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1篇

1.民歌

民歌是畲族民间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畲族民歌又称为“畲歌”、“山歌”。畲族人民喜爱唱歌，他们“俗不离歌”，擅长“以歌代言”。民歌融入畲族人民生活的程度，可以畲族民间流传的俗语形容：“饭以养身，歌以养神”。他们张口即歌，歌词都是对照日常生活常识和劳动情景自编的。无论是祭祀、待宾、婚礼、节日，还是平时生活和劳动中，他们以歌对话，对答如流。他们在歌声中叙世事、陈志趣、寄幽思、诉衷肠；通过唱歌记时令、劝耕织、比睿智、争巧愚、调诙谐，甚至以歌辨亲疏、度优劣、正人心。多少世纪以来，畲族人民就这样唱着山歌，在艰苦的环境中转辗迁徙，刀耕火种，营造一个古老民族的坚韧、智慧和豁达。畲族民歌按内容分，可分为神话传说歌、史事传说歌、小说歌、风俗礼仪歌、劳动歌、时令歌、时政歌、情歌、杂歌、新歌、儿歌、哀歌等。畲族民歌主要有四大基本音调，包括闽浙调、罗连调、顺文调、闽皖调。这四个基本音调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具有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这四大音调各有所别，暗示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形成中不尽单一的民族来源以及分散居住后和其他民族所发生的交相混融。而四大音调互有关联，则显示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1]基于畲族民歌的特征，它已成为畲族一个重要而鲜明的文化符号。

2.舞蹈

畲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族舞蹈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它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有着本民族信仰、礼俗等方面的表现特征。畲族舞蹈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娱乐作用方面，以此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上的需要；而且表现在以这一形体艺术阐释民族的起源和始祖的史绩，唤起民族的尊严和自豪，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和宏扬民族文化。畲族传统舞蹈按内容分，可分为生产舞和祭祀舞，以祭祀舞为主。畲族传统舞蹈与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由劳动场景和祭祀场景演变而来。生产舞是源于畲族人民生产劳动、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有猎捕舞、栽竹舞、闹春舞、谷神舞等。如猎捕舞，是与畲族人民狩猎生产关系密切的舞蹈。祭祀舞，与畲族人民祖先崇拜关系密切，集中表现在祭祀活动上。畲族祭祖是最隆重虔诚的全族性民俗活动。祭祀舞一般出现在两种场合：一是在迎祖祭祖活动中，二是在进行传师学师和做功德时，如龙头舞、铃刀舞、安祖舞、传师学师舞、功德舞等。此外，还有迎神驱鬼、纳祥祈福的舞蹈，如浙江文成的打王舞、闽东的《奶娘催罡》等。畲族舞蹈的表演者主要是男性巫师（又称法师、师公）；普通民众一般不表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只是跟着舞蹈做一些简单动作。参加舞蹈人数，由舞种而定，有单人独舞、双人、三人、四人和多人等。祭祖舞在浙江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相传已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6月11日上午，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奎塘畈村，87岁高龄的雷长珠老人当众表演了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祭祖舞，只见他身披对襟赤衫，右手执牛角状鼓角，左手执铃刀，手舞足蹈之际金属碰击铿锵有声。雷长珠老人表演的祭祖舞是从其大伯雷良进那里所学。传说畲族祖先龙麒狩猎时不慎被野兽所害，后来畲族人民为了纪念龙麒，在每年农历正月装扮成师公，载歌载舞。祭祖舞，就是模仿当年亲人拿着各种工具保护龙麒遗体、边哭边赶野兽的情景。祭祖舞念、唱都用畲族语言，表达驱邪赶鬼、超度亡灵和祈求族人平安[2]。祭祀舞在福建畲乡还有一种巫师表演的巫舞，以《奶娘催罡》为代表。《奶娘催罡》是闽东畲族巫师进行驱鬼镇妖活动中的一段祭祀舞。《奶娘催罡》的祭祀法事，由道士男扮女装扮成奶娘陈靖姑的形象来驱妖、驱鬼，有消灾驱魔的寓意。

3.工艺美术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畲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创造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畲族人民根据实际需要，创作出各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如刺绣、编织、剪纸等。大多数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具有自作、自用和自娱的性质。

（1）刺绣。畲族刺绣又称“做花”或“绣花”。畲族刺绣工艺源于畲族女性服饰。明清时期，畲族妇女穿花边衫，花边一般为妇女自绣，但复杂的植物、动物图案刺绣，则由裁缝师傅完成。畲族裁缝师傅不但要成衣，而且要精于刺绣，人们品评其手艺之高下，不但取决于其做衣的手艺，更决定于其刺绣的技艺。畲族刺绣艺人多为男性，但大多畲族女性都会刺绣工艺。畲族刺绣有衣裤、肚兜、五谷包、童帽、烟袋、鞋帽、帐帘的刺绣，主要是服饰刺绣。最常见、最突出的是妇女在自己的上衣和围裙上刺绣，上衣刺绣在领口、服斗和衩角，围裙刺绣则在裙身。以刺绣工艺为主要特征的畲族女性衣裙，既是令人称羡的服饰艺术，又是引人注目的一大民族标志。畲族刺绣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广东、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多数畲族地区刺绣都比较简单，而浙南、闽东靠温州的畲族刺绣则十分复杂。这大概受温州瓯绣的影响，也与该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有关。畲族刺绣的纹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尖牙纹和蜈蚣脚纹。植物图案有牡丹、梅、桃、荷、菊、兰、松、竹、石榴、佛手、忍冬藤（金银花）等；动物图案有龙、凤、鹿、羊、喜鹊、鳌鱼、蝙蝠、蝴蝶、鸳鸯、麒麟、狮子等；此外还有一些戏剧、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宝剑、葫芦等八仙所持的器物，以及琴、书、珠、球、如意、花瓶、山石、亭阁、龙门等。畲族绣品，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大多以红色为基调，配以黄色、绿色、白色、蓝色，有时还用金色增其华丽。一般“做花”用五种以上的颜色，做边只用红、黄、绿三色。色彩使用，大胆随心，不拘素材原色，富有装饰效果。花纹主体轮廓线用白色，使整个花纹图案在黑色的绣底上，显得分外明晰醒目。畲族刺绣的最大特色在于，完全采用手工平绣（细绣），针法以工整的齐针（平针）为主，掺合抡针、套针、扭针、抠针、参针、长短针等，线条细密、绣面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富有质感，针脚平齐，坚牢耐磨，往往是衣服已破旧，而上面的绣品尚完好。同时，无论是专业艺人还是普通妇女，畲族刺绣时不描画图稿，直接刺绣运针，每每以假托、转喻、谐音等手法，绣出一定寓意的画面，即所谓“花（图案）必有意，意必吉祥”，文化内涵丰富[3]36。

