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1篇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

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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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2篇

关I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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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3篇

关键词：中日两国文化；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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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4篇

【关键词】 跨国经营 文化冲突 跨文化管理 在华日本企业

一、跨国经营及文化冲突的概念

所谓企业的跨国经营，是相对于企业的国内经营而言，其内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从广义上讲，凡是参与了商品、劳务、资源或技能的跨国传递和转化的企业都可以算作是参与了跨国经营；从狭义上讲，是指企业以国际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贸易为目标，进行的包括海外投资、营销在内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即在获取、产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开发目标的确立等方面，将企业置身于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参与国际协作和竞争等一系列经营活动。

对于文化冲突的定义，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林堡大学的霍夫施泰德教授认为，文化不是个体特征，而是有相同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的“共同的心理程序”。这种程序对人的价值观念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定向”作用，这就会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会以自己的文化模式所提供的框架来理解和评价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这必然会导致矛盾，从而产生冲突。

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不仅包含跨国公司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包含了企业内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二、中日文化的异同

1、相似性

在相似性上，中国和日本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文化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和”的认识：中国和日本都崇尚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的中庸之道，同样都强调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即个体必须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群体的需要，同样，群体也不能将个体置之不理。此外，两国的文化中都强调要注重道德修养和个人的涵养，都注重人才，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

2、差异性

（1）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主要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有关，中国文化可以将外来文化进行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在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几次大规模且较为彻底的革命运动。但是日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虽然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但是在包容性的表现和内涵上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差异：只是在表面上进行学习和模仿，虽然吸收了东西方文化，但是日本的文化核心并未受到影响，其天皇制度也一直沿用至今。

（2）等级观念完全不同。中国的等级观念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思想，尊崇君臣父子、尊老爱幼的观念，同时，中国文化中要求忠于国家，孝敬长辈，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而日本所尊崇的是与生俱来的等级差异，日本人习惯依据职位等级的差异提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这与日本长期实施的天皇制度和森严的武士道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对于“差异性”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在工作时更多的提倡个性。但是日本人则更多的是强调规范而不注重个性的培养。

三、在华日企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

由前文已经给出的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解释可知，要了解中日间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即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本文将主要对在华日本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为例进行研究。

1、从企业的外部层面来说

企业由于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进入到东道国，势必会受到东道国来自政府、供应商和消费者等方面带来的文化影响。从这个层面讲，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如果处理不好文化冲突的影响，则会导致企业在东道国受到国民的抵制，甚至是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制裁。

近年来，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抵制日货”和“抵制华货”的事件又频频出现。许多人士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为属于朴素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是被动行为。而日本的“抵制华货”则是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体现，是主动行为。但归根到底，这属于中日跨国企业所遇到的文化冲突的外在层面。

2、从企业的内部层面讲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为了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到东道国，完成本土化的战略，必须要在东道国聘用大量的当地员工。有时企业为了实现其全球化扩张的需要，员工构成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企业内部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便容易产生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是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冲突；二是企业所聘用的当地员工和企业原先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根据上文所述的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中日文化差异性的对比来看，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种族优越感导致文化尊重方面产生的冲突。中国方面自认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日本文化大多学自中国文化，所以导致在日本企业中部分中国员工对日本文化存在歧视，认为在日本企业中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跟随日本企业进行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学习，无需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而日本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在经济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在企业中，部分日本员工自以为是，夸大本国文化的重要性，由此产生文化冲突。

（2）语言沟通和表达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冲突。由于中日文化的不同，交流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烈的矛盾心理，在交际方式上，日本员工更多的是选择含蓄和暧昧的方式进行表达，表现出善于压制自我，不善于表达自我；善于牺牲自我，不善于伸张自我的特点。而中国员工的传统文化注重感情，强调人际关系，在某些方面以“个人优势”作为评价标准，更善于表现自我和伸张自我。

