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1篇

在我的窗前，

有一棵白桦，

仿佛涂上了银霜，

披了一身雪花。

毛茸茸的枝头，

雪绣的花边潇洒，

串串花穗齐绽，

洁白的流苏如画。

2、《油菜花》

从南到北，

一片黄从西到东，

一片黄随着春风的吹动像金色的大海洋海浪一浪还比一浪高像徜徉在妈妈的怀抱。

3、《莲的心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

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不曾来侵蚀，

秋雨也未滴落，

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

我已亭亭不忧也不惧。

现在正是，

我最美丽的时刻，

重门却已深锁，

在芬芳的笑靥之後，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2篇

摘要：建安诗歌是我国文人诗歌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魏晋风度下的三曹父子即是此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古意悲凉”等共性，但由于个人特质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三人在创作诗风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曹操诗的古朴雄浑，到曹丕的婉约便娟，直至曹植的词采华茂，从中亦可窥见建安诗人的艺术追求。本文旨在结合三曹诗歌创作的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其各自的诗风特点，并对“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阐释论述。

关键词：古直悲凉；婉约便娟；词采华茂；诗风差异

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三个诗人或文学家并称，能够成为文学坐标峰峦的为数并不多见，论及各时期文人，亦是依稀可数。在建安诗坛上，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三曹”是建安乃至魏晋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三峰并峙，璀璨诗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一样，建安诗坛假若没有“三曹”将是无法想象的，势必是建安诗坛的一大笔缺失，亦可以说无法谈其为真正的建安诗坛了。

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五言诗迅速腾跃的时代，曹操、曹丕和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都具有很强的功力，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更堪称“建安之杰”。其中，曹操以其乐府诗为主，曹丕与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居多，曹丕在诗歌语言创作形式上另开辟了一些新的路径，如其六言、七言与杂言诗，但其三人的很多诗篇，大抵都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之中。虽然三人诗风由整体观之，创立于建安文学的大背景下，带有“古意悲凉”的共同特征，但其抒情诗就个性化表现层面而言，却同中有异，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宋代以“诗评最为确论”著称的敖陶孙在其《敖器之诗话》中就有评论曹操与曹植之诗的述语，这样说道：“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足可见，曹操与曹植的迥异诗风，虽未提及曹丕，但把曹操的古直沉雄与曹植的纵逸词茂分析得恰如其分。故而，从整体建安诗坛发展流变来看，三曹的诗歌创作对文学艺术追求而言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诗人各自的气质禀赋与际遇经历的不同，其诗歌所呈现的气象与特色亦为迥然。以下将结合三曹各自具体的代表性名篇，试浅要谈及各自诗作的风格特点，并加以阐释论述。

一、曹操诗歌之古直悲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的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觉、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此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非凡的作品，亦造就了一批天赋极高的英灵俊才。“建安风骨”的开拓者曹操便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各身份兼而合一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这就使他在年轻时就有步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机敏善权术，好读书练武习文。曾在东汉灵帝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董卓之乱时，迁都许昌，招募卒士，讨伐董卓，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又经历多次战争，逐渐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建立曹魏政权。

乱世不仅把曹操造就成了一位时代英雄，也造就他成为个性独特、风格迥异的文学家与诗人。曹操志向远大，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长期动乱的现实社会有着很深的体验。由于他目睹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亲身经历了多次战争，使其诗文逐渐染上了“慷慨悲凉”之气，因此其诗歌雄壮古直，不事雕琢。他崇尚质朴，反对浮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一改东汉注重骈俪词采的传统，行文语言自然朴实，其诗风与文笔清新华丽的曹丕和词采华茂的曹植大不相同。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军事家兼文学家，其诗歌作文很多是基于治国经略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因而，其笔下的诗歌多取材于割据纷争的战乱事件，其诗歌的画面盛大，境界开阔，充满着慷慨悲凉、古朴雄浑、气势刚健的笔调。难怪钟嵘评诗时论及曹操，认为其诗颇具古直之风，甚有悲凉之句。以下试结合曹操极具代表性的名篇诗歌来分析其慷慨沉雄、古直悲凉的诗

风特点。

如其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这个我们在中学时代即诵读成章。其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写于曹军在赤壁之战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曹操一面在训练水军、e蓄力量，一面欲招纳贤士、延揽人才，创作《短歌行》的主旨亦在于此。曹操深感于人生的短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军事家，其对生命价值自身的体会自然也高于常人。人生之短，犹如朝露，对于曹操这样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忧虑的。他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志在千里，壮心未已，于是生发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延揽贤士，为天下不平而感叹深忧的心声。《短歌行》对仗工整、一唱三叹，涵盖了对生命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慷慨激昂，古直悲凉，字里行间吐露着曹操沉雄、饱满的笔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憾力量。