（2）编织。畲族编织工艺有织彩带、织土布、竹编、草编和线编。畲族编织工艺实用性强，且具有观赏性，织彩带和竹编堪称为工艺美术品。织彩带是畲族女性的女红，也是她们独具一格的工艺。彩带又称“花带”、“腰带”，它们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精湛的手工艺品。一是彩带的原料、颜色各地不一。福建一般为棉纱，大多为蓝、白、黑，在罗源、连江等地有大红或红灰等；浙江基本用蚕丝，有的也用棉纱，有红、绿、黄、黑、白、紫等多种颜色。二是织彩带没有专门的织带机。工具非常简单，用一条长约4尺宽约3寸的木板，两头横钉上用5寸长木条，做成“工”字形的木架，就是带弓。但多数不用带弓，而用2根5寸长的小竹管，再加上约5寸长的尖刀形的光滑竹片，畲语称“耕带竹”。三是织彩带不讲究场地，屋内屋外，只要有一个拴丝线的地方就行。如在屋内编织，腰间扎一条丝带，把丝线的一端拴在桌档、凳脚、门钩或屋柱上，另一端“耕带竹”套入腰中的丝带，坐在凳上就可编织。四是彩带图案丰富多彩。主要纹样有“十三行”、“十二生肖”、“水击花”、“五字带”、“铜钱帮”、“万字花”等。从畲族彩带的纹样，可了解畲族的文化体系，如山居，开荒耕田，主要侧重于狩猎，具有对龙、太阳的崇拜和理解水的重要性，并反映了民族的迁移和相爱的民族大团结。此外，畲族彩带纹样的特点还在于一条带内有多种花纹单元，这在其他民族的织品中很少发现；而且有与甲骨文形和商代符号类似的纹样，包含祖先传给后代的一定信息，表达祖先的期望和嘱托，实为神奇之物[4]。彩带的粗细，尤其是图案的复杂状况、文字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畲族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织彩带多在劳动之余、节日期间或晚上进行，妇女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互相传艺。彩带在畲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多种作用，如实用，可情信物，甚至织彩带还是畲族妇女识字的一种途径。精巧的畲族竹编工艺品，从选材、破竹，到染色、喷漆，需要几十道工序。除日常生活用的屏风、挂联、枕头、席子、椅子等外，还有许多造型生动、美观精巧、色彩鲜艳的筐、篮等。这些竹编造型新颖，色泽古朴、稳重，制作精细、别致，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富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福建宁德民间竹编工匠中多有佼佼者，如大坪村雷益成、猴盾村雷永纪人。在1949年之前，他们的竹编工艺品如“双喜”枕头、梳妆盒、“喜”字回纹篾席、“重人”花笼和米笼等，名闻遐迩，汉族富裕人家常请他们上门编织。竹编中堪称畲族一绝的是斗笠。斗笠是畲族人民生产、生活用品，平常用来挡雨和遮阳，但经加工后成为工艺品，又称“花笠”。闽东的花笠，尤为精致美观。霞浦县崇儒乡上水村，能工巧匠们传承着先人留下的斗笠编织技艺。其竹篾细若发丝，一顶斗笠的上层篾就有220至240条之多。花笠曾是畲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之一，花笠夹层的竹叶，有“虎牙”、“斗云”、“舌子”三种形状，它们都是畲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寄托着对出嫁少女的殷切祝福。畲族妇女在外出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都要戴上花笠。斗笠除自用外，也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

（3）剪纸。畲族剪纸工艺简练、古朴，富有浓郁的装饰情趣。多数剪纸以原色纸张剪成，以黑白组成对比，多用于刺绣鞋帽、烟袋、包袱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花纹的底图。从刀法看，畲族剪纸线条流畅，秀丽挺拔，富有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从内容看，大多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走兽、人物、吉祥图案等，尤其是人物和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畲族剪纸多用于婚礼、寿诞和祭祀场合。福建宁德畲族民间剪纸多为妇女特技。如猴盾村妇女蓝清莲，能一刀连剪“双喜”、“寿”字等。故各地村寨每逢婚庆喜事，这些会剪纸的妇女即成大忙人。浙江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老人死后做功德时，祭师以五色纸书写悬挂大厅的联词顶端，都用尖刀凿刻八卦形花纹，以增加联词美观，工艺精致。丽水、青田畲族民间尚保留此工艺。温州文成县西坑村的钟彩柳是远近有名的剪纸能手。钟彩柳剪纸擅长裁、折、钉、剪、拆、修、拼、串、糊、插等手法，她的剪纸已进入一个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山水风景的艺术境界。

二、畲族民间艺术的文化透视

1.畲汉民族交往、文化互动的见证

畲汉民族交往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艺术方面也烙下了痕迹。以织彩带为例，畲族女性除了在彩带上织各种花纹和图案，还织汉文字。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宁德市猴盾村妇女都能织汉文字，如“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山楼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王子去求仙，丹仙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甲乙丙丁火、壬癸水生甘”，“品目端方、天成佳合、身心中良、人才出众、田肥禾壮、年岁丰收”等[5]。另据《畲族风俗志》记载，由于历史上畲汉民族有着密切联系，畲族民间工艺从风格、花样、种类都吸收了汉族的艺术传统[6]。如汉族传统的吉祥图案鱼跃龙门、八仙过海、喜上眉梢等，也常出现在畲族服饰的刺绣工艺上，或成为畲族剪纸的摹本。畲族竹编工艺，同样受汉族民众欣赏。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解放前，畲族竹编工匠，为福安、宁德汉族富裕家庭编织精致的竹器，如竹枕、篾席、米箩、糠筛等。

