率较小。弱势群体代际间的长期自我复制,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陷阱”;二是事实上存在的教育市场化,高额的收费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面临高等教育选择时遭遇很大困难;三是录取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例如,“同分录取”的政策,表面公平,却并没有照顾城乡差异,与此同时,“保送生”、“综合评价”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的干预,实质上造成了一种‘腐败’参与的再分配,导致高等教育机会更多地流向某些特定的阶层”。

由此来看,高考制度本身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第一道“过滤网”(见图1)。

2 “出口”调节:“社会分层+就业制度”的二次过滤

首先,社会分层与就业选择之间的关联已经日趋明显。有研究表明,“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他们的流动性”。很多学者论证了“优势阶层、优势教育与优势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高校扩招之后。“中上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必然动用各类经济、社会资本把历尽千辛万苦踏人高等教育门槛的下层大学生从优厚职位上排斥出去,即所谓社会流动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好的教育获得好的职位)的中下阶层”。因而,“在同样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选择机会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就越高”了。

其次,就业制度在实质上弱化着高教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整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信息化还未充分发育,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高校扩招的速度,造成大批大学生滞留低端就业市场。1992-2003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下降为不到1%,就业弹性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在这种情况下,不惜自降身价寻求就业的大学生,还传出其工资一度逼近农民工的新闻@。用人制度在社会流动中同样存在一些“反向筛选”的规定,例如一些大城市在招聘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往往注明“本地户口”之类的条件,而且每年都会制定一些指标。这种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进外地人才时的繁琐手续,另一方面,也有充分利用毕业生人脉资源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人为的干预都对弱势阶层的大学生设置了向上流动的障碍。

由此来看,大学毕业生一方面整体面临由市场需求不足和人才供给过剩导致的就业压力,同时又要接受就业制度的“二次过滤”(见图2)。

四、在“条件论”和“系统论”中思考出路

针对“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功能”这个论题,要有条件的、系统的来考量。

1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一种“条件论”

“高等教育究竟能否促进社会流动?”这一问题需要置于特殊的条件之下,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是“公平的原初状态”。在不同的条件下(如国家政策变迁、就业制度等),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表现出“强弱不同”的关系。

2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一种“系统论”

不应该将社会流动的责任与“纯化的”高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作“单因子推论”。可以看出,单纯地批评“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会使高教本身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人们接受高教的机会、就业的机会,不但受个人能力影响,还受家庭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再寻找更深刻的原因,则可以看出,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于“高教如何选拔人才、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显然是一个更有力量的影响因素。

3 高等教育既反映了某些优势阶层对优势文化资源的控制,也为其他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高等教育制度会为不同禀赋和家庭出身的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流动机会。尽管家庭资本确实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中下阶层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脱离了原有的阶层,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基于此,作者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未来对该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瞄准标靶,不能不加区别地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本身。第二,既然是“条件论”,那么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学术研究应该务实地从“同类条件下哪些学生更容易获得高教机会”、“哪些学生更容易获得较好工作”等出发,寻找真正能够由“大学本身”掌握和强化的条件,为大学生的选拔和培养作出贡献。当然,对于大学来讲,应该重点关注“中间调节”,即调适不同阶层大学生的文化资本。第三,既然是“系统论”,就应该从全过程来思考问题。例如,在高教之前,均衡教育资源,减少现行录取制度对个体受教育权利的伤害;在高教实施阶段,平衡精英选拔与大众化教育的关系,给大学生足够的成长机会和空间;在高教之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破除就业制度的障碍,为学生向上流动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要保持或强化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必须从微观的大学本身、中观的高教系统和宏观的国家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否则,过多的指责和期待,都会使高等教育不堪重负。

注释:

①[法]布迪厄,国家精英[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7-568

②[美]大卫・斯沃茨,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A],陈金英译,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15

③转引自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