再如与《薤露行》视为姐妹篇的《蒿里行》，其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是以乐府为诗题的挽歌，主题背景是汉末董卓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黎民深受苦难的场景。这首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曹操“古直悲凉”之诗风的乐府诗了。古直，即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具有古朴、率直和雄浑之感。此篇《蒿里行》整体读来浑然一体，从兴兵讨伐董卓，到袁氏兄弟的拙劣称帝，使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尸骨遍布荒野，此诗一路酣畅淋漓，直叙不逶迤，颇具古朴率直之感。而此诗之悲凉，正是体现在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作者在经历作战时所亲眼目睹的荒野遍骨的惨景。于是生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表面文字虽浅显质朴，但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宏大而深邃的，曹操诗的古朴雄浑之风便一览晓之。

二、曹丕诗歌之便娟婉约

曹丕为曹操的次子，并被立为魏太子。自幼便受其父的熏染影响，机敏好学，广读诗论，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识学养。曹丕描写战争背景的诗篇，其气势风格相比曹操，慷慨雄浑之气略逊，深沉古凉之意不足，这大抵和其本人的经历际遇和气质特性有很大关系。

曹丕笔下的征战诗歌，多以女子角度自称，描写思妇的闺音之叹和离愁别绪，工笔细致入微，刻画缠绵悱恻、含蓄秀美、婉约有致，笔调迟缓细腻，这是同时期其他建安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三国志选》里就曾评论曹丕道“天资文藻，才艺兼该”。曹丕诗歌的语言融古朴与秀丽于一身，工于抒情，为后代文人墨客所称颂，体现了此时期文人由乐府诗逐渐向文人诗过渡的特点。

而曹丕在诗歌创作形式上也有有益的新尝试，其乐府诗和非乐府诗并重，除了四言诗，他在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方面均有开拓，大大拓展了文人作诗的途径，并被后人视为“歌行之祖”。先秦时期虽是七言诗的起源，但文人所创数量极少，直至后来汉代也并不受重视。但到了曹丕这里，一改建安诗人传统的五言诗，在七言诗亦不乏大量佳篇之作，使其逐渐列入诗歌创作的体裁行列，对诗歌发展而言是一种不可小窥的进步。曹丕最具代表性的七言诗当属《燕歌行》，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而其六言诗也有不少篇幅，诸如《寡妇诗》、《黎阳作・其四》之列。因此综而观之，曹丕诗歌既有对汉乐府诗歌发展改造的一面（五言诗与六七言、杂言诗并创）；又有诗风笔法转于辞采华茂、婉约便娟的一面，对整个文坛而言具有推动的价值意义。

继曹操《短歌行》之后，曹丕亦有同名四言诗篇，是为追思其父曹操。曹丕作此篇不同于其父，他是专门抒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专章独奏，哀悼抒情意味强烈。父亲的离去令他悲恸不已，另一面，他作此篇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遗令。如其开篇所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把自己见物思人、物是人非的悲绝之情写得凄婉动人。此外，像“呦呦游鹿，草草鸣霓。翩翩飞B，挟子巢栖。”这样的句子与曹公篇的诗句相仿，善用比兴手法，以大鹿呼唤小鹿来比拟父子间的亲情。而且此篇抚琴曲声唯美，文字凄怆抒情，含蓄委婉，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是其便娟婉约诗风的体现。

又如以文辞典雅居称的四言诗《善哉行》，后人流传最广、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是首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开篇即以浅淡笔墨展现了一位顾盼生姿的美女容貌，娇美温润，妩媚生姿。“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尾篇以侧面的形式―即“我”的感受，来表现对这名美丽才女的倾慕与顾盼眷恋。这首《善哉行》便是曹丕诗风的代表性作品，从这首诗亦可看出，建安诗风的古朴悲凉之气不复察觉，逐渐转为便娟含蓄之风，建安诗风在悄然间游离变化。此诗以男女情爱为题材背景，格调舒缓，绮丽和媚，清新婉转，极具典型地代表了曹丕诗歌的创作诗风。

再者，以曹丕的七言诗代表―《燕歌行》为释例来探讨其诗风。《燕歌行・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首句与李商隐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意趣相仿，缠绵忧思，情感细腻。其后：“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意象朦胧，交代人物思念之颜色憔悴，却没有明确交代思念者之身份，有待读者去想象发现，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最后：“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则拾取“星月云、飞鸽”等意象，互相交融，情景璧合，把此诗所描写的飘然不定的行迹与刻骨铭心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细腻刻画，工于笔调，踌躇叹惋，如泣如诉，不愧是曹丕笔下传颂的名篇！因此，曹丕虽无曹操诗风的雄浑大气，但其在诗文创作上亦卓有建树，低徊委婉、便娟秀丽、宛曲细腻之风使其诗文创作成就相当突出。