2.畲族女性勤劳智慧的象征，也是她们表达情感的言说方式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者大多为女性。勤劳智慧的畲族女性，不但在生产劳动中不让须眉，而且也是编织、刺绣、剪纸的能工巧匠。旧时代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缄默，女红常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书写和言说方式。畲族女性虽然不象汉族女性那样退守家园，囿于家庭内部空间，而一直活跃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但自从畲族定居并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之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区影响也日渐式微，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的既有的清规戒律的枷锁”[7]。畲族女性编织、刺绣、剪纸，她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剪刀下那永不凋谢的花；她们的愿望和祈祷，则变成绣品中那没有声音的鸟。畲族民间艺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今天，其传承人大多为女性。笔者在浙闽两省的田野调查中，遇到不少畲族女性，如浙江苍南的蓝瑞桃、景宁的蓝延兰和蓝陈启，文成的钟彩柳等，她们或织带，或唱畲歌，或剪纸，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传承的中坚和主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们虽出身农家，却多才多艺。如蓝瑞桃以织带而闻名遐迩，但她刺绣的技艺也很精湛。蓝延兰不仅在织带技艺方面有所创新，她的畲歌也同样令人陶醉。钟彩柳的剪纸更是一绝，同时也擅长刺绣。

3.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

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水融。畲族民间艺术在畲族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民间音乐是功能性很强的艺术，畲族民歌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民歌在畲族人民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雷弯山《畲族风情》将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归纳为：娱乐功能、宣泄与补偿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3]232-233。在畲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的需求过程中，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不可或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是畲族的历史，是畲族节日的语言，是畲族人民交际的手段，是畲族青年男女爱情的表白，是畲族人民生活的希望。“歌言”是畲族的文化符号，歌场则是畲族的文化空间。畲族小说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入选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东畲族，将民歌称为“歌言”；浙南畲族，则将民歌称为“歌源”或“歌缘”。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有传承祖先之礼、以歌代言之意。畲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常借用汉字记畲语音法手抄歌本。旧时畲族人民把学歌唱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畲族姑娘出嫁前，有一种“做表姐”习俗，实际上就是斗歌比赛。畲族民歌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是民族性。畲族民歌内容具有民族性。堪称民族史诗的《高皇歌》，是畲族祖传的历史长歌，反映了本族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民族祖先的英雄业绩。根据本民族历史人物编写的《钟良弼》，描述钟良弼打官司，告阻考，形象地反映了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的合法斗争。《种田歌》《采茶歌》《哭嫁歌》《敬酒歌》《拦路情歌》等山歌内容都极富民族特色。畲族民歌在歌词、曲调、节奏、旋律等方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歌词比较齐整，多七字一句，四句成一段（又称“一条”）。一首民歌，少则一二条，多则七八条，一般在—、二、四句押韵；旋律多为单句变化体，一般由两大句组成，第二句常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畲族民歌的演唱同样体现浓郁的民族特色。男女唱歌普遍喜爱的发声法是“假声”，这种“假声”恬静、纤嫩、清秀、古朴。由于唱法的不同，一般同一首歌可出现三种不同的曲调，即“平讲调”、“假声唱”和“放高音”。除已搬上舞台的畲族歌舞外，一般畲族民歌演唱很少伴随动作，同时也无乐器伴奏。二是地域性。按区域分，畲族民歌可分为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调区分，如福建省畲族民歌可分为：闽东片、闽南片、闽西片和闽北片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曲调分，如浙江省畲族民歌的曲调存在地域差异，有丽水调、景宁调、文成调、龙泉调、瑞安调。

三、畲族民间艺术的当下性

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行，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畲族民间艺术，在今天已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使用全国统一的教科书，昔日的畲乡走出了无数知识分子。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变迁，使畲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却也使畲族民间艺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会唱畲族民歌早已不再是年轻人择偶的优势，会跳畲族传统舞蹈的人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打工，民间艺术技艺后继乏人。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畲族民间工艺传承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挖掘、保护和传承畲族民间艺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1.政府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以节日为载体，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为畲族民歌等畲族民间艺术搭建表演舞台。在福建的“三月三”畲族民俗文化节和广东一年一度的“蓝大将军招兵式”中，都有畲族民歌或歌舞表演。在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三月三歌会”更是成为品牌，人们会成群结队前去观看畲族民歌比赛，参加对唱歌会，观看织彩带表演。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保护与传承畲族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

2.学者的研究

在学术界，许多热爱畲族民间艺术的有识之士自发地为保护畲族民歌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在申报课题、田野调查和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等环节上，都首选畲族村落，并把目光聚焦于畲族民间艺术。有学者从民间艺术价值的转化和转型着眼分析问题，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畲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正在悄然转化，即从民间生活实用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8]。有学者从文化内部视角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体现中国文化内部显与隐、雅与俗等相辅相承因素的辩证统一[9]。有学者从社会转型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在精神上所表达出来的纯真情感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人们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转型；由转型带来的变化，既有质的变化也有量的变化，由过去的实用品转化为现在的欣赏品和旅游纪念品也是一种变化[10]。在畲族重要集聚地—浙江和福建，学者们对畲族民间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温州大学，不少学者积极申请对畲族文化和艺术研究的课题。温州大学民俗学和音乐学专业的师生们，不仅以特定的畲族村落为教学科研基地，还与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联手，打造教学实习和科研基地。

