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论文第1篇

1.树立人文价值信念

要想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首先要求教师树立人文价值信念。“所谓人文价值,就是崇尚人文的价值,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人文的核心就是“人”，要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指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因此，教师要树立人文价值信念，在教学中，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建立新的教师观和课程观，要把学生真正当做一个“人”。备课时，不仅要备内容，更要备学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的个性差异，认真地备每一个“人”的课。课堂上，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要允许学生质疑，使师生处于平等的地位，自由交流，自由沟通，让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得到全面发展。

2.提高人文知识水平

“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它主要与精神生活有关,具体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知识,是进行人文教育的主要载体。”人文素养的提升离不开通过提高人文知识水平而形成的文化底蕴。古人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告诫人们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要增加古典文化知识的积累，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蕴。教师自身所具有的的人文知识，不仅影响着其精神生活，而且影响着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作为语文教师，提高人文知识水平显得格外重要。杜威指出“: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人文知识不仅可以提升语文教师内在的气质，丰富内心感受，对学生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的。

3.提升人文品格

有学者认为，作为教师，其理想的人格特征应该是“能体认教师角色的神圣性;能坚持教育使人向善的乐观信念；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有不为物诱的牺牲精神，对学生有爱心、耐心、恒心的教不厌诲不倦的教师性格。”要提升语文教师的人文品格，首先要热爱教育事业，愿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更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只有真正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把教书育人当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至高无上的一部分，教师才会感到生活的充实和人生的价值。其次，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人价值，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教师要爱所有的学生，无论成绩的好坏，要平等、耐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学生真诚的爱，能使师生之间建筑起信任的桥梁，这样学生才愿意和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最后，作为语文教师，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要热爱、虔诚和敬畏。语文教师只有自己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体会祖国语文文字的丰富、优美、生动、形象，才能在教学中感染学生，使学生也能感受到祖国语文文字的优美，从而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投入到语文学习中。

4.展现人文行为

教师的人文素养不仅表现为教师内在的人文价值、人文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要展现人文行动。首先，教师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身为教师要表里如一，为人师表，一视同仁，善于倾听和理解学生，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其次，教师要志存高远，明白立志的重要性。古人云“: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说的就是志向远大对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作为教师要始终树立终身从教的志向，热爱教育事业，紧跟时展，不断学习，更新教学观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最后，教师要善于反思和自省。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教师要善于反思，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教师准则；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否恰当，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反思对学生的态度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等等。教师的不断反思有利于促进教师不断进步。

二.挖掘教材的人文意蕴，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1.挖掘蕴含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作品

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具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人物形象。如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了，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志向；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坚持；《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有坚强的勇气和毅力，为完成那项别人无法替代的任务，他坚持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但最后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没有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奋勇抗争。从另一个意义来看，他是一个胜利者，虽败犹荣。如宗璞的《紫藤萝瀑布》虽然描述了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但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么大的不幸，生命总是永无止境的，是顽强的、永恒的、美好的。人不能被昨天的不幸压垮，每个人都应该像紫藤萝花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在生命的长河中前行。这些都告诉人们要成大事，必须要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恒心、意志、毅力等品质，从而养成健全的人格大有益处。

2.挖掘蕴含胸怀阔达的宽容意识的作品

如今中学阶段大多为独生子女，多受父母的溺爱，没有阔达的胸襟、缺乏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精神，表明中华民族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这种精神在语文教材中多有体现，如“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共同做买卖，一起从军打仗。合伙做生意时，鲍叔牙的本钱比管仲的多，赚钱后管仲却多拿了一份。旁人对此说三道四，鲍叔牙替他解围，说他家里比较贫困，应该多拿一份。打仗时，管仲总是躲在众人后面，撤退时他却跑得最快。别人对他很不满意，鲍叔牙仍为他辩解，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是出于孝心。管仲对此感激不已。后来，他们成了患难之交，携手干出一番大事。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正是因为蔺相如阔达的胸襟感动廉颇，才有了“负荆请罪”的美谈。通过语文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宽容的精神，让他们学会宽以待人，学会与人和谐相处。

3.挖掘蕴含博大精深的仁爱精神的作品

“仁者，爱人。”“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思想，经过无数哲人先贤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孟子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仁爱”精神。贾谊的《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指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提醒当权者要施行仁政。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宁愿自己的房子是破的，希望天下人都能有房住，可见，杜甫的仁爱之心是多么感人，多么深刻！

4.挖掘蕴含浓浓深情的亲情、爱情的作品

人文价值论文第2篇

关键词：军事；人力；资源；价值

一、军事人力资源的涵义

所谓军事人力资源是指国家总人口中能够从事军事（国防）活动的社会劳动力。主要包括现役军人、非现役文职人员、从事军事生产人员三种类型。军事人力资源在军事人力资源会计中是指军队或其它军事组织所拥有或能使用的各种具有军事劳动能力的人员，它将军队中人的因素资产化处理，是军队中的一项最重要资源。军事人力资源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具有质和量的双重指标：质方面的指标是军事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智力、知识、技能等，其中体质指军事人员身体状况；智力指军事人员在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观察、判断、理解、记忆、创造等能力；知识指军事人员文化程度；技能指军事人员在从事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质的具体指标可以是相关学位、学历所占比例，相关职称、工龄所占比例等。军事人力资源量的指标是指与军事物质资源相结合的人数。从军事人力资源内部的替代性来看，军事人力资源的质对量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军事人力资源的量对质的替代作用却较差，甚至不能替代。

与普通人力资源一样，军事人力资源除具有私有性、依附性、层次性等特点外，由于军事人口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源还具以下特点：

（一）时效性

军事人力资源的时效性即军事人力资源在军人服现役期间的效用，军人一旦脱离部队，则会带来军事技能的闲置。它说明投资军事技能机会成本的风险性。

（二）通用性

军人在服现役期间，通过管理、教育和训练等，逐步增长的科技文化知识、思想觉悟、组织指挥能力、专业技术水平和技能，养成的良好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等在地方也是通用的要素。

（三）间接性

军事人力资源并未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只是通过生产国防安全这一特殊产品来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快速运行，对国家经济建设起间接的作用。

（四）公用性

军事人力资源生产的国防安全属于纯公共品，不具备商品属性，因此，对这种纯公共品的消费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即国防安全被所有公民共同消费。

（五）非流通性

军人在工作环境、时间、专业选择等方面都受严格约束，军人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致使军事人力资源不能在市场条件下自由流通。

