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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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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哈勃宣布:“宇宙正在膨胀着。星系之间的空间随时间线性增加,星系本身并没有改变;而且星系越远,离去得越快”〔1-P115〕。而后,由列梅特、伽莫夫等人发展为大爆炸理论,基本要点是:在100-200亿年之前,宇宙生之于一次大爆炸,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都由爆炸中创生,爆炸前那种原始的无限稠密被称为“奇点”,由爆炸引起的膨胀,现在仍在继续着。从30年代开始,膨胀的宇宙模型已经为大多数宇宙学家所接受,现在被称为现代宇宙学标准模型。现代宇宙学被定义为:“以广义相对论为理论基础,以哈勃定律为观测依据,并在宇宙学原理的假设下,研究整体宇宙的结构、运动和演化规律的一门学科”(2-P85)。
此前15年,斯利弗在美国天文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布的观察结果是:“一些明亮星云(后来被证实是星系),既有蓝移的,也有红移的”;更远的弱光星云,“全都展示红移”(1-P111)。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哈勃有效地以“宇宙梯”法解决了确定星系距离的问题之后,通过对自己测定的24个河外星系距离的分析,发现红移量大致同星系距离成正比,即(λ1-λ0)/(λ2-λ0)=D1/D2。当时普遍认为,这个结果“唯一可能的物理学解释便是河外星系都在以正比于它们距离的速度退离我们而去”〔3-P140〕,由此得出的H=V/D,被称为哈勃定律。其中H为哈勃常数,D为星系距离,V为星系退离速度。D和V“都不是可测量的量”(8-P403)。
哈勃定律作为膨胀宇宙论的基础原典、现代宇宙学的观测依据,存在如下纰漏:1、该定律中既没有可观测的物理量,何以能成为“观测依据”?又缺乏作为必要条件的观测数据,如何判定其正确?
2、设星系在t内退离距离D=Vt=HDt;依据哈勃关系式λ/λ=D/D,λ应随时间线性增加,即该定律成立的必要条件是红移谱线持续移动而不是红移。
3.取H=3×10-2m/s光年,代入λ/λ=D/D=Ht=3×10-2m/s光年·t=10-10/年·t可知,任一星系的λ/λ都将以每年10-10持续增加。60年代观测精度(λ/λ~2.5×10-15)已达这个数据的4×104倍,要证明哈勃定律成立,就必须提供对同一星系λ/λ随时间线性增加的观测证据。
近40年来,新理论与新技术的结合,相继发现了一些不调和的红移现象。海尔天文台的阿普80年代末就宣称:“我们已知有38个不调和红移天体与24个星系相关联。这个数字之大,不允许我们将它一笔勾销”(1-P151)。依据这些佐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关于红移跟膨胀关联的传统解释是错的。
红移跟运动的关联确实并不具有唯一性。依据狭义相对论,运动物体发出的光被静止者观测时将发生频移,和声波频移机理相同,用多普勒效应解释没有错。依据广义相对论,具有强引力场的静止物体发出的光,在引力势较高处观测也要红移。即光的频移有两种机制,声波频移却仅有一种,用多普勒频移解释光现象就必然会丢失引力频移机制。通常的解释是:“引力不能定量解释星系的普遍红移,引力效应至少不占主导地位”(4-P509),可以忽略不计;霍金的说法是:“星系的引力场没有足够强到对它有明显的效应”(5-P47)。
哈勃宣布宇宙在膨胀时,全世界能够理解广义相对论的人寥若晨星,“据记载,本世纪20年代初有一位记者告诉爱丁顿,说他听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理解广义相对论,爱丁顿停了下,然后回答:我正在想这第三个人是谁”(5-P83);50年代之前,“广义相对论大体上是数学的一个分支”,60年代之后才“从考察数学结构到开始按照物理来思考”(6-P72);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利用穆斯堡尔效应在高度差H=22.5m的条件下,“极其精密地测得57Fe的一条γ谱线的紫移,波长相对变化仅有λ/λ≌gH/C2~2.5×10-15,与理论预告值在误差范围内符合”(7-P94)。引力频移被精确地测量出来后,就不得不承认“引力是一种极其巨大的力量”(6-P66)。即此不难算出,在地球引力场中γ光子通过22.5m,需时t1=h/C=22.5m/3×108ms-1=7.5×10-8s。
由哈勃关系λ/λ=D/D=Ht=10-10/年·t;当λ/λ~2.5×10-15时,t2=2.5×10-15×3.15×107s/10-10=7.88×102s。
依据平直而各向同性的宇宙学原理,当λ/λ~2.5×10-15时,引力效应/哈勃效应=7.88×102s/7.5×10-8s=1.5×1010。很显然忽略引力效应肯定是个重大失误。
大爆炸——膨胀宇宙论被称为标准宇宙模型,存在3个问题:其一、不考虑引力效应就不符合现代宇宙学的定义;其二、40年前就测出的引力频移比膨胀效应大1010数量级,早已粉碎了“唯一的物理学解释”神话;其三、“广义相对论用时空结构的几何性质来表示引力场”(8-P328),哈勃当时并不理解,用多普勒效应解释红移属于以偏概全;时至今日如果仍不考虑引力效应,宇宙常数偏小、退离速度偏大的错谬,将永远不可能得到纠正。
为了确定引力跟红移的定量关系,特作如下讨论:
一、改变高度差重做穆斯堡尔实验,依据两次测得的数据,可以确定:
1、红移相对变化量跟距离还是距离平方相关;
2、导出相关公式,为比较引力贡献和哈勃贡献提供依据。
二、有人认为,光在漫长的星际旅途中会受到无数恒星的影响,其左弯右折必然使红移量产生较大改变,无法予以判定。其实并非如此,可依据右图阐明如下:图中A为发光恒星,M、N为两个恒星,P为太阳;光线AB受它们影响的实际传播线路为AB、BC、CD、DE、EF;F为地球,FA为依据经验认定的光传播线路。实际上BC是光在M附近沿能级相同的测地线通过的轨迹,能够影响红移的仅为B′C′。即此可得如下推论:
推论1、光无论受多少恒星影响发生左弯右折,决定红移或紫移的只有直线距离。
推论2、A使光红移,F使光紫移,由于M地《M恒,地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推论3、由实验得出的公式,可以用于定量解释星系的普遍红移,同时将成为确证哈勃定律正确与否的判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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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光璧等著世界物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二、光速不变与波粒二象性
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廊清物理学理论中的3种观念。
1、物理学不研究“物质”,正如没有人能够讲出“水果”是什么滋味一样,因为二者都是抽象的类概念。实际上物理学只研究质量、电量、能量跟时空的关系,“物质”属于误用的哲学概念。
2、从牛顿那个时代开始,物理学就分牛顿范式和非牛顿范式,前者研究孤立质点运动的规律,后者探讨热、光、电、磁的本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热、光、电、磁现象的本质都是电磁波,统称为能量。
3、现代物理学理论可以分为以质量计量、用时空描述,以能量计量、用位形描述两大体系,物理客体理应分为质量系统和能量系统两大类。同理粒子物理学就应该分清质量子(即费米子)和能量子(即玻色子),本质差异在于有没有静质量。
据此,先讨论光速不变问题。
所谓的光速不变是一种简称,实际所指是光速与光源运动的速度无关,或曰:光总是各向同性的。依据“质量是惯性的量度”,光子没有静质量,自然就应该与光源的惯性无关。人们通常表现出的“不理解”,根源在于误认为任何“物质”都具有惯性,忘记了惯性只与质量相关,属于牛顿范式独霸天下产生的常识性错误,不清楚物理客体应该分为质量系统和能量系统两大类。
讨论光的各向同性,首先必须依据两系统结构论确立如下观念:所谓的宇宙是质量体(包括电子、质子、原子、分子到其大无比的天球)悬浮在能量海洋(即连续辐射)中的巨系统。只有当能量(子)从质量体中放出(或被吸收)时,才表现出一份一份的粒子属性,被称为光子;而这种能量(团)在连续辐射的海洋中传播时,则总表现为波。只需要以石块掷入水中后,水波总是各向同性传播为类比,就很容易理解光波总是各向同性的道理。