3.畲族人民自身的努力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2篇

(一)民间艺术生存空间急剧萎缩

在科学技术并未如此先进的时代，人们生活的节奏属于一种缓慢悠闲的状态，那个时候人们的娱乐方式大多来自于民间艺术，空闲时候聚众去看剧团演出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事情。民间也有大量的以演出来传播文化的民间剧团，但是现今社会生活节奏的转变，使剧团的生存面临强大的压力，几乎很少的现代人愿意浪费工作后难得的闲暇去看剧团演出，剧团失去了观众，甚至连生计的维持都变得尤其困难，更别提其他的了，所以有很多的演员都不愿意继续演出下去，各种民族文化的传承成为难题，甚至有的已经濒临灭绝。

(二)很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

很多的民间艺术都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结果，凝聚了大多数人的智慧结晶，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必要性。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吴村鱼灯等民间艺术的继承人已经年过古稀，世代相传的技艺找不到适当的继承人，即将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民间艺术行业也都萎靡不振停滞不前。

(三)建设和开发新城市，破坏了民间艺术资源

长久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除了戏剧等非物质性遗产之外，还有类似于皮影戏，雕塑之类的有形物质性遗产。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这类文化的不重视，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对一些类似于根雕，石雕等的破坏，另外，不得不说的是，还有部分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商人利用民间艺术来谋取钱财，破坏了民间艺术的价值。

(四)缺乏对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管理

就目前而言，整个社会对于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树立起保护民间艺术、保护文化财产的意识，同时，民间艺术的管理部门也受到经费等客观原因的限制，不能及时有效的对民间艺术实施保护措施，也不能利用现如今社会的现今手段来维护民间艺术，因此，这些部门只能对民间艺术的逐渐消亡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对民间艺术的开发上也存在着各种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民间艺术的后续进步成为难题。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历经时间的洗礼最终形成的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一种民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可以说时代的精华在民间艺术的灵魂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时代会孕育出优秀的作品，同时优秀的作品必有一个优秀的时代作为背景的原因。但是，纵观现实，民间文化没落消亡的现状触目惊心，所以，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号召全社会都形成民间艺术的意识，同时建立起民间艺术会消亡的危机感。

二、民间艺术的发展对策

(一)制订民间艺术保护计划

从现实出发，站在民间艺术的角度，有关的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用专业的方式对民间艺术进行系统全面的档案统计，并研究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各级政府也要给予全面有力的支持，正确的保护民间艺术，使民间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

(二)加强民间艺术的传承

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民间艺术传承的重要性，刻意的为民间艺术培养优秀的继承人，另外，针对一些面临灭绝的民间艺术，要实行全面的保护，使他们得到有效的保存，鼓励年轻人从事民族艺术的行业，为民族艺术注入强有力的新鲜的血液，为民族艺术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保护、改善民间艺术文化的生存环境

对民间艺术实施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还要培养民间艺术的抗打击能力，即寻找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立稳脚跟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创新，但是，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创新，在创新的同时，还要保留民间文化的根本。不要单纯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只有具有民间艺术最本真意义的创新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只有不断的探索民间艺术的改进方法，才能够使民间艺术得到更加有效的发展。

(四)树立全民保护民间艺术的意识

众所周知，民间艺术是千百年来人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结晶，所以，号召全民对民间艺术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以全民为基础，对民族文化进行宣传教育，使全民都充分了解到民间艺术的内涵，认识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形成全民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

三、总结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3篇

[摘要]作为中国曲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审美独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血脉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因历史原因和它的口头性特征，以及某些民族文字的缺失，在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处于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拟回顾、梳理、总结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成果，简介曲种，分析其独特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充实、丰富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学术内容，为推动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健康发展、丰富中华艺术文化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典艺；曲艺；民族艺术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84-06

作者简介：韩利（1969-），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

谭勇（1957-），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员，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四川 成都610041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将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如俗讲、变文、讲唱、说书、古词等说唱艺术统称为“曲艺”。 1981年10月，中国曲协举办的座谈会上，时任主席陶钝明确指出：“曲艺是语言、音乐、表演三结合，并且以语言为主，以语言来说唱故事和人物的群众性艺术。”他认为：“这个定义比以前进了一步，以前的定义没有后半截。”他还说：“曲艺观众以听觉为主，视觉为辅。”陶钝的话表明，对曲艺内涵的定义有一个演变与固化过程。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上定义其实更多是建立在汉族思维角度之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因地域、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孕育出的曲艺形式更为多样性，内涵更为复杂。2012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一文中指出：“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曲艺是中国众多的民族艺术中最具民族性和民间性的艺术门类之一。据《中国曲艺志》的不完全统计，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均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曲艺艺术形式，有些民族甚至拥有多个曲种形式。 55个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各自曲艺形式，是中国曲艺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检索分析

据中国知网（CNKI）的最新检索结果，从1915年至今，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不到500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有34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全文数据库有97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有5篇，而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论文仅70多篇，论文的发文数量从2010年起呈较大的上升趋势。（见图1）

在这些文献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文科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1]、《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2]；吴文科、蒋慧明、高苹共同完成的《2014年度中国曲艺发展研究报告》[3]。文中提出了：“尊重曲艺艺术规律，矫正曲艺创演观念，强化曲艺文化传承、培养曲艺专业人才，成为中国曲艺当展的主要任务。”云南省文联的杨庆隆分别撰写了《少数民族曲艺与汉族曲艺比较初谈》[4]、《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的起源与发展》[5]、《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与宗教的关系》[6]，探索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区别于汉族曲艺的独特性，分析其与原始文化、宗教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萍在《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的文化特性――基于田野考察的定性分析》一文中，ξ鞑康厍少数民族曲艺资源“丰富”、“丰厚”、“丰美”等三个鲜明特性，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7]。四川省戏剧创作中心的严西秀撰文《曲艺现代化》，把四川曲艺现存的二十个汉族曲种和若干少数民族曲种，做了‘以唱为主’、‘以说为主’和‘载歌载舞’分类[8]。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专题研究的文献，较为有价值的有：彭科伟《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与传承》[9]；唐小林《抢救舌尖上的遗产――〈羌山采风录〉：一部独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民族志》[10]；郎雅娟《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11]；索朗次仁《关于发展民族曲艺事业的思考》[12]、《简论民族说唱艺术（曲艺）品种》[13]；吴莹；郑直《广西京族曲艺唱哈的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14]；李汉杰《云南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及类型》[15]；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16]；进铨《“津”是侗族曲艺的代表曲种――兼与普虹商榷》[17]；曲闻《文艺“轻骑”驰云岭》；[18]赞丹卓尕《艺术家土登访藏族著名曲艺表演》；[19]王芳礼《简论布依族曲艺“分彭饶”与“分浪论”的文学特征》。[20]