此外，在表达方式上，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神态、手势、表情等所象征的意义也有着不同。例如，日本人出于礼貌从来不说“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就是赞同的。

（3）由于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冲突。日本员工可以把为企业作出贡献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为了企业的需要，员工可以主动放弃个人利益而加班加点，并且从不轻易选择跳槽，所以日本员工对于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和归宿感；但是在这方面，中国员工则很难接受，更多的中国员工认为企业付给我多少报酬，我就为企业付出多少劳动和忠诚，所以员工和企业间的关系非常脆弱。

此外，日本员工对于工作非常认真，而中国员工由于对企业缺乏相应的责任感而常常工作散漫：一方面日本人对于中国员工的工作效率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过于死板，从而在文化意识上产生冲突。

四、应对中日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跨国经营的顺利进行，实现其发展海外市场，获得更高利润的目标，解决文化冲突势在必行。要解决文化冲突，就必须从产生文化冲突的两个层面入手，即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外部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但是由于在华日本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外部层面多是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造成，所以本文在此对于产生冲突的外部因素不做过多阐述。

在解决企业内部文化冲突的措施中，实现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法之一，国外对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国中心论、客国中心论、区域中心论等理论研究上。笔者在此，根据中日间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特殊性，总结跨文化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提出以下措施。

根据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内容，跨文化管理可分为三个步骤：识别文化差异，文化敏感性训练和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1、识别文化差异

很多文化间的冲突并不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摒弃，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文化差异性的忽视。所以要消除冲突，首先要认识冲突，承认冲突的存在。

针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在认识文化差异方面，不能因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所以就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也不能因为企业是日资、高层管理者来自日本就放弃本民族的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两国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寻找两国间的差异所在，并尊重这种差异。其次则是要学习差异，实现优势互补。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中日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虽然在包容性的内涵和表现上存在着不同，但两国文化在包容性方面都存在着绝对优势，从理论上讲，两国可以很好地达成和平共处。但是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华日本企业内部，中日双方在肯定差异并接受的方面并没有理论中想象的顺利。主要原因更多的则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问题，以及多年来沉积的未曾真正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这一方面讲，日本高层必须在政治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态，或者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用实际行动证明企业在华正常持续经营的决心，以求得到中国员工的尊重。

只有承认了文化差异的存在，才能在后续工作中为双方建立沟通的桥梁，为解决文化冲突铺路。

2、文化敏感性训练

在充分认识文化并承认差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把员工聚集在一起，以各式各样的培训，最终达到员工对不同文化的适应和反应能力，以此来打破固有的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融合。

要进行文化敏感度训练，首先就要增强员工间的互信。来自日本的高管以及员工都要消除日本文化中固有的“矛盾性”，将自身文化中的“自卑感和优越性”降至最低，实现员工之间的互信。例如，在许多日本企业中，都存在着录用人才方面的困难，因为许多日本企业高管依然将自身的“优越性”带到面试场和工作中，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的员工在素质和能力方面都不及日本员工，从而对面试者产生隐性歧视。同时，许多中国员工因为对收入、晋升和业绩评价等方面存在不满，而纷纷离去。因此，双方可以通过定期的沟通等方式来努力提高双方的互信度。

只有提高了互信度，员工间相互信任，才能使各种敏感性训练顺利进行。笔者在此较为倾向于以下两种方式：跨文化培训和思维方式训练。

在跨文化培训过程中，可以组织员工到两国进行互访学习，或者在企业内部进行短期培训，让员工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风土人情、法律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在不消除员工固有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或消除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

思维方式的训练就是需要员工在了解基本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了解员工内心的思维，让两国的员工能认识和学习使用两国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以此消除两国员工在沟通和表达方面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

3、建立共同经营观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相对持久且可以延续的理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可以使员工在一个存在差异化的环境中，以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协作，为员工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减弱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过文化差异识别和文化敏感性训练等，可以提高员工对于文化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认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不断减少文化摩擦，使得每个职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从而建立起共同经营观，增强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总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更好地完成其扩充实力，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寻求低成本高产出生产基地的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冲突。对于在华日本企业来说，中日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文化间相似多差异少，且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更要消除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谋求更长远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显英：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识别[J].经济管理，2003（1）.