三、曹植诗歌之词采华茂

曹植为曹丕同母之弟，其才思敏捷、文笔立成，文学成就相比曹丕更胜一筹。但其四十一岁的短暂人生却波澜起伏，变化很大，可以分为人生的前后两个分期。前期为建安初期，此时期经常跟随曹操从军征战，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再加上其自幼文学天赋与修养出众，十几岁便可吟诗成章且文采斐然，因此深得其父曹操的宠幸。曹操曾让其子每人当场作赋，曹植援笔而成，曹操非常吃惊，对曹植之文思大为赏识，难怪刘勰也有对之“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这是曹植前期生活的境况，从其诗风之词采华茂、纵逸飘然、骨气奇高亦可晓之一二。

然其后期，即黄初、太和时期，自曹操去世之后，其兄曹丕登上王位，曹植的轻逸宠幸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时期，曹丕为翦除羽翼，先后将曹植的文人亲友杀害，曹植也被贬数次，发落边地，曹植有感于此，其诗风创作开始感慨忧伤，其数副名篇中都透露出沉郁顿挫、淋漓悲壮的诗歌风格。因而，钟嵘曾在其《诗品》中高度评价曹植，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由此可见，曹植后期诗歌创作颇能体现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诗风。三曹的诗歌创作，发展到曹植这里，充分继承了其父与兄的特色，既有悲凉慷慨之调，也极富润色饰采之美。

纵观曹植的整体诗歌创作，比起曹操与曹丕，其后世流传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他的四言诗较有特色，但最为突出的当属五言诗，不愧奇冠三曹之首，素有“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诗词采华美，骨气奇高，无不渗透着建功立业、高亢进取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个人遭遇心忧，嗟叹生平际遇，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以下将结合曹植诗赋创作的名篇进行分析探讨其诗风特点。

如其《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首句便展现一幅辽远广阔的背景，读之豪气劲爽，以阳光下高大的白色骏马疾驰而去来拉开帷幕，笔法纵逸。“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驰骋沙场之健儿的狡捷与勇剽描写的十分尽致，英姿栩栩如生，又寄托着作者自身渴望建功立业的骨气与抱负。最后以脍炙人口的诗句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想必此句为后人所传诵成咏吧，这也是曹植意气昂扬的自我写照，把心中念念不忘的立功立德的豪迈气概溢于言表，此诗颇具“骨气奇高”之诗风。

再如其《美女篇》则是“词采华茂”的典范。整篇读来酣畅淋漓，纤柔华美，温润生姿。“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读之飘然纵逸，意境唯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通过对美女服饰、体态、容貌和气色的细腻描写，铺叙女子的唯妙美貌，感之与汉乐府《陌上桑》笔下的罗敷极为相仿，在细节上刻画善于炼字，注重词采的华丽，声情并茂。所以，就此篇对美女的描摹，应当是曹植“词采华茂”的代表性作品，使其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曹植作此篇又不单单是描摹其形象，重要的是笔下所寄遥深，以美女虽盛年貌美却独守空房来自喻自己壮年不被重用，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慨叹惋。故而，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曹丕政权下自己生活艰深、不为所用的怨愤，词采华美，文质合一，雅怨之气涵盖其中，读来气势不凡。

《赠白马王彪》堪称曹植最为寒怆凄切的典型代表作品了。此文写于曹彰被曹丕害死，英年暴死的悲惨背景之下，曹植感时泪伤，愤恨而作。“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两段皆以反问句式开头，难以掩饰内心的一腔郁愤，将对曹丕独揽政权、相加迫害兄足的行为娓娓道来，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担心忧虑，抒发难以被皇帝任用的愤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面对曹彰的暴死，曹植在诗中表现愤怒，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其自身的傲岸夤恰4耸援笔立成，一气呵成，至情至性，将难以直言的伤慨溢于言表，以沉重舒缓的笔调，表达对生命短暂、不可揣度把握的悲怨之情。因而，此诗将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心性与诗风诠释得张弛有度、一览无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三曹诗风进行一个纵向度的总结。由曹操诗风的古直雄浑，过渡到曹丕的便娟婉约，衍变为曹植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魏晋三曹诗风的主线是一路发展、不断进步的。魏武帝曹操是魏晋建安诗风的开拓者，显然，他的慷慨豪迈、雄浑苍茫，在至今文人中也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诗却难免有笔法偏粗的缺憾，没有细腻的文人笔调。魏文帝曹丕则一改其父苍凉雄浑之诗风，他工于笔调，善写游子思愁与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其诗笔力迟弱、过于婉曲清秀。而陈思王曹植之诗既有词采华茂、才思敏捷的一面，又在诗中注入对个人生平际遇的慨叹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反映，“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兼具其父与其兄的诗风特色，难怪刘勰对之有“独冠群才”、“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又有“建安之杰”的高冠，论文思论寄托，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曹植之诗风可堪称为建安文学流变的杰出艺术追求与进步意义的卓越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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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朝）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4篇

