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体系中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发动机。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即所谓的教育的“外溢”作用)不可估量，它已经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鉴于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功能是通过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新的科学知识和信息传输等载体和形式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本文在对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回归数理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并针对当前的教育现状提出建议。
一、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人口受教育状况，是人口的重要社会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负担型)社会转变成人力资本型社会。
到2005年底，我国6岁以上人口有l19837万人，占总人口(130756万人)的91．65％，其中达到小学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15％，占6岁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岁以上接受各种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学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构成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从每10万人口中拥有受各种教育的人数看，达到大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长7．14％；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长0．45％；达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长0．69％；而随着小学适龄儿童的有所减少，达到小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减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减少3．1％(见表1)。这让我们认识到，我国人口教育水平的变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办学体制改革，我国兴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了许多具有大学水平的实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扩招政策，使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提升。尽管如此，全国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教育水平人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继续增加。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实施至今，我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继续扩大，超过95％，比2000年高将近10个百分点。
3、小学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据调查结果推算，全国具有小学教育水平人口为40706万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9．9％。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各种职业教育、多种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业人口中发挥作用，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经过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级层次加快转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和总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小学学龄儿童比重缩小。
从总体上讲，全国人口的受教育构成在向高层次方面发展，突出表现在每lo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变化表现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对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已充分被人们所认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而且在改革劳动用工和人事录用制度的新机制下，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都对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和知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努力求学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千方百计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全国人口受教育构成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类差异情况
1．省际间差异全国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基础和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各个地区各级教育水平人口的数量上，还表现在人口的受教育构成上。在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级受教育水平这一人口指标(见表2)中，不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对应的我国高等教育还呈现出按三个梯度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这说明，尽管随着近年来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但省际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影响了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另外，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转移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比较愿意向非农业转移，而且由于其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就业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据调查，在假设农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农民的职业选择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当工人的占28．6％，小学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这组数据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希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而且客观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下，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农业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的巨大障碍。因此，提高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农、林、牧、渔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响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即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长期以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的婚育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它反映了在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的人们的婚育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新的婚姻生育观逐渐建立了起来，从而使妇女的婚育时间、生育数量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程度发生转变，使妇女生育水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妇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学习的旺盛期，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她们的人力资本、事业心和就业机会较高。由于学习和就业的愿望及需要，她们更倾向于将育龄初期这段时间投入工作和学习，而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明显呈现出婚龄与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关系。
2．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思想开放，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胜于对多子多福的向往，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传统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调查已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的妇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小学教育水平和文盲妇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对子女素质的追求胜过数量，她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像自己一样甚至超过自己，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而为了培养子女，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精力抚养一个孩子。
4．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比较容易冲破“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为“多子多福”的陈旧文化所束缚，而易于从宏观上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其婴儿死亡率较低，子女的发育情况和健康状况较好，从而使生育上的“保险”和“补偿”心理减弱。
可见，生育率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它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由此影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往往使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特别在人口压力大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更是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为减轻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我国曾及时制定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计划，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数量可以为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提供前提条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又会促进人口数量的控制。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我们不仅要了解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要认识到教育经济效益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经济投入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过人力投资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按照有计划发展规律去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的活动。所以，教育协调发展根本的是要保证长期和持续的教育投入，这必须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着教育的规模、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育手段，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培养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总之，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进而影响教育的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进步的关系，使两者间互相促进的功效达到最大。