[2] 徐莉：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跨文化管理策略[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6）.

[3] 赵玉乐：浅谈日本文化的源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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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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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瑞，唐璞，舒安琴，石芸.两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医学结果的差异性研究[J].天津科技，2014（12）：71-73.

[4]赵冬梅.基于已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分析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5（06）：50-53.

[5]陈燕，丁岚.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缺陷分析[J].中国出版，2014（16）：12-14.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6篇

张菁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保定 071051 ）

【摘要】：本文为了对团队文化管理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并通过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加以深化，针对A企业的团队文化管理展开了研究。本文首先描述团队管理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为下文的阐述埋下铺垫，主要是对团队管理的概念和类型进行阐述；其次对A企业进行了团队文化管理现状分析，根据所调查的内容对A企业的发展进行总结；再次针对研究A企业所发现的问题一一列出，等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得出结论。

关键词：团队管理，问题，研究

一、团队管理类型 

    团队管理的类型可以按照多种标准进行划分，有根据人员规模、人员素质、团队功能等等进行分类，主要目标都是为了使得团队能够更好地完成团队任务。

1、工作团队 

   工作团队是指对某一特殊过程负责，成员通过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而产生积极地协同作用，并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达到团队绩效大于个人绩效。

2、自我管理团队 

  自我管理团队是指直接管理所在过程或部门的日常运作的员工群体，通常由10-15人组成。

3、虚拟团队 

虚拟团队就是在虚拟的工作环境下，由进行实际工作的真实团队人员组成，并在虚拟企业的各成员相互协作下，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二、A企业现状

A公司成立于1946年8月,由日本B公司和德国C公司共同出资,一家专业生产密封件及减震减压件的全球集团公司,注册资本1450万美金,投资总额2800万美金,日德双方各占50%。截至2012年1月集团在中国的直接雇员人数达到4000多人,其中4%日本籍、4%德国籍、91%中国籍和1%外籍(非中、日、德籍)。这家有着50多年合资历史的集团公司,两个投资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

与很多在华的跨国公司不同，A公司是一家没有本土合资成份的合资公司，公司的多元化的人员结构注定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多文化风格带来了复杂的管理问题，而公司

就是由无数个团队组成，所以管好了无数小团队，就如同管好了一个公司大团队。我们

能从A公司的管理案例中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并提出改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助到

A公司的团队文化管理，使其在华的发展之路走的更顺利和精彩。

三、A企业团队管理问题

（一）团队文化存在差异

    根据共同经营协议，为加强企业管理，执行官由日德双方联合担任，各家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日方、德方交替担任。以正、副总经理为首的经理班子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日本管理者的沟通语言较为简洁，意思不明确。但不同的是德国管理层的沟通一般都是比较直接的，明确表达出自己意愿的方式。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会造成沟通中的问题激增，或者导致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这就是团队文化存在差异造成的，所以说不能小看团队文化给一个团队所带来的影响。

（二） 团队管理制度差异

    在团队合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工作，规范团队成员的共同标准应当是什么?西方企业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严格和完善的条件下开展经营与管理，而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依靠国家计划和上级指令来行事，过于拘泥于条文。

在A公司,日本的管理方式主要以按照规则进行，但是这个前提是已经制定好了各个方面的规则，并能予以实施。譬如:日本团队由于习惯加班，认为加班也是自身的职责之一，但是德国团队认为如果加班就应该得到加班费，这就会造成两方面工作时间上的冲突。因为如果日本团队总是组织自行加班那么整体团队队员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会造成德国团队队员的不满员，觉得自己合法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很可能对工作的积极性减少，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

