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教学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05-01
一、钢琴艺术史课程定位
钢琴艺术史课程作为钢琴课程当中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了教学工作者的关注，钢琴艺术史和古代音乐史、现代音乐史一样有着极高的地位。作为介绍钢琴发展历史的课程，它从根本上对钢琴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历程进行了详细介绍，让学生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到钢琴的基本知识，从而提高钢琴器乐的基本素养，进一步为日后从事钢琴工作打好基础。不同的时期，钢琴的功能和历史地位包括演奏方法、内容都有所不同，因此加强这门课程的教学研究，对理解钢琴作品的艺术内涵极其重要。
二、从作家作品的角度进行教学的思路
俄罗斯钢琴艺术史教学历来重视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去教学，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教学思路可以传达给学生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让学生明白不同的音乐内容代表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每一个作品、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对艺术的理解，他们通过对作品的创作赋予自己的理解，通过这种教学可以更加直接地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人性化特征，抓住人的本质，并且有效理解音乐之间的传承关系，这才是教学最终的目的。
三、从钢琴家的演奏角度进行教学的思路
西方钢琴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流派，如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法国学派、意大利人民学校、波兰学派等，不同的钢琴学派在钢琴、钢琴作品创作与教学上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各有特色。俄罗斯高校在钢琴艺术史教学当中，通过对钢琴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提高钢琴演奏的效果。从旋律方面来看，他们都对旋律的历史发展十分看重，无论是优美动人的旋律，还是隐晦的旋律，都十分重视。而且重视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之间、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素材当中不分彼此灵活运用，不拘泥于传统理念创作，让每一首音乐作品都突出个性，具有形象感和画面感，这正是俄罗斯高校教学的最大特色。
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课程的十分注重和弦的教学，和弦在这里被严格划分成低音、中音、高音等不同层级的和弦部。在音乐思想和艺术风格上，他们也强调音乐思想的继承精神和创新能力。在调式调性上面，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课程重视各类音阶调式的学习，比如整音音阶、大小调调式和五声音阶等。
四、从跨学科融合的角度进行的教学思路
近年来，俄罗斯高校在钢琴艺术史教学当中很重视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思路，他们把这种思路带到了实验课程的教学当中，他们认为，钢琴艺术史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跨学科的发展，文学、艺术、美术等，都对钢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比如在印象派音乐的发展当中，以德彪西为首的代表人物，他们就从文学当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拉威尔也是如此，他也曾经创作过音乐《空求》，它和德彪西一样，也是从这首文学作品当中获取营养，为我所用，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可见，钢琴艺术的发展从来就是具有跨学科的特色，因此，俄罗斯许多高校在进行钢琴艺术史教学的过程中，秉承了这种教学思路，这对他们的专业教学帮助很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课程的教学思路十分先进，它的教学特征与现代表演艺术创作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具有开放的姿态。俄罗斯高校钢琴术史课程的教学特征十分注重民族性的展示，它代表了一定的民族立场。从艺术观点来看，主要阐述了社会阶层对艺术的影响，社会阶层在艺术观点形成中起主导作用。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所代表的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从美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一种生活美学艺术作品。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课程的声乐教学特征首先包含了民族艺术史的特征，它充分吸取了民族艺术的精华，这既是传承也是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俄罗斯高校钢琴艺术史课程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本文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好处的，最终是对我们的现代高校钢琴艺术史教学思路的创新具有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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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晓萌.当代中俄高校钢琴教学体系比较初探[D].辽宁师范大学，2014.
作者简介：
一、研究意义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新的音乐教学应是师生共同体验、创造、表现和享受美的过程。”而将校园音乐剧融入地方优秀民间故事，因地制宜地结合新教材进行创作、改编，并把演出、评价的全过程引入音乐课堂教学，是学校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研究。因此，探索利用儿童音乐剧推广传承地方优秀民间故事的方法，结合我校特点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
小学儿童音乐剧是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音乐综合实践形式。题材从古至今、由真到幻。在教学上遵从“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培养兴趣爱好；重视音乐实践，增强创造意识”的理念来开展。引导学生搜集地方优秀民间故事，通过学生主动学习、探究、创编、排练、展示音乐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实践中发展学生的表演才能和创造才能，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和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
二、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1、调查了解我校学生对音乐剧和地方优秀民间故事了解的现状。
2、探索利用儿童音乐剧推广传承地方优秀民间故事的方法。
（二）研究内容
1、我校学生对儿童音乐剧和地方优秀民间故事了解现状的调查研究。
（1）针对学生对音乐剧了解与喜爱程度进行课堂观察 。
(2)采用问卷、访谈等形式调查、收集数据 。
(3)分析小学低高段学生对音乐剧和地方优秀民间故事了解和喜爱程度所造成的的问题和原因。
2、利用儿童音乐剧推广传承地方优秀民间故事策略的研究。
（1）教师转变观念，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表演能力的培养。
（2）关注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保护和激发学生创编和表演音乐剧的欲望。
（3）针对小学不同学段，有侧重的培养学生创编和表演音乐剧的能力。
（4）针对音乐不同课型，有方法的引导学生参与音乐剧的创编和表演。
（5）训练方法辅助，提升学生创编和表演音乐剧的能力。
三、研究思路
首先，以本校各年级音乐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行动研究为主，即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边探索，边检验，边完善，把研究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边归纳，边总结，将课堂教学与研究工作相结合。在“预设计划实施计划回顾反思调整计划再实施再反思进一步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探究出利用儿童音乐剧推广传承地方优秀民间故事的有效策略；最后，把课题研究成果在校内甚至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以实现成果共享，使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四、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查阅国内有关小学音乐剧培养方面的论文、著作等，进一步寻找本课题实施的理论依据以及可资借鉴的优秀经验。通过文献研究启迪我们的思想，开阔研究思路。
2、调查研究法：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访谈等形式，了解小学阶段学生在音乐课堂上的音乐剧了解成都，以及他们喜欢音乐剧的情况，分析原因，对症下药。
3、行动研究法：在案例设计中侧重体现学生参与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践研究，观察其有效性和高效性，做好反思和记录。
4、经验总结法：通过课堂的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反思，总结，探求适合我校学生的音乐剧教授方法，真正将地方文化融入到音乐课堂中。
五、研究步骤
研究时间：2018年1月——2020年1月
准备阶段（2018.1——2018.6）
这一阶段完成课题研究主题酝酿，资料积累，文献研究。通过召开课例组成员会议，确定主题，选择课题，制订研究方案，学习相关理论，挖掘优秀民间故事，为研究的开展做好充分准备。
实施研究阶段（2018.6——2019.6）
1、专家论证后，修改课题研究方案，根据研究目标和内容确定各年级具体研究内容。
2、根据课题方案进行课题组成员分工，确定各年级研究人员，撰写研究方案并开展研究。
3、根据研究需要，定期请顾问来课题组指导，保证课题研究的正确方向。
4、每学期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课堂教学研讨会，一方面请课题组教师上课，其他教师或专家听课、评课，进行互动指导。另一方面，开展教学案例、论文、反思随笔的交流与评比。
5、建立课题组月交流制度，以教研组为单位，开展及时有效的交流。探讨研究过程中的困惑，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分享研究过程中取得的点滴经验、成果。群策群力，不断优化数学语言能力培养教学结构。
6、定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自查，及时整理、积累课题研究材料，作好档案工作。
总结阶段（2019.6——2020.1）
1、在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对各种材料进行整理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入手，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2、课题组教师积极撰写论文、案例、随笔，编撰课题研究成果集。
3、组织音乐剧校社团的同学们排练和演出，录制优秀儿童音乐剧光盘。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市教科所秋季学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全面提高经开区音乐学科教育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以教研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研究、培训、指导和服务的职能作用，为我辖区音乐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工作思路
本学期音乐学科教学研究的工作思路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九年义务教育（2011版）音乐课程标准》，反思课程改革以来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研究、指导、服务”的品质，要以提高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以课题研究和教研组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对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指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学科中心组和学科基地的功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搞好课外兴趣小组和各项艺术活动，努力促进我辖区音乐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三、重点工作
（一）常规教学指导细化工作。
坚持经常深入基层学校，深入班级课堂，进行常规教学、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指导，发挥研究、培训、指导、服务的作用。
（二）教学研究质量提升工作。
积极开展调研、主题教研和学科教学研讨活动，打造高效精品课堂。
（三）师资培训活动落实工作。
围绕我辖区音乐教师的队伍特点，认真做好各类培训工作；以岗位能力、教学基本功为重点，切实抓好教师队伍培训。
（四）艺术比赛组织开展工作。
根据2018年xx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活动通知，认真落实文件要求，10月初组织辖区各学校进行城区选拔赛。
四、工作内容及措施。
1.坚持研培一体化，进一步加强教学指导、引领。
结合我辖区实际、学科教师队伍现状，坚持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加强对常规教学、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案例、教育叙事和教学反思等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发展的指导和引领。10月份，音乐中心组成员不定期到各校进行听课、指导、培训，教师课堂存在的问题做积极的分析和研讨，为老师的课堂实效性进行指导、服务。特别是边远学校，将组织优秀教师进行送教下乡活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 积极开展系列教研活动，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新形势和新途径，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
（1）利用好教师QQ群平台，搞好“互动合作式”集体备课活动,实现传统教研与网上教研相结合,通过集体大备课,激发广大音乐教师的教研热情,既加强了校际之间教师的学习交流,又减轻了老师的工作的负担,提高了备课实效。
（2）做好各个学区音乐教师联片交流活动。通过“磨课”“演课”“同课异构”等教研方式,展示课堂精彩,创新理念,创新课堂,创新方法,打造优质高效课堂，推出优秀教育研究成果和精品课，全面提高音乐学科教师的整体素质。 。
3.加强音乐教师专业技能与课堂教学能力培养，举办专项技能主题展示活动，发挥中心教研组教学示范。
1.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培训。
重视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专业技能方面的提高与进修,定期开展“声乐”“器乐”“舞蹈”等音乐主题活动,对青年教师的范唱伴奏能力要有一定的考核要求,使广大音乐教师积极参与,相互学习,加强音乐基本功训练,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为了能推选优秀教师参加xx中小学音乐教师五项全能比赛，预定11月初开展本辖区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
2.重视课堂教学能力培养。
充分发挥中心教研组的教学示范作用,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发挥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优质课获奖者的榜样激励效应。通过录像或现场课观摩精彩课堂展示,经验介绍,专题研讨和与名师对话互动等,引发教师们对课堂教学设计与组织的深度思考,进一步总结我辖区优秀音乐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4.继续落实“艺术体育2+1”项目的开展情况，组织开展好艺术节比赛，发展学生素质，丰富校园生活。
1.调研各个学校大课间以及课堂乐器的开展情况，把有成效有特色的学校积极做好重点扶持和指导，并作为典型在城区推广。
2.根据市教育局艺术节的文件要求，开展主题为“阳光下成长”的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城区比赛时间定于10月初，各校老师提前安排好训练时间，保证节目质量，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和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推选出精选节目后，中心组成员对出线节目质量进行把关或者指导，争取推出能够代表经开区优质精品节目，力争金奖。
2018年秋季学期音乐兼职教研工作月行事历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九月
1、深入基层学校听课指导
2、协助教研室开展2018年智慧好课堂城区选拔赛
十月
1、协助开展城区中小学艺术节评比活动
2、开展音乐教师学区联片教研活动
3、送教下乡
十一月
1、 举行音乐教师五项技能选拔赛。
2、进行辖区教研活动（观摩优质课或邀请专家讲座）
十二月
这80年，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强盛的80年，是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初步繁荣的80年，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崛起的80年。茅原亲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争、动乱和社会巨变，他似一颗不屈的小草顽强抗争；他以甘为“铺路石”的精神，勤勉育人，坚韧求道。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音乐理论工作者，他学习不止、思维不断、笔耕不辍，写出80余篇振聋发聩的学术论文和五部论著；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家，他培养出数百名音乐良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新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身处动荡之中的茅原何以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呢？
一、对祖国母亲感恩的心