关键词：语用修辞功能；意象；《诗经》

H131

《诗经》是我国较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强烈的抒情性，受当时以采摘和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依赖、欣赏、崇拜、敬畏等驮拥那楦小V参铮作为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礼物。由于长期与植物亲密接触，人们对植物的价值认识和审美意识不断增强，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互相回还震荡，植物成为人们感情的寄托与象征，也是人们传递审美信息与审美感受的媒介。《诗经》中描述的桑树这一意象，通过对其外在形象描绘，为人们展现出生动的画面，给予读者心灵的碰撞和美的启迪。

一、《诗经》

要想明确掌握《诗经》中植物意象的语用修辞功能，首先要明确诗经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经中融合的是具有现实主义的诗歌，推动了我国诗歌向现展的进程。首先植物是较早存于大自然的一种生命形态，也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生存礼物，人类大部分时间都与植物相处，自然而然与植物之间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的许多诗人利用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便是由此引发而来。诗经中大部分借助植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植物来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

二、《诗经》中的语用修辞功能

1.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结合

《诗经》中运用的语用修辞功能，大多数是将语用学与修辞学相结合，语用修辞简单来说就是将语用学和修辞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随着文学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外许多研究学者将语用学和修辞学作为研究的关键，渐渐地将语用修辞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2.语用修辞功能阐微

在探究语用修辞功能时，必须要慎重选择学习的切入点和方向，语用修辞可以准确的将物体的形象描绘出来，此外还可以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还会对描写的事物进行适当的美化。形象描绘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描述的事物进行精准的叙述，而意向描绘则是将诗歌中最基本的感情主调展现出来，通过犀利的语言表达基调，将诗歌中的内容进行准确的叙述。通过意象这一形象来将自己内心想要表达出的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所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感情描绘的主要功能。诗人在抒感之前，首先会找出一个载体，然后通过娴熟的运用语用修辞来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三、植物意象的语用修辞功能分析

1.形象描绘功能

桑树在《诗经》中会经常地出现，似乎所有的诗人对于桑树都有这一种特殊的情感，桑树为人类提供着基础物质需要，同时它美丽的外表也寄托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在古代时期丝绸的原材料就是桑叶，在古代，长达五百多年间桑叶一直出现在人们的工作中，这一原因也就导致了桑叶在作者们的眼里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古代大多数的纺织工人都是以女性为主，这也就致使了诗经中大多数用桑树这一意象表达女性的情感。桑叶作为人物情感表达的一种植物意象，具有其独特的现地位和价值，加上诗人技艺高超的描绘技术，就为后人呈现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2.感情描绘功能

对于人们来说大千世界是一个较为客观的物质载体，诗人通常会用带有感彩的主观情感去看待这个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家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语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这句话就是说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首先要和借助的物体进行一定的情感交流。只有充分的掌握借助物体的各方面特点，才可以更有把握的借助这些特点表达自己的人物情感。诗人借助物像往往是用于渲染整首诗的气氛，有的时候生硬的语句并不能更好的展示诗人的内心活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柔和的意向，对内心的活动加以深刻的描写。《诗经》中运用植物意象，就是赋予一个植物具有人类的情感，结合该植物的特点表达出作者物我合一的境界。桑树最早出现于女性的生活环境中，在纺织时代女性经常与桑树在一起工作，所以在诗经中商业酒成为寄托女性情感的主要物质载体。

3.美学功能

诗歌借助意想来表达，不仅仅可以传递直观的视觉信息，还可以表达作者细腻的人物情感心理。《诗经》中植物意象承载了人们过多的人物情感，一是因为古代人表达情感的语言较为含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意象的领悟来明白作者的思想感情。《诗经》中会美化桑叶从而表达出女性细腻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语用修辞中的美化功能，《诗经》中只不过是用静态的桑叶反映出了社会的动态形式。古代妇女在纺织时期长期和桑叶朝夕相处，所以桑叶可以更加形象的表达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形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的许多诗人利用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便是由此引发而来。通过意象这一形象来将自己内心想要表达出的情感抒发出来，这样所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感情描绘的主要功能。诗人借助物像往往是用于渲染整首诗的气氛，有的时候生硬的语句并不能更好的展示诗人的内心活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柔和的意向，对内心的活动加以深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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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芳.诗歌意象语言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5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5篇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6篇

