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1篇

日本的美食虽然没有中国美食的种类繁多，但是却也精致颇具文化特色。近年来，日本美食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掀起了热潮。大街小巷里的日式餐厅和琳琅满目的日式小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有趣的是这些美食名称的引入也非常有趣，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2.传入日本的中国美食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2篇

【关键词】中日；文化外交；跨文化传播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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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3篇

以“进一步发挥台胞社团作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台胞社团论坛，由全国主办，于2010年9月在上海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本届论坛，中华海外联谊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为支持单位，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台湾同学会、北京市、上海京粹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在整个活动中，嘉宾们围绕“加强两岸经贸交流，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充分发挥台胞社团作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三个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主论坛大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明确了台胞社团新任务，汇聚了广泛共识，取得了可喜成果。

开幕式隆重而热烈

5月11日上午，第二届台胞社团论坛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杜青林，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以及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台湾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两岸嘉宾共500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主持。(贾庆林等领导讲话见本期《时政要闻》栏目)

七位嘉宾作主题演讲

开幕式结束后，本届论坛主论坛正式开场，与会嘉宾围绕台胞社团的历史使命、两岸文教经贸交流、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等话题展开讨论。全国副会长蔡世彦主持了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理事长饶颖奇、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黄正胜、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总会长郑长祥、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素惠、台湾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名誉理事长许文彬等7人分别作主题演讲。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在由开创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建功立业，是时代赋予台胞社团的使命。梁国扬表示，“台胞社团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把它作为台胞社团之间团结协作、并肩携手的思想基础，这样才能确保台胞社团之间的互动合作，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有一个培植互信、凝聚力量和切实发挥合力作用的基本保障。”

对于两岸文教交流和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纪欣建议：“应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携手弘扬中华文化，扩大合作、共同提升两岸交流频率。多举办创建两岸基层民众交流互动的活动，促成更多两岸青少年开展交流。”

台商在两岸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陆“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商机，深受台商的瞩目。黄正胜表示，“目前，两岸关系已处在最和缓的时期，在这个新时代里，台商可促成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关系，特别是在ECFA时代两岸经贸关系进入正常化当下，期盼两岸政治在秉承互信、宽容的原则，缩小双边期待性落差，赢得双方的友谊和信赖。”

许文彬用诗圣杜甫的诗句“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来表达自己出席本次论坛的愉悦心情。“我想，今天借台胞社团论坛的平台向有关部门提出下列两点建议：第一，深化台湾姓氏源头的研究、交流与宣传；第二，进一步加强对闽南文化的重视和发扬。”许文彬称，要让台湾同胞了解到，与大陆同胞都是同根同族、同根同源，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三个分论坛嘉宾发言踊跃

在文教、经济、社团三个分论坛的会场上，嘉宾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经济分论坛，与会嘉宾纷纷将目光聚焦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续协议商签上。嘉宾们希望ECFA各项后续协议，包括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障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尽快商签，进一步健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特别是尽快达成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为促进两岸双向投资、维护两岸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互利双赢，促进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骨干，占企业总数的97.68％，很多与会嘉宾认为，两岸应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协助台资中小企业在大陆的经营与发展，在融资、税收、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和协助他们加快转型升级，拓展更大市场，获得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其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

在文教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支撑，文化与历史是连接两岸中国人的重要纽带。当前，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关键是要努力建立起独特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

有嘉宾建议，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一是要凝聚共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尽快将签署两岸文化交流相关协议提到议事日程。二是要深化合作，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全方位的发展。三是要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打造更多能真正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的交流平台。四是要加强产业合作，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整合资源、创意人才和市场，真正推动两岸文化产业的对接。

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嘉宾们在发言中表示，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姓氏文化交流，凝聚台胞的中华民族认同。要深化对台湾民众姓氏源流的宣传和研究，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从姓氏源流中找到两岸共同的文化之根。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4篇