1928年10月，茅原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他的父亲茅荫熙（字受廷）是国学大师章炳麟（字太炎）的学生。他的母亲高松如是一位古琴家，受业于古琴家詹澄秋门下。从小家里为他们兄弟姊妹8人聘请了曾任曲阜孔府古文教师的詹澄秋及其父詹梅屏老先生共同担任家庭教师。1942年，他进入北京著名教会学校――辅仁中学就读。1945年他回到济南，在黎明中学读书。1947年他跳级进入南华文学院文史系，翌年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求学无门的茅原1949年参加了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50年，茅原随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①，被分配在艺术系音乐科作曲专业学习。在山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科，他学习了渔民号子、“茂腔”、“山东琴书”等民间音乐，参与《黄河大合唱》、《飞虎山大合唱》等大量革命音乐的艺术实践，锻炼、提高了音乐表演与音乐创作能力，为其音乐生涯奠定了基础。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②民间音乐教研室工作。1954年，他奉派在安徽大别山地区采风七个半月③。195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学校选派往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学习。这次学习，是茅原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中央音乐学院，茅原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随康津斯基和别吉德章诺夫教授④学习外国音乐史。由于苏联学派的外国音乐史教学是建立在音乐作品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同时随克拉芙琴柯和帕特杰良斯卡娅⑤学习音乐名作课。同时，他在姚锦新先生⑥班上学习作品分析，在廖辅叔先生班上学习德语，在蓝玉崧先生班上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还旁听了苏联专家古洛夫的和声学讲座，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他的音乐视野⑦。从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回来后，他用大量的精力对西方及中国大量作品进行了分析，加上他本来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大量音乐信息内容的储备，使他自身得到迅速提高的同时，在他所教授的音乐作品分析课程上也得到生动而深刻的体现。多年后，他依然对当时所受完整而系统的教育深有感触。他说：
“中央音乐学院……姚锦新先生……和另外两位教外国史的老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授课都是结合具体音乐来讲述的。所以我所获得的知识都是从这三位老师那里来的。
……
“就我所写的教材而言，没有什么更多的不同……我是将音乐美学和作品分析结合在一起，……主要是将内容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1]
1958年秋，中国戏曲学院到南京来办戏曲音乐研究班，马可⑧先生担任班主任。茅原又被派往这个班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受到马可先生的亲切教诲。1958年冬学习结束时，茅原与郑桦、武俊达合写了结业论文《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不久，经马可先生推荐，该文在《音乐研究》上发表⑨。同年《音乐研究》第五期又发表了三人联合署名（茅原执笔）的《再谈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美学问题》，引起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1963年，他独自撰写的《音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文在当时中国音乐理论的权威刊物《音乐论丛》第2辑发表。青年茅原初露头角。
我们从茅原的学习经历中看到，早年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为他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而他在教会学校又接受了良好的外语及西方文化知识训练；山东大学艺术系、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的学习，马可先生的言传身教……确立了他既不自卑，亦不褊狭，广取博收，永远追寻客观真理的学术理念；广博的中西文化熏陶，深厚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积淀，扎实的作曲技术功底形成了他知识结构的基础。
我们从茅原的成长历程中可见，战争和动乱使他失去了求知的机会，在新中国，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他才得以继续圆了大学梦，他对祖国母亲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在音乐文集“自序”中，以古人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诗句引出心声：
“当侵略者夺去了我们的一切，残酷的现实使我懂得了祖国母亲的含义。……献给祖国母亲的其实也只是一颗心。
“小草受惠于土地、阳光、雨露，活得平凡而幸福。因为附丽于祖国，就像一滴水在大海中，不会枯竭。”[2]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正是在感恩之心的作用下，茅原在人生道路上不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在56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一颗心全部放在学生身上，把培育英才作为对祖国母亲的最好回报――这是他献给祖国母亲的一颗心。
二、坚韧求道
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走过了从无到有、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上半个世纪的各种社会动荡无一不为在此间“寻道”的探索者设置了重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人们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为中国音乐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思想观念的禁锢依然制约着中国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此时，若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是很难的。然而，身处此间的茅原怀着对新中国的爱，怀着对祖国母亲感恩的心，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自20世纪50年代始，茅原就以对“音乐形象的美学思考”引起中国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学进入了一个“求新”的发展时期，通过被打开的“天窗”，西方各种新的理论涌入中华大地，一时间，吸收、消化、思考、“创新”……各学科无不以引入新思维、新理念作为理论发展的追求，这也使得新中国音乐学呈现出新时期“百家争鸣”的丰彩。此时的茅原集数十年人生经历的启迪，进入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学习不止，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师的原著，以及20世纪西方哲学家胡塞尔等的研究成果；他思维不断，对嵇康、汉斯利克、王光祈、茵伽尔登等古今中外理论家的音乐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他笔耕不辍，理论研究涉及到：音乐美学、中外音乐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家思想研究、音乐学元理论与学科建设、音乐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他以开放的思维广泛接纳各种理论，他以实践第一的理念对待各种问题，他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音乐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自下而上――从现象到本质，并且回到现象――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由此，形成了他的理论研究特点――以音乐技术为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现象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
在音乐美学领域，他的论文⑩一经发表，莫不引起同仁的赞叹。其中《人化的自然与音乐的耳朵――巴黎手稿和音乐美学》荣获江苏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音乐心理学领域，他虽着力不多，但其《音乐的可知性――音乐心理学笔记》一文影响很大；1998年，他出版了音乐美学学术著作《未完成音乐美学》，作为中国学者对现象学音乐美学的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也获得全国普通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茅原在中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使得他的文章洛阳纸贵、一文难求，以致国内的音乐期刊多争相发表。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将茅原的部分音乐美学理论成果结集，以《寸草集》、《铺路石》出版。
在作曲技术理论领域，他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学派的优、缺点，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规则[4]，从而使音乐风格的分析更为适度而有层次；他的学术研究处处体现出善于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音乐现象结合起来的特点；他的论文以作品分析为基础，从文本进入深层的思考，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他的《中外名曲赏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并荣获1997-1998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是他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上下册，与庄曜合著），汇聚了他在该领域的毕生心血，受到学界同仁的密切关注。
此外，在民族音乐学领域，茅原的论文[5]彰显出一位音乐理论家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在音乐学原理论与学科建设领域，他所提出的音乐学学科构想明晰地厘清了各学科的区别；2003年，他又对中国音乐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思考[6]。从1987年开始，茅原先生担任《艺苑•音乐版》常务副主编达七年（1987-1993），在这七年中，《艺苑•音乐版》多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期刊；成为我国音乐理论界的重要阵地。
在学术上，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
“写文章要负责任。有人说：‘把错误观点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说得有理。可是，一个人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从事理论工作，就得准备着犯错误，错了就改。……历史终归还是要人民评说，这就更有必要把我思想上的曲折公之于众。”[2]
这是一种何其坦荡的襟怀！能将其坚韧求道的思想历程“公之于众”，以醒后人，其学品、人品岂能不为莘莘学子们所景仰？！
毋庸置疑，环境、兴趣和机遇是人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不是成功的要素。茅原生活的时代，有一大半时间处在各种动荡之中，环境、兴趣和机遇都谈不上，但他以踏踏实实的作风勤勉工作，以认认真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遇到的问题，并且持之以恒地学习、坚持不懈地探寻，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这才是学人取得成绩最直接的保证。
三、甘为铺路石
从1952年起，茅原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他开设过的课程有：曲式与作品分析、音乐美学、音乐名作欣赏、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等，且每门课程都成为精品。为此，他循循善诱、呕心沥血、努力钻研，逐渐成长为南京艺术学院、乃至全国著名的作曲理论和音乐美学教授。他的作曲学生中，有多人多次获得“金钟奖”、“梅花奖”、“文华奖”等国内音乐创作的大奖；他的理论学生，今天已有多人成为教授，指导着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至今谈到茅原老师还是满怀敬仰：
“茅老师备课认真、严谨，讲课从宏观到微观，十分细致，……特别是对中国音乐作品的结构分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茅老师的教学从不停留在具象的讲述与描绘，更多的是传导思想、是思维方式。他引导学生去思考……”
“茅老师的博学，他独具一格的教学方式，以及对学生的无私和大爱，时过三十年依旧清晰如昨。”
“茅老师教授的音乐美学使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受益无穷。……我两次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的作品创作过程与这些知识结构的积累有着紧密的联系。”[3]
音乐是一门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正确、客观地表达乐音的运动，如何尊重音乐自身的表达规律，是所有音乐课程教学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茅原的教学特点集中体现在：注重对音乐的直接感悟，对理论原理的探寻建立在音乐作品的分析之上，因此，其弟子们莫不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在思维的碰撞中成长。
在音乐分析教学中，他将美学分析直接关联到音乐的具体形式和语言，从而对音乐创作大有启发作用；他似乎更强调对内容的分析。追求对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认识，是作品分析课程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在他的教学中，从一开始就贯以这样的方针，必然形成作品分析课程新的面貌和气象。
在音乐美学与音乐史学领域，他的造诣更为精湛。庄曜、杨易禾、冯效刚、范晓峰等都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教学中，他采用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双向思维方式，深入浅出，把玄奥的美学理论与音乐的语言、音乐的构成、音乐的现象、音乐的观念、音乐的流派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给各专业的学生都有很大的启示。
茅原是一位有着多方面理论修养的老师。1978年，我国刚开始恢复研究生教育，他即招收硕士研究生，在他悉心培养下，沈洽、杜亚雄入我国民族音乐学专业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之列；在他多年的学养熏陶下，单林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现已获得博士学位）；这些只是他众多学生中成就斐然的佼佼者，如今正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优长。
在一生的教学中，他从来都是“成人之美”，而从不“掠人之美”。他的学生说：
“在我国专业音乐院校中，作曲专业的学生一向都是大家一起培养的，……而在导师署名时，学生们往往只署自己的主科（作曲课）老师。对此，茅原老师从不计较，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教学生，只要学生想学，他就恨不得掏出心来，从不保留。……我在担任作曲系主任后仍经常登门求教，每次，茅原老师所谈所讲……对我的创作理念很有影响。”
广东学者费邓洪也曾谈到，他在与茅原先生交流时谈到一些想法对先生有所启发，茅原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即不惜笔墨加以说明。在今天，仅此高风亮节一点，能不令抄袭之辈汗颜吗？
茅原先生终身耕耘在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从南京艺术学院招收的首届硕士研究生张振基、沈洽、杜亚雄，到后来的邹建平、庄曜、杨易禾，以至博士研究生范晓峰等，都从他严谨、感性、充满人性化的解读中得到升华。由于他在教学、科研领域中的卓越成就，1992年，茅原荣获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思的新中国音乐学领域中的翘楚，茅原却一直以“小草”、“铺路石子”自居，那循循善诱的教学，“成人之美”的风范，源于他甘做一颗“铺路石子”的精神。他说：
“我们只能也甘愿做中国音乐美学事业的铺路石子。……就像一寸小草，如果说像一颗铺路石子，这颗铺路石都未必是坚实的……”[2]
这是一种何其高尚的精神！平易中蕴含着一种境界，显现着一颗普施众爱的心――56年循循善诱、呕心沥血的教学生涯，正是他心灵的外显。
四、结语
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茅原既历经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探寻之路，又沉潜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的长河，而在对人类音乐文化的认识中，他以这种对时代问题的关注、沉思与反省，为中国当代音乐学留下了创造性的智慧结晶。在音乐美学领域，他把哲学、美学、心理学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融为一体，将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显现出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的哲学化思维方式；在作曲技术研究领域，他从中外调式思维、旋律听觉分析到音乐结构分析、近现代作曲技法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作为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他兢兢业业地辛勤耕耘在音乐教育领域，为此，他荣获过各种奖励，担任着繁多的社会兼职；作为新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他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获美国传记学会（ABI）颁发的二十世纪文化成就奖；他的事迹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八）》、英国剑桥传记学会（IBC）《International leaders in Achievement》、美国传记学会ABI《Five hundred Leaders of Influence》、2003年《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等书。
人类的“学术”追求历来分为“知”和“信”：“知”追求“广”、“博”；“信”讲求科学、准确。茅原一生低调处事、谦逊为人，在为文时讲求科学性和准确性，坚持独立见解。他以坚韧的人生求道，更显厚重。纵观其成功的音乐人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精湛领悟奠定了他深厚的功力；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师古不泥古，敢于创新，成就了他的胆识与学术独创性；再加上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素养，成为茅原这一个新中国音乐理论工作者得以成功的三个要素。
茅原是新中国音乐学领域的思想者、求道者。
今天，作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古稀之年的茅原先生仍在音乐美学、曲式与作品分析等相关专业领域不停探索着，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教育辛勤工作着。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1] 茅原教授访谈录[A].中国音乐学网
[2] 茅原.《寸草集》、《铺路石》自序[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6月版。
[3] 庄曜. 我的导师茅原教授[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8.（4）.