(二)提高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几点对策建议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历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上我们以2005年的人口教育状况分析了当前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并指明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途径，这里根据我国当前的教育现实，笔者建议如下：
[论文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发展成不可逆转的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民族地区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快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加大投资力度等，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民族地区应尽快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战略，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文化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从科学技术上来看，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带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但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发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区应立足于当地，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在不需大量资金的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只要从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民族地区的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人才教育方面来说，全球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在当今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人才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新的观念也随着全球化进入了民族地区，重视人才培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改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只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观念，重视人才教育，那么，才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在改变观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观念应结合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心理等因素，而且也应当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但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带动，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面对的是全球化下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竞争。尤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站在新的发展战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使之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水平总体不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于本地，引进更多的人才，或者将本地人才输送出去接受培养，最后回到本地区做贡献。并且，民族地区要重视基础教育，多为劳动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逐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民族地区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抓住机遇，立足于本地的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稀有金属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冶金业。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如西藏，内蒙古的畜牧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十分丰富，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这些可发展为特色旅游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旅游，这可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并使这些产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投资不足是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并且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政策争取国家资金，防止重复建设，加强重点产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民族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要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空，改善生活服务环境。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受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民族地区要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地区应致力于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民族地区只有立足于现实，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使民族地区的人才，科技，教育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健英，萨如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卢铁城，张忠元.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民族地区应尽快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战略，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文化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从科学技术上来看，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带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但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发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区应立足于当地，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在不需大量资金的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只要从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民族地区的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人才教育方面来说，全球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在当今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人才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新的观念也随着全球化进入了民族地区，重视人才培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改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只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观念，重视人才教育，那么，才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在改变观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观念应结合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心理等因素，而且也应当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但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带动，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面对的是全球化下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竞争。尤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站在新的发展战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使之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水平总体不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于本地，引进更多的人才，或者将本地人才输送出去接受培养，最后回到本地区做贡献。并且，民族地区要重视基础教育，多为劳动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逐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民族地区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抓住机遇，立足于本地的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稀有金属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冶金业。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如西藏，内蒙古的畜牧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十分丰富，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这些可发展为特色旅游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旅游，这可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并使这些产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投资不足是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并且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政策争取国家资金，防止重复建设，加强重点产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民族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要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空，改善生活服务环境。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受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民族地区要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地区应致力于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民族地区只有立足于现实，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使民族地区的人才，科技，教育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健英，萨如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卢铁城，张忠元.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
