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投资国际投资法国家
国际投资法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国家对于跨越国界的私人直接投资关系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内容、效力，对外投资的保护、鼓励屿限制，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程序和规则，以及海外投资保险等，既包括国内法规范也包括国际法规范。①
一、国际投资法的历史发展
二战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开放到限制再到自由化。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无限制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投向本国自然资源及关键性产业的开发,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了限制性、甚至歧视性的外资政策，他们既意识到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带来的利益，同时又认为国家对外资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公司异常活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各国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增强综合国力，都无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资的进入，并按着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外资进入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外资政策。②
二、国际投资对国际法原则的深化
（一）国家原则
国家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国家原则具体体现三个方面：
1．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确立的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规定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决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等。
2．经济战略决策权。国家有权确立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这是国际法上的自决权③的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国家可以决定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引入外资的具体行业，并计划引入资金的规模。
3．经济行为管理权。国家不仅在宏观上设计一种制度模式，还在微观上具体进行管理。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定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原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历来主张的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现代的国际社会，其经济秩序应当从原来的“平等互利”向“公平互利”转化，它应当普通适用于国际投资各种法律关系。④
三、国际投资的国际法规制
国际法上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制生具体现为双边投资协定、在世界银行集团和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和联合国及世界银行所作出的关于国际投济的指导性文件。
1．双边协定。由两个国家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的谈判，并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是解决国家间投资管制法律规则不一致的良好途径。
2．区域性投资规范。制定区域性国际投资规范的努力早在二战结束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空前发展，区域国际投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都制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投资法律文件。⑤
3．全球性规范。投资的增长和投资争议的增加使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通性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国际法制度。资本输出国、代表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国际民间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此作出了制定国际投资法典，建立多国间投资保证制度，成立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和国际公约及机构等建议；发展中国家也为此通过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方案。
4．世纪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WTO是以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为主要内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保障，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的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可以成为是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是多边协定体制。WTO条约体系主要以调整全球贸易为主要目的，但是鉴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密切的联系，故WTO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议群。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⑥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有关国际投资争议的处理
正确处理国际投资争议，是调整国际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国内法制度，也有国际法制度。在处理投资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上，有政治手段，也有法律手段，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途径，向来有两种手段，即政治的手段与法律的手段，国内解决与国际解决。
（一）投资争议的政治解决
1．斡旋与调停。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投资争议，最常见的是斡旋和调停。在理论上两者虽有区别，但在各国实践及国际惯例上，并不严守其区别，两者的作用已逐渐融合起来。⑦
2．通过外交保护解决争议。通过投资者本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或同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或提起国际诉讼，以求解决投资争议。
(二)投资争议的司法解决
司法解决是指通过法院，运用司法程序予以救济。基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内救济原则，关于投资争议在当事人间没有协议采用仲裁解决时，可向当地法院提讼。但国内司法救济不限于此，投资者也可向本国法院或第三国法院申诉。
(三)投资争议的仲裁解决
用仲裁方法解决国际争议，由来已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法律手段。运用仲裁程序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及其他商事争议，经长期实践，已逐步制度化、国际化。无论是临时仲裁的安排或常设仲裁的制度化，作为一种处理商事及投资争议的法律手段，是使双方得到公平而满意的解决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也进入了WTO的关注范围。实践中关于投资的争端也会在WTO体系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解决。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证着法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
WTO争端解决规则具体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及其附件、《关于实施与审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的决定》、《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某些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关于按照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五部分处理争端的宣言》，以及WTO各项规定及其配套或附属协定中的有关争端解决的条款。⑧
五、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里向国家的经济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在很多行业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但需要跨国公司的技术，还需要跨国公司的资金。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的经济。
为了编织一个全球战略网，进一步获得和保障既得利益，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会使得自身的权力越过经济领域，把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尽量影响政府的相关政策。“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尽量利用接受国给予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待，结果却发展到想方设法来控制其资源、需求和有关知识的地步，这就损害了接受国的。跨国公司还企图以它们的私营企业的权限来取代各国的国家权力对于建设未来社会经济体系而进行的民主管理。”⑨比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马拉阿目兹政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73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中施加了影响，⑩还有最近发生的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这些都表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内外最高绝对权力的制约性影响。
虽然跨国公司对国家具有侵蚀作用，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其作用。要知道，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虽然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泛国家行为体异军突起，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还远远没有得到与之相提并论的资格。国家原则的核心特征，即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内的独立自主性并未改变。
六、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际投资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对国际法体系来说，国际投资有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只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引导，则国际投资必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有利的影响。[华夏论文在线]
注释：
①⑤吕岩峰．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第147页．
②钟阳胜．跨世纪国际投资与外资政策新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
③自决权，也称民族自决权，是集体人权的重要表现方式,在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倡导之下,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术语,有发展中国家载20世纪中期以后广泛实践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④韦经建，何志鹏．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
⑥周浩荣．WTO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财经界．2008(2)．
⑦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⑧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⑨舒绍福．跨国公司与国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6)．
⑩迟德强．浅析跨国公司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江汉论坛．2007(8)．
参考文献
[1]都亳．论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01(6)．
[2]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玉．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1)．
[4]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1)．
[5]刘笋．论WTO协定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民商研究．2000(1)．
一、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据联合国统计，仅在1995年，变更投资制度的64个国家的112项规章中，就有106项是扩大自由化程度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2〕变化最大的有前苏联、东欧国家、拉美安第斯条约国等。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自90年代初就实行经济转轨，并制订和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加强对外资的保护。〔3〕拉美安第斯条约国于1991年通过了第291号决议，取代了其1987年的第220号决议，新的决议基本上放弃了关于外国投资的共同政策。〔4〕在国际层面上，双边投资条约网正在不断扩大，在1996年6月已有的将近1160个条约中，约有2／3是在90年代缔结的，涉及到158个国家。〔5〕经合组织也着手制定了"多边投资协定"。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制订了《外国直接投资指南》，对外资准入、待遇、征收、争议解决等主要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指南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它对关于外资的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GATS、TRIMs协议和TRIPs协议已成为规范国际投资的重要文件，构成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部分。
具体来说，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强化对外资的保护。
（一）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国家对外资进入进行管理，是国家原则的行使。因此，各国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外资进入以及外资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入。在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和利益、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有目的的利用外资，较为强调对外资进入予以某些限制。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
1.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或部门逐步开放。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部门，均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以维护本国的和利益。当然，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更严些。但近年来，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有些传统上由本国投资者独占或控制的领域，特别是服务部门，现在也面临着逐步开放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对服务业的开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于1995年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银行、保险、对外贸易和零售商业等行业均已有限制地对外开放。
2.允许外资进入的条件逐步放宽。〔6〕这主要是指所谓的"履行要求"问题，即外资获准进入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履行某种特定义务。这主要包括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股权要求、外贸平衡要求等。〔7〕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引导外资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外资法中对此作了规定。这些要求一般体现在关于审批外资进入的积极标准之中。近年来有些国家修改甚至取消了这一要求。例如墨西哥1993年的新外资法就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履行要求。〔8〕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均允许设立由外国公司全部拥有股权的子公司，而不再要求仅采取合营企业的形式。在国际层面上，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已明确禁止与GATT国民待遇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不符的某些限制性投资措施，包括某些履行要求方面的措施。
（二）加强对外资的保护
经过多年的实践，许多国家对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资的法律保护也日趋加强。例如，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新外资法均对外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包括保护外资不受国有化的影响，若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则予以补偿；保证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汇出国外等。安第斯条约国第291号决议对资本和利润的汇出已未加限制，而留给各成员国自由决定。
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埃及、南美的一些国家，已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俄罗斯的外资法保证给予外国投资者与俄国人相同的财产权和投资权，排除差别待遇。在国际立法上，TRIMs协议将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GATT则要求在承担特定义务方面实行国民待遇，显然这比以前规定的国民待遇在范围上更广泛一些。
促使国际投资法发生上述变化的有多种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战后至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了，为保证其经济上独立，它们坚持经济原则，强调国家对外资的管理，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到了8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经济发展缓慢，为摆脱这种困境，它们将利用外资的重点转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它们已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既可带进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又不致于使国家承担债务，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状况，再加之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即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并强化保护。与此同时，70年代高涨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也走入低谷。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现有的关于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将会继续得以改进和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外资的保护，将仍是各国外资法努力的方向。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实体规范的多边框架或公约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努力的目标。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应予处理的一些问题，如关于外资准入与经营的投资措施、待遇标准、与企业行为有关的问题、投资保护和争议解决等，现已由国家层次进入了国际层次，成为国际性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但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对这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从战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要使一项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接受，就需要兼顾所有各方的利益，例如，既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并带来共同的好处。
二、BOT的法律问题
国际投资的发展，在实践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BOT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是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亟待发展其基础设施但又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于是就采用BOT方式促进政府和国际私营企业合作，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例如英法海底隧道、香港东区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资巨大的项目，都是以BOT方式集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在我国，1995年和1996年国家计委已批准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湖南长沙电厂一期工程作为BOT试点项目。BOT的法律问题已受到人们关注。
（一）BOT的概念与特征
什么叫BOT？这是人们首先想要了解的问题。概括说来，BOT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9〕可见，BOT方式的主要特点是：（1）私营企业基于许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的专营权；（2）在特许权期限内，该私营企业负责特定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并取得效益；（3）特许权期满后应无偿将设施移交给政府。这几个特征把BOT方式与一般合资、合作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二）BOT特许协议问题
BOT项目通常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股东协议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项目公司间的特许协议，它是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本合同或基石。然而，关于特许协议，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国际上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特许协议，其内容通常视项目之不同而异。因此，为使我国BOT特许协议规范化，可考虑制定标准文本，以规范当事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理论上，对特许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在国际上还存在着争议。若BOT特许协议是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订立的，那么有关国际特许协议或国家契约所引起的一些法律问题在BOT方式中也会出现，例如，这种协议是国内法性质还是国际法性质？协议应适用什么法律？政府改废协议的效力与责任如何等。若BOT特许协议不涉及到外国投资者，那么这种协议属什么法律性质？是私法性质还是公法性质？我国学者间对此仍有争议，有的认为是民事合同，有的认为是行政合同。笔者认为，国际特许协议仍属国内法性质，将这种协议看作行政合同可能更为适当。因为这种协议的一方是政府，他方是私人投资者，协议的内容涉及到公共利益，合同通常要受公法支配，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变更合同。因而它与一般民事合同是有区别的。
（三）BOT项目融资问题
在BOT模式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股本和贷款。股本主要是由项目公司的合营者或股东所投入的资本组成的。除股本外，项目公司通常还须通过贷款取得足够的资金，这种贷款是项目公司仅以项目自身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
在BOT项目筹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项目的预期收益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通常希望有预期的投资回报，如每年用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投资回收金。对于贷款者来说，他们一般要求以项目的预期收益作担保并以项目的全部财产作抵押。
预期收益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项目经营者能否自行决定其商业政策，包括依市场需求确定价格。由于公用事业部门涉及到国计民生，政府通常会对价格予以管制。在确定BOT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时，政府可以允许经营者依市场定价，让社会公众承担项目的成本费用，也可以限价，并对经营者或用户予以补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BOT项目的产品或服务予以补贴不一定妥当，政府之所以采取BOT方式，就是希望避免由政府补贴。因此应考虑允许经营者自行确定价格，但政府又必须有管制措施，如规定最高限价等。如确属应予补贴的，应只对用户发放补贴，而不是向经营者发放补贴。