（六）投资主体的二元性

军事人力资源投资的主体，一是国家和军队，二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军事活动承载者)。因国防安全的外部性特征，使其成为典型的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由公众个人来生产，从而使国防安全生产成为国家和军队的专利。二、军事人力资源价值

从军队范围来说，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就是指军事人力资源为军队创造的价值，亦即军事人力资源的产出价值。军事人力资源的产出值应当包括军事劳动力价值本身和为军队创造的战斗力增值两部分（即v+m）。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军事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和创新价值

按军事人力资源载体运用自身的能力为军队所创造价值的外在表现可以将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分为补偿价值（或交换价值）和创新价值两部分。补偿价值体现为支付给军事人力资源载体即军事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包括工资、津贴、奖金、福利费等），它是对军事劳动者参与军事活动过程中所消耗脑力和体力的补偿。它是军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也即军事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它包括三个部分：维持军事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军事劳动者家属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定的教育或培训费用。创新价值是军事劳动者创新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包括军事决策者的决策贡献、军事管理人员的管理贡献、军事科技人员的科技贡献，以及所有军事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军事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和军事人力资源的创新价值共同构成了军事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

（二）军事人力资源的基本价值和变动价值

军事人力资源价值还可分为基本价值（静态价值）部分和变动价值（动态价值）两部分。任何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所拥有的自然人力都具有基本价值。纯粹的自然人力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很低下的，对军队的贡献也是很小的，因此，在军事劳动力素质很低的国家，军队战斗力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的增长。通过军事人力资源投资，军事劳动者在体力、技能、智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拥有了更强健的体魄、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军事劳动者的价值也得到了增值，这个增值部分构成了军事人力资源的变动价值。一般说来，变动价值的大小与军事人力资源投资大小有关。实质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军事人力资源变动价值部分就是军事人力资本，它极大地影响着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形成和积累。

（三）军事人力资源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

军事人力资源个体价值是指作为军事人力资源载体的军事劳动者个人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军事人力资源群体价值是指军队中的某个群体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这里所说的群体可以是为执行某一特定任务从军队内抽调出的人员所组成的小组，这种小组当特定任务完成后就会自动解散，小组中的人员又回到原来的部门。要提高军事人力资源的个体价值，必须注重对其进行投资，并创造能使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环境。要提高群体价值，不但需要提高每一军事人力资源个体的价值，还要注意发挥组织整体的协同效应，因为军事人力资源群体价值不是每个个体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个体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军事人力资源的货币性价值和非货币性价值

对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是从对军事人力资源载体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的计量着手进行的。军事劳动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有些是可以用货币计量，如生产的武器装备；但也有一些是无法用货币来计量的，如军事劳动者为国家为社会提供的安全环境，这时就需要采用非货币计量的方法来评估军事劳动者的活动为军队创造的价值。因此，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应该包括货币性计量方式和非货币性计量方式两种。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应根据所采用的计量方式区分为军事人力资源的货币性价值和军事人力资源的非货币性价值两部分。

【参考文献】

人文价值论文第3篇

一、同人文学

1、定义

同人一词来自日语的“どうじん”，也有人认为来自中国。原指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们、同好。作为ACG文化的用词，所指的是，由漫画、动画、游戏、小说、影视等作品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设定衍生出来的文章及其他如图片影音游戏等等，或“自主”的创作。所以同人文学就是根据对这些人物的二次创造产生出来的文章，同人文学的创作者一般都是原作或者现实人物的追随者，而非原作者。受原作的流行程度和主人公身份的影响，同人文学也只在小众范围内传播。

2、特点

同人文学是网络文学的一个小支流，与传统作家相比，同人文学具备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主流网络文学相比较，它自身又显示出独特的一面。

首先，创作者群体特点。总体上看，创作者具有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广义特征：青春性，主要在16到30岁之间；写作目的以乐趣为主，追求个性，富有幻想和梦想；业余性、即非职业化写作。具体来说，同人文学创作者的年龄更加偏低，20岁以下占极大比重，也就是说，学生群体为同人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如果说网络文学创作者经过千锤百炼，还能够得以杀出重围、修成正果，如《鬼吹灯》系列和《明朝那些事儿》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和“当年明月”，在07年作家富豪榜上分别以280万和225万的版税收入位居第19位和22位，超过了刘心武、石钟山等知名作家，那么同人文学创作者将是几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无名小卒，而得以投身职业作家，跻身上榜富豪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其写作目的更加单纯，完全是依据个人心情和好恶；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划分主要以作品题材区别，如武侠玄幻历史题材主要为男性，女性则以言情题材为主；而同人文学则以女性为主要创作群体，特别是涉及耽美题材。

其次，作品的商业价值。个别网络文学作家作品得以修成正果是赖其蕴含的商业价值：网站依靠其影响力能够获得点击率，作品出版甚至盗版能够获得利润，与作品相关的游戏、影视、音乐开发也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如由萧鼎代表作《诛仙》不仅有数以千万计的点击率，由它开发的同名游戏也日进斗金。与如此景气的网络文学商业价值相比较，同人文学倍显凄惨。具体的同人文学作品的受众是非常单一的，如动画片《犬夜叉》的同人小说《夕颜》是以杀生丸和玲两个人物的感情为主线，而这篇文章的读者首先要观赏或了解这部动画片，其次要喜欢杀玲配对，再次需要关注，至少不排斥同人作品，经过层层筛选，还要除去不合胃口的读者。所以个性化、精神化、非商业化在这里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第三，原创性和受限性。网络文学标榜原创，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主张独立完成，尽管部分武侠、言情作品无论从风格、人物还是情节套路都与当代名家，如金庸、古龙、张爱玲诸位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些情感和思维的巧合基本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流行网络文学原创程度的认同。与此相对，显而易见，同人文学是植根于动漫、影视等媒介的土壤所开出来的文学之花，创作者可以尽情随性来衍生剧情、插入自创人物、混合人物、设定异时空和恶搞，但是好的同人作品还是会要求与人物与原作性格相符合，所以从语言动作到情节发展都要考虑得当，这样才能够使读者投入并且加深对人物的情感。同人文学的这种受限性为“低龄”创作者的飞舞戴上了枷锁。