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重视并用好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些标准来看，我国以往比较重视的GDP等仅仅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是难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况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片面化。从一定意义上说，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国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而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国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国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国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国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程度。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尤其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 回族 少数民族 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如下：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 1188.63元，教育支出 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核算信息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贡献作用财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要素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想结合的政策，分配状况和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积极性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增长，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首先分配增长分析，需要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收入指标为基本数据材料，并进一步做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有利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初次分配，实现收入结构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
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门综合账户等账户，这三个账户中，涉及到最终消费和总储蓄指标，是进行国民消费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数据，居民消费支出分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物价变动和各类价格变动的指标，通过对各类价格指标的结合，可以分析当前消费变动状况，实现消费的动态考察。在政府消费支出中，运用国民经济核算中部门综合账户，通过价格体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费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特点，分析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消费支出比较。
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储蓄和投资的贡献作用实现我国货币供给和需求平衡，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管理问题。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土地购置之和与储蓄总额相比，投资储蓄率等指标，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最需要的指标，通过这些相关指标的衡量，能充分了解当前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当前投资形式，对指定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参考意义极大，同时通过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目标，制定可行的预期政策提供借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作用很大。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专门的投入产出表，1974年，中国有关部门编制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合作开始编制MPS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先后编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80年代中期,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有供给表、使用表、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供给表又称产出表，使用表又称投入表；其主表为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表，投入产出表反应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状况，投入结构状况，以及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状况。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明确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产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结构；还可以通过该表了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情况，这对宏观经济管理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产出表不仅仅详细描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状况，他还能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通过直接投入系数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确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产出表还能描述产业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通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系，以及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等等，这对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制定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对经济增长分析的贡献价值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加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平衡表、帐户、矩阵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结构层次分明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全过程，科学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国内外经济往来活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适度和均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数据，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以确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实现产品供给和需求实现平衡发展，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产品技术实现不断进步和更新换代。我国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要求经济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瓶颈部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就是要求积累和投资规模要是均衡发展，积累和消费之间均衡发展，生产和流通之间实现均衡，经济的发展满足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发展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宏观经济效益状况反映了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状况，是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行业不断竞争的动力所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效益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统计过程，最基本的是通过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的。宏观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出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GDP大小代表国家各个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会总投入来衡量，他是只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系数等来评价。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越来越注意到，单独以经济财富来衡量GDP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物质经济财富的行为，再核算GDP时，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对资源和环境和破坏，因此，这样衡量的GDP实际上是加大了虚假的社会财富总量，而没有折算成本，因此当着很多学者提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增加对环境核算的扩充，在国民收入减去对坏境的损害。当前已经有人提出绿色GDP的计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在联合国文献中称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它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结果。它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键词：犯罪 经济生活状况 社会环境 刑事政策
一、经济生活状况在犯罪研究中的定位
（一）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一个发展的命题