[4] 茅原．旋宫转调八字口诀[J].南艺学报，1981（4）；乐段分类[J].艺苑•音乐版1986（3）；音乐小结构分析引言[J].艺苑•音乐版1987（3）；五声调式的辨识及其思维[J].艺苑•音乐版1990（4）；江苏民歌旋律特点――旋律听觉分析方法初探[J].艺苑•音乐版1997（2）；《近现代作曲技法研究》序[J].艺苑•音乐版1997（4）.
[5] 茅原．江南丝竹曲式概貌（上、下）[J].艺苑•音乐版，1988（1、3）；从江南丝竹说到存在论（在首届无锡•太湖国际民乐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4（1）.
[6] 茅原．有关音乐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3（1）.
注：
① 1950年，山东省包括人民文工团在内的六个文工团与华东大学文艺系合并，成立华东大学艺术系。同年冬，华东大学从济南迁青岛，并入山东大学，改称山东大学艺术系。
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在无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③ 茅原后来说，这一阶段的采风使他终生受益。
④ 康津斯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别吉德章诺夫，梯比利斯音乐学院教授。
⑤ 克拉芙琴柯，康津斯基的夫人；帕特杰良斯卡娅，别吉德章诺夫的夫人。
⑥ 姚锦新教授1940年毕业于柏林国家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加里福尼亚大学音乐系学习作曲，师从欣德米特和艾斯勒等世界著名作曲家。
⑦ 在音乐分析的概念及技术手段方面，苏联学派与德国学派尽管有着细微的差别，但二者本身之所长，特别是苏联分析学派对内容分析的强调和重视，给后来茅原的学术研究以极大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两年的学习对茅原一生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
⑧ 马可（1918-1976年7月27日）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⑨ 由于《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的基础就是茅原的发言稿，该文也就由茅原执笔。据茅原回忆：马可同志来信说，音乐研究编辑部催稿甚急，马可同志就直接将该文推荐给《音乐研究》编辑部了。茅原、郑桦、武俊达.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J].音乐研究，1959（1）.
⑩ 《试论嵇康的音乐思想》、《略论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人化的自然与音乐的耳朵――巴黎手稿和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哲学基础的自我反思》、《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意境三层次说引发的思考》、《二泉映月的启示――音乐美何处寻?》、《马克思哲学思想对音乐美学的启示》(上、中、下)、《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现象学的理性批判并音乐作品及其存在方式》、《意识的二重性与音乐美学》、《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等。
指茅原：《从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看他的美学思想》、《从聂耳的创作看他的美学思想》、《阿炳美学思想试探》、《终身挚爱华夏声――记民族音乐家程午加》、《黄自美学思想辨析》等论文，
这本160万字的巨著被教育部专家评审组选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 彰显出他是一位掌握了广泛而扎实的音乐创作技术，又具有较深音乐美学造诣的音乐理论家。
茅原提出的区别是：一，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二，研究角度的不同；三，研究方法的不同。他的观点中心范畴和逻辑起点鲜明突出，各部分内容和问题之间显示出一种有机的内在联系，增加了音乐交流的可沟通性，丰富和完善了整个音乐学体系的内容。见：茅原．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J].艺术学研究，1996（2）；有关音乐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3（3）。
在茅原的作曲学生中，以张振基、乔惟进、邹建平、王建民、吴小平、王建元、庄曜等为代表，他们均为南京艺术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教授，硕、博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各级领导工作；王建民，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教授，民乐系主任；吴小平，江苏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创作的音乐作品多次获“梅花奖”、“文华奖”等大奖。
引文来自2008年6月12日对乔惟进的访谈。
引文来自2008年6月12日对王建元的访谈。
在这一领域中，茅原先生博古通今，给作曲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茅原先生关于音乐美感与生命现象具有密切关系的论述。这些论述直接涉及到音乐旋律的潜在规律，涉及到节奏、和声、结构布局、运动规律，等等，还涉及到创作过程中的灵感及意识、无意识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关于音乐形式美的论述和观点，对作曲学生的音乐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杨易禾，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音乐表演艺术学博导；范晓峰，南京艺术学院博士，教授。
沈洽、杜亚雄，南京艺术学院首届音乐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现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洽现在台湾任教，杜亚雄现在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教。
引文来自2008年6月12日对乔惟进的访谈。
费邓洪，文学硕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广东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邹建平，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茅原曾荣获无锡市先进工作者、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曾担任江苏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编委，江苏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学院、徐州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及东南大学艺术学研究所兼职教授，江苏省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江苏省评论家协会顾问。
（一）关于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思考的文章，不乏涉及到其研究范畴、方法、意义等方面。如洛秦教授在2011年第一期《音乐艺术》上发表的《“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文章分别从音乐人类学“田野”概念的变迁、城市音乐文化的特征、“城市音乐田野”的对象类型与范畴、城市音乐“田野工作”的方法论以及“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意义这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城市田野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列举了七种具有代表性的场域，以街头音乐和沪上俄侨两个例子解释其研究方法应结合“新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来进行。最后以昆剧的兴衰为例解释了“音乐文化诗学”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并提出了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的意义所在，体现了近年来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方法与思路的新趋势。关于学科思考的其他文章有《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杜亚雄）3；《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下）》（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洛秦）；《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程与当下启示》（于钟）；《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形态、模式及其研究》（熊晓辉）；《城市音乐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柳青）；《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评述》（汪青）；《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刘士林）等等。
（二）传统音乐在城市中的变迁是早期西方城市音乐
人类学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传统音乐进入城市后的命运及所起的作用等等。我国学者杜亚雄近期在《民族音乐学家，请你将目光投向城市》一文中强调：“城市中来自农村的移民不同程度地保持原来的习俗和价值观念，我们应当研究他们的音乐行为、风格和曲目、关于音乐的思想以及他们如何适应新环境等问题。由于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在农村中的扩散，我国传统音乐表现出文化上和风格上的结合与混杂，这种情况更需要我们加以研究。”音乐人类学自八十年代以民族音乐学的身份进入国内学者视野后，因“民族”这一名称概念的多意而将音乐人类学的概念误读，造成了同当时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混淆。最初的研究多运用史学研究方法，以音乐志、乐器志的编译以及比较研究为主，缺少以音乐人类学历时的视角对传统音乐城市化命运的记述。直到近年来才有少数相关的论文产生，如《现代认同与文化表征中的古琴》（胡斌）、《城市化进程中的纳西族音乐文化》（李莘）、《传统南音与新南音探究-以南音-直入花园-为例》（林婧）、《传统音乐之城市化研究》（李鸣镝）、《从新绛到上海-变化中的绛州鼓乐》（殷瑞乔）等。
（三）城市音乐景观的调查研究多受后现代思想视角影响，诸如亚文化移民与音乐文化的流动、阶级与社会性别、音乐工业大众媒介与流行音乐、音乐实践与多重背景说。如涉及亚文化、阶级与社会学视角的文章有：《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汤亚汀）；《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黄婉）；《20世纪30年代南昌城市公共空间内的音乐活动研究――以湖滨音乐堂为中心》（林媛）；《保定市群众性戏曲活动的调查与研究――以竞秀公园群众性戏曲活动为例》（李金霞）；《绵阳城市音乐艺人生存现状》（田彬华 魏妮娜）；《吉庆街街头音乐活动调查报告》（杨明辉）；《城市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兰州地下音乐》（刘海霞 贾丽娜）等。涉及音乐媒体与音乐产业化的研究有：《上海音乐图书出版业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以上海音乐出版社为个案研究》（刘莹）；《上海钢琴考级历史及其钢琴文化产业》（冯锦绣）；《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田飞）；《上海经营场所中的社会音乐文化演出的调查与研究――演出市场、经营公司与表演从业者》（任彤彤）；《百乐门最后一位歌手――金妮》（赵元）；《上海琴行音乐文化产业研究――以柏斯琴行知音琴行行为个案的考察》（石磊）；《不同话语视角的上海三大报纸对音乐事件的表达与建构》（谢晶晶）；《十年音乐资料整理、分类及其作用探究》（王明辉）；《探悉中小城市录音棚的兴起及现状――以赣州市为例》（周晶）等。涉及流行音乐研究的文章有：《城市化与流行音乐―现代流行音乐流行原因之初探》（王小波）；《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杨艳丽）；《宣泄的仪式―一中国大陆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付菠益）等。涉及城市音乐教育的文章有：《当前城市音乐文化环境中的音乐教育思考》（蒋琦）；《张家口市儿童音乐辅导班教育状况调查与研究》（帅建英）等。
（四）与此同时，国内就城市音乐人类学著作的评述与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文献的翻译也逐渐增多。如《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汤亚汀）；《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力作――关于汤亚汀教授的新作》（史勇）；《前言》（Bruno Nettl著，洛秦、黄婉译）等。另外，除了上文提到的洛秦教授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及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之外，在专著方面，上海音乐学院E研究院正在进行建设的重要项目“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已出版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2007）；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2007年）；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2007年）；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2007年）；韦兹朋：《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阮虹翻译2008年）；施详生：《沪剧：现代上海传统戏曲》（赵h翻译2009年）；洛秦《海上回音叙事》（2009年）；露丝・索莉：《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谢锺浩翻译2011年）等。此外，08年至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已成功举办了三期的音乐人类学讲习班；在中国传统音乐学年会和国内外各大学术会议上，针对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问题的探讨，都有利于学科在中国的深入研究及完善发展。（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序言）[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2] 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然性[J].云梦学刊.2006，（5）.