日前“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11深圳年会”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来自四个城市的四十多位代表及城市观察员围绕“公共治理与文化参与”这一主题，介绍、剖析了多个成功案例，就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会上播放的四城市年度视觉报告和DV短片引起激烈争鸣。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沈文忠出席会议并作了《上海文化年度视觉报告》，对由市文联遴选的2011年上海近20个重大文化事件作了全景式的介绍和评析。“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创办于1997年，每年举办一次，由四个城市轮流主办，是一个主要由民间和学术文化组织策划、参与的创意互动聚会。作为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交流实验室，该会打破传统的学术会议、论坛的常规，尝试一种饱含创意的会议方式，促成了一次次跨城、跨界的对话。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日前，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汉堡文化部、上海市美协共同主办的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开幕。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巡视员迟志刚，汉堡驻上海联络处总代表拉斯安可，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家尧等领导以及德国汉堡和上海参展艺术家们出席了开幕仪式。此次交流展共展出20余位艺术家的80余件作品，形式多样，极富创意。德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以“纸”为主题，在上海进行纸的艺术交流和碰撞，表达对造纸术发明的敬畏之心，也是通过艺术创作展示对人类这一伟大发明的深层思考。两地的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研究纸与水、纸与光、纸与火等自然材质的关系，展开对纸的功能性、结构性、表现性以及社会参与性的哲学思考，对纸这一文化载体进行新的艺术剖析。近年来，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两个友好城市在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交流活动，为两地艺术家的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增进了两地艺术家之间的友谊。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国；日本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④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4月，news.省略/mainland/special/PublicDiplomacy/lilun/201004/0422_10032_1610949.shtml。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6篇

关键词：语言；日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

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1.010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53-03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

（一）尊重对方和积极应对能力

众所周知，人与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公平、公正、平等性显得至关重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是正常交流和互动的前提。中日两国人民在交往过程中，由于存在跨地域性的语言差异，所以交流双方必须保持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层次了解和掌握对方的语言特征，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应对行为。如此一来，一场对话圆满的开端已经形成。所以说，尊重对方和积极应对能力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只有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得到满意的交际结果。

（二）尽可能多的使用描述，切记不可盲目界定

由于跨文化语言本身存在一定的交流沟通困难，所以双方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如果对对方的语言意思了解不透、掌握不深，那么需要多采取揣摩、推测和描述的方式，使用试探性口吻，向对方表明自己所理解到的意思，切记不可以盲目做出肯定性的答复和判断评估性的语言，这样只能对双方语言交流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产生负面作用和不利影响，导致交流沟通过程产生误会，给彼此留下不好的印象，最终影响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三）深入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的本质特征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其主要意思为：在与对方切磋的过程中，首先得了解和掌握对方的基础特征，唯有此，方可攻其不备，击中要害，占据有利地形。因此，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对方的国别情况、地域风情、自然特征、生活喜好、性格特征、民俗习惯、语言特色等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融入跨区域语言文化特征，学习和借鉴对方文化的先进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自身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本质特征的前提下，方能与对方进行友好交流和互动，最终有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四）洞察别人的移情水平

所谓的移情水平，实质上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行为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通常来讲，移情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综合素养存在巨大关联。移情水平较高的人，更通情达理，能够时时刻刻站在他人角度上，为他人着想；反之，移情水平较低的人，思维更为局限，并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我行我素，时刻以自我为中心，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从来不从别人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显然是行为比较自私，心胸较为狭窄。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需要充分提高洞察别人的移情水平，进而根据别人移情水平的高低，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交际方法。

（五）环境应对和变化能力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文化特征存在本质差异，所以在交际中需要了解和掌握谈话对象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应对变化能力。通常情况下，思维较为敏捷、思想较为活跃的人，其环境适应能力越强，随机应变水平越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交际对象的环境应对能力，而且需要充分了解交际对象的随机应变能力。

（六）轮流交换交际方式

一般来讲，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流沟通双方会相互配合，当一方在阐述意见的时候，另一方通常保持安静，仔细聆听对方的意见，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必须利用轮流交换交际方式，让双方均有表达阐述和聆听的机会，一方面确保了语言文化交际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维护和稳定。所以说，轮流交换交际方式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

（七）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双方在交互中，难免会出现意外的突况，这个时候，为了缓解尴尬局面，双方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缓解情绪，打破尴尬局面，让交际活动顺利进行下去。所以说，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跨文化双方的交际能力和交际水平。

二、当前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国大多数日语学习者来说，在学习日语之前，均没有任何基础，也就是从零开始，在大学短暂的几年时间里，要想掌握日语中的所有词汇、语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在日语教学过程中，仅仅向学生讲述考试要点，根据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进行教学大纲的设计，这样的应试教育方式，根本无法满足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求，从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语学习者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我国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知识的过程中，并没有机会去参与实践，学习到的知识仅仅为理论知识，与实际交际运用过程相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到最有用的知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进行考试知识的讲授，从而忽视了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笔者通过系统、全面的概述和总结，认为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教学理念和模式过于传统

目前，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主要存在教学思维理念和模式过于传统、落后的问题。在传统日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教学的核心位置，在知识内容阐述中，并不需要学生参与问答和实践，学生只需要被动的接受听讲，做好笔记即可。同时，教师要求学生只做好理论知识的深挖细嚼，以此来应对各类资格类认证考试。日语教师普遍认为，学生学习日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多了解和掌握一门语言，只要安全过级即可，并没有重视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部分日语教师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导致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不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水平普遍较低。

