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合作与分工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那么可以肯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从没有真正考察过合作，即使是制度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也正是由于对合作理解的不清晰，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地将公有制当作是实现计划的唯一方式，结果一败涂地，以至我国现在谈计划色变，变成唯市场论。个人猜测，当我们真正考察合作时，我们很快会建立其另一个经济学——计划经济学。通过计划经济学的建立我们可以考察群体（被市场经济学中抽象成个体的部分）的内部组织和安排，从而解构“自私人、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是什么，从而为企业和国家的管理行为提供指导。本文，也许是本人，不会研究计划经济学是什么，只是呼吁我们应该有计划思想，只是警告我们已有的经济学还是一个独腿人。
关键词：自私 利他 群体 个体 合作 分工 计划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一、经济活动中的计划
在经济学活动中，给定任何一个群体，它对外永远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但是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不是这样，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具有两面性，它一面是群体的，一面是个体的。个体的一面不是真实，只是学术抽象。这种抽象给我们带来的致命错误是，使我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组织和安排——即计划。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被“自私人、理性人”一笔带过了，这是市场经济学送给我们的最遗憾的礼物。显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自私和理性总是一帮人的秉性和想法归总，这种归总最终是由计划来完成和体现出来的。
真正经济活动一定是“计划+自由”。我在很多地方提及“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观点，但是没有论述，今天论述下。经济学为什么要分为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呢？这在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合作与分工，而合作自然是群体的事情，不是个体的事情。群体的事情总是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是需要计划。毫无疑问，当合作使我们用同样的付出获取更大收益时，合作也消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参加合作的个体不再是绝对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必须遵循群体的某些“法律”。也许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自由的牺牲不可接受（主义在学术上等于极端），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忘记了生存才是人类的第一任务。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敌人，一个决定我们存亡和延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然。地球上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合作是我们在自然面前少些失败的根本大法，是我们获取更好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大法。所以单细胞生物选择合作组成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个体选择合作组成群体。当达尔文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机制中的优势。在达尔文看来留下来的就是优等的，于是机会主义的幸存者者就是优等的，就等于效率。孟德尔告诉我们另一个机会主义事实——变异，这是比蚂蚁被我们踩死更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主义事实。进化关键是变异，千千万万个变异中总有一个是对的，它将依照机会主义原则保留下来。如果变异是获取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的根本手段，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获取优等的根本手段。如果达尔文f1代继承了达尔文的遗志，他会发现合作是比优胜劣汰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它是群体从文化上获取优等条件的决定力量。显然，千千万万个的文化变异是群体进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是对于高等动物而言这是不变的真理。
毫无疑问，生物的进化是群体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群体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合作。显然这种群体进化思想没有被引进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为此，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很可怜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冷酷地将市场中的淘汰者抛弃，不考虑他们的存在。马克思理论被人们信仰正好在于它捡起西方经济学抛弃的人群，但是它的遗憾是它也采取“主义”的做法，用另一个极端对付它批判的极端，它又抛弃了市场上的成功者。总之，我们群体，或者说是合作，被我们经济学理论打破得七零八落，彻底被它们抛弃了。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是承认“合作与分工”这句话，接着抛弃合作，真正研究的是分工这个脉络。
当我们的经济学将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法则当作最高指示的时候，那不过是三岁婴儿拿块尿布当国旗。合作从没有被我们少喊，但是也从没有跨过我们嘴唇，进入我们的大脑。人类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组织程度之高或者说合作程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完成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组织与合作，靠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可以这么说人类文化的根本内核就是组织与合作，无论是过去的图腾、巫师和宗教，还是现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其根本内核都是将各个体捆在一起，组成群体。正是因为有文化的支持，所以我们群体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超越部落的局限而不断融合，像滚动的雪球一样，群体越来越大，一直滚到今天的国家这个超级群体。国家是当今最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群体，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这个界线，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由计划来主宰。 国际贸易是不自由的，是加了滤纸的商品交换，这里的自由只是渗透上的自由。在这里任何放弃计划安排的国家都愚蠢透顶的，除非其它所有国家都不打算与这里国家争夺利益。
毫无疑问，使群体中各个体有一致步调的东西叫计划（在其他社会学中叫组织，在经济学中叫计划），但是经典经济学中没有计划的内容，不能为企业管理类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类的基础学科，除了给企业家们提供“供求”二字或“价值规律”四字外，再无其它！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不是个体对自然的生产，而是群体对自然的生产；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交换，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我们经济学在这里做了必要的学术抽象，这是合理的，但是忘记还原。这个学术抽象就是将经济群体，比如企业和家庭，抽象成个体（个人）。在这种抽象下的思考逻辑中自然容不下“计划”二字，于是合作和计划从经济学中全面消失，于是凡是与自由主义不符的经济行为都是要反对和抹黑的，比如最低工资、进出口管制。央行（政府）一直为货币和价格问题的承担兜底罪，就连注重计划行为的凯恩斯也叫嚣政府是经济学家奴隶，看来政府承担的兜底罪兜到了极点，我们经济学人可以随意给他抹黑！ 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总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缺乏正视实际的勇气，于是理短气大，总是指责实际错了，总是指责存在是不合理的，最终一切罪责由政府来兜底。群体，合作，自由流通度，这是三个严格制约市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它们被经济学的先祖们抽象掉了，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不受约束，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