为了确保预期收益，外国投资者或贷款者有时还要与政府有关部门或用户订立回购合同或销售合同，以通过这种长期合同保证用户使用该基础设施并按约定的标准付费，保证投资与贷款的回收。合同还应对定价规定相应的调节机制。在我国以前有关电力方面BOT项目的谈判中，外国投资者往往坚持要求我国政府保证一定比率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涉及到政府在何种条件下可提供保证、以及投资回报率究竟多少才合适等问题。一般来说，若是项目公司直接向用户收费的，政府不必提供保证；若项目产品是由政府收购的（如所建发电厂的电力进入国家电网），投资回报率的确定应结合项目的类型、投资大小、建设周期长短、风险大小及特许的期限来综合考虑。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政府保证问题、建设、经营、贷款等各种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均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跨国收购与兼并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日趋活跃和频繁。据联合国调查，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再次将兼并和收购作为公司的一项中心战略，以便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保护、加强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能源分配、电信、制药和金融服务等是跨国收购和兼并活动较多的行业。〔10〕近年来中国关于跨国兼并和收购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一方面，中国企业收购了某些外国的企业，另一方面，外资也收购和兼并了一些中国国营企业。
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主要受被收购地国的法律支配。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时，就必须清楚地了解东道国的法律，包括关于外资的法律法令、反托拉斯法、环境法、劳动法等，否则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我国企业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两起收购就曾受阻或遇到麻烦。一是中国国营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的Manco制造公司，美国布什总统依据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授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迫使中国公司放弃了这项收购。另一起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88年收购一家特拉华公司--凤凰钢厂，因涉及到劳工纠纷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遇到不少麻烦。〔11〕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甚至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家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基本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年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我国企业还会涉及到职工的劳动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这方面的法制也有待于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四、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作出规定，是晚近国际投资法的新变化之一。世贸组织之所以对投资问题作出规定，其客观原因在于贸易与投资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都是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的。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而贸易和贸易政策又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政策通常是各自独立的，而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有效执行方面并不一定总是相互协调或相互支持，其中某些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作用或影响。由于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法律规范，对于某些限制或扭曲贸易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在此情况下，由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顺理成章的。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TRIMs是乌拉圭回合的三大新议题之一，《TRIMs协议》是世贸组织第一次就投资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仅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
为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展和自由化，就必须避免采取并消除某些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投资措施。在实践上，某些国家制定的关于管制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措施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即造成对贸易的限制或对贸易的扭曲。例如，对外资采取某些减免税的鼓励措施，可使享受此优惠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产品予以补贴；另一方面，对外资规定某些"履行要求"，则会导致对贸易的限制。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议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两种措施的，即将有关税收减免等投资鼓励措施，放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处理，而TRIMs协议则专门处理那些对贸易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
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包括哪些，国际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发达国家所指的Trims范围较广，达10余种之多。〔13〕《TRIMs协议》是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做法来对应予禁止的Trims作出规定的。依其第2条规定，凡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国民待遇）或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不相符的Trims，包括那些国内法或行政命令项下的强制性或可予强制执行的措施或为取得优势地位所必需的措施，都属于禁止之列。其解释性清单又进一步列举了几种禁止性措施，包括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等。这样，除已列举的措施外，其概括性规定可囊括其他所有未予列举的投资措施，解释起来具有较大弹性。因此，对于哪些措施会被纳入TRIMs协议禁止的范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TRIMs协议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性协议，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它将关贸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等原则引入国际投资领域，这对于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取消限制贸易的Trims，将会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TRIMs协议的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其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其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该协议给了发展中国家较长的过渡期，并允许其在规定的情况下暂时背离协议第2条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也是乌拉圭回合的新议题之一。GATS是关贸总协定就服务贸易达成的第一个协议。这一协定对于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服务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提供服务就往往需要在当地设立机构或商业场所，〔14〕这必然会涉及到外资能否进入服务业及其待遇等问题。
GATS中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第三部分承担特定义务中关于市场准入（第16条）和国民待遇（第17条）的规定。
关于市场准入，GATS没有予以定义。一般来说，它是指是否允许外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的问题。依GATS规定，在市场准入方面，成员国承担的义务有两点，一是通过承担义务计划表来承担特定的市场准入义务；二是在承诺市场准入的部门里，除承诺表另有规定外，不得采取所列举的6种限制性措施。这6种限制性措施中，前4种是关于数量限制措施的，后2种则与投资密切相关，即（1）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才可提供服务；（2）对参加的外国资本限定其最高持股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予以限制。
市场准入的实质是使服务市场逐步自由化。这当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的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因为服务业在这些国家不发达，而且服务业中的某些部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GATS的达成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市场准入仍会产生一系列冲突，例如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关于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若外资对本国服务市场无积极作用，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让其进入服务市场。GATS对此采取灵活的解决办法。其第16条表明，成员国可自由决定其承担的市场准入义务的程度，并可明确地保留限制某些服务进入的权力。其承诺单可列举不对外完全开放的部门并维持某些限制。从目前的情况看，完全要成员国放弃其对服务的国家管制是不可能的，灵活的方法是逐步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取决于各成员国的政策目标和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国民待遇，GATS规定的是一种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即成员国依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条件和资格给予国民待遇，而不是将国民待遇普遍适用于所有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GATS关于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的规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者都是就承担特定义务而言的，但市场准入是讲外国服务的进入问题，而国民待遇则是指外国服务进入后所享受的待遇问题。一旦成员国作出特定承诺，国民待遇的某些义务就会自动地随之产生。例如，凡承担特定义务的部门，成员国须合理、客观、公正地实施其国内规章；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司法、仲裁、行政程序，以便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迅速作出审查并给予公正的决定和适当的救济；此外，成员国对承担特定义务项下的经常交易，在国际支付和转让方面不得予以限制，除非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方面的困难或因此受到威胁等。〔15〕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又一新的协议。这一协议也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因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可能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仿冒其技术且低成本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TRIPs协议》的宗旨是使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它同样强调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对这两种待遇的例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相对现行其他国际公约，TRIPs协议规定的保护标准更高。例如，它将版权的保护扩及到计算机程序等方面，保护期为50年；邻接权和租让权已得到承认；将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展适用到服务和那些与注册商标不相似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产品发明和程序发明，包括药物和微生物领域的发明，都可被授予发明专利，专利期限为20年；集成电路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10年；采取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临时性措施和刑事制裁等措施，制止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力度，等等。这些措施显然对知识产权给予了更为有力的保护，对国际投资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结合其他国际公约，通过国内法程序加以实施，将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法的若干思考
晚近国际投资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深化扩大，对我国外资法的完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自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以后，我国已制定了大量关于＠①资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以外商投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体系。这些外资法律法规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在利用外资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外资立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现行外资法是将企业组织法与政府管理法规合并在一起的，而且是依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别立法，这就难免有重复甚至不一致之处；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仍并行存在，这两套法制间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相互矛盾或不一致之处；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我国的现行外资立法中的某些规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协定的规定也不尽相符。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完善我国外资法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适应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不得不将对内和对外的经济法制分立，实行双轨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这种对内对外分别适用两套不同经济法制的做法将不得不予以改变。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逐步向法制统一的方向迈进。例如，在税法方面，关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的征收已内外统一了起来；1996年的《外汇管理条例》也统一适用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境内机构。但是，还有些领域仍然是双轨制，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合同法、公司法等。例如公司法的某些制度，如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组织结构等，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某些协调措施，逐步取消双轨制。
（二）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代替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随着我国关于企业组织法（如公司法、合伙法、合作企业法等）的健全和完善，这些企业组织法应统一适用于国内设立的公司、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资法就可以将企业组织法排除在外，而以国家管理外资的法律制度为主体。同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管理问题，若不是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也应纳入相关的部门经济法调整，如通过税法、外汇管理法、海关法、土地法、金融法、会计法、劳动法等来统一调整内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税收、外汇、海关进出口、土地、信贷、财会、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不必将其纳入外资法典之内。这样，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国投资的特殊性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等。
（三）外资法的内容应与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相衔接。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我国现行外资法中某些规定与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等还不大一致。例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有可能被视为TRIMs协议所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关于将产品全部或大部出口作为外资企业设立的条件之一，要求合营合同中包括产品内外销比例的规定，以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要求，也可能会被认为是TRIMs协议所禁止的措施。这些规定应予以修改。
我国还应根据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进一步完善外资法。例如，在外资准入方面，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定期公布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明确禁止、限制、允许及鼓励外资的产业和部门；在服务行业，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对外开放；应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给外资的进入和开业提供便利。在外资待遇方面，要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改变目前内外资企业间存在着差别待遇的现象，例如，在税收上，要使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和税负统一，税收优惠应统一对内外资企业适用；在服务收费方面，要逐步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内外资企业应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注释：
〔1〕据联合国统计，世界直接投资增长率在1984年为1.5％，而在1986-1990年则达到28％，1991年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直接投资一度有所下降，但1993年以后又趋上升，1995年世界投资流入量达3150亿美元，为创纪录水平。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
〔2〕〔5〕〔10〕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和国际政策安排概述》，第24-25页；第25页；第7-8页。
〔3〕SeeDavidE.Birenbaum,BusinessVenturesinEasternEuropeandRussia(1992);CherylW.Gray&WilliamW.Jarosz,"LawandtheRegula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Experi-encefromCentralandEasternEurope",33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1(1995).
〔4〕EnglishVersionofDecision291in30I.L.M1283(1991).
〔6〕〔13〕关于外资准入自由化趋势，参见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
〔7〕所谓的履行要求通常包括：限制外国投资所有权的当地股权要求；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技术许可要求和技术转让规则；限制对外金融转移的汇出和外汇限制；限定生产水平的生产制造方面的限制；为替代进口而施加的国内销售、当地成分和当地制造要求；旨在增加东道国出口实绩的出口要求等。SeeT.Moran,TheImpactofTrade-relatedInvestmentMeasures(TRIMs)onTradeandDevelopment:Theory,EvidenceandPolicyImplications(UNCTC,1991)。
〔8〕SeeMexico:ForeignInvestmentActof1993,33I.L.M.207(1994).
〔9〕SeeS.W.Stein,"Build-Operate-Transfer(BOT)-AReev-alution",TheInternationalConstructionLawReviev,Pt2,1994,P103.
〔11〕关于这两起收购，参见JamesV.Feinerman,EntertheDragon: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Vol.22(1991),p.547.
〔12〕例如，新世界发展公司收购了武汉的冷冻机厂、扬子江生化制药厂50％以上的股权，奥海投资公司收购了广州麦芽厂、深圳啤酒厂和中山威力洗衣机厂等厂的51％以上股权，中策华侨（集团）有限公司于1992年一揽子收购了泉州市37家国有企业等等。此外，日本50羚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于1995年8月购买了我国上市公司北京旅行车股份公司法人股4002万股，占北旅总股本的25％，同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也收购了我国上市公司赣江铃80％的B股。
【关键词】WTO体制/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
在乌拉圭回合协定中，包含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等涉及投资的规范。随着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不断发展，继投资成为“新加坡议题”之后，①发达国家进一步力主在WTO体制下开展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国际实践中，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连结点亦悄然发展。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值得国际法学界认真关注和探讨。
一、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在体制上的分立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分立的两种经济活动
众所周知，WTO体制调整国际贸易关系，国际投资法调整国际直接投资（以下简称“国际投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取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般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方式。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首先，从经济活动内容看，国际投资指资本的跨国流动，通常表现为一国私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在外国投资经营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国际贸易指货物、服务或技术的跨国交易，通常表现为不同国家私人之间的货物、服务或技术的交易。其次，从经营或交易时间看，国际投资一般是长期的经营项目，在投资合同中规定经营期限（如20年）或未规定经营期限，意味着永续经营；而国际贸易则一般是短期或一次性的交易行为，在贸易合同中规定交易期限，取决于交易的标的、环节等因素，在数日或数月内完成交易。再次，从东道国的管制方式看，国际投资活动经历准入和经营两个阶段，涉及外资审批和投资措施等管制方式；而国际贸易活动通常只经历交易一个阶段，一般涉及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又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交融的。从历史上看，国际投资活动是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和延伸。在国际经济实践中，实物投资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形式之一的“商业存在”方式本身就是国际投资活动。《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提高各国的经济业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作为向国外市场交付商品和劳务的主要方式和国际化生产的主要因素，国际投资及有关政策日益影响国际贸易的规模与构成，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及有关政策也对国际投资的规模、流向和构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性的关系，也具有互补性的关系。《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对不同行业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结论是，国际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国际投资，而国际投资将会带来更多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关税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促进国际投资，而出口要求、外汇平衡的国际投资政策可能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自由化政策必然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融合和相互联系要求进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以增强国际投资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效应的相互抵触或抵消，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反映在法律上，调整国际投资关系和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一些国内法或国际法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由上述可见，无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紧密联系，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如何相互影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毕竟是分立的两种主要经济活动，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毕竟是分立的两种主要经济政策。这似可作为考察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二）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两个体制