（三）团队管理考核差异

A公司一直以日式的人事管理理念进行着,体现在人事考评制度上,关注“人”为感受。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员工自身的感受和幸福着指数。但是,在60、70时年代的中国人中,“大家庭”式的经营理念,往往会被理解成大锅饭,功过不分,滥竽充数的消极怠工者屡见不鲜。用“态度决定一切”的理念来考核员工,对于他们那代人或许还行的通,但对于80后90后的新中国人,再用这套已经无法驾驳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适应老旧的管理方式，他们更加需要个性化的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差异化的管理，彰显个性。态度固然重要，但结果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

四、A企业团队问题解决办法

（一）正视团队文化差异

对于一个多文化的团队,要想统一思想、统一行为,首先要了解彼此,认识差异。本文中阐述了多种文化维度,并因这些种类的文化产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反映在企业的工作之中，因为员工之间工作的原因才会造成了团队文化差异的突出，A企业员工的交流不畅正是由于其管理层与下属员工的文化差异。所以在打造跨文化团队的第一步,要正视团队个体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同时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融合。

（二）规范团队行为,建立企业团队文化

一个企业要塑造新人,使其热衷于服务于企业,并形成一个规模群体,需要倚靠团队文化。对于A公司,一直没有系统、明确的企业行为文化,对于各个分属公司而言,每个公司都保留着自己的特色，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风格，不管是德式的、中式的还是其他的。这就说明跨国的文化规范化尤为重要，只有进行了合理的规范化才能使得企业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竞争中处于优势。

（三）克服“文化休克”,培养文化意识

加强一个企业的团队文化意识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所以说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该重视并实施企业的团队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是建立跨文化团队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文化意识的建立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尤为重要的。就拿A企业来说，日本团队和德国团队的队员他们的团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以后如果还有新的国家的队员加入进来这就更加需要企业整合成一个全新的企业团队文化。

五、结语

本文以A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相关的文化理论知识为基础,从文化沟通方式中的个人等方式来分析。本文介绍了跨文化团队的类型，文化差异理论，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团队的影响，以及应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团队影响的理论方法，从而得出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姚洁. 广西外国语学院外语培训项目团队管理研究[D].广西大学,2013.

[2]赵真. 基于知识共享的高校教学团队管理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3.

[3]单巍. 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模式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7篇

【关键词】做事能力；家长；幼儿；期望；中日韩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5-0049-04

幼儿做事能力是指幼儿能够用双手直接或间接操纵一定工具独立完成与生活、游戏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手和身体的动作及两者的相互协调，因此幼儿做事能力与动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个体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成熟与生活环境两个方面。〔1〕国内外学者对动作发展在生理成熟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并制订了一系列动作发展常模和评估量表，〔2-5〕但对那些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动作技能的发展特点、趋势则缺乏研究。〔6〕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下，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动作的发展是成熟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物理环境、父母的抚养等环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7〕

本研究试图将幼儿动作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作一跨文化比较研究，考察三个国家之间3~6岁幼儿做事能力以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是否相关，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父母抚养观念对幼儿做事能力的影响。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834名幼儿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共获得3~6岁幼儿有效样本722份。其中中国218份，占30.2%，日本310份，占42.9%，韩国194份，占26.9%。722名幼儿中男性幼儿355名，占49.2%，女性幼儿367名，占50.8%。幼儿年龄分布为3~4岁的124名，占17.2%，4~5岁的281名，占38.9%，5~6岁的317名，占43.9%。研究者采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一、结果与分析

1．幼儿做事能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者根据SPSS输出结果中的成分矩阵,将20个项目聚成5个因子,它们的维度归属如下:第1个因子包括7项(第7、14、15、17、18、19、20项),反映的主要是在完成较复杂或较粗放的任务时双手的协调性和力量,因此命名为粗大动作技能；第2个因子包括5项(第2、3、5、8、9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对游戏对象的操纵能力,因此命名为操纵物体技能；第3个因子包括3项(第4、6、13项),其中两项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另一项是能正确握住铅笔绘画的能力,因此命名为精细动作技能；第4个因子包括3项(第11、12、16项),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完成简单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家庭事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家务劳动技能；第5个因子包括2项(第1、10项),反映的主要是能按一定次序完成某项连续任务的能力,因此命名为连续动作技能。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比较

