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第1篇

初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心理、生理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的目标不只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获得了这些知识、技能后，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驾驭运用这些知识、技能创造性地从事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心理学会对22个省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显示，大约3000万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有13%的青少年存在明显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且还有上升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重视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主渠道则应是课堂教学。我们的教育除了传统的知识教育之外，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目标。

可见，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历史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呼唤，亦符合历史学科的内蕴和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具体起来应该：

一是情操教育培养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

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第2篇

一、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勇于探索的献身精神。只有当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才能表现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才能在学习中发扬开拓和探索精神，以顽强毅力去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仅要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现象、问题与教材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现实意义。还须把历史引入教学中。把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发现的过程，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用生动事例展示给学生。并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生平、各学派间的争端以及尚未解开的物理课题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从中学习到物理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知识。例如，牛顿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科学家，在高一一开始以专题讲座的形式，介绍牛顿的生平及其科学研究历程，从而消除了科学研究的神秘感，拉近了科学家与学生的距离，激励他们把对科学家的崇拜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

同时，通过对物理学史的回顾，使学生消除对已有物理知识来源的神秘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懂得任何一个定律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既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也受到物理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制约，任何一部分物理知识的获得都离不开实验，可靠的、精确的、可重复的实验是物理学中决定一切的基础。因此，了解物理学史可提高人们进行科学创造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这对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物理学史中有许多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动人事迹，如伽利略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终身监禁，利赫曼为引雷电而捐躯，居里夫人为研制放射性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法拉第舍弃荣华富贵，几次拒绝接受封爵而甘"平民法拉第"，亚里士多德富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等。这些科学家不畏艰险，不惜生命，不慕利禄，不怕权威，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献身科学的探索精神，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有助于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根据教材编排特点，分单元讲解、分析发展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科学知识的运动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按规有的形式和体系来理解和把握物理知识，从而逐步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例如，在讲到力的概念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牛顿，循着伟人的研究历程，从而加深学生对力的概念的理解，在讲高二年级"电磁感应"的时候，以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为线索，向学生介绍人类对磁及电和磁关系的认识过程。通过讲解安培、法拉弟、愣次和麦克韦等人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使学生在有了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左、右手定则、法拉弟电磁感应、愣次定律等关键点的把握。

三、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辉煌的成就。例如，在理论著作方面，《墨经》中对力学、光学的论述；《天工开物》中关于简单机械的记述；《梦溪笔谈》对磁角的论述，《论衡》中关于简单电现象的记述《考工记》中关于工程技术，声音传播的记载等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就是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在实用技术方法，更是举不胜举。指南针、地球仪、浑天仪、船闸、石拱桥、火箭等，都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可以使学生了解祖国古代灿烂文化，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物理学的发展与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极为特殊的密切关系，中学物理教学内容中，概念、定理、定律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在教学中，有意识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物理学发展历史，阐明概念、规律。结合物理学特点，进行物质第一性、物质的运动性和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从中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我们就可以把"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一哲学观点渗透进去，讲到万有引力定律时可将"物质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哲学观点渗透进去。

史学理论论文第3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史学理论论文第4篇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史学理论论文第5篇

在一节课里，要讲的内容很多，想把一切问题都讲深讲透是不可能的。教学中，通过仔细认真地备课，力求把教材吃透；在处理教材和讲解课文时分清主次，去繁求简，抓住重点，精讲多练。这样做无疑是科学的合理的。多年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讲解时紧紧围绕教材，以《纲》为纲，以本为本，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把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学生头脑里的知识，进而发展其智力和能力。例如，讲中国近代史时，“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对此我结合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政治经济史实的变化自然引出。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开始遭到破坏，一个国家的部分丧失了，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要从经济上看。鸦片战争前，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既存在封建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渗入。这就是“半封建”。

这样讲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把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的做法，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一步步引向深入，直达历史知识概念的内涵。学生对历史概念能够准确理解，理性思辩能力也切实得到提高。

二、必须结合实际，方法灵活

传统的教育观念往往把学生置于教学活动的被动地位，不能充介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教师授课多以“填鸭式”、“满堂灌”的形式出现，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早在1941年，同志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经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深刻认识到——启发应当作为一种教学的基本要求和指导原理，它可以渗透在课堂教学的所有环节中，同时任何一种教学的具体方法中也可以贯穿这一要求。从学生的实际、教学内容的实际、教师自己教学特点的实际出发，把启发的原理渗透其中，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是好方法。几年来，我始终坚持进行教学改革，先后尝试过：三段式教学法，读读、议议、讲讲、练练八字教学法，目标反馈教学法，历史问题教学法，谈话教学法，辩论教学法，读书指导教学法，等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学生的能力。通过不懈努力，学生们对历史课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常常期待着下一节历史课，猜想着老师是不是又会采取新的教学方法？

