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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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家庭暴力的定义及受害人范围的界定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将美现行法律中相关规定与我国《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对比，对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的部分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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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家庭暴力；草案；受害人范围；界定

家庭暴力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常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家庭暴力如普通暴力一般难以在人类历史上得以消除。这不仅是某个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跨越国界、意识形态、阶级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已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及民众的基本权利。据此，家庭暴力应如国际统一认知，纳入公法的管制范围，必须介入国家强力来保证受害者得到相应的保护。我国在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首次提到家庭暴力一词，宣告性的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后，有在多部法律和相应解释中提及“家庭暴力”，但多是概括性、模糊性条文，但此种立法措施，并不能从实践或司法的角度解决现在社会所面临的此类问题。2014年11月25日，我国终于出台《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这意味着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即将诞生。而纵观世界其他国家，部分已经在立法时间先我们一大步，在此类法律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以美国来说，家庭暴力属于社会性事务，而非简单家庭纠纷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各类针对家庭暴力展开的宣传、问题咨询及法律援助体系相对较为健全。特别是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展开的一系列立法活动，推动了美国反家庭暴力事务的快速发展。

中国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方面有一些差别，但在防制家庭暴力以及家庭暴力引起的实际问题方面是有相同性的。 因此，通过比较美国及借鉴美国在家庭暴力立法及司法上的具体做法，可以使我国找到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实现立法的前瞻性，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系列问题上提前关注。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反家庭暴力法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定义、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等多个重要问题。首先，家庭暴力中“暴力”的定义。根据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暴力大体包括身体、精神、心理等几个方面。美国各州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家庭暴力又不同的立法说明，但在暴力的内容中都包括了非身体形式的精神虐待。而美国律师协会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以及情感、性、经济暴力试图保持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利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这种定义的关键点在于权利控制，是指施暴者的施暴行为有明显的控制性，而被施暴者的某些权利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以经济暴力为例，经济暴力本身能否作为家庭暴力的一种是存在争议的，因为经济暴力不像肉体暴力一样具有人身损害或惯常认为的暴力性。但施暴者在经济上对弱势一方的完全控制，家庭主妇或无经济来源的妇女在家庭中可能遭受此种暴力，是对方对其财产权的剥夺。家庭中很难将双方的贡献以经济的形式进行表述，但经济权却可能遭到一方的控制而使另一方完全陷入一个类似精神暴力，甚至是身体暴力的漩涡。可以说，此种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方式是延展性的界定，包涵了家庭暴力可能存在的各方面表现形式。而我国在《反家庭暴力（草案）》中，将家庭暴力描述为“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此种定义方式的好处是将家庭暴力的含义以一种概括性的方式来说明，给之后立法以一定的空间。但仔细分析，这种描述的延展性与上述美国对家庭暴力的延展性是不相同的。同为对家庭暴力的扩展性说明，后者是明确的拓展，整个定义可以说是包涵整个具体实践情形但反过来明确指导实践中的各类类似情况。很好地实现立法的明确性及可参照性。而前者的描述过于模糊与概括，此类描述不利于司法的规范及法律的正确适用。笔者认为，对于家庭暴力，可直接借鉴美国对此类问题的定义进行更加细致、系统的界定。其次，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牵涉到一般暴力与家庭暴力认定的矛盾。若受害人范围过窄，就是去单独立法保护的意义；若受害人范围过宽，同样也会导致上述问题。所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界定，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参照其他国家的部分经验。我国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将“家庭成员”直接描述为“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及“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此种规定具有明显的限定性。而美国在此类立法中规定为：（1）配偶或前任配偶；（2）同居者或曾经同居过的人；（3）具有约会关系或曾经有约会关系的人；（4）或曾经为的人；（5）有血缘或收养关系的人；（6）因婚姻或曾因婚姻而具有联系的人；（7）同有子女的人；（8）符合前7项之人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家暴受害人范围界定时，更加贴近现在社会的生活现实，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囊括了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家庭关系中的部分“家庭事实”。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家庭的定义在发生改变，“家庭成员”的范围相对于以往也有所不同。如果参照社会事实，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范围进行适当扩大，更有助于实现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意图。