[3] 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2）
[4] 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J].音乐艺术.2003（2）
[5] 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J].音乐艺术.2011（1）.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思路[J].音乐艺术.2010（1）
[7] 同参考文献5
[8]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将目光投向城市[J].中国音乐.2011（1）
【关键词】音乐教育；教师；能力水平；教育能力
一、引言
教育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的思维活动，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最好教的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学生只需死记硬背就能掌握，但往往效果也是最差的；而最难教的则是“教学教法”，如同一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花最少的时间精力，学会最多知识的方法。因为“教学教法”要受到人、时间、地点等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它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对一个教师教学能力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它需要教师对所学知识进行融会贯通，把知识和最合适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学生，很多人在教师职业生涯初期往往会感到不适应，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师范生到教师，角色上的转变让很多年轻教师的职业心理和专业技能都准备不足，刚工作就给年轻教师一个下马威。
二、工作竞争压力
1.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
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指的是他们在从事音乐教育专业的工作中必须掌握的技能，它包括：演奏，演唱，作曲技术理论，创编乐曲和歌曲，合唱指挥，音乐历史等。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音乐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在各级单位中也是不同的，包括：高校音乐专业教育、高校非音乐专业音乐教育（俗称选修音乐课）、中小学音乐教育、幼儿园音乐教育等单位。在各级单位中，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最为庞大，在音乐教育领域中也最为重要，下面就以中小学音乐教育为例，教师在工作中必须加强的专业能力。
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中小学音乐教学中，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教师的教学内容。因此，这就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功底，这些内容包括：坚实的基础音乐理论知识，精准的视唱，视奏能力，系统的和声知识和作曲能力，分析音乐作品和音乐表现的能力，合唱团和乐团和指挥能力，音乐史知识，舞蹈表现能力等等。只有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音乐教师才有可能在课堂内完成歌唱教学，音乐欣赏，阅读乐谱，音乐理论，乐器演奏；在课外活动组织辅导好合唱队、合奏队、舞蹈队，有效的组织策划好一系列的集体性的音乐实践活动。
2.音乐教师的教育能力
（1）良好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组织教学包括以下三点： 组织自己的课堂行为；组织自己的讲授；组织学生的活动。作为一名合格音乐教师应该做到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胸有成竹，能将文化知识、音乐专业技能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巧妙融合，实施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其次能够对教学中的各种复杂或突况有较好的应变能力，自始自终贯彻自己的教学要求，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音乐激发其形象思维以达到音乐教学的目的；最后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的能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2）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学生眼中，音乐教师充满个性，音乐教师的见解应该富有想象力，相比其他学科老师能够更加吸引学生。加上音乐教师优美的语言能激发学生的激情和力量，有时幽默的语言也能使学生在愉悦中接收教育。
（3）科学研究能力。教学科研活动是揭示教学规律的创造性活动，它能促进教师的教学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音乐教师在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同行的工作情况，在同行间相互交流探讨，并总结归纳出自己的教学经验，不断探索教学规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让自己的教育能力有着长足的进步。
三、教育对象年龄的变化
（1）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是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的统一；聚合思维是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聚合在一起得出一个正确答案；发散思维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追求多样性的思维。在音乐教育中，应尽量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多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2）最大发想象力限度地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想象力。音乐教师在教学中要营造一种激的氛围，以提供学生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而这种氛围的创设，是需要教师有较强的创作能力的。
（3）调动学生的创新兴趣。音乐本身就能让人产生兴趣，音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点。使学生通过音乐教育对音乐和音乐以外的事物产生兴趣并探索认知它们。要引起学生的创新兴趣就需要教师的引导，用什么方式引导、得益与否，这就需要音乐教师的创造能力了。
四、教育制度的改革
1.音乐教师的听赏能力
音乐听赏能力是音乐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的积累与提高及施教的基本前提，作为一种职业标准，对音乐教师听赏能力的要求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纯感性层面，需要教师将系统的专业知识与其他丰富的人文知识同诉诸感性的音响表象在更高的层面上得以整合，进而达到对音乐文本的多层次的理解这一境界。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应多从音乐的作品风格、结构进行理性的总结分析。
2.音乐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
音乐教师在具备了专业能力、教学能力等“基础设施”后，对其提出的更高要求便是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音乐教师的反思、评价能力实际上是对自我能力的总结和充实的能力。这种能力简单说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多去发现研究问题，课后多做总结，不仅要去研究学生的问题，而且还要多从自身上寻找原因，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摸索到一套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我们经常会碰到课堂上学生唱不准音、旋律走调、节拍合不上等诸多问题。有些学生缺乏良好的听辨能力，有些学生有音乐感觉但不能精准的表达音乐，两类学生属不同性质，前者少数人后者多数，对这两类学生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训练。
五、结束语
一、歌唱声音质量客观评价研究历史追溯
歌唱声音质量客观评价的研究是以声乐艺术科学化研究为前提的，这种科学化的研究始于欧洲，它的研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
(一)轻缓起步阶段
早在1703年，法国医生杜达(Dydart)发表了《发声原理的研究报告》(MemoiresSurlacausedelavoix)一书，提出了“旋涡”(Vortex)理论，从生理学的角度对歌唱发音的科学性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①。1854年，西班牙著名声乐教育家和理论家玛努埃尔•加尔西亚(M．P．R．Garcia，1805－1906)发明了喉镜，促进了人们对嗓音生理学的研究，同时也开创了以人体发声机理作指导的新的教学方法(机理教学法)，使人类声乐发展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1863年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亥姆霍兹(HermannVonHelmholtz，1821－1894)发表了近代世界声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作为音乐理论生理基础的音的感觉》(又译《声音感觉论》)，将基础生理学及解剖学的研究和数学与物理学分析结合起来，驱使吸引人们运用声学的普遍原理去解释歌唱发音的现象，在声乐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对声乐演唱和教学领域的研究，终于从纯粹的以人的主观意识为主的经验主义进入了以生理学和物理学原理为基础的客观科学主义研究的新高度。
(二)快速发展阶段
自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尔谢夫金(SergeyNikolayevitchRzhevkin)和卡赞斯基(VladimirSergeyevitchKazansky)发现歌手共振峰以来，西方学者对歌唱声音质量进行实证性评价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美国的巴索洛缪(WilmerT．Bartholomew)，威廉•范纳德(WilliamVennard)，瑞典的桑德柏格(JohanEmilFredrikSundberg)等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紫薇(1981)、王士谦(1986)、韩宝强(1996)、吴静(2007)、于善英(2010)等学者相继在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运用频谱分析等技术，为歌唱声音的不同形态找到相对应的声学评价参数，并探索在歌唱评价和声乐教学中的应用价值。这一时期，王建群(2005)、刘加林(2006)等学者还从基频、标准化噪声能量、声强等方面研究影响歌唱发声质量评价的相关参数。以上相关研究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歌唱发声质量客观评价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纵深拓展阶段
21世纪以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与神经生理学、非线性动力学、模糊数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歌唱声音质量评价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手段。我国有关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歌唱声音质量评价研究始于2007年，迄今成果单薄，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王修信等(2007)、罗兰娥(2008)、李文娟等(2009)、袁剑(2010、2011)。这类研究或利用语音分析技术对艺术嗓音进行声音样本提取，并与标准化声音或专业评委的主观评价进行比较;或制定涉及多项评价标准的评价方案，然后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模糊数学等知识原理对不同声音评价参数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歌唱发声质量客观评价机制。以下本文将以主流研究中的两种体系———基于歌唱声音评价参数提取的和基于主观评价标准量化的客观评价机制为研究对象，分别以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果、存在问题等方面对其研究成果作出归纳梳理和评价。
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两种评价体系
之所以确定为两大体系，是因为前者的研究基础是歌唱声音，后者是建立在主观评价标准量化指标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都确定为客观评价体系，是因为二者均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一)基于歌唱声音评价参数提取的客观评价研究
直接以歌唱声音本身作为评价参数的客观研究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神经网络研究方法和特征匹配研究方法。
1．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评价机制的研究
此种研究方法以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的王修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罗兰娥为代表。(1)研究思路与内容王修信等先后发表了《几种声学参数在艺术嗓音客观评价中的应用》(2007)、《艺术嗓音歌声客观评价初探》(2007)两篇文章，提取歌声平均能量(表征相同环境下歌声信号的相对大小)、平均频率误差(判别测试者的歌声频率与标准频率中心是否对准)、平均音域误差(表征测试者音域与曲谱音域的偏离程度)作为客观评价的3个声学参数。在MATLAB计算机培养编写程序②环境下，使用BP(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方法③客观评价艺术嗓音歌声质量。后篇文章较前篇文章有所深化，将声源分析样本从36人增加到48人，明确了性别比例(其中女31名，男18名);在分析方法上增加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认为，使用BP神经网络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基本都能正确客观评价歌声质量，且与资深专业教师的主观评价一致。BP神经网络方法误差在4%之内，线性回归方法误差在6%之内，BP神经网络方法(模型)客观评价效果较优。罗兰娥与王修信为师承关系，其研究以王修信的研究为基础。因此，罗兰娥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与王修信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如录音环境、录音设备(软件、硬件)、声音样本提取标准、存储格式、MATLAB分析程序的选择等方面。相对于王修信等的研究，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明确了歌唱声音信号采集的类型，使该研究与歌唱实践更加契合;②声音评价提取的参数由原有研究的3项增加到8项，对被评价声音的反映更加全面;③评价网络建立所依据的类型增加了评价精度更高的小波神经网络。研究认为，神经网络方法能正确客观地评价歌声质量，评价分数最高的歌唱者声学参数呈规律变化;小波神经网络方法较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精度更高;声学参数对评价结果影响度排序依次为第三共振峰、第一共振峰、音域、基频、平均能量、第三共振峰微扰、第一共振峰微扰、基频微扰等。(2)评价及存在问题王修信等的研究在歌唱声音采样时对于录音环境、录音设备(软件、硬件)、声音样本提取标准、存储格式、被录制对象的年龄、人数、唱法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界定，在规范性和严谨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要求。该研究对被录制对象的性别和声部在(2007)中不明确，在(2007)中区分了男女性别，对歌唱者的声部依然未见说明。遗憾的是，两项研究对歌声信号采集类型(单音、练声曲、歌曲片段)及演唱音域未作说明，在歌唱艺术实践中，以上内容都是对歌唱发音评价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罗兰娥(2008)中涉及到一些与音乐相关的概念值得商榷。分析结果中有:“1号歌唱者E、F、G三种调试的第一共振峰均接近450Hz，第三共振峰均接近2500Hz，音域3.5个八度左右，明显宽于其他歌唱者”。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句话中提及到两个音乐概念———“调试”和“音域”。在音乐术语中没有“调试”这个概念，结合多次提到“调试”的上下文可以推断，作者指的应该是“调式”。但“调”和“调式”的概念在乐理中的含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孤立的一个音或毫无逻辑关系的若干个音无法构成音乐语言，只有把若干个音按照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才能塑造音乐形象，表达思想感情。主音与它构成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倾向性关系，音程关系与和弦关系)的若干个音所结合成的音的体系叫做“调式”。“调”主要是指主音的音高，亦即整个调式的音高。④作者在文中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应是用E、F、G三种不同的调来演唱歌曲。其次，此句提到歌唱者的“音域3.5个八度左右”。这个3.5个八度如何解释?以男高音声部为例，理论上说，男高音音域的应用范围一般在C1－C3的两个八度之间。歌唱实践中，因为嗓音条件和高音技术原因，能达到这个音域范围的男高音也并不多见。罗兰娥(2008)的研究中，歌唱声音样本录制对象为音乐学院声乐专业19名21岁－25岁的本科大学生，就国内的声乐教学现状分析，这些学生的演唱音域如果能达到两个八度已经进入优秀的行列了，而结果显示1号歌唱者的音域达到3.5个八度左右是不可能存在的。#p#分页标题#e#
