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第1篇

关键词：科学政治 战略思维 政治科学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10.4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参考文献：

【1】[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于1927年8月7日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

【3】[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该书指出“改革给我们（苏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

【4】梁杉（中国日报特稿），印欲拨款17亿英镑、2015年送人上太空待一周，环球网2009年2月25日08:08新闻：。

【5】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其工作模式为：预警雷达首先发现目标，即“敌方”的进攻洲际导弹；预警雷达将报警信号传送到军事卫星； 军事卫星将报警信号传送到指挥部； 指挥部发出命令发射反导弹导弹； 反导弹导弹利用红外跟踪原理搜寻敌方进攻导弹，识别真假弹头，然后在地球大气层外拦截敌方进攻导弹, 并用激光武器将其摧毁。

【6】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政治学第2篇

自从《政治的神学：学说四论》（1922）问世，施米特的名字从此与“政治神学”（PolitisheTheodogie）的概念捆绑在一起了。刘小枫强调区分“政治神学”的两种含义：首先指神学观念转移为国家法的观念及其相互转换，这样的“政治神学”不是指一种神学主张，而是“形而上学与国家理论极其有益的平等性”，“神学与法学论证在知识概念之间结构的同一性”；其次指对政治的形式以及政治－历史事件一般地和具体地作出评判的神学学说［4］。通常人们认为施米特仅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政治神学”的概念，一如其自我表白：“我就政治神学这个论题所说的一切，都是一个法学家对神学与法学之间的结构亲缘的论述，而且还是一个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层面上凸现出来的系统性的结构亲缘。”［5］

迈尔（HeinrichMeier）认为，施米特的自我表白未必全抛一片心；把政治神学简约为单纯的世俗化命题，或者磨去其棱角，变成一个“科学理论”或“概念史”命题，将其对象说成是神学与法学的某些“对应”、“类比”、“结构同一”，更是一种学术传说。实质上，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围绕着“所有政治的形而上学核心”的“整全认知”，它为一场信仰与信仰窄路相逢，正确信仰对抗形形的异端信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政治神学的领地没有“中立者”，谁都是“政治的神学家”，不然就是“反神学的神学家”。即便有谁想在信仰争执中声明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还没有修炼到家的人，也得被迫表态：要么是启示真理之敌，要么是启示真理之友。政治神学所要求的真理恰恰由此证明了自己具有干预一切、统摄一切的权力，它强迫人作出决断，呼吁人作出谁也无法逃避的非此即彼的抉择［6］。尽管迈尔对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神学的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亲历过时代的国人无不“于我心有戚戚焉”，往往乐意接受迈尔的解读，并在潜意识里向往另一种学术传说——“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后者恰恰是施米特一生中最后一部专著《政治的神学续篇》（1970）的副题。

神学家彼特森（E.Peterson）的论文《作为政治问题的一神论：论罗马帝国政治神学史》（1935）得出了“政治神学在神学上不可能”的结论，并成为一种学术传说——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所有的政治神学［7］。施米特的策略是，从研究彼特森的论证与其结论之间的关系着手，从而揭示其结论在逻辑上不仅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首先，彼特森所说的终结，是从神学上终结所有的政治神学。由于彼特森倡导的是一种绝对教义的神学——“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而且前提是，它所言说的是上帝的已成血肉之道”［8］，因此，对非神学家、尤其是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而言，这绝不是终审裁决。其次，有人觉得，“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和抗议，以精心伪装和明智地保持距离的方式影射了领袖迷信、一党制和极权主义”，换言之，是十足政治的［9］。但在施米特看来，这无非也是一种传说，因为彼特森以非常学究的历史－神学－语文学方式，把自己所处理的材料限定在西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从而与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治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施米特认为，彼特森皈依天主教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教神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流传下来的诸制度性保障在1918年崩塌了，而这种保障原本奠基于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或领域的学说：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宗教与政治、彼岸与此岸的区分。国家与（路德）教会的分离是“法的制度化主体的管辖权”的分离，而非“诸实体间的一种能够客观证实的可区分性”，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纯粹政治意义”的国家，也不存在“纯粹神学意义”的神学。换言之，正是国家丧失了对政治的垄断，（路德）教会丧失了对神学的垄断，催生了政治的神学和神学的政治［10］。这一切无非坐实了施米特的一个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即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界定国家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政治，而政治的标准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实体、新的质料或新的自主领域，而是“一种联合或分化的紧密程度，也就是划分敌友”。［11］

于是，施米特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生存论的畿域，一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论敌逼入哲学生存论的畿域，而非如迈尔所说的首先把论敌逼入“政治神学”、甚至“从那些明确拒绝神学、否定政治、认为一切政治的神学都被克服的地方察觉出‘政治神学的踪迹’”。［12］既然政治、即划分敌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权利”（个体的生命、财富和自由权利）、还是神学家宣讲的基督福音，都只能强化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加剧敌我之间的紧张程度。因此，“同从前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尤塞比乌斯一样，作为老于世故的修道院长从事着打扮皇帝的神学假发的理发师行当”并不可耻，但必须勇于承认神学（或形而上学）之争即是政治之争。施米特援引CarlEschweiler的话进一步证明信仰决断首先是一种政治决断：耶稣的王国不诉诸武装暴力，而是仅仅基于来自真理并为了真理之见证的权威，这一王国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私事。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异教帝国一直狂热反对内在的思想和情感。殉教者教会是原则上独立于国家的团契，思想的免税和革命的秘密措施都无法说明这种独立性，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中，殉教者教会已经是真正的教会，这种公共秩序的独立领域对于一种异教的绝对国家绝对不能忍受［13］。

相反，彼特森坚持自己的信仰生存论立场，以决断某种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特别是一神论－唯君主论的政治神学在神学上是否正当的问题。信仰同样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根据它自己的（本质上归属于这种生存方式）的见证，信仰并非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这种生存方式并伴随着这种生存方式而启示出来的东西、即被信仰的东西。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原初地启示给信仰且仅启示给信仰的，并且作为被启示才使信仰产生的存在者，就是基督，即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4］。正是基于信仰的生存性立场，彼特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神圣君主制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实现。“谁要是企望这种实现，谁就是艾尔维拉的格列高利所说的敌基督者。”［15］

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施米特却不承认彼特森的属己生存性立场的合法性，反而把话题扩大到瓦罗（TerentiuVarro）传承的希腊或罗马的古代政治神学或公民神学。施米特写道：古代城邦是一种崇拜共同体。瓦罗区分了诗人的神话神学、哲人的自然神学和政治神学：神话神学的场所是剧场，自然神学的场所是世界，政治神学的场所是城邦或城市。这样的政治神学的本质是律法（Nomos），并且通过诸神崇拜、祭祀崇拜和仪式来建构公共领域。这样的政治神学属于一个民族的政治同一性和连续性，对这个民族来说，祖先的宗教、法定的节目和遵守律法的跪拜是根本性，惟此方能确定遗产、合法继承和自身的身份。

施米特虽然认为波肯佛德（E.W.Boecjenfoerde）的问题意识过于狭隘，但仍借他的口问道：“究竟是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表现形式是公共（城邦）崇拜形式，还是说，基督教信仰超越了迄今的各种宗教，其影响和实现恰恰在于摧毁了宗教的神圣形式和公共的政治崇拜，并且指引人走向世界的理性规定和世俗秩序，走向人对其自由的自我意识？”施米特的答案是：诚然，“基督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但它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说，基督教占有空间并且给予空间，空间在此意味着：不可渗透、安全和公共性。”［16］联想到施米特一部论著的标题《禁止外部空间权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空间”一詞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施米特认为，政治神学的问题意识不应定位于君主制，而应定位于“具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及其肉身代表。假若“一个上帝、一个君王”的表述让位于“一个上帝、一个民族”的表述自有其正当性，那么，一神论与君主制之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对位关系。同时，人们不应该忽视，罗马帝国的政治概念图式原本建立在权威（元老院）和权力（皇帝）的二元论之上的，通过“我信你，主”的基督教教义，这种政治二元论被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并得以延续，因为，正是在上帝之中，绝对的权威才是永恒和完整的。于是，罗马帝国这个政治统一体的成员，一方面，作为教堂会众、圣徒团契共同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与十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帝国公民、世俗阶级，共同生活在凯撒的威权和法律之中。然而，从基督教教宗权与基督教皇权之间的千年冲突中，投射出人们对一元论政治神学的诉求，正如《伊利亚特》的诗句中所写：“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批评彼特森眼光的狭隘性不仅排除了“民主”的政治神学，而且排除了“革命”的政治神学，即排除了“民主”和“革命”对（“王应该是一个”）诉求的正当性［17］。