我们的语言很怪异，在逻辑上规定了群体的属种关系，但是在概念上没有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叫群体，省市也叫群体；企业叫群体，车间也叫群体；村庄叫群体，家庭也叫群体；团叫群体，连也叫群体。这中缺憾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或多或少是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后不知道还原的原因。依照群体的属种关系和社会组织上头规律（注：头规律是指凡是有组织的群体中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我们是依靠计划来完成我们社会组织的。首先是基本群体用计划组织各个体，比如家庭用计划规定一月的各项开支，比如车间用计划规定工人的工作程式；然后便是高级群体用计划组织其内部的各个小群体（这种小群体此时可以称为个体），比如企业用计划规定各个车间生产任务，用工人数，工资额度，比如国家规定各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方向。在经济学看来，可以这么说，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都是用来组织群体的计划手段。 显然，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宏大的，但是我们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花，因为某些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没有规定花是情谊的必须，所以花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自然价格也低廉；比如铁矿石价格对我国偏高就是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患了重病，他们拒绝接受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价格（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将那些影响视为违反了自由法则，而实际上经济学法则的建立首先得依赖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确立的秩序是什么。政府不是守夜人，而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份子，是经济活动的头。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称为计划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这个基因。我们的计划行为只是依据经验进行的，按试错法运行，所以我们的计划行为失败率很高。这种高失败率很好地被西方国家利用了，被市场主义利用了，他们向我们输灌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称为市场理论，教导我们完全抛弃计划思想，而自己却大行计划行为，将自己的各个企业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铁矿卖给我国就是比没给欧盟贵些，于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居然将70％食用油拱手送给他们生产。本来我国是铁矿进口的最大国，按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因量大价格应该低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本来我国是生产食用油的大国，但是我国农民再不能种植油科农作物了。我国现在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便宜，这绝不仅仅是市场供求的决定，而是背后还有另一只手——计划。 市场经济学忘记自己的学术范畴是自由流通度，任何资源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自由配置。目前最大且严密的自由流通度就是国界，以自由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法则到此全面失效，所以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这里最大的阻碍自由力量来自于一切一切的主体——人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国界。目前的国界绝对禁止人的自由流通，绝对禁止人们跨国界地共享各种利益。在此前提下何来自由贸易？表面上看国际上一切贸易都是单个企业间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事情，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所以这里需要用计划作前提，需要用计划将一国内各个进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计划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靠组织而发达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没有计划思想，唯计划而色变，那就是不想发展的问题。
二、群体的理性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很好地阐述了个体的理性，那么群体的理性就没有被他们注意。是的，当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时自私人假设仍然适用，但是当我们从群体角度看时私自人假设就不适用了。此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组织在一起这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共同利益（或利益最大化）能解释的，因为我们人类早在能够考古的时代以前就是群居的，而同时代的其它许多动物是独居的。这些动物至今是独居，尽管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为什么这些动物就不知道群居的好处呢？我们今天群居习性不是我们变成“人”后才有的，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生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变成“人”就有。毫无疑问，群居是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我们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么说，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群体这个条件下进行的，都得依赖别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科技、战争、经济、政治、宗教，生儿育女等等活动无一例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抽象成个体的，那么将商品的交换抽象成个体的就一定是错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群体的行为，至少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事情。但是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学中普遍被忽视，马经如此，西经亦是如此。在那里决定价格的竞争不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而是一方内部的竞争就决定了。目前从个人掌握的信息看，除本人之外还有一人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北大的周其仁教授，除此之外，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教科书、翻开哪篇文章，都一定只谈一个方面的几个人间竞争，说这种竞争决定了价格。通常是讲生产厂家间的竞争决定了价格，似乎买方厂家间的竞争对价格毫无影响。在这里“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学中从没有真正的考察过供求——即同时考察过买卖双方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买方和卖方都抽象成个体，抽象成两个人，市场经济学的竞争基石顿然消失，而实际上竞争机制仍然存在，是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