得布罗意提出波粒二象性,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开始时说微观“物质”既是粒子又是波,后来改为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由于实际测量的结果是:用干涉仪得到衍射图象,用计数器记下的是粒子数,就将微观粒子的实在性跟意识联系起来,认为究竟是粒子还是波,由测量者的意识所决定,关键在于选用什么样的仪器。直到今天波粒二象性依旧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
实际上只需要摈弃掉“物质”这个误用的哲学概念,并承认物理客体分质量、能量两个系统,问题即可以迎刃而解。光子的波粒二象性已如前述,只需要将在能量海洋中传播和由质量体吸收(或放出)分开考虑,答案就已经非常明确:波属于能量系统的属性,而粒子性总跟质量系统相关。
光子属于能量子,现在讨论质量子的问题。依据量子运动的特点,粒子永远不会停止运动。按En=n2h2/8mL2被关在L=4A箱内的电子(m=me=9.1×10-31kg),最低能量状态(基态)也还有2.3eV能量,通常称它为电子的动能,又是一种植根于“物质”这个误用概念的常识性错误。量子场论承认微观存在分粒子和场,每一种粒子都对应着一种场,却讲不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只需要将电子放到质能两系统结构论的框架去考察,就不难发现所谓的电子动能并非属于电子,而是网络态的能量海洋作用于电子的结果。任何粒子实际上都处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被动状态,传统将这种能量理解为电子“自能”,是基于质、能不分产生的常识性错误。试想:空中悬浮的气球不能静止的原因在于空中能量分布不均衡,水中木屑的动能亦来自于水,都不属于气球和木屑自身所有;即此为类比就不难理解粒子性和波之间的相互关系。
结论:所谓的波粒二象性,是使用分别适用于能量或质量系统的仪器,检测由质量子和能量子构成的复合态产生的不同效应。
验证实验:同时使用干涉仪和计数器对质量子进行观测,当光栅的隙缝小于粒子的直径时,放在光栅背后的计数器就不会记下粒子数。理由是通过光栅的只能是能量海洋中传递的一列波,具有静质量的粒子将被“滤”掉。
三、绝对时间和相对相间
牛顿将时间分为“自身在那里流”的绝对时间和“可感知的及外界的度量”的相对时间。狭义相对论预言“动钟变慢”;广义相对论预言“一个钟所处的引力势越低(深),它走得越慢”。通常都说相对论的预言被证实,说明牛顿的时间观念是错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即此正好证明了时间确实有绝对和相对之分。
牛顿之前,惠更斯已导出单摆周期公式T=2π(L/g)1/2,据此发明的摆钟至今仍在使用,其走时快慢与g直接相关:g越大,T越小,走时读数即变大;反之即被称为变慢。这个结果为什么正好跟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相反呢?因为物理学研究的客体分两个系统:一是由牛顿范式沿袭而来的,用质量计量、用时间和空间描述运动的质量系统;一是由非牛顿范式沿袭而来的,用能量计量、用位形描述运动的能量系统。摆钟的读数属于质量系统计量的相对时间,可以通过调节摆长L使所有的钟走时一致,其作用直接源于发条的弹性势。刚旋紧发条时走时慢些,发条松弛时走时即变快。
用原子钟实测的结果正好跟广义相对论预言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由于原子释放能量子跟它所处环境的能级直接相关,而能量子的T即代表该能级的内禀时间,由能密梯度g′决定,是无法人为改变的,故而称之为绝对时间。
如图所示,行星R从远日点N向近日点M运行时,动能(正能)逐渐增大,g亦随之增大;由M向N运行时,势能(负能)逐渐增大,g′亦随之增大。沿NM方向,正能密梯度g递增,负能密梯度g′递减。原子钟走时由g′决定,显示的是绝对时间;摆钟走时由g决定,显示的则是相对时间。
小结:绝对时间是弯曲时空(负能密梯度决定其曲率)的内禀时间,传统使用的摆钟“度量”的属于相对时间。当使用人为规定的时间标准去度量负能量海的内禀时间时,就必然会出现时间变快或变慢的实测结果。
验证实验:将在同一地点校准的摆钟和原子钟各一枚,用气球带上高空,依据电台播放的校钟讯号去校钟时,原子钟的读数要大些(变快),摆钟则变慢。
意义:该实验可以确证:
1、狄拉克所说的负能量海即是充满连续辐射的广袤空域;
论文 摘要: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南北朝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等因素对卢思道文学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卢思道;南北朝;文学思想;时代特色
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是“
这些都是文人们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所开列的济良药,而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讲究质朴无华,从而能真实地表露作家的情怀。思道创作受其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环境熏染的结果。这里的环境不仅包含上述的人文环境,亦包括北方的地理环境对文人的陶冶。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北方的雄浑与浊重,使得诗人抒写情志往往有阳刚之气。《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颜氏家训·音辞》中亦有 自然 环境不同从而对人有不同的影响的描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山川的深厚不仅可以影响人的语音质量,而且还影响人行为处世的气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日:‘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聊’南人北人对分别一悲一乐,差距较大。卢思道的赠别诗中就有此种豪放情韵。他的《赠刘仪同西聘诗》和《赠司马幼之南聘诗》中都充满了对分离的一种勉励和鼓舞,显示出一种豪情:“灞陵行可望,函谷久无泥,须君劳旋罢,春草共萋萋。”(《赠刘仪同西聘诗》)诗人祝愿刘仪同此次西聘能创宏伟事业,诗人更想在其凯旋后,与其在春光中再故地重游。“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赠司马幼之南聘诗》)那些前贤又有什么遥远的呢?你的出使南朝亦可以获得和他们一样的美名!在这两首诗中,作者虽有悲情的存在,但最后抒写的都是豪情壮志,阳刚之气粲然十足。
我们再来分析南北文学交流对卢思道文学思想的影响。南朝一直是被看作
(一)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以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坚持以相应的理论课程为中心,让青年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组织开展相应的实践教学。
(二)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实现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完善,内容广泛、理论性强,系统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要真正达到让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教学目标,促使青年学生更好地运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需要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同志强调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为之,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老师的指导下,让青年学生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投身实践教学,在现实生活中体会、领悟和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知识。