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中，以“显著的经济特征”为标准，主要有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和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法等。所谓国际贸易法，指调整跨国货物、服务和技术贸易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其渊源首先是国际贸易协定，而WTO体制是当前影响最大的国际贸易协定群。WTO体制属于国际贸易法范畴，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历史上，GATY/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各自循其特定的方式发展。虽然，试图调整国际投资的努力可追溯到1947年GATT成立之初和流产的国际贸易组织(ITO)，GATT作为《哈瓦那》和ITO的遗产继承人，显然与国际投资无关。或者更准确地说，GATT的管辖范围并未扩及东道国对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所规定的条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分立，对脆弱的GATT是有益的。长期以来，在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许多最基本的争议问题，诸如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责任、征收的法律后果、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起草《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等，GATT均置身事外。这些问题曾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下属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旨在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条约(BITs)的谈判中辩论，但从未发生于GATT。[1]94
就国际经济法体系而言，WTO体制属国际贸易法，而国际贸易法与国际投资法分立，同样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分支。两者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具有基本的分界，互不隶属。当前，由于发达国家的强力推动，WTO已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涵盖内容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然而，这并不能改变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两种分立体制的基本分野。
二、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在内容上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作为可获得的投资和金融资产竞争集中的结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选择的范围日益缩小。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受外部力量驱动作出其经济决策。得益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控制了充足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以确保推行其有关自由化、私有化和外国投资的政策。它们通过创设WTO等国际组织及其体制和有关投资的双边或区域性条约来达到其目的。[2]83
发达国家将投资议题纳入GATT/WTO体制的企图由来已久。早在1982年12月GATT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作为主要倡议者，首次提出了将投资议题纳入GATT体制的建议。由于欧共体成员和发展中国家反对，该提议被取消。在乌拉圭回合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TRIMs协定等涉及投资的规范。随着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不断扩张，投资已然成为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涵盖内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
乌拉圭回合的成果涉及投资的主要规范包括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其中，GATS和TRIPS协定只是部分内容涉及国际投资。GATS中涉及国际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存在”作为服务提供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投资方式。而TRIPS协定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问题，则直接涉及各国外资法的“履行要求”。TRIMs协定专门调整各成员的TRIMs，是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重叠的最典型实例。顾名思义，TRIMs协定是规范TRIMs的协定，不是一个有关投资的综合性多边法律框架，比之OECD主导的《多边投资协定》(MAI)和各国普遍接受的BITs，其适用范围极为有限，只能视为朝向有关投资的多边管制框架迈出的一小步。[3]116-117
WTO成立之后，WTO体制有关投资议题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其一是根据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理事会宣言》第20节设立了“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专门研讨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在该会议上达成的决议是，WTO应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由WGTI开展专门研究。其研讨范围限于WTO成员提出的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相关的议题。其研讨工作虽然不具有立法或立法建议的性质，只是一种启发性、指导性工作，但反映了WTO体制内对“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的持续关注。[4]98-105同时，也反映了WTO力图将投资议题纳入其制度性安排的趋向。
第二个重要发展体现于WTO《多哈部长理事会宣言》有关投资的内容。WTO成员同意多哈回合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澄清范围与定义、透明度、非歧视、基于GATS型“积极清单”(positivelist)的设立前承诺、发展的规定、例外与收支平衡的保障以及协商与成员之间争议的解决。在该框架中没有BITs等传统国际投资条约包含的重要问题，如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保护性待遇、货币转移、针对征收的保护以及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的解决。该宣言未规定传统国际投资条约有关投资保护、促进和自由化的宗旨，而是强调其他新目标，即“任何框架应以平衡的方式反映母国和东道国利益，并适当考虑东道国政府的发展政策和目标以及它们为公共利益的管制权利”。上述新目标涉及的三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促进的利益限于国家利益，而未提及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二是适当考虑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东道国的利益，而不是投资者母国的利益；三是坚持“管制权利”意味着界定外资财产权利与东道国管制外资的权利是WTO多哈回合有关投资议题谈判的争议焦点。[5]86
显然，目前WTO体制的投资议题仍然限于“与贸易有关”的领域，不能等同于BITs等传统国际投资条约或MAI，两者不能混淆。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是，在WTO体制中，发达国家看来是采取“步步为营”和“得陇望蜀”的策略，从投资议题的谈判谈起，一俟时机成熟即转为NAI谈判。
应当指出，在贸易谈判中涉及投资，并非GATT/WTO的独创。一些涉及投资的多边经济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和《能源条约》等都是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产生的。其原因是，在多边经济谈判中将贸易与投资问题相联系，提供了支撑条约谈判的宽广的交易基础，这是单纯的多边投资谈判无法企及的谈判方式。这是基于贸易的投资谈判方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增加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贸易量，将导致它们对外资采取更自由的保护性政策。不仅如此，从谈判理论的观点看，在多边谈判中涉及的问题越多，当事方就可能设计越多的协调点(trade-offs)。而当事方拥有越多的协调点，就越可能发现达成协议的基础。[5]87
三、WTO体制连结国际投资及其规范的新动向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WTO体制的基本原则、规则及其相关案例与国际投资活动和国际投资法各种渊源正在形成新的连结点，将对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新的发展动向值得密切关注和跟踪研究。
（一）WTO基本原则对国际投资活动的适用问题
WTO基本原则指WTO成员普遍接受的调整相互之间贸易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WTO基本原则是在GATT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来自历次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关于WTO基本原则，学界有不同的见解。多数学者基于WTO是GATT的继承和发展的认识，将GATT基本原则作为WTO基本原则。②少数学者强调WTO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在《WTO协定》中明文规定并普遍适用于WTO各个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是WTO体制的三项最基本原则。[6]19尽管对WTO基本原则见仁见智，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是学者普遍认同的。
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包含了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等内容。鉴于前述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区别，不能简单地援引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推而广之，主张国际投资自由化。国际投资因涉及国家的经济要害或敏感部门，加之长期性质，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国家问题。鉴此，各国对外国投资的准入，一般保持和行使充分的管辖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对西方国家的投资自由化的要求不能无原则地迁就，更不宜作为多边投资谈判的“首要目标”。②有西方学者指出，OECD的MAI试图对国际投资提供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服务相同的自由环境，其失败原因是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的非生产商的利益，部分地是由于OECD国家的环境和劳工权利倡导者的极力反对。[7]57
由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构成的WTO非歧视原则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国际投资领域。其理由首先是，在WTO体制中，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之外，非歧视原则主要适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和“服务”，两者均为“物”，而在国际投资领域，非歧视原则主要适用于“投资”和“投资者”，即包括了“物”和“人”。其次，国际贸易一般是一次易，而国际投资包含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两个阶段，在外资准入阶段，可能牵涉国家问题，各国对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一般尚无法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二）WTO体制下启动MAI谈判问题
制订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多边投资协定，是发达国家长期追求而迄今未能实现的目标。OECD的MAI谈判失败后，随之产生了WTO能否接此重任的问题。日本和欧共体极力推动在1999年11月召开的WTO西雅图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启动MAI议题的谈判，这一企图因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而偃旗息鼓。2001年12月召开的WTO多哈部长理事会会议仍未达成明确启动多边投资规则框架谈判的最后决议，只是提及正式决议留待坎昆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在2003年9月召开的WTO坎昆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表示尚未做好MAI谈判的准备。[8]316由于各成员在农产品议题和新加坡议题的尖锐矛盾无法调和，坎昆会议重蹈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之覆辙。[9]1332005年12月，在WTO香港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投资议题仍未能取得进展。[10]尽管发达国家一再强调MAI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在WTO体制中是否需要MAI，尚未达成共识。[3]122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WTO体制中提出投资议题，只是“投石问路”，其更重要的目标是将MAI纳入WTO体制。早在1998年，时值OECD的MAI谈判陷入困境，法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有关MAI的研究结果认为，OECD不是MAI的适当谈判场所，不能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该谈判。法国总理进一步指出，MAI的适当谈判场所不是OECD，而“很自然地是WTO”。[5]84面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情况，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提出了看来较具弹性的两项建议：一是将MAI定位为“复边协定”(PlurilateralAgreement)。④依此定位，对WTO投资议题谈判感兴趣的WTO成员可启动并持续进行MAI谈判，达成协议后，由希望成为MAI当事方的WTO成员签署并加入。这样，未参与谈判的其他成员不会受到损害，因为它们可自主决定选择保留在MAI之外，甚至是MAI谈判之外。二是MAI采用CATS“积极清单”的承诺方式。该方式意味着，MAI的约束力不会自动延伸到缔约方所有行业和所有投资领域。相反，各缔约方可规定承担义务的行业和承担义务的种类。[11]94-95
有西方学者在预见MAI谈判的前景时指出，MAI或类似的条约，最终将在WTO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在WTO受阻，则会在其他现有的或未来新设立的体制结构中达成。[12]243还有西方学者更为乐观地预测，很有可能甚至可以肯定，有关投资议题的谈判最终将在WTO体制中完成。[7]58显然，一旦发达成员的主张占上风，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WTO将成为催生MAI的温床。
应当指出，GATT/WTO体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体制。在对GATT/WTO体制作历史考察之后，印度WTO专家哈吉拉·劳·达斯指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共体一直在GATT/WTO体制中追求其自身的发展利益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获得了成功。历史表明，GATT体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创建的，②发达国家无论何时意识到某些对其有重要利益的议题，都会将其纳入GATT/WTO谈判议程。因此，GATT/WTO体制一直以来几乎都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主题，而GATT/WTO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依据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和惯例模式而形成。[11]16-19将MAI纳入WTO体制，同样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其主要目的是，通过WTO的贸易自由化机制扩大投资的自由化，确保其海外投资者能在发展中国家自由进入和经营，从而消除或削弱发展中国家调整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的权力。如果在WTO体制中形成MAI，其义务将如同WTO其他协定一样约束各成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十分困难的局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丧失其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外国投资政策的所有灵活性。此外，将MAI纳入WTO体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发展中国家因外国投资问题而面临交叉报复的风险。⑥
笔者以为，能否在WTO体制中启动MAI谈判的基本问题在于，该谈判有否WTO法上的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WTO协定》）第2条题为“WTO的范围”，第1款明确规定：“WTO在与本协定附件所含协定和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事项方面，为处理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的组织机构。”该基本规定表明，WTO的管辖范围是“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显然，WTO是调整其成员间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富有夸张意味的所谓“经济联合国”。⑦《WTO协定》第3条进一步规定了WTO的职能，指出WTO“应为其成员间就多边贸易关系进行的谈判提供场所”。关于未来的谈判议题和协定，“WTO还可按部长级会议可能作出的决定，为其成员间的多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谈判提供场所，并提供实施此类谈判结果的体制”。显然，无论是当前或未来的谈判议题，都必须在“多边贸易关系”的涵盖范围之内。由于MAI并非“多边贸易关系”的一部分，MAI谈判显然不属WTO的职能范围。
（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WTO适用条款”
早期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一般只调整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RTAs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已包含了广泛的经济领域，特别是有关国际投资的规定。有的RTAs甚至专章规定外国投资问题，如NAFTA第11章。
在WTO体制中，有关规范RTAs的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和授权条款、GATS第5条等。WTO通过对RTAs的规范，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由WTO成员组成的RTAs中的投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RTAs中，出现了涉及WTO的条款，同时对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如2003年7月生效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FACEC)第1条规定的宗旨是：(1)加强和促进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2)逐步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创设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体制；(3)开辟新领域和发展缔约方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的适当措施。由上述宗旨可见，“投资合作”、“投资体制”表明了投资在FACEC中的重要性。FACEC第5条进一步专门规定投资体制、投资合作与投资保护事项。⑧
在FACEC中，许多条款受WTO规则调整，涉及GATT的传统领域，如货物贸易，或涉及乌拉圭回合的新领域，如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FACEC第6(3)(d)条题为“WTO规定的适用”，明确反映了FACEC将某些WTO规则作为缔约双方直接适用的第一选择。不仅如此，FACEC缔约方还同意根据WTO有关规则谈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见，FACEC的一些条款与WTO规则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FACEC的一些条款是以WTO规则作为依据、基础或补充。鉴于“投资合作”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及贸易与投资的相关性，WTO规则对FACEC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问题的适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投资规范的形成和发展。
在RTAs实践中，对WTO成员而言，需要区分“WTO调整范围之内”和“WTO调整范围之外”的概念。毋庸置疑，在WTO规则调整范围之内，各成员应严格遵循规则，履行承诺，在RTAs中重申或强化WTO规则。另一方面，由于各成员的履约责任以其承担的WTO义务为限，在WTO规则调整范围之外，如投资领域，各成员可根据一般国际法，通过RTAs调整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四）BITs中的“WTO相符性条款”
在近年的BITs中，也出现了涉及WTO的条款。如加拿大2004年6月提出的《某国与加拿大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草案》(NewtextproposedbyCanadaasofJune2004,Agreementbetween……andCanadaforthePromotionandProtectionofInvestments)第5条第2款涉及“间接征收”条款的适用范围。该款特别规定：“本条规定不适用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以此种颁布、撤销、限制或创设符合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签订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为限。”
该条款规定的重要意义首先是，虽然表面上排除了该条款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的适用，但实际上表明了该条款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换言之，缔约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如不符合《WTO协定》，特别是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可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的征收认定直接与“WTO相符性”相联系，反映了BITs实践与WTO体制挂钩的新动向。
应当指出，BITs是传统的双边条约安排，是缔约双方平等协商谈判的产物。缔约双方如同为WTO成员，愿意在BITs引入“WTO相符性”要求，无可厚非，但缔约双方必须接受者，当以“WTO调整范围之内”为限。而在“WTO调整范围之外”的投资领域，是否规定“WTO相符性”要求，则完全取决于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愿，不可强求。
（五）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近五年的实践中，有关法律语境意义的最具争议的问题是，WTO体制的相关性及WTO有关“同类产品”(likeproducts)的案例对BITs的解释。近年国际仲裁实践反映了这方面的新发展。
在S.D.Myers,Popev.TalbotandFeldman案中，NAFTA仲裁庭的裁决看来是主张WTO有关案例确实是适于指导NAFFA仲裁庭。与此同时，有关国民待遇的理解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趋向于反对在BITs的解释和适用中考虑WTO有关案例。其主要理由是，WTO争议解决实践是朝一个要求有特定目标的具体方向发展，各成员政府承担了对其政策合法性的举证责任。2004年，仲裁庭在OECPv.Ecuador案中驳回了有关WTO争议解决实践应适用于厄瓜多尔与美国之间BIT争议的主张。该仲裁庭注意到，与WTO有关的是“同类产品”，而BITs的相关规定是“同类情况”(alikesituation)，认为WTO有关竞争和替代性产品的政策与BITs有关“同类情况”的政策不能同等对待，WTO规则适用于受来源国措施影响的进口产品，而BITs是用于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地位的保护。2005年8月，在Methanex案中，仲裁庭对NAFTA条款与WTO条款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认为NAFTA当事方认识到WTO体制中“同类产品”与NAFTA有关外国投资的“同类情势”(likecircumstances)用语的不同。根据传统的国际法解释规则，仲裁庭裁决，外国投资语境中的“同类情势”不能视为与WTO体制的“同类产品”概念相同，因此，BITs应以自主的方式解释，独立于WTO争议解决实践。[13]
上述国际仲裁实践否定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的基本立场是值得肯定的。由于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两个体制，WTO争议解决机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是分立的两种机制，主张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实属牵强附会。
四、结语