三位一体论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并非是一种耶稣究竟系神耶抑或人耶的哲学玄思，而是对救恩历史的生存性体验，因此，在西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从深居简出的神学家到市场叫卖的女小贩，无不热衷于争论上帝和基督的本质相似还是本质相同的问题。虽然西元325年，在改宗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召开的尼西亚（Nicæa）会议上，主张同质论的阿维那修（Athanasius）派被奉为正统，而主张异质论的阿里乌（Arius）派被判为异端，但作为平信徒要真正搞懂三一论教义并不容易，搞懂否定神学与东方灵知论之间的区别更不容易。问题在于，惟有该撒利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EusebiusvonCäsarea），因其有阿里乌派嫌疑而遭到了搞政治神学的指责，并引伸出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结论，从而激起了施米特的愤愤不平。（版权所有）

施米特认为，首先，尼西亚会议不仅是一个宗教史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史事件：历史的现实性中，宗教与政治的目的性动机是两个在内容上可规定的领域，要想一丝不连地分离是不可能的。各个时代的无数教父和教会思想家、殉教者和圣徒，都从自己的基督信仰出发参与自己时代的政治斗争。甚至荒野中的道路或苦修者修行的圆柱，按事情本来的状况都能是一种政治标志。从世俗层面来看，政治是潜在地普遍存在的，从精神层面来看，神学是普遍存在的；这两种普遍存在都以不断更新的显现形式而得以实现。因此，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判定，正统的即是纯粹神学的，而异端的即是政治神学的［18］。其次，“终结”不是一个神学特有的术语，从逻辑上讲，一种脱离了政治的“纯粹神学”如何可能终结一种含有政治价值或政治诉求的神学？假若神学与政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那么，政治问题只能在政治的层面上被终结；假若神学家以神学家的身份表达自己终结政治领域内某个发生事件的愿望，那么，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神学变成政治的。换言之，“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命题隐含着神学家在政治领域内对决断许可权的诉求，隐含着对政治权力拥有精神权威的诉求［19］。

到此为止，施米特证成了彼特森在神学上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无效性，并随之引出一种无法回避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冲突总是具体秩序意义上的诸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对抗，是诸最高权威机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诸实体之间的冲突。实体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它们在作为有对抗能力的动因、对抗各方相互对峙之前，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赋予形式。实体与最高权威机关的区分，听起来似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论为根据，然而，这一区分却有其实践意义及其理论正确性。”［20］奥古斯丁关于两个王国（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学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二元论不仅无法回避一元论的政治神学，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其关键在于：谁判决？谁解释？对于依受造物的秉性来行动的人而言，谁来决断：何者是属灵的？何者是属人的？何者是精神的？何者是世俗的？两者又如何形成某种混合？施米特认为，在基督降临与重临之间的漫长间期，正是这种混合构成了人的双重本质且贯串于整个在世生存。施米特称之为“一个重大的霍布斯式问题”，并说：在其1922年发表的《政治的神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论述的核心，同时也导向某种关于具体践行的决断论和自我法则性。正如人们所见，这是关于改革和革命的正当化问题——关于改革法权问题，因此在随后阶段并且在结构上不同的关于革命法权问题。”［21］

回头看《政治的神学》（1922），泼面而来的第一句话即是：“就是决定非常状态。”［22］施米特的一元论政治神学就是决断论。是特定疆界内的最高统治权，这不难理解，因为“王应该是一个”。施米特自称其概念源自“现代国家理论之父”博丹（JeanBodin）的观点——“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意味着拥有”。问题是，何谓“非常状态”？答曰：“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显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隐退。因为非常状态不同于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所以法学意义上的秩序仍然占据主导，尽管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平常的秩序。”［23］现展的所有趋势均倾向于限制这个意义上的者，恰恰意味着独立于或平行于法律秩序的的者确实存在，因此，非常状态并非现代的一个Bug（破绽），反倒是现代的肉中刺；“至于某人是否相信或希望这种极端情况能够被消除，则取决于哲学、尤其是哲学－历史学或形而上学信念”［24］。

非常状态无疑是一种政治状态，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状态。施特劳斯没有看错，所谓的施米特命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依然是一种自由主义视野内的政治神学，而他的决断论才真正是一种“去自由主义政治化”的政治神学。首先，决断论消除了国内的党争——“每个政党都想得到普遍的善”，其实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5］其次，决断论把国内政治问题化约为治安问题——任何紧急治安措施或紧急法令都必然属于非常状态。在决断论的政治神学面前，任何政治二元论或多元论都无处遁身，“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必须］服从拥有另一种权力的人”，“反对任何用具有抽象合理性的秩序替代具体国家的企图”［26］。神权也必须服从，更不用说人权必须服从了。

然而施米特心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罗马人”情节和一种圣俗二元的法的逻辑。施米特认为，政治理念的内核，是一种严格的道德决断，否则就是瞎子为瞎子领路。依迈斯特的说法，“国家的价值端在其提供了一种决断，教会的价值则在于其提供了那种无法上诉的最终决断。”对迈斯特而言，永无谬误乃是这种无法上诉之决断的本质，神权秩序之永无谬误与国家秩序之具有相同的本质。“永无谬误”与“”这两个词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词”。［27］施米特力陈“教会是法的精神的完美代表，是罗马法体系的真正继承者。这里（在它采取法的形式的能力中）潜藏着它的一个社会奥秘。但是，教会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仅仅因为它拥有代表的能力。教会代表着人之城，它每时每刻都代表着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被钉十字架的历史关联，代表着基督的位格；基督是历史现实中成人身的上帝。正因为如此，教会远远高于经济思维的时代。”［28］施米特甚至设想教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两种代表形式面对面地互相合作”［29］；“教会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与国家一道商议问题”。［30］

看起来，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其说具有双重“身位”——圣俗二法的政治神学和决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神学，毋宁说有点像马克安（Marcion）的灵知二元论，其精神分裂是“内在地不可解脱和无法根除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很可能自始至终在为“具体处境中的法”作形式化的正当性辩护，而把超越的、终极的正当给了他心中的上帝，并以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为证：“惟有上帝自己能反对上帝”［31］。施米特在二战期间“既…又…”式的含混论述曾经“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彼特森语），如今刘小枫将之传入国朝，恐怕也难讨基督徒和无神论者的好。

注释：

［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学说四论》，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无独有偶，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庄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见+《庄子·人间世》）

［2］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6-57页。

［3］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55页。

［4］参见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注64。为了区别于神学的政治论述，尤其是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革命神学和南美解放神学，刘小枫主张把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现代政治法理的正当性论述——称之为“政治的神学”。由此分野出发，刘小枫批评了蒋庆的“政治儒学”不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神学”方面汲取资源，却从具有社会批判理论色彩的“政治神学”中发掘思想引证，还非让儒教政治理念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看齐（比如论证公羊学已经早得韦伯思想要核），有如马嘴套上驴头（见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编者前言）。

［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5页，注4。

［6］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朱雁冰译，《隐匿的对话》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01，102页。

［7］事实上，彼特森与施米特曾经是一对精神兄弟，一如施米特自称为“法学的神学家”，人们有理由称彼特森为“神学的法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彼特森就发现：新约中处处可见法学的概念。1925年彼特森在一封信中向施米特抱怨，新教内没有神学和教会，正如法学中没有政治和国家；在新教中，人们可以无需神学论证，正如人们不再与有经济头脑的人讨论政治；这也许正是彼特森在1930年改宗罗马天主教的理由。尼希黛斯（BarbaraNichtweiss）认为，彼特森和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问题上的冲突源于：政治或神学何者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以及它如何具体表达出来。然而彼特森有自己的说法，他在1938年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施米特将新作寄给了我。他使用论据的方式表明他已过气了。在当今德国，只有品格和严肃态度才赢得尊敬，施米特亦此亦彼的含混只会给他带来所有人，包括纳粹和天主教徒的鄙视。可怜的施米特，他永远懂不了这要津。”参见尼希黛斯，《启示录的宪法学说》，《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8］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4页。