二、同人文学所体现的反传统性

德国剧作家波托尔特•布莱希特说艺术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同人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世界的特定表象。同人文学没有走上网络文学高度商业化的模式，也不会像传统文学一般为权威附上神圣的光环。平等自由、志同道合是它的平台，这使得同人文学得以更加开放、个性和纯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同人文学，可以解读出作品中对现实价值的重估与个体情感的张扬。

1、理性的体现同人作品体现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身份重合。通过同人作品，可以看出观众与动漫、影视剧，或者说同其创作者的关系是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创作。如对《名侦探柯南》中作者为吸引观众而设定了新一、小兰和小哀的三角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配对，而面对作者一拖再拖、幽深隐晦的情节进程，观众不再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出击，创作出新兰、柯哀各种同人文，以供安抚。观众既作为接受者，为人物关系、情节结构所羁绊，又作为创造者，续写或者改写人物命运，主动迎合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期待，不再仅仅是任人摆布地为他人布下的结局所喜所忧，而是要积极地陷阱、依据个人意志完成心愿。接受美学认为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算最终完成。罗兰•巴特也提出文本开放的理念，文本在接受读者阅读过程中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需要读者去创造。而同人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就是这种完成最外化的体现。后现代元小说能够让读者认清小说的虚构性质，也引导读者看到貌似逼真的世界里，却充满了幻觉和荒谬。同人文学在虚构之上所进行的虚构，看似感性，实含理性。与其痴痴地被他人所设置的迷幻所欺骗，不如自主创造所期望的世界，即使不可能完全摆脱控制，也不至于完全为虚构世界所奴役。

2、对传统道德的消解道德观念的树立能够帮助意识形态更牢靠的对人们进行控制和操纵。威严肃穆的传统道德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被瓦解、取代，进而黯然退场。在历史上，各种正值壮年的道德都有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机会。在人们对捉摸不定的宏大叙事感到疲惫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能够把握的个体情感体验投入了更多的关怀。

（1）同性恋一提到同人小说，最普遍的误解应该是关于同性恋的作品。的确，读者对同人文学中的同性恋题材已经习以为常，耽美类作品在同人文学中占有较大比重。许多后现代作品中，一直处在主流文化边缘、一直被忽视的非主流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更加立体。同性恋便是其中的幸运儿，尽管有很多人还不能对同性恋张开怀抱，可是在同人的世界里，单纯美好的同性恋情早已得到认可。在女性为主要群体的同人文学世界中，对男男的爱戴可以理解为女性欣赏男性的心理体验，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抬头，不甘心做一个被观看甚至被欲望的性别，企图摆脱传统女性“被观看”的命运。这不仅是对性取向自由选择的伸张，也体现了女性对传统道德束缚的轻视。

（2）反传统性H文和清水文是对同人文学的一种简单分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直白的性描写或者黄色信息，而后者连小孩子都能够阅读。不管是具有淫邪目的，还是抒发人性的美，涉及大尺度性描写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但创作主体却是仍然以成人为主。而同人作品的创作者大部分为低龄女性，她们对性的抒写尺度极为跨越，年轻的阅读者们对H文充满期待，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显示出了落落大方的姿态与平静坦然的心态。这与传统观念中的儿童形象相差甚远。在传统教育中，“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传统道德更是竭力使她们对无知并且视为最可怕的耻辱，而结婚却闪电似地把她们投入性生活之中，两相冲突，在她们心理上造成病态的症结。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顺从的重要原因。”这样看来，低龄女性的创作既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抗，也体现了新时代中，人们对自我的认可。

三、辩证看待同人文学

同人文学作为网络文学的一种，也被人看到了显著的缺陷。创作的随意性，使得同人作品汗牛充栋，却良莠不齐；爱情几乎是所有同人文的主题，显得题材单一；缺少思想性、文学性，少深度。而且过于自由的形式，难免产生哗众取宠、趣味低下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平等、自由的平台之上，粗制滥造的文章很容易就埋没在了同人文大军之下。所以同人文学自主发展，也在自我调节。同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由，为她们提供了满足自我的空间。文学即人学，同人文学作为业余的文学也是对人和社会的反应，同人文学从创作者、接受者和文本自身，都是对时代的产物，并且反射时代。

人文价值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高校成人教育是我国成人教育体系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部分，其社会功利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易替代的。然而，高校成人教育出现了功利性教育走向，削弱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为此，高校成人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实现由“功利价值”向“人本价值”的转变。

高校成人教育主要是指由普通高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成人教育体系中，高校成人教育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不易替代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功利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在高校成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在较长一段时间和较大层面上存在着功利性教育走向，影响着人们对高校成人教育本体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功能意义的发挥。高校成人教育应当发挥自身价值，更好地追求培养人才的价值意义。

一、高校成人教育功利性的含义

高校成人教育的功利性是指高校成人教育的功效和利益性意义。高校成人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为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而实施的一种与穷国办大教育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形式，它是高校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起来的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一个更丰富更灵活的部分，也是我国成人教育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科和专科生一千多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人数累计已经超过二千万人，非学历培训工作也开始向建立岗位培训体系制度的阶段发展，高校成人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高校成人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经济建设、提高民族素质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较好地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显示出了深远的功利性意义。

从教育学原理来分析，高校成人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调整社会结构和促进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通过改变受教育者社会集团的归属和重组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后者则是通过学校与社会、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互换与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整合来实现的。高校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是传播和培育人们的进取、公正和民主意识与团结、协作和奋斗精神，进而提高民族素质，维护社会秩序;高校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通过培训劳动者而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和智力资源的保障，同时为受教育者提供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来帮助其提高经济收人和社会经济地位川;高校成人教育由于依托普通高等教育而又面向全社会成员，因而也承载着传递和创新社会文化的功能。高校主要以扩大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而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是通过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生产技能和适应能力，拓宽求业渠道，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社会成员扩大自身价值和优化职业生涯创造条件。普通高校发展成人教育是解决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高校实现社会功能的内在要求。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紧缺，普通高等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国民要求，普通高校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高校成人教育责无旁贷地担负着重要使命，并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主体和核心，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重要标志。

二、高校成人教育的功利性教育走向

所谓功利性教育走向是指将教育的公益性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化交换的教育行为的过程，也是一种将公共教育资源转化为个人、团体、机构和系统的产业化加工的经济运作工具的趋势。教育的功利性与功利性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的功利性是教育公益性目的实现的社会价值体现，而功利性教育则是在忽视教育公益性的状态下片面追求教育的赢利性目标的经济运作。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高校成人教育的功利性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并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认识发生了偏差，高校成人教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功利性教育走向，遭到了社会广泛的非议和怀疑，严重影响了高校成人教育的社会声誉。