这里不是检讨经典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力图说明群体这个概念被经典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因为对群体这个概念的高度忽视，已有市场经济学给定的逻辑框架是完全可以考察买卖双方间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的，但是市场经济学中就是没有考察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也许在市场经济学的代表西方经济学看来，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所以坚决予以拒绝。其实买方和卖方的竞争也是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且这中竞争恰恰是供求规律的灵魂。
依照我们的学术习惯，当我们将视线集中在群体上时，我们更迫切知道的是群体的理性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本人很遗憾，不知道这个答案。然而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计划是群体理性的最直接的体现（注：记得个人以前有篇文章中称计划是群体理性，这里予以纠正。），是实现群体目标和组织群体行为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类的群体，不管是什么群体，一定先有个计划，以规定其各个成员基本路径、任务和职能，从而规定资源配置的基本骨骼。自由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是在骨骼中间填充血肉。比如一个家庭，要生孩子或要娶媳妇，首先就有相应计划——筹备，规划好其的基本经济预算、人力预算、人情预算、操作预算等等，然后举行仪式宣告这个家庭多了一个人。从此这个人取得了这个家庭的庭籍，他（她）的一切行为在大方面受这个家庭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荫庇。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在其计划之列，不能取得其企籍，他就不能获得这个企业的任何自由，比如努力工作、消极怠工、选择工种、与老板讨价还价等等自由。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自由永远是群体下的自由，是计划下的自由，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几乎遵循这条法则：计划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在鲁滨逊的经济系统里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那是文学家的故事，是经济学的谈资，不是真实。经济学考察的经济对象一定是群体的，计划一定是绝对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
记得我的课本上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发展”是个规律，这大概是计划经济学高度缺失的一种反应，于是将一句空话当作了规律。按照一般学术逻辑，计划经济学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计划，这要求我们先揭示出相应的经济学规律。这里的规律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序列，个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和头规律可能是其中的两个规律（注：平均化规律是指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二是描述这些规律的运作机制、过程和作用范畴。这一点是已有经济学中最不喜欢研究的环节，从而也是最致命的。比如供求规律或者是竞争机制，我们就从来没有限定其作用范畴是个体，在个体范畴下适用，在群体范畴下不适用；在分工范畴下适用，在合作范畴下不适用。三是给市场经济学留下必要的空间。这可能涉及到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将描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按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计划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又是怎样的。目前混乱的纷争大概要等到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之后才能结束，在此之前，明智的选择是这样的，既不以计划而否定市场，也不以市场而否定计划。当我们在计划上遇到困境时应勇敢请市场来帮忙，同样，当我们在市场上遇到困境时亦应勇敢请计划来帮忙。
三、人性假设与经济学分类的内在联系
（一）“自私＋利他”与“合作＋分工”的内在联系
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自私人性假设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假设一直倍受争议。个人认为人性是由n个面组成的一个圆球，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科将考察不同的面。经济学中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人性，一是基因（生命）延续性，二是自私性，三是利他性。任何生物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命和基因的本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任务在于这个本性，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本性却被经济学高度忽视。在自私性和利他性上，我们很奇怪的突然地采取了一元论的态度，用最简单的一元关系处理最复杂的系统关系，于是自私和利他间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除基因延续性外，经济学再要面对的就是自私性和利他性，从而“人性＝利他＋自私”，这种人性便决定我们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合作＋分工”。反对利他性的人士往往说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似乎没有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私一定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同类其它个体而言的，这样如果我们是独居的，我们所说的自私是没有意义的。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群体下的经济行为，那么群体的形成是依赖什么本性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层次的划分。在更大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是自私的，这是他得以延续的必须保证。但是这不能叫自私。我们习惯把这种行为叫做自私，既是认识不足造成的，也是语言的限定，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恰当的词汇。这种自私行为不是自私本性的驱使，而是延续基因（生命）的驱使，受基因延续性的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这种行为也叫做自私，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受基因延续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异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受自私本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同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其它所有生物个体的自私。这两种对应关系中的对象是绝缘不同的，一个是异类，一个同类。很多动物行为表明这种区分是严格的，比如狮和狼，它们同人一样基本不残吃同类。
