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法教学
＊＊＊
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史学论集》第247页）。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子“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他们除了独占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外，还大量兼并土地。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叹服。须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总耕地的7%，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之伟大。
（三）旧中国和新中国经济之比较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可以从中评价出执政党治国执政的能力。
表一：1949-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
（附图{图}）
表二：199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
（附图{图}）
表三：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附图{图}）
以上三个表格的情况，反映了几个问题：
1.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大肆搜刮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已全面崩溃。那时候，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全国交通阻塞，物资奇缺，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2.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3.尽管在建国后，我国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有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往，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在本
质上有明确的认识，以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随之解体，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而在19，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青少年学生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哪个优越？到底哪一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并且有些学生还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世界历史用了二册的篇幅叙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即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一）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情况
1.所有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所有制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靠血腥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方面教材有大量的史实）。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苏联、东欧皆如此），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
3.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1929-1933年灾难性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缩减了2/3，造成3000万工人的失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人权、民主、自由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标榜社会的民主，人民的自由，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基本权利，民主自由的状况到底怎样呢？通过比较，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是“人权的捍卫者”，相反，而是人权的践踏者。
资本主义美国1787年宪法，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3/5的人口折算。美国在扩张领土中，屠杀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财产。血腥大屠杀使印第安人由100多万锐减到19世纪末的24万。
在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从16-19世纪中期，使非洲丧失了上亿青壮人口。
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者……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一律平等，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人民有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关键词】自我规训；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尊严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0-01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参考文献：
[1]李宁.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探析――从方法的多元到范式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6（01）.
[关键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理论与实践；阶段划分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35 ― 03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体系，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身又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脉络，就必须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科学的阶段划分，总结每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和实践经验，才能形成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划分力求既立足于历史，又能结合学科建设的特点，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为线索，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划分。
一、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论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的划分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服务的，不同的划分标准折射出不同的理论成果。学术界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的标准争论不休，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无论哪一种划分，都有特定的合理性，当然也都存在不足，关键是看它的认同度。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有三种：
（一） 建国论
这种观点以党史为线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为界点进行划分。主要代表人物有邱伟光、黄小蕙（《思想政治工作7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6）、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等，他们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
（二） 史论
这种观点以中共党史、革命史分期为标准来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龚海泉等。史论与建国论具有相似性，但比建国论更加细化，在三大分期的基础上，每一个分期又划分为几个阶段。如龚海泉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建国以前创立和形成时期，分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端（1921-1927）、创立（1927-1937）、形成和发展（1937-1949）三个阶段；建国以后发展与挫折时期，分为新发展（1949-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1957-1966）、严重挫折（1966-1976）三个阶段；恢复与创新的新的历史时期，分为拨乱反正（1976.10-1982.8）、改革探索（1982.9-1989.6）、吸取教训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6-）三个阶段〔1〕。
以上两种理论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史学紧密相结合，围绕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由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原理，阐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史、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大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要获得更多的科学依据，就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历史学、党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如果过于依赖史学，就成为历史学或党史学的附属学科，它本身的特点或独立性就会被占有。陈桂生提出，“以学科标准来衡量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其关键在于他是否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2〕P41如果要以学科的标准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以上两种划分理论对历史学和党史学的学科依附性太强，出现了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领域被侵占”的问题。
（三） 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划分。
这种观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张耀灿、刘建军等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1921-1935）、成熟时期（1935-1945）、发展时期（1945-1956）、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1956-1976）、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1976-）五阶段〔3〕P18-20。这一划分依据体现了较强的学科独立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联系，以学科的理论形成发展为线索划分阶段，弥补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影响也是很大的。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如界点是否明晰、各时期的标志是什么等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未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标准。比如，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划分为“思想”为指导的时期、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时期等；毛锡学、李其然等依据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为标准划分为形成时期、逐步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时期、创新时期等；以领袖人物的领导时代划分为毛、邓、江、胡等阶段……这些划分依据都是将各学术领域中的独到见解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的体现，但这些都是并非专治“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况且有些表述还值得商榷。比如，以指导思想为依据，而指导思想本身就有一个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界定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也有人指出这些划分“跨越了新旧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这样的分期就显得很勉强。”〔4〕P121
二、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
（一）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具有科学性
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标准的具有多元性，但是历史事实是唯一的，这些划分又都是要质疑的。针对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阶段划分既要有学科的标准，又要结合历史。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依据就可以提出来，这不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标准和研究的独特性，又凸显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陈桂生在《教育学的建构》中将学科作了“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的区分，并指出“每一类型的实践教育学，同指导实践相关的批判的、分析的教育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它们各有“代替不了的独立价值”，“重要的是每一种教育理论都须名副其实地起到各自所能起的作用。”〔2〕P80思想政治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学，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史学。