近几年来，人们对高校成人教育功利性认识的扭曲严重影响和制约着高校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在行政管理层面上，由于国家对成人教育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政府管理部门机构淡化了对成人教育政策和理论的研究，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自身也都出现了不重视成人教育的问题。在高校层面上，办学理念的不成熟导致成人教育办学方向和教育目的不明确，绝大部分高校对成人教育的功能的追求仅仅局限于实用的层面，甚至把成人教育看成是附属产品甚至是赚钱的工具。对高校成人教育在对象、目标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着界定上的混乱，更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不能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没能真正形成成人教育的办学特色。在高校成人教育机构层面上，大多数高校的成人教育机构由于过分依赖普通高教而过度注重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比重很小，办学机制比较单一;对普通高教移植过多，片面强调专业要求，忽视成人学员的实际需要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因而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等方面很少有所作为;机构系统构建不够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教育教学层面上，普遍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技能和重讲解轻操作的状况，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简单，考试形式呆板，教育质量难以保障，致使学历文凭不能反映学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严重削弱了高校成人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高校成人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教育在学员就业、工资晋级和职称评审等涉及个人经济利益方面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一部分成人学员的着眼点在于获得学历证明而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其学习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严重影响着成人教育的需求，使高校成人教育的功利性教育走向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市场。

在市场经济商业化影响下产生的高校成人教育功利性教育走向以及学生的学习目标以功利化为指向，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社会功利化的走向。功利性教育走向过分夸大了教育的工具性意义，导致实用主义盛行和急功近利思想的泛滥，这是高校成人教育的一种悲哀，但这并不是高校成人教育本身的缺陷。我国高校成人教育虽然依托高校自身的资源来运作，但其运作过程中主要是依靠向学生收费而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运行机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供需关系在高校成人教育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依照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校成人教育显然具备公益性特征，但营利性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概念是不同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以营利为目的必须以营利性活动为基础，而营利性活动并不一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以学养学大多只是营利性活动而已，关键在于高校自己如何处理好成人教育功利性和公益性的关系问题。高校成人教育不排斥功利性，但不应过于功利性，高校成人教育不应单纯追求片面的功利价值，而应更多地追求成人教育本身的意义，这一点应该成为高校成人教育教学机构和每个学习者的共识。

人文价值论文第5篇

关键词：设计设计美学人文价值

一．人文精神简述

人文精神，一般指人类的文化精神。“人文”一词起源于14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导思想。主要针对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强调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对其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研究，提倡一种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的非神学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扬神抑人的观点，反对神学禁欲主义和所谓“来世”观念，反对封建等级束缚，反对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等，强调重视人的价值，赞美人的力量，提倡尊重人的独立人格，满足人的欲求，认为人生来平等，肯定个人的品德、才能和努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启蒙性质。

1979年版《辞海》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潮流。有两方面的含义：①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②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人文学的产生，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的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取代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价值观，因此，人文精神又可以称为以人间的世俗现象为中心和衡量取舍尺度的批判神学中心的精神。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体认和效法天地之道，以礼仪去教化和规范社会中的人及其行为，改造和美化社会的道德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尤其强调人在对天道的认识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进退、死生、荣辱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并进行取舍和追求，以美化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

总而言之，人文精神是各种文化要素的复合体，如认知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处世哲学、道德意识、审美情趣、人格理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爱国主义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

二．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

从人文精神衍生出来的人文价值，在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设计中，它与设计美学关系密切，互为补充，促进了设计中人性化程度的提升。

“设计美学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设计、理解设计的一个窗口。设计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艺术设计的所有领域，从产品到设计过程、设计方法；从物的使用、消费到多种价值尤其是审美价值的获得；从设计计划、构想到设计的技术、制造；从物的实用功能到设计的文化品位、艺术形式、风格；从造物的形式到造物的思想与理想；从设计之物的存在到设计艺术风格史、设计美术史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①

人文价值的概念由人文主义思潮中派生，简单说来，即将人文精神赋予在某种载体上，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出来，体现出历史感、文化感、人性感等诸多内涵，最终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价值体现。

人文价值概念属于美学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设计中的人文价值，也隶属于设计美学，是体现设计美学内涵的一种重要表现元素，也是当今设计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以来，由于科技进步、交通便利、通信发达，时空距离缩小，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发掘和保留，也成为一种趋势在各国出现。表现在设计中，就是各国经过对传统文化中人文价值的提炼和表现后，将之合理地运用于设计中。因此，对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的关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

设计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设计不应该只是纹样，就形式而言至少包括造形和装饰两大系。起源研究就不能只看‘原始装饰’而不看工具。因此，说设计起源于人类起源同步，恐怕是合理的。”②由此可见，设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延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再者人类思维水平各时代的不一，形成了不同时代的设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精神、价值诉求。中国商周重礼器，很明显，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精神需求，以及认知的价值观有关；同样，古希腊的雕塑重视人体的真实表现，也与其当时的社会制度、哲学思辨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审美取向有关，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成就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总结，说明当时的艺术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文价值的表现；再如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一穷二白，在给人民指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前景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因此，设计的标准化、简单化、直观化就成为当时的首要选择；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也遇到了与新中国相似的问题，功能主义的出现正是顺应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状。产品设计的表现形式，外表朴实，讲求理性、素材简单，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能够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文化和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风格。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由于越战带来的影响，曾经造成那一代美国的年轻人集体颓废，在设计的表现形式上，颓废、困惑、迷惘等各种思潮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在整个西方社会开始衰落，“现代主义死了”的叫嚣喧嚣尘上，也造成西方美学思潮中的集体虚无现象的出现。这种语境下的设计，虚无现象也多有表现。

在当代的消费文化中，消费成为一种交流体系，一种语言的同等物。它既是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人们对于物品的消费不再仅仅基于其使用价值，而是把它当作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的媒介。③设计在其中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设计所创造的物品，体现出了生活方式的全部。而正是这些“为赋予有意义的次序所作的有意识和有动机的努力”，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叙事”。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日常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具有了很强的人文意味。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轫的现代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展出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完成了从对个体关怀到对群体和社会关怀的嬗变，从对科学价值的追求发展到对人文价值的追求。这种对于人文价值追求的回归，与中国一直向往的“如乐之乐，无所不谐”的“和而不同”的美学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应如何体现

