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艺术论文第1篇

所谓民俗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人们生活紧紧相连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体现的是人们的行为、道德、认知和思维。而民俗艺术符号则是劳动者民俗和审美观的一个综合产物，它是通过民俗艺术而得以发展的，它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载体，对人们的民俗活动进行了描述和传达。所以艺术中的民俗艺术符号更加容易让人们的乡土情结被激发，从而扩大广告设计的表现力度。

2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特征

2.1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形象性

我国的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具有节外生枝、万物融形、图画结体、围合适形和添生图形等特点。所谓节外生枝，指的是通过在文字中添加图形，或者把笔画的延伸点与图形相连接的方式，使得文字不仅仅表现出其原有的意思，还能表达出更新的意境。而万物融形则是说我国的民俗艺术文字是将世间万物的形象融入到了其中，表现出世间万物的特征，既生动又形象。图画结体是说我国的民俗艺术文字符号是运用我国的汉子为本体而进行再创作的结果。围合适形指的是文字原有结构使其达到美学目的而重新结体，使其表达出更美的意境。添生图形则是说通过将汉字与图画的结合，而使其表达出特定的含义。

2.2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意象性

民俗艺术文字的意象性表现在借口共生、咒符再生和巧意文字三个方面。借口共生是通过找到世间万物相似之处和其中内在的联系，再借以文字符号表现出其意念。咒符再造强调的是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美学性，他们往往似画但又非画，同时又传达了文字应有的哲理。巧意文字则是传达文字的意念，反映出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当时整个社会的风貌，也体现出了热门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3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3.1以吉祥符号为主题的广告设计

由于我国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所以人们往往将人的吉凶祸福与自然环境相联系，于是人们有了对平安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民俗艺术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与人们的民俗和习惯紧紧相连，并人们往往通过民俗艺术这种表达方式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比如说龙的符号，从古至今，龙就被我国人民视为神物，它象征着权威、吉祥和力量等，所以龙的形象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中来，因为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还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国，使得龙也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标志。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龙的形象，往往都是为了表达富贵、吉祥、幸福、权力等。千百年来，龙的符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图案，而是一种情感。还有中国结，中国结往往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一个信物，它也是我国传统智慧的结晶。所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往往也将中国结的符号引入进来，它所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也代表着人们对于追求祥和美丽生活的夙愿。中国结完美地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一个中国结，几乎表现了所有与美好相关的含义。此外还有福禄寿喜，以福禄寿喜为主题的现代广告设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少见，从人们的服饰到家庭的装饰，福禄寿喜这一主题都被广泛的应用，它也表明了我国人民的心理，表达了人们渴望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理。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福禄寿喜往往是用来作为象征吉祥的图案，所以在现代广告中运用福禄寿喜这一主题，可以向人们传达出美好的祝愿，更加拉近广告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强其宣传效果，而且再加之以福禄寿喜为主题的广告词，就更能获得人们的青睐。由此可见，民俗艺术中的吉祥图案元素，依然成了现代广告设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3.2以寓意联想为主题的广告设计

在现代的广告设计中，设计师往往会运用到某些具体的事物来对美好的寓意进行象征，而非直接告知人们这一寓意。因此，人们对于这些广告就会有一个揣摩的过程，从事物的表象渐渐深入到其内在含义，使人们在揣摩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了广告中所运用的民俗文化。在运用寓意手法的过程中，设计师将民俗文化的美学特色和美好寓意通过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并使得热门去传承去发扬。而且在我国的民俗艺术中，也经常会遇到寓意联想，使人们自行对民俗文化中的画面进行展开，引起人们共鸣。比如说，通过石榴和葡萄等这些事物，向人们传达出多子的寓意；利用桃、龟、松等形象，来寓意长寿；兰、竹等植物，可以用来寓意人的清高素养。但这些事物并非天生就具有这些寓意，而是人们通过反复揣摩，对其进行联想，才与这些寓意联系起来。所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这些物象，自然而然就会是人们联想到其寓意，明白设计者所传达的含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设计中，也对民俗艺术加以了应用，比如说福娃“贝贝”上有鱼和水的图案，它向人们所展示的就是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因为通过鱼这一具体形象，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鲤鱼跃龙门、年年有余等等，而鲤鱼跃龙门则是表示梦想的实现，年年有余则是说明的兴盛。所以可见，图案符号是人们对吉祥幸福追求的一个载体，只有准确把握住这些图案符号的寓意，才能向人们传达正确的含义，使人们对广告有正确的理解。