(三)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教学机制相结合,以体现对教育规律的遵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教学活动,同样需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理论的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实践的教育、养成的教育。
二、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
(一)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系统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是全面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键。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实践基地指导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之中,补充实践教学教师数量。当前,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队伍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数量不断增加,素质能力不断提高,为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现实来看,如果仅仅依靠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作为实践教学教师,难以有效组织数量众多的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因此需要系统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补充和壮大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为之,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纳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三支队伍壮大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从不同的层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共同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渠道。一是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内平台。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自身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想场所,因此需要积极挖掘和培育有利于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内实践平台。为之,可以通过建立诸如校史馆等具有历史和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采取措施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紧密融合,促使大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的过程中理解、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知识;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社团,设置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课题项目,组织开展类似于全国大学生科技类的竞赛活动等方式建立高校内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平台。二是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校外基地。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需要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高度重视,本着主题吻合度高、地点就近就便的原则统筹规划,通过制定和建立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指定本省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以便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场地和平台。同时,高校应主动与城市社区、农村乡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联系,建立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三、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体制与评价机制
(一)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是扎实推进实践教学的根本保障。国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国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单独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政策和制度,统筹规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工作,系统设计教学体系、科学制定教学标准。将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执行落实情况和教育质量效果作为评价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和制度层面要求和指导高校扎实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思想维度;文化使命
俄罗斯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的文化特征,这是自明性问题。但是文化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它还存在于器物、思想、建筑、服装等方方面面,而将文化用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一直是俄罗斯文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文学和思想的结合并不是俄罗斯特有的,而是所有民族的共性,只是因为各种差异导致文化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不同而已。
一、作为普遍性的文学与文化共生
人类艺术思维要的远远早于抽象思维。如果将人类比喻成婴儿,在同年时就确立了主体地位。只是人类是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而并非某一族群。当一个民族睁开眼睛审视自我时,它会发出感叹,拉康称其为“小他”。在《旧约》中,孩子对父亲的行为的不能完全理解,更别提一个民族。拉康将令主体感觉震惊的外部世界称为“象征界”。从其精神分析学教学来说,婴儿在出生前,其周围人早已按照业已存在的方式进行交流。拉康认为:对主体来说,象征秩序为构成性。“象征界”并不是能够继承的,而是需要主体在不断地学习中逐渐掌握。