其次，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有其研究的对象和形成发展的规律，要有曲线性前进的过程。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必须要依托历史事实，史论结合。
（二） 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1.思想政治理论借鉴为主的阶段（1917-1927）
这一时期称为理论借鉴阶段，并非否认这一时期的实践经验，而是说这一时期以理论借鉴为主，包括借鉴苏联以及中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是一个以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阶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开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借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无组织的宣传时期，即1921年以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陈独秀、陈望道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这一时期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翻译了30多种马恩的经典著作；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同时在自己周围组织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新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各种新思潮流派之间的论战等，都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苏联、日本等国理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宣传。但这一时期的宣传是零散的，甚至有误解和扭曲，因此称为无组织的宣传时期。
（2）比较有组织地领导宣传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和决议，开始有目的、系统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宣传，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领导工人运动。但一大的召开仍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进行的，宣传工作更是直接借鉴苏联经验，理论宣传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经典著作之外，还介绍《俄国共产党纲领》、《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等社会主义书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引导工人运动；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当时共产党各方面不成熟，一无军队、二无政权，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薄弱，共产党的独立宣传工作只能紧跟的步伐，听从的指挥。最主要的就是等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制定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组织讨论会等，发表《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组织《军队中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章程》等演讲，将党的理论宣传与军队训练相结合，极大地激励了青年军人的革命热情，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人。同时，党开始在农民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代表有、彭湃、邓中夏等，这些宣传体现出不同于俄国和的创新性的一面，也是共产党独立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开端，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开展农村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3〕P50-60。
2.思想政治革命实践为主的阶段（1927-1949）
1927年南昌起义，共产党逐步走上独立开展宣传工作的道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以实践引导理论，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要的历史会议和革命事件为标志，贯穿党的思想、政治宣传的线索，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体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1）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以三湾改编、赣南“四整”和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实践内容。赣南“四整”加强了军队的团结和纪律，是开展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的成果体现；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进行了党内民主的宣传教育和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民主原则的体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改造地方武装等活动，团结了农民和大量的无产者，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同时启发了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阶级觉悟。
（2）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标志。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有效的内容和方法，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等。尤其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政治训练的首要原则，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3）确立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引导政治工作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主要的实践活动有在游击战争、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4）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革命实践既受到的影响，又形成自身独特的实践理论。国共合作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主要围绕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宣传全民族抗战政策。由于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曲折开展的。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共产党开展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发动运动，加强党内教育和干部教育，形成了正规化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方法、特点和经验。在这一时期，等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矛盾论》《实践论》等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哲学基础，有效地指导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P99。
（5）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人民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通过开展农民运动，进行解放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通过整党运动、七届二中全会等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这一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最强的阶段，大部分的经验和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升华形成的，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曲折探索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也发生的转变，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其实践的开展也是围绕这一目的。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三大改造”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整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中共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初步总结，明确了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并开始在高校中适当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形成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框架。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但这一时期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庐山会议党内开展的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化”运动也是在人民群众中灌输急于求进的“超越”思想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4.思想政治工作严重挫折发展阶段（1966-1976）
“”是党的历史上的特殊的时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由于错误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观念和组织基础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大搞形式主义，否定优良传统。如在理论上宣传“破四旧”，而在行动上宣传个人崇拜。因此，这一时期是需要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反过程。
5.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1976-）
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是对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反思，之后展开的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标准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重点高校开始正式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党中央把思想政治工作做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加以重视。宋任穷同志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工作，这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在这个岗位上的几百万干部要努力钻研这个专业，造就大批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去完成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5〕P22。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内外的重要实践活动和事件相结合，而且立足于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和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历史时期，并不断向前推进。
以上的划分是为了说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就是向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趋势发展的，这一特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深入化。尤其在当前政治格局多极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西化”暗流涌动的浪潮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关注国际政治动向，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并用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才能凸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并保持永恒发展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龚海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
〔4〕蔡有法.简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和时代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中宣部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文革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文革”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文革”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毛泽东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毛泽东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中宣部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统一教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
参考文献：
〔1〕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92.