可见自私本性和自私行为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对异类的自私和对同类的自私都产生同一的自私行为。显然，如果将人与狗相比较，说人有自私性，这就不伦不类了，既是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狗格的侮辱。相反，从延续生命角度说人吃狗与说狗吃人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都是天职的自私。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可能没有注意自私与自私性的区别。按汉语语法，自私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指自私性，具有双重身份，而自私性就是指性质，只有单一身份。显然，“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中暗示的自私是指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中自私是指人的性质。通常，自私行为由自私本性决定，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在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行为是由延续生命（基因）本性决定的，与自私性无关。正是基于延续基因的使命，于是同类个体往往更易合作，一起对付异类。不同类个体间也有合作，我们称之为寄生和共生。我们经济学中谈的合作首先就是指同类的合作，是指人与人合作。这就是说为了完成延续基因这个根本使命，我们有两种经济行为可供选择，一种是合作，一种是分工（单干）。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分工（单干），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这里只是继续讨论一下延续基因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基因延续性、自私性和利他性三者间的关系。基因的延续方式从生物学上看，首先分类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需合作，而有性繁殖必须要合作。这里抛开无性繁殖这条脉络，只谈谈有性繁殖这条脉络中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东西。在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繁殖中，首先都遵循这个模式，各个细胞或者是各个器官合作组成一个整体，像你我他这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严格遵循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法律，有的负责吃饭，有的负责消化；有的负责行走，有的负责思考。凡是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都有个啥事都不做的懒惰透顶的家伙——生殖细胞或生殖器官，但是它们却享受了生物体的最根本利益——繁殖后代。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只有这个家伙能有繁殖后代的权力，其它的都没有。也许我们从自私角度看这对头手脚等很不公平，它们劳动一辈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最大的好事却由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独占了。但是群体给定的合作秩序就是这样，我们尊崇也得尊崇，不尊崇也得尊崇。如果那个细胞敢反抗这个合作协议，自己也去繁殖，那么系统一定会镇压。系统得有镇压反叛者的能力，否则系统就会崩溃。癌细胞就是个反叛者，它为了自己私利的无度扩张自己的后代。系统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反叛者，于是整个系统崩溃。但是在基因延续上看，繁殖细胞又忠实的将头脚手的基因全部交给了下一代，这对于头手脚来说，又是公平的。相比之下，癌细胞没有生殖细胞这种利他性，只是繁衍自己的基因，所以不欢迎。我们的经济系统内，或者是社会系统内，与生物体内的这种合作与分工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合作大家都得到更好的延续条件，但是分工又的确导致很多不公平——如果每个个体总是认为其它个体收益更大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就一定存在。也许正确的合作的态度如同对待男女合作生孩子的态度一样，大家司职不同，但是各得其所，都获益最大化了。
当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体内的系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进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进化。蚁和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群体进化的良好实例。它们既有生物个体内的合作分工的模式，又有群体内的合作分工模式。与人类不同，蚁和蜂更容易满足群体的合作分工秩序，很少有不满者，也很少有欺压行为。毛泽东说的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么人类系统为什么总是流行压迫呢？也许是生殖安排上的差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殖权，且要对自己的后代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显得比蚁和蜂更自私，更容易转变成系统的癌细胞，反叛系统既有的合作分工秩序。自然这种反叛也导致我们的合作分工秩序不断进化和改良，是我们社会迅速强大的直接动力——我们是称这种动力为竞争的动力。
不管怎样，在由同类组成的群体中，自私性和利他性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是一对反义词，在语法逻辑关系上它们正好服从辩证关系。但是在时间序上个人认为利他性要早一些出现，这是因为群体的形成要由利他性来予以说明。如同前面所比较，仅用利益最大化是不能解释人类、蚁类、狮类是群居，而虎类、豹类、蛇类是独居的区别，但是加上利他性我们就能较好的解释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认为群居动物的利他性大些，有利于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便群居了，而独居动物的利他性很弱，不足以使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独居了。也许时间序上的这种安排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知识给定的认知逻辑只能接受这种安排。
（二）自私的显性和利他的隐性决定人类系统的基本模式是原子结构
我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私性，较少表现为利他性，可能是这两种本性的性质差异决定的。如果坚持“人性＝利他＋自私”假设，那么由实际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两种本性强度和力程不同，或者利他是隐性的，自私是显性的。显然，由于延续自己生命本性的决定，生物个体总是会优先展现其自私性，先获取直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好且实际的策略。但是对于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间接些，也更需要合作，于是利他性派上了用场。似乎利他本性的强度很弱，就像引力一样弱，我们难以察觉，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这种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很强大，这种转变是由力程决定的。从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利他的力程很远，而自私的力程很短。比如我们每个国家的过去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屠杀融合而成的，可是被屠杀者的后代有几多记得过去的屠杀，还要为自己尊严而复仇？这里我们每个人早已经被利他性控制，自私性似乎不存在，于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为国家而战，而不会为我们祖先而战。我们很多人在学校时可不是校友，而是仇敌，彼此间经常争斗，但是毕业后就是校友了。远是亲，近是钉，这基本是所有生物的表现出一个共性，我们人类更加突出。自私性总是在近距离竞争中体现出来，它像电磁力一样使我们相互排斥，而利他性总是在远距离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它引力一样将我们困在一起。所以尽管利他性很弱，像引力一样弱，但是由于力程很长，在远距离范围内能够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大，于是将我们困在一起，组成了群体；相反自私性的强度尽管很大，像电磁力一样大，但是由于力程短，在远距离范围内不能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小。所以，尽管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但是在群体内我们总是激烈的拼杀，并不团结。只有在群体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时，利他性才明显显露出来，原来争斗不息的各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见，利他和自私在同一广度和深度上不能相等地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分别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便决定我们从个体和群体角度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从个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竞争机制决定我们行为的准则，从群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利他的，共枯共荣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三）自私和利他，群体与个体，合作与分工，计划与市场四者间的内在联系
这四对关系都是依照“人性＝利他＋自私”给定的逻辑脉络而存在的，下面将分头简述这种内在逻辑关系。