3.3以文字的组合变化为主题的广告设计

福、禄、寿、囍、财、吉向来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六个字，代表了中国传统民俗艺术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出过去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艺术需求。相关的调查研究显示“，寿”字在经过了百余年来的演化之后，以寿字为原型的吉祥符号已经达到了300多种，虽然形态各不相同，但是民俗特征明显。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陶瓷或衣服上印有寿字相关的吉祥图案，这体现的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于长寿的追求，这种追求直到现代社会也未曾发生过变化。不仅如此，艺术文字“囍”也是常出现在人们眼中的一个字符，通常意译为喜上加喜，一般是在婚嫁场合使用，以此来求得婚后生活的喜庆。虽然这个字在文学上是不规范的，但是却真实表达出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现代广告设计中也经常用这一字符，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更容易为观众接受。在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中，图形和文字是组成广告设计作品的必要元素，尤其是文字元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历史从未中断，因而中华文字被好好地保留下来，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在设计现代广告作品是合理运用文字、编排文字，将文字作为广告设计作品的切入点，往往会取得较为良好的视觉效果，因为汉字无论从形态还是内涵都是含着丰富的美感的，对于文字的合理运用，可以是广告作品体现独特的个性，给予观众更强的感染力。因此，设计师必须注重对于版面的排版，以独特的设计形式来呈现中华文字的内涵精神，以文字的底蕴来加强现代广告设计的感染力，更好地向观众传达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

3.4以情感为主体的广告设计

中华传统民俗艺术符号中往往带有隐藏的情感，而现代广告设计中对于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应用同样延续了这种情感表现，以情感来打动消费者。当前以情感为主题的广告设计主要是公益广告作品，这种广告并不是给消费者的，而是对于广大群众的一种号召，利用广大群众心理对于情感的寄托和需求，以情感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呈现主题，从而达到宣传公益的目的，作品往往震撼人心。中国人的情感向来丰富，一花一树，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赋予情感，情感的丰富带给了人们以更多的体验，也为广告设计带来了更多的素材，一般来说广告设计只要能够渗透进情感，都能取得较好的营销效果。但是情感不是用来消费的，如果广告设计的内容对于情感开发的过度，就会是消费者对于广告的反感，不利于营销。

3.5以色彩性符号为主体的广告设计

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色彩是重要的表现手法，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够赋予产品以更强的吸引力。例如，在中国，红色一直是民族文化色彩的象征，人们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因而红色在民俗艺术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广大劳动人民希望通过火红的颜色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将红色运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之中，首先鲜明的颜色能够更好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同事民俗画的艺术色彩能够给观众更强的心理触动，符合现代人的视觉审美观念。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不同民族喜好的颜色也不一样。红色作为中华民族最传统的颜色，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代表性，利用中国传统的红色作为现代广告设计的主题，能够带来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能够让具有中华民族背景的人觉得异常的亲切，并且能够迅速理解广告所要表达的内涵，这就达到了现代广告设计的初衷。虽然不同人的审美能力有差别，但是同一民族之间的审美能力却不会差得过大，因为长期的文化孕育着民族独特的审美角度，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合理运用色彩的变化，创造出符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审美能力的广告设计产品，这才是现代广告设计师应该遵循的理念。广告的设计师除了要体现出设计师自身的设计个性，同样要注重受众的需求，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广告设计需求是不同的，针对不同的文化来进行现代广告设计，这才是现代广告设计的长远发展之路。

4结语

民俗艺术论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客家民居门楼民俗与艺术文化特征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4]房学嘉等．客家文化导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民俗艺术论文第3篇