我国此次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对家庭暴力界定及暴力受害人范围定义等方面都属于概括性或模糊性的条文。与之前在各类法律中所作的宣示性条文虽有着实质性差异，但表面差异却不明显。如果我国效仿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公权力防制，那么至少要求法律具有可实施性。从我国现实来看，本身由于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在家庭暴力法思想方面薄弱的民众基础，导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的实施环节困难重重。由此，更应该以较明确的立法来实现立法意图，并起到法教育的部分功能。

作者简介

徐萌：女，（1991—）四川通江人，四川大学2013级法律硕士。

第2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立法现状；反家庭暴力立法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制裁条款。从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力度不断加强，已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现行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律。笔者认为应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保护令及其执行制度，从而有效维护受暴人的权利并防止暴力行为再次发生。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 

 

二、我国制约家庭暴力的立法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明确，过于狭窄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知识程序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做出全国性的权威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有所不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偏重于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对冷暴力一类隐性并未定义，而近几年来冷暴力一类的隐性暴力正不断地，大量地，迅速地增加，大有对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取而代之之势。 

（二）新婚姻法及最高院适用解释中存在的缺陷 

新婚姻法第一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写入其中，其宗旨体现为维护广大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丈夫对妻子或者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暴力。婚内是一种严重的性暴力现象，一权威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城市女性中，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8%；农村女性中，被实施过“夫妻内的性行为”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9%，专家认为，由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的绝对比例要比上述数字大很多。然而，我国新婚姻法中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法和原则。 

（三）刑法中关于规范、制裁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不足 

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按刑法的规定，受害人的受伤程序只有达到轻伤和重伤时，加害人才触犯刑律；同时也只有达到重伤时，检察院才必须提起公诉。如果只是轻伤，那么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可以不提起公诉。根据相关资料，在妇保机构受理的投诉家庭暴力事件中，轻微伤者占54%，轻伤者占38%，重伤者仅占8%。由此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条件。 

（四）民法中存在的不足 

民法法规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民事救济制度，但此救济手段较为单一，即损害赔偿。但是，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中的侵权行为，众所周知，家庭中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共同共有的。发生暴力案件后，法院裁定加害一方给予受害一方经济补偿，表面上好像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但实质上，当婚姻关系依旧存在的情况下，一方赔偿另一方的钱物仍旧两人共同共有，补偿对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加害方也没有任何损失，可以更加无顾忌地加害对方。 

（五）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 

行政法规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也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刑法、民法、行政法、宪法等全国通用法律没有对家庭暴力行为做详细的规范。在程序法方面，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缺乏特定的程序，在举证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缺陷，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使一些加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等。 

 

三、对完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精神；以宪法为根据，整合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要求，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婚姻法 解释

我国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是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其在总则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使家庭暴力成为国家法律禁止行为，首次在《解释》中定义家庭暴力，并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防治家庭暴力却效力有限。

一、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中的界定

《婚姻法》中第3、32、43、45、46条均提及家庭暴力，由此可见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对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防治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对于上述条文中提及的家庭暴力，《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第三条首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确定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以修正过去将家庭暴力认为是“家务事”的错误看法。

在因家庭暴力产生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方面，《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法院应判决准予离婚，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情形之一;且在此类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在法律救助方面，婚姻法第43条从社区（具体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当事人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不同方面确定了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的相应法律救助。

在刑事方面，婚姻法在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施暴方的刑事责任，并确定受害人自诉和检察院公诉相结合的启动方式。

三、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规制的不足

（一）“家庭暴力”界定狭窄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以概括兼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定义家庭暴力，但却过于简单：

行为人行为侵犯的客体范围过窄。从司法解释的字面含义上看，家庭暴力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但并未将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和经济、财产方面的权利包含在内，即在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上回避了性暴力和经济暴力。