传统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强调个人内在价值，以及人、物、自然的“关系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阴阳二元性，最终发展为“和而不同”的共生性思想。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最主要的表现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中把和谐作为体现自然规律的数理关系，中国更强调其社会学意义。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的和谐思想符合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文化意义和沟通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社会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本性。

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存在于把人作为人文主体，在设计的过程中关注消费者使用时所体会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变化，从而使产品具备了某种精神特质和社会理想的状态，设计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性。设计美学中人文价值的体现必须是将设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从人文角度来讲，设计出来的产品已不仅仅是具有功能性价值的一般物品，它还要具有激发人的情感的功能。正因为在设计中以设计美学为指导，注意到体现其人文价值，因而与人建立起情感联系，具有了生命力，最终具有了真正的人性。

1．对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建筑多采用飞檐形的大屋顶，从设计美学的角度理解，是为了处理和解释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力图实现一种与天交流的心理。再如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纹样——阴阳鱼，仍然是传达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阴阳相融，生生不息。

筷子，是东方民族特有的饮食工具，最初出现于我国。一直以来，人们只是简单地把它作为吃饭的工具，很少去思考其中的人性因素和文化内涵。但筷子不仅是吃饭的工具，还具有审美的功能。筷子的使用，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动作之美，一种中华传统中的和善之美德，又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中，筷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饮食时的便利，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观念，充分体现出了其的人文价值，包含了我们与生活的环境和产生的文化之间的情感关系。

民间工艺中的窗花、门花，孩童的虎头帽、长命锁，在各种木雕、石雕中出现的喜鹊登梅、松鹤延年、平安富贵等题材，都包含了一种祈福纳祥的美学思想，其中的人文价值深厚，传统文化的风情浓郁。

在当代设计文化中，设计美学于人文价值的结合更为紧密。当代的文化，是设计的文化。它既创造了当代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承担着对人类未来理想的生活方式规划的重要任务。设计不能仅停留在运用现有的高科技成果，而应该借助科技为产品设计提供的物质基础，对未来的社会和世界有更远的预见和超前意识，不断探索新的设计方式和更为和谐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充分实现设计美学的要求之外，将人文价值准确地融入到设计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设计中人文价值的实现有它的延续性，如“大众”车，20-30年代的口号是为人民的设计，而60年代新“甲壳虫”的出现仍然还是“大众”文化的延续，顺应了使用者感情或文化上的潜在需求；实现人文价值还可以通过寓意来实现，“可口可乐”的成功即是如此，它象征“青年一代”，象征一种新的消费阶层和群体，使其成为风靡美国各个阶层的休闲文化特征，并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些都是人文价值在设计中的作用，是设计美学合理表现的典范。

我国的联想电脑在品牌的建设上不遗余力，成为世界华人新品牌是其不断追求的目标。从最初的“LEAGUE”转变为现在的“LENOVO”，充分说明了其在品牌的设计上的用心。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品牌，还要成为世界范围内都接受承认的品牌，成为世界级的华人品牌，真正实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宗旨。联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中，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广受国内外各层次消费者的欢迎，也成为公认的世界名牌。

2．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需求分析

近几百年来，特别是在本世纪，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科技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质的飞跃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也为产品设计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领域，科技的功能还是有限的，尤其对人类的精神层次的需求，如生活的意义、情感寄托、人自身价值的体现等。当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人类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在人文科学的领域，科技人文价值的体现是科技走向成熟化的标志，而在设计领域，人文价值的实现同样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的产品不仅要考虑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更要考虑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即所谓的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因此，仅从技术生产上考虑的产品就必然会忽略人类的深层次需求，解决因以科技为基础的理性产品的负面作用，必须以设计美学为指导的设计理念，合理地认识人文价值的重要性，构建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的现代设计体系，获得功能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统一。

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设计界，对人文现象和人文价值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类既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也存在很多无法解决的局限性和弱点。对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的重视和开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理解人的生存方式、欲望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只有很好地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特点，设计并开发出优秀的产品为人类服务。

三．结语

合理体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是当代设计中应放在首要位置的设计思想，不仅考虑人类本身，还要兼顾到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只有如此，才能使充分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即传统文化的三维性。它必须借助优秀的设计来展现文化的传承，传递不同文化下的设计价值。这种保护和发掘传统文化的产品设计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有效的传承。

设计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创造着人类更好的生活方式。设计者不仅是设计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设计在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的前提下，其人文价值的体现也是设计者必须关注的课题。设计不仅是为了使用，更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每一次设计，都是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的实现过程。把握这个过程，对设计者本身来说，就是与消费者的心灵沟通，是与生生不息的自然的共融。

所谓“和而不同”，构建和谐社会，从设计角度理解这个命题，正是基于合理地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这个前提.

注释：

①《论设计美学中的“三美”》，李砚祖，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5卷，第1期。

②《图案设计原理》，诸葛铠，第29页，江苏美术出版社。

③《全球化语境下设计的人文价值构建》，张学东孔德宏

参考文献：

《图案设计原理》，诸葛铠，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人文价值论文第6篇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c·Dr³¾p

其中Dc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r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¹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Popper,ObjectiveKnowledge,Oxford,1972,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OpenUniverse,London,1982,p.109.)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OntologicalRelativity,NewYork,1969,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andNature”,JournalofPhilosophy[89],1992,p.9)“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ThePursuitofTruth,Cambridge,1990,p.19)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Truth,PhilosophicalPapers,vol.I,Cambridge,1991,p.39.)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ÉQx)，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scientiapotestas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人文价值论文第7篇

所谓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旨在说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人力资本。近年来，很多企业在人员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统一干部职工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能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员工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相当一部分企业普遍存在员工的全局观念淡薄，团队合作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工作中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善于做表面文章，制度落实力度不够等等。笔者结合现阶段企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就新形势下企业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实现又好又快、和谐发展，谈几点认识：