（一）湖北地区农村现有的主要民俗艺术及特点

在湖北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被人们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民俗工艺和文化。例如红安的土家绣花鞋垫、阳新县的布贴、仙桃和鄂州的雕花剪纸、老河口的木板年画等。就阳新布贴来说，阳新布贴又名“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在深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上用做衣服的边角碎料贴成五彩斑斓的图案，再用针线沿边刺绣，呈现出漆黑点金的色彩效果。作品具有浅浮雕效果，用于装饰衣服鞋帽，布枕童玩等，常承载着母爱。其造型野逸不求形似，纹样众多，以寓意象征和心象造型。其组合构图不拘时空，天上人间亦或山禽水族皆可集于一局，极度自由。其取材民年间故事、民俗风情、戏曲人物，如观音座莲、金鸡鲤鱼、凤戏牡丹等图案。纵观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原始稚拙、浪漫遐想和强烈厚重的楚文化特征。阳新布贴取材方便，制作方法简单，造型构图不拘一格，色彩表现力强，非常适合引入到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当中。除了阳新布贴以外，湖北农村地区其他的民俗工艺也极具魅力，将这些民俗艺术应用到中小学的特色美术教育中，不仅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有利于学生的主观审美情感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

（二）湖北地区民俗艺术应用现状

在现在实行的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美术教材当中，已经开始将一些民俗艺术融合到课程当中。例如2010年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科书，其中的第八课要求学生用剪纸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十二生肖或自己的属相，可拟人化。在2013年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材中，《我们身边的美术遗存》一课要求学生自己去发现探索身边的民俗艺术，教师再将其中一些代表艺术给学生们进行欣赏以及分析评述。但是类似这样的课程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一些专业的素描训练以及名画赏析，可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是陌生而又晦涩难懂的。教材内容上，与农村孩子个性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简单划一，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致使农村孩子的知识水平与教材出现了断层现象。另外，教师在世纪教学中刻板枯燥，一味地加强绘画的技巧的训练，主要以临摹为主，让学生依照范画依葫芦壶瓢，学生学得被动消极、机械乏味，严重阻碍了其想象力和个性的发展。学生无法发挥创作精神，长此已久，学生的思想开始懒惰懈怠，就会演变成老师出示什么，学生就基本不动脑筋的画什么，致使他们对于课堂缺乏积极性，学习兴趣变得越来越淡然。

二、湖北农村地区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引用湖北农村地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其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可利用的、良好的资源和素材。那么我们在积极传承这些文化并且将其引用到美术教学中，是具有科学依据和全面要求的。

（一）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的契合

在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合乎我国美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的，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契合。美术教学资源的发掘和应用在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作为美术教师要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现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来教学。美术课程标准在叙述美术的价值中提到“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这里的“传承”、“交流”实际上指各个地区和不同种类的民俗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民俗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需要传承交流，这一点看来正是美术新课程与民俗艺术的最大的契合之处。此外，新课程标准将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阶段目标分为“欣赏•评述”阶段、“造型•表现”阶段、“设计•应用”阶段、“综合•探索”阶段。教师在指导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也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二）美术特色

教育中农村地区独特的条件在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特色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应该积极推广的。农村虽然在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等很多方面不及城市，但并不意味着美术教育在农村的实行就比在城市实行艰难得很多。相反的是，客观上农村的美术教育存在着很多优势，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就地选取教学教材资源的机会，富有生命力的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流传下来的的民俗艺术和工艺种类更多、技艺更完善一些。作为农村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是他们身边周围的、耳濡目染的、与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有民俗特征的东西，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从自己周边的事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先由此及彼的联想，进而转化为自由想象。教师应该有选择性地真实地展现本地的民俗艺术，并加以一定的转换，在农村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融入进去。

（三）民俗文化

引入美术教学的要求在将民俗文化引用到中小学美术教育课堂时，我们应注意一些要求。首先，湖北省内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依据当地的民俗艺术特点和实际情况教学，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俗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强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方法。美术教师应该突破瓶颈和限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发民间乡土资源，灵活运用现有教材。其次，同一地区不同种类民俗艺术有不同的特征，各类民俗艺术的文化背景、实践的复杂程度、素材可选择的范围等，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课程分为欣赏课和实践课，从而带领学生完成“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等目标。最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学生自身特点，因材施教，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当地民俗艺术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的作用民俗艺术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为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开阔了更宽广的空间。第一，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教学资源，在美术实际教学中可以收集到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及儿歌谚语等来更加形象生动的教学。民俗艺术通俗易懂，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朴素的美术教材。第二，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扩展了研究空间，有利于完成在民俗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方面、保护与传承方面以及借助民俗艺术如何促进中小学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探索。第三，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在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让学生们感悟到中华传统艺术的思想精神，了解中华文明，既将审美意识提高了，又让他们作为家乡人和中国人而光荣。第四，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美术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和创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朴质简洁的民俗工艺品，体现了装饰性和形式感，有着超越时空的想象，无固定死板的规则束缚，符合中小学生活跃的思维。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出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三、总结