（1）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总体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对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做方差分析，F值为8.093，P=0.000

表1显示中日、日韩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韩幼儿差异不显著。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日本。

（2）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在五因子上的比较

中日韩三国幼儿在做事能力的五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别变量在幼儿做事能力五因子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

表2显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均显著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幼儿的操纵物体技能和家务劳动技能高于中国幼儿，但无显著差异。中国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虽略高于韩国幼儿，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操纵物体技能则显著低于韩国幼儿。日本与韩国相比较，日本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操纵物体技能和连续动作技能显著低于韩国幼儿，家务劳动技能显著高于韩国幼儿，精细动作技能与韩国幼儿无显著差异。

3．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

比较

以国别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F=8.801，P=0.000

中日、日韩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韩家长差异不显著。其中，日本家长的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

4.五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的相关分析

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之间在五因子上有显著相关,各个因子上幼儿做事能力得分和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见表4中对角线）。

二、讨论

1.幼儿做事能力发展水平和家长对此的教育期望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但多重比较的结果却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与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日本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最高，而日本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最低。这个结论与相关事实存在矛盾。例如〔8〕，1992年8月，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夏令营的长途跋涉活动中，中国孩子的吃苦精神、做事能力和意志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孩子。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日韩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又一次在内蒙古举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研究者分析了研究结果与现实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幼儿做事能力得分是家长评价的结果。因此，中介变量――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存在着基于不同期望的差异。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是客观的，但日本家长的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幼儿做事能力评价过低；相反，中国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几乎没有期望，所以对于即使是相同的幼儿做事能力的表现，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等级。韩国家长的期望水平和对幼儿做事能力的评价居于中间水平。

2.中日韩三国幼儿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期望异同的可能性原因探析

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机体自然成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等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期望值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也越高。日本和韩国经济高度发达，生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并成为强者，两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怀有较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用人制度上唯“文凭”是论，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很少，再加上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中国家长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第二，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同，导致教育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9〕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家长仍将学习作为获取尊严、地位和“光宗耀祖”的主要手段。读书与富贵利禄紧密结合〔10〕、考试分数决定成败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家长将学习成绩看得高于一切。张勉〔11〕对中日家庭教育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家长在研究者列出的8项家教内容中，把“注重子女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历教育”排在第二位，而日本家长则把此项排在最后，足见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比较低，认为只要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火山众多，地震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国民生存危机强烈。〔12，13〕此外，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种群的角度来看，都具备强烈的民族进取心。〔14〕生存意识、民族本性使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15〕由此，日本家长比中国家长更关注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并对幼儿做事能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16〕对学历教育非常重视。但韩国比中国更易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在教育观念上，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结合。〔17〕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因此，韩国家长培养幼儿做事能力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增强，略高于中国家长，但还远不及日本家长。

三、结论

1．本研究在幼儿做事能力和家长期望的差异检验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日、日韩差异显著，而中韩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幼儿做事能力的高低和家长期望的高低完全相反。中国幼儿做事能力高于韩国幼儿，而韩国幼儿又高于日本幼儿；日本家长期望高于韩国家长，韩国家长又高于中国家长。中日韩三国幼儿做事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家长期望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及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2.幼儿做事能力得分与家长期望得分显著相关。中日韩三国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影响对幼儿做事能力的主观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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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口顺子．日本儿童的吃苦教育〔N〕．中国教育资讯报，2002-04-04(7).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8篇