由于“象征界”存在差异,因此俄罗斯民族强迫自己遗忘,俄罗斯民族特点决定了俄罗斯民骁勇善战、不屈不挠。俄罗斯民族的出现不仅有必然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这个民族刚刚出现时就有一定的原始野性。基督教的渗透导致这个民族逐渐向西方文化靠拢,但是至今仍然被称之为“欧洲的亚洲人”。当然,我们可以从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探寻这个民族的思想内核,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为探寻的切入点,只是能作为切入点的源文本少之又少,这些文本大部分记录的是这个民族的产生、发展以及存在意义等。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包含着周围风俗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每一个对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文本。其中《古史纪年》、《伊戈尔远征记》和《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就是确定其文化成因和特征的代表作。
二、与俄罗斯文化密切相关的源文本
《伊戈尔远征记》在塑造该民族心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作品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对其历史事件和基督教关系进行了具象化解释。虽然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争议不断,但是俄罗斯历史大部分是通过这部作品才被后世所知是肯定的。这部作品作者首次将一些抽象概念应用到具体事物描述中。例如,“忧伤”一词,一方面体现了伊戈尔战败之后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将其上升到抽象思维,对诸神在战败之后的不作为进行批判。尼・别尔嘉耶夫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民族对信仰所持有的态度;二是这种态度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出来。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无不体现着神之印记,这印记不仅是作者对美学的诉求同时也是其文学作品特有风格。比如在这部作品中,塞维尔斯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命中注定,在其出征前出现日食现象,这已经代表着神对他的惩罚。雅罗斯拉夫娜希望通过祷告能够让大公跳出泥潭。
《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这部作品的出现要比“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晚,在伊万的信札中就体现了与这种思想相类似的激情。虽说是信札,但让人感觉更像是宣传当时俄罗斯帝国思想的诏书,目的就是将“皇权神授”这一思想宣扬出去,这无疑强调了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奉行神的意志。在这封信中,伊万对基督教深信不疑,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拥有上帝。
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俄罗斯文化思想,但是都比较模糊,但是能够证明,文学和思想之间从古至今都有着紧密关系,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才使得俄罗斯文学作品逐渐登上高峰,为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鉴定了重要基础。
三、文学思想维度体现俄罗斯文化厚度
俄罗斯文学及富含诗意又饱含理性深度。文学不单单是门艺术,同时也是民族思想的体现,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研读能逐渐引导我们打开俄罗斯的文化大门。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特点在文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地展示,通过解读要素,将其民族精神的深层逐渐构造起来。在认识这一民族时,不能完全从哲学思想上去解读,主要是因为缺少思辨精神,因而,这也是导致其将观点和感受凝结在文学中的重要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哲学色彩。
维切・伊万诺在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思想的关系时说道:一些被淹没的词和一些被吃透的观点复活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些提出者在对传统做法背板时所体现出来的后悔,都会回归到传统,因为在俄罗斯文学在社会教育中早就得到了应用,对善良进行宣扬、歌颂,教导人们要成事。他的观点一点也不新颖,在这之前,许多前辈已经探寻出了其特殊使命。
文化能够塑造文学形象,我们不能将《塔拉斯・布尔巴》所描述的事件看成是真实记录,该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亲手杀死背叛族群的小儿子的父亲,这一形象是对将萨克军人的品质人格化,这种品质为今后俄罗斯军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俄罗斯文学家往往在俄罗斯思想中加入自己的一些话语,以此对俄罗斯文化形象进行塑造,但是还存在一种传统就是将文学作品当成阐释哲学的资源。比如尼・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作品《俄罗斯思想》中以《战争与和平》作为阐述托尔斯泰主义的依据,他认为:托尔斯泰主义中非暴力抵抗这一思想的深奥程度要远远超过人们的认知。洛谢夫也是借助俄罗斯思想对其文化形象进行的丰富的,在其1916年的《柏拉图的爱神》中将超人学说、上帝质疑、美的阐释等诸多互不相容的理论融入到自己作品中。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俄罗斯文学的思想维度与文化使命进行了探讨。一直以来,文学作品都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俄罗斯文学作品同样如此,作品表面反映的是某些事物的形态、精神、价值,但其内涵体现的无一不是民族特征和民族精神。文学作品在俄罗斯民族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族的产生、发展都被记录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解读,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俄罗斯文化因为文学而得以以“活”的形态传承下来,世界其它民族文化同样如此。
个人简介;魏征,1981年9月,女,内蒙海拉尔市。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俄语语言文化,讲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儒学派;文化兼容I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病,这时,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省,“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与改革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现代新儒学派是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