［9］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1页。

［10］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2-343页。

［11］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47页。

［12］迈尔，《什么是政治神学》，前揭，第101页。

［13］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50页，注10。

［14］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孙周兴译，《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1页。

［1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3-364页。

［1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68-372页。

［18］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78页。

［19］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2-398页。天主教著名神学家约瑟夫·拉辛格（JosephRartzinger），即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XVI），在其神学教授任上出版的《基督教导论》（1968）中谈到：早期基督教信仰形式即“一位一体论”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神学。在早期教会内，这种政治神学意在为君主政权寻找一种神学基础。同时，也可看到在古代教会，三位一体信仰是如何战胜神学的政治性滥用的。正是教会对三位一体的信仰击垮了政治的思想模式，粉碎了神学成为一种政治神话的可能性，否定了那种滥用福音来印证某一政治情势的作法。拉辛格还在一条引注中不动声色地点了施米特的名（参见拉辛格，《基督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

［20］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8页。

［21］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续篇》，吴增定译，前揭，第399页。

［22］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5页。

［23］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9页。

［24］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6页。

［25］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7页。

［26］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22页。

［27］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前揭，第36页。

［28］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0-61页。

［29］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刘锋译，前揭，第66页。

政治学第3篇

1网络政治的含义

1.1定义在政治的定义上很多学者有各自的见解，多种观点互相存在，但是这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关于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的权力。经济利益能否实现跟国家的政治权力密切相关。我们在判断某一现象是不是国家的政治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评判。由此可知，关于政治的内涵的探究一定且必须是从政治的核心方面来开展的。

1.2网络政治的由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在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由于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网络也在逐步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它的介入有效的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发生变化，使社会这个整体与人也就是个体之间的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弥补了世界各地空间上产生的距离，除此之外，网络还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现在，网络已经在逐步的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去了，在慢慢的向权力与利益的方向靠拢，由此，网络政治真正的出现。

1.3网络政治的广义与狭义

1.3.1广义角度在广义上面来说，网络政治它是在计算机上的一种与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相关的现象。

1.3.2狭义角度主要指的是在网络上面真实发生的，跟人们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主要包含了政治内容和政治行为等内容。

2网络政治特点

网络政治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它是人们政治生活里重要构成之一。但同时，它的来源方式又是特殊的，它的内容是和社会的政治现象相关联的，这就造成了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特点。

2.1整体和独立性网络空间跟现实社会不同，它的自由度更为广泛，在这上面网民们有足够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相互交流，无论是生活中的事件还是社会中的政治问题。首先来看，它有一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上：每一个网民的身份和人格都是独立的，他们不用通过任何形式的认证就可以成为网民；还有就是承载网络政治的载体其自身就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再来看其整体性，可以发现它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独立的，它只是现实社会中的部分，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现实社会。

2.2虚拟性和真实性网络社会只是存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和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从形式上来看它是虚拟的。但与此同时，在网络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活动又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所以说，互联网其建立的基础是现实社会，而其又反作用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分析网络政治的政治学

3.1政治参与一说到参与网络政治，我们知道其参与主体是由现实的主体和虚拟的主体这两个部分构成的。现实主体指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通的公民，显而易见虚拟主体指的就是在网络政治中存在的“网民”。但这二者并不是固定且互相无关的，在某些特定环境中这二者能够相互转换，也就是说现实的能够转化为虚拟，虚拟的能够转化为现实。我们根据主体参与的活动是否对政府的决定产生了影响来判断其是否为政治参与。这样看来，网络政治中的政治参与主要指的是在网络上，参与的主体根据网络这种媒介再对政府做出的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期间，参与的主体能够自由平等的参与其中。

3.2政治文化现在各国之前的文化传统都大不相同，相应的其政治文化也是各具特色，但因为国际互联网其有文化整合的功效，所以这在客观上来看能够在政治文化上起到有利的作用。网络政治这一特殊现象决定了其政治文化也有一定的特征。

3.2.1多元化因为互联网是开放的平台，不一样政治背景的政治文化大不相同，他们一起存在于互联网中，这就意味着让不同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等一并存在，这体现了其多元化特征。

3.2.2交融化互联网上存在的政治文化不同，这些不同的政治文化互相作用，碰撞和交融，进而影响各个国家成员的政治思想观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个国家成员对各个国家的政体产生的看法。

4结语

政治学第4篇

[关键词]旅游政治；政治分析；旅游发展；旅游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7―0083―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大众旅游在全球的兴起及其迅速普及，旅游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形成了多视角聚焦旅游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学者们主要从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二十多年前美国政治学教授马修斯(Matthews)曾指出：“旅游著作总的来说缺乏政治研究”(Hall，1994)。时至今日，这一评论仍然没有过时。另一位旅游政治研究者科斯托斯(Kosters)针对政治学没有把旅游作为其研究范围这一缺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多学科交叉的旅游科学的发展没有必要的政治分析成分，那么它不可能是完美的”(Hall，1994)。

一、旅游政治的涵义

旅游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的聚合体。从政治视角对旅游现象进行剖析，深刻认识政治对旅游发展的“执牛耳”作用，解构旅游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尽可能减少旅游现象中的政治生态风险，是确保旅游活动有序进行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旅游和政治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政治远比旅游古老。何谓政治?何谓旅游?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界和旅游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都无法达成共识的难题。对政治和旅游的概念进行一般性追问，是我们正确理解旅游政治涵义的重要前提。

由于人们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也就不会一样，于是就形成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的回答(李景鹏，1995)。有的人把政治归结为一种伦理道德，有的人认为政治是一种法律现象，有的人把政治视为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或艺术，有的人将政治看作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有的人把政治解释为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活动等等。而在西方旅游政治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是权力政治。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说明。马克思・韦伯(1997)认为：政治就是“争取分享权力或者争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政治行为是人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活动，“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达尔，1987)，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认为政治是“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分配(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行为或相互交往”(王惠岩，1999)。本文把政治定义为以权力为核心的对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的活动。

关于旅游的定义目前仍是见仁见智，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的学理性定义，另一类是便于操作的具象的技术性定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定义，基本上是围绕游客这一旅游活动最主要的施动者而进行的。简单地说，旅游不过是人们为了满足其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需求，短时间离开常住地旅行到异地逗留，追求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在旅游地定居、就业所引起的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旅游发展中各种利益诉求与问题的不断凸显促使了政治与旅游的联姻。事实上，旅游政治就是政治和旅游在纵向发展中所拓展出来的一种横向结合，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当今政治化时代越来越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关注。分析一种社会现象是否是政治现象，必须把握其核心――“权力”和“利益”。那么什么是旅游政治呢?国外现有研究成果除了马修斯(Matthews，1978)认为，旅游政治是“解决谁得到什么问题的过程”外，几乎都不正面回答该问题。但可以说国外学者基本上是从“权力”和“利益”角度去解读旅游政治的。在他们看来，旅游是一种权力化的社会活动。法国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vi-Strauss)认为，旅游的概念完全是被权力的概念所腐蚀了(彭兆荣，2004)。由是观之，旅游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对旅游活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旅游作为一种异地交往活动，必然涉及到客源地与目的地各个行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如何对旅游关系中受权力分配和运用影响的利益集团的价值物进行权威性分配，是旅游政治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里所说的旅游公共利益既涉及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既包含物质形态层面的，也包含非物质形态层面的。

二、旅游政治产生的基本动因

政治与旅游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的联姻和融合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在近代，旅游作为权贵的一种象征和奢侈生活方式，其涉及面小、社会影响力不大，可以说当时由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诉求和问题还不足以引起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美国家才开始设置专管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对旅游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把国家的政治意志纳入旅游活动的管理体系之中。二战结束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把旅游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高度重视并落到实处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外出旅游。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促进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频繁交往。随着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日渐凸显，旅游开始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地笼罩着“权力”和“利益”的阴影，各国政府不得不从政治维度考量它在旅游发展中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例如，在当代国际旅游关系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常把开放其出境市场作为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往往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其客源市场的严重依赖，强行从发展中国家捞取国际政治资本，并通过旅游行为逐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腐蚀发展中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白色污染”，也不得不在旅游市场开放上对西方发达国家闭关锁国。