1：曾经有人问我，本来是越大越好，为何很多企业（比如电脑行业）要将零部件分发给不同的企业加工？很显然总厂（比如飞机制造总厂）完全可以一口气自己全部生产，它们为何要分？这里我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生产的启动阀值和截止阀值决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有这两个值，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力）小于启动阀值时，生产不能启动，此时需要合作以增加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启动后，在一个相当的区域内产出与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是线性关系，是递增的。再随着我们施加的影响力增加，产出反而减小，最终生产截止。比如般石头，一个人般不动，般十天半月也般不动，可以两人合作后合力便超过生产的启动阀值，于是我们便轻轻松松地般了一块又一块。但是如果参加般石头的人太多，那块石头我们同样搬不动，因为人太多时我们无从下手，生产截止了。
绝大多数合作并非不是搬石头这么简单，是线性合作，而是结构性合作，像各种部件组合成机器那样的结构性合作。由于结构性合作后合力不是原来各个个体力量的算术加总，所以总力量可能大于原来的算术值，也可能小于原来的算术值。合力等于各个体的算术值时，生产率不会提高，但是也不会降低，只有合力大于原来的算术值时生产率才能提高。我国大集体的生产率不如包产到户后生产率的算术值，就在于大集体内在的组织（计划）工作搞不好，于是集体的合力小于各个体力量的算术值。是分还是合得由这个基本原则决定。当合作后力量小于各个体单干时的算术值时，我们便选择分工，将大块块分成小块块。各个小块块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群体，小块块的大小取决于合力最大化，或者生产率最大化。如果小块块内部的合作还不能使生产率最大化，那么就会继续分工，直到分成个人单干为止。相反，小块块会不断联合，组成超级集团公司。
可见，虽然大的趋势是合作使我们人类不断强大无比，但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是越大越好。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将面对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目前的系统理论根本不能描述这些实际。是分还是合几乎无规律可行，这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办，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正因为这里需要不断试错，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在这里特别适用，而计划手段在这里则表现得一塌糊涂。这里让人们自由地去摸石头过河总比自作聪明地搞计划，盲目地组建大企业要得多。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盲目地合并企业和学校，为大而大，为大而不择手段，甚至法律大学和财经大学也能合并，农药厂与饮料厂也能合并。但是在群体与群体（比如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间竞争中，不管是经济争夺还是政治争夺还是其它利益争夺，经验表明在群体内部搞计划总是胜过搞自由，总是更能使群体合力更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计划能使大家往一处使力，即使合力小于各个体的算术值之和，但是毕竟形成了集团军，消除单兵作战时所产生的强大内耗。比如我国目前的稀土被贱卖的主要原因就是各个企业间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内耗对于国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总利益留在国内了，没有外流。所以面对国内时稀土行业需要激烈竞争。然而如果考察的群体是稀土行业时这种内耗又存在了，因为这个行业获得的利益因此减少了，竞争是这个行业的灾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强调的自由流通度是关键。我们考察的对象（群体）变了，自由流通度也变了，所以虽然是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内耗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所以同样是一种商品的经营，时而得计划，时而得自由。自由流通度是一个随着考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是决定采用计划还是采用市场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不知道自由流通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总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不分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极端看待一切：看到计划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计划，看到市场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市场。 这二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个结构性系统，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理解它，死认一根筋对我们没有好处。
2：可以这么说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合作的不断进行，依赖于我们和谐相处，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合作的不断进行，如何保证我们和谐相处呢？对此，我们的图腾、宗教、文学、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都是在为此而努力的，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平均化规律——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这是描述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的规律。试想想，大家一起将石头搬回家，应该如何分配这块石头才是最理想，才最能使大家累而快乐着？只有平均分配。我们回头看看实际，我们不管实际中各个行业和各个地方是以什么理由提出平均和平等思想的，所有的平均和平等都服从“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系统要存在，要稳定，必须在宏观的分配上满足这个基本原则。这里个人不敢肯定平均化规律一定是将来某人建立的计划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但是平均分配更依赖于计划手段来完成是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逻辑脉络：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四者是一根藤上的瓜。
但是人与蚂蚁不同，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总是希望自己征服别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人上人。这种心态决定我们人类十分好斗，十分自私，从而平均并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结果。至少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人，他就不再希望获得平均结果，不再希望已有的和谐的状态，于是争斗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像蚁和蜂那样安于现有合作分工秩序，而是不断反叛。竞争机制为人们反叛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们参与竞争的目的一定不在于获得平均收益，一定不在于维持和谐的状态，而是在于制造动乱，从而是自己有机会做人上人。正是这种强烈的私欲，我们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体间有激烈的竞争，从而我们人类也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假如我们像蚂蚁一样，不贪婪，对大家都吃饱了的和谐状态很满足，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是不可理喻的。说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贪婪的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只是释放这个动力的路径。马克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假如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小心真的实现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便走到了尽头，像蚂蚁社会一样，不再进化。