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关系是一个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话题。较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但事实表明，这类研究的许多结论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使得关于这两种现象的关系的结论互相矛盾”[1]。在这些观点中，有些主张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之间没有直接的作用关系，如有国外有学者指出，“然而这里有不得不加以声明的，就是那些以经济为判断的人在解释他们的结果时，也曾承认这些经济状况之影响于犯罪率，大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2]在我国，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经济贫困只是犯罪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3]。另外一类观点认为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之间有一定的作用关系，如国外学者指出，“犯罪不仅仅源于贫困，有更多的犯罪问题是由物质生活富裕引起的”[4]。再者，还有一类观点认为犯罪与否并不在于贫困或富裕本身，而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即最富裕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得出的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论断就是——它对这个社会中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具有因果作用力”[1]P122。我国也有学者根据调查指出，“在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其成为犯罪主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5]。客观而言，作为一个实证性很强的话题，由于考察视角、研究样本和统计标准的不同，有关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研究结论也必然不同，但这并不能为终止对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研究制造理由，因为，在社会发展中，犯罪的变化决定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无休止的甚至是矛盾的过程，而趋近于客观的结论恰恰是人们在“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6]的进程中形成的。所以，对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问题的认识不能仅满足于某种既有的预断，而应以社会现实和预防犯罪的需要为主线保持一个动态性，正如法国的迪尔凯姆所讲的，“因为科学的思考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一旦产生，自然要面向实践”[7]。
（二）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一个基础的命题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而决定了致罪因素与犯罪形成之间亦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能导致犯罪的生成。但是，犯罪因素的这种多重共线性[①]并非说明影响犯罪的因素是一个杂乱的排列，因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致罪因素系统中有些是主要因素，有些是次要的，这些主要因素影响着其他因素在犯罪生成中的作用，而按照预防犯罪的经济性运行原理，这些主要因素应该成为犯罪原因分析中的主要着眼点。那么，如何判断哪些可能成为影响犯罪的主要因素呢？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行为指向，其根本源于对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利益的大小，而这种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人所卷入的‘当前事件’属于哪个趋向非平衡定态的过程或实现何种终极目的”[9]。笔者认为，这可以归结为所谓行为方向的利益趋近原理，即在特定条件下，行为人对哪些利益的需求大，则行为人的行为会更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按照该原理，经济生活状况在影响人的行为过程中所发挥的是一种基础性作用。对此，恩格斯指出，“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10]。美国人本主义学者马斯洛从需要理论的角度也指出，“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要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掩盖其他需求”[11]。此外，从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角度讲，经济生活状况对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敏感度高的影响因素。如据《2006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显示，2006年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到2006年，该指标连续五年成为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指标[12]，而据《2007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个人经济状况对于居民生活感受仍有重要影响[13]。基于上述，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关系应成为我们在认识犯罪问题时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而不能将其仅作为一个简单的致罪因素看待，正如有学者认为的，“犯罪产生于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样态又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所以，犯罪现象是与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有必然联系的社会存在”[14]。
（三）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一个现实的命题
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社会阶段，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不同的。就我国当前而言，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总体是趋于提高的，如据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7703元增加到2007年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15]。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居民整体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居民对经济生活状况的主观认同感降低，这一点在《2007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有所显现，在该调查中，与2006年相比，2007年城镇居民个人经济状况满意程度下降[16]。再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中出现的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绝对经济贫困和经济贫困差距现象，其中，在经济贫困差距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的水平[17]，这一结论已突破基尼系数的合理警戒线。此外，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些负效应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限度也成为影响居民经济生活状况的潜在因素，表现为就业压力增大、物价上涨、住房投资、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未完全适应社会需求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还指出了当前城市中存在的隐性经济因素的新贫困现象，即失业和再就业困难造成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剧增[18]。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夫人在涉及贫困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时指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增长最快的社区是贫民窟，贫民窟是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的中心”[19]。国外的一些事例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法国2005年和2007年的骚乱就是生存状态不佳、失业和贫困的人群因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和失控而引发的[19]。当然，从犯罪学的角度看，贫困或富裕与犯罪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至少可以成为引起人们行为发生异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研究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关系的实证分析
就以往的一些实证研究而言，之所以在研究结论中出现一些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过多强调经济生活的极端化与犯罪的关系，具体讲，就是在贫困、富裕或贫富差距中寻找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所谓实证研究方法的前提并非是主张人的主观思维倾向的一种先期介入，而是主张在实证研究结论的全景中揭示现实并加以思辨阐述。本着该思路，笔者试以对2005年天津市当年入狱罪犯的普查[②]为基础，从已然犯罪人的角度对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经济收入状况与犯罪
1、经济收入不稳定的群体犯罪较突出，而这些群体多与就业不稳定或就业竞争力差的群体重合。据2005年的调查，在犯罪人中，犯罪前经济收入很稳定的只占2.3%，比较稳定的占38.1%，不太稳定的占49.6%，很不稳定的占10%。通过调查看出，在犯罪人中，犯罪前经济收入不稳定的共计为59.6%，高于经济收入稳定的犯罪人所占比重19.2个百分点。从就业情况看，在经济收入不太稳定的犯罪人中，属于不同的就业状况的所占比重居于前五位的是城市临时工或散工、务农农民、务工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自己做生意的，在经济收入很不稳定的犯罪人中，属于不同的就业状况的所占比重居于前五位的是务农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务工农民、城市临时工或散工、城市无照做小生意的（见表1）。调查结论表明，经济收入不稳定的人与当前社会中的就业弱势群体都是犯罪的高发群体，而且二者有较高的重合度，从而说明了就业状态在我国当前对社会个体经济收入的影响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幸福感；经济状况；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文献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苏彦捷，2010)。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针对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因为幸福感既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身健康密切相关，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幸福感显然是主观的，但国内不少研究采用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英译术语，其实，“主观”二字是可以省去的(李静，郭永玉，2007)。对于幸福感的定义，我们倾向于Diener的观点，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成分则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2000)。由于幸福感是源自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评价，就必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成就动机等，而客观因素则涉及到经济状况、民利、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等。本文所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有研究者对多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确很高(schyns，1998)。然而，在横断分析中，经济状况与幸福度的相关却因国家或样本不同而有所不同(Diener & Biswas-Diener，2002；Sehyns，2002；Veenhoven，1996)。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富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Ahuvia & Friedman，1998；Cummins，2000；Easterlin，2001，)，而在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Arthad-Day & Near，2005；Easterlin，1995)。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人们比较贫穷时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而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较小了。那么，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个体的经济状况对其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拟对国内的有关研究做一梳理，以考察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
2 方法