（二）教材内容设计不尽合理

笔者通过对我国部分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教材、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院校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主要进行日语基础词汇、语法等内容的教育，从大三开始，主要进行日语文学作品阅读，相关课题研讨和实践写作。整个日语教学过程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毫无关联。在这种教育背景下，由于教材内容设计方面并没有涉及到日本文化，同时缺少专业的跨文化交流实践教学环节，所以导致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效果并不明显。

（三）师资队伍建设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在日语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普遍存在水平较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高等院校尽管开设了日语专业课程，但是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在人力资源、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投入较少，导致师资力量过于匮乏，对日语教学形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由于部分日语教师能力、水平十分有限，对日本文化了解掌握程度不深，导致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中，难免会存在教学成效不显著、不突出的问题。

（四）实践内容较少，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存在实践内容较少、层次较低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认为，在日常日语学习过程中，仅仅进行一些简单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没有涉及到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同时，大量的理论教学代替了实践运用教学环节，根本无法满足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三、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高等院校日语教学过程中，日语教师要充分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增强自身业务水平，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与此同时，要深入、全面了解和掌握日本文化，通过文化引导教学，进而达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

（二）调整教材内容结构

当前，我国日语教材内容结构设计普遍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现象，这也是影响和制约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升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日语教材基本上都涉及到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听力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涉及。如此一来，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日语教材需要将日本文化方面的内容有机融合进去，并且定期进行日语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进而来达到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三）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由于多数高等院校教育经费十分匮乏，导致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大、水平不高，甚至存在零投入的现象。特别是在日语教师引进和培养过程中，由于经费投入过少，很难吸引到技能型、专业化、高素质的日语教学人才，最终导致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难以实现。因此，高等院校需要在日语专业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引入日语专业化、技能型人才，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度，充分提升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水平。

（四）充分强化实践教育意义，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7篇

论文摘要：在阐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语文化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做了探讨。主要从教室的配置、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材内容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el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并对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作了构建，提出了三段式教学方法即：(1)传授el本语言文化知识；(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目的是使学习者透过语言看到el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了解el语和el本社会，为将来与el本人实际交往提供跨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 男の日本? (佐佐木端之)

(2)[?荬?文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点—日本?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中??X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る日本人

(7)凳?の?雒妗⒌胜护椁欷氡憩F一なぜ客?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u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行??nbsp;立礼

(/china/">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び?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恍?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恍摹钡乃嘉?ㄊ揭园镏????玫乩斫狻V赋鲈谛矶嘤锞诚氯毡救酥?涠际峭ü?安觳拧崩赐瓿傻摹T谌沼镏械泵嬷苯又赋鍪且恢置挥小靶扪?钡模??芭?痢钡谋泶锶词且恢置馈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语行??nbsp;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在评价学生的准备的同时，指出了解日本人的习惯同样很重要，同时指明“体态语”必须注意到一些地方。例如眼神方面，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与欧美文化有所区别。日本人的点头与中国人的点头，日本人只是表示在听，中国人则表示同意。同时本课程主要讲述的是语言文化，其实习惯上的不同，同样很重要。通过这些点拨，让学生自己自主学习，并且让文化融人到学生自己的血液之中。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8篇

会议主题：务实、创新、高水平。

论文征集内容：

1.国内外日用化工新技术发展趋势

2.化妆品、洗涤用品新技术

3.新原料（包括香精香料及防腐剂）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4.生物、生化及天然活性物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5.日化产品的安全与功效性评价

6.行业法规与现代科学管理

论文要求：1. 论文字数以3000字左右为宜;2. 提交“论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作者职称及所从事专业”（论文摘要限定150字以内）;3 .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要中英文对照;4 .上交论文一律用word格式发到学会电子邮箱;5. 论文征集截至日期为2007年 7月 30日。

论文评选：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表彰奖励、颁发证书；对青年优秀论文推荐上报北京市科协。参加评选；所有获奖论文作者的名单登载在《中国化妆品》和《北京日化》杂志上；对征集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论文集。

收费标准：参加讲座的外企及有关单位按30分钟/场，每场收费2000元。论文集广告费：彩页 2000元，黑白（文字） 1000元。

交费时间：2007年 8 月 15日前汇至北京日化学会。

研讨会期间设有新产品展示：内容：日化产品、原料、设备、包装、OEM、新技术成果转让业务洽谈。

规格：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价格：1500元。报名截止时间2007年7月30日。

学会地址：北京市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2号

邮编100061

联 系 人：刘静安 胡翠兰

电话：010―6711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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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文化交流 应用语言学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3] 文炼.汉语语词的节律问题[J].语文建设，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