关键词： 初中英语教学 中西方文化差异 文化渗透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往往会把语言作为反映民族文化的镜子。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因此会存在语言的差别。例如：英语中的lucky dog指幸运儿，old dog指老手，汉语中“狗”常表示贬义，如“狼心狗肺”、“走狗”、“狗仗人势”等。这正说明了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尤其是初中英语教学，教师除完成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外，要增加英语的文化含量，同时把英语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跨越中英文化的差异及障碍，有效理解其语言现象。

近年来，我国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渗透越来越重视，但在日常教学中，有些教师急于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不能很好地传授西方文化，只是抓住课本，把教材中的一些例文、例题进行语法的分析。本文针对初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渗透的现状进行了反思。

二、初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渗透现状

在我国初中英语教学，一些教师把重点放在语法、词汇的记忆、句型的分析上，忽略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应试教育”的冲击之下，教师也不得不把学生的考分放在第一位，从而无暇顾及西方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

三、在英语语言教学中西方文化的渗透

中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影响学生正确理解英语中的词义、句义、习语等，因此在初中英语中渗透这些文化差异的知识尤为重要。

1.通过地理文化差异渗透文化意识

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各异，因此文化就会有很大差异。如：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一般“西风”、“西北风”指的是冬季凛冽的寒风。而英国人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因此对west wind的联想总是暖暖的。因此英语教学中必须渗透相关的地理文化。

2.通过习俗文化比较渗透文化意识

（1）中西不同的寒暄问候

西方人一般打招呼都用Hello，Hi，更亲切的可以用“How are you?”，西方的寒暄忌询问对方的私事。而在中国见面常问：“你要去哪？”“多大了？”“结婚了吗？”等，这类的问候常常会引起外国朋友的误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候干涉个人自由。因此，教师给学生进行适当的文化补充，将有利于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

（2）答谢语的不同

“Thank you”在英语中的应用比汉语中的“谢谢”要宽泛很多，不仅用于社交场合，更是家常用语，如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父子之间，只要存在感激就可以用“Thank you”，甚至在拒绝别人提供的方便时也可以用“No，Thank you.”。例如：“A：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B：No，Thank you.”

（3）电话用语

在信息时代，电话是一个重要的日常交际手段。“May I speak to somebody?”“Is that somebody speaking?”是西方人的电话常用语，用“This is...”作为回答。而中国人则常常说“我找某某，你是谁”等。由此可见，学生如若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必将闹出笑话。

语言本身就源自于生活，教师要把这些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融入英语教学中。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灵活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而且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教师要鼓励学生多渠道摄取文化养分。21世纪是信息时代，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观看有关电影，通过观看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并从中熟悉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应答方式及内心感情。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加强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素质，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积极正确传播解释西方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加深学生对文化的理解，让学生在语言中学习文化知识，在文化环境中理解语言知识，从而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张会静.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2］黄志华.浅论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教法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1，（18）.

［3］顾菊华.试论文化渗透与专科英语教学.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8）.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第9篇

中日文化差异日汉翻译求同存异一、前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可以说，翻译是一门集创作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语言艺术，涉及到诸如语言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多门类学科。翻译的目的在于利用两种语言相互转换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中、日文化几个方面的差异着手，探析中文和日文翻译之间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方法。

二、文化差异和翻译原则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交流。日本人称：「中国は日本の文化の母国である（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至深，日本人的思想、情爱、伦理、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无不带有中国古文化的痕迹。但由于日本民族一方面善于追求新事物、新观念，喜好模仿，并能巧妙地将他种文化有机地调和吸收，变为己有、为己所用；另外，又顽固地坚持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民族意识等，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排斥性地选择与本民族文化不相冲突的并可完善自己的东西，执著地维护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双重性格所致，中日文化又存在许多相异的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鉴于中日两国历史上和地理上的文化交流特点，翻译工作也应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采取符合中、日民族语言习惯、文化特征的表达形式灵活处理。在涉及到文化方面的翻译时不能采取入乡随俗的办法，这种翻译无助于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达不到翻译的目的，反而起到了阻碍的副作用。