一、吸收外来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西化论者,二是本位论者,三是调和论者。历史证明,这三种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学派则另辟蹊径,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的观点,将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说:“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种惰性。”此观点在当时是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有其体用。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要“全盘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时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于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老根发新芽”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之精华――真儒学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不致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断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来文化之所长,补儒学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代新儒学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以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础和动源。”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所在,真正的复兴之道必须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新儒学派颇为理智的承认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扦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务必学习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之中来。其有着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观,诠释儒学人生价值
柏格森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蔑视科学理性和物质生活,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这种崇尚变化、生命超越物质的观点与中国儒家反科学、重体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故而被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学的引导下,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等新儒学家们重新诠释了儒家仁学、道德观及人生理想,“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大胆借鉴西方哲学为我所用,努力把传统儒学从死亡的边缘拽回来,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体观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陆王心学为依托,从中国哲学“一天人”、“合天德”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创立了“新孔学”。重新解读了儒家“万物生化”的变易思想。梁漱溟把它与柏格森哲哲学之“生命”等同起来,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体派生出来的,他说:“他(指孔家)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一个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衍化为一种人生观,提倡人们“积极作为,奋勉向前”,以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将柏格森生命绵延、创造不息的思想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可以激励人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新唯识论体系,使儒学哲学生命化。新唯识论讲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指“心体”、“性体”,即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主体。他说:“本体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二义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词。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认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就如“月映万川”一般。其“人心本体”又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创造性。在他看来,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体,是人生价值的根据,是万41:之始,故而“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
三、新儒学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1蒙学教育思想中的精髓
1.1重视道德的养成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道德教育,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蒙养之始,以德育为先。”在接受系统教育之前儿童对许多事物都处于探索发现的状态,启蒙教育是奠基阶段,根基牢固与否直接影响儿童今后的成长,所以古人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在教予儿童知识之前,先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渗透着众多的德育思想,如《三字经》中就包含了“仁、义、诚、敬、孝”的思想,通过学习这些教材培养儿童积极健康的心态,从而帮助他们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保持积极向善的本心。
1.2注重朗读与背诵古语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人主张多读书,注重读者的自我体验。古代蒙学教育也是如此,主张儿童多读书。与现今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注重课文分析的教学方法略有不同,蒙学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朗读与背诵。蒙学教材选文对仗工整、注重押韵、富有节奏感,适合儿童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夫子不但要求学生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还要求学生熟读成诵,从而培养童蒙的语感以及自学能力。音乐性较强的蒙学教材利于儿童的背诵。如:《三字经》、《弟子规》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相较于深入分析课文,夫子更加注重童蒙的自我阅读体验,往往在对课文进行简单的讲解后,留出较多的时间让学生朗读与背诵,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参悟课文的内涵。