民俗艺术论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素质教育；公共艺术教育；有效途径

当前，素质教育深化改革将“一切为了学生发展”定义为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其目的在于促进受教群体发展，保证受教群体知识内化，从发展公民素质素养的基础上，保证公民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基石，共同打造科学发展观下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1]。对此，深化素质教育改革，落实素质教育思想，在高校教育中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核心理念显得尤为重要。艺术教育作为引导学生审美，塑造学生内涵，优化学生思想与丰盈学生心灵的科学手段，对提升学生情操，激发学生感性思考来说效果显著。因此，行之有效的运用公共艺术教育，在大学课堂之上培养学生艺术领悟力，可保证学生素质发展，促进学生素养提升。本文正基于此，在研究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背景及开展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潜在问题，提出科学的艺术践行策略，以期优化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环境，保证公共艺术教育效果凸显，行之有效的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与行为素质。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背景及其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一）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背景

公共艺术的形成于国外且发展较为优越，以美国为例，其高校教育中尤为重视学生的艺术培养，这与西方诸多国家的教育情况相仿，对艺术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其高校学生的感性思维，并保证了学生的素质素养提升。相对的，我国作为传统的文化大国，对文化的研究要优于艺术的探讨，因此，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中，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不过，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将素质培养定性为未来十年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公共艺术教育的受注程度逐渐提升，打造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公共艺术教育发展于素质教育下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从现阶段社会发展需求来看，高校公共艺术开展是丰富学生知识，培养学生爱好，构筑学生审美力，提高学生艺术表现素养的重要手段。在公共艺术开展过程中，高校大学生将于艺术的海洋中感受艺术魅力，体会艺术价值，并内化艺术知识与艺术素养于自身知识与能力体系中，在艺术的熏陶下提升自己的行为素养与对生活的感悟力，感受力。可以说，利用艺术教育的完美指导，大学生将于社会中找准自身定位，明晰自身价值，并最终依靠自我完善来推动社会基础发展，保证社会素质提升[2]。

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增强

在教育教学发展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保证教育教学优化的关键。然而，现阶段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力度稍显不足。很多教师并未明确认知公共艺术开展的价值，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逐步趋向于形式化，并未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引导学生的素质素养提升。

（二）公共艺术教育内容有待完善

公共艺术教育内容的陈旧与腐朽也令公共艺术流于形式。作为艺术培养与审美价值塑造的高校素质教育重点，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教育涵盖的异彩纷呈对引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审美能力建设而言意义重大。因此，陈旧腐朽的教学内容，不利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学效果提升。

（三）公共艺术教育方法有待优化影响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不科学的关键还在于教学方法的陈旧。没有积极的教学思维，没有有趣的教学内容，加上没有新颖的教学方法，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乏味可陈，很难真正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审美能力建设。

三、公共艺术教育融入高校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科学强化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

科学强化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是保证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前提。对此，强化现阶段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应注重以下两点的践行：其一，订立公共艺术教育培训体系，引进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手法，利用提升教师自身的艺术素养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培养。例如，定期开展艺术教育培训，为教育者打造科学的研习途径，敦促其优化自身艺术素养，确保其艺术能力提升。其二，积极构建科学的激励奖励体系，保证教师队伍充满积极性，令其愿意参与到各项学习之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例如，构筑完善的教育审核、晋级及评定机制，为教育者提供科学的晋级之路，令其具有自我完善的动力，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从而支持公共艺术教育发展。

（二）积极完善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内容

完善公共艺术教学内容，将促进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让受教者于其中领悟艺术技巧，掌握艺术能力，并融入艺术教学之中。对此，为行之有效的优化公共艺术教学内容，应尊重各高校本身的办学情况，在满足学生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来科学优化公共艺术教学内容。例如，部分科系的学生喜欢美术教育，可按照个人喜好分为国画、油画、素描及漫画等不同门类，针对不同的爱好给予不同的教育，尽可能满足学生对绘画的追求，以便其愿意参与到公共艺术教育中[3]。另外，针对音乐鉴赏、音乐创作与音乐演奏进行系统划分，让学生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中充分的体会音乐的艺术魅力，才能使其更好的融入到公共艺术教学中，科学有效的培养自身艺术能力，提升自身精神素养[4]。