一、加强团队建设，增强职工的凝聚力

一滴水如何才能不干涸？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大海中去。

员工就如同一滴水，一个凝聚力强的团队就如同大海，会让员工感觉到温暖和安全，也会让新员工很快融入其中，同时这也是对员工长远的挽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个团队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能力，关键看是否能把职工都捏在一块，群策群力，水融。在员工中之所以会存在大局观念不强，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挖企业的墙角，主要是因为从内心深出没有融入这个大集体，有不被重视甚至冷落的感觉，没有“家”的感觉，缺乏归属感，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企业做贡献，让自身的能量尽可能释放。因此，管理工作要做实做细，尤其要注重细节管理，让员工深切感受到组织的重视、尊重和关心，增强归属感，也就同时增强了责任感。其实有时一个小小的举措就会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营造一个适合某个岗位的工作环境，一个不经意的关注，在处理一些事务上适当授权等等，会让职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关心，感到自己被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自然会真心实意地为企业付出。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各级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上下级之间团结共事，人人都能发挥所长，互补不足，企业才有新鲜的活力，所从事的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二、了解员工内心需求，并尽可能满足

能够全面了解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也就掌握了员工真正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方能对症下药。如果不能掌握职工的需求，径自用自己的认识和想法给予刺激，就不一定能够产生期待的结果，搞不好还会有反作用。作为上级管理者，要主动与下级交流沟通，了解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并给予其一定的帮助，才可能形成有效激励。

1、首先要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出发，对员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分门别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注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关注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企业员工从管理级次上一般可分为操作层、管理层、领导层。从工作年限上可分为新员工、步入稳定期的员工、即将退休的员工。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个人经济收入、工作环境、工作业务等。对这部分员工可通过帮助提升工作能力、工作技巧，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福利待遇、提供安全稳定的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等方式进行激励。对工作相对稳定后的青年职工来说，他们渴望建立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交就成了他们关心的重要事情，如交友、谈恋爱等，还有与此相关的成家、立业等一连串的问题，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影响员工的精神面貌，导致高缺勤率、低生产率、对工作或生活不满及情绪低落。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言，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希望得到单位和他人的尊重和认可，认为他们有能力，能胜任工作。这部分员工除关心自身收入外，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晋升机会，当他们得到这些时，其内心也会因对自己价值的实现而充满自信，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增强，自觉性提高，否则会使他们感到沮丧，从而直接影响工作情绪和工作业绩，甚至出现离职。这时就要帮助他们设定目标并完成目标，建立起他们的成就感和认同感。

2、通过适当方式准确把握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一是通过细心观察。对员工需求的了解和把握，可以通过平时一言一行的细心观察。因为一个人渴望得到什么、有什么需求，往往会通过其言谈举止表现出来。只要平时多留意员工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就能大致了解其有什么样的愿望和需求。二是主动与员工沟通交流。看似简单的交谈，却隐藏着丰富的信息。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也造成了人们一定的逆反心理，人们更愿意平等地进行交流。采取平等而不是说教的方式，避免造成逆反心理。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姿态，那种言之无物的空洞说教已经不管用了。与员工建立起直接互动、开诚布公的交流关系，悉心洞察其内心的想法和要求，跟员工像朋友聊天一样随意的交谈，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三是通过问卷调查，及时了解下级及员工的想法非常重要，可以了解到最新和最直接的反馈。只有充分了解职工的需求，才会“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3、理解并帮助员工顺利渡过难关。只有真正地理解员工，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困境，并予以适当满足，才可能为企业和组织充分效力。理解员工，真心诚意、切实解决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帮助员工实现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效的激励，对上级来说也是赢得下级信任、拥护与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以满腔的热忱，以充分理解的精神，为员工担忧解难，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导航铺路，只有这样，员工才会心甘情愿的为企业工作。

三、营造开放式的环境，增进信任感

信任是每一个员工都渴望拥有的精神支持，也是员工获取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动力源泉。信任能让员工有被重视的感觉。无论是中高层管理者，还是生产一线的员工，都很关注“信任”这个话题。信任有着无穷的力量，信任之心如清泉，对人心的幼苗进行浇灌，就会盛开美丽的花朵，结出饱满的果实。而猜测则是污水，会使嫩绿的“心苗”受到污染而枯竭。如果不对员工报以信任，取得成就是很困难的。因此，企业管理者要发现员工的才能，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做回真正的自我，这种深层次的信任，会为团体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1、让员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和优势。领导层的作用不仅仅是开开会、发发命令、检查检查工作就行了，很重要的职责是帮助员工展现才华、挖掘潜能、提升工作绩效。无论是上级对下级，还是领导对员工，都要充分信任。如果员工能胜任某一项工作，那就让他去做，为其提供广阔的空间，将其放置在能够充分展现自我才能的地方，让他有机会做他们做得很好的工作，充分发挥潜能和优势，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最好在分派工作时就让下级或员工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很有价值，甚至是不可取代的。这样也会赢得员工的信任，为单位的发展尽展才华。

2、营造开放式的环境，增进彼此间的信任。人们普遍有一种心理：人人都希望对方能向自己敞开心扉，坦诚相见，但人人又都紧锁心门，不愿意首先打开。此时，领导或上级的作用就至为关键，是营造开放式环境的主角。如果领导能采取主动，经常与下级沟通，这样，信任度就会逐日增加。与员工或下属进行一对一的交谈是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能够及早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在沟通时可以讨论一些不易公开的观点，注意重点要放在情感交流方面，其次才是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标准，鼓励员工多谈自己的想法，之后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做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对上级或领导来说，花的只是时间。而对员工，则意味着提高工作效率、转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态度，增强归属感和忠诚度。

3、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了一个人，赋予其职责很重，对其却不够信任，信任不深，人就会有疑虑，人有疑虑，也就有了敷衍了事的心清。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那事情可就越来越不好办。因此，信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在现代社会，用人不疑，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是每一位管理者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起用某个人，只有充分信任他的时候，他才会一心一意为单位卖命。

四、充分授权，实现自我，创造最大效益

有句管理行话：“有责无权活地狱”，责和权的统一问题也是员工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常听领导对下属说“放手去干吧”，这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放权。只有让下级放手施为，尽其所能，把权力授予敢负责任的员工，才能使员工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同时实现自我，使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最高的效率。

1、适当授权，可以减少管理层的工作负担。现代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千头万绪。如果管理层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适当授权，表面上看失去了一些权利，但实际上是“一分授权，百分收获”，会在授权中获得更大的权利。因为授权后，管理者的工作负担就会减少，不会被细小事务缠绕导致身心疲劳，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集中精力处理更重要、更大的问题。同时，授权也是对职工的有效激励，可以让职工感觉自己与单位是“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更能使员工因被赋予权利而受到激励，进而对主管产生更大的信任，对单位产生更大的向心力。这样，便形成一种内在的强大动力，员工会主动把事情做得更好而且更愉快，这种良性循环，也会促使整个企业的发展健康有序。