史学理论论文第6篇

高中历史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以前，会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情境。这个学习情境是既给学生划定一个学习的范围，也是让学生对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让学生了解到自己需要探索的方向。同时教师创设的情境可以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愿意在这个学习氛围里自主地学习。要实现巴班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首先就要控制情境创设的环节，让最优的情境创设能达到以上教学的目的。以高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哥伦布领航》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以前给学生播放游戏大航海时代2的片头。这款游戏的片头以浪漫而激情的音乐展现哥伦布航海前欧洲人的精神风貌，用CG图展现出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学生从片段中能看到那个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人为首，他们的贵族、商人、平民等各个阶层的人都致力于航海探险中，在航海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由于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进行航海探险的原因，一张能联系全世界的海运图逐渐完成。多媒体片段让学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他们对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北美洲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有强烈的好奇心。在学生的学习热情被调动时，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哥伦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决定出航探险的?教师的多媒体背景燃起学生的学习探索心，教师的引导给予学生学习的目的，两者相结合，学生就能迅速地进入学习情境。

二、最优化的课堂引导实现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或者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思考这一课需要学习的内容，那么巴班斯基最优化的教学理论就不能实现。为了让学生能迅速地理解这一课要学习的知识，教师需要选择一个教学切入点。比如以这一节课的知识为例，如果教师直接让学生思考哥伦布领航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就有可能找不到思考的方向，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郑和下西洋的事件，让学生横向地比较这两个航海的背景、动机、特点、影响等，学生就可以自己寻找思考的脉络。一名学生比较这两者不同处如下:背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为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强化，封建制度衰落的时期;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兴起，而奥斯曼帝国把持着地中海的东端，封锁当时的海运航道，西欧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航海，寻找新的商机。目的———郑和下西洋时代，航海的原因是明朝为了加强自己的控制，向世界各国宣扬自己的强大和繁荣;新航路开辟的时代是为了实现海外殖民、掠夺财富，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特点———郑和下西洋时代，当时郑和航海时间早、规模大、次数多;新航路开辟的时代，西欧各国是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积极航海，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航海。影响———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郑和的航海行为成为当时积极航海探险的一项历史性的壮举，他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亚非国家，将亚非国家的信息传到了当时的明朝，让明朝了解到其他世界各国的情报。然而这种航海行为是以不计金钱收益为目的的航海行为，只要明朝不愿意再支付庞大的航海经费，探险行为即要停止;西欧各国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开始航海探险，它为西欧各国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教师给学生一个思考切入点，学生就不仅能思考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还能总结出以后要以怎样的方法思考不了解的问题。

三、最化化的课后作业布置

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也是巴班斯基教学理论的重要环节，依这种教学理论，它要求教师精选课后作业，选择学生可能感兴趣又最有启发性的题目让学生研究。以这节课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在某电视剧里，一段场景描述说在哥伦布出世以前，某人在法国巴黎的餐厅点了以下的菜:番茄汤、炸牛排、煎土豆、四季豆、什锦面包(小麦、玉米、裸麦)。这个电视剧桥段在历史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为什么?学生在做这个习题时，能更深入地理解哥伦布航海对西欧各国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学生在情感上也受到教育，学生能理解到，如果要拍历史剧，就要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可胡编乱造。