关键词：秋瑾咏植物诗人格蕴涵艺术特点

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女革命家，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她在短促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诗词，仅《秋瑾集》就收存诗、词、歌二百二十多首，另有集外佚诗约十五首[1]，共二百四十余首。秋瑾的诗歌，大体可以1903年入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所写约一百三十多首，包括1891年至1899年她少女时代、婚后居湖南时期的作品以及1900年在北京经历庚子事变后到1903年底思想开始变化这个过渡时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为咏物写景、感事抒怀、思亲抒怀之作，虽然不能与其后期诗词相比，但从具体内容看，这些诗歌并非一般的“风花雪月，闲愁离恨”，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中青年女性的生活、思想，同时与后期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咏植物的诗歌，蕴涵着她的人格，体现了她的思想，并且直接影响了她后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过去研究秋瑾诗歌注重后期的革命诗，对咏颂花草诗的研究较少。其实，秋瑾咏植物诗中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少女思想的反映，也是她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了她后期的写作心态，在其一生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秋瑾集》[2]中，直接咏植物的诗歌有二十首，它们是：《残菊》、《分韵赋・柳》、《分韵赋・梅》、《分韵赋・玫瑰》、《分韵赋・秋海棠》、《分韵赋・杜鹃花》、《分韵赋・芍药》、《分韵赋・桃花》、《分韵赋・兰花》、《菊》、《白梅》、《咏白梅》、《秋菊》、《春柳》四章、《红莲》、《白莲》、《水仙花》、《梅》十章、《春草》、《咏白梅》。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很多都代表了秋瑾前期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反映了她少女时代的思想和对高尚的人格品质的追求。研究这些诗歌可以了解秋瑾前期的人格蕴涵，同时也可以了解她前期诗歌的艺术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咏植物诗中的人格蕴涵

秋瑾是出自仕宦家庭的闺秀，性格豪爽，有正义感，有才学，娴于辞令，好吟诗作词。在少女时代还练就了骑马、使剑的本领，以及一身精湛的武艺。家庭的宠爱，古代剑侠的影响，加上奔放不羁的生活，塑造了秋瑾豪放的性格。在她的那些咏植物的诗中，能以真情咏物，在咏物的过程中不仅抒发了自己喜怒哀乐，还把心中的理想人格寄托在物象之上。在这些诗中，物象就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外化，其人格精神与菊、梅、杜鹃、海棠、莲等植物融合在一起，物我交融，不分彼此。黄宗羲在《景妙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秋瑾的这些咏植物的诗亦如此，她注入了自己的真情，许多物象蕴涵着她所追求的人格精神。

（一）梅花之美，不仅在色香和姿态上，更突出的是它的神韵与品质。人们把梅花视为高雅、纯洁、刚正的象征，不畏严寒、独步早春的坚贞不屈的品性，使梅花历来就备受人们称颂，歌之咏之的佳作在古代诗坛上可谓数不胜数。秋瑾酷爱梅，在她的咏花诗中，咏梅的就有五题十四首之多。寓意尤为明显的是她的《梅》十章。她以“侠骨棱棱”的梅赞颂崇高的人格和高雅的风神：

欲凭粉笔写风神，侠骨棱棱画不真。

未见师雄来月下，如何却现女郎身？

又如：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

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晶莹如玉的梅花不怕霜雪，再冷也不愿依傍在华丽的高楼里。厌恶富贵，蔑视世俗，不趋时附势，不去依傍琼楼、攀附显贵以取恩宠，而是倔然挺立于严霜寒雪之中，这就是诗人的人格。“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更透露出诗人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个性尊严的新的时代气息。其他如《白梅》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

仙人缟袂倚重门，笑掷明珠幻絮魂。

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

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独立自怜标格异，肯因容易便承恩？

诗中，白梅穿着“缟袂”，“笑掷明珠”，潇洒自由，坚强的白梅独自月游。秋瑾借白梅的形象，抒发自己玉骨冰姿以及标格独立的精神，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承恩”之人。

在《梅》十章中写道：“如何不遇林和靖？漂泊天涯更水涯。”“可怜憔悴罗浮客，独立零霜碎雨中。”“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自怜风骨难谐俗，到处逢迎百不售。”

这些诗句中梅的艺术形象，寄寓着诗人怀才不遇，志难偕俗的叛逆性格，以及不畏、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

梅为百花魁，梅之傲雪，梅之清香，梅之高雅，素为诗人所称颂。在秋瑾的咏梅诗中，用梅花表达对高洁品质的追求的诗还很多。如《梅》：

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

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

再如《咏白梅》：

雪玉妆成千万枝，冰霜雅操最宜诗。

花坛独步盈盈立，嫩萼含葩淡淡姿。

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

孤山处士空唐突，未许门墙网粉施！

又如《梅》（十章）：

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

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

梅花“江南品最高”，她不庸俗，“不与夭桃一例娇”。风雪中的白梅如玉般的枝条，盈盈地独步，嫩萼淡淡的姿态，多么高洁！诗人以梅自喻，称颂了梅花高洁不俗的坚贞品质，抒写了作者傲岸不羁、不随俗俯仰、追求高洁不俗的高尚人格。

（二）不与百花争艳，而在百花凋谢后傲霜怒放，具有一种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秋瑾的《菊》写道：“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夭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赞颂的就是这种气节和精神。这首诗作于湖南时期，秋瑾婚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情调上由以前的欢快转向冷静，而且在题材上也不像以前那样偏重于春天以及艳的花木，多写带刚劲之气的菊、梅等，表现了她那种孤高、自洁、顽强的性格。她描写的形象为后人留下的就是那种献身革命的精神和“铁骨霜姿”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她的人格追求。