分工的另一个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便于竞争的开展，因为分工使我们好评价自己创造了多少，从而应该分得多少。尽管这种评价在理论上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作为形象评价，分工给定的评价基础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竞争激烈展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都是一种事情不同的说法，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目的在于维持竞争的存在和持续。在这里，劳是多少、贡献是多少，一点不重要，有个大概数就行，就足以拉开收益差距，从而维持竞争激烈的开展。在这里，竞争能顺利开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因劳动、贡献等得到的收益是多少一点不重要，大概满足多劳多得这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尽管我们总是以不能计量劳动，不能计量贡献和效用批评经典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学，但是这种批判只是对经典理论的发展有利，并不能改变它们已有的解释能力。即使某人真的完成这种计量工作，在个人看来，那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平均化规律明确告诉我们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法则不是分配的全部法则，它们只是在小的方面拉开收益差距，以为竞争机制的运行提供动力。大的原则上我们一定是平均分配，这是合作的客观要求，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条脉络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另一条逻辑脉络：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四者是另一根藤上的瓜。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这两条脉络构成的，“利他——群体——合作——计划”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骨骼，“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血肉。这就好比人，高和矮由前者决定，胖和瘦由后者决定；这就好比地表，前者决定水平面（海拔面），后者决定高山和大海。
四、经济学的dna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一条是“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它们服从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dna，每条链条上有很多经济学规律，它们是经济学的基因。这两条逻辑链条在排列上略有差异，似乎不是一一对应，这主要在于前面强调的时间序。在时间序上，以我们的目前的知识构成的逻辑模式，我们只能相信利他性在群体之前，群体在自私性之前，合作在分工之前，计划在自由之前。这种时间序在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以群体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群体便没有我们所指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对鲁滨逊的经济系统是不适用的。我们没法肯定这种时间序就是事实，我们只能坚持这种认识逻辑。也许上帝就是个左撇子，有点不对称。
可以说“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就是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个链条维持我们经济系统的存在和稳定的，它使我们共枯共荣、共存共亡。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斯密同志没到黄河就调了头，没有将他的道德情操论坚持到底。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从竞争机制上导出共枯共荣、共存共亡的结论，这是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假设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绝对没有解开斯密同志提出的悖论。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等利益，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作为理性人谁还会参加竞争？但是西方经济学为了说明自由的经济系统能自动均衡居然将这个教条彻底颠倒了，倒立着看世界。比如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竟然假设已经平等分配了。我们知道平均（等）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还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竞争？自然帕累托因这个假假设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用算命先生常用的“父在母先亡”的伎俩来糊弄我们。例如，对于一定总财富（或者效用）我们可以按照1:9、2:8、3:7、……9:1等等无穷个比例分配给甲乙两人，只要以后增加的利益都按这些比例分配，则它们都符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哪个分配比例是最优？显然帕累托没有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5:5已经是他的假设条件，他现在如何回答最优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与“父在母先亡”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的“状况”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什么样状况不变坏最终取决于具体的人怎么理解。作为数学分析，在帕累托条件下只要给定的分配比例不是5:5，那么依照银行的复利公式我们很快就能算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结论，这无论如何不是最优配置的结论。
这就是说帕累托心理预期的最优方案已经由其假设确定了，是5:5的分配方案，自然帕累托不能明说这个，于是搬出公平二字，用另一种方式阐述结论。公平只是道德的诉求，不是学术陈述。经济学要回答的不是公平分配，而是怎么分配才是公平，要回答 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但是西方经济学从没有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公平分配回答了一切，于是想认为哪种分配比例是公平的标准，就用哪种比例数据。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做学问，让道德标准充当学术标准，学术总是对的，这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学术方法了！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说，可以说是父先死，也可以说是母先亡。比如我国三农问题，同样是引用帕累托同志的语录，有的说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绝对提高了；有的说不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提高指数非常低，相对贫困了。显然这个嘴仗打不下去了，于是搬出统计学，又有人说是最优，因为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快乐程度比城里人高，但是另一些人不依，说是统计取样有偏差，于是也统计分析一下，结果正好相反。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永远在指责政府让系统的分配不公平，但是我们经济学就是不指出如何分配才是公平，就是不指出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论证竞争（市场）就是斯密没有看见的那只手，显然违反了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均利益这个基本教条。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获得均等的收益，共同富裕了，那么谁还去参加竞争？竞争就在于打乱系统已有格局。不管这个格局是什么状态，只要打乱了，就一定有人暴富，也一定有人暴穷，于是竞争的目的达到了。
吴敬琏教授堪称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他的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市场经济。在吴敬琏教授与我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大型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他曾说：作为首先提出市场经济的他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他不断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为例，说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坏的、失败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坏的市场经济是以“权贵”为主导。究竟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还是以权贵为主导，我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来市场是以“机会平等”为其要义的，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机会并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权力掠夺去，被金钱收买去。只有真正的法治能够从法律上确保“机会的平等”。因此腐败丛生并不是市场自身之过，而是权贵主导市场之过。