2.1文献收集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文献收集的范围。文献纳入标准为：(1)属于实证研究：(2)研究涉及我国不同群体的幸福感；(3)文章摘要中提及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在CNKI系列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幸福感”为检索词，命中1991～2010年20年间的研究成果916篇，依据文献纳入标准获得文章46篇，时间跨度为1998～2009年，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以心理学和经济学为主。
2.2数据抽取
根据研究的目的，收集了所选文献的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被试地域、收入划分、统计方法、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等资料。
2.3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频率统计和x2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
3.1文献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及被试地域
统计文献的发表时间，一方面可以推知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经济状况影响个体幸福感”这一问题是否日益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发表文献的刊物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文献的质量及研究的可信度，我们将所涉及刊物依认可程度分为核心期刊(依据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来源刊(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SPT来源刊(源自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三类。对于样本群体，将城市青年、城市女性、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均归入城市居民一类；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虽然可分别归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但由于老人是在幸福感研究中受关注较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仍然单列；将大学新生、大学贫困生、少数名族大学生、医学生均归为大学生一类；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高职教师合并为教师一类。46篇文献中调查的样本容量最小为114，最大为63928，将其分为100～500、501～1000、1000以上三类。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因此我们将被试所属地域分为几个大区进行统计，涉及两个大区以上的归为“跨区”。所纳入文献在以上几个变量上的频数及百分比见表1。
表1显示，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于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关注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本研究所纳入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占半数，表明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质量。从样本群体看，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从样本容量看，都属于大样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样本容量在1000以上，能较好地满足研究把被试经济状况划分为两类、三类甚至更多类别的需要。调查对象所属地域全国各大区均有涉及。
3.2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
对于个体的经济状况，所纳入文献一般都是以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来体现的。由于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老人、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绝对收入和在所处环境中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统计了文献对收入的划分。统计方法对研究结果有直接影响，我们对此也予以了关注。描述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对结果的表述也有所不同，我们将“收入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不同者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力最大”等表述在不影响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将“收入水平不同者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相关不显著”等表述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根据含义不同，还概括出了另外两类研究结果。将文献在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上的频数及百分比列于表2。
由表2可以看到，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家庭收入和绝对收入来反映被试的经济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的研究占较大比例。对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进行x2检验，表明几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x2=70.35，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研究在得出“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现，“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王健，孟庆跃，Yip et al.，2009)，“主观经济满意度比客观经济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周明洁，张建新，2007)。这里的主观经济满意度与相对经济状况在含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推测，其他研究如果考虑到相对经济状况这一因素，也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4 讨论
4.1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本次研究所纳入文献的样本来自我国不同地域，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大多数研究均发现“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群体由于基本需要不能得到较好满足而缺乏幸福感。所纳入文献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地区老人、大学贫困生等就属于这样的群体。研究表明，有童年期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显著低于一般大学生(王玉花，2010)，应该说也是与家庭贫困有关的。Diener等人(1995)在一项涉及39个国家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大多数公民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显著相关。那些在食品、衣物、住房、卫生、健康等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家庭，其幸福感平均而言显著低于相同样本中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家庭。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样本所界定的幸福感包括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比如食品、住房等)，而同样是处于这些国家，较为富有的被调查者则更多强调非物质的或高层次的需要(比如人身安全、地位、自主性、内心的宁静等)。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予以解释。当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很好满足时，会渴望经济状况的改善。如果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而在衣食无忧之后，人们会更加注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比如获得成就、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等，这时候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会降低，与高层次需要满足的相关就会增强。正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所言，老百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为了改善我国各种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从而也减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发因素，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4.2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与前一结果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曲线中的另一端。正如上文所述，当人们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而当基本需要得到较好满足后，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降低了。Howell等(2008)分析了来自54个国家的56项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平均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弱。另外，有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平等、人权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Myers，2000)。我们所分析的文献中，有几项研究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样本要么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要么属于收入有保障的群体，因此可以说与国外有关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可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满足，才能进一步提升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
关键词：战略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民族地区
引言
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和落实，为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建和实施带来了新的机遇。根据国家政策的科学指导，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应积极转变落后的消费模式、思维模式、增长模式，开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在新时期背景下，开创蓬勃发展的民族地区的繁荣局面。
一、相关概述
（一）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又叫作少数民族地区，是指由少数民族进行自治的地区。目前我国民族自治的地方共有155个，包括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130个）。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而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的创新之举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民族管理的方法。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发展，以及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民族地区的逐渐出现不适应财政经济相关举措的情况，因此需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经济战略调整，促进民族地区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1]。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制定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基于一定的资源环境不断改善当代人的经济福利，还能够保证后代人也能享受到同等福利。也可以说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在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的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的可持续承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三）战略构建的选择