1.3注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鲁迅认为:“教育是要立人。”立人的事均无小事,万丈高楼平地起,对童蒙的教育就应从点滴做起,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家洛克认为:“习惯一旦养成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长久积累而成的。一旦养成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好的习惯能够促进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取之不尽的财富,所以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童蒙良好习惯的养成。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就分别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这五个部分对童蒙的生活起居,言谈举止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生活细节着手,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1.4内容丰富的蒙学教材对于儿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着许多未知的事物等待他们去发现探索,古代蒙学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向儿童展示着大千世界,扩展童蒙见识,培养他们的兴趣。除此之外,依照儿童的年龄特征,童蒙教材还引入大量贴近生活的故事,对儿童进行人文思想的熏陶。如:“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五子登科”这些故事让童蒙在寓教于乐中学有所得。
2蒙学教育对现今小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历史的车辙不断向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回顾过去,吸取蒙学教育的养分能够更好地滋养小学语文教育的根基。在课程改革不断前进的浪潮中,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也给教师带来怎样才能教好语文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崔峦先生曾说:“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求发展。”怎样简单而又扎实的教语文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蒙学教育精髓中得到一些启示。
2.1注重读与写的训练何为语文?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言。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因合而言之。”而语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新生一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为基本功训练,朗读与书写就是语文基本功中必不可少的两项。通过朗读能较快的将学生引入教材选文特定的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去积累字词、感受语言、培养语感。特级名师于永正认为:“没有朗读或朗读不到位的课堂是冷冰冰的课堂,是没有味道的课堂,是没有灵性的课堂。要把孩子教聪明,就得好好朗读,朗读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朗读是语文课堂的灵魂。在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具体的课文以及教学目标来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如:科技性较强的选文,应注重学生阅读思维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此类文章的方法。注重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切忌让自己的阅读体验代替学生的阅读体验。而对于人文性较强的选文,则应注重学生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力不足的小学生来说,对于课文中的人文精神、用字艺术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教师过多的分析会让他们感到云里雾里,蒙头转向。这样的教学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所以对于此类文章应提倡学生多读,教师进行范读,通过教师的范读指导学生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通过模仿教师的范读还能揣摩教师的朗读技巧,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除了提倡朗读教学外,还应要求学生背诵。背诵是学习语文不得不下的苦功夫,教材中不乏优秀的选文,这些优秀的选文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上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对于这样的选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背诵,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能帮助学生将优秀的语言文字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小学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小学语文教育除了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外,还应该注重书写训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使用的普及,下笔写字的机会逐渐减少,人们的书写水平也有所下降,有时还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音形义结合于一身,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能正确工整的书写祖国文字是语文素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小学教师应遵循书写规律,选择科学的训练方法,对小学生进行书写训练,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