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并使政府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大众监督之下。吴敬琏教授始终认为政府这只手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如何区别，“铁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究竟属不属宏观调控？“资源分配”究竟是市场自主还是政府操控，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吴敬琏教授和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对话时，他就特别强调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权和干预度是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大得多的，这其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都需要认真研究。我认为“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两大层面，在市场自由和准入（包括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更多靠市场这只手，而在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在世界排名上居第一百多位）方面则应更多靠国家这只手。现在情况有些反过来，国家这只手更多去管资源配置、抢利益、追效益，而忽视了对市场秩序的调控和管理，因此改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他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尽管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但人们的感受是二者并不同步，形成严重的跛脚。不同的认识关键在于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等于政府体制改革，更不等于政府内部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两点：一是解决好党的体制，一是解决好民主的体制。前一个问题吴敬琏教授也常引用邓小平的话：“政治改革的内容，首先党政要分开。”党权过大，党权干预了政权，党权和政权不分，这是中国的现象。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口号的角度认真解决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界限点，这是法治国家必然要求的；至于民主政治应当说是市场经济必然的呼唤，二者是相辅相成，内在的统一。真正的市场主义者必然是民主主义者！
四是：要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理念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联盟。二一年夏中央领导在北戴河召开二十位社会科学学者座谈会，吴敬琏教授和我都在参与者之列，在这几天里我和吴敬琏教授有了更多的切磋机会。我们谈到了经济学和法学结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是在他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的思想下，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北京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形成了一股民间的跨学科的联合。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情况，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政治学很难形成大气候，政治学似乎被大法学涵盖，而社会学也有不少敏感的地带，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问题被经济学涵盖。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实际上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联盟。社会科学者逐渐走上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治理国家的研究是这四个学科学者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法学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经济活动中的“机会效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的“民情民意”。只有把这四种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给以更准确的定位和方向。（摘自《读书》）
“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英文名称：Economic Science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5839
国内刊号：11-156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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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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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因此，三部著作的诞生，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从微观变量出发，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在理论上，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造成利息率上升，阻碍投资。所以，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毫无贬义，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从实际的金融经济看来，其中很多的问题都与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数学家和金融学家都应该知道，导数不管是在能够领域当中，都有另一种感念，那就是领域边际的感念。伴随边际感念的建立，导数成功进入了金融经济方面的学说之中，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定量转变成为新时代下的变量，这种转变也是数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典型的表现，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边际成本函数、边际利益函数、边际收益函数、边际需求函数等是导数中边际函数中重要的几点。由于函数的变化率是导数主要研究对象，当所研究函数的变量发生轻微变化时，导数也要随之进行变化。比如，导数可以对人类种群、人口流量的变化率进行研究。让此理论在经济分析当中得以应用，导数中的边际函数分析就是对经济函数的变化量做出计算。
经济数学中的导数不仅具有边际概念，其另一方面就是弹性，简单来说弹性研究就是对函数相对变化率问题进行探讨的手段。例如，市场上的某件物品的需求量为Q，其价格则为p，弹性研究就是对两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Q与p之间的关系公式则为:Q=p(8－3p);EQ/Ep=P•Q/p=p•(8－6p)/p(8－3p)=8－6p/8－3p。
从以上的弹性关系公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价格处于某个价格段位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弹性范围将会得以缩小，但是当价格过于高时，需求量的弹性范围将会急剧增大。经济最优化选择是导数在经济分析中另一个重要作用。不管是在经济学当中还是金融经济，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就要进行经济最优化选择，这也是经济决策制定时的必要依据。其实最优化选择问题在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因素要进行考虑，包括最佳资源、最佳产品利润、最佳需求量、收入的最佳分配等。最优化选择中所使用的导数，不仅利用到了导数的基本原理，还使用了极值的求证数学原理。例如，X单位在生产某产品是的成本为C(x)=300+1/12x－5x+170x，x单位所生产产品的单价为134元人民币，求能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那么以下就是作者利用经济数学的一个解法。