二战后旅游与政治的联姻和相互渗透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战后人类行为政治化倾向的普遍凸显，是旅游与政治能够实现全面结合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当代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政治，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比以往带有更多的政治色 彩。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1987)所言：“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这一事实。”政治作为一种最权威的手段，始终与人类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马克思(1980)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旅游活动中各个行为体对其利益无穷无尽的追求，是旅游政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其次，旅游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参与和保护。旅游是现代人类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生产方式，也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都与政治紧密相关。政策选择、政府活动、政治模式、政治路线、政治稳定等政治要素都与旅游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活动中各种纠纷的有效解决丝毫离不开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在人类正在形成一个在政治上相互感应的地球村时代，各国对旅游活动中物质性权力、制度和共有知识的追求，使得旅游行为体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抹上了浓厚的政治主义色彩。

最后，旅游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极有可能演化为政治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任何领域的问题，很快都会从自己狭窄的地段中走出来，上升为政治问题。旅游现象中的休闲娱乐、带薪休假、交通运输、安全保障、经营管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当代政治的政策范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三、旅游政治的价值与功能

在当今政治化时代，旅游受政治的影响日趋突出，旅游发展越来越被提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促进政治与旅游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实现政治与旅游在目的与手段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利用，是旅游政治的本质所在和必然要求。因为随着战后旅游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与社会和文化效应的不断凸显，在旅游发展中政治优先原则成了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旅游决策和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意味着旅游必然走向政治化。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旅游活动被赋予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国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力求以政治手段谋取国家在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利益。政治精英的言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党制度、政府权力、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等政治要素，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旅游“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体部分”(Edgell，1990)。

在当代社会中，旅游作为一种权力性资源，被赋予越来越鲜明的政治主义色彩。如今旅游议事已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国家与政党的政治生活中，涉及到国际、国家、政党、政府、企业和个人诸多层面。如何对旅游发展中的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促进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是旅游政治始终追求的目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完全不考虑政治利益和不依靠政治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旅游发展不仅涉及国内政治，也牵涉国际政治。在旅游发展战略与规划，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市场的对外开放与旅游对外合作，旅游法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旅游活动中的冲突管理以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弥漫着浓厚的政治主义的气息，不管你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点，旅游的政治工具性总是存在于国际社会、国家与政党的各种活动中。不承认旅游的政治功能、政治价值和本质，不承认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等政治要素对旅游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就不能科学把握旅游发展的宏观战略。人们不仅把旅游当作一种经济和文化手段，更把它视为一门政治艺术。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不少国家就有意识地利用旅游方式去影响当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试图通过发展国际旅游业以求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以示对该国的制裁等。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跨国旅游交往作为一种低位政治活动往往被赋予世界和平动力之含义。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共5196年中，地球上大约发生过14000多次战争，真正的和平时期累计在一起只有300年左右”(李际军，2002)。正因为这样，和平始终是人类憧憬的最大理想化目标，特别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这个目标一直支配着各个时代许多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的头脑，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永恒话题。均势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霸权和平论、核威慑和平论、相互依存和平论及民主和平论等各种探讨世界和平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问世和发展起来的。

关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两种对立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旅游是世界和平的动力，是通向和平之路的护照，因为旅游作为一种交往行为能促进异文化间的交流及其相互吸收，特别是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甚至消除导致战争或由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的看法值得怀疑，因为旅游活动中不对等的相互交往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为旅游关系施动者之间文化与利益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这会对世界和平构成潜在性威胁。纵观战后世界旅游发展史，旅游是世界和平动力的观点为多数人所认同，世界旅游组织也在多次国际会议及其法律文件中反复强调旅游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在1980年―2003年23年世界旅游日宣传口号中，就有6年涉及和平主题(魏小安，张凌云，2003)。的确，旅游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异文化间的采借与宽容，促进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实现。尽管由于游客与东道国在价值观、政治观和文化上的“原生性”差异以及国家行为体对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游客与东道国之间、东道国与客源国之间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冲突，但一般不会严重到足以改变国家间关系走向，甚至导致兵戎相见的地步。特别是在“地球村”时代，正和博弈已取代零和博弈成了国家之间利益演绎的最基本理念，这将大大降低大发生的可能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东道国在旅游产品设计和供应上过于偏重自然景观与购物，而对文化旅游，特别是游客与东道国居民的零距离接触重视严重不足，更多情况下是让游客在“文化孤岛”的虚拟表演项目中完成旅游体验，这使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大打折扣子。

在受政治民主化浪潮不断冲击的今天和在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的世界里，旅游越来越成为政党之间与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竞争的一种重要博弈工具。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中，关于旅游发展的目标与政策有时候会成为党派政治竞争的场域和焦点。而相对于国家主体来说，促进旅游交往和发展对外旅游关系是国家本能和利益的基本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素有“民间外交”或“准外交”美誉的旅游外交由于政治驱力的影响，已从后台走进了前台，从民间 走进了官方，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国家或政府行为。因为国家问政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际旅游发展的成败。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其国际旅游的流向、流量和流速无疑是考查的重要指标。由于国家问旅游关系依赖度的不断提升，旅游的政治博弈在国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旅游服务贸易保护主义的启动，旅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以及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开展旅游活动和发展旅游业，企图制造领土争端合法化的假象，都是政治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四、影响旅游发展的政治要素

寻求旅游发展与政治活动良性互动的最大公约数，是旅游政治发展的最理想目标和状态。政治所涉及的领域和因素相当宽泛，它包括了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所有这些都会对旅游的产业定位、旅游发展战略、旅游决策、旅游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在当今政治化时代，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兴衰成败首先系于政治，而不是经济、自然风光和文化吸引。旅游活动越频繁，旅游业越发达，旅游对政治的依赖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旅游决策是旅游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和基础性环节，而政治是影响旅游决策的首要因素和决定性力量。旅游决策是旅游活动行为体对未来实现的方向、目标、原则以及为坚持方向、贯彻原则、达到目标的方法与手段所作的决定，包括国家决策、团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等形式。旅游决策贯穿于旅游活动各个领域与环节，如旅游的产业定位、旅游发展战略与规划、旅游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影响旅游决策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它始终贯穿于旅游决策主体的决策思维、决策目标的选择、决策的实施等多个环节。由于社会政治现象错综复杂，因而影响旅游决策的政治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国际政治格局、法律制度、政治稳定状态、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目标、政治需要、政治环境、政治形象、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和政治敏感等。这里重点考查政治稳定状态、国际政治格局和法律制度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旅游的循环发展离不开常态化的政治稳定环境。旅游发展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邓小平，1998)。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在变革过程中能适应环境变化而呈现的秩序性与延续性。按亨廷顿的说法，秩序性就是没有政治暴力、压抑或体制性的解体，而延续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量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旅游对政治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与脆弱，使得政治气候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动摇甚至会摧毁旅游活动与旅游业。正如里克特和沃所指出的那样，“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速下滑”。“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而是政治平静构成旅游首要条件这一事实”(Richter&Waugh，1986)。不管旅游者对旅游本质的理解和出游目的是何等不同，但目的地的安全是游客们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影响旅游发展的政治稳定因素包括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乱、政治抗议、社会动荡和罢工等政治暴力性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的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①人们由于担心安全问题而取消或推迟、变更旅游计划，不愿意卷入一场不愉快的体验；②新闻媒体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安全感，从而妨碍其旅游业的发展；③有关国家政府可能发出旅行忠告，或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事发地；④旅游者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亲朋好友可能劝阻客人来访；⑤交通部门(特别是民航业)与旅游服务部门(如旅游服务社、宾馆)因政治暴力事件致使陆、海、空出入境口岸关闭可能会损失大量客源；⑥国际会议、商务会议可能因政治暴力事件而取消、延期或转移到别的目的地，从而使客流减少；⑦政府为了使遭受政治暴力事件危害的旅游业，特别是受损害的旅游形象得以恢复与发展，须花费巨额资金来进行广告宣传，可能不得不降价促销；⑧妨碍外资投向旅游产业；⑨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暴力事件可能影响周围国家的旅游业发展；⑩国际(跨国)性政治暴力事件往往会影响或改变全球的国际旅游格局；⑩安全检查，特别是边防检查所需的时间更长，这使部分游客心感不适；⑩旅游运作商、旅行社与航空公司不愿冒险组团到危险地区，担心预订不足而加价会损毁它们的商业信誉；⑩游客和航空公司旅行保险可能会困难重重；⑩前往事发地观光的游客可能会遭到歧视性的待遇，甚至被列为黑客；⑩民用机场、宾馆等旅游设施可能被军方和难民占用；⑩外币黑市的出现等(Bar-On，1996；Mihali~，1996)。