2．利用特征匹配方法建立评价机制的研究
此种研究方法以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李文娟等为代表。(1)研究思路与内容李文娟等(2009)提出包含3个步骤的研究方案:①提取测试声音样本和相应原声的音强(参数1)、音高(参数2)、气息(参数3)等特征参数;②采用特征匹配方法对各参数进行比较;③由评分机制根据其相似程度给出客观评分。实际操作程序是:在特征提取环节，通过音量强度曲线分析提取参数1，通过对比基频(比对演唱者声音和原声的音高)提取参数2，通过计算测试声音波形的标准差提取参数3;在特征匹配环节，运用动态时间规整法⑤，对被评价的演唱声音与一个标准声音分别进行预处理，提取相应的特征参数进行特征匹配;在给出评分环节，通过公式计算出音强、音高、气息的最佳权值，在Matlab6.5上进行仿真实验，找到计算机和人工评分的最佳映射关系，最后通过评分测试验证评价机制的准确性。此种研究的评分测试主要针对技能训练性练习曲，这类练习曲是声乐演唱训练中最常用的练声曲，主要围绕特定母音、语音音节和技巧性发声进行针对性训练。在实验仿真中，选取了最常见的5个母音(a，e，i，o，u)和男声闭口哼鸣练声曲进行测试分析。研究认为，这种基于特征比较的声乐评价方法算法复杂度较低，其评分结果接近人工评分，较符合人的主观感受;通过分析显示出演唱者声音的波形，以直观方式展示演唱者的不足，可以改善多媒体声乐教学现状。(2)评价及存在问题相对于王修信、罗兰娥等对艺术嗓音歌唱声音质量评价的研究，李文娟等(2009)将研究重点放在评价歌唱者对乐曲旋律把握程度方面，运用a，e，i，o，u5个母音和练声曲作为声音测试形态，这就与声乐演唱和教学的实际更加贴合。但该研究对于被测试声音在特征参数提取环节中涉及的录音环境、设备、采样标准以及被提取对象的唱法、声部类型未作出明确说明;对于“标准声音资料”的概念不明确，标准资料选用的方法和标准交待不清;评价样本测试环节中仅选用两位测试者，并且两位测试者的演唱程度差异很大。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二)基于主观评价标准量化的客观评价机制研究
此种评价机制的研究代表是西安音乐学院计算机教研室的袁剑。
1．研究思路与内容
袁剑在(2010、2011)中，拟订“声乐评价标准方案”，通过专家打分，运用BP神经网络的研究方法，模拟一个稳定的专家打分系统，构建评价模型。传统的声乐评分方法通常采用的是线性分类数学解析表达式，在多个分值中去掉最高、最低分，最终以平均分作为实际得分。该文对传统的评分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传统的声乐评分方法忽视了各评价指标和演唱效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带有强主观性，不能很好地、真实地反映演唱者的水平。研究者首先制订了一套“客观性”的、对声乐评价进行量化表述的标准方案，分为技术、艺术、风格三个大的类别，每个类别中又分成若干子项目。袁剑(2010)中共设有17个子项目，包括技巧8项(歌唱姿势、呼吸的运用、气息支持与稳定程度、音域范围、吐字清晰度、音调准确度、节奏的准确度、曲目难度)、艺术6项(舞台形象、音色的表现、声音自然程度、流畅程度、圆润程度、对旋律的把握)、风格3项(对歌曲情感的表达、情感到位程度、独创性)。在袁剑(2011)中，研究者将具体评价项目上由17项减少到7项，包括技巧3项(气息控制、准确度、曲目难度)、艺术2项(形象、音质)、风格2项(情感的表达、独创性)。其次，聘请声乐专家按照上述评价体系对同一评价样本分别打出分项成绩和总成绩。将分项成绩输入BP神经网络，以总分为参照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调整，使BP神经网络以调整各层权值的方式学习专家经验，即采用BP网络来模拟一个稳定的专家打分系统，构建评价模型。袁剑(2011)进一步要求评委按照“优秀、较优秀、良好、较良好、合格、不合格”6个评价级别对分项指标进行定性评价，而无需打出具体分数。然后依次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值，用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求得综合评价的标准化模糊子向量，对归一化处理后的子向量按照等级分值求出被评价对象的具体分数。研究认为，由于BP神经网络能够很好地模拟非线性系统，将评委做出的定性描述合理的转换为定量的分值，因此使用BP神经网络来模拟一个稳定的专家打分系统非常可行。同时认为，由于BP神经网络存在隐层节点个数的确定问题，并在训练过程中有可能陷入局部最优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
2．评价及存在问题
此种评价机制实际上是主观评价基础上的客观，本质上是介入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观评价体系。与以往王修信、罗兰娥、李文娟等为代表的歌唱嗓音评价侧重于声音物理属性的评价不同，袁剑的两项研究成果在研究思路上基本一致，就如何改善评委主观给定一个综合分值的现行声乐评价方式，通过“技巧、艺术、风格”3个评价类别中各项评价子项目的设定，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的评价。这其中“艺术、风格”评价类别的提出，与以往单纯涉及声音评价的研究相比，更能体现出声乐评价的艺术属性。袁剑(2011)采用的评价标准方案的具体项目较少，使得方案在反映评价对象演唱水平的全面性方面可操作性较低。两项研究中对于被评价对象的唱法、声部类型、性别、年龄、伴奏形式、演唱环境未作具体说明。
三、评价体系呈现特点及建议对策
自王修信等学者2007年开始对歌唱客观评价模式展开研究以来，在研究人员的构成、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单一化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来看，在研究的初始阶段，王修信、罗兰娥等都是来自高校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物理与电子工程等研究机构，其研究团队少有音乐领域的研究人员，故在“调式”、“音域”等音乐术语与专业知识上出现问题，其研究成果也都发表在《广西物理》《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等理科和医学类刊物上。2009年始，李文娟、袁剑等出自综合艺术院校、专业音乐学院计算机音乐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其研究成果从最初在《计算机工程》《计算机数字工程》发表到后期出现在《黄钟》(音乐核心期刊)上，这些研究趋势表明，基于人工智能理论的歌唱发音客观评价研究在我国专业音乐界已渐受关注。歌唱发音评价的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声乐学、音乐声学、物理学、歌唱生理学、嗓音医学、解剖学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的研究团队参与，方能真正全面、深入地展开。中央音乐学院嗓音研究中心主任医师、我国艺术嗓音医学的奠基人冯葆富教授也曾指出:“艺术歌唱不同一般言语发声，是超常功能。声乐歌唱行为科学研究需要生理的、病理的、物理的(声学)、心理的、音乐学的等多方面、多学科的合作才能做出成绩。”⑥就目前研究团队人员的专业构成分析，基本上是以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物理与电子工程的研究人员为主，音乐专业尤其是声乐专业研究者的比例极少，因此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出现了不少脱离歌唱发音评价实际要求的问题，如演唱者的唱法、声部、性别的界定，元音、练声曲、歌曲类型的选择以及对音域、调号等专业术语的阐释等。用先进的仪器、软件进行科学性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歌唱发音的本质，但这种科学性的研究要以促进和推动歌唱艺术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因此对歌唱发音评价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要符合声乐艺术的规律，如果一个研究者没有歌唱艺术的实际演唱体会，不了解声乐艺术演唱、传播、欣赏、教学的各个环节和规律，其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歌唱发音评价研究的要求。目前我国对歌唱发音客观评价的研究刚刚起步，作为当代声乐研究领域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应该逐步引起声乐界的关注，让更多具有丰富声乐演唱与教学经验的学者成为研究团队的核心力量，才会促使这一学科健康、快速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二)研究内容:重技术分析，声音指标细化不足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歌唱声音评价研究领域，无论是基于歌唱声音评价参数提取还是基于主观评价标准量化的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制定上，都要尽可能考虑到影响研究结果的各项因素和环节。就我国目前研究人员的专业构成来看，容易出现声学专家不熟悉声乐专业特点、欠缺相关音乐理论知识，而声乐专家不了解如何利用仪器进行声学实验等问题。
(三)研究方法:主客观结合，技术性强正如我国著名声乐理论家倪瑞林所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美声唱法的传授与推展，实在应该从经验主义上升到与科学相结合而更见实效、更精益求精的阶段了。”⑦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现代科学实证方法正逐步被声乐界接受和理解，目前总的研究方法为: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具体采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实验仿真和主客观对比分析等方法，突出特点为大量运用仪器和相关软件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实验。以下图示两种评价模式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研究基础。基于歌唱声音评价参数提取的客观评价机制研究，建立在被测声音和比对声音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之上，研究中采用的相关的软硬件设备、被测声音样本等，对后续研究环节和研究结果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研究以非主观的数据对比分析为主要依据，思路新颖，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与目前声乐评价的实际模式反差较大。另外，目前的测试仪器和分析软件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具体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只有采用易操作和普及的软硬件进行研究，才能够使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推广价值。
基于主观评价标准量化的客观评价机制研究，建立在人工主观评价基础之上，通过对声音评价标准的细、量化，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客观评价机制，从而改善目前声乐界完全由评分人依据主观态度评分的现状。严格地说，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评价研究，是一种“对主观评价机制的客观性改良”。与目前取多个评委评分平均值的评分机制相比，用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数学方法对评委定量、定性评价作出再定量的计算方法，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具有独创性。该评价项目对“舞台形象”“旋律的把握”“歌曲情感表达”等涉及乐感和表演内容的设定，超越了以往只考察发音技巧的单一研究，与歌唱评价的实际要求更加契合。但此种研究所依据的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数学等人工智能方法，要求具备较高的相关专业知识;研究在评委选择的标准上还比较模糊;与传统评价法的对应性还应提供更多的实验样本，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以上相关问题都是在基于主观评价标准量化的客观评价机制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
河北省保定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03086），课题题目：高校声乐教学思路的研究
摘 要：以理性为主导、感性理性相结合的声乐教学思路是实现声乐教学系统化的首要环节，对声乐教学系统化的其他方面具有导向作用，对声乐教学活动的规范和严谨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等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声乐教学 ；理性思路 ； 系统化
作者简介：魏丹娇（1972―），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
音乐教育专业中，声乐课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专业课，因为音乐的歌唱性是所有音乐门类中最基本的因素，声乐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音乐教学的情况，声乐教学中的不足会严重影响整个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声乐教学的不规范、不系统是造成教学活动中诸多不理想状况的重要原因。声乐教学缺乏规范性和系统化的现状普遍存在于我国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学活动中，实现声乐教学系统化尤为必要和紧迫。
声乐教学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建立，并不是一两位专家所能解决的。各种类型的全国声乐教学研讨会就是对声乐教学规律进行探讨的重要学术活动，只不过并未在全国的基础院校进行推广。几所全国重点音乐院校都制定了明确的教学大纲、教材、考查考试方式等等，但只适用于本校学生的教学培养目标和就业前景等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参考，但并并不适合在全国所有院校音乐专业推广和实施。我国各高校音乐专业中，声乐教研室通常是人数最多的教学团队，这是声乐教学系统化、规范化的有利条件。声乐教师们应该运用集体智慧，针对本校的实际教学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学研讨工作，共同备课，互相听课，在这一过程中，集思广益，探索真知，把每个人片面的想法集中归纳起来，对学生的共性和个性问题集体讨论，制定出适用于本校本专业特点的、相对完整、全面的教学规范，对声乐教学系统化、规范化进行探讨、研究，逐步完成声乐教学系统化的建设。
声乐教学系统化具体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教学思路系统化：采用以理性为主导，理性、感性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2、教学内容程序安排、环节设置系统化，包括歌唱技能、歌唱语言、艺术表达、舞台实践等诸多环节；
3、教学语言和手段中因果关系、本末关系的确定；
4、教学原则系统化；
5、相关课程设置系统化；
6、教学形式系统化；
7、教学目的系统化；
8、考试方式系统化。
以上几点是声乐教学系统化建设中的几方面内容，其中第一点教学思路系统化是声乐教学系统化建设中的首要环节，对声乐教学系统化的其他方面具有导向作用，是决定声乐教学效果的根本原因。
声乐教学中通常采用两种教学思路，即感性教学思路和理性教学思路，在不同的教学思路引导下，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做法和效果，例如：在歌唱技术教学环节中，如果运用感性教学思路，就运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声音的结果和演唱者的主观感受进行描摹，引导学生对于声音的听觉感受和歌唱方法的表象进行直接模仿而发声，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如果运用理性教学思路，就需要运用理性语言对声乐技术的要领进行客观准确的表述，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运用明确的心理暗示对人体乐器――嗓音进行调控和演奏，进而达到预期的声音效果，过程和结果都非常明确，达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教学目标。
在任何其他学科的教学中，没有哪个学科可以依靠对结果的猜测和模仿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目前的高校声乐教学实践中，感性教学思路占有主导地位，声乐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对声音结果的听觉感受，忽略对发声过程的讲解分析。
声乐教学思路中缺乏理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歌唱者所使用的乐器是人的发声器官和共鸣器官，歌唱动力是人的呼吸运动，歌唱发声过程实际是呼吸的空气与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之间的碰撞、摩擦产生的声波，经共鸣器官的扩大与美化传达出来的过程，最终形成发声效率很高的声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歌唱的三个要素――发声器官、共鸣器官、呼吸器官大多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尤其难以观察到歌唱动态的过程和状况，这一因素极易造成教学双方对歌唱方法的想象和推测，由此产生许多主观的、片面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教学语言和手段；
第二，歌唱者嗓音条件和乐感的差异也是造成声乐教学活动缺乏系统和规范的重要原因。例如：男女声部的差异，高低声部的差异，歌唱者语言习惯、文化修养、个性色彩的差异等，即便同一声部的歌唱者，其嗓音也有很大的差别，如音色的亮暗，声带闭合状况，声音的灵敏度，音色的戏剧性或抒情性等；
第三，声乐是听觉的艺术，听觉感受都是转瞬即逝的，一旦消失，就很难用直观的方式完全再现，语言对声音的表述也往往带有极大的主观因素，这是造成在声乐教学中师生交流经常出现误解和歧义的主要原因。