2微积分方程在经济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一般的经济活动就是量与量之间的交往过程，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函数是其中最主要的元素，但是从实际的经济问题上看，其函数之间的关系式比较复杂，导致量与量之间的种种关系也不能快速准确的写出。但是，实际变量、导数和微积分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很好的建立。微积分方程的基础定义为，方程中包含自变量、未知函数和导数。由于导数和函数的出现，所以说微积分方程在经济数学当中的用途也是很大。
在实际的经济问题当中，微积分方程中函数可能会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点就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处理这种问题作者也是大有见解。当微积分方程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函数时，我们可以先将其中的一个函数当中常变量，然后使用单变量经济问题来进行单独解决，这是我们就需要用到导数的偏向理论知识。不仅是微积分方程，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使用到全积分、微分等一些基层理论知识来供我们参考。
3结论
关键词 假日经济 经济学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经过“双休日”、“黄金周”、“大长假”、“小长假”等改革后，“假日经济”模式日益成熟与完善。它的产生对拓宽国内消费市场、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一、“假日经济”的经济学含义
假日经济（Holiday Economy）是指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增加、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因为有一部分人休息，而使另一部分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假日经济属于消费经济范畴。它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三种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费、旅游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三个领域。从更高的程度上讲，它既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又是劳动力价值的提升。
二、“假日经济”的特征
一是集中性。假日经济的集中性是其最大的特征。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内吸引客人的注意并取得较好的效益，要靠特色。各行业产业不必局限于传统领域，应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要求的顾客需要。各行业产业只有切实为消费者提供优良产品和完善服务，才能为顾客创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消费环境，从而刺激消费，达到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是关联性。假日经济是由假日派生出的综合性经济模式，并逐渐形成假日市场产业链，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性。由于度假而引发出的零售、旅游、餐饮、交通等相关服务行业的连锁效应，为这些行业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商机，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三是服务性。假日经济具有强大的服务功能，假日经济活动由各种准服务经济活动组成，如餐饮、娱乐、交通、旅游均是准服务性行业。通过服务满足人们假日里各层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服务的质量高低是假日经济发展快慢与好坏的重要标准。假日经济是通过服务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同时取得经济效益，获得发展的。
四是消费性。假日经济实质上属于经济产业链中的消费经济。假日经济产业链中相关产业基本属于无实物形态产品产出，且产品均用于最终消费，产品的生产过程即消费过程，生产与消费连成一体。消费是假日经济的表现形式，通过消费的系列经济活动取得综合经济效益。
三、促进“假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
目前，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已达114天，几乎占全年总天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假日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经济状态。同时作为扩大内需措施，发展假日经济应该充分考虑加大财政力度的现实可能性，使假日经济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得至进一步的繁荣。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加大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可促进“假日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体对策有四点：
一是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发展。要从根本发展假日经济，必须进一步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收入的增长水平与假日的延长程度相适应，假日经济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应进一步合理化、公正化，尽量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恩格尔系数，从而达到共同富裕，共享假日。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投资支持。增加公共投资属于汲水政策，可以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加大公共投资政策，政府可以实行消费与投资的双向启动。通过基建项目建设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为假日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能够迅速增加投资规模，直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的薄弱和滞后状况，为发展假日经济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及服务支撑。通过这种方式可刺激假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三是培育科学消费观念，供需协调要符合经济规律。针对很多人非理性的消费问题，媒体可以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宣传途径，多请消费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在各种科学消费的观念与方式，倡导绿色消费、适时消费等各种科学消费理念，并通过消费者协会、商品质量监督等相关部门进行不当消费的危害案例讲解，或制作某些公益广告改变人们过时的消费习惯，让科学消费观念进入百姓生活，力求科学消费成为改善人们亚健康状态，全面提升人们身、心、体、德等方面的素质。
四是坚持“内增活力”与“外增引力”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多年的假日经济发展和实践已经表明，我国的假日经济主要走的是内向型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从假日经济的主体到客体，主要都是依靠自身因素，走独立发展之路。长效机制需要统筹兼顾。这就需要强化预防和治理工作的配合。一方面，要积极开展预防工作，成立相关的预测预报中心。另一方面，还要在每次假期过后，由相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尽快解决发展的问题，并在治理实践中积累经验，全力提升消费环境。
总之，对于“假日经济”，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理性地去面对。既要利用假日经济所带来的积极的因素，同时也不能忽略需要存在消极因素的潜在可能；既鼓励、又管理，不断对其进行规划、管理，使其成为既能丰富人们生活，又拉动经济的增长的长效经济工具。
参考文献：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