登载上述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的刊物包括：《曲艺》、《中国音乐学》、《民族艺术》、《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研究》、《民族音乐》、《民族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贵州民族研究》、《音乐时空》、《文化艺术研究》、《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云岭歌声》、《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等等。作者大多来自高校、艺术研究所，曲种一线表演者的研究文献目前几乎空白。虽然期刊学术发展趋势从2010年开始迅速增强，但研究文献数量依然不多，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目前已知的有100多种曲种，而真正进行专题文献研究的不到20篇，大多数的曲种无人问津。其次，文献内容大都是介绍性的，理论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再加上史料文献的缺失，整理发掘的不够，严重影响着人们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更阻碍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良性发展。

2016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柯琳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曲艺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抽象的论证，初步搭起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理论框架，其意义非常巨大。[21]

2016年8月，中国艺术报登载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五年（2011-2016）工作综述――《春风化雨牡丹绽放，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中国曲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国曲艺艺术研究基金，在10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的课题中，就有少数民族曲艺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已立项，还拍摄了9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曲艺辙痕》，为曲艺研究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开发高等教育曲艺类本科专业教材。以上这些中国曲协的工作导向给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这一板块大有可为。

二、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曲种及其独特性

柯琳教授在其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一书中第一次较为详尽地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曲种存共约400余种，少数民族曲种约占我国民间曲艺曲种的60%，近200余种。”[21]该书中收集到现存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见表1）。

曲艺品种与其各自产生的地区方言关系密切，曲艺音乐更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都是多民族省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其中云南一省就有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佤、纳西、瑶、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蒙古等23个民族聚居，该地区的民族密度之高，在我国首屈一指，世界绝无仅有。受云贵高原崎岖险峻的地形和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大迁徙影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同一区域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也是相互隔绝、封闭性强，这些为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创立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条件。如图1中罗列的100多种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c跨国民族的曲艺曲种，复杂繁多，内容丰富，审美独特，除以说、唱方式来叙述传说、历史、史诗、故事、生产劳作等本民族宗教、民间文学及民间仪式内容外，歌与舞的存在是区别于汉族曲艺最突出的特点，再加上服饰、技法、道具的特色，西南少数民族曲艺闪烁出耀眼而独特的光芒。

三、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研究成果

1.目前涉及少数民族曲艺内容且较有影响的书籍（见表2）。

四、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前瞻

30多个少数民族集居在中国大西南（见图2），从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民族曲艺曲种是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笔者仅仅检索出上面寥寥数篇的研究资料，事实上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作者还认为仅从汉族或其它民族的曲艺框架来定义、研究这些曲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音乐、文本、舞蹈；曲种的独特性、差异性、丰富性；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社会功能以及在民族文化中担当的角色等等，都有待于去做深入细致地甄别、研究，其挖掘的空间非常之大。也许有些民族本身也在民族的融合中被同化，忘记了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甚至他们对自己都不感兴趣了。也许由于语言的障碍，造成研究乏力。也许是生在其中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或是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传承与创新。国家一级编剧严西秀先生说：“曲艺是一个庞大的、动态的体系，曲种之间差异很大。”[8]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国曲艺大花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更是复杂、动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这些曲种虽然各自的发展历程不同，但它们是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身上流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我们有责任去守护这些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传承民族文化血脉，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让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并存，让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在世界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吴文科.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A]//.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吴文科. 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J]. 北京观察，2004，（3）.

[3]吴文科，蒋慧明，高苹. 2014年度中国曲艺发展研究报告[J]. 文化艺术研究，2015，（2）.

[4]杨庆隆. 少数民族曲艺与汉族曲艺比较初谈[J]. 民族艺术研究，1994，（3）.

[5]杨庆隆.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的起源与发展[J].民族艺术研究，2007，（4）.

[6]杨庆隆.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与宗教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8，（1）.

[7]李萍. 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的文化特性――基于田野考察的定性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2013，（2）.

[8]严西秀， 沐恩.曲艺现代化[J].曲艺，2015，（4） .

[9]彭科伟 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和传承[J].中国音乐，2013，（4）.

[10]唐小林.抢救舌尖上的遗产――《羌山采风录》：一部独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民族志[J].中华文化论坛，2012，（2）.

[11]郎雅娟.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12]索朗次仁. 关于发展民族曲艺事业的思考[J]. 艺术研究，2006，（4）.

[13]索朗次仁. 简论民族说唱艺术（曲艺）品种[J]. 艺术研究，1994，（2）.

[14]吴莹，郑直. 广西京族曲艺唱哈的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J]. 新西部（理论版），2014，（20）.

[15]李汉杰. 云南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及类型[J]. 云岭歌声，2005，（3）.

[16]石尚彬. 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J]. 贵州民族研究，1994，（1）.

[17]进铨.“津”是侗族曲艺的代表曲种――兼与普虹商榷[J]. 贵州民族研究，1987，（1）.

[18]曲闻. 文艺“轻骑”驰云岭[J]. 民族艺术研究，1989，（S1）.