（三）合理优化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方法

科学活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充分引入多元教学理论，将培养学生能力，还学生主动性为教学基础，激发学生创作与研习艺术的本性，让其充分融入到艺术教学之中。对此，教育者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可作为引导者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不要强行灌输学生学习艺术的思想。例如，在美术教学之中，教育者可利用对自然的爱好来进行写生训练，让学生充分融入自然，在自然中寻找美丽的景色并纳入自己的画布之中。但是，这一过程中教育者最多需要规定的仅是作画的主题，具体的风景，作画形式、颜色格局都可交由学生自己来揣测良多，以此来激发学生自主融入到艺术创作之中，逐渐掌握审美与审世的能力[5]。综上所述，素质教育深化改革为现代教育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现代教育发展逐步注重素质能力的培养。因此，越来越多的大中院校将培养学生素质素养作为自身教学发展的核心内容，以激发教学活力，选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来保证教育教学开展的科学实效。基于此，现代高校建设应重视公共艺术教育，利用教育团队打造，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优化的方式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开展，使其成为现代高校素质培养的有力武器，敦促学生行为素养优化，科学完善学生思想审美意识。

参考文献

[1]钟天娥.公共艺术教育在普通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及实现途径[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84-87.

[2]李顺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和谐发展[J].艺术探索，2015，（04）:69-70.

[3]张皓鹏.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J].南昌高专学报，2016，（01）:81-83.

[4]黄皓华.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特征———兼论如何优化高校公共音乐课程[J].云梦学刊，2015，（04）:123-126.

民俗艺术论文第5篇

民族通俗歌曲很好地体现了现代的通俗音乐与民歌的内在联系，正是因为民歌中也出了比较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歌曲形式还是属于民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而才使得通俗音乐与民歌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就民歌的体裁而言，它主要以山歌、小调、民族歌曲为主，通俗音乐最初也是借鉴这种体裁逐步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的创作风格还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信天游》、《黄土高坡》、《众人划将开大船》、《天路》等通俗音乐是借鉴民歌的风格演变而来的。甚至一些通俗音乐直接就是用民歌进行翻唱的，歌词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唱的曲调变了，给人的感觉也会有所不一样，有的人会比较喜欢改唱之后的通俗音乐，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仍然坚持喜欢之前最原版的民歌。换句话说，翻唱也是一种老歌新唱的形式。“老”指的是歌曲之前的韵律不变，“新”则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节奏的变化上、配器上、表演上、风格上，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通过这样的一个转变，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这样的歌曲听起来不仅可以让人欣赏到民族歌曲的甜美之处，又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强烈的现代感气息，很好地契合了大众的需求。

二、音乐艺术中通俗音乐的发展

一般来说，通俗音乐指的是那些富有个性的自然的嗓音演唱为主的，主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贴切的反应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状态，旋律优美、易于弹唱，具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感气息。通俗音乐最早是由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曲，这些歌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通俗音乐由此诞生。这是早期通俗音乐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随后在改革开放之后，通俗音乐的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通俗歌曲包含的种类包括现在比较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影视音乐、校园歌曲、流行歌曲等。每一种不同种类的通俗音乐都有着不一样的发展特点，因而发展过程也是不一样的。影视音乐是人们在欣赏影视剧的同时欣赏的一种音乐，由于剧情的需要，借助音乐可以更好地传达某种需要表达的情感，来强化艺术感染力，从而调动观众的情绪。而校园歌曲是以校园中的小故事为题材，深刻地展现出校园生活的一面，校园歌曲的内容一般而言都比较新鲜、曲调优美、形式简单，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在人欣赏这种校园歌曲的同时，也容易让人会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现在的流行歌曲，唱起来比较脍炙人口，容易被人所接受，这也是它流行的主要原因。