战争对旅游的影9向：战争除了给游客带来危险，挫伤游客积极的出游动机外，还摧毁大量的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吸引物，严重影响了旅游目的地形象，不仅给战争发生地的旅游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也给其他参战方乃至整个国际旅游业带来巨大的损害。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旅游市场，而且也对一些参战的旅游发达国家构成了破坏性影响。据战初估计，伊战将使英国2003年旅游业损失10亿英镑，埃及的损失将高达20亿美元，美国的旅游收入将减少3．7％，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预计，如果伊战久拖不决，世界旅游业将损失300亿美元(宋春晟，2003)。即使像泰国这样远离伊拉克战场的东南亚国家也无法幸免于难，泰国旅游协调中心的调查发现，开战仅5天，就有5万多人取消了原定赴泰旅游的行程，其中以欧美游客为主。据泰国国家旅游局估计，如果以西方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消费3700铢、停留7天计算，伊战爆发仅5天，即至3月25日，泰国旅游业已损失12亿铢(曾志雄，2003)。南斯拉夫解体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间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使当地旅游业濒于崩溃，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虎”之间的长期内战使得该国的人境游客降至1982年的纪录。

对旅游的影响：是二次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权更替的一种常见政治现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变过程的产物，是由官僚与民主政治脆弱导致的结果。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发生国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留下一时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例如，1981年7月的冈比亚使其游客数从1980年的21327人下降到1982年的16962人；1987年5月的斐济使该国旅游业受到重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游客减少了近75％，4月份来自澳大利亚的旅游者为85000人，6月份降到只有5000人，斐济的客房出租率降到约10％(Hall&Sullivan，1996)。

恐怖主义对旅游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现代恐怖主义，为了达到改变某些政治进程的目的，往往把最容易引起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重视的国际游客与国际航班、人群集中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等作为他们实施恐怖活动的目标，如今旅游成了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譬如，1985年6月发生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劫机案及同年12月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袭击就分别导致了120万(占当月美国旅客总数19％)和180万(占当月美国旅客总数35％)美国人取消或改变了他们到欧洲和地中海国家旅游的预订计划(票)，仅前一项就使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国家损失国际旅游收入16．875亿美元(Wall，1996)。

政治动乱、社会动荡对旅游的影响：一旦社会政治环境出现诸如政治动乱、政治抗议和罢工等不稳定情形，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就会出现相应的严重过敏反应。如1989年澳大利亚国航职员罢工，据估计共造成了457000人取消度假计划，556000人改变度假计划(Hall&Sullivan，1996)。

由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是影响世界旅游发展的重要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各国的对外旅游政策理所当然要作出结构性调整，这势必使国际旅游流的流向、流量和流速发生某些或根本性变化；二是国际政治格局态势的缓和与各施动者间友好关系的加强，会渐渐消除人们产生出游动机与期望的心理障碍，有利于扩大旅游消费市场需求。

从雅尔塔体系确立以来的世界旅游发展史看，每一次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政治格局的嬗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旅游的发展。在“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为界标，观察国际形势，处理国际关系”(梁守德，洪银娴，2000)的两大阵营对峙期间，国际交往的首要原则是政治优先。为适应这一原则需要，无论是两个超级大国还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基于政治目的，不惜牺牲旅游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这段时期两大阵营官方间的旅游交往与合作基本上不存在，国际旅游活动一般发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之间。这可以从1982年排名前10位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接待集中比率得到印证。意大利作为该年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其入境总人数为48300000人次，其中西德占21．5％，瑞士占21．3％，法国占17．5％；而是年排在第10位的罗马尼亚，其入境总人数为5900000人次，其中匈牙利占19．3％，南斯拉夫占19．0％，捷克斯洛伐克占12．8％(Pearce，1987；谢彦君，2001)。到了冷战中后期，因具有全球性影9向的苏美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世界正朝着向“缓和”与“紧张”并存的局面发展。这一时期适度发展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旅游关系，以此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了解成了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关注点。但也不排除某些“紧张”情况下一国对他国的旅游制裁，如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宣布禁止美国公民去苏联旅游等。冷战和平结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不再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控力量，国家不分大小，本着平等互惠、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促进国际旅游发展，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旅游发展的基本趋向。

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关于公民旅游权利法律化的政治努力，也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法律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皆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法是进行政治活动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规范手段”(王惠岩，1999)。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以来，国际间的人权对话和各国根据其国情改善人权状况的努力不断加强，世界旅游组织亦在多次国际会议及其法律文件中反复强调和敦促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公民的旅游权利落到实处。不少国家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按照历次联合国人权宣言和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宣言的宗旨与要求，把保护公民的旅游权与旅游者的权利写入宪法、民法、旅游法和刑法等规范性文件中，在立法、政府监管以及司法保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马尼拉会议通过的《世界旅游马尼拉宣言》，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有休息和闲暇之权”之精神明确指出：“旅游的发展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只有人们得到休息、度假和自由旅行的机会，旅游发展才是可能的……休息权，获得度假、自由旅行和旅游的权利，是工作权的一个自然结果，它是世界人权宣言和许多国家法律所确认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和国家集团应当发现并研究限制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其消极影响”(Edgell，1990)。1983年的《阿卡波尔科宣言》，1985年的索菲亚会议通过的《旅游权利法案》以及1989年的《海牙旅游宣言》等文件重申了《马尼拉宣言》的精神并将它进一步细化。虽然每个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政府对人权宣言和旅游宣言精神的贯彻落实会因国情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努力的向度却是一致的。

五、旅游政治的基本架构

旅游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应该由哪些内容构成，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堪培拉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认为，旅游的政治维度纵向上涉及到国际、国家、地方和个人4个层面，横向上包括旅游与政府、政策、国际政治、政治暴力、政治发展、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关系等。

国家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层，是国际、地方和个体之间的连接点。对于地方和个体而言，国家及其中央政府是旅游事业发展的中枢。而相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权力作为合作的基础，但在“自然状态”下国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存在仍然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政府作为旅游政策的制定者、旅游活动的管理者和旅游纠纷的裁决者，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世界范围看，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并不完全相同，各国政府在旅游主管机构设置及其权限赋予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按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资料，大致分为5种模式：旅游委员会模式，如美国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旅游部模式，如菲律宾旅游部；混合职能模式，该模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混合职能部，如马来西亚的文化旅游部，二是在其他职能部下设旅游主管机构，如韩国在交通部设旅游局；直属内阁或中央政府的旅游局模式，如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属于政府部门序列的非中央机构模式，如爱尔兰旅游局(王健，1998)。

旅游决策与行动是政府及其旅游主管机构的主要职责。一般说来，单一制国家政府及其旅游主管机构权限要比复合制国家的大。旅游决策与行动是旅游政治系统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被管理对象之间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变量而实现其相互沟通常态化的有机步骤。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政治 需求，通过输入内外部环境的要求及被管理对象的需要和支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旅游政策，并把这些政策输出给被管理对象，然后被管理对象会根据其利益需要作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并把这些反应和选择反馈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那里，以便日后修正。科学的旅游政策有益于促进旅游的发展。

旅游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如前所述，一旦世界上出现战争、、政治革命、恐怖主义、政治骚乱和罢工等政治暴力性事件，则会对旅游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毁灭性打击。旅游发展对政治暴力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性与脆弱性，要求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应理性对待各种纷争与冲突，通过政治发展，积极消除不利于旅游发展的各种政治要素。