〔2〕〔3〕〔4〕〔7〕〔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6、34-35、76、120.
〔5〕姬丽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3.
〔6〕曹开华.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地位的嬗变[J].党史文苑，2007（18）：62.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
〔1〕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增补第3版.
〔6〕胡兴华.陆贾及其《新语》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
〔7〕陈倩.陆贾思想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5.
〔8〕刘志霞.陆贾《新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3〕李禹阶.陆贾新“无为”论探析――论汉初新儒家的援道人儒思想[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_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统计并分析了部分重点期刊①1979-2013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共计483篇，发现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从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对建国后中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薄弱地带。《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与2013年两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总数近480篇,9份期刊关于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数仅相当于这份期刊两年的总量，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之低。另外，在这483篇论文中，研究建国后60余年相关问题的仅有197篇，占整个政治思想史的41%,远少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由此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建国后部分又在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研究的薄弱地带。
第二，从研究主题来看，专题研究整体稍多于人物研究,但在部分时期情况则相反。9份期刊中，中共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约占57%,人物研究约占43%。建国后部分专题研究占58%,略多于人物研究，与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情况相同。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阶段的主题分布差异较大。在前一时期，人物研究在数量上仅为专题研究的一半;而后一时期，人物研究则在数量上超过专题研究，占总量的58%。总的来说，人物研究所占比例接近1/2,这反映出人物研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载体。
在人物政治思想研究中，不平衡现象突出。综合各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占所有人物政治思想研究总数的44%,将近占人物研究总数的一半，其他人物所占比例则较少。同时,人物研究数量上的不平衡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占了近九成，超过了其他人物研究的总和。在研究成果方面，关于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已有专著出版，如杨树祯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徐久刚《邓小平政治思想专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而对于一些非重点人物，其政治思想往往只是作为所有思想的某一方面加以述说，如王继平等人所著的《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龚强华《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等则将其政治思想同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思想集成一书。
第三，从时间分布上来看,1980年代是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建国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则出现在1990年代。9份期刊1980-1989年共发表中共政治思想史论文154篇，占34年总数的31.9%;1990-1999年共发表168篇，占总数的34.8%;2000-2009年共发表129篇，占总数的26.7%;2010-2013年共发表32篇，占6.6%。199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发文数量看似超过了1980年代和新世纪头14年。但实际上,此次统计的期刊并非都是从19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一些期刊创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如《党的文献》(1988年创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则在1990年代出现增刊。如排除这类刊物，1990年文数量明显少于1980年代，不到它的90%,而新世纪头10年发文数量又只有1990年代的80%。由此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数量上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之后呈现出逐渐下滑的态势。在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关于‘‘大民主”的定义，早期很多学者认为“大民主”就是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45](p207-208)李晓社则进一步分析了‘‘大民主”的手段和目的，他指出毛泽东对大民主涵义的理解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大民主”实质上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第二“大民主”的主要形式或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三“大民主”的目的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46在此基础上，有的研究者意识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那里借用来的概念，毛是针对西方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出的“大民主”。47]杨德山更进一步发现，毛泽东的“大民主”针对的不仅是西方式民主，其内容也并非单纯的群众运动。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提及的‘‘大民主”有五种：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民主”、波匈式的“大民主”、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闹事”式的“大民主”和“四大”式的‘‘大民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否定了包括群众运动在内的前四种“大民主”，而选择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民主，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四大”式的‘‘大民主”有其独有的特点：有针对敌我矛盾的_面，但不带暴力性质，属于“文斗”;有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_面，但具有群众运动特性，所以更具威力;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性的一面,但有组织性和可控性，而少破坏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学者们各自对“大民主”的理解不同，因此在毛泽东选择‘‘大民主”原因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岐。高锡文将“大民主”理解为以“四大”为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而将毛选择“大民主”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革命年代群众运动惯性延伸;“四大”形式与基层民众文化传统的契合，即群众需要更为简单、更容易接受的民主形式;实现政治理想强烈愿望的推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影响。49]杨德山则视毛泽东的“大民主”为一种有别与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因此他认为毛泽东选择“四大”式的‘‘大民主”主要是受当时认识水平所限。