傲霜而放，花谢也不随风飘零，多为诗人所称道。秋瑾有一首《残菊》：

岭梅开候晓风雪，几度添衣怕倚栏。

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

这是一首赞美残菊的诗，特别被人称道的一句是：“残菊犹能傲霜雪”。虽然残了，但是它那枝叶在冷风之中仍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气质，这也正是秋瑾自身一种性格的体现。所以不光是盛开的有它的美，连开败的都能让人感觉它那坚毅的生命力，好像在告诉你虽然今天秋风一起宣告百花都凋零了，似乎我也在随着它们要凋零了，但是你看我这姿势，明年我还来，这是一种王者之气。这些气质都是诗人所赋予它的一种人文性格，也是自比。

（三）秋瑾平生非常爱花，她在《水仙花》一诗中吟道：“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这恐怕是她写了这么多咏花诗的重要原因吧，但是这并非是一般女子闺阁本色的流露，而是她借花喻人、托物言志。她钟爱梅、兰、菊的风骨和品质，表现了自己与黑暗现实尖锐对立的志趣、抱负和“性难偕俗、身无媚骨”的高洁襟怀。她写过一首意义深远的《兰花》诗：

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

一从夫子临轩顾，羞伍凡葩斗艳俦。

在众多的花种当中，兰花“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美花配美人，多么的高雅！“羞伍凡葩斗艳俦”这是与凡花的区别。这首诗虽是为其嫂张淳芝所画兰花而题的诗，但是从诗中可以看出，它寄托着秋瑾高洁的情操和羞与流俗为伍的高贵人格品质。此外，她还有《水仙花》：

洛浦凌波女，临风倦眼开。

瓣疑是玉盏，根是谪瑶台。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

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是赞水仙花的洁白、芳香，使人爱水仙成“癖”，由此不难体会到诗人对高尚情操的向往。还有一首《红莲》反映的也是对美好人格的追求：

洛妃乘醉下瑶台，手把红衣次第裁。

应是绛云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开。

仙人游戏曾栽火，处士豪忆梅。

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这首诗借吟咏红莲歌颂了那种天生丽质的纯洁品格，这是她一生追求的美好人生，也是她个人人格的绝好写照。另外一首《白莲》也写于同一时期，咏颂对象不同，但表达的对崇高人格的追求是一样的。

（四）秋瑾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反对封建主义对妇女的压迫，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从切身体会中逐步形成的。她不甘心被视为弱者的思想，在咏花诗中也有体现。她少女时代的《桃花》诗，大胆地想象桃花自瑶池被谪向人间，特为闺中的妇女开放，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艳色芳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

料因王母瑶池谪，独向深闺仕女开。

前面已经说过，她喜欢高洁素雅，她有一首诗：“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这很好地体现了她的人格。秋瑾貌美，心灵更美，她喜欢质朴、高洁，反对粉饰，这样的爱好和美学观，在当时来讲，是反传统的，逆世俗的。她在《梅》十章也说：“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与这种反传统美学观相适应，在《桃花》中表示对娇艳的桃花不赞赏，她认为那是一种富贵华丽，独为贵族妇女所欣赏。诗人对色艳芳浓的桃花的这种态度，也正是她厌恶艳妆浓抹和富贵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她不热衷势利的高贵人格的一种反映。

秋瑾追求自由爱情，主张婚姻自由的思想，在《秋海棠》一诗中表达出来：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

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

封建包办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痛苦，使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妇女要改变受压迫、被轻视的地位，只有图自强、争独立。这正是她后来成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思想基础。

秋瑾爱国主义人格精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在她的咏花诗中也闪现着耀眼的光彩。如《杜鹃花》，就不是一首寻常的慨叹春光易逝之作：

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象征爱国志士的杜鹃鸟啼血以挽留春天，却依然无济于事。作者眼见祖国大好河山一天天沦丧，志士前赴后继却不能挽住危局，而她自己虽然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青年时代，但无法实现抱负。壮怀激烈的秋瑾只能发出报国无门的慨叹、感时伤世的忧愤。这些都体现出她崇高的人格。

二、咏植物诗的艺术特点

在近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秋瑾咏植物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这些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典数目多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春柳》四章中用典数达27处。整首诗通过柳树多种典故的使用，表达了秋瑾对春光、对柳树的热爱，对那些虚掷时光、以春柳为玩吟的人的不满和鄙视。下面将其咏植物的诗中的典故一一列举，来说明其诗歌特征：

《残菊》：残菊犹能熬霜雪、白眼；

《分韵赋・柳》：舞楚腰、颦恨、灞陵桥；

《分韵赋・梅》：庾岭、清香、夭桃；

《分韵赋・玫瑰》：种玉堂、和露斗新妆、第一香；

《分韵赋・秋海棠》：一丛浅淡一丛浓；

《分韵赋・杜鹃花》：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

《分韵赋・芍药》：将离、减却腰间金带围；

《分韵赋・桃花》：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王母瑶池谪；

《分韵赋・兰花》：最宜簪助美人头、一从夫子临轩顾；

《菊》：彭泽、黄花；

《白梅》：笑掷明珠幻絮魂、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咏白梅》：雅操、独步、嫩萼含葩淡淡姿、孤山处士空唐突；