作为政治主体对权力观念和政治意识的一种利益界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曾经是笼罩在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被边缘化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旅游对话的一道时隐时现的铁幕。这是冷战思维在旅游活动中的应用和延伸。冷战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而平静地终结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不再是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但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对客源市场、货币和文化资本控制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着国际旅游发展的话语权，不发达国家反对旅游新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政治社会化是当今政治发展的重要走势。旅游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一种方式，无疑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人们会在旅游政治生活和旅游政治实践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非旅游者身份的政治人在旅游决策和管理活动中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是作为非政治人身份的旅游者(包括政治人以旅游者身份参加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和认同。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促进，为人们习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重塑价值观念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地球村”已成为全球化代名词语境下，各国之间旅游交往与合作的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一方面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以及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构筑，是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政治保障；另一方面旅游文化行为涵化过程中认同体系的建构和国家之间在旅游服务贸易上彼此依赖性的加强，有利于化解由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大拉近霍布斯文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距离。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客源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通，而且对改善国际关系，推进世界和平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美国政治学教授马修斯认为，世界旅游被确认能够产生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第一，在非政府层次上，不同国家居民个人相互接触并体验不同于己的文化，这是一种私人国际关系的发展，当然，它会因政府行为而改变；第二，有一种国际关系的公共层次，这关系到政府与政府之间对事关产业重大事项的处理；最后，有一种企业一政府层次的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旅游涉及到政府与国外私人投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Matthews，1978；瑟厄波德，2001)。

政治学第5篇

【关 键 词】政治学　政治发展　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

政治学第6篇

画面如果不是表征性的，不是表意性的，就通常是形式主义的。在整个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是人文科学和艺术中的一个令人侧目的强大潮流。词语在自我地平线上的闪烁、声音绝对而孤独的迸发、色彩默默的而又是独具匠心的装饰等等，这些素材上的自恋取向，使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根除了意义的诱惑，斩断了同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艺术甘愿在自身的形式框架内起舞，形式既是它的界限，也是它的目的，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律法。但是，在王音这里，并不存在着这样的绘画形式主义，尽管他像寻章摘句的苦吟诗人一样在形式上殚精竭虑；而且，形式--既是画面形式，也是画面的生产形式--在王音这里起着基础性的功能作用，很显然，王音的形式主义痕迹表露无遗。但是，这些作品并不被形式主义意图所牢牢地驾御，并不被形式主义欲望所吞噬，它最终挣脱了形式主义的牢笼，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学意图成为它的归宿。正是这样，无论是对于表征主义，还是对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来说，王音的绘画都是异质性的。

王音的这组绘画作品采用了较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他雇佣了一个农民画家，并为他准备了画布或画框，让他作画，这个农民画家按照自身固有的法则、趣味和习性作画，也就是说，王音试图让他将民间画的某个传统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在这个农民画家完成了他的工作后，王音再在这个作品，在这个已然成型的民间画上进行再生产。但是，王音的再生产不是修修补补式的，不是将自己的笔迹融入到民间画的结构中，他既不是对它们的增删，也不是对它们的改造，既不是对民间画进行灵巧的编织、缝合，也不是怀有敌意地同它们进行排斥性游戏。王音的画--这是深深扎根在学院传统中的油画--有点随意地，甚至是有点生硬地覆盖在民间画上。如果说，这两种画确实隐藏着某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并不是为某种焦点性意义所统摄，这种关系只是表面性的：农民画家总是选择他的偏好素材：瀑布、青山、绿树、红花、溪流、湖泊以及低沉而茫然的天空。这些素材组织了一个开阔而纵深的山水空间，这个空间突破了文人画的虚拟性，但因为它夸耀性的稚嫩，毫不掩饰的笨拙以及孩童式的任性，这些画便显得僵硬，而并不具有透视主义的真实感。这是民间朴实的时空感知，它既是反美学法则的，又是反科学法则的。王音的画呢？在多数情况下，王音画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这是个典型的无名者，王音寥寥几笔，只勾勒了他隐约的身体结构，或者巨大的麻木而稀疏的面孔，他的形象、年龄、身份，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秘密都隐而不现，因此，这个人物不需要去探究和挖掘，这只是一个空洞化的人物，王音对这个人物的勾勒似乎也是草率的，但是是故意地草率的，他用了一些习惯性的粗犷线条，让油彩和笔法分外地突现，这些人物在总体上是反逼真的，但是在局部则反复地强化绘画的技术、材料、痕迹，这个人物身上处处隐藏了表情，但处处渲染了技艺。结果，这个人物没有心理学或政治学的意义，他只有一种绘画技术上的意义：他是漫长的油画传统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人物仅仅是油画的一个产品，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人物印证了油画传统的存在，是油画形式在这个画面上的一个醒目出场，是油画技术的表征和证词。人物剔除了人学意义，其目的则是召回那种久违的绘画学意义。人物要表达的不是人性，而是无处不在的油画技术。一句话，在这个人物身上，技术压倒了人学。