诚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密切，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反映在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上，两者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然而，由于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体制，分别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两者在内容上某种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并不足以否定两者在体制上的分立。正如国际贸易不能取代国际投资一样，WTO体制也不能取代国际投资法。反之亦然。鉴于WTO体制连结国际投资法的种种新动向，WTO各成员应依据《WTO协定》的有关规定，坚持将WTO体制的投资规范严格限于“与贸易有关”的范围，并避免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过度扩张。在当前的相关国际实践中，特别要审视将MAI纳入WTO体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同时关注WTO体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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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投资经济外资企业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主要是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的。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因此，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
目前对于国际投资的概念的理解较为流行的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通常认为广义的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狭义的国际投资仅指国际间接投资。当然国际投资的种类也是这两类。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间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内法规于国际法规的总称。据此，国际投资法的法律调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投资法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所谓私人投资关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间组织、企业团体的海外投资。因此官方投资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投资法的调整范围，所谓官方投资是政府间或国际间组织与国家间的资金融通关系。
2.国际投资仅调整条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不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关系。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我在前述国际投资的种类中已经提到了。
3.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私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及其法人、个人间以及同本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政府间的关系。
4.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相一致，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范围非常广泛。
社会经济生活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体。一种社会关系只有经济立法调整社会国民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稳定和发展这种社会关系。
二、际投资法的作用
当然，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保护国际投资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国际投资中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会危及投资的安全和风险，所以，无论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均力图借助于法律手段，对国际投资予以有力的法律保护，以维持有力的投资环境，保证国际投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一般是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属于政府保证的性质。
（二）鼓励国际投资的作用
法律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同时也是具有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专门为鼓励外国投资而采用的，以使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个国家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当然，也对投资者带来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励国际投资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现在国家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各种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财政优惠、行政优惠等等。这些有优惠措施主要规定了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中，像发展中国家，例如向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投资者给于不同曾读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给与减免所得税优惠，对外国投资企业生产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加速折旧，允许合营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资，对投资者给与投资补助金或低息贷款，简化外国人出入境和货物进出口手续，以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等，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是各种优惠措施中的中心。各个国家之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对于鼓励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国投资的作用
当然，外国投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或疏于管理，就会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受损，经济命脉都到控制，环境受到污染，资源遭到破坏，等等，所以国际投资法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国际投资法的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外资法是指资本输入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依次为根据，我来简单的谈论中国。
当然，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使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体现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自1980年以来，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驱动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对外开放，正由南向被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正由东向西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外引内联、东西相贯、南北并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并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外资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任免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4月14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也是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举办外资企业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外国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上，兼又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法的共同点，并具有中国特色：
1．持平等互利，确保中外双方权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原则在外国投资关系上，表现了中外双方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在经济互利互惠，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同等的受到保护。
2．鼓励与限制相结合，重在鼓励与保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也是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但重在保护。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企业财产的安全、保障外国投资者原本及利润等的汇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合理解决投资争议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明确规定。同时，在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优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等。
3．适应国情，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我国的外资立法是我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为基点。同时，我国外资立法在维护国家和法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是我国外资法在一些规定上和国际通行做法、国际商业管理趋于一致。
（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经营，会涉及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件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籍，倾向于采取国民待遇，既给与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样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一般有着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当地物资、产品出口，雇用当地人员等。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计划经济国家则必须是外国投资企业与计划经济相协调，保证外国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条件，使气象有足够的经营自。
1．销业务管理
外国投资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使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因此，有些国家外资法对企业的购销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1)物资采购
外国投资企业所需物资，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物资的采购使企业经营自的一部分，企业有权从国内或者国外市场购买。
国内采购。许多国家，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本国字，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国投资企业尽可能的在当地购买所需物资，如优先利用和加工国内原料与自然资源、增加制造业计划中的当地成分、依靠本地供应等等。
例如，有的国家要求汽车工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有的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给鱼的投资鼓励，往往是以生产中逐步增加采用当地材料、部件或者产品为条件，就例如，刚果投资法规定，在授予企业特惠制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优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当地产品。当然，在我国的外资法中也也有类似的规定，外国投资企业采购物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现在中国购买。
(2)国外采购。在上面谈到物资采购中提到的优先在当地采购物资的要求，一般是以当地物资与国外同类物资想必是，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竞争力为条件。意思就是国内市场无所需物资，或国内物资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价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外国投资企业则可以在国外购买，这是各国的通行规定。
2．产品销售
外资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外小的比例问题涉及到价格、运输、税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国内外市场对某项产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异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行的影响。
(1)产品外销。鼓励外国企业出口创汇，是各国外资法的共同特点，我国外资法也鼓励创建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企业多项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这不仅是解决企业外汇平行问题，也是歪了出事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然产品的价格一般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
(2)产品内销。国家鼓励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但并非要求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去外销，有些国家规定合营企业产品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前苏联、古巴的法律就要这样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可以在国内时向销售其产品。我们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如果属于技术先进产品或者能够代替进口的产品，也允许其在国内市场销售或与内销为主，即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以产顶进”的政策，至于产品的内销比例，我们国家还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
四、海外投资及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比在国内投资更大的利润，但同时也是意味着海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讲，本国私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关系到本国国家里以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采取以劣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并保护私人海外投资。从表面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保护，二是投资鼓励，当然投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立法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律制度，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采用叫坟山的专门法律或一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明显不同，甚至一国在不同的是企业可能推行不同的政策。
例如，“日本是个资源靠进口、产品靠外销的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最初提出“贸易立国”方针，强调振兴出口是使日本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而后又发展为“贸易——技术——对外投资”三位一体的立国方略。
（一）海外管理的措施
尽管海外投资活动对资本输出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那是一种经济和商业的流失，但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能，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是总以考虑祖国的利益为主，因此资本输出国必须对海外投资实行一些管制措施，以确保本国私人海外投资对本国的国际收自平衡和经济发展有利。
1．要求海外投资企业状况的公开
为了使政府、社会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各国公司法、证卷法均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向政府和社会公布资产负债表及其他重要商业情报。
海外投资的公司大多是本国的股票上市公司，他们必须遵守本国的证卷发、公司法的规定。例如，根本美国联邦证卷发，公司发行上市证卷，必须分别向证卷交易委员会和证卷交易所注册，发行公司承担连续披露义务，即除在注册申报书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外，还须按年度或季度提交财务报告。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帮助了政府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2．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
当私人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若不讲海外所获得的利润即使汇报本国，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者本国的国际收支，而且还会减少本国的财税收入，因此，如何防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这是资本输出国管理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法律措施
除了证卷法、公司法、税法的有关规定外，资本输出国其他一些法律度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的反托斯法和反垄断法对海外投资者有着很严重的影响，例如，根据美国反托斯法，只要域外行为对美国商业产生不利效果，该法对在美国与外的行为也使用，这样。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美国公司同时在某外国进行投资建立新的公司，而该公司的生产与销售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会受到反托斯法的追究。
进出口管制法对海外投资企业也具有管制作用也具有管理作用。有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本国企业向某些特定国家出口某些高科技的产品或技术，这样，本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就不得用关键技术作为出资，也不得向所投资的适用于该公司在第三国建立的子公司。向美国的出口管理就有上述限制。
外汇管理或政府的金融政策对海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严重困难时，就会对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贷款予以限制，如英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曾采取了这种限制措施。现在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相继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资本自由移动，但是也有可能有关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境时再度实施此种限制。
刑法对海外投资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197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贿赂行为法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均为违法。该法禁止美国公司将任何财产不计入其帐本或伪造账目，借以掩盖其从事活动的开支。如果投资者通过贿赂东道国政府官员而取得投资项目，可能受到东道国法律的制裁，而且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二）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引进和技术的同时，也有条件的允许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为使境外投资活动切实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规与调整海外投资活动。
1．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与撤销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设立，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运行的项目应报原审核部门批准后予以撤销。
根据我国法规，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资金（外汇）来源，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均可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1）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固定的或经重新核准的经营范围、有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规模；
（2）在境外举办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由对外经贸部批准授予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业务经营权的公司；
（3）非经特殊批准，不得使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举办企业。
2．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
（1）外汇风险及外汇来源的事先审查
为了阻止投资者到外汇风险大的国家或地区去投资，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投资者有可靠的外汇自己来源，有经营境外企业的资金能力，国家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在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前对投资风险和外汇资金的来源进行审查。审查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内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等，由拟投资者提供。外汇管理部门于30日内做出书面的审查结论。
（2）登记与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
为了便于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进行监督，国家规定，经批准在境外投资者，应当持有关材料想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手续。
（3）外汇利润和资产的调回
境外投资者能否及时将投资利润汇回国内，涉及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家的财税收入等重大问题，各资本输出过都采取措施以保证海外投资者能及时将利润汇回国内，我国对此也作了规定。
（4）外汇优惠与外汇监管
A.外汇优惠
为鼓励和扶植境外投资，我国规定，境内投资者从境外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者其他外外汇收益，自该境外投资企业设立之日起5年内全额留成，5年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留成。但必须注意的是，投资者的留成外汇也必须按上述规定调回国内。
B.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
境外投资也的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尤其境内投资者想外汇管理部门报送。违反了这些规定，情节严重的，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投资者可处以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管理
在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有主导地位，中方投资中国有资金占有较大的比重。东道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境外投资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十分困难。
总而言之，在国际投资法的体系中，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要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借助法律手段对外资予以鼓励和保护，同时进行一定的管理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专门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外国投资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各国外国投资法的立法体制不已，名称不同，特点各异，内容规定也不尽一致，主要包括关于外资的范围、刑事、条件、投资者的权利、对外资的保护和管制等。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是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的外资立法必须进行适合的调整，中国的利用外资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以及撤销，对外汇的管理、国有资产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规及制度。
注释：
①出自：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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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引言：美国研究国际投资法的著名学者范德菲尔德认为,目前是自20世纪70年代讨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来,国际投资法的黄金发展时间。
其观点基于以下三个事实:目前已有1000多个双边投资条约,大部分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内缔结的,这些双边投资条约涵盖了全球所有地区的160多个国家;一系列区域性或部门性国际投资条约纷纷签订,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欧洲能源等都是在90年代达成;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台第一个综合性、全球性多边投资条约,该综合性条约从1995年开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成员国谈判草拟,〔1〕到1998年4月已出台了三个谈判文本。