其次，家庭成员范围界定不明，施暴方和受害者的范围模糊不清。从婚姻法视角，此处的家庭成员应限定在具有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而这样定义无疑未考虑到同居者尤其是同性恋人同居者和前配偶关系者等，并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此外，司法解释还强调侵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将家庭暴力限定在严重的暴力行为上，从而忽略了没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轻微暴力行为。

（二）举证规则对受害者不利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案件多属自诉案件。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并未考虑到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案发时很难有其他人证，且目前有关家庭暴力伤情的司法鉴定程序尚不完善，涉及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伤害后果难以确定、取证。种种因素致使受害者在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获得法律应予之保护。

（三）机制难以协调，缺乏事前预防、事中制止

目前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主要是对施暴方事后进行法律制裁。法律规定注重事后惩罚，忽视事前预防和事中制止。依据《婚姻法》第43条规定，公安机关、基层社区组织应受害人请求，有权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劝阻。但实际生活中，即便制止住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一次，后续变本加厉的行为却缺乏有效规制。而对于尚未造成轻微伤害，既无法进行刑事制裁，又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情形，如何对该类受害者实施救济也处在真空状态。此外婚姻法虽规定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都有一定的管辖权，但却对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无明确详细的规定，且法律规定各部门的管辖多以受害者提出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极易出现因管辖部门不同、各部门对法律条文规定的管辖权的范围理解不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婚姻法在该方面的立法缺失，无疑将会纵容施暴方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将时刻处在威胁当中。

四、今后完善的法律建议

（一）明确家庭暴力定义，扩大暴力行为的范围

要想准确定义家庭暴力，必须弄清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及暴力行为的种类。

目前婚姻法范畴的家庭成员囿于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但事实上，未婚同居、同性恋人共同生活等“类家庭” 共同体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范围未能将其完全涵盖，婚姻法也无法保护此类受害者。笔者在此建议借鉴英国相关立法经验，扩大解释家庭成员的含义，将“前配偶、同居者（包括以夫妻身份同居的异性或以伴侣身份同居的同性二人）” 纳入其中。合理吸收社会发展所衍生的新型家庭共同生活体，保护此类共同体中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我国婚姻法只涉及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回避性暴力和经济暴力，这不仅有悖于国际趋势，且不利于受害者人格尊严、性自主权的维护。笔者在此建议立法应予以补充。

（二）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前已述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受害者具有被动性的前提下，要受害者单方负担全部举证责任，无疑加大了受害者的负担，使其处在不利地位。

“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规则不同于一般案件，特别是因家庭暴力而产生的民事赔偿，更应该倾向于受害者。”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举证规则，让施暴方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便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注重事前预防，引入民事保护令

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庭暴力设定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但在施暴方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时，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力度尚不足以震慑施暴方，使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的继续侵害。

20世纪末期，英美法系国家创设民事保护令，以防止和制裁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均已建立起相应的民事保护令救济制度。尽管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制定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在其第三章规定了人身保护措施，但在婚姻法中，民事保护令尚无明文规定，且《指南》针对仅是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使用民事保护令的情形，法律效力位阶低、保护范围有限。笔者认为我国可适当借鉴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引入民事保护令。当受害者遭遇较轻微或一般程度的家庭暴力，且受害者并不想因此提出离婚或提起诉讼时，可向法院申请启动通常或暂时保护令;在受害者遭遇家庭暴力的紧急危险时，亦可由司法机关启动紧急保护令。

通过设立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和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及时遏止的法律救济制度——民事保护令，才能现实消除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的威胁和伤害，实现对受害者直接、有效保护。

（四）完善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机制

对于因家庭暴力给受害者身体、精神、性和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害，施暴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然而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方在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如果仅将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以离婚为前提的无过错方范围，无疑违背了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原理。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侵权行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为基础，而非以离婚为条件，受害者有无过错与其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而与施暴方免除损害赔偿无关。

考虑到基于夫妻身份而形成的共同财产关系，对于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损害赔偿，可分为婚内损害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引入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的民事赔偿做出具体的规定，借鉴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避免婚内损害赔偿成为一纸空文。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仅包括无过错的受害者，还应包括有过错的受害者。