《秋菊》：篱下墙边处处栽、千枝喜向谢庭开、冷吟、醉酹寒香拨旧醅、帘卷西风人比瘦、曾闻解组陶彭泽、圃露庭霜手自培；

《春柳》四章：汁染衣、陌上烟轻、帘前香暖燕双飞、先生园巷、处士楼台、白门、珠帘画舫绿沙洲、廉吏宅、美人楼、欧阳堂外、苏小门边、陌上萋萋、征夫何处觅封侯、近拂楼头远拂桥、隋堤、龙池、雀舫、一曲竞歌、三眠学舞楚宫腰、蛾眉样、和雨拖烟、灵和惯妒舞腰肢、五斗、紫芝、永丰坊；

《红莲》：洛妃乘醉下瑶台、次第裁、处士豪忆梅、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白莲》：水云乡、东皇、红尘、寒簧；

《水仙花》：凌波女、嫩白应欺雪；

《梅》十章：瑶台、林和靖、嫁东风、罗浮客、天涯沦落、女郎身、一枝安、宋相端严见亦难、东阁、自怜风骨难谐俗、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已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回思何逊太风豪、每遇花时折柬招、孤山林下三千树、冰姿不怕雪霜侵。

从以上列举的典故中可以看出秋瑾在咏植物诗中运用典故的频繁程度，她借前人之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形成其咏物诗的个性特点。

（二）用“变态”的女性心理书写思想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特点。古代女性咏物或为解闺中之闷，或表思念之情，或渴望爱情的甜蜜，这都是一个封建时代少女正常的心理，但是秋瑾的心理则是反其道而行的叛逆心理。这里的“变态”女性心理表现为：化柔情为强悍。铁骨不是柔情，“冰姿不怕雪霜侵”不是柔情，“残菊犹能傲霜雪”亦不是柔情。“争奈黄花耐晚风”、“几度开来斗晚风”这是强悍的男子之气概，铮铮铁骨而不带半点懦弱，化庸俗为高雅，秋瑾笔下的植物不是妖艳、富贵、世俗的，而是孤傲幽洁、高雅脱俗的。如“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这些梅、兰高洁不俗的品质是高雅的映射。《秋海棠》的“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和《梅》十章的“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以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又同霜雪斗春！”歌颂它们敢于同风霜斗争的精神，不仅如此，她还赞扬它们抗拒浊世污染，不因富贵而易志的品格，化羞涩为大方。秋瑾咏花性格不含蓄，不含羞涩的表情，这里只有满怀热情的梅花，“铁骨霜姿”的。

（三）“引领时代精神，侠骨豪情尽情释放”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咏物诗发展到近代，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抒怀而咏物，而是为了理想，为了时代的使命而咏。秋瑾就是将咏植物来作为引爆革命思想的前奏，为呼唤历史使命打下思想基础的女诗人。秋瑾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社会，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她咏花咏树不是无病，而是不甘于被封建思想束缚，她敢于冲出封建的牢笼，“不与夭桃一例娇”，虽然“天涯沦落无人惜”，但是始终相信“残菊犹能傲霜雪”。作为一个女性，她不是第一个与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人，但是在咏物诗的历史中，秋瑾却是将反抗的思想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通过咏植物言志的第一人。启蒙思想带给她新的希望，诗中的侠骨精神是她情感的强烈表达，是振奋的。她带来了侠骨时代的诗歌风格，给近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动力，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呼唤着历史的使命。

（四）直抒胸臆、不加雕饰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瑾弟秋宗章说：“姊天性伉爽，诗词多为兴到之作，别有意境，弗加雕琢，恍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非若寻常腐儒之沾沾于格律声调、拾古人唾余者可比。”[3]这段话概括了秋瑾艺术风格的特点，同时也是她咏花诗内涵的体现。她的诗《白莲》这样写：“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还有《梅》十章：“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咏白梅》：“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这些虽然是她咏花之作，但从中表露了诗人的美学观点，喜爱素朴、质雅，反对伪饰、雕琢。秋瑾这种美学观与她坦诚、热诚的性格特点有关，“惟其坦率、热诚，故反对伪饰、虚妄、华而不实，惟其坦诚、热诚，故尚质朴、重本色。”[4]了解了这个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秋瑾在咏花咏树咏草的诗歌中寄寓了她的崇高人格精神以及表达了她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是其咏植物诗的一种特征。秋瑾的这种审美取向，在这些咏植物的诗中都有体现。秋瑾将历代人们对这些花草树品质特性的概括运用到咏植物诗中，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感染力。虽然这些咏植物诗在艺术表达上也有不尽完美之处，有些显得不够成熟，但研究和总结这些诗歌，对研究秋瑾的后期诗歌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些咏植物诗的不完美也影响不了她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秋瑾对近代诗歌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郭长海同志的《秋瑾集外诗辑存》录14首，《学术月刊》1981年第8期刊徐培均同志的《关于秋瑾的一首佚诗》录1首。其他尚有部分致陈天华、徐锡麟的诗词未刊行。