2、适当授权，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员工能独当一面，就会出点子想办法去完成任务，会从层层听指令行事的消极状态变为各自有责的积极状态。这样，有利于发现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逐步提高员工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既给员工提供发挥才干、大显身手的机遇，同时也给管理层发现人才提供了机会。在员工处理某项事务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干涉，给予过多的建议或想法。否则，会让下级或员工感到创意处处受限、无法发挥，久而久之，工作热忱会受到打击，既然才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3、赋予员工一些挑战性的工作，激发其满足感和成就感。并不是所有授权都是有效的，如果上级总是把一些日常的琐碎性的事务交给下级，表面看来是授权了，但下级仍会牢骚满腹，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很多下级并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一般性的事务，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克服困难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因此，要激励其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个人潜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五、规划下级发展，培训开发促成长

员工内在素质和修养的提高，实际能力的提升，都会使自己跟上级的配合更加默契，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和共同目标的实现。作为管理层，不但要管理好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承担着培养职工、督促他们进步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手下干了几年，没有一点长进，那就是失败的上级。因此，管理者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同时，要帮助职工成长、进步。

1、帮助职工树立信心，提高能力和技能。失去信心的人将一事无成。不断培训和帮助下级提高能力和技能，是帮助职工树立自信、充满激情很重要，也是很稳当的途径。正所谓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使其终生受益。不但要给“钓竿”，更要教授“钓技”，也就是说要传授职工如何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人文价值论文第8篇

“人权”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在肯定人权的价值、主张保障人权方面，至少在公开场合并无异议，争执的焦点在于人权的标准。刑事法律及其学说具有较强的阶级性，然而，现代刑事法律及其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却以人权理念为基石。无视刑事法律的阶级性，则不能正确认识刑事法律；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则不可能完善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其学说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与人权保障有关。悖离人权保障理念的刑事法律学说可能红极一时，但终归是短命的。本文仅就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价值作一阐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是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即“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或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所派生的具体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禁止适用类推、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和刑法规范明确化等。概括罪刑法定原则和它所派生的具体原则，无非是强调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而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的实质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司法机关任意行使刑罚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的实质是限制司法任意，保障公民权利，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给予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制定的限制，排除立法上对罪与刑的规定的任意性，不得对非犯罪行为随意进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也不得对犯罪行为随意进行重刑化，使公民包括犯罪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及政治权利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适用的限制，排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定罪量刑上的任意性，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不得法外定罪，亦不得法外施刑，从而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使公民人权得到切实保障。刑罚是打击犯罪保护社会最有力的工具，若不加以限制，它往往也是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如果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不予限制，其结果势必广泛地侵犯公民权利。这种人人自畏，无法预测自己行为合法性的状态甚于犯罪。在当代，给制定和适用刑法设置合理的限制，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刑法才能发挥最理想的效能。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加以限制，并不是有利于犯罪，而是发挥刑法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的积极保障。防止刑法被滥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本身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这种保障。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 人的行为应当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如果任何人的自由都是无限的，那么任何人都会失去自由。自由权利的根本问题在于给自由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限度，使一切人平等地享有限度以内的最充分的自由。这个限度就是用法律规定，允许公民做什么和禁止公民做什么。公民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避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法律特别是刑法对禁止性行为应予明确规定，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应作允许公民实施的推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明确规定公民自由的范围来保障其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内容体现了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法律的正义在于行为前的警告，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应当事先在刑法中给予明确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司法机关追究和惩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这就使公民个人自由不会受到任意的和事后的司法侵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稳定性方面使人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化原则又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确定性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刑事法律确定性的标准高于民事法律。任何犯罪都应当确定其界限。定义明确的刑法才能起到事先警告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使得公民在行为前就能确切知道什么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不致因为法律含糊其辞而担心行为之后可能遭到指控。”1刑法罪刑规定不明确的危险性在于“它留下了最广阔的疑问，其范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其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2在自由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就无自由可言。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 第三，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人权保障。 >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的惩罚功能和保护功能统一于实现国家、社会保护和公民个人保护这一目的。这一目的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又以公民人权保障优先。“主权在民”，国以民为本。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最终会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侵害。 罪刑法定原则保障惩罚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同时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护。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只是狭义的人权保障。广义的人权保障，还包括及时惩办侵犯人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实质上是从更广泛意义上保护人权。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5可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集中体现与表述。罪刑法定原则能被世界各国的刑法普遍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人权的合理内核。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更充分体现人权的保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人权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结果 法律的原则与内容反映的是法律所处时代社会的普遍要求。这种社会的普遍要求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这种要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能上升为法律原则。因此，人权既是人类基于对自身价值认识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进行斗争取得的社会及其统治者对于人的价值的承认。提出人权和要求保障人权并不断扩大人权保障的范围、提高人权保障的标准，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不断为争取人权同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是这种人权保障要求在刑法以致法律中的反映，是人权斗争迫使统治者承认人的价值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形成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力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觉悟水平的综合指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权利认识和要求都相对低下，因此，能够容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直接地剥削压迫、公开不平等、残暴镇压的统治和专制擅断的司法。尽管当时也有正义、自由、平等、人道的要求，却远没有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当时的法律也与人们的这种容忍和承受能力相应。“如果说在罗马刑法中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国家至上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对任何有害行为包括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处以严厉刑罚，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值得国家尊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本原则。刑法成为了维护罗马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含义模糊的叛逆罪成为了刑事追究的重点，一切有损皇帝人身、尊严和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在此罪名下被处以极刑。”6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对于专制君主来说，统治权就意味着刑罚权，既然他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的刑罚权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人也司空见惯，从任意处死普通百姓以至抗金名将、忠臣名士、封疆大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普遍接受的理念。由于刑罚权完全受君主的支配，犯罪也就必然没有稳定的法律解释，而是以君主个人的意志为标准，这种意志有时由君主自己表达，有时则由其人法官或官吏表达。在封建专制、司法擅断的当时，一切可能成为刑罚对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认为应当处罚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构成刑罚的对象。无论有无法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君主至上，专制暴虐，罪刑擅断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承受压迫的容忍力随之降低。这就与中世纪以来封建主变本加利的残暴统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要求自己的财产权利、人身自由以及他们所创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国家的保护，——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这一要求几乎代表了当时的所有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博受、尊重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恰恰喊出了所有被统治阶级以致全社会的心声。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或者能够接受这种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在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得到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承认。《自由大宪章》第 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依法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7《自由大宪章》中关于未经合法判决，不得侵犯自由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在后来的立法、判例中又屡加重申。鉴于权力机关的种种专横行经严重侵害了臣民的人身权利，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在押人或其代表，有权向王座法院请求发给“人身保护令状”，限期将在押人移交法院，并向法院说明拘捕理由；法院应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若认为无正当拘捕理由，得立即释放在押人；若不然，法院得酌情准许在押人取保开释，或从速审判。这时的统治者才仅仅能够承认自由民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即使如此，受封建制度和观念的桎梏，这种法律保障也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人权理想继续奋斗。斗争的矛头由泛泛的司法、法律，逐渐指向最能体现封建统治意志的刑法。他们要求刑法彻底摆脱与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宗教观念和封建政治伦理观念的束缚。意大利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抨击了旧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刑法原则的思想。其中，反映罪刑法定的思想提到首要的和至尊的地位。贝卡里亚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对旧的刑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阐述了作为现代刑法原则基础的刑法思想，把人权、人道的标准引入刑法。最后完成罪刑法定原则提炼的“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在论述刑法作为裁判规范和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时，“强调刑法对法官的限制作用”，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保障人权的功能“。8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用精练的语言准确而全面地概括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能够接受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的法治观念。罪刑法定主义，是费尔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语以简明的法谚形式加以表述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含有罪刑法定保障人权思想的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及刑法。这个时代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美洲逐步取得成功的时候。 从罪刑法定原则提出到确立的过程，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权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基于人权保障的普遍要求才有罪刑法定思想的产生，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统治者对人权保障要求承认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人们普遍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势必被提出这一要求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为宪法或刑法原则，满足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普遍的权利要求，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三、社会主义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于其人权价值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刑法能够而且必须接受资产阶级提出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刑法普遍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因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满足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然而，这种阶级的利益要求永远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水平。所谓“生产力的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能力、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所谓“人类的普遍要求”就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因此，阶级的特殊要求最终不能违背人类的普遍要求。人权保障就是这种人类普遍要求的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要求是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提高的。资产阶级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是当时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与阶层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方式的代表，他们的主张与当时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确立。 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载入法律的，但绝对不是其独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应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权这一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有之意。因此，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而且必须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之中。的确，马克思曾对近代西方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作过许多批判。然而，马克思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人权制度的虚伪性和狭隘性，而不是作为人类普遍要求的人权本身。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阐发人权的。马克思终生致力于人类的解放运动。马克思谋求的不是一般的 政治解放或经济解放，而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就是人类所应该获得的承认和保障的共同利益、要求，是人类的共同权利，即人权。人类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核心。可见，真正代表人类主张人权要求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把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罪刑法定原则中限制刑事立法、司法权力的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刑法，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事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目的是保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正确运用这些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予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决不能是无限的。立法与司法的任意，使公民权利失去保障，与社会主义法治背道而驰，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罪刑法定原则限制立法与司法，排除立法与司法的任意性，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人文价值论文第9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价值中立；价值