[19]赞丹卓尕. 艺术家土登访藏族著名曲艺表演[J]. 艺术研究，1992，（1）.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4篇

关键词 高校；美术教育；民族民间美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4-0067-02

Discussion on Folk Art in Higher Art Education Necessity//Fan Lujie

Abstract Through our country folk fine arts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proposed the university art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of fusion of folk ar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folk art, the folk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iv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t education; folk art

Author’s addres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071; Weif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Shouguang, Shandong, China 262700

国内美术教育的教学内容，大多借鉴外来美术教育模式，美术理论受舶来文化的影响较大。民族民间的东西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多有忽视，缺乏本土化和民族性。如果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加入民族民间文化的元素，发扬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化产品将更具中华民族特色，更能开拓国内文化市场，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

1 高校民族民间美术教育现状

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高层次的人才素质包括美术等艺术方面的素质。冯骥才先生最早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汀先生不断探索民族化的现代艺术教学模式，提出重传统、重民间、重实践的美术教学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新阶段。自各地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以来，培养了大量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才。同时，教师通过言传身教的学习，提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增强了师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民族艺术的责任心。

2 高校美术教育中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的开发应用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还是传播文化、知识、思想的阵地。因此，高校应该借助本地优势设置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专业。以山东潍坊地区为例，当地有丰富的年画、风筝、剪纸、泥塑、草编等民间手工技艺，这些手工民间技艺历史悠久，充满民间与民族文化气息，具有比较广阔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同时具有旅游资源开发的生命力。但是这些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就目前从业人员状况来说，大多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年龄老化，知识层面低，缺乏专业美术理论指导，加之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工时高、收效低的手工艺术越来越不受青年一代的青睐，已成为制约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高校根据本地特色设置相关专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开设民族民间艺术特色课程需要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要挖掘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比如，年画、剪纸、泥塑、面塑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具有当地民间所特有的审美观，因此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传统的东西如果开发得当，利用得好，就可以成为当地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地理标志，这一点在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要充分发挥民间文化的特性，突出它的民族民间性、地域文化性，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克服民族民间艺术在技艺上的盲目性和随心所欲。让这些民族民间艺术既保留文化传统，又能够在理论上得以总结提高，这是高校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开设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的课程中，要在对民间民族文化进行专业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民间表现手法进行继承和发展。比如在图案教学中，要结合当地民间艺术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民间图案、民间造型的渗透，引导学生用本民族、本地文化特点的元素进行学习和创作。如潍坊是有名的风筝之都，充分利用当地文化元素，设计一些传统而有新意的风筝，则更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在木版年画中，充分利用年画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色彩对比强烈特征，与时俱进地创作一些时代感强的年画，对于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大有帮助的。引导学生用本民族民间图案等元素进行设计，在这样的练习中，不仅提高了美术专业水平，也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了学生保护本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

为了丰富民族民间艺术教学实践，要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走访一些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地和一些老艺人，了解民族民间艺术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梳理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脉络，从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向老民间艺人请教，先当他们的学生，从中得到民间技艺的创作源泉，保持民族民间艺术的纯真与纯朴。在此基础上，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与素材，在创作理念上有所深化，让民族民间艺术之花开得更艳，让学生掌握创作的一手材料。

高校要加强民族民间艺术的课题研究。高校是出研究成果的地方，散落于各地的民族民间艺术，由于它的分散性、随意性、不系统性，很难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指导创作，这就需要院校师生去归纳、总结，让不系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系统化，总结出适合当地特点的艺术理论。以艺术理论指导民族民间艺术创作与实践。

由于长期以来，大部分民间艺人的文化层次偏低，会做不会说，做了也说不出名堂。例如，木版年画艺人经常说：“年画没正经，好看就中。”细观察一下木版年画，有好多东西是不合情理的。如木版年画只注重人物衣着和衣纹等外形变化，很少注重人体结构，有的衣纹长在肉里；身体各部不成比例，婴儿瘫式的造型比比皆是；再就是不注重透视；等等。这一切民间艺人并不知道，只凭想当然去刻去画。他们的这些艺术误解，必须经过专业美术工作者为之总结和提高，美术教育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为了民间艺术的开发利用，为了民间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美术教育工作者就要进行深入的课题研究，多出研究成果，让这些成果得以推广应用，推动民族民间艺术更好更快地发展。

传承是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的根本。民间艺术工作者大多年龄偏大，艺术的传播大多通过父子式或师徒式的口传身教，很少通过课堂的广泛传播，很多民族民间艺术正面临失传的危险。国家现在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切合实际也是非常必要的。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正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最好的传承。通过民族民间艺术教育，让民族民间艺术得以传承，让活化石变成活文化。要让民族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传统与提高相结合，在保持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设计出适应时代要求，民族民间意味浓厚，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让它民众化、商品化、国际化。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对地方高校而言，就是要扎根当地、立足于全省，面向国人和世界，开发当地美术资源，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有力发展。

高校大学生是文化艺术传承者。高校是各类人才的“生产基地”，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高校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学到民族民间艺术的理论和技艺，更重要的是民族民间文化后继有人，通过大学生的学习这一载体，将民族民间文化在年轻一扬光大。通过美术理论的正确指导，让传统民间美术更加完美地得以传承。大学生通过系统理论、系统制作工艺的学习，在他们完成学业之后，将引领民族民间美术的实践与创作，开发利用民族民间美术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3 结束语

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国各民族汇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这些艺术是承载着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历史形态。其中的年画、剪纸、风筝、泥塑等组成了我国庞大的美术系统，是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美术教育为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播构架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离不开高校美术教育。

参考文献

[1]张仃.让工艺美术与民族绘画携起手来[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5篇

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大学生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充斥着“重技轻论”的思想。基于此，高校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民族情感，转变教育观念，完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培养体系与教育机制，对于高校学生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共艺术教育；传承

0引言

民族文化是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体现出民族的精神与智慧。从汉字、陶瓷、丝绸、四大发明、文房四宝到书画、诗词、礼乐、戏曲等方面都体现出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精神。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艺术教育与思想诉求间的关系，认识艺术的作用，全面发展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公共艺术教育中缺少民族文化内涵是难以用想象力来补充的，因此，需要各方面积极努力，让民族文化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得到良好的传承。