（五）明确部门职责划分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当事人双方所在单位等社区机构和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上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由于现行婚姻法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实际有效的运作程序，往往导致各部分，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

第4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制度构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竞争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家庭暴力现象在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这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家庭暴力问题势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系统化的立法管理势在必行。

一、我国家庭暴力概况与危害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对社会治安造成潜在的危害亦不容忽视。大多数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主体受害者因长期遭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却又寻不到合理的宣泄途径，因此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上极端的道路，激愤伤人或者杀人，从受害者变成犯罪者，最终演变成了悲剧的结局。

二、家庭暴力认定在法律上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认定在法律上标准不统一

我国最高法院对家庭暴力给出的司法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来量化哪些情况下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很多情况下家庭暴力行为案件难以得到受理，除非是严重的家暴刑事案件。我国《宪法》、《刑法》等也没有具体规定，对家庭暴力方面只是做了原则性的定义形式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标准不统一，这就使得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遏制。

（二）家庭暴力的管理机构难以确定

目前，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没有明确、正规的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地方政府、妇联等等部门都有部分管辖权，具体到处理实际行为时，推诿、敷衍的现象极为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不健全，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机构不确定，因而导致打击力度不够，难以遏制施暴者的暴力行为。

（三）家庭暴力认定难以取证

家庭暴力的取证是家庭暴力认定中的难点，受害方因收集不到确凿的证据，从而导致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得到以证据说话的法律上的认定，胜诉概率不高。

三、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构建

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形成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中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规定存在一系列的盲区与漏洞、对家庭暴力惩处乏力是中国家庭暴力案件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目前看来，以专门立法对家庭暴力进行法律规制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的大势所趋。借鉴国外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以及相关制度是十分可行的方法，制定《反家庭暴力法》，使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法可依，对施暴者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济手段。还要设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协同媒体舆论导向，共同协助执行反家庭暴力法。

在家庭暴力刑罚的执行上，要严格贯彻、重视执行力，提高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标准，对于达到轻伤、重伤、致死程度的家庭暴力犯罪依法量刑，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对虐待罪与家庭暴力罪进行严格的区分，这样就可以家庭暴力罪进行定罪量刑，从而可以防止一些施暴人变本加厉地报复、虐待受害人，使施暴者得到法律的严惩，避免使一些隐蔽的家庭暴力犯罪得到放纵，从而得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受害者权益。

总之，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群策群力，运用多种形式加以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的幸福安定，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第5篇

摘要：当前，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因为家庭暴力而离婚的占了15%-20%。家庭暴力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并且逐渐成为危害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但经法院查证后，能够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却很少。通过调查和认真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是受害人自身、社会层面、立法及审判实践方面共同做用的结果。鉴于此通过比较国内外关于家庭暴力的不同界定标准，笔者认为要解决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认定难问题，就要运用举证责任转移、优势证据规则，并辅之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协助当事人取证等方法提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保护弱势群体，构建和谐司法社会。

关键词：控制本质、举证责任转移、优势证据规则

一、目前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认定现状

2013年2月3日，备受关注的李阳离婚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宣判。法院认定李阳家庭暴力行为成立，同时判决李阳向李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这起案件中李阳的行为被认定为家庭暴力，除了李金提交的报警记录、调解备忘录等证据之外，最重要的就在于当事人李阳曾公开在微博上道过歉，也曾在媒体上公开承认家暴的存在。而在离婚案件的实际审理中家庭暴力的认定率是非常低的。

以江苏某地级市某区法院为例，该院20__年共审理件离婚案件547件，93件案件女方当事人主张曾遭受家庭暴力，但是仅2件案件当事人获法院支持，在93个当事人中占2.5%。另据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调研还发现．自20__年以来．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普遍不到10％．有的基层法院甚至自今无一认定或少有认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如此之低，问题到底在哪里?