王音将他的人物覆盖在民间画家的山水上，这个农民画家的山水鸟木并没有像文人画那样构造一个常见的悠然意境，相反，稚嫩情愫替代了神秘玄学，表面取代了深度，具体色彩的偏好--比如说对绿色的狂热而浅薄的迷恋--取代了无限意义的索求，在此，民间画完全是表象性的，如果说它有意义，也只有一种类型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显示一种油画传统和国画传统之外的民间绘画传统。这确是一个绘画传统，尽管它的历史并不确切可知，这里知道的只是它的某些特征、趣味、品性、素质。在此，民间画不是一种外溢式的抒情，而是一种固执的形式类型。它决不作为情感或哲学氛围来构成王音笔下的那个人物的有机背景，它既不烘托这个人物，也不对这个人物指指点点，它是自在的，洋洋自得的，自我满足的。这是形式的满足，绘画类型的满足，旁若无人的满足。这样，王音的人物和农民画家的山水分别是作为两种绘画类型出现的。它们展示了两种绘画形式、绘画传统。在画中，由于各自剔除了意义的引诱，油画和民间画固执地封闭在自己的形式区域，因此，人物和山水的关系，既不是有意的冲突和对立，也不是那种天人一体式的诗意结合，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升华的意义整体。实际上，画面并置的是两种绘画类型，这两种类型并不织成一个严密的有机体，也不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达成一个抽象的意义融合。它们达成了一种差异关系，这种差异关系并不被总体望所统摄，它也没有一个焦点性目标，没有一个等级机制，没有一个组织原则。人物和山水处在一个平等而民主的位置，它们并不彼此渗透，一个并不悄悄地潜入另一个之中并与之缠绕。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物在任意地对待山水，山水也在任意地对待人物，它们各自行事，差异关系在此表现为任意关系，这种关系有时看起来有些结合，有时看起来毫无牵连；有时看起来独具匠心，有时看起来又草草收场。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偶然性的产物，它听命于艺术家的直觉和即时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它呈现何种面貌，这种面貌总是差异性的，反总体性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种绘画形式--民间画和油画--的嬉戏，而不是一个人和他的山水背景的嬉戏。这是绝对的差异性嬉戏，这种嬉戏以骚扰的方式进行，骚扰不是为了彼此接近从而达成一种支配和屈从关系，不，骚扰在此是对任何支配性的否定，对等级性的否定，是彼此的否定性嬉戏。油画和民间画不是朝着统一的方向集结，而是朝着分解的方向扩散，但是这种扩散不是引向无边的虚空，而是使之醒目地存在。正是在这里，王音将民间画纳入到同油画等值的地位，民间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它丝毫不受油画的压制，油画和民间画惯常的权力逻辑瓦解了，它从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走出来--在中国，这种民间画一直在国画和油画编织的暗夜中徘徊。绘画的谱系学，从来就是油画和国画的谱系学，如果说谱系学的动力总是来源于对少数异质性的抑制的话，那么，绘画谱系学的历史编撰，总是以对民间画的压制作为前提。在王音这里，由于画面是两种绘画类型的无拘无束的嬉戏，那种常见的绘画谱系学中的权力逻辑就被翻转过来了，于是，这些作品就对绘画谱系学进行置疑从而变成了对绘画谱系学的探讨。因此，绘画就是对绘画的探讨，对绘画的权力逻辑的探讨，对绘画的神话学的探讨。这是关于绘画的绘画，王音通过绘画来思考绘画的历史，绘画的知识、绘画的谱系学和政治学。绘画在此变成了一种知识，变成了关于绘画知识的知识，变成了追溯历史的思虑，最终它变成了一门考究学术。这组作品无疑隐含了这样的考究和质疑：那些正统的绘画形式，比如油画和国画，为什么享有一种高级的主流位置？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历史的可见处并且熠熠发光？为什么是它们在一个漫长的传统中被教学、被铭写、被反复地研究？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教科书中并获得学院体制的强化？这个体制化的复杂的权力逻辑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民间画--它们有着无数的作者、式样、情趣、热情和隐秘的知识--处在历史之外、处在历史的隐晦角落？为什么民间画从来都是匿名的？王音的这组作品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两种绘画形式的差异性嬉戏，而在于这种差异性嬉戏使绘画的谱系学和神话学颠倒了，使绘画一劳永逸的权力逻辑松动了；同样，这些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尽管它由两种纯粹形式构成，而且，单就画面而言，这些形式、色彩、构图具有一种浓郁和沁人心脾的春天气息--而在于这种形式中埋伏的争斗和政治学。在此，对于历史、对于权力、对于政治学，王音不是直接干预式的，不是直接以它们作为素材，作为目标和对象，就是说，王音并非直接讨论政治学和政治素材；王音的干预是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将对象政治化，通过形式的冲突引发政治的冲突。政治性--这里表现为绘画形式权力的谱系争斗，而非日常现实政治学--埋伏在形式之中，蕴藏在形式里面。它不是从形式上漂浮出来，就像意义从形式上蒸发出来一样；政治不是形式指涉的内容而引发的，它就是形式本身引发的。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素材，但却布满了政治斗争：同学院体制的斗争；同绘画史的斗争；为少数派的身份认同而作的斗争；反知识压制的斗争。形式是历史的效应，没有一种形式能全然摆脱政治，这是"政治无意识"的结论。但是，在王音这里，政治不是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地平线，不是作为无意识，不是作为形式的无处不在的神秘宿命而出现的，相反，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明确目标，成为绘画形式讨论的主题。政治在此是自觉的主题。事实上，在另外一组作品中，王音更加激进地讨论了绘画的政治问题，这一次，王音几乎没有出场，也就是说，王音一贯性地生产的油画类型、他的画笔、他的身体、他的画面的物质性、他笔下面目不清的人物都没有出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场--王音自己属从于这个油画传统，他从小就在这个传统中受到规训。他仅仅让这个民间画家在画布上作画，民间画家擅长于牡丹，艳红的活泼的并带有世俗脂粉气的牡丹，这些牡丹的形状和色彩完全流露了民间画家的技艺和趣味，但是，王音在结构上则制约着这整个画面，具体地说，这些牡丹--大量的牡丹--组织起来的画面，其结构、其组织方式、其布局都是王音控制的，更准确的说，都是典型的油画视野所控制的。在这个牡丹争艳的画面上，没有艺术家的明显身体性痕迹，但是艺术家的观念，西方油画传统的主导性观念和视角却专横而霸道地存在着。这种观念就是透视主义，它作为一个法则，不无悲剧性地制约着民间绘画的生产。在此，这些牡丹的结构布置呈现了典型的"西方式"的纵深时空感，而这对于中国民间，对中国民间艺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迷惑不解的，对于牡丹的手绘者来说，这样的一个排列秩序、这样一个结构安排既可能引起他们的不适，也可能让他们震惊。总之，艺术家的安排使民间画家的习性和传统发生了断裂，使他们熟悉的生产方式错乱了。同样，对王音来说，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惊讶感，这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艺术家在牡丹上甚至在画布上不着一笔，但是，这个牡丹却神奇地在他的系统（西方的、学院的、经典的、美术史的）中绽放着，事实上，王音同样地同他的作品（如果我们将牡丹图说成是他的作品的话）处在一个错乱的位置，因为这些牡丹根本就没有他的太多痕迹，没有他的氛围，没有他的身体和气息。这是些完全外在于他的牡丹，它们外在于他的画笔、手和经验。总之，对于这两个画家来说，在这些牡丹图中，都存在着强烈的异己感和错位感，而且，这决非是两种绘画式样的结合，这二者并没有进行彼此的协调游戏，然后融入一个整体性中获得自恰感，相反，两个艺术家的经验错愕得到了强化，这种错愕感和异己感被故意地保留，作品依赖于这种经验错愕而存活。对于艺术家，或者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经验错愕可以将经典的绘画形式搅乱，并对根深蒂固的绘画习性发出挑战--强化错误就是为了表明真理和神话的暴政。

政治学第7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政治学第8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革命。在网络社会中，谁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网络技术，谁就能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网络不仅是一种信息，更是一种新的资源，一种科学技术力量，一个强大的生产力，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它已经在政治意识、公民权力、政府决策、军事战争、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和网民的政治活动已离不开网络了。网络及网络资源、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推动着政治发展。政治在未来社会直接表现为对网络的争夺、控制、利用，政治将围绕网络展开，网络成为政治的“中枢神经”，网络政治学科也由此产生。

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学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科，网络成为政治活动的主线，政治活动的输入、转换、输出都依靠网络进行，其内容和特征与传统政治学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网络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要界定其研究范围。政治学起源于古希腊，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仍有争议和不确定。不过，尽管社会事务纷繁复杂，它的研究对象不外乎国家、权力或政策三个主要方面。与其相对应，其政治学也分别派生为国家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和政策政治学三大类。当今网络的发展在政治学的这些研究领域里不仅逐渐深入，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取代传统政治学，成为信息时代新的政治理论——网络政治学。我们将从网络国家、网络权力、网络政策和世界网络等几个方面分析网络在当今政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网络政治学内容

（一）网络国家学

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的学说。他们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治现象是国家的活动以及围绕国家而展开的活动。因此政治学实际上就是国家学说。从历史来看，政治学的创始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政治学》所使用的“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lis，意指城邦，即城市国家。

从传统政治学的发展来看，政治学的整个研究始终是围绕着国家问题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念来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为国家。如列宁所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把国家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1]西方政治学常用“政治体系”这个概念来代替国家，但政治体系无非是国家的政治体系。从国家学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主要研究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如阶级、政党、组织、阶级斗争和革命等。而现今国家或曰政治体系的这些因素无不披上网络色彩，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网络社会，现在政治国家已发展到了网络国家。

1.网络政治体系

政治体系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政治机构系统。民意经政治渠道输入政府体系，政府根据民意进行决策的转换，施行行政的输出，再通过收集反馈意见，再调整决策输出。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政治体系。网络时代的政治体系相比传统的政治模式更是一个前所未有、充分活跃的有机体。

网络政府就是网络时代的政治体系。网络政府将代替传统政府政治体系，系统程序式管理取代政府实体性管理。美国学者都用Governance一词来称谓网络政府或曰电子政府的管理，包括完备的网络法律系统、新型的立法和选举机制，新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体制等。网络政府通过网络双向交流以汲取民意，让社会各阶层政治要求输入网络政治体系。行政部门内部，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通过互联网，建立了完备和有序的网络管理体系。政府利用网络提供政府信息，决策迅速传达千家万户，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几乎所有的公开信息。网络的快捷也使公众信息反馈和政府对问题的回应速度大大加快。网络还使民众与高层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变得经常和方便，公民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沟通，有利于化解矛盾，密切关系。

同时，政府机构利用网络技术可大量减少机构、人员，建立高效政府。据统计，由于实现政府信息化，1992年至1996年美国政府员工减少了24万，关闭了近2000个办公室，简化了3.1万页行政法规。机构精简，人员精干，中间环节的减少，减少了信息传输的扭曲、失真，政治输入、输出效率提高，政治系统更趋稳定。

2.网络上的集团、组织

网络政治对传统政党产生巨大冲击。首先是网络的多元价值观影响党员坚定的政治信仰，从而减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其次，互联网对原有的政党组织形式发起挑战。传统政党都实行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地域性组织结构。互联网络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党务活动从此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然也突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级别限制。政党的组织活动和方式也将发生变革。