感性教学思路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但不能单纯依靠感性思路进行声乐教学，尤其在歌唱者的基础学习阶段，更需要在理性思路的基础上，以客观的歌唱技术要领为主导，引导学生对人体乐器进行准确的调控和发声，再运用感性教学思路对发声的结果进行感性描述，帮助记忆声音，以便巩固歌唱技术，使学生建立起科学有序的学习习惯和客观的思维方式，使学生摆脱对教师的依赖和对声音的模仿，能够独立自主、高效率的学习。因此，声乐教学思路应该采用以理性为基础和前提，理性、感性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经过认真筹备，2008年12月9日上午，“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剧场隆重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教育厅、南京艺术学院的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教授主持，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米如群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致词中指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音乐理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音乐学是一个成就卓著的领域。30年来，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意引进国外有益的音乐理论、方法和手段，积极继承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音乐学先辈的学术遗产，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及时在新时期音乐生活中提取新命题，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进行新阐述，奉献新成果。30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和对外交流的逐步扩大，当代音乐学在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研究员代为宣读了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的贺信。贺信中说：
过去的30年间，广大音乐工作者和音乐学家，突破思想禁锢，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反映出当代学者思想风貌、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希望中国音乐学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更加科学地探讨音乐学这门古老学科在当代应该发挥的积极建设作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指导方针。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道路。
开幕式上，于润洋、赵宋光、樊祖荫、杨燕迪、彭志敏、罗艺峰等分别代表音乐学界以及兄弟艺术院校发表简短祝词。上午10点，学术讨论正式开始。与会代表围绕着“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30年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新世纪新形势与我国音乐理论界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
在记忆追索中回顾历史
今天，我们已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与会代表在记忆的追索中充分体味到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中国音乐学》原编辑部主任缪也追问道：为什么我们在建国17年、“”10年后才有“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提出?当时，在两个“凡是”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次全民思想的大解放，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1．“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作用，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本次“论坛”将“真理标准讨论”与音乐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作为首要论题，并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茅原在发言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扫清了思想障碍，迎来了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是坚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真理”?在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果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事实。历史在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真理问题确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于是，他对“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伦理”和“道德”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充满哲理性的思辨与分析。他指出，正确的观点如果不被群众所掌握，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在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进行阐释时提出：“戴着社会主义帽子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普世真理面具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民族特色招牌的教条也不要迷信。通过实践检验实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点。”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在实践中前进的结果。中国音乐学这30年所取得的“令人惊讶”的发展变化，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理念，中国音乐学未来的发展依然要坚持“实践第一”的理念。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从“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与改革开放大潮在三次思想解放的强劲互动中几度沉浮起落”的视角，对音乐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剖析了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经历的“延伸与崛起、强势回流与陡然弱化”等复杂遭际，并以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分析说明：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一个曾经具有先进性的音乐思潮，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固步自封和不思进取，在伟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丧失了对时代的适应性和拥抱艺术的勇气，乃将原有的先进性逐步消弭、某些消极因素日益膨胀，最终异化为一股与改革开放大潮、与新时期音乐艺术多元繁荣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沦落为时代的弃儿，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行程。这一事实，在令人万分痛惜之余，也必然引发后世学者的深思。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积极为音乐界的思想解放鼓与呼，其功不可没。一批来自媒体的专家以其亲身经历回顾了音乐界在改革开放中的变迁。
《人民音乐》前任主编张弦在发言中以一个音乐编辑的身份，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音乐》在音乐界的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所担任的不同角色。她在发言别肯定了“回顾与反思”的作用，着重指出，音乐界改革开放的脚步远远滞后于思想、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有进行再度反思的必要性。
《人民音乐》前任副主编于庆新着重介绍了当年《人民音乐》“回顾与反思”栏目的策划、设置过程，以及问题讨论的经过。他以其亲身经历的丰富编辑事例说明了“回顾与反思”过程中，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记者陈原从“记忆”入手，以其亲身感受，回顾了《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流行音乐、新潮乐派、摇滚乐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陈原真情的回忆、流畅的文笔、清晰的谈吐勾起一些当事人的亲切回忆，并给每一位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与会代表的记忆追索与反思中，我们看到音乐界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正是在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与争鸣中，广大音乐家解放思想，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韩锺恩以四个“一”概括了我国当代社会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音乐在新时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在提交的论文《震荡与转型――论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期中的中国音乐》中说：改革开放直接导致中国音乐学人的“音乐观念真正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与创作领域良性互动以及与旧音乐观念的剧烈争鸣、交锋中，彻底地显露了依附于政治的旧音乐观念虚弱、拙劣的本质，并于锤炼过程中初步树立了音乐理论的主体意识和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
2．对分支学科的梳理
应邀参加这次高层论坛的专家来自国内音乐学界各个学科领域，大多是近30年中国当代音乐学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主要建设者。他们在发言中，紧紧围绕自身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结合个人体会，对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在当代音乐研究领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从“拨乱反正”、中国当代音乐的特点等方面谈到这个领域30年来取得的飞跃发展和众多成果，他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看作是一个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朝阳学科”，并将本学科的特点概括为四点：时间的短近、历史的复杂、充满了争议、人事的复杂。他同时谈到，当代音乐研究既充满了――涉及到当代人作为局内人在研究中的局限性和优越性，音乐与政治的缠绕带来的历史复杂性，发展历程艰难而崎岖，因此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更具挑战性，也充满了发展生机。他建议国内各音乐院校、师范院校应当开设当代音乐课程；音乐理论家应当对当代音乐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使这个学科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在音乐批评领域，常州工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乔邦利归纳了“回顾与反思”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下的启示，将其中影响较大的音乐批评思潮归纳为四种类型：新启蒙主义音乐批评思潮、人本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音乐批评思潮和基于现代化的音乐批评思潮。认为解放思想是“回顾与反思”的思想渊源，人文关怀是“回顾与反思”的理论品格。此间的音乐批评对音乐创作与传播、音乐学学科建设、音乐界树立科学发展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针对90年代以来音乐批评界的种种弊端，作者呼吁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重建音乐批评的社会责任感。《音乐周报》高级记者傅显舟博士在题为《乐评标准与薪火传承》的发言中谈到，搞好乐评，艺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欣赏者、评论家都有自己的自由。在这里，信仰问题是很重要的，伟大的作品必须要有伟大的信仰支撑。
在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主编樊祖荫在提交的论文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回顾、总结了近30年来我国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对深化已有成绩提出三点建议：加强与国外多声部民歌的比较研究；加强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整体研究；加强与创作、教学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杨民康教授发言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构建注重与民族学、音乐学结合，与原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研究理论，它们的同异体现在“文本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立场”、“规模范围”、“描写方式”、“研究维度”等多个方面。他建议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开辟下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传统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民族杂居区的音乐文化交融状况研究”，“都市社会的多元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都市社会的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况研究”，“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传播交流状况研究”。
在西方音乐史学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蔡良玉在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针对30年来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所呈现的突出变化、成就、问题及今后的希望，谈了八方面的内容：(1)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定位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的转变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进步；(2)各种方法论的引进使我们对国外研究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3)“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是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重大成果；(4)对前人专著的思考以及各种新专著的涌现；(5)西方音乐文献翻译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6)30年来有两大得以突破，即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对基督教文化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是思想解放为这一学科领域带来的新成果；(7)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体现出国内学者的自觉意识；(8)当前的学风问题和翻译出版问题，希望今后能大力推进跨文化研究，实现求知、理解、对话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再生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古代音乐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他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入“后杨荫浏时代”，其显著特色有三：一是涌现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学者群体；二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功力趋向成熟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其中许多学者在史学界起到中流砥柱作用；三是研究成果多数具有厚重的学术分量，体现出独到的学术见解与社会文化价值。他把此时音乐史学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概括为“三个突破、两个亮点、一个期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对音乐学研究工作的提高和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希望这次颇具意义的研讨会能够成为一个起点，今后应联合不同领域、不同学会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修海林从历史学学科理论出发，结合新时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分层结构”的问题；并指出，多层开放研究结构的形成，是史学研究趋向完善的标志，推进音乐史学的多层面研究对于学科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冯长春的发言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音乐界观念更新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反拨、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及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但与其他人文学科与艺术学科相比，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仍存在某些滞后和亟待解决之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在音乐美学领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范晓峰从音乐观念的演变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方面，回顾新时期以来音乐美学研究 显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多样化、多角度、多论域的观念态势，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外国学术思潮的引进，使音乐美学的本体研究(如音乐存在意义与价值、音乐的本质、音乐存在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开始进入深层思考。学理层面的不断思考和探索，已经显示出音乐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壮大。目前音乐美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音乐美学家做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3．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关注