事实上,国际投资法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范德菲尔德指出的上述三个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对它们的外资法作出了重大改革,都朝着放松管制、减少障碍、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的方向大步迈进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更是首次将国际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范畴,各WTO成员方缔结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关涉国际投资多边纪律的协议,标志着国际投资法在多边国际法制方面的重大进展。在一个拥有如此庞杂的双边投资条约体系、渐近现代化和趋同化的外资法体系以及日益增多的区域性投资条约的世界里,有必要再谈判商签一个多边投资条约吗?OECD谈判草拟的多边投资协议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多边投资协议是否反映着国际投资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个成功的多边投资协议究竟应当具备什么条件?这些问题都是自OECD成员国谈判草拟多边投资协议以来全球国际投资法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OECD启动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原因、多边投资协议草案的内容特色以及谈判过程中反映出的分歧和冲突,揭示出未来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发展的某些规律和趋势。
笔者认为,在21世纪,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仍将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巨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必将越来越高,而国际投资自由化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保障。未来国际投资的法律保障不能仅依靠各国的外资法和双边投资条约,也不能仅依仗区域性投资条约提供的小范围的投资自由化,加强国际投资的全球性多边立法是必然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条约。OECD谈判和拟订多边投资协议草案,正是创建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的尝试。虽然谈判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挫折,并于1998年开始处于暂时搁浅状态,但是,通过几年的谈判,OECD成员国之间在关涉国际投资的不少重要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草案的规则几乎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宗旨,形成对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下为资本输入国)外资管辖权的进一步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深入研究多边投资协议草案的规则,及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努力寻求更为合适的场所进行多边投资协议谈判,争取在未来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过程之中就充分发言、避免事后对高标准严要求的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或因消极拒绝而被排斥在多边投资协议体系之外。
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多边投资条约———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由来
二战后,国际社会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双边国际投资法制成果丰硕、区域性多边投资法制不断加强,但全球性国际投资立法却收获甚微。真正称得上全球性国际投资条约的,只有《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的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寥寥几个,而且,上述条约中没有一个是全面规范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投资争议解决等所有有关国际投资的重要问题的综合性条约,这无疑是国际投资法律保障体系的一个欠缺,也是与国际投资进一步全球化、自由化的要求不相符的。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法律规范之所以难以确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各国对于什么是管理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佳方法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二,依据习惯国际法,国家有管理外资的排他性权利,一个约束国家外资管辖权的国际条约的产生需要艰苦谈判和尊重各国自愿的原则;其三,南北经济差距的存在和不断扩大,使得两类国家对于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的价值取向、实施条件、规则的制订机构和场所、对外资管辖权进行约束的范围和程度等基本问题认识不一。然而,近年来国际投资及其立法的某些变化,使得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建立普遍性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条件已经渐趋成熟:(1)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和政策在近年来有了一些重大的新发展,对外资的管理都不同程度地从限制到逐步开放。
〔2〕从减少和放松外资准入限制到放弃外资股权强制性减少的要求,从简化和逐步废除审批要求到放宽资本和利润的汇出限制,从认可投资争议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到推行国民待遇,种种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外资法在朝着自由化方向趋同,〔3〕这无疑为普遍性国际投资规则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国内法基础。(2)众多区域性国际投资条约近年来不断涌现,不少条约确立了很高标准的投资保护、投资准入和争端解决规则。这些条约的出现,为在未来的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中纳入高标准投资规则创造了先例和积累了经验。
(3)双边投资条约近年来数目激增,不但对条约加入国的国内法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区域性投资规则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双边投资条约在形成有关国际投资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条约无疑又是普遍性国际投资规则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推进剂。(4)国际投资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早在80年代,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就大大高于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国际贸易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而国际直接投资以20%的速度递增,已经达到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规模。国际投资的发展必然会对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普遍性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缺乏对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和国际投资者都不利,规则的缺失会增加投资成本和风险。
(5)战后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法律和政策也相互影响。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本身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都是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的一项主要因素,日益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通常所见的现象是:一个企业对外投资越活跃,其带动的资本输出国出口贸易机会就越多。
现代企业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设业,将贸易和投资融合一体,才能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以美国为例,该国出口收入的25%就是通过美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取得的。
1996年美国制造业出口约3600亿美元,其中将近60%是通过全球经营的公司进行的。〔4〕从有关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国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政策和法律往往是相互独立的,其结果是,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持的。
〔5〕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必须相互依托,贸易自由化需要投资自由化支撑,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规则需要投资自由化规则配合。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国际贸易规则和体系相对健全,不仅有全球性多边贸易条约作为基础,而且有WTO作为贯彻执行众多多边贸易协议的工具,而在投资领域,既无普遍性规则存在,更无国际组织监督执行。乌拉圭回合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达成的一系列投资规则,已经预示出达成全球性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各种国际投资规则,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足以满足当今国际投资迅猛发展的要求:各国国内立法至今仍存在诸多差异,其相互协同的速度过慢;双边条约仅限于“双边”,在构建国际投资法的普遍规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耗时费力的;区域性规则影响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区域”的有限范围;而就WTO协定附件中的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协议而言,这些协议或局限于解决投资自由化的某个方面的问题,或只是间接地涉及投资自由化,或仅具有初步自由化的性质。因此,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只有制定一个综合性的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投资条约才能适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以近年来各种单边、双边和区域性投资立法的自由化变革为依托,以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联为依据,以乌拉圭回合的一系列全球性投资规则的诞生为契机,以OECD为场所,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的OECD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了缔结第一个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二、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发动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OECD部长级会议曾明确宣称,多边投资协议有三大支柱:一是一个广泛的关于投资和投资者保护的多边框架;二是投资自由化体制;三是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程序。
〔7〕依据美国律师协会呈递给美国众议院关于多边投资协议的报告,美国主张,OECD的多边投资协议应致力于实现四大目标:(1)解除现存各国国内立法对投资的限制;(2)提供最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包括国有化的充分、及时、有效补偿;(3)创立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4)鼓励所有国家对该条约的最广泛的参与。
〔8〕OECD成员国希望通过谈判缔结一个其效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影响将类似于GATT/WTO协定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影响的多边投资条。从多边投资协议草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草案的确堪称目前自由化水平最高的多边投资条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极力倡导投资准入自由草案将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待遇原则扩及投资设业前后的各个阶段,而不仅仅限于投资进入后的经营运作阶段,这种立法方式充分反映了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方对美国谈判意图和对美式双边投资条约实践迎合。各国外资准入立法的现状是,不少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仍不愿意解除投资准入阶段对外国投资的控制,因为更大的准入自由意味着对东道国的更大的削弱。依据习惯国际法规则,在没有普遍性条约存在的情形下,国家保有对外资或准入或拒绝准入的自由决策权,而且在拒绝准入的情形下,也不会产生国家责任的问题。
因此,从立法技巧上看问题,美国积极支持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力图通过一个多边条约达到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不能达到的目的———力图促使全球范围内各国都作出外资设业阶段的国民待遇的承诺。
〔9〕草案要求成员国不仅要保障已经在本国境内设业的外国投资及投资者享有不低于本国当地投资和投资者以及第三国投资和投资者在相同情况下享有的待遇,而且,除少数例外,只要某一部门或领域对本国投资者开放,就必须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而且要给予所有外国投资者平等的机会。这实际上要求东道国放弃许多审查和拒绝外资进入的权利。这种规定正是近年来少数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准入原则,也是美国主张的所谓”高水平投资自由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二)对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的禁止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是东道国管理外资和引导外资,使之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发达资本输出国对这些正当的管理权力发起了挑战:从多边立法的角度来看,依据NAFTA第1106条,NAFTA成员国被禁止对NAFTA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者的设业和投资运作施加各种形式的履行要求,包括禁止对其他成员国投资作出必须达到一定的出口水平和国内成分的要求。NAFTA还禁止东道国以外资满足某些履行要求作为获得某些优惠的前提条件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的国内外资法典中都有所规定。从双边立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近年来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开始出现一些关于取消履行要求的条款。例如,依据美式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2条的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将履行要求作为投资的设业、扩展和运作的条件,不得要求出口产品、不得要求产品或服务必须在当地采购或施加其他类似要求。
〔10〕有学者认为,直接禁止履行要求已经成为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的重要立场,该立场已经与美国在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所坚持的对征收、国有化及其补偿的立场、依靠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来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立场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11〕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对投资履行要求提出质疑的国家,早在1982年,美国就向GATT缔约国大会针对加拿大《外国投资审查法》中的履行要求的合法性提出了申诉。草案禁止各种形式的投资措施而不仅仅局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意图将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建立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的基础上,同时适用于设业前后各阶段。草案提出,一旦多边投资协议达成,各成员国除保留少数符合多边投资协议规则的例外外,不得实施新的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而且,各成员国加入多边投资协议时保留的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必须在今后逐步取消。
为逐步消除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草案谈判方多主张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方法(top-downapproach),该立法方法将消除和减少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确立为一般原则,各国只能通过谈判或依据多边投资协议在少数部门或领域实施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该立法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例外。草案谈判方倾向于反对GATS中推行的“自下而上”的立法方法(bottom-upapproach),即各国只在自己明确作出承诺的领域或部门内开放市场,在未承诺市场开放的领域或部门,各国可继续维持限制性措施。这与“自上而下”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这种方法之下,是否取消投资限制的主动权仍然把握在东道国手上,因而受到发达国家的强烈抨击,认为这种立法方法大大减损了条约的效力和投资自由化进程。
(三)进一步被强化的投资保护条款草案全盘吸收了发达国家长期倡导的所谓征收与国有化必须服从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规则:征收应予禁止,除非基于公共利益、在非歧视的基础上进行、给予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补偿,并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可以说,草案为征收与国有化设置的上述前提条件和补偿标准,已经事实上剥夺了东道国征收与国有化的权力。甚至有西方学者也尖锐地指出,草案中的投资保护条款给外国投资提供了几乎是绝对的保证,这些条款不仅超越了一般国际法确立的标准,也超越了美国的“赫尔三原则”(即要求对征收和国有化提供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的标准,因为草案的投资保护条款不仅适用于财产而且适用于契约权利。
〔12〕这意味着,东道国不仅对投资者财产的征收要承担充分、及时和有效补偿的义务,而且对违反契约的行为也要负责赔偿。草案谈判方甚至主张将对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扩及到禁止过分征税、对国有化赔偿中因汇率变化而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进行补救、在某些情况下对战乱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补救等。同时,草案规定,来自外国投资者的所有利润和资金应被允许以市场汇率自由移转。(四)对私人投资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选择权的强力保障草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强化”,这种所谓的“强化”,重点在于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处理以及赋予投资者不受东道国约束地直接发起国际仲裁程序的权力。在投资争议的“可适用法律”问题上,草案大量吸收晚近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中的程序法规则,极力倡导“可适用法律”的多元化,尤其是重视以国际法作为“可适用法律”的规定。草案将投资争议解决程序区分为“国家对国家”争议解决程序和“投资者对国家”争议解决程序,并将后一种争议解决程序作为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沃主义倡导的投资争议的东道国解决和东道国法律作为处理投资争议的“可适用法律”的规则,已经被草案抛弃。
三、多边投资立法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
(一)北北分歧尚未解决,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协调尚待时日多边投资协议草案在过去几年里一再被延迟通过,最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和观点不一,而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机会广泛参与协议的制订过程。有学者认为,关于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同样给发达国家出了一个难题:该协议应当反映欧洲国家的投资规则还是美国的投资规则?以双边条约为例,美式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保护和投资待遇标准明显高于多数欧洲国家的标准,如果该协议采纳美式标准,各发展中国家将很难接受,欧洲也会反对;如果反映欧洲标准,美国最终可能会拒绝签署协议。下述未决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多边投资协议未来谈判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国际投资法的国际法制今后可能扩及的新领域,因此也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1.劳工标准和环保问题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持续一年以后,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开始对协议谈判方施压,要求将强制性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条款加入到协议的条款之中。劳工保护和社会条款一直是美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追求的目标,有些政府如美法两国政府近期努力倡导在WTO法律框架中加入社会条款,旨在促进劳工标准和工人权利。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劳工标准的最大障碍在于如何定义基本劳工标准和工人权利。虽然达成有关的协议条款并非难事,但具体细节却难以确定,因为各国因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不同而情况千变万化,而且不同国际组织和协议的标准也不相同。
〔13〕在劳工保护标准方面,有的国家建议依循OECD的多国企业指南的标准,但美国主张除考虑指南外,还要寻求对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的支持。
〔14〕环保组织强烈地反对多边投资协议,认为过分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会导致他们无视东道国的环保法规甚至利用“投资者对国家”的争端解决程序对东道国环保法规提出挑战。最终,谈判方能够达成的协调是:各国不得通过降低环保、健康和劳工标准以吸引外资。但是,这些缺乏实质标准的条款恐怕难以消除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疑虑,而得不到民间团体和政治选民支持的多边投资协议是难以被各国立法机关通过的。
2.例外规则及其引发的矛盾虽然谈判方一致认为,为确保多边投资协议的效力,必须严格限制例外,但各方在例外的方法和范围等具体事项上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就例外的方法而言,各方提案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做“部门剔除法”(sectorcarveoutapproach),即允许成员国将某一部门整个列为例外,完全不适用协议。这种建议遭到不少批评,因为此方法缺乏透明度,投资者对于被允许排除适用协议的部门及其变化趋势难以预测,而且,作出保留的国家有可能在这些部门实施新的限制性投资规则。此外,投资者在这些部门遭受歧视或其他损害时,也难以援引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进行利益补救。第二种被建议的例外方法是,允许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经济或政治的切实需要,以明确列表的方式保留少数例外,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第三种方法是“冻结回撤法”(standstillandrollbackapproach),该法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的投资规则不得比加入协议时更具限制性,一旦一国解除了某项限制性投资规则,以后不得再恢复限制,且各国实施的限制性投资规则必须逐步消除。就例外的具体事项问题而言,各国的意见分歧也普遍存在,例如,欧盟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例外(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Organizationsexception),即要求为推进单一市场的形成和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实施的措施,可以在歧视的基础上进行,可以不适用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规则。该要求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该例外会造成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巨大漏洞。〔15〕针对法国和加拿大提出的“文化例外”(cultureexception,即要求为保持和促进民族文化,文化领域的投资规则不受多边投资协议约束),美国也持反对态度,认为文化例外对外国投资者造成了歧视或实施了不必要的履行要求。美国谈判代表强调,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娱乐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界限日益模糊,文化例外势必引发一系列问题。而美国在谈判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例外要求,其中不少例外要求为其他谈判方反对。这些例外要求包括国家安全例外、少数民族例外、为保持与NAFTA规则的一致而保留的例外、补贴和政府采购计划例外等等。