战略构建是指在发展中进行的政策调控、制度创新。在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原有的经济发展策略呈现出不适应的情况，因此需要根据其实际发展态势构建科学合理的战略。主要从战略构建内容包括：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协调国内外、区域间、产业之间的关系；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对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制度、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做出调整和改革；根据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特征，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资源环境进行改革[2]。
二、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和资源状况
从土地状况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的土地总面积有611.73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大，达到63.72%。在民族地区土地面积中，面积最大的是内蒙古（土地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为122.84万平方公里）、新疆（土地面积为166.49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最小的地区为宁夏地区（土地面积仅有5.18万平方公里）。从资源情况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民族地区的资源分布广、总量大，在全国资源总量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中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42.2%，共5648万公顷。水利资源占全国66%，蓄藏量为4.46亿千瓦。而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具有伴生矿多、品位高、分布广泛且集中、品种齐全、储量大等特点，为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了独有的有利条件。而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中如何转换这些资源优势将成为关注的重点[3]。
（二）人口和教育状况
从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总人口数量达到17507.1万人，民族地区受长期以来实行特殊的人口政策等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普遍较高。但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民族地区的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不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从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来看，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并制订了许多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较大的教育成就。例如举办民族预科、民族班、民族高等学校等；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工程等[4]。
（三）专业人员在城镇中的分布情况
我国民族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城镇中的分布总人数为427.5万人，在全国城镇专业技术人员分布总数中占据13.34%。专业技术人员分布的行业主要是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4.5万人）、综合技术服务业和科学研究以及水利（14.6万人）、制造业（36.8万人）、采掘业（9.3万人）、农林牧渔业（22.3万人）。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中，采用现代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措施，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梯度。民族地区由于工业化发展缓慢，技术中介服务结构的数量不多，造成生产与科研相脱节。相关技术人员也较少，使得民族地区的技术发展处于落后位置，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5]。
（四）经济发展情况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从经济总量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受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即使民族地区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也没有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据相关数据显示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为1574亿元人民币左右，生产总值达到21345亿元，占据全国GDP的10.45%。从民族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角度来看，由于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经济状态，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财政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民族地区财政汲取能力较弱的现象。以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地区为例，财政收入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不足44%。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形式严峻，经济处于不发达状态，需要采取相应的战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6]。
（五）资源环境情况
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情况，从污染总量和资源消耗情况角度来看，民族地区的能源消耗总量、建设用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用水总量等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比较低，而“三废”的排放总量则较高。从资源环境指标与单位GDP进行对比的情况来看，形势比较严峻，单位GDP各项指标与全国的倍数相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污染总量与资源消耗的对比情况看，民族地区的用水量、建设用地面积、耕地面积呈现负增长的情况，能源消耗量则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从“三废”的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三废”排放量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情况不容乐观[7]。
三、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
（一）在区域政策上的发展
首先实行区域非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民族地区之间存在投资经营环境、社会经济特点、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等差异较大的特点，导致地区间投入产出的效果也存在差异。为了提高民族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应当重点开发集中有限的资源，并侧重于对重点产业和开发地区加大政策投入、资源分配。同时保证政策倾斜适度，实现各产业和地区的协调发展。另外民族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集聚规模相对较小，只有实行该战略才有利于区域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适度集中区域产业，防止出现“撒胡椒面”现象。例如新疆地区，在发展中实行天山北坡经济带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了天山南北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经济交流合作，从而推动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主要方式有：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大力扶持民族地区开展对外贸易，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区、特色经济发展较好、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设立保税仓库、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保证民族地区的税收分配科学合理性，遵循双赢的原则，全面考虑民族地区承担的资源不可再生、移民搬迁费、农业用地的萎缩、环境污染等应承担的资源开发成本，给予相应的税收份额。提高民族地区的财力优势。
最后，开发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利用国家风险投资，发展民族地区的创新型行业。如环境友好型企业。借助政策性银行，通过直接贷款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在产业竞争上的发展
首先增加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目前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增长规模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强化民族地区的财政实力，并引导其进行产业转移。其次，培育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民族地区可以在对文化产业、旅游业、清洁工业、生态农业等方面进行开发的时候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园更能凸显其竞争力和特色。在发展文化产业园过程中还要主义规避产业化水平低、定位不准确、规划论证不充分、政府干涉太多等误区，保证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在安全长远上的发展
首先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法相关法律规范，确定在开发自然资源中应履行的修复义务、补偿标准、引发的生态损害的责任等。同时还要遵循破坏者负担原则严格制定相关制度；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避免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不履行生态补偿义务的行为，减少区域生态发展中赤字的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生态发展的供需平衡。其次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制度，民族地区在开发自然资源优势的同时应加大对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视，优先解决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问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有效降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差距、科技差距、知识差距，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最后实行人力资源生态化发展，目前民族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较多，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导剩余劳动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劳动力转移，另外加大对剩余劳动力的知识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使其能够尽快投入到实际生产活动中，减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保障民族地区的人们都能够尽快的参与到经济发展活动中，向人力资本型经济方向发展。
四、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建研究
（一）优化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