(二)周恩来
对周恩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其统一战线思想，还有学者研究周恩来的过渡思想、民主思想、执政思想等,但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不及前者。王淑琴和郭新新将周恩来统_战线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分为萌发、形成、成熟和丰富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萌发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曰战争前期为形成时期;抗战中、后期，此阶段为周恩来统战思想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_是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也要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肯定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要求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针对很多研究者视角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彭明和陈答才则提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应该包括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建国之后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三)刘少奇
国内关于刘少奇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包括许多方面，如法制思想、民主政治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等，但热点是其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思想。
刘少奇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另一个是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少奇最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吕小蓟指出，刘少奇在1951年思考国营工厂内部出现的管理机关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时就已经提出了该问题，后来逐渐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后来受“高饶事件”等影响，刘少奇中止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究。
在对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研究中，王双梅认为刘少奇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1948年9月到12月，刘少奇认为建国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正式接收城市后，刘少奇意识到设想与现实的差距，因而在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书面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外部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内部是人民民主专政内的各阶级、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三反“五反”运动后，刘少奇逐渐恢复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认识。63任晓伟注意到，虽然刘少奇曾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内外矛盾问题，但从1949年8月离苏返京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没有再强调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甚至没有再使用过‘‘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将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斗争列为主要矛盾的提法有缺陷：既然是“残余势力”，它的地位就不应该是‘‘主要矛盾”。刘少奇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提主要矛盾的问题。
(四)邓小平
邓小平政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稳定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等许多方面。上文已介绍了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状况，此处介绍后面几个方面。
不同学者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定义不同。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和思想情绪稳定等诸多方面。65张彬则认为，从《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稳定的用法来看,虽然“稳定”内涵十分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政治稳定”的略称。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包括局势稳定、政治生活稳定和基本政策稳定三方面。56](p204_2W)关于邓小平稳定思想形成的过程，严励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_阶段是“文革”后期复出期间，初步形成稳定思想;第二阶段是1977年恢复工作至1988年，邓小平对如何维护稳定和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作了一系列论述;第三阶段是1989年到1997年，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稳定这一概念，北京政治风波后更加完善。57]此外,还有人从实现途径入手研究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关于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早期研究者的界定较为简略,黄如军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59吴宏放的分析更加详细，他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九个方面：民主政治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探索;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法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保障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60立足于更加宏观的视角，戴玉琴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四个方面：民主政治发展的协调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民主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民主进程的渐进性与稳定性。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张建田与钱寿根认为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八个方面组成:核心思想是强调法制建设必须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法制建设必须同经济建设并举;法制发展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是加强立法，制定完备的法律;发展方向是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是法制建设重要内容之健全法制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建立一支宏大的知法、守法、执法队伍。M(f43_227)高文则认为实现‘‘依法治国”才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并提出邓小平法制思想有两个新的内容: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的是增强国民的法制观念，这也是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刘娟指出，从法律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机制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该分为彼此相对独立，但实质关联密切的三个阶段，即“夺取政权”理论(1921.7—1949.9)、“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1949.10—1978.12)、“政治发展”理论(1979.1—)。其中，“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既以“夺取政权”理论为根据，又是它的自然地延伸、发展;而“政治发展”理论则以“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为基础,又在对它的经验教训作总结和反思前提下而形成。如果不能抓住这条主线，就会使个案研究失去导向、标准，使阶段性研究陷入凌乱、破碎状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关键词]胡华；加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090-06