〔16〕例外规则并非一个简单的操作问题,它往往涉及成员国的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问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自己的例外范围和轻易地接受其他国家的例外清单。解决例外问题应依循的最基本原则只能是利益平衡原则,扫除“例外”障碍尚需艰苦而漫长的谈判。3.多边投资协议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和因加入国际条约所负国际义务的冲突草案所包含的许多规则都具有明显的超前性,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相差甚远,而且,即便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国内法规则,也没有达到草案规定的高度保护、高度自由的水准。同时,相对于草案而言,现存的绝大多数国际投资条约都是相对的和渐进的投资自由化条约,它们所确立的投资规则与草案中的规则也存在不少差异。草案在成员国之间推行会遇到草案规则与OECD成员国的国内法冲突的问题。全面接受草案中的投资规则可能关涉有关国内法规则的存废问题,而能否顺利地实现国内法与草案规则的衔接,关键在于OECD成员国的立法机关和政治选民如何界定拟出台的多边投资协议和国内法的利害关系。如果成员国国内立法机关和政治选民认为草案中的规则给本国投资法律和政策造成了过度的冲击,倾向于否定多边投资协议中的投资规则的话,草案会成为第二个哈瓦拉。
另一方面,如何处理成员国在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下的国际义务与多边投资协议义务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GATS为例,各GATS成员国只需在自己明确开列清单的服务部门和领域开放市场和实施国民待遇。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导致各国允许外资进入的服务部门和领域并不相同,即使是发达国家,所开列的市场准入清单也互不相同。GATS所规定的市场准入的实质是使服务市场逐步自由化,因为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关于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而这种渐进的自由化规则与草案规定的投资准入规则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处理GATS成员国加入多边投资协议的问题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GATS的自由化规则是比较符合现时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如果一国在GATS下已经确定的国际义务因为加入多边投资协议而废止,会引起各国立法机关和政治团体的反对,也会导致对为GATS既已确立的各国利益的相对均衡的破坏。事实上,对多边投资协议的高水平规则寄予过高的希望是不合适的,人们不应期待多边投资协议提供一套完美无缺的关于国际投资活动的统一规则,它不应替代国内立法或其他关于竞争、知识产权、环保、劳工标准、消费者保护、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方面的特别国际条约。换言之,多边投资协议并非世界经济。
4.争端解决规则引发的冲突虽然协议谈判方同意将“国家对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对国家程序”引入多边投资协议,但不少国家对这两种程序可能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表示忧虑。在投资领域没有一个拥有类似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国家对国家的争端解决程序”事实上很难有效执行,而在国际投资领域建立一个类似WTO那样具有广泛权能的国际组织决非易事,至少在目前尚不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必须对“投资者对国家程序”进行一定的限制,因为该程序给予了私人投资者挑战政府管理措施的可能和条件,作为补救措施,该程序不应被用于针对东道国政府对外资准入和设业条件所作出的决定。
谈判过程中,也有人批评指出,协议草案没有提供东道国政府对投资者的相关程序规则是一个缺陷。5.关于OECD是否为谈判多边投资协议的合适场所的争论当旷日持久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逐步产生出一些共同认可的规则时,OECD谈判方开始关注协议日后能否被普遍接受的问题。草案的通过一再被推延,说明发达国家自身对投资自由化水平应当被确定在什么高度也存在分歧。在探讨协议中的投资规则如何才能最广泛地被各国接受的问题时,成员国并没有以一个声音说话:有成员国坚持认为,应当先在OECD内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运用OECD成员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适用该协议,最终实现非OECD成员国对协议的广泛参加。
也有人主张,WTO是更适合于谈判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多边投资协议的场所。主张在OECD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的学者认为,首先,OECD成员国占据着全球资本输入和输出的大部分,一项有约束力的高水准的国际条约仅在OECD成员国实施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果,而世界范围的大多数投资活动的发生国所遵循的规则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其次,OECD成员国有长期处理投资问题的历史,有丰富的投资立法经验,它们不仅制定过一系列有关国际资本自由化法典,也制定过多国企业指南,因此,它们更能胜任谈判高水平国际投资条约的任务;其三,OECD成员国都有较高的劳工标准和良好的环保记录,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更容易达成协议,而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其他机构或场所是难以找到的。
〔17〕主张在WTO框架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的学者认为,OECD的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它们制定的投资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条件过高,很难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因此,OECD框架内产生的多边投资协议难以达到预期的普遍性;WTO是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能够提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立法的机会,达成的协议能一步到位地普遍适用,而且有WTO成员国的集体压力、各种审查监督机构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多边投资协议的顺利贯彻实施。
6.投资者保护与国家正当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协议谈判方在提高投资者保护标准这一问题上没有多少分歧,但对国家的管理行为造成对投资者损害时,是否认定这些行为为征收而允许投资者提出补偿要求的问题上,各国看法不一。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认为当东道国管理行为造成对投资者损害时,亦应视为征收,这势必对东道国造成严重损害,因为扩大对征收的解释必然会赋予一国甚至私人投资者判断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利,因此,不少发达国家学者也反对这种看法。(二)尚待解决的南北矛盾将成为多边投资立法进一步向前推进的瓶颈投资领域中的南北矛盾从来没有停息过,迄今为止,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投资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分歧。
从卡尔沃条款与外交保护权的对抗到适当补偿原则与赫尔原则的对峙,从特许契约的性质之争到投资履行要求的争议,都围绕着维护东道国经济和削弱东道国经济这一主题。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近年来各国外资法的改革和广泛的投资条约实践,加上高水平的区域性投资条约的不断涌现,意味着西方倡导的高标准投资自由化规则已经获得广泛接受并上升到一般国际法的高度,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客观现实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认为彻底的自由准入、广义的国民待遇、全面禁止履行要求、充分及时有效的征收赔偿原则等西方投资法原则为一般国际法原则,相反,发展中国家却认为,以维护东道国、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核心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纲领和决议构成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改革了自己的外资法,总体方向是不断放松管制、扩大准入,但这些新的立法变化一方面说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管理外资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旨在推动和加速外国资本流动的更加灵活而务实的态度。这些立法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并且符合本国经济承受能力的,是一种逐步自由化的立法,决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已经放弃了东道国或否定了它们长期认可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积极参加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主动限制卡尔沃主义的适用、寻求灵活的争端解决方法、提高投资待遇、加强投资保护,这也反映了它们积极吸引外资的意愿和主动限制外资管辖权的灵活性。
但是,这种限制是有限度的、主动的、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控制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实践不能说明西方投资法规则已经上升到习惯国际法高度,因为双边投资条约的效果和作用有局限性,它们只是两个国家间的特殊国际法,而不是一般国际法。现有的区域性高水平多边投资条约或文件的参加者多为发达国家,不能从区域层面上证明西方规则已被广泛接受。全球性投资公约中,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了华盛顿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这些条约只局限于规定争端解决方法和政治风险防范等局部问题,没有全方位要求东道国承诺市场准入自由和取消投资措施,对东道国的外资管辖权没有造成重大冲击,同时,这些公约也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接受TRIMs协议、GATS等WTO框架内的投资协议,一方面是因为有贸易领域的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作为对价,另一方面,这些协议仍属逐步自由化协议,没有超出发展中国家经济承受能力。OECD的多边投资协议草案规定的许多规则明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就投资待遇而言,草案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于投资设业前的阶段,严重限制了东道国控制外资投资进入领域和审查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可能的消极危害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发展中国家经过艰苦努力才获得普遍认同的,即便是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除非受到条约的限制,国际法赋予东道国限制和管理外资的权利是无限制的,东道国得自由控制外资进入或设定外资进入的条件。
就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而言,彻底取消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对东道国引导和管理外资的权利造成了重大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要求在现阶段显然是过分的。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对外资的合理管制可以消除国际投资的各种消极影响,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各种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就草案的投资保护条款而言,无论是在单边或双边立法层次上,还是在多边立法层次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国有化和征收是国家,其补偿只能是适当补偿,草案推行的赫尔原则并未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因为该原则实际上剥夺了东道国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利。就投资者对国家争端解决程序而言,发展中国家也一直持反对态度,这一为NAFTA大力倡导的争端解决程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东道国国内救济原则的变相否定,而且,这一程序会引发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投资者可能会滥用诉权,对东道国正当管理行为提出质疑、要求赔偿乃至要求东道国变更立法。
一般管理行为是否构成征收?东道国对于其环保和劳工立法产生的对投资者的限制是否应负赔偿责任?国际性仲裁机构是否能够通过裁决,要求东道国改变其立法?如果上述种种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多边投资协议赋予投资者和国际仲裁机构对东道国立法权的审查权和否定权,这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也不能接受的。
种种分析表明,草案中的核心规则,没有兼顾南北利益,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能提供的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的程度,没有贯彻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也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事实表明,多边投资协议谈判一经公开,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OECD谈判方将非OECD国家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谈判方法本身就是歧视性的。以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有助于推动南北国家之间的投资为诱饵,引诱发展中国家就范的企图是不会轻易实现的。草案过于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而没有相应注重投资者义务,草案倾向于消除资本输入国政府对投资者的管制而没有同时设立国际认同的商业标准。人们不禁要对拟出台的多边投资协议提出质疑:该协议究竟是为了促进北北合作还是南北合作?该协议究竟是为了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还是仅在OECD成员国之间流动?笔者认为,要想使多边投资协议成为一个普遍性公约,首要前提是处理好南北矛盾,兼顾南北利益。投资自由化不能一蹴而就,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不能不顾及,否则,多边投资协议的约束力只会局限于发达国家。
四、国际投资多边立法前瞻
(一)投资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应当成为未来立法的重点投资领域南北分歧的根源在于,资本输入国发展经济、维护经济的需求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一味追求超额利润的行为往往存在冲突,而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投资立法往往故意回避就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应尽义务作出实质性规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一直是发达资本输出国推行经济渗透、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有时,跨国公司不仅被用于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被用于干涉东道国内政(如70年代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资助反政府活动)。因此,战后初期,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认为,来自于前殖民统治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它们新近取得的政治独立的一种威胁。
〔18〕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技术转让等各种重要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的大部分,它们对东道国的控制与渗透的能力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追逐高额利润和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得它们与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存在种种冲突。它们利用转移定价逃避税收的行为、实施各种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行为、倾销落后技术牟取暴利的行为等等都与东道国法律、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相冲突,有时甚至带来重大的人身伤亡,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就是明证。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是对第三世界经济独立的严重损害。
〔19〕由于发达国家的持续阻挠,在国际层面上,跨国公司行为无法可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90年代出台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和以前的立法一样,几乎都在刻意回避就跨国公司应当承担的对东道国的义务作出规定,即使是那些被西方国家广泛称道甚至是为某些重要国际组织极力举荐推广的某些条约、协定、指南,也都没有解决或不愿意解决跨国公司行为规则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90年代在全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诞生的一些双边或多边投资立法或国际文件,仍然带有维护“特殊利笔者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经济活动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特别是积极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有理由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类投资立法中,有关投资待遇、投资保护和投资争议解决的规则已经能够为跨国投资者提供相对稳定和健全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投资立法的重点应当转向如何确保投资主体,尤其是跨国公司这种经济上的“巨无霸”的行为的规范化上来。
而确保投资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也是促进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平衡的重要保障,也有利于最终实现南北利益平衡。从立法技巧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今后不必仅仅依靠联合国系统来实现确立跨国公司行为规则的愿望,在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可以明确提出添加跨国公司行为规则条款的要求,即便不能在短期内达到目的,至少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在投资准入、投资待遇或投资保护等问题上漫天要价的做法,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
(二)未来多边投资立法应避免走向两种极端OECD新一轮多边投资立法努力的失败,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国际投资准入规则、投资保护标准和投资待遇标准至今尚未找到,急功近利地追求高标准投资自由化规则的普遍适用是不合时宜的。OECD谈判的失败,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快速推进的今天,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制约,要求各国一致接受统一的高水准投资自由化规则也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今后的多边投资立法应避免在推动投资自由化方面脱离现实走向极端。笔者认为,一项能为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必须适当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要求,必须符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一厢情愿地根据近年来国际投资迅猛发展的情况和各种投资立法的变化的表象就认为西方鼓吹的高标准投资规则已上升到一般国际法高度是不科学的,急功近利地推行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一个能为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投资条约也必须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不切实际地限制东道国合理合法的外资管辖权的投资条约不会被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基本理由在于,对外资的管辖权是东道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惯国际法认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虽然OECD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暂时失败,虽然悲观主义者认为OECD最终不可能达成一项全球认同的多边投资条约,但如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建立综合性投资条约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投资者进一步消除投资障碍和加强投资保护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加强多边投资立法是国际投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综合性国际投资条约,既是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要求,也是进一步推动国际投资的有力工具,既是促进各国国内投资法逐步趋同、减少各国国内法以及各双边投资条约之间的差异给国际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必要措施,也是克服多边投资条约数量稀缺、调整领域单一之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因此,借口多边投资立法的困难和历史上多次失败的经历,继续推行投资立法上的保守主义,甚至维持或扩大限制性投资立法或具有严重损害投资环境的极端措施的思想或做法都是不合乎时代要求的,也是对推动全球经济交往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拓展十分不利的。
(三)寻求更为合适的谈判场所和谈判方的普遍性是未来多边投资立法普适性的保证在分析多边投资协议失败原因时,我们不妨再探讨一下规则制定场所方面的原因。多边投资协议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谈判场所的不合适。人们很难指望一个几乎完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谈判机构能够制定出恰当反映两类国家利益平衡的多边规则来。寻求一个更为合适的谈判场所和确保谈判方的普遍代表性是各国启动未来多边投资立法程序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们坚决反对在未来多边投资立法中排除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歧视性做法,我们强烈呼吁确保国际立法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这不仅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当然要求,也是保证未来多边投资立法的普适性的基本前提条件,其间的基本原因在于,现代国际法仍然是一种“国家间法”,国际条约只是也只能是国家间意志的“协调”而不能是意志的“强制”。在平等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不可能出现也不能容忍由少数国家制订强制性地要求未参与立法的其他国家接受的条约。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国家仍然是国际法律秩序最重要的支柱,各国不仅需要通过协作形成国际法,而且需要通过协作实现国际法。
目前,关于将来由什么机构、在什么场所主持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建议主要有四种,一种是建议仍然由OECD主持,一种要求由联合国贸发会主持,一种建议由世界银行来主持,一种是建议由WTO主持,将投资问题全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在多边投资实体法规则的制定机构和场所的适宜性问题上,笔者思考的问题有三:
其一是,我们并不当然排斥由OECD来主持未来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如果OECD能够积极邀请各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抛弃1995至1998年期间推行的单边、排他性谈判方法,并在其关于多边投资规则的提案中充分考虑南北利益平衡问题,诚信地推动国际投资的渐进自由化,那么,拥有巨额资本输入和输出和丰富的投资立法经验的OECD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推进未来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场所。
其二是,如果联合国或其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或世界银行能够积极斡旋,协调南北双方的意见和分歧,并能促成发达国家改变对联大或其机构立法权限的传统认识,敦促发达国家善意尊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确保发达国家不会像抵制联大60-70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或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那样抵制联合国主持的“造法”运动的话,那么,鉴于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成员国的普遍代表性,这些机构与OECD相比,显然更适合于推进未来国际投资多边法制的进程。其三是,如果我们权且接受某些发达国家学者的一种观点———联合国大会及其机构更适合于制订一些仅具宣言性质的、对国际投资立法具有一定引导意义的原则的话,那么,和联合国几乎拥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国的WTO可能也是一个适合于制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投资规则的机构和场所。
我们认为,至少基于三方面的理由,WTO比起诸如OECD那样具有明显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更适合于制订多边投资规则:(1)成员国的普遍代表性;(2)成功的立法经验,WTO法律规则体系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国际投资协议,有效地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投资待遇的提高。
关键词：国际投资；经济；外资企业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主要是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的。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因此，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