[2]秋瑾：《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东南日报・吴越春秋,第348―370期。

[4]郭延礼：《秋瑾资料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4]郭延礼.秋瑾文学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6]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一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8]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9]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二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0]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三辑）[M].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7篇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以植物为载体开展系列活动，引领学生走近植物，积极挖掘植物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性运用植物文化育人，通过感知植物、诗词吟诵、现代散文赏析、文化品读、雅闻趣事、歌咏植物等研究性学习，构建以自主探索为基础，合作学习为主体的开放的学习过程，实现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个性发展，培养人文情怀、提高艺术修养、丰富生活情趣。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由生物和语文两部分组成。语文教学活动分为四节，通过组织学生阅读与校园植物相关的文章，学生可以了解和认识植物与人类的关系;配合生物学课程调查校园植物资源;探究植物各种生命现象及规律;培养观察方法，写好植物观察日记;背诵相关的诗文积淀人文素养;阅读名家散文，丰富情感。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最终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编排语文阅读第一节“物竞天择・人与自然”，特别在贾祖璋的《葵与向日葵》之后安排了“综合性学习自然科学小论文”，在这篇关于生物学分类知识的科学小论文后面，安排学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有它的合理性，指导高中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富有重要意义。从写作教学目的看，我们培养的高中学生，将来绝大多数都要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技工作，指导他们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可以为他们将来的科技写作打下坚实的荃础，使他们终身受益。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一般都要建立在自然学科的科学实验或实地科学考察活动的基础上，是一个使中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和条理化的过程，中学生如果要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科学中的某些事物现象、问题或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探索研究，并加以论述，写成科学小论文，以揭示其特征、意义及规律，这种科学小论文的学习非常必要。它是培养青少年创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跨学科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无论对自然学科的学习，还是对写作学科的学习，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价值。

诗歌是语言和文学的精华，而每一个青年心中原本都有诗意的人生向往，只是被压抑在教育体制的冻土下。屈原所谓“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杜甫所谓“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李白所谓“万物兴歇皆自然”。他们“大天而思之”，对于天地的博爱无私，自然的规律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都有极好的形容。诗人亲近自然，不论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引起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品读诗词就是让高雅的诗歌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纳入我们必经的人生历程之中。当诗歌对我们显得亲近，我们的心灵就会比较自然地感受并萌发诗意。因此第二节编排了诗词品读以及“综合性学习解意象品诗歌作诗词”。

诗歌鉴赏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辅导以及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点。以花草树木植物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人们在欣赏花草树木外在美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某种特定的意义。文人学士通过咏诗赋词，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和审美情趣寄托于大自然的花草之中，这些形象从外界移入诗中时，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所点染、浸润，传达着一种感化、教育的力量，因此诗人都非常重视创造意象。意象在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绝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意象来诠释作品的哲理，通过意象来破解作品的寓意，通过意象来鉴赏作品的意境，通过意象来与作者进行艺术、美学、心灵与精神的交流。在诗歌学习中，分析意象，就是分析文学物象中所蕴合的意义，正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义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意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便马上给唤引出来。”鉴赏诗歌的意象，就是要让学生将自己所接触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分门别类地作梳理。通过查找有关意象的资料，用简明文字概述意象的寓意。

散文这种体裁，精粹警辟，形式自由，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写植物的散文在情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是托物抒情、融情于景、移物就情，就是将物拟人化，赋予物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风貌;或通过有声有色的景物描写，把情完全融合在写景的文字中;或把物拉过来，赋予人的情感。作者常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或喜、或忧、或悲、或思的情感，通过情感倾向的宣泄表达出文章的主旨。因此需要学会在阅读过程中由体味作者的情感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文章的主旨。

语文第三节散文品读之后安排了以“植物与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活动。植物历来就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中国园林植物在配置上更是受历代山水画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植物的选择上十分重视品格，注重色、香、用。不仅仅是为绿化，而且要能入画，意境上求深远、含蓄、内秀。植物象征意义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生活习俗。以花草树木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古老的中华大地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以松、梅、竹、菊和牡丹为代表的植物文化，而西方人以玫瑰、百合和栎树为代表的植物文化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汉民族注重以花木喻人，西方人注重以花代言，这是汉英植物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汉民族以花木喻人，关注的是花木的内在气韵与人之精神品质的联系。西方人也以花木喻人，但着意的主要是植物的外部特征与人之外貌的联系。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8篇

关键词： 曹植诗歌 艺术特点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第9篇

关键词: 曹植诗歌 艺术特点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