胡华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和教学，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重视发挥包括中共党史学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的育人功能，强调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极端重要性，呼吁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并对包括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不少深刻见解。本文以《胡华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为文本依据，对胡华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学方面的思考进行梳理和阐述。
一、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居指导地位。我国高校普遍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学生，使他们了解国情、了解历史，明确“四个选择”，坚定理想信念。现在，无论是中共党史学科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家设置这类学科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就是要更好地发挥这些学科的资政育人功能。
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存在着的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党史教学的现象，胡华从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后党内的一些思想状况、当时大学生思想现状、当今时代要求等方面，阐述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学习理论和党史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系。
胡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有着许多新的理论创造的党，正是由于有正确理论的指引，我们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是，党内往往有轻视理论、轻视知识的倾向。1957年后背离党的正确路线，发展了“左”的错误，发生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不够高，出现了理论上的混乱，全党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英雄史观等“左”倾理论，缺乏足够的抵制力，也助长了党内“家长制”，造成了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有抵触，看到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就大惊小怪，想走回头路，这说明全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片面性、盲目性较大。当代大学生总的政治倾向是好的，但也存在着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缺乏，进而出现某些思想上的混乱等问题。凶此，“他们迫切需要系统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特别是接受哲学和党的历史、中国近百年史的教育。”
胡华还特别从时代要求的角度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认为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勤奋刻苦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创新的精神。这就需要我们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这门科学。不研究这门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离开这门科学，历史就会走弯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后还是要沿着正确的理论路线来创新，而且要竭力避免重犯“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所以，全党要学理论，大学生尤其要系统地、扎实地学理论。要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系统地学习基本理论和党的历史。这不仅是以往的教学经验，也是恢复从陕公、抗大、马列学院以来我们党长期实践形成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更是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也是大学生必备的理论和历史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大学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途径。“总之，坚持和改善四门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党史课的教学，是高等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最根本的环节。”至于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问题，联系实际、联系学生思想不够的问题，应该通过改进教学思路和方法来解决。
从胡华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他就一方面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也提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胡华还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有必要、有责任认真教学党史，党史教学理应加强而不是取消；大学党史教师更要热爱党史、宣传党史，坚守阵地，而不要有丝毫的动摇和犹豫。
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党史课在1985年后相继改为“中国革命史”课，高校的许多教师都很关心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改革的问题，胡华在1985年6月、8月安徽、浙江、北京等地举办的研习班上，在集中讲授今后教学和研究应开拓的课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党史、革命史的教学目的。他认为，“党史、革命史课的教学目的，简要说来有三个：一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也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教育；二是进行历史经验的教育，以鉴往知来；三是进行党性和纪律性的教育，也就是对青年进行发扬革命传统，培养高尚的革命道德、作风、情操的教育。”