1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1.1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与更新速度特别快，借助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介，大量信息不断涌向高校，对高校学生的思想与价值观造成冲击。高校与学生都无法全面地将民族文化要素与公共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无法将自己学习到的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知识妥善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在目前拥有的知识前提下，进行开拓性的艺术创新。

1.2“重技轻论”的教育思想严重

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存在重视技能轻视理论、重视西方轻视东方的现象，难以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部分师生强调专业技能的理解与掌握，在民族文化理论方面较欠缺，让民族文化教育的地位逐步降低。高校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不强，进而导致具有价值的民族文化在逐步遗失。

1.3囿于传统，缺乏创新

我国的应试教育机制及以就业为目标的大学教育，造成现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较差，无法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内涵，导致大学生分析能力、辨识能力差，缺乏完善的价值选择意识与思想理念。尽管学生中不乏有人学习过绘画、书法和音乐，但因为其感知与理解艺术能力不足，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视野的广阔性及完善民族艺术的可能性降低。难以有效的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无法创新民族文化。

2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

2.1公共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面对强势侵入的国外文化和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狭隘理解，中国艺术教育一度陷入短暂的迷茫中，造成我国民族文化整体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甚至在某一时期产生盲目注重西方文化、无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落后的教育理念必然导致教育速度放缓、教育成效较差的情况。因为长时间受实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正确审美观。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与深入推行素质教育，才让禁锢已久的教育思想获得解放，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2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公共艺术教育限定性存在的矛盾

我国悠久历史造就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如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民族歌舞等。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教育与学生个性间的差异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增加困难。高校艺术教育很难在课程内容、师资等方面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要求。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接受高校教育时缺少必要的文化艺术底蕴，而此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加大素质教育力度，是传播与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

2.3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公共艺术教育机制尚不完善

过去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基本是书本记载和口耳相传，其传承与发展的效率较差还遗失很多优秀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逐步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但公共艺术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播机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是脱节的，没有建立起系统、全面的机制。其方式方法与理论基础都较陈旧，难以有效的鉴赏与分辨民族文化的优劣，因此无法科学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3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路径

3.1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目的是培育大学生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因此，要提高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关注程度，积极转变传统理念，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并全面开展民族文化教育。高校教育应该以辩证、发展、科学的态度引导和鼓励学生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借鉴与学习其他文明成果，提高与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以包容、和谐的处事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并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3.2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

尽管我国民族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与千年的历史，也建立起独特的表现形式、形态特征、文化理念及创作方式，但还没形成系统、完善的理念体系。现阶段，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中，构建起一系列涉及中国传统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独特、完整的中国民族文化体系是必要且重要的。中国建立民族文化教育体系，为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要重视各地区民族文化的实践与传承，建立起分层次、多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教育体系。其次要建立起以公共艺术教育为介质，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角度、多种类文化艺术作品的交流与展示平台。引导与鼓励学生建立和参与民间艺术社团，定期开展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艺术展览，在活动中邀请传承民族文化的艺人进行讲座，举办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化研讨会等等。

3.3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

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建立起传承民族文化的教育、学习、科研基地，构建起合理、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逐步探索新方式，补充新理论，在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建立起集教育、学习、研究于一身的民族文化基地，第一步要建立一支研究、保护民族文化的团队。借助对民族文化内涵及发展的研究，分析与甄别目前掌握的民族文化资料，努力做到去伪存真，既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也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研究出发扬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4结束语

民族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传承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随着全球化参与水平的逐步增强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以全面促进民族文化地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舒畅.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在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体现［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6篇

关键词：西部民族大型舞台艺术；状态与得失；当代化策略及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影响和相互渗透进入了新的时代，同时，工业化使文化趋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境况。在这种情势下，文化则更加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识，也最能传达一个民族对确立自身文化地位的迫切愿望。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省份而言，民族民间文化是该地域最独特、最丰富、最具惟一型的文化存在，无论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图景中，还是在以市场为先导的当代文化现状下，民族民间文化都是西部民族地区最大的文化潜力和资源，其意义和价值日益凸现、十分重要。

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包括主题歌舞晚会、舞剧、音乐剧、舞蹈诗等），因其较为集中地展示了某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风貌，汇聚多方面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审美特性，从而具有传播与保留的价值，是打造民族地区当代文化名片的有效方式，也是民族文化软实力的舞台体现。同时，这些舞台作品投入较大，制作精美，影响广泛，近年来成为了民族地区提升文化品质和知名度的手段之一。以西部地区为例，出现了较有影响的舞剧“天蝉地傩”“妈勒访天边”；民族歌舞晚会“多彩贵州风”“云南印象”“云南的响声”“藏秘”“天上”“美丽壮锦”等；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山水・圣典”“天下峨嵋”等。这些大型舞台艺术应运而生，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新的文化亮点或文化产业，以适应观众当代审美需求的传播方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应该说，它们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一个特殊景观。

这些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均体现出大投入、大制作的特点，在舞美、服饰、多媒体等形式上追求变幻丰富的视听觉冲击效果，形成了一定的趋势和特征。但是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其一，编导对于舞台形式和包装的过分强调，除了让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却难以产生情感和内心的共鸣与震撼。其二，编导对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忽视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着重对内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观众反响缺乏；其三，该类作品获奖不少，而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变为偏离市场需求的政府或商业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总结和反省，也难以成为前车之鉴。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第三，近年出现的西部地区大型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剧“天蝉地傩”、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效应，走出了民族舞台艺术进军当代文化市场的成功之路。这些作品除了展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创作定位、品牌推广、市场运营等都具有适应当代文化市场的创新和探索。如大型现代民族舞剧“天蝉地傩”，以贵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傩文化，及蜚声中外的侗族音乐文化等原生态艺术为主要创作素材。贵州的傩文化艺术，被国内外誉为“戏剧的活化石”，是数千年在高原山地间传承、流变的古老的东方艺术，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艺术和表演的复合文化体；贵州的侗族大歌蜚声世界，与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引起诸多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天蝉地傩”正是从当代舞台艺术的视野和审美角度，以傩文化和侗族音乐文化为创作元素，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塑造风格浓郁、清新独特的舞剧作品。该舞剧凸现文化趋同的全球背景下、中国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充分表达出民族艺术蕴含的人类情感的共性。