2.2培养小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大量的阅读,能增长见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古代蒙学教育主张童蒙多读书,通过阅读扩展自己的视野。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有益的书籍凝聚着作者的智慧,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把握,思索问题的方式都值得学生学习,学好语文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教师与其让学生在题海中把握语言的运用技巧,不如抽出部分时间,让学生阅读优秀的书籍,在语言实践中去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虽然小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但是阅读习惯的培养仍然重要。广泛的阅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而且在达到一定的阅读量后,儿童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这样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就能在愉悦的心情下形成良性的循环。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推荐他们阅读优秀的书籍,在需要的情况下予以指导。长期坚持下去,学生有望养成良好阅读的习惯,这个习惯能让他终生受益。
2.3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多元教材教材的内容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小学语文的教学对象是儿童,虽然儿童的注意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注意的稳定性不好。课堂上除了需要教师时常关注学生的注意力外,教材的选文也很重要。过于艰深枯燥的内容不易引起儿童的注意,相比贴近生活、富有趣味性的选文更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启蒙阶段的教育要注意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布卢姆认为:“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选文与学生的学习动力关系密切。
自学思考题的设计应注意三点:
1.自学思考题的设置应指导学生对新旧知识、前后知识内在联系进行思考,以便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所学知识的学科体系,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网络,理顺体系结构。
2.自学思考题的设置应抓住难点,突出重点。新教材在理论知识的讲述上往往将知识点置于夹叙夹议之中,置于正文和辅助资料之中。自学思考题应在宏观上注意引导学生对知识点的分析,引导学生对重点知识进行强化,对难点问题进行突破。
3.自学思考题的设置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一是培养学生说明问题和理论论证的能力;二是培养学生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进行高二年级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教学时,我预设了如下的自学思考题:①当今世界的主题是什么?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③这种判断的意义是什么?④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⑤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⑥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⑦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⑧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政策和主张是什么?这些自学思考题在实际教学中为学生自学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二、学生自学
首先,通过自学思考题引导学生泛读。注意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的知识体系,使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应该掌握的知识点以及它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其次,深入阅读。以自学思考题为指向,让学生找出知识点之间的层次关系,使学生既能把握教材的主干,又不忽略教材的枝叶。再次,完成自学思考题。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力争独立解决。对较难的问题,可作为下个讨论交流环节的重点。
三、讨论交流
讨论交流有两种形式:一是阅读过程中的小范围交流。如学生对教材中的个别词句,涉及其他学科的概念等,这一般不需教师指导,学生小范围的讨论可以解决问题;二是对教材中的基本观点的不同理解引起的全班范围的讨论交流。这种大范围的交流,教师一定要针对所学内容的特点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辩论、争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并及时记录研讨成果。在讨论交流过程中,教师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引导学生讨论的方向,使讨论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二是注意聆听,特别要对学生一些有问题的发言进行思考,及时引导辩论,如果还不能解决,应在启发指导环节做好启发,使问题得以解决。
四、启发指导
自学启发式教学中,应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作为首要目标,但教师的启发指导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学中,教师的启发指导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为学生解疑释惑。例如,在学习“人生价值”一节时,教材是这样解释价值的:价值是个含义广泛的范畴,它既是经济范畴,又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的范畴。对于高二学生来说,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当然会联系到经济学的价值概念。而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和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的焦点之一。教学中我除了向学生介绍各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外,还依据学生的知识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选择正确的较为合理的观点,做到既锻炼学生学习和甄别的能力,又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双重目的。二是提高学生分析、归纳、总结问题的能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课堂以及教材实际,不失时机地进行启发,使每个学生所学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五、练结练习题的设计应遵循以下三原则:
1.巩固知识。
知识的系统巩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新知识时,有目的地联系已学过的知识,把新知识纳入到原有的知识系统中去;二是新知识学习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练习和运用,从而巩固新知识。
2.加强思想教育。