二、家庭暴力认定率低的原因分析

一是受害人自身。家庭暴力案件存在"举证难"问题。受害人自己不愿意承认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外人很少能够了解。一般人的观念中，家庭暴力属于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受害妇女顾面[文秘站:]子，为了维护自己和家庭包括家人的面子，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都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受害者受到一定的威胁，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不敢轻易将现状向外人诉说。还有受害者心软，往往会被施暴者的言语和行动所打动，在别人的劝说和诸多的劝说下不计前嫌，甚至对施暴者没有太多的惩罚和责怪。这样，直接导致家庭暴力案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举证难"问题。因为受害人在遭受暴力时没有收集、保留证据的法律意识，或根本不知道在适当的时间内到相关部门做司法鉴定，无法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这样，导致施暴者的行为越演越烈。

二是社会层面。家庭暴力案件存在"救助难"问题。首先，知情人员不愿为受害人出庭作证。家庭暴力涉及当事人隐私，往往知道情况的邻居或直系亲属不愿意作证，有的是打不破情面，有的是害怕报复。其次，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提供帮助少。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对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委会、村委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予以制止。同时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者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但现实中，当受害人向居委会、村委会反映情况时，很难得到的帮助。到派出所反映时，民警也往往认为是这是家务事，拒绝干预，或轻描淡写地对受害人予以劝慰，对待家庭暴力的求助态度消极，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致使暴力不断升级。

三是意识层面。公众及整个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本质认识存在不足。

（一）未能揭示家庭暴力的控制本质。

国内外多学科研究发现，加害人实施暴力的动机与目的，是为了控制受害人，以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霸主"地位。

表面上看，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形形，各不相同，但在这一切表面原因的背后，加害人强烈的控制欲望，是引发家庭暴力唯一的、也是共同的动机。不管是伤害受害人，还是当着受害人的面自虐或自杀，不管是不是同意分手，还是为了达到分手目的，都是为了让受害人顺着自己的指挥棒转。长期以来，我们把家庭暴力归入家庭纠纷的范围之内。但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的区别。"纠纷"指争执的事情，即双方因为某件事各执己见，不肯相让。纠纷双方或一方也许会感到愤怒和无奈，但一般不会有暴力，也不会感到恐惧，因为双方是平等的，不涉及一方要控制另一方的问题。家庭暴力则不然。家庭暴力是一方未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而才去的暴力手段。"控制"的意思是使某事或某人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即双方地位不平等，一方处于占有、管理、或受影响的地位，另一方处于被占有、被管理、或受影响的地位。在离婚诉讼中，这种控制表现为加害人认为受害人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需服从自己的一切意指，稍有违背就拳打脚踢、恶语相向，甚至出现受害人就是加害人的出气筒，没有理由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思想中那种"家长制"，"妻以夫为纲"的余毒思想在一些加害人脑中的残留。但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暴力都是控制手段。家庭暴力成为加害人控制受害人的有效手段，原因之一室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了解，误以为这只是夫妻纠纷，从而容忍甚至助长了这种行为。

（二）、未能涵盖其他重要控制手段。

根据联合国有关文件、国内外立法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和研究成果。家庭暴力除身体暴力外，还有性暴力、心理折磨和经济制约这三中类型。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是加害人使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受害人产生恐惧、无助而屈服。而能使人屈服的，并不是只有身体暴力，性暴力、心理折磨和经济制约同样可以使受害人产生恐惧、屈辱和无助等心理反应，从而帮助加害人达到控制目的。

四是审判实践层面。离婚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一样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而这一规则使用忽视了此类案件不同于普通离婚案件的特点和规律。而且目前我国将家庭暴力行为作为侵权行为来处理，只是在《婚姻法》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理由和受害人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因此，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时，虽然适用的二十民事诉讼程序，但是对于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适用的却是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原告不仅要证明自己承受的伤害后果，还要证明其行为为被告所为，这对于受害人来说证明标准过高，实践中95%的案件受害人都无法证明。

三、国内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标准之比较

由于国情、民族传统、民众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家庭暴力概念的法律规定和理解不尽一致。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中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家庭暴力包括个人为了控制和支配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某种亲属关系中的另一个人所采取的任何暴力或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 有的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家庭暴力委员会对家庭暴力所下的定义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以及情感、性和经济暴力试图保持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利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在加拿大，家庭暴力概念被描述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新西兰1995年12月通过并于1996年7月起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范围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