三、音乐艺术中民歌的发展

民俗艺术论文第6篇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民俗艺术论文第7篇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民俗艺术论文第8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论坛》编辑冯莉的《白地吴树湾村祭教祖舞仪的形态分析》以滇西北纳西族东巴舞蹈仪式的田野个案为例，对吴树湾村祭教祖习俗中的舞仪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因子分解，认为宗教民俗艺术的价值需要在田野中不断地去挖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李宏复副研究员的《中国民间的戏曲刺绣图像——象征意义的非文字教化功能》介绍了在中国民间刺绣作品中常见的戏曲题材的主要纹样或图像，指出其中所传达的故事情节和象征寓意既起到教化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的再生产，每种刺绣的图像符号均传递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陈宗花副教授的《民俗艺术考察中现代技术手段的功能及限度问题探析》指出现代技术手段的采用对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但当前出现了过于依赖、迷信现代技术手段等严重问题，已影响到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的有效开展，针对这一问题，陈宗花提出民俗艺术田野考察要坚持“以人为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的《以<诗经>立意的中国古代雕花床》从《诗经》的艺术语言这个崭新视角来阐释雕花大床的床楣木雕之大雅，认为《诗经》艺术语言深深刻印在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之中，影响民俗艺术各个方面。另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的《试析魂瓶罐腹的小孔与动物组合装饰》以东吴中晚期魂瓶罐腹上使用较集中的小孔与动物组合形象为考察对象，认为其是具有一定民俗含义的象征符号，带有较为显著的吴越本土巫术俗信色彩。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吕晓燕主任对明清时期南京附近地区女性发簪进行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妆饰艺术所赋含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民俗艺术论文第9篇

【摘要】宿迁以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形成了素朴的民俗文化，为立足服务地方的技能型高校美术，具有地域和资源等优势，把本土民俗文化整合到高校美术教育中正契合了双方协同发展的良机。本文将从民俗项目推进、开设民俗课程、民俗题材的美术创作、创新民俗文化课堂教学等方面阐述宿迁民俗文化在地方高校美术中的应用，旨在提升高校美术对本土民俗资源的运用领域与空间，构建地方与高校文化有机交融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关键词】民俗文化；民间艺术；高校美术；应用；教学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在长期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俗文化的总称，它具有民间传承性和共识性，涵盖了生产劳动、节日习俗、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宗教等范畴，是艺术创作和情感动力的源泉，也称为民间文化。地处鲁南和苏北交界的江苏宿迁就是别具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色的地方，这里是项羽的故乡，在一代代人民坚韧精神的创造下积淀了淳朴的民风和民俗，使这块千年古土更具历史与文化底蕴。由于宿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俗特性，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有别具地方特色的戏曲文化，如淮红戏、大鼓、琴书等，更有繁荣的民俗活动，如民俗庙会、民俗节日、贴门神、舞狮子、踩高跷等，尤其民间艺术领域是本土民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传承和运用价值，如云渡桃雕、民间泥塑、沭阳烙画、民俗服饰等，为地方高校美术教学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宿迁民俗文化和地方高校美术

随着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宿迁的民俗文化逐渐被新文化艺术冲击和掩盖，尤其是一些颇具历史价值的民间技艺正面临着传承人匮乏或流失的情况，尽管政府也倡导要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但仍鲜有人真正参与进来。这种情态下，本土高校美术院系首具参与优势，如宿迁学院、宿迁高师等，它们的美术理论体系较成熟，又兼备地域便利、人才资源丰富、美术师生素质全面等优势特点，理应契合注重美术专业学生技能能力培养的良机，真正把有传承价值的相关技艺整合到高校的美术专业建设和教学中来。我们可以引进这些具有传承和应用价值的民俗艺术，积极地参与宿迁的民俗活动，为高校美术的多元化教学、技能实践、创作题材运用等提供一线资源，还可以在弘扬传统民俗经典的同时，把散落的民间技艺升级为具有独立理论和实践体系的专业课程，从而优化和完善我们的美术教育教学体系。

二、民俗文化在高校美术中应用

宿迁以其独特的人文生态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本土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是既往历史和改造未来的民族使命。以民间艺术为主体的民俗生活是地域人文形象的特征，拥有丰富的内涵和文化底蕴，对高校美术的造型艺术、工艺技术、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参照和应用价值。如何让本土民俗文化艺术真正与地方高校美术产生有机交合，如何在应用中产生良性互动和各自价值的提升与体现，是我们不断思考与推动的课题。