目前对于国际投资的概念的理解较为流行的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通常认为广义的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狭义的国际投资仅指国际间接投资。当然国际投资的种类也是这两类。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间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内法规于国际法规的总称。据此，国际投资法的法律调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投资法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所谓私人投资关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间组织、企业团体的海外投资。因此官方投资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投资法的调整范围，所谓官方投资是政府间或国际间组织与国家间的资金融通关系。
2.国际投资仅调整条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不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关系。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我在前述国际投资的种类中已经提到了。
3.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私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及其法人、个人间以及同本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政府间的关系。
4.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相一致，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范围非常广泛。
社会经济生活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体。一种社会关系只有经济立法调整社会国民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稳定和发展这种社会关系。
二、际投资法的作用
当然，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保护国际投资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国际投资中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会危及投资的安全和风险，所以，无论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均力图借助于法律手段，对国际投资予以有力的法律保护，以维持有力的投资环境，保证国际投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一般是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属于政府保证的性质。
（二）鼓励国际投资的作用
法律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同时也是具有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专门为鼓励外国投资而采用的，以使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个国家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当然，也对投资者带来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励国际投资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现在国家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各种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财政优惠、行政优惠等等。这些有优惠措施主要规定了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中，像发展中国家，例如向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投资者给于不同曾读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给与减免所得税优惠，对外国投资企业生产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加速折旧，允许合营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资，对投资者给与投资补助金或低息贷款，简化外国人出入境和货物进出口手续，以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等，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是各种优惠措施中的中心。各个国家之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对于鼓励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国投资的作用
当然，外国投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或疏于管理，就会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受损，经济命脉都到控制，环境受到污染，资源遭到破坏，等等，所以国际投资法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国际投资法的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外资法是指资本输入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依次为根据，我来简单的谈论中国。
当然，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使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体现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自1980年以来，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驱动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对外开放，正由南向被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正由东向西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外引内联、东西相贯、南北并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并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外资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任免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4月14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也是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举办外资企业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外国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上，兼又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法的共同点，并具有中国特色：
1．持平等互利，确保中外双方权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原则在外国投资关系上，表现了中外双方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在经济互利互惠，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同等的受到保护。
2．鼓励与限制相结合，重在鼓励与保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也是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但重在保护。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企业财产的安全、保障外国投资者原本及利润等的汇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合理解决投资争议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明确规定。同时，在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优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等。
3．适应国情，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我国的外资立法是我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为基点。同时，我国外资立法在维护国家和法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是我国外资法在一些规定上和国际通行做法、国际商业管理趋于一致。
（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经营，会涉及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件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籍，倾向于采取国民待遇，既给与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样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一般有着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当地物资、产品出口，雇用当地人员等。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计划经济国家则必须是外国投资企业与计划经济相协调，保证外国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条件，使气象有足够的经营自。
1．销业务管理
外国投资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使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因此，有些国家外资法对企业的购销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1)物资采购
外国投资企业所需物资，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物资的采购使企业经营自的一部分，企业有权从国内或者国外市场购买。
国内采购。许多国家，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本国字，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国投资企业尽可能的在当地购买所需物资，如优先利用和加工国内原料与自然资源、增加制造业计划中的当地成分、依靠本地供应等等。
例如，有的国家要求汽车工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有的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给鱼的投资鼓励，往往是以生产中逐步增加采用当地材料、部件或者产品为条件，就例如，刚果投资法规定，在授予企业特惠制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优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当地产品。当然，在我国的外资法中也也有类似的规定，外国投资企业采购物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现在中国购买。
(2)国外采购。在上面谈到物资采购中提到的优先在当地采购物资的要求，一般是以当地物资与国外同类物资想必是，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竞争力为条件。意思就是国内市场无所需物资，或国内物资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价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外国投资企业则可以在国外购买，这是各国的通行规定。
2．产品销售
外资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外小的比例问题涉及到价格、运输、税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国内外市场对某项产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异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行的影响。
(1)产品外销。鼓励外国企业出口创汇，是各国外资法的共同特点，我国外资法也鼓励创建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企业多项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这不仅是解决企业外汇平行问题，也是歪了出事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然产品的价格一般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
(2)产品内销。国家鼓励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但并非要求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去外销，有些国家规定合营企业产品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前苏联、古巴的法律就要这样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可以在国内时向销售其产品。我们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如果属于技术先进产品或者能够代替进口的产品，也允许其在国内市场销售或与内销为主，即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以产顶进”的政策，至于产品的内销比例，我们国家还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
四、海外投资及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比在国内投资更大的利润，但同时也是意味着海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讲，本国私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关系到本国国家里以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采取以劣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并保护私人海外投资。从表面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保护，二是投资鼓励，当然投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立法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律制度，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采用叫坟山的专门法律或一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明显不同，甚至一国在不同的是企业可能推行不同的政策。
例如，“日本是个资源靠进口、产品靠外销的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最初提出“贸易立国”方针，强调振兴出口是使日本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而后又发展为“贸易——技术——对外投资”三位一体的立国方略。
（一）海外管理的措施
尽管海外投资活动对资本输出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那是一种经济和商业的流失，但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能，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是总以考虑祖国的利益为主，因此资本输出国必须对海外投资实行一些管制措施，以确保本国私人海外投资对本国的国际收自平衡和经济发展有利。
1．要求海外投资企业状况的公开
为了使政府、社会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各国公司法、证卷法均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向政府和社会公布资产负债表及其他重要商业情报。
海外投资的公司大多是本国的股票上市公司，他们必须遵守本国的证卷发、公司法的规定。例如，根本美国联邦证卷发，公司发行上市证卷，必须分别向证卷交易委员会和证卷交易所注册，发行公司承担连续披露义务，即除在注册申报书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外，还须按年度或季度提交财务报告。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帮助了政府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2．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
当私人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若不讲海外所获得的利润即使汇报本国，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者本国的国际收支，而且还会减少本国的财税收入，因此，如何防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这是资本输出国管理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法律措施
除了证卷法、公司法、税法的有关规定外，资本输出国其他一些法律度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的反托斯法和反垄断法对海外投资者有着很严重的影响，例如，根据美国反托斯法，只要域外行为对美国商业产生不利效果，该法对在美国与外的行为也使用，这样。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美国公司同时在某外国进行投资建立新的公司，而该公司的生产与销售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会受到反托斯法的追究。
进出口管制法对海外投资企业也具有管制作用也具有管理作用。有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本国企业向某些特定国家出口某些高科技的产品或技术，这样，本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就不得用关键技术作为出资，也不得向所投资的适用于该公司在第三国建立的子公司。向美国的出口管理就有上述限制。
外汇管理或政府的金融政策对海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严重困难时，就会对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贷款予以限制，如英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曾采取了这种限制措施。现在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相继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资本自由移动，但是也有可能有关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境时再度实施此种限制。
刑法对海外投资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197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贿赂行为法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均为违法。该法禁止美国公司将任何财产不计入其帐本或伪造账目，借以掩盖其从事活动的开支。如果投资者通过贿赂东道国政府官员而取得投资项目，可能受到东道国法律的制裁，而且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超级秘书网
（二）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引进和技术的同时，也有条件的允许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为使境外投资活动切实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规与调整海外投资活动。
1．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与撤销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设立，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运行的项目应报原审核部门批准后予以撤销。
根据我国法规，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资金（外汇）来源，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均可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1）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固定的或经重新核准的经营范围、有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规模；
（2）在境外举办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由对外经贸部批准授予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业务经营权的公司；
（3）非经特殊批准，不得使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举办企业。
2．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
（1）外汇风险及外汇来源的事先审查
为了阻止投资者到外汇风险大的国家或地区去投资，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投资者有可靠的外汇自己来源，有经营境外企业的资金能力，国家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在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前对投资风险和外汇资金的来源进行审查。审查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内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等，由拟投资者提供。外汇管理部门于30日内做出书面的审查结论。
（2）登记与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
为了便于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进行监督，国家规定，经批准在境外投资者，应当持有关材料想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手续。
（3）外汇利润和资产的调回
境外投资者能否及时将投资利润汇回国内，涉及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家的财税收入等重大问题，各资本输出过都采取措施以保证海外投资者能及时将利润汇回国内，我国对此也作了规定。
（4）外汇优惠与外汇监管
A.外汇优惠
为鼓励和扶植境外投资，我国规定，境内投资者从境外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者其他外外汇收益，自该境外投资企业设立之日起5年内全额留成，5年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留成。
但必须注意的是，投资者的留成外汇也必须按上述规定调回国内。
B.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
境外投资也的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尤其境内投资者想外汇管理部门报送。
违反了这些规定，情节严重的，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投资者可处以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罚款。新晨
3．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管理
在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有主导地位，中方投资中国有资金占有较大的比重。东道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境外投资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十分困难。
总而言之，在国际投资法的体系中，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要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借助法律手段对外资予以鼓励和保护，同时进行一定的管理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专门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外国投资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各国外国投资法的立法体制不已，名称不同，特点各异，内容规定也不尽一致，主要包括关于外资的范围、刑事、条件、投资者的权利、对外资的保护和管制等。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是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外资立法必须进行适合的调整，中国的利用外资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以及撤销，对外汇的管理、国有资产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规及制度。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3]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程信和周林彬慕亚平《当代经济法研究》书中文章：《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