国际上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主要出现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国际公约中。1993年11月25日，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联大第48／104号决议第2条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理解为包括但不仅限于：

(1)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

(2)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

(3)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第113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所下的定义中涉及到家庭暴力的表述为："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我国20__年4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一次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写入立法条文。但修正后的《婚姻法》仅原则性地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没有对"家庭暴力"进行界定。20__年l2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进一步界定了"家庭暴力"："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以及20__年全国妇联联合相关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都按《婚姻法解释(一)》的规定来界定家庭暴力。

从总体上讲，国外立法和国际条约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是较为宽泛的。不论是"家庭"所涉及的家庭形式、行为主体，还是"暴力"所包括的暴力类型、行为方式，国外的"家庭暴力"外延远远大于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和法规政策的规定。鉴于国外对家庭暴力已进行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加之新型的家庭形态以及诸多社会新情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界定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

四、解决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的几点建议。

鉴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要解决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认定难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对证据的认定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第一，此类案件应采用阶段性的举证责任程序，即适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第一阶段先由受害人对存在家庭暴力的相关证据进行举证，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此阶段，受害人必须提供加害人对其实施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证据材料。具体表现为：报警证明，照片，医院诊断书、鉴定书，向有关机关投诉的证明，亲属、同事、邻居、租住房的房东的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及加害人曾经书写的悔过书或保证书也可以作为证据材料提交。如果此阶段受害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就可能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第二阶段，由加害人针对受害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反驳，即证明责任转移给加害人。如果加害人否认侵害的事实，而无反证，则可以推定家庭暴力存在，这也符合诉讼证据较量原理。

第二，如果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举证有困难，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此类案件的证据材料主要表现为：相关资料被家庭暴力救助部门存档保存，比如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的处理记录；公共场合的视频摄像监控装置收集的资料，比如在有关单位、社区等公共场所的视频摄像监控装置的目标范围内所发生的家庭暴力；相关证人不出具证言又不能出庭作证，但声称"司法人员来调查可以为其证明的情况"等。这些情况，应该属于受害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实践中，经常出现法院接到当事人的申请不予调查的情形。目前，针对当事人的举证压力，人民法院应该强化依申请调取相关证据的职能，以弥补当事人较弱的诉讼能力的缺陷，体现司法为民的宗旨。

第三，此类案件应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对待离婚案件的家庭暴力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家庭暴力的特点和当事人的举证难度，只要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家庭暴力"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对原告提供的优势证据予以确认，以减少举证和认证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第四，对此类案件证据的审核认定，一方面要遵循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原则，即不能片面甚至"孤证定案"而主观臆断。实践中，针对受害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而证人又不出庭作证，法官应该依职权主动去核实证言，经审核后，如果和受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相吻合，并没有伪证的情况，即可认定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另一方面，要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实践中，受害人给亲戚、朋友、邻居、同事、提到被丈夫施暴的情况，其无法忍受性和真实性，应予考虑。特别是受害人既然能向公安机关报警，可考虑其问题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总之，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证据运用，应该以保护受暴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运用举证责任转移、优势证据规则，并辅之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协助当事人取证，在审理中全面、客观地评价证据，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分析证据的真实性，以构建和谐诉讼模式， 体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司法正义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国家庭暴力现象浅析》，作者：苏阳。

2、《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思考》，作者：罗花瑛

3、《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宣言》（1993）、《北京行动纲领》（1995）

4、《解析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举证难》，中顾法律网。

第6篇

本文从家庭暴力对婚姻关系，下一代成长的危害以及对法律实施，社会安定的影响几个方面论述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从社会观念，法律体系两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当前对家庭暴力救济的现状，进而从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司法救济三个角度论述了今后对家庭暴力救济的努力方向。重点在司法救济上进行了论述，力求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有一个全认识。