科学一般可以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基本类型，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着鲜明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所以，在这里笔者不做区分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应有价值取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受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主要产生了三种不同观点：否定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旨在调和前两种观点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

一、否定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又称自然主义（naturalism），其根本的特点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在科学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下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并主张应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使之走向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实证主义轨道。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可以上溯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等创立的分析的、经验的哲学传统，尤其是他们对于科学的绝对尊崇的态度。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然科学的观念、原则和方法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衡量其他知识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其他各类知识和各种学科要成为科学，或者说要被人们认定为科学，就要看其是否符合自然科学的标准，只有通过了这种严格的“科学资格”的审查和检验，才能取得进入科学殿堂的“入场券”。

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价值取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客观性是科学的生命，科学与人的主体性、主观因素，价值观念是互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否定价值取向正是科学客观性的所在。石里克就曾提到：“一个思想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只应怀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否则，他的思想就有被感情引入歧途的危险。他的意欲、希望和顾虑会把一切诚实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客观性给破坏了。”[1]

基于此，科学主义在事实价值二分的前提下，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的事实判断，与“主观”的价值无关，就像罗素所说：“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2] 科学和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科学关乎事实，价值关乎目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

科学主义的观点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它对于克服那种片面强调科学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甚至把科学本身当作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倾向，维护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客观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总体而言，这种观点还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它否定了认识系统中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使科学知识与价值完全割裂，并要求科学“超脱”于一切意识形态尤其是世界观的因素，对各种社会冲突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它用所谓的“客观性”消解价值因素，并将科学贬低为纯技术手段。

二、肯定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又叫反自然主义（anti--naturalism），它突出强调了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自然现象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的实证的解析与说明；而人文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等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它们本质上是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说明，而只能通过理解才能把握。

新康德主义理论家李凯尔特运用价值标准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作了区分。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用普遍的方法发现普遍的联系和规律。这些科学都不以人的价值和评价的观点去考察自己的对象，都把个别、特殊之物当作非本质成分不予考虑，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而作为文化科学，它要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而作为历史科学来说，则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对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同时，李凯尔特提出了价值联系的原则，他认为价值是历史学家挑选材料时借以区分本质成分与非本质成分的标准。

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同样关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问题。他从两种不同的感知方式，事物的感知和表达的感知入手探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相异性，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对象不是整个宇宙，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目的不是规律的普遍性，也不是事实与现象的个别性，它有其特具的认知理想。同时，卡西尔还认为：每一个文化客体都内在地表现为物理的、心理性的和历史性的总和。物理的是指文化客体的质料性；心理性的是指特定心智上的基本态度的表达；历史性的是指历史上的时序、位置、年代，来源。文化客体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种物理质料为基质，但这一文化客体若要被正确阅读和理解的话，它们同时需要一种双重解释：一方面必须历史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客体，根据它们所处的时代及其来源去研究，另一方面还必须把这些文献理解为某种特殊心态的表达，这种特殊心态可以以某种方式重新感受。

瑞士学者皮亚杰在其《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指出：与自然科学主体和客体分离不同，“人文科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现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皮亚杰认为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观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应该能从外部去研究的现象，自我中心体（le 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 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它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3]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难以避开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总而言之，人文主义学者在坚持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的基础上，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的属人性和价值性，肯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