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与会代表对音乐传播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创作、音乐文化学等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进行了介绍。
中国音协原书记处书记冯光钰以《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改革开放》为题，梳理了音乐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呼吁学者立足中华文化，有机地吸取传播学的优长之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播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秦序研究员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谈到我国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与发展。他认为，30年来的成果来之不易，当我们面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胸中会涌起“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之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管建华在发言中着重谈到，“音乐学院体制”在时下音乐教育中的现状与问题。他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析人手，论及当今音乐学院体制的重构问题。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承华着重从“改革开放中的文化格局及其变化”、“音乐中的文化观念及其演变”、“当前的区域化趋势与音乐文化走向”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与音乐文化观念的演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音乐真正进入了自主创新的时代。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田耀农在题为《300年辉煌、100年梦想、30年跨越》的发言中，从“80年代初期的新潮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大发展”、“80年代后期的流行音乐和音乐美学的大发展”、“90年代的高雅音乐与社会音乐教育的大发展”，以及“新世纪初音乐教育的大改革和大发展”等四个方面，对30年来各类音乐与音乐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概述。但在自由讨论中，也有代表对作者把1708、1908年作为重要的历史界标提出质疑。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郭克俭的论文《学科概念驱动下的自觉意识――1997～2007年我国(大陆)声乐学术叙事考索》，主要对1997至2007年我国声乐艺术的学科建构、演唱技法、教学理论、声乐史述、美学探讨、嗓音科学等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予以考察评述。
这次“论坛”还邀请了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朱世瑞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庄曜教授等部分作曲家与会，他们分别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朱世瑞从开放给中国音乐创作带来的收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主体的生存空间与物质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思维的艺术空间与精神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创新表达的需求空间与社会基础、当代音乐创作中思维转型与创新成果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创作中的创新思维；庄曜提交的论文着重谈到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已经使今天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从音乐创作的学习和教育、音乐技术构成形态、互动行为方式、生产和消费等方面论述了数字技术提出的许多新课题和无限发展空间。
从以上对部分与会发言的概要梳理中可以看出，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中国音乐学在80年代后进入转型，是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音乐学人反观中国音乐学的百年历程，站在前辈的肩上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促进中国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因。没有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国音乐学人很难谈到完成“百年中国音乐学术再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使命”。
在学科群落中反观自身
在提交会议的近五十篇论文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者站在学科总体的高度，对当下音乐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就音乐学学科建设提出自己的思考。这些发言几乎不约而同地将重心放在冷静平和的学科反思上，体现出成熟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洋在题为《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提出，音乐学研究中需要对六对关系范畴进行整合与渗透：第一对是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积，需要理论思维，理论的研究绝不能离开历史，成为绝对思辨的理论。第二对是音乐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音乐学本身是一个多门类的知识系统，它既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密切联系，又与音乐学子学科之间也存在联系，若想学科发展有所突破，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现状。第三对是理论立足点和历史一当代的理论资源的关系。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支点。第四对是社会一历史阐释与音乐文本的关系。单纯从音乐本体进行技术分析是必要的，从社会内涵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彼此割裂，最好是相互融合，这对于音乐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第五对是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理解和体验的关系。我们对于一部作品的体验和理解，无法避免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而不能看成是唯一正确的而强加于人。第六对关系是思想与表述的关系。他提出音乐学的文字表述应该深入浅出、明晰易懂，既不要流于晦涩，也要避免过度文学性、想象性的描述。最后，他勉励广大学子，音乐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但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做下去，是因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反杜林论》序言)。
赵宋光在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中提出，音乐学的基本要求是面对事实、寻觅事实，克服盲点、纠正误读。音乐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许多分支学科，应如何整合?为此他提出“分支学科群落”的概念，初步设想有七大群落：按照时间序列的音乐史领域(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西方的、世界的)；空间并列的民族音乐学领域；有关人类自身生产的音乐领域，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与物质媒体相关的乐器志、乐器分类学、测音数据等；与表演场合相关的建筑声学；等等。并通过具体研究实例指出了各个学科群落有待研究和超越的问题。他指出，音乐学研究的任务应该是弥合缝隙、你我渗透，在各个分支学科之间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缝隙就要立即弥补，这样才能防止四分五裂。他认为，这个整合过程将是比较漫长的，要防止揠苗助长，要顺其自然的发展。他还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论断，提出“工艺结构学”的概念。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音乐学取得的长足进步概括为“四增”：学科自主意识增强、学科队伍力 量增长、学术成果业绩增多、学术影响辐射增大。将学科发展仍然面临的问题总结为：(1)尚不能深度阐释国内当前高度复杂、独特的音乐现实和文化生活；(2)中国当代音乐学引进西学不够，思想贫血，尤其与文、史、哲、美术，甚至电影等学科相比，缺乏对西方深度理论成果的吸收；(3)知识零散化，科目细碎化，越来越缺乏整合和思想共享的可能性，存在意识形态的分裂，相互沟通交流相当少；(4)中国音乐学学统体系面临较大压力，主要原因是研究生扩招发展过快，规模太大，力不从心，已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整个教学和学科体系都存在不合理现象。以上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需要深入思考和反复试验。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安国在会上发表了“两点感悟”：感悟一，当前的音乐学研究“与动态展开的、无比丰富、生动的音乐艺术实践相较，音乐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及实践应用力实际上十分有限”，音乐理论工作者对理论研究的社会期望值过高，缺乏“自知之明”。为此，他建议音乐学研究者摆正所从事的学科位置，切勿认为自己可以“改写历史”、“包打天下”，而应保持平和的研究心态，潜心向各自专业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做好自己应该做和所能做的事。而当下学术研究中浮躁心理、学术泡沫、学术抄袭等不良风气的泛滥，导致当下理论研究成果社会公信力大面积降低。感悟二，当前的音乐学研究“对历史延伸、积淀下来的，彼时彼地的音乐学陈说，或当代人从不同视角出发的、此时此地的学术观点，不宜轻率地提出批判和否定，而宜取兼容、互补、并存的立场”，这既与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化相适应，也有利于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魏廷格在题为《中国当代音乐学之缺失与前瞻》的主题发言中，采用他一贯的不断设问方式，对音乐理论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展开诘问。他强调音乐学必须在促进创作、表演、欣赏方面起到有力的作用，如果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好，音乐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在着重谈到音乐学的责任时提出理念，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具体现象指出：现在，我们有学术自由，但是当前音乐学界的最大问题就是理念的缺失，强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才有可能实施这些理念；音乐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对音乐学和音乐实践双方都可能造成伤害。显然，魏先生始终没有改变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形成的观点，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实践，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无用的。朱世瑞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音乐创作是音乐研究的对象之一，应该密切关注音乐创作，作曲界本身也要注意音乐学界的动态，彼此要有互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冯效刚在论文和发言中主要从音乐学学科研究的角度回顾了30年中国音乐学所走过的历程，提出：(1)只有在理清音乐学各学科间的区别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讲清学科之间的互渗互补、渗透融合的关系及其共同的人文学科定位；(2)要重视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学科生态环境的营造，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他认为，音乐学界近年来对“学术氛围”和“学术规范”的关注，是中国音乐学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入文关怀”在新时期的自觉表现。
在关注音乐学学科整体发展现状的发言中，有两位专家谈到当下最凸显的学风问题。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以一个老音乐学家的身份，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与我》的自由发言，对当前音乐学界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怪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率真地说自己向来是一个只会说丑话，不会说好话的人。他指出：我们音乐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自重，要做社会的脊梁骨，要做堂堂正正的人。他认为，目前文艺界和理论界最大的问题是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道德重建。尽管他对于当下音乐学学科现状充满忧虑之感，但强调自己会仍然坚持守住脚下的一方土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堂堂正正、言行一致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原副主编黄旭东在题为《学风不正、文德下降与学界应取的对策》的发言中，首先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理论界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学术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扩展，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随后，他以近年来音乐学界的一些学术失范行为个案，剖析了学术失范的成因和社会根源，认为学风不正、不讲文德已成为当前音乐界与当代音乐学领域需要关注并且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遏制当下不良学风，他以24个字向广大音乐学学子提出忠告：刻苦勤奋学习，广泛搜集资料，取精为我所用，求真独立思考。
缪也在《理论的拓展与实践的丰盈：音乐学的国家意志和平民立场》的发言中谈到，我们应牢记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我国的音乐学发展并非风平浪静，政治与学术的影响息息相关。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处在国家意志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制约之下，我们的事业要在其中找到生存空间，在事业发展的轨道上，健康比和谐更加好。学者应有理性意识、学术意识。
过去30年，中国当代音乐学有许多经验需要深入体会，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学科未来发展指出一条健康之路是众多与会代表的共识，他们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音乐学各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交流与对话。