全国妇联2002年作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2.7亿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1]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暴力问题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应上升为国家应负的责任，然而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根据1993年联合国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宣言》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即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在司法解释中指出《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的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家庭暴力构成虐待。从而在我国立法上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确立，并对其后果进行了定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对家庭暴力救济的现状始终不尽人意，缺少可操作性，下面笔者仅以家庭暴力的危害性来谈一下加强救济的必要性以及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救济的现状，并结合实际对今后家庭暴力救济的努力方向进行一下粗浅的探讨。

一、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是在法律、道德、亲情的框架下形成的，而发生在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不仅侵犯的是法律的严肃性还有对维系家庭的纽带――亲情、爱情、道德进行的践踏，其危害性更强于普通的暴力犯罪。然而现状是不如人意的，“今天，欧美国家存在一种奇怪的规范，它使结婚证书变成了一张准予殴打和虐待的挈约，对妇女最暴力，最隐蔽的家庭暴力正成为‘悄悄的暴力’”[2]。

（一）家庭暴力严重危害婚姻关系

在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同时极易导致婚姻破裂和家庭解散。家庭本应是一个温馨的港湾，然而家庭暴力无论是身体暴力、性暴力还是冷暴力都会使家庭失去其应有的属性，使家庭处于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家庭的破裂，据司法调查家庭暴力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占离婚案件总数的50％－60％，而在2.7亿家庭中有30%不同程序的存在着家庭暴力，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暴力预防与制裁已是迫在眉捷的事了。

（二）家庭暴力严重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叱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的、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其心理和生理上必然受到很大伤害，大多患有恐惧、焦虑、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的心理障碍。长大后极可能因心理的不正常而形成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甚至仇视、报复社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被许多案件实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国家为了预防和制止对公民人身权利及合法利益的侵害而制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如《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治安处罚条例》等等。这些法律对惩治犯罪起到巨大的保障作用，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很大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未能正确实施这些法律，家庭暴力行为却往往被当作家庭内部矛盾纠纷对待，没有依法处置，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侵害者得不到应有制裁。这是对我国有法必依的法律原则相悖的不仅是对国家法律的一种公然的挑衅，也是对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规定的任意践踏和破坏。

（四）家庭暴力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由无数个家庭组成。家庭不和谐，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使家庭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为社会增添不安定的因素，甚至会刑事案件的发生，可以说家庭暴力如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遭受暴力者不能及时得到救济，不仅仅会影响家庭的安定，更会影响社会安定，甚至会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可以说女性“以暴制暴”案件中的报复行为大多是施暴者未能得到制裁而放任的惯性的施暴，遭受暴力者未能得到及时救济被逼无奈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下而采取的。

（五）家庭暴力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社会生存、发展的缔造者，而那些基本的身心健康都无法保障的受害者，又如何能全身心的投入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严重损伤了这部分人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二、对家庭暴力制裁的现状

（一）陈腐的观念仍是对家庭暴力制裁的症结性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很多权益受到侵犯时，一般的救济方式分为三种，即自力救济，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为妇女，老人与儿童，他们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要实现自力救济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对家庭暴力的救济多依赖于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但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是小事”、“清官难断家庭事”的陈腐观念不仅在老百姓心目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司法人员的观念中也始终存在，从而怠于行使对家庭暴力的救济义务，进而使解决家庭暴力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与“正式社会支持系统”都不能正常运转，使实施家庭暴力者未能得到应有的制裁，使遭受家庭暴力者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济，从而使这种的不安定因素长期沉淀形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成为刑事案件的诱因。

第7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第8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第9篇

关键词：大众传播 家庭暴力 女性刻板印象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上面的规定同时对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做了规定，对虐待的定义进行了扩张，有利于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二、大众传播对妇女家庭暴力防治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方面，随着近几年社会各界对妇女家庭暴力问题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立法被纳入到法律体系当中。相关媒体对于这些事情也是进行了相关跟踪报道，这无异于对施暴者有一定的威慑作用，通过对一些家庭暴力案例的及时报道，很好了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势头，有利于营造出社会“反家暴”的良好风气。此外，传媒通过对家庭伦理美德观念和社会意识进行广泛宣传，也让人们逐渐摒弃一些不正确的腐朽的思想道德观念，从而营造一种家庭和谐的氛围。