1.生活环境的差异

中日文化上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绝不能互相替代。水稻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作物，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对水稻及其相关的事物（如「米、、、畔、田、等）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日语语言中有许多和水稻有关的表现方法。如：表现自私行为、一切为自己利益着想，称「我が田に水を引く；形容事情棘手不好处理，称「をく；形容各有所长，称「は屋；形容吃不上饭、揭不开锅，称「の食い上げになる；由于喜欢对方以致把任何东西都不假思索地送给对方，称「田もやろう畔もやろう；表示殊途同归，称「田を行くも、畔も行くも；形容有地位而无实权，称「の形；福从天降，称「いた口へ；锦上添花，称「に砂糖；穷奢极侈，称「の皮むく等等，都是稻米文化在生活中的巧妙应用。因此，在汉译这些词语时，应译出这种“稻”的异味。水稻在中国尤其南方广为栽培，但中国农作物品种繁多，因此水稻并没有形成单一的文化。反之，树木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不但为中国人提供了诸多方便，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言词汇，形成了树木文化的语言特色。

2.生活方式的不同

人们的生活方式主要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来体现，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各自的文化上均会得到充分的显现。中日文化的差异最明显的还是体现在饮食文化之中，这是不同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意识，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史，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封建主义起着主导作用，封建士大夫阶级有权有势，在生活上为所欲为，穷奢极侈，变换着吃法，随之也就产生了众多吃的学问。平民百姓生活艰辛，鱼肉荤腥是很难享用的了，不过在士大夫阶级吃的学问的影响下，一旦弄到点儿鱼肉什么的，也不甘粗制滥造，总是想方设法精心烹饪一番，当一饱口福之后，在精神上也能获取某种安慰。反观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只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史，其封建阶级的势力，远不及中国的雄厚，且日本地域狭窄、物产不丰、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接受欧美文化较快，统治者的目光重点放在对外扩张、经济发展上，因此也就很少顾及吃的了。

3.审美意识的差异

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中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一点一点积淀而成。中日两国由于各自的发展历程、地理环境等的不同，两国的审美意识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龙”和“凤”，这尽管是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但在中国人的心中，“龙凤呈祥”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皇宫，碑坊梁柱多饰以“龙、凤”以求祥瑞、颐和，欢乐庆典，男婚女嫁也多以“龙、凤”谕示吉祥、和睦。至于语言中的“龙、凤”更是比比皆是。

尽管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尤深，但这种传统的“龙、凤”观念，日本人所知甚少，更谈不上崇尚“龙、凤”的文化意识了。反之，日本人对“狗（犬）、猪、龟”等中国人颇为贬斥的动物却抱有好感，以“犬、猪、龟”作为姓氏的也大有人在。据日本全国姓氏网统计，带“犬”字的姓氏有74个，带“龟”“猪”的姓氏各有100之多，可见日本人对它们的喜好。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民族对动物怀有一种亲切感之外，主要还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所造成的文化现象。日本人认为“狗”忠诚，“猪”健壮，“龟”长寿……对于人生，这些正是梦寐以求的品质。中国人则一般认为“狗”下贱、讨厌，“猪”污秽、懒惰，“龟”鄙俗、欠雅……尽管“狗、猪、龟”对人类贡献很大，但人们仍然对它们不怀好感。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现象。由于中国人对它们的偏见，因此产生了许多的贬义词。

三、结语

中国和日本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是语言和文化都不相同的两个实体，相同相异，相互融合在一起，中日文化不是等效的。正因为如此，把一种异质文化通过翻译进入到另一种文化领域，这中间不可能没有差距。在文化翻译中，“求同”不易，“存异”也难，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时还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某种合理的“折中”。译事之难，莫过如此。

参考文献：

＼[1＼]朱宪文.浅析中日文化差异和日汉翻译＼[J＼].科技咨询导报，2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