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伍国栋在发言中，开宗明义提到：“人到三十，步入壮年，应当算是进入人生成熟发展期了……不做反思，不总结得失，当有悖于此学科迈入成熟期后继续发扬光大以及对学人赋予的学理期望。”他分别用“三得”(学科建构，系统完善；视野开拓，路径扩展；学术反馈，影响扩大)、“三失”(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世态怪象”――“自大幽灵，驱之不散”；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中“高谈阔论”而脱离音乐对象具体研究实践的现象――“理论实践，多现脱节”；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自身建构中的忽视本土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现象――“迷失本位，自绝血缘”)对这一学科近三十年来在理论及方法传承上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评述，并以大量具体的实例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三失”的危害，充分展示了他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本源和本体，才能构建自己的研究特色的学科理念：
民族音乐学不是一门纯理论音乐学学科，其基本理论及方法必须要应用于具体民族的具体音乐及其音乐生活观察和研究，才可能体现其相关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所以这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具体操作，既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本体的详尽剖析，也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生活的文化考察，一切从理论到理论的“把玩”或“自恋式”宣扬，只能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空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毛继增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分为：“1978年”和“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期”两次，并具体分析了两次“思想解放”与民族音乐学的联系。他结合自 己50年的学术研究经验，明确提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在破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方面需要明确的两个界限：“要把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封建统治、封建思想有所区别”，“应将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和封建活动、宗教迷信区别开来”。他还提出民族音乐学向田野深入的问题，呼吁民族音乐学者要向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学习，在田野工作上努力做到“投入、深入和融入”。
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杜亚雄分析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现状，认为田野工作若要得到科学、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必须搞清楚与调研对象有关的五个W，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实音乐生活中出现的民间乐种“城市化”、“商业化”、“世俗化”和“流行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对民族音乐学界出现的“安乐椅化”、“学府化”、“去音乐化”和“功利化”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最后，他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面对现实、调整工作方法提出四项建议：提倡居住体验法；开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建立应用民族音乐学；加强音乐方面的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锺恩在题为《以当代的名义跨入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发言中，首先阐明“当代”的三个意义：当代是一个断层，即作为一个历史时段进行叙事；当代是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当代是一个修辞，即作为一个表述的结构进行陈述。他将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当代成就概括为：立足当下，以学科自觉姿态，通过深入挖掘与注重内涵建设，不断寻求与逐渐回归学科原位。之后，又对音乐美学在研究方式、研究对象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未来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加强创新意识，努力回归人文原点与人本原位。中国音乐学应注重内涵建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由学术泡沫尽快进入学术软着陆。
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音乐研究》常务副主编陈荃有从音乐学术媒体发展的角度谈到近年来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的“得”与“失”。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音乐界学术类媒体的发展逐步踏入正轨。在梳理、分析了此间中国音乐学术类媒体发展历程后，指出了音乐界学术类媒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他把近年来中国音乐学术期刊的建设和发展现状归结为“一个机遇、两对矛盾、三座障碍”。他认为，我们当下提出加强音乐学术建设，不能忽略了音乐学术期刊的建设。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班丽霞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尚未达到与西方音乐学界平等对话的程度。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为文化他者的客观因素外，我们尚欠缺学科发展必须的素质和能力。如音乐本体分析能力、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对作品的感性体验能力，以及基于文化层面的内涵诠释能力，而最后一种能力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突出瓶颈。若想改变这一现状，除了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自觉外，最根本的方式应该从教育人手，引导和鼓励青年学子扩大学术视野，弥补文化缺失。在自由碰撞中展开争鸣
与以往学术会议相比，这次论坛的特色除了多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之外，还体现在一个“论”字上――论坛尽量留出充足的时间给与会代表展开讨论，讨论的主题均出自当日专家的发言，各类热点话题的自由争鸣，使许多话题很快升级为热火朝天的论辩。尽管多数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但通过对话、争论了解他人观点，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大有裨益。论坛争论的主要话题有：
1．重写音乐史：是重写?还是改写、续写?
“重写音乐史”的话题主要由两个发言引起。第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岩以《关爱与重新审视》为题的发言。他结合自身对陈洪、程懋筠、何安东等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问题，认为对于音乐家的“关爱”存在不平均现象，应给予派的音乐人士以更多关注。显然，这个话题涉及对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问题。
第二个是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黄钟》副主编田可文在《“重写音乐史”话语中的地域性研究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音乐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或绝大部分保持着独特的地域色彩，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就国内而言)并未得到音乐史学家太多的重视或说是重视得不够。受“重写音乐史”话题的启发，他认为当前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应该关注地域性研究，并将其放入完整的中国音乐史体系中去考虑。这应是当前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也是摆在每个音乐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边远地区音乐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2．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实践?还是求真?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在《从书本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面临的第二次转型》的发言中，指出目前部分音乐学家偏爱书本音乐学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逐步摆脱政治运动的左右，从意识形态音乐学中走出来，完成中国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当前，我们正面临的是“书本音乐学”的困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面对现在社会音乐生活的诸多现象，音乐学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主要是受制于当下音乐教育体制的僵化和商品化；学科体系的自言自语；从书本到实践――如何面对音乐艺术的实践?如何面向社会文化的实践?如何面向跨文化的实践?
对此，于润洋引用马克思的“哲学解释世界，但关键问题是要改变世界”进行回应。他认为，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可以改变世界，但要以此为目标。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话语权，主要原因是我们做得还不够。
其实，茅原的与会发言在论及“音乐生态”问题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音乐学家应该关注现实音乐生活”：
只有当社会真正需要的时候，音乐事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当社会知道它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认识到应该要求满足这种需要。
根本的出路可能在于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音乐学工作者应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到普通学校中去。
缪也在发言中也提到，希望音乐学界不能仅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还应注意学术成果之后的深加工。学术普及工作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情况下要尽量促成这种转化。
对此杨燕迪认为，应提高音乐学在三个层面的影响作用：一是针对实践音乐家，为他们提供可靠、可用和可行的智识参照，同时也为音乐学家自己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针对普通乐迷；三则针对文化、知识界，达到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和杨燕迪在80年代后期的观点有明显不同。从强调学科自立，反对直接服务于实践，到主动切入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但量力而行，强调保留自主空间。一个附属，一个自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王安国和杨燕迪在20年前，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曾经针锋相对，而20年后，二者都在朝对方立场转移，但这种立场的转移更加符合实际。
多位专家都对自身和青年学生提出希望：做一个读书人，甘于寂寞，抵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不良倾向的诱惑，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理念的实施者：是领导?还是个人?
魏廷格在主题发言中强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才有可能实施这些理念，就像蔡元培、萧友梅曾经所做得那样。
魏先生将学科发展寄希望于某位领导的观点，即刻在会议上引发争议，戴鹏海、居其宏和朱世瑞等人均认为，解决学科问题、促进学科建设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4．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
杨民康的发言《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引出“民族音乐学的主体是音乐还是民族”的讨论。杜亚雄谈到美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去音乐化现象；修海林认为学科的最终关注点应该是通过音乐来关注人；赵宋光提出，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志的区别在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还是在第三音?二者的区别重点在人还是在对象?杜亚雄和杨民康二人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杨民康是研究人，杜亚雄是研究音乐。
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罗艺峰教授提出，应该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学成就，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会获得全新的认识和历史观，才可能脱出“中西关系”二元对立的思维，全面刷新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面貌，进而从整个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高度来认识我们的现代音乐文化建设。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他认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引介国内外相关成果；加强研究深度与广度；运用新知识拓展新视野；挖掘中国古代学术资源；开拓新学科。他还谈到两点思考：音乐学研究三结合原则和三类型的音乐学创造。
本次“论坛”讨论的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讨会中所少见。在与会代表中，老一代音乐学家是以亲历见证人的感悟历数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教训；中年一代音乐学家以改革开放第一批受惠者的体验，展示拓展思路、大胆创新的胆识；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的想法无拘无束，展示了中国音乐学的未来。三代学人都就所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为音乐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清醒自觉中面向未来
选择200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时间，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这样一个特定主题，召开本次高层论坛这样一个全国性学术盛会，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历史、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来自全国各地音乐学界的老、中、青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大家共同站在改革开放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连接点上，就涉及中国当代音乐学乃至整个音乐文化建设总格局中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如何推进其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命题，集思广益、共商大计，以更自觉地面向未来、迎接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充分体现出代表们高度的历史意识、责任意识、问题意识和前瞻意识。
赵宋光在“论坛”的总评述中，将中国音乐学的进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学科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不是简单地理解为为实际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而是着力于构建学科自身的学术结构；(2)学科的梯队力量逐渐壮大，涌现出一批创新型的人才；(3)学术成果业绩丰硕，呈现一批创新的成果；(4)学科的学术辐射力和影响逐渐增大，在文学艺术界得到承认。
他的总评述对30年来我国音乐学学科存在的问题，作了如下评述：(1)面对当前复杂的音乐生活现实和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还不能做出具有深度的理论阐述；(2)音乐学的思想资源还不能够充分地调动出来，发挥它推进学科发展的潜力；(3)音乐学学科内部多维度、全方位、面向实践的发展态势，由零散的科目细分、互相隔阂、成果难以共享的趋势，如何整合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系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4)学术成果质量的提高与数量扩大的规模还不能够相称；(5)如何杜绝学术腐败的滋生蔓延，还缺乏有力的遏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