2、负面影响。一方面，大众传播中对女性刻板印象分析，男性的角色主要是职业角色，其职业范围是高层次的、广阔的，而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多为类似秘书或护士这样的传统职业形象。此外，在许多媒体形象中渗透着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另一方面，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媒体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程度有差别；以报刊为例，家庭暴力的报道以案例和纪实故事为主，分析报道尚缺乏深度；有的报道题目含混，反映着媒体对家庭暴力还存在模糊认识；对国内外反暴力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干预介绍较少。这些都为妇女家庭暴力防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三、建议

1、传媒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公民自觉遵法、守法。家庭暴力的影响不只涉及受害者个人，还会给社会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为此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尤其是人权宣传，教育公民树立人人平等的法律观念，使大家学会遵守法律并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同时通过人权宣传易于政府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做出努力，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措施、共同为维护良好的法制环境作贡献。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相关的宣传，加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关注。网站、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十分有感染力的传播媒介，要进一步提高大众传媒对家庭暴力问题报道的重视程度，同时以社会性别观念影响其报道视角，改善其报道质量。促动传媒向大众传播反家庭暴力意识，唤醒和凝聚反家庭暴力的社会能量。具体来说，媒体在报道家庭暴力时，需要把受害妇女作为有尊严的人，体会她们的处境，深入分析她们被困在暴力中的背后原因，如教育因素、社区文化，分析社会的两性标准、对受害女性的评价和对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家庭暴力的报道要使公众了解怎样有助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在寻求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时，不应只给妇女提要求，应更多地向社会舆论和有关社会机构、组织提出改进建议和要求。

2、摒弃大众传播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位女性形象，借此推动女性群体自身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是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效途径。家庭暴力除需求助法律外，女性必须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要做到敢于超越自己，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首先要大力宣传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在现代社会，教育越来越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担任社会公职，从事社会劳动的必要条件，文化素质偏低，不仅限制了妇女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能力和担任社会公职的广泛性，也使许多女性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持冷淡和消极的态度。她们往往不敢也不愿意同男性竞争，在家族中也往往处在被支配地位。

其次，要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由于文化素质低，妇女缺乏享有和行使权利的能力，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淡薄，以致有的妇女在家族中遭到歧视、虐待或残害时，也不懂得、不敢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向妇女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使妇女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培养女性的“四自”精神。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歧视，造成了妇女的弱者意识，依赖性大，自卑感强，缺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相当多的妇女没有意识到歧视是对她们的限制和人权的侵犯，反而认同传统观念，这在农村妇女和文化水平低的妇女别明显。这种精神上的束缚和困惑，压抑了妇女的才能和潜能的发挥。因此要大力培养妇女的“四自”精神，使她们充分认识到女性的优势，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敢于在竞争中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3、媒体应通过一些相关方面的报道强化妇联、立法部门等职能部门对妇女家庭暴力的认识，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反家庭暴力工作必须有法律的强制力作后盾，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严重，单靠妇联的说服、教育、调解等非强制手段已很难奏效，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的机关职能，是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保障。此外，还应该加大对一些非职能部门、社会工作者的宣传，推动非职能部门、社会工作者更好地介入随着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对家庭暴力方面的干预和介入将成为一种趋势和必然。家庭暴力受虐妇女作为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帮助受虐妇女脱离暴力的环境，重拾生活的信心，重新拥有幸福的生活应该是社会工作者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掌握科学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可对受虐者和施虐者提供多方面的协助。

参考文献

[1]孙璐.《论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的嬗变》.苏州大学,2004.

[2]张田.《媒介女性形象刻板印象之成因探微》.学术交流, 2009年05期.

[3]吴飞.《大众传媒的女性形象模式化》.新闻与写作.2007年04期.

[4]王国珍.《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3期.

[5] 焦少林.《家庭暴力的主体与特征》[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6]王丽君.《试论家庭暴力及其对策》[D]. 苏州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