总之，面对近年纷纷出现的大型民族舞台艺术作品，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得失，探索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舞台艺术的问题，对其进行在主题策划、艺术结构、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美制作等方面的得失评价，从而探索怎样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拓展文化市场，传播文化价值。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7篇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8篇

纵观这套丛书十卷，在内容上尽管各卷由于其艺术特点不同而各具色彩，但总体上有着这样五个共同特点：

一是重视理论探讨，有着在艺术理论上的创造性的深化与突破。如“戏剧卷”中《重点剧场》一文，从当俞影视冲击下的戏剧危机入手，提出了“重点戏剧审美‘场的课题，指出：戏剧的本质，恰恰在于这个“场”字.它是一种审美主体（演员>和审美客体（观众）集于一体，相互作用、同步运动的审美创造。因而，戏剧的“场”，要强调三个同步，即：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同步性、形式的欣赏与内容的欣赏的同步性、艺术欣赏与艺术社交的同步性。戏剧只有由此生成独有的审美场，才能振兴。应该说，这一重点剧场的理论，是打破多年来戏剧固定滇出模式的倡导。“杂技卷”中《杂技：人的形体美的创造》从杂技表演的高难奇巧技艺分析入手，把杂技艺术归属于造形艺术，而不是技功艺术，既要利用不同艺术手段，创造可观可感的物我为一、灵肉一致的具体象形，就要让其在形与力、形与神、形与情、形与韵的整体关系中产生丰富的高尚的艺术美感。从而引伸出杂技艺术要以感情作为支点，把人的感情和精神溶入技巧之中，尽量发挥人的气与力的作用的发展方向，而“书法卷”中《形象的音乐》一文，则生动地把书法艺术喻为音乐美，由表面感觉上升为理性的本质加以把捏，文章认为：音乐是心情的艺术，而书法却同样是与人的感情情绪和精神、性格结合在一起的，书法创怍主体是无时不在将感情注入物化形态中，使书法的一笔一划都具音乐的节奏和韵律。

二是作出总结性的评述，对某种艺术创作的特点、规律以及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的分析、概括和判断。如“美术卷”中《广西油画三十年之路》对油画创怍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作了分把整个油画创作面貌轮廓作了鲜明的展示，使人看到“油画民族化”乃是唯一的发展方向。“电影卷”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银幕上的显现》则把广西电影与全国电影事业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同时认真总结了有突破性的成就的获得表现。文章认为，广西电影创作突出成就有三：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百色起义》、《周恩来》、《血战台儿庄》等，丰富和发展了电影美学纪实性的理论；二是民族题材影片如《布洛陀》、"《鼓楼情话》、《金沙恋》等，显现了从民族外部观照逐步转到对民族生存、发展的内部来探索民族自身价值的艺术突破>三是喜剧电影如《甜蜜的事业》、《顾此失彼》、《真是烦死人》等，找到了新时代喜剧的特征。又如“杂技卷”中《希望在于继承与创新》一文，概括性地评说了广西杂技艺术40年面面观，既肯定了杂技艺术节目的丰萬与更新以及多方面的变革，也指出在杂技艺术理论上研究与探讨不足，并对未来杂技艺术的创新提出了带有方向性的可行建议。

三是民族艺术研究占有较大的比重，不仅民族艺术论文量大、篇幅多，而且新观点、新课题屡见不鲜。如“戏剧卷”中的<壮剧三十年》、《壮族题材戏剧创作研究三题》、《谈少数民族戏剧走向》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和探讨了戏剧民族化和民族剧种戏曲化的新课题>“美术卷”中的《略论南方民族民间美术》、《壮锦图案简论》、《谈瑶族民族民间工艺》皆从新时代的审美观点，论述民族民间工艺不仅是少数民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是民族勤劳、智慧的折光，更是以其淸新的格调、别致的色彩打入世界经济市场的途径。而“音乐卷”、“舞蹈卷”中关于民族音乐、舞蹈的论述，更为丰富与深入。在对民族民歌多声部现象探讨中，所提出的新论点、新课题可以说多为前所未有的，如民歌二声部中“终止大二度（K2)与差频原理”、“结构中的奇数集合”、“壮族羽调式民歌的特点及羽徵调式的同音转调”、“侗族多声部音乐构成的规律”、“仫佬族二声部创腔手法与特色”等等，都显示了民族民歌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而民族舞蹈的研究，则多在舞蹈的民族特征以及与民族文化关系之上，如<壮族舞蹈的多元性及其动律特征》、《壮族民间舞蹈的稻耕文化特点初探》、《瑶族长鼓来源初探》等，无一不在探求民族舞蹈丰富的内涵，这对进一步发掘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借鉴价值。

四是对艺术的研究，既揭示其时代特征，更考察其审美价值。如“戏剧卷”中《圆的艺术，艺术的圆》一文，把戏剧艺术本固有的圆的审美特征作了深入的揭示，指出“几乎所有的传统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淸楚的完整而圆满的故亊，大多数剧目的结尾也都是一个大团圆的局面”，即无圆不成戏。这种以“圆”为审美特征的戏剧结构形式，恰是审美情趣之所在。而戏曲表演、舞台美术、舞台空间处理等，也都是在圆的艺术中形成。因而，“戏曲艺术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个以表现艺术为圆心的综合的艺术的圆”。这一审美特征揭示，对戏曲创作、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又如“书法卷”中《中国书法的美学特征》一文，把书法的审美归结为情、势、形、神、书五个方面，这就明白无误地使书法欣赏有了审美的依据。再如“电视卷”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价值观与电视剧》一文，则以电视剧为具体对象，阐明了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从来都是以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基础时，因而电视剧应该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为电视传播的前提。

民族民间艺术论文第9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以学界对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为今后对该地区白族音乐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著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著.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萧梅.田野萍踪［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