针对一些领导把学生出现思想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党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得不好，没有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胡华指出，学生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是实际问题。这些不是党史教员上上课，嘴巴说说就能解决的，是要多方面合作才能解决，也要对学生进行教育疏导。“政治理论课，党史、革命史课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在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有所启发，有所促进。就是相信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人类的大方向必然是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社会主义，这是必然的规律。认清了这个大方向，那么眼前的一些具体思想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政治理论课主要是解决信仰什么‘主义’的问题，不是像班主任那样去解决日常的、零碎的思想问题。当然，政治课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主义’与‘问题’的关系。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我们主要还是要去回答和论证与本门学科有关的学生中带规律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胡华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解决信仰什么‘主义’的问题”、“回答和论证与本门学科有关的学生中带规律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等观点，不仅旗帜鲜明，而且切合大学生思想实际，符合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贯要求，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关于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
怎样才能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呢？胡华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育教学为例，从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拓展教学内容、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培养教师队伍、编写好的教材等方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相应的阐述。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和研究必须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胡华认为，作为一门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必须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更要如此。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什么是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胡华强调：“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立场；观点必定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方法必定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他还强调：教好这门课程，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革命立场、丰富的革命感情，要把我们的血流一点到我们的教学中去。要避免照本宣读、没有感情、没有血肉平铺直叙的教学，更不要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来介绍，那就会格格不入，牛头不对马嘴。其次还要针对学生中存在的困惑，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为此，要把历史提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地位，通过认真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掌握正确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观点进行研究。根据这个原则，他强调要注意研究的确切性、具体性、整洁性、战斗性。
其二，要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教学目的，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进展而扩展和丰富教学内容。
在党史、革命史教学内容方面，胡华在1983年发表的《怎样学习中共党史》一文中作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他指出：“中共党史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党史学习的内容：第一，我们学习党史，首先要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研究思想，学习、发展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树立和增强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第二，要学习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英勇牺牲的精神和艰苦奋斗、不懈地探索真理、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尚品德，把党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第三，要善于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既善于学习和吸取成功经验，加以发扬和运用，也要认真汲取犯错误的教训，以避免重走弯路，帮助我们改革各种弊端。第四，获得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知识，“打开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宝库，武装自己，打破因循守旧的陋习，做一个新时代的改革派，这也是我们学习党史的一个目的。”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胡华指出，为民主而奋斗，提倡高度民主，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都是党史课的一个中心内容。他强调指出：“党史课要贯彻两点精神，第一点是发扬高度民主精神，第二点是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因为这两个精神像两条红线，“贯穿在我们全部党史上”。我们党史工作者要通过党史教育和研究，加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健全人民民主生活，逐步实现高度民主；发扬我们文明古国、伟大民族的一切优秀历史遗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捍卫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华还提出了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进展而扩展和丰富教学内容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是开放社会，国家经济体制和各条战线都在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所以，我们的党史、革命史教学相应地进行适当的改革，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不断地为党史、革命史教学增添新内容，不断地有所创新和发展。”要把教学内容扩展和丰富起来，改变过去内容比较单调、干巴、一般化的情况”。当然，教学内容的增加不是随意的，而是应当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教学内容的若干增加，也要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步增加”。胡华还具体阐述了扩展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敌、友、我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新的研究课题。
其三，应该逐步改革教学方法，避免死板的单纯的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
那么，如何解决由于扩展教学内容而势必和学时少发生的矛盾呢？胡华认为应当通过逐步改革教学方法来加以解决。他说：“依我看，我们以后可以变单纯注入式为启发式，把教材、教科书和思考的问题发给学生，有重点地讲些课，提倡学生自学为主。课堂上，一部分时间作解答问题，大家讨论、质疑，这样学时少的矛盾就解决了，学习也才能深入。所以，现在比较死板的单纯的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应该逐步改革。”
在党史、革命史课的教学方法方面，胡华有许多精当、独到的看法。他说，历史本来是活生生的，但是往往经过我们有的老师嘴巴讲出来，就成了“面目皆非，骨肉全无”的僵尸和教条。这主要是讲课的人缺乏强烈的革命感情，当然也有的是缺乏适当的活泼化和形象化的问题。要使党史、革命史课程教学既要做到学生爱听、又要达到教学的目的，每个教师要下决心争取做到以下几点：（1）富有革命感情――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能以革命精神感动人；（2）材料丰富――能够慎重取舍；（3）记忆熟练――能够运用自如；（4）理解透彻――能够深入浅出；（5）条理清楚――能够掌握中心。