（一）加强民俗项目推动力度

民俗文化的类群很多，要过滤出适合高校美术教育运用和发展的门类是一项系统繁杂的工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系统的调研、分析、归纳，高校美术职能部门是主动方，要有政策导向、项目资金支持、人才资源分工、项目研讨、实践总结等环节，这就需要官方的支持和推动，以保障宿迁民俗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以目前状况看，尽管宿迁的民俗文化艺术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但偏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普遍应用的代表性项目，如云渡桃雕工艺、传统绘画等。另外，高校美术还未真正从传统的理论模式为主的教学思路中跳出来，这就约束了双边的发展。因此，在高校职能部门推动的同时，要增强教师对本土民俗的了解，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和认识，提高民俗文化的纵向传递和空间扩布的力度，为传承民俗文化、完善美术教学体系和多元化知识结构打下基础。

（二）开设民俗艺术课程

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和运用是一门具有现实性实践意义的课程，是关乎民族文化能否较好延续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把民俗艺术的相关课程纳入高校美术教育体系中，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提高文化责任感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我们可以开设“宿迁民艺概论”（包括宿迁民俗文化艺术概述、民间艺术门类、代表艺人、代表作品、作品赏析等内容）、“民间艺术实践”（以理论课程为基础，并把传统的教育实践课程转换为民间艺术实地实践，师生共同参与，民间艺人亲授技艺，以此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民间工艺美术”（了解宿迁的民间工艺美术门类，理论、实践、考察环节）等课程，还可以开设选修课程。因为民俗艺术课程与我们传统美术课程都有知识的关联和交叉，但民俗艺术的低调和世俗性往往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是民俗艺术主要流行民间的重要因素。其实，民俗艺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知识，是最具生活性和人文情感的艺术形态，开设民俗艺术课程可以让我们回归现实，并立足于高校美术的视角对传统的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延伸，从而实现美术课程模块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体系的完善。

（三）民俗题材的美术创作

列宾曾说：“只有在自己土壤中成长的艺术才能得到透彻和充分的理解。”历经千年积淀的宿迁民俗是地域性文化的经典，与现实生活和民众精神紧密相连，我们理应立足和挖掘人们喜闻乐见的本土民俗文化资源，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应用于美术创作中。像宿迁的民间传统节日、庙会、礼仪、历史传说、地方戏曲等均可以作为我们美术创作的题材，其传统图案符号和样式都蕴含着美术造型、透视、色彩、语言、形式等元素，不仅能给我们带来视觉审美体验，还能激发我们的艺术创造力，这是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性魅力所在。在本人指导的美术生毕业创作中，我鼓励学生创作有关宿迁民俗文化和艺术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宿迁的古建（乾隆行官、项王故里等）、民俗活动（赶庙会、踩高跷、舞狮子等），还有借鉴民间泥塑和沭阳烙画的绘画元素等。在实地考察和调研中，这些饱含地方风情的民俗文化为我们的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传统的图形和色彩来表达我们对宿迁民俗文化的质朴情感，作品的语言和形式更有情趣和内涵，是我们创作的源泉。

（四）创新美术课堂教学模式

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向现代、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我们应该大胆改革传统的高校美术课堂教学模式，让民间艺术和艺人进入课堂教学，这种做法在一些职业技能教育类院校的设计领域有所尝试，但高校美术教育中未加推行。我们普遍的观念是民间文化和艺术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不能应用于专业教学，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例如，宿迁的非遗项目“云渡桃雕”、“沭阳烙画”、“民间泥塑”、“麦秆画”等都有传承艺人和作品，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如果将这些民间技艺变成课程教学，让专业教师在理论上予以阐释，让民间艺人进行技艺流程示范，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无论它作为独立课程引入，还是以相关学科的融人性教学，都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此，本人了解和拜访了云守阳、汤征、郝钧等民间艺术大师，亲睹了一些作品和技艺流程，并与之探讨民艺课程化的问题，达成了艺术交流合作的意向，为双边融入铺设了基础，对传统文化与高校美术的协同发展意义深远。

三、结语

宿迁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形成了素朴的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和技艺与地方高校美术对接，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必然，对文化的传承和高校美术教育特色化体系构建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合理运用本土民俗文化资源，以多元化形式引入教学和学习，在感受地方文化亲和力的同时，既能增进美术专业学生对宿迁民俗文化的感识，还能提升我们的文化认同感，更能提高我们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造力。

注释：

科研项目：本文系宿迁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宿迁民俗文化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应用研究”的成果；宿迁学院教改课题“美术专业技能应用型特色教学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