四、结语

史学理论论文第7篇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第8篇

一 置身于大激荡的时代，当今共和国正面临着致力推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和谐这三大重要的历史课题。而经深思之下，吾人则不无焦虑地意识到：其中几乎没有一个课题竟然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无关！这是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曾剀切地指出过的那样：“法治”，作为一种文明秩序，乃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础，堪称一种元秩序（meta－order）。 诚然，这里所言的“法治”，本源于西语rule of law之类的说法，实为“法律之治”或曰“法的统治”。众所周知，此概念本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一著名的论说，其最简明的含义，乃与“人治”（rule of men）判然有别，即要求公共权力不受公共权力的一时支配者的恣意支配，而是依照预定的法律规范得以行使，其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就是要适切地约束与规范公共权力，据此一方面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与基本权利免受不当的侵害，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为公共权力的存在提供正当性的依据。这其实也应是中共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重大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我们愈来愈是发现，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文明秩序，则殊为不易！因为这首先就有赖于国人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政治准则，确立那种看似人定的法律却高于我们人本身的意志、情感与需要的思想观念。而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准则观念几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整部中国历史，也始终难以演绎出类似这样的伟大事件：当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否定普通法的原则，主张国王的意志即是法，并谋求使自己的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一位王座法院的法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则挺身而出，援引13世纪布雷克顿法官的一句名言加以了有力的回应。这句极为生动地表达了法治观念的名言就是：“国王不应在任何人之下，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二 是的，此种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在西欧的中世纪就已然萌生。君不见：在欧洲民族大迁移之后，中世纪日尔曼人的观念中就曾存在了法律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正义”这种概念。现今，我们总是直观地认为法律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可在当时日尔曼人的观念中，法并非人所制定，而是客观存在的，人不过是发现了法而已，具体地来说，它是作为“古老的善法”——习惯法而存在的。由于是客观存在的正义，所有人必须遵守之，君主也不能例外；甚至认为君主的任务是维持和保全实现客观正义的现有秩序，如果君主侵犯法律，臣下得以反抗。可以说，这正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法治观念的滥觞。 然而，尤其值得我们追溯的是：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这种有关法治的观念，即使在西方各国也曾历经了几度风云、几度嬗变。但也正是在这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法治”的概念进一步得到了历史的定义，进一步落实于制度的安排。 首先，上述的日尔曼法观念，固然形成并存续于欧洲的中世纪前期，但那只是一个社会变化极度缓慢、公共权力极度分散的时期。时至中世纪后期，特别是12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都市逐渐形成，社会次第变动，权力不断集中，便随之显现出法律观念的变化征兆。给这一观念变化带来最大影响的正是罗马法。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法律是根据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而制定的观念。对于当时试图改变既存封建秩序、建立中央统一集权的欧洲王国而言，这种观念可谓正中下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罗马法也并未完全摧毁了日尔曼法的上述观念。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法观念，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对抗而又共生共存的过程。其间，虽然罗马法观念在绝对主义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在近代以前，就连被视为最为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度——法国，也无法完全抛弃具有日尔曼特性的习惯法观念。浸染了某种习惯法之品性的“王国基本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将法律依存于自己意志的绝对君主，也为了使自身的地位得到合法化，并获得民众的拥戴，实际上需要那种作为习惯法的基本法。 时至近代以降，中世纪的法观念再次受到了挑战，然而，行使权力至少必须依照法律这一中世纪的理念并没有被完全磨灭，相反，而是作为近代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获得重生，在近代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由此产生了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三个不同的法治模式。 作为近代的强国，英国所形成的法治模式可堪称法治的典范，并对迄今为止的美国等英语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关于这种近代英国法治的 特征，历史上的英国宪法学者戴雪曾归纳出如下三个要点：第一是正规法律的优位，禁止政府专断性地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第二是法律上的主体平等，要求行政权与普通公民均服从法律，应同样在法院接受裁判；第三则是将宪法作为“通常法律的结果”，意指英国的宪法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宣言而存在的，而是法律在法院实际上被适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为此其所保障的权利，也可在法院中得到有效的救济。 作为近代西方后起之秀的德国，其法治模式则与英国有所不同。日本当代著名比较法学家火田中和夫教授就曾简明地指出：英国近代的“法治”，被理解为抑制专断的权力，“保障英国宪法下所赋予的个人权利”，而在德国，这则曾被长期表达为“法治国家”（Rechtsstaat），即18世纪末所确立的“形式法治国”的原理。从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 麦耶的分析中，吾人可以看出，这种“法治国”的原理虽然也承认法律的优位原则，但法治仅仅被理解为“依法行政”，而法律是否应该包含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则不被视为法治的要义。 而在历经了近代市民大革命的法国，法治，则又具有别具一格的内涵，其核心就是所谓的“合法律性”（légalité）。然而不同于德国式“法治国”之处的是，由于1789年大革命以及卢梭思想的影响，法律被界定为是“一般意志的表明”，为此，与“主权在民”的原则一致，国民议会的立法也被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准则，行政执行权只被限于是对此种法律的执行，而议会的立法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是否侵害了人的基本权利，则在所不问。 三 追寻法治在西方历史中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文明史定义了法治，而法治也定义了人类的文明；然而，即使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法治的模式也并非独一无二的，亘古不变的。 时至现代，何谓法治的问题，又再度受到了时代的追问。 这也是由于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权力构造中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行政权肥大化”的倾向，委任立法的大量出现，加以政党政治的制度媒介，使立法权和行政权逐渐趋于融合，法的制定和法的执行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暧昧，从而消解了“法治”被等同于“行政的合法律性”这一起码的内涵。这就对各国传统的法治原则提出了挑战，法治的含义也像英国著名法学家詹宁斯（W·Ivor Jennings）所言的那样，变得“如同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 然而，作为人类理性精神与政治文明的一种文化形态，法治，也应具有一种核心的内涵。基于各国法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面对当今政治国家的发展与演变，探索法治内涵的精义，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就成为现代各国有识之士的远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国际法律专家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就曾举行多次研讨，试图改写传统的法治含义，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法治概念，最终于1959年在印度的德里会议上就“法治的本质”（the nature of law）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并庄重地宣之于《德里宣言》之中。这份可谓凝聚了人类一千多年来法治文明智慧的宣言，审慎地提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人的尊严”，必须成为所有法律的基础，并进而确认法治应该包含如下内容，包括：确立立法机关和责任政府的权力范围、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遵守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架构。 这，可以说就是当今国际社会对现代法治的一个较为权威性的定义。 这，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所定义了的法治。 返观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国情，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拒绝这种法治文明！ 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接受这种法治文明！ 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 法治，同样将可以成为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画卷上的点睛之笔； 法治，也不是今日国人还可在茫然之中继续等待下去的戈多！