胡华关于如何上好党史课的这五点经验，既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的明确要求，又有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的合理建议，可以说是胡华数十年中共党史、革命史教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进行党史、革命史教学场景的真实写照。据当年听过胡华讲课的彭明、戴逸分别回忆：“胡华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热情洋溢，语言生动，史料又生动有趣，头一堂课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印象。那时学生们虽然席地而坐，膝盖就是书桌，但仍然不停地在记笔记。”胡华上的课“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分析史料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感情。当他讲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都淋漓尽致地刻画可歌可泣的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一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试想，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能讲得不好吗？这样上课的教学效果能不具有感染力吗？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我们应当认真探讨在现有课程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生动、丰富、波澜壮阔的党史教学有机地融入现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之中，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其四，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胡华就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进行党史教育。当时，在和教育部的领导下，全国11所高等院校党史教师和电化教育工作者协作，编制了一套中共党史录像片。胡华对这套录像片极为推崇，认为这是一套辅助党史教学、辅助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化的真实的富有说服力的、十分感动人的直观教学教材，把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当年拍摄的历史镜头展现在人们面前。他相信，“这套录像片配合党史教学的每一个阶段，逐段播放，能大大增强党史教学的效果，丰富学生对党的革命历史的感性认识，给他们以深刻难忘的印象，进一步认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激励和鼓舞他们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为建设高度精神文明、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的党史、革命史教学中，许多教师在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选择性地播放了相关内容，增强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五，要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青年学生爱听爱读的教材。
在教材编写方面，胡华认为应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青年学生爱听爱读的教材。针对198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用“中国革命史”课取代“中共党史”课的实际，他指出，在教学改革中，“中国革命史”作为必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我们“需要做新的研究，编写新的教材，编辑出版学生用的参考资料和提供研究者利用的专题档案材料。这是一个艰巨的扎实的任务”，需要我们认真的准备。要通过努力，“使我们的中国革命史、党史教材和专著变得丰富、完整、生动、活泼，能够吸引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爱听、爱读，只有这样，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学科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历史经验教育和党性、纪律性教育的重要作用。”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胡华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编写的基本认识：一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教材；二是在编写教材的同时，编辑出版辅助教材，其中包括学生用的参考资料和提供研究者利用的专题档案材料；三是教材的内容应当丰富、完整、生动、活泼，能够吸引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爱听、爱读，而不能单调、片面、枯燥、死板，以至于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不爱听、读不进。
至于全国是否只编写一本教材还是允许编写多本教材，胡华并没有说。但他在回顾党史、革命史学科演变的历史时，曾有这么一段话：“1956年开党的时，曾提议由董老主持编写一本党史。当时提倡‘双百’方针，所以说，全党都可以来编，编出一百本来，总可以挑出一本好的来。”笔者认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如果放任不管，各地各校均可随意编写，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内容大同小异，甚至相互抄袭，既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更会误人子弟。但是如果全国只允许一门课编写一本教材，似乎也未必合适，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高校学生对于教材的要求客观上存在着差异性，教材本身的风格也应当允许有多样性，因为不同地区教学和研究人员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研究也会不同。看来，如何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和教材本身的建设，还需要根据时代要求、社会发展和学生实际，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其六，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师资培养工作。
在党史、革命史教学的师资培养方面，以胡华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也作出了贡献。鉴于改革开放之初党史教学人才急需培训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在物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开设全国高校党史课教师进修班。首届进修班于1980年9月2日开班，身为系主任的胡华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并进行了具有引言性质的首场讲座。他在讲座中，阐述了当前党史研究的任务，重点讲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爆发前的17年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二是关于“”这一全局性错误的主要表现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三是关于和思想的历史地位。胡华讲的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是全国党史学界着力探讨的问题，也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的党史课程教学中必须回答的重点难点问题。由于胡华有着深厚党史研究基础，掌握了大量材料，特别是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有说服力的阐述，而对当时的高校党史课教师更是有着重要的启迪。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开设的全国高校党史课教师进修班，以及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的高校党史课教师进修班，为20世纪80年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党史教学培养了一大批师资力量，对于整体提升高校党史课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我国高校中共党史学位点设立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础。而胡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和全国党史学科的领军人物，应当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