叶圣陶先生在《读书和受教育》一文中指出:“学生读课本并非目的,真正懂得事物,真正明白道理,真正实践好行为,才是目的。”因此,课后练习题要尽量联系学生的思想症结和改革开放的事实,促进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坚定信念,外化为文明行为。
3.提升能力。
【关键词】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人文教育
中学生正处于身体和智力快速增长的发育期,思想随着身体与智力的开化也逐渐清晰、活跃。由于特殊的生理期导致学生受外界的影响较大,并且出现叛逆心理。为了对中学生的思想有一个正确引导,培养和塑造良好的品德,大部分中学开展了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传统的思想品德课程主要是以教人、育人模式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的参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学教育吸收了外国先进的教育模式,在思想品德教学中融入了人文教育,这不仅可以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教师可以及早发现学生心理的问题和思想上的困惑,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关心学生内心的感受,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名利与荣誉。
一、人文教育的含义与作用
人文主义始于西方,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思想体系,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性和人的价值的体现,实现人性的解放、自由与平等,重视人的社会意义,关怀人的精神生活。而人文教育则是基于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承认人的核心地位,尊重人的本性,关心人的多元社会需求。通过人文关怀与教育,推动人性差异化、特殊性、独立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的人文教育体现为“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教育学生涉世做人的原则与道理,仪礼的要求与标准,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实现人性的尊重,使其真正了解人生的意义。人文教育不仅是现代思想教育的一种技能,更是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培养需求。
二、中学思想道德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1.人文教育应以学生为本。传统的思想道德教学是以教师教学为主,学生学习吸收为辅,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模式死板、机械、被动,而人文教育以学生为主导,将情感融入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得到情感的认同和品德的熏陶,形成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从而理解地学习与交流,激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人格潜力。思想品德教学课程要向学生灌输人文关怀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将学生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作为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
2.注意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作为中学思想道德课程的教师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师德与师资,要有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较高程度的文化素养,通过言谈身教的形式给学生树立榜样,对学生的心理困惑做出解答。因此教师首先应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激情,拥有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开阔的心胸。其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可以辨清世间的真假、善恶、美丑,发挥良好的思想导向作用。第三,应该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视野,不断地加强学习,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基础上,教书育人,更好地培养学生。
3.改变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打破传统思想道德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强化知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打开心扉,形成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模式,疏解学生内心压抑的情绪,展现自己的个性,教师要从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问题并进行疏导,促进学生人格的正确发展。同时还应该改变当前思想道德课程给数理化、语数外等主体教学科目的辅助地位,真正实现技能培养和道德培养相结合的综合素质培养,减少重技术轻思想的教学弊端。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从提高学生自我体验的文化蕴涵入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沉淀,使学生最终实现自我的思想认知升华。
4.丰富人文教育内容。中学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应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包括人文主义教育、人文学科教育、人性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人文主义教育就是倡导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与力量的发挥,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身心的健康、多才多艺。人文学科的教育就是包含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社会学科内容的学习,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起到人文素养和内涵的积淀,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人性化教育就是“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人性,全面教育发展,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人并实现其全面的价值。
总之,人文教育体系是涵养人文精神、心灵疏导、知行统一、提升人性境界和文化内涵的大工程。而中学思想道德教学的人文教育就是对学生的培养从适应社会发展入手,树立贡献国家、回报社会、善待自然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游学军.对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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