在网络上，人们之间同样可以形成某种“集团”甚至“组织”,但在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原来现实世界的群体组织形式相比，网络上的组织可以说是“虚拟”的，称之为“虚拟共同体”。他们是由一群志趣相同的人在网上组成的。与传统的社团相比，网络虚拟社团组织起来更方便，范围几乎不受限制，它把人的交往空间扩展到整个地球。有的社区与真实生活中的社区具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复杂结构，既有社会等级，也有官僚制度。正在兴起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互联网联络、组织、宣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在网络时代与政府既斗争又合作的艺术。这些社团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政坛的轩然大波。如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各种非政府组织就是靠互联网进行串联，遂形成会场外的巨大声势。这种非政府力量的扩张已对政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二）网络权力学

有些学者把政治学看做权力学。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对我们来说，‘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也曾说：“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2]因此，政治学也被界定为研究政治权力的科学[3]。所谓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按照其自身的愿望，去支配其他的人或团体的现象。社会政治权力争取或获得，主要在阶级权力，政治意识统治和民力。而在网络时代，这些权力的较量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1.网络阶级权力斗争

当今国内政治国际化，国内政治事件、权力争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势力的干涉与影响，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大环境紧密相联。20世纪后半期，国际势力干预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的现象频频出现。许多国家在联合国内倡导制裁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美国和北约插手南斯拉夫内部事务，美国干预中国台湾、事务……这些干预，有的代表了国际正义，有的则是霸权主义行径。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国家的问题，瞬间就会成为国际问题：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生态灾难、民选政府的海地军事等等，都会引起世界性的网上评议与干涉，迅速形成压力集团或反对派，一个国家的内政受到全世界的影响。这就是网络政治的特色。可以设想，或许某国阶级政治权力之争的一次总统大选，不是国内某个政党或人民独立民意的结果，而可能是一种国际力量操纵的产物。

国与国之间权力争夺最激烈的形式是国际战争，但现在的国际战争已发展到了网络战争。网络战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主要目标，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在整个网络空间所进行的各类攻防作战的总称。在信息时代里，计算机网络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和战略命脉，一旦重要的网络陷入瘫痪，整个国家安全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使“制网络权”的争夺与对抗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军队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网络与作战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网络成为新的战场空间。网络空间的对抗与争夺成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网络攻击，其威力不亚于核袭击，网络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也不亚于一场核战争。可以说，谁掌握了网络，谁就掌握了未来。

2.网络政治文化

互联网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传播、吸收和交融。网上世界是一个言论信仰自由的花花世界，各种类型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均可在网上找到立足之地，并自由流动和传播。网络政治文化，思想意识的传播发生了由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网民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冲浪”，自由地传播思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由于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就自己的利益组成“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来影响政治。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容忍完全的自由，国家为了维持政权，也在网上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来保持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网络霸权主义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有利工具和机会，通过互联网，加速向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行文化入侵。

网络强化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使东西方文化充分交融，它既是个人自由充分表达的场所，也是政府加强意识控制、国际争夺的地方。它还是各种、反政府信息和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虚假及恶意信息的存在地。可以说，网络在形成方便快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社会各方面利用网络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争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场所。政治活动信息，政治意识灌输，政治宣传发动已远远超过传统舆论的作用和影响。各种思想文化在网上交汇与争夺，是网络政治一大特色。

3.网络政治民主

决定人政治地位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人对社会的汲取，是一种权益获得。政治权力是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政治权力平等了，才能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也就是人的平等。社会越不发达，政治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网络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政治能力，它赋予每一个人以近乎平等的政治权力即网络权力，每个人在网络上的权力是平等的，权力的平等实现了权利的平等。根据托夫勒的观点，工业社会后，非群体化社会开始增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困难，民主将越来越难以实现。而网络政治却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网络在民主参与、直接性、公开性等方面不仅达到了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最高程度，而且网络民主的新形式也将取代传统的政治民主。它有这些特点：

第一，网络民主的直接性。在网络政治中，任何人不再需要由别人来代表自己，他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政府的议案进行投票。公民直接参政议政是网络政治的一种最突出的表现。

第二，网络民主的平等性。平等在政治上表现为：一是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二是这种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差别。网络对政治平等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网上，只要符合法律允许的参政条件，你的意见与政治家的意见一样亲切可见。比尔·盖茨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优点之一是“虚拟平等”，远比现实世界中的平等容易实现。在虚拟世界里，每一个人的平等政治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第三，网络民主的快捷性。政治事件的发生、你的意见、政治家的态度以及政府决策和相关表决结果，这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内容，在网络上是以光速传播的，政治活动变得非常迅速。

未来民主的新特点在因特网和电子投票的进一步发展下，将全面改变代议制民主政治形式。

但网络政治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也可能带来独裁。网络上充分表达的自由已经接近于绝对自由，绝对的权力可能被滥用，从而危害民主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如政府限制网络民主，采取控制言论、限制意见发表等手段则又可能退回到专制、独裁。

（三）网络政策学

政治系统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重要作用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社会系统的需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这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即是在研究一个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4]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被许多学者看做是政策学。

网络化的国家政策是一种更能真正体现全民意志的价值分配。过去，国家法令，制定政策，规定某种政治秩序，限定每个人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实行阶级统治；决定经济发展，调控就业和建立社会保障；控制新闻媒介，左右舆论，确定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总之，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统治者决定，与人民的意志相背离，即使有代议制民主机构，如议会，也因不能完全代表民意而形同虚设。进入网络时代，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在网上真正自由地评议政府政策，迫使政府将集中于手中的权力向社会成员回归，全民分权制成为现实，国家决策进入了真正的民主时期。网络进入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进行监督和评价，使之不偏离大众的意志，任何忽略、甚至违背民意的政治都不能继续。新的国家政治是全体民意的综合，公意的形成和行使通过互联网的双向沟通将更加畅通；行政的决策出自全体人民之手，而不是政府官僚之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政治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征集意见，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四）世界网络政治

网络时代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使传统的国界概念和国家观念受到冲击，传统的国家疆界被一一打破。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是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不同国籍、肤色的人利用计算机方便地相互交往,可以完成许多过去需要“跨国界”才能实现的行动。

政治活动、政治斗争将更多地跨越国界、地域，各国在政治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借助全球网络系统，一些在网络技术上领先一步的国家,可以向别国大肆散布和传播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甚至诋毁和损害他国形象,干涉别国内政。在本国可以对他国进行侵略、颠覆、讹诈、威慑、施压、封锁、制裁、人权干涉等，对他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这些斗争是借助网络技术手段以无地域、无国界、无人员伤亡的方式进行的，真正是“无硝烟的战争”。政治活动、政治斗争将在全球范围内不分远近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网络政治学中的国家疆界及将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全球网络斗争更趋复杂的情况下，网络的同一性也在加强，各种组织能够跨越传统国家界限，建立起许多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都是由全球网络支持的，而不是以共同的生活区域、种族和血缘等为物质基础，国家难以对它们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依存，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逐渐溶为一体。未来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猜测，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当然，网络政治也并不是万能的，它可能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不起作用，这也是网络政治学必须思考的。如在阶级矛盾、国际争端白热化的时候，人们也许会摒弃网络，直接诉诸武力。尽管如此，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毕竟是暂时的倒退，因为网络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它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足就否定它的积极作用，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消极因素的增长，让网络政治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网络政治学体系构建

通过以上对网络在政治体系、国家权力、价值分配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可以看出，网络在当今社会中影响举足轻重，它已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全面而重大影响，因此，加强对网络政治学的建设与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从政治学的构建因素看，其主要方面无不在网络下发生了质变，可以说，传统政治学已经转移到网络政治学，为此，提出和建设网络政治学科的现实与理论已经成立，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它的体系进行构建：

（一）研究对象

网络中对政治影响的因素：网络化的政治文化，政治体系，政治运作，政治权力，政治民主，国际关系。

（二）研究范围

1.网络政治体系：网络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2.网络政治文化：网络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3.网络政治民主：网络民主对政治的影响；

4.网络政治运作：网络社会对政治运行的影响；

5.世界网络政治：网络世界对整个世界政治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这里只是对网络政治学体系框架构建提出的一个设想，它还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相信，通过对网络政治的进一步揭示，人们将更好地生活在网络时代。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2］转引自［美］自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杭州，人民出版社，1987.21。

［3］转引自［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

［4］［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43。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

〔3〕［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活》，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政治学第9篇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