史学理论论文第9篇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实验是物理学发展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系统工程”，它集力、热、声、光、电于一体。大学物理实验作为一门独立设制的课程，是学生动手、观察、创造思维、处理数据、总结写作等综合能力提高的过程，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能教条学习，只是简单地照猫画虎，测几组数据。应使知其然，还能举一反三，循序渐进。要在全学年实验中，致使综合能力有全面“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锻炼实效，这就要求实验教师在每个实验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的学习欲望。

2利用物理学史激发学生的兴趣

光学是研究客观世界中有关光现象规律的一门学科，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充分证明我国古代光学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的重要贡献。当时物理学领域内成就最大的是墨家，它是由鲁国的墨翟(公元前480～39年)和他的弟子等所创立。《墨经》是墨家的集体创作成果，它比古希腊欧几里得(公元前330～275年)“光学”还早百余年，不仅是中国光学的先驱，在世界光学史中也占领先的地位。《墨经》对光的直进律，做出了精辟的记载，认为从物体上发出来的光线，好像箭矢一样(“光之人，照若射”)，通过精细的观察实验发现，当两个光源同时照一物，产生本影和半影，还给投影下了一个科学定义：光有所遮挡的地方就是影。墨家根据光的直进律，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照相机。在十一、十二世纪间，我国科学家郭守敬根据光学原理制成了各种天文仪器，观测天象，取得了丰硕成果[4]。

在教学中我们感到，上实验课缺少足够的时间，应该将实验仪器的一些改进通过演示，使学生明了其实用与便捷。而我们只能见缝插针，简单叙述。例如：在薄透镜测焦距的实验中，以前成像的像屏用的是一个喷漆薄铁片。共轭法测焦距，要求同学们在观察到大小两个像，我们说这叫“大像追小像”，追的结果是看两像的中心是否重合，这一步是用成像的方法(细调)验证粗调是否调好了，是否“同轴等高”。为了对比，学生往往在屏上做记号(划一横线)，时间长了，白色屏被画得全是横线，面目全非，很难辨别。新仪器做了巧妙的改进，在一小张硬纸板上，印了坐标，然后用塑料薄膜扎制，既美观又实用。这一看似简单的改进，给使用者带来很大便利。让同学们知道，实验仪器的设计也不是完美的，需要不断改进、更新，这首先就需要认真观察，发现不足，提出建议或思路。

单摆测重力加速度实验，这是经典的物理实验。单摆不仅是准确测定时间的仪器，也可用来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变化。第一个发现摆的振动等时性的科学家伽利略，他用实验求得单摆的周期随长度的二次方根而变化。惠更斯制成了第一个摆钟，而且第一次记录到一个耦合的振荡器观察。“惠更斯的同时代人天文学家J.里希尔曾将摆钟从巴黎带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发现每天慢2.5min，经过校准，回巴黎时又快2.5min。惠更斯就断定这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重力减弱。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发明了圆锥摆，是在两个方向上自由摆动的钟摆。通过分析摆锤圆周运动，他用它来分析行星的轨道运动。19世纪中叶傅科在巴黎的先贤祠证明了地球的自转。牛顿则用单摆证明物体的重量总是和质量成正比的。实验教师本身应该对所做实验从实验内容、历史背景、仪器结构、仪器调节、仪器维护各环节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及时解决和解答实验中出现的种种难点、问题，并迅速应急处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遇到问题应该如何面对、怎样解决。当然教师的知识也不是全方位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有些问题也可能会出现瞬间“卡壳”的尴尬现象，这就敦促教师应大量查询资料，不断更新知识，在教学中学习，提高自己认知能力，从而保障教学质量。

3存在的问题

（1）对物理学史融入大学物理实验重视不够，且不重视学生的逻辑思维及动手能力的培养，形成单纯知识灌输。

（2）没有特定时间进行物理学史、物理思想的教学，从而导致在实验课中不系统、不全面，缺乏完整性。

（3）需进一步加强教师对教学的严谨态度、拓宽知识面、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