[摘要]全球化的动力是资本追逐的利益最大化和各国为实现本国的比较利益而做出的种种投资措施的努力。但资本利益和比较利益最大化本身却不能解决投资环境的差异和投资规则的滥用与实现长远、协调发展之间的紧张张力问题。有鉴于全球投资过程中市场功能和投资管理功能的转化，有必要重新认识资本利益最大化和各国的比较利益界限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市场的获益者不再纯粹是优势力量的胜出，而是优势规则的推广。 [关键词]衍生利益投资张力 劣币效应 市场博弈 经济生态圈 一、市场一体化对传统利益界限的挑战 国际投资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跨越单纯的经济收益而更多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经济互动的话题。国际资本的运作除了遵循着古老的成本——利润模式外，更多的在投资环境的改造和投资影响力的博弈问题上重新勾画着国际经济秩序。文化价值观念已经逐渐脱离对“统一”或者“公平”规则的追逐，而更多的表现为对这些规则的“本土化”评价标准及其未来影响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全球投资的功能和格局正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的意义。 1.投资的衍生利益使投资功能从获取利润到培养竞争力的转变。 经济的衍生利益已经跨越了纯粹市场竞争的阶段而向市场的合作迈进。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税后报表和财务数字，而是就业、培训以及相关衍生领域市场开发所带来的一系列市场环境的改变。 因此，如何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发挥竞争力优势，甚至是培养发挥竞争力优势的环境，成为了未来市场环境改造的主要议题。 2.投资的功能上存在的紧张张力。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没有走出从投资鼓励到利润失衡的怪圈。其本源在于过度开发所导致的竞争力增强会导致一个行业内部在同等技术或者资金条件下的利益缩减进而引发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很多改革成功和失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比较优势滥用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市场管理水平的孱弱、脱节导致了投资鼓励措施和跨国公司利润潜规则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其恶果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寅吃卯粮，而对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束手无策。 3.投资规则缺乏良性的评价和互动。 (1)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管理问题。 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投行等金融机构在操作层面一如既往的“专业”和“精准”，他们的失误只是对市场管理法则的影响预测不准确。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过度分离，既不是金融界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其能控制的。金融危机的本质问题是市场之间的不兼容或者缺乏良性秩序的互动。 (2)一国政府不能避免劣币淘汰良币的效应。 因为市场区间的存在，跨国资本可以利用市场规则漏洞中获利。这就使得一国市场的改善远不能弥补市场补益效应所带来的市场损失。因此，在制定行业规范或者规划产业升级时，必须在多国市场以及跨行业范围内进行规划，才不至于让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二、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法的新特点 1.投资法的重心从规则的一体化向收益合理共享的转变。 国际投资规则的一体化曾经是世贸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的目标和理想，实际的效果却被越来越多的怀疑。因为无法解决规则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约束和优势滥用的问题。造成两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拉大和对规则的曲解。 以欧盟为例，其一体化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合作在主权让渡问题上的共识，很好的阐释了经济收益合理共享的重要性。这一理念的转变，意味着新的经济共生平台须被搭建，宏观的市场政策对话和微观的企业人权救济都会在这一日益紧密的经济生态圈中被一再提及。从理想的乌托邦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走过了百年的岁月。从后WTO时代，经济危机的特点来看，全球经济结构性利益平台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方式的取舍问题。 2.投资法的核心规则影响力的被动性向规则的合理评价和积极影响转变。 历史上的国际投资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经济政策、行政调控和法律公平之间的紧密协作。虽然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机构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规则公平和效果之间存在着灰色的区域，也越来越强调各国对贸易政策的磋商和行政权力的协调，但贸易秩序的现状却是对投资政策的影响力和合理公平的解释越来越屈从于各自的利益，而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长远影响莫衷一 是。 世贸规则过去被理解为喜忧参半的一揽子计划，其整齐划一的规则效率也逐步让位于对规则的重新诠释和执行。世贸规则本身为不同类型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准备的执行效果的空间不能弥补各国经济政策和执行手段对一体化进程的阶段性认识差异。尤其在补贴和服务业等政策性经济领域，各国对于规则的任意解释实际上造成了鼓励性投资措施的滥用和比较利益的扭曲，经济的良性竞争逐步让位于经济目标的重压和经济手段的诱惑。世界金融市场功能的畸形发展、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新技术推广的障碍以及服务业、农产品等领域的贸易壁垒等世贸组织面临的问题根源皆在于此。 未来的国际投资法在此领域的积极发展和革新是一个艰巨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投资法的改革也应该对企业发展的投资措施进行综合评价，为不同国家间资本的流通提供公平和高效的通道。政府职能从传统的主权中心主义，向协作中心主义的转变。避免比较利益的负面效应。在服务业、农业和贸易壁垒等WTO尚未达成完全共识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国际合作应冲破国界的藩篱，在行政、舆论、政策、法律等诸多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唯如此，未来的国际投资法才能担负起良性、有序的经济生态圈改造重任。 三、结语 透过表面的利益看到背后的合作必然性，既是基本市场博弈的需要，也是市场规则和国际投资法本身特质的要求。从市场的无缝结合到背后普世价值的观念融合，这一正逆的市场设计，既符合市场理性秩序建设的需要，也与现实的利益导向相吻合。国际投资法的改革和发展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折射和发扬出对人们对市场合作利益的孜孜探究精神和对市场理性发展的执着追求。
关键词：物权法；国际投资；国有化；征收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分类。在这个分类中，民法和商法是私法的核心。在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属于民法典的组成部分，而民法典是只规范私权的法典。但依区别公法与私法的标准之一的“利益说”，物权法不能算是纯粹的私法，因为物权法中多具有一些“公益性的规范”。①特别是现代物权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物权法的公法化”。这并非说物权法从私法已经变为公法了，而是说物权法中公法的因素逐渐增多。但是从整体上看，物权法的私法特征仍然没有变。这里讲的物权法的公法化主要是指现代社会对物权增加了公法上的限制。它特别集中体现在对所有权的行使限制上，其中包括对财产实行国有化及征收。
国家是有的。所谓就是对内对外不受干预的最高权力。它最主要体现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其中属地管辖权就是对国家领域以内的一切人、事和物行使最高的、排他的管辖权。这种管辖权很多是通过该国法律制度才能实现。物权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在该国领域，它体现着该国的属地管辖权。实行严格保护私权制度的国家一般有着完善的物权法制度，将各种类型的物权法制化。一个国家要对私权有所限制也会体现在物权法中，其中包括了对财产实行固有化及征收。这本属于该国范围，在法理上并无不当。
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两个最活跃的要素。国际投资有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则是投资国国民或企业以获取利息或者股息为目的对投资东道国企业实行的投资行为，包括提供贷款、购入股票、提供管理服务、技术特许和其他知识产权等活动。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似，在国内法领域主要涉及的是民商法中的合同法问题。直接投资主要是指投资国资本对投资东道国相关企业股权实行控制的投资行为，包括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东道国设立新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向公司注资控股等活动。直接投资在投资东道国会形成各种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用益权等等物权，从国内法的角度上看则也是物权法要讨论的问题。对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及征收，不但与该国物权法关于物权的性质和保护、物权的限制等物权法相关，而且涉及到外国国民财产的保护问题而与国际投资法相关。因此这是一个物权法和国际投资法的跨学科理论问题。一般情况下，国际投资主要是指直接投资。本文也是如此。
一、国际投资的物权法展开与国有化及征收
国际投资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可以形成各种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其中债权主要体现在合同关系上，即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国际或者国内的融资合同、投资工程建设的建筑工程合同和安装合同、设备购买合同、租赁融资合同，等等。它属于国际投资中的动态财产权。其知识产权主要体现在作为投资内容的关于专利和专有技术的许可协议、商标和商业秘密的转让使用上。它属于国际投资中的静态非实体财产权。而国际投资形成的物权则与上述债权和知识产权不同，属于国际投资中的静态实体财产权。它是国际投资所形成的财产权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上述债权和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的最终体现。国际投资形成的物权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所有权。外国投资方在投资东道国直接设立公司，可以通过购买土地、建设生产销售场所和设施以及资金投入而形成士地、房屋、设备、银行存款、股份的所有权。对于所购入的原材料以及产出的半成品或成品也享有所有权。如果外国投资方在投资东道国设立合资公司，则与东道国公司或者其他合资方形成共有的所有权。外国投资方对东道国公司注资控股，则其所控股份形成股份的所有权。
第二，占有权和使用权。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经济、传统等理由，可能对国际投资所形成的包括一定形式的物权在内的部分权利实行限制。这样，外国投资方处于经营上的必要，就会形成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其他权利。比如外国投资方在法律上不能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投资东道国根本就没有土地私有制，其获得的就可能是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出于经营上的需要也会获得某些占有权利使用权，比如善意占有等。
第三，地役权（邻接土地权）以及其他用益权。国际投资涉及到的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以及使用权都存在着地役权的问题。地役权是最重要的用益权。其他用益权比如取水权、采矿权、伐木权、放牧权、捕捞权等等。它们涉及到该投资的具体项目以及投资东道国通过特别法规确定一定领域的对外开放范围。
第四，担保物权。国际投资与正常的民事活动一样会形成涉及所有的担保物权，包括留置权、质权、抵押权等等。当然，投资东道国会出于各种考虑对一定的担保物权实行某些限制。
所有这些国际投资所形成的物权与外国投资方能否在投资东道国获得国民待遇有关。采取跨国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等方式进行的国际投资是要在投资东道国成立独立的法人。一般它应该是投资东道国法人，理所当然可以获得投资东道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投资东道国实行的是内外资无差别投资法制度，那么这种国民待遇就是充分的。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实行的还是内外资差别的投资法制度，就不能排除外国投资企业（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在某些方面不能获得国民待遇的可能。②这样它们的物权法上的权利就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国内法对本国法人或者国民财产实行国有化或者征收。这是该国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③国有化与征收二者之间在法理上并无实质性区别，都属于广义上的征收。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般性和个别性上。国有化（nationalization）是对一定的经济部门或领域实行的一般性征收（generalexpropriation）。很多情况下它是作为国家推行一定的社会、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实施的。因为其涉及到作为国有化对象的经济部门或领域整体，规模巨大，并且不分内外，原则上也不得有所例外，具有非个案性，所以在法律程序上一般要经过国有化立法措施，为其提供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狭义的征收则是对特定财产实行的个别征收（individualexpropriation）。由于它属于个案，因此不需要立法措施，而是根据在现行的物权法框架下实施。④此外还有国有化的逐步征收（greepingexpropriation），即事先约定外国投资方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的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向投资东道国合资方或政府转让，使得东道国合资方股权比例达到51％～100％，而外资逐渐消失（fade-outformula）。⑤
如果国有化及征收没有涉及到国际投资，一般在该国物权法和相关国有化法令的国内法框架内实施。但是如果涉及到国际投资时，国内法框架就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从外国投资企业的国籍来看，很多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也许是投资东道国的法人，似乎应该像东道国国民或国内企业那样，无条件并且无差别地服从国有化及征收的命运安排。但是这些国际投资企业的股东、出资方等却可能是外国的公司或者国民，因此实质上是对外国人的财产的国有化及征收。这样一来，国有化及征收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物权法问题，而是要涉及到他国法律乃至国际法的问题。
二、关于国有化及征收的法理
物权法是私法，而国有化及征收奉行的是公法性原则，因此对国际投资实行国有化及征收实际上就是对物权的公法干预或限制。
在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强调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因此物权、特别是作为物权中心的所有权具有某种绝对性，即从个人自由引申到对所有物支配的自由，因而原则上所有权不该受公法的限制。这是自罗马以来罗马法根深蒂固的观念。⑥比如法国《人权宣言》把所有权作为与自由权相对应的天赋人权。所以，所有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核心财产权，因此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的征收应该慎重。⑦不过，最起码的征收也是得到宪法和物权法认可的。
但是，现代法给物权关系带来的变化是强调所有权的社会性，使得所有权的绝对性得到一定的缓和。上述传统的物权观念受到挑战，对物权的干预的余地就越来越大。在法律上则表现为物权法体系别法的出现和盛行。⑧国有化及征收的法理就是以这样的特别法的形式进行。但是这种特别法也不是东道国恣意的行为。它必须要合法，具体说就是要符合三个原则，即公共利益原则、无差别原则和给予补偿原则。
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原则是指国有化及征收要符合社会共同利益。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含义却因为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异。就中国法律而言有时表述为“公共利益”，有时表述为“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有的国家还没有承认公共利益原则。国有化一般都是在一个国家推行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时采取的措施，往往参杂着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等因素，外国当事人要证明其非正当性是非常困难的。征收作为特例个案也难以脱离上述问题。如果其他国家要对此进行非难的话，自己倒还有可能背上把本国公共利益原则的观念强加于他国的嫌疑。⑨因此，在肯定公共利益原则是国有化及征收的充分理由的同时，也要承认还存在公共利益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
无差别原则是指，在国有化及征收中对于本国国民或企业和外国国民或国际投资企业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只是针对外国国民或企业实行国有化及征收，而对本国国民或企业有所例外。也不得在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制造差别。国有化一般针对的是一定的经济部门或者经济领域。如果在该经济部门或领域实行了差别待遇，特别是专门对外国当事人的国有化，或者对特定国家的外国当事人的国有化，就有可能违反这一原则。⑩
给予补偿原则是说，由于国有化以及征收中物权权利人为了公共利益在受法律乃至宪法保护的财产方面做出了牺牲，为了弥补他的损失，他有权从国家或政府那里获得正当的补偿。
国有化及征收毕竟不是社会革命，不能对财产实行无偿的剥夺。这在物权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并且一般都有宪法上的法律依据。[11]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具有补偿的义务。但是，在补偿标准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三、国际投资的国有化及征收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当前国际投资的来源地多为发达国家。如果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由于都是发达国家，有着共同的保护私权的物权法理念以及国家利益，所以在关于国有化及征收及其补偿等问题上一般分歧不大。如果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发达国家作为投资方是物权法上的权利人，而发展中国家作为接受投资方则是补偿的义务人，双方在国有化及征收的发动及其补偿方面还有较大的分歧。
发达国家一方强调国有化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它包括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国内法依据是说国有化必须要有关于国有化的正式立法，只有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才能决定对于一个经济部门或领域国有化这样重大的事情。征收虽然并不要求有正式立法的要件，但是也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正当化。为了真正体现保护作为基本人权组成部分的物权，应该证明这里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被征收方的私人利益。[12]关于国际法依据，是说投资东道国的国有化及征收不应该违反它应负的国际义务。如果该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多边国际条约中有所承诺，那么在实行国有化及征收中不得违背这样的承诺。如果是国家违反了关于国际投资的国际义务，那么就会产生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这里被国有化及征收的当事人除了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外，还可以要求恢复原状。[13]在补偿的标准方面，发达国家强调由于外国当事人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加国有化及征收的意思决定和政策决定，所以没有义务承担由这种决定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损失。而且，外国当事人还得承担国有化及征收措施所形成的难以预料其效果的新经济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获得的补偿应该与被国有化及征收的资产价值大体相等。并且这被认为是已经形成并存在了一两个世纪的国际习惯法。[14]在这里存在国际最低标准，具体说就是充分（adequate）、及时（prompt）和有效（effedive）的标准。最早提出这个标准的是美国国务卿霍尔（Hull），因此也叫做“霍尔准则”。其精神就是对外国人的补偿与对本国人的补偿不应该相同，外国人应该获得国际最低标准的保护。因此充分的补偿就是说被国有化及征收的财产应该根据市场评估进行补偿。有效的补偿就是说补偿的支付手段必须在经济上具有利用价值。[15]
发展中国家强调国家的经济，认为国有化及征收是国家行使其经济范围内的国内法问题，因此不应该受他国的干涉。他国或者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评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及征收是否合法问题是对国家经济的干涉。而且还要考虑发达国家过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经济秩序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所以在补偿的标准方面，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把补偿标准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相结合，以19世纪阿根廷法学家卡尔沃（CarlosCalm，1824～1906）的学说“卡尔沃主义”为依据，排除国际标准以及国际最低标准，强调本国人与外国人同等待遇，主张适当（appropriate）补偿，即不是按照被国有化及征收财产的市面价值，而是按照账面价值（netbookvalue）适当补偿。这个精神被写进了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16]以及同年联合国《国家经济权利和义务》之中。本来，发展中国家实行国有化及征收也有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意义。如果实行充分的补偿，有可能会使国有化及征收的社会经济效益被补偿所抵消。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投资政策，对国际投资采取了欢迎和鼓励政策，并且随着国内物权法以及相关法制的完善健全，也开始接受关于国有化及征收的合法和正当程序的观念。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要求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其具体成果就是签署关于保护国际投资的双边协定或多边条约，在其中对国际投资实行国有化及征收的理由、法律程序以及补偿标准和方法等进行了妥协。在1981年《伊斯兰组织促进、保护和保障成员国问投资的协议》中就采纳了“及时、充分和有效”标准。1989年《东南亚联盟保护和促进投资协议》采纳了“充分”标准。
而1981年《阿拉伯资金投资协议》则采纳了“公平的赔偿”标准。[17]
随着国际投资的国有化及征收方面国际合作的发展，1985年世界银行汉城年会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该公约建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承包包括国有化和征收在内的措施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也广泛参加了该机构。这一方面使得发展中国家由于参加国际投资担保机制提高了信用度，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国际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完善物权法制度。
四、国有化及征收与中国物权法
中国虽然还没有制定《物权法》，但是物权在中国能够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是确定无疑的。
经过1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论战，中国的民法学界已经在许多物权法法律问题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国有化及征收方面。这也体现在中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为中国明确国际投资的法律地位创造了条件。中国关于国际投资的国有化及征收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法。以往中国的宪法没有关于国有化及征收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实行国有化及征收时并无宪法依据。2004年中国对1982年宪法实行了第4次修改，将原有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的规定改为“国家为了巩固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18]在这里征收是新加上的，并与征用相并列，并且强调了补偿的原则。该规定对于外商投资来说则意味着，它们在投资中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以及用益权等被征收或者征用中得到补偿将有宪法依据。原有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规定，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19]这里的私有财产是中国公民的财产。但是可以根据国民待遇的原则将其引申到外国当事人在中国的财产上。并且，物权法保护只有无因性。在中国已经加人WTO的今天，如果对外国当事人在中国的财产不能实行与中国当事人财产同等的保护，将背离国际惯例和中国入世的承诺。因此，该规定是完全可以适用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有化及征收的保护上的。
第二，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2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21]关于这些规定，首先，它们都确立了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的原则。国有化没有规定任何例外，表明中国实行的是彻底的非国有化。但是国有化作为最后手段，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必要的场合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否则对国内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会造成内外差别待遇。非国有化的初衷是打消外国投资方对国有化的疑虑，以便更多地吸收外国投资。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可以在适当时机在国有化问题上作出适当的规定。其次，它们都规定了可以根据杜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征收的例外。这里并没有征用，因此对外商投资企业不适用对中国公民的征用制度，体现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但是对于实行征收的理由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不但与宪法规定不一致，而且还会产生解释上的歧义。到底“社会”和“公共”是什么关系？“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包括国家利益？最后，规定了补偿。但是补偿的标准则没有规定。如果中国的民法典或物权法制定出来，可能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是还得和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规定相协调。
第三，对台湾同胞投资的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规定：“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22]该法的实施细则更加明确具体地规定补偿的标准和方式。“补偿相当于该投资在征收决定前一刻的价值，包括从征收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合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可以依法兑换外汇、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23]这实际上已经采用了发达国家主张的充分、有效的原则，体现了对台湾同胞投资的特殊政策。这也许是政策上的需要，并且一旦授予的权利要收回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否则还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不宜取消。可以采取把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保护标志也拔高到对台商的保护标准上。
可见中国在国际投资的国有化及征收的法律规定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也是中国在21世纪最初几年吸收海外投资方面取得很大成果的法制基础。[24]但是现行体制的最大缺憾是法律体系的不完整，即在宪法和特别法之间没有民法典或作为基本法的物权法。当然，有了宪法规定，就为民法典或物权法的相应规定的制定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法自由化国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并将其写入承诺表,使其成为GATS的一部分,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第二,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而当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