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1篇

一．宪法原则性质与功能

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统一体和基础，是构成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宪法原则的性质表现在：一是价值性，即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国家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体系，指明宪法生活的基本方式；二是原理性，即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宪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由各种原理组成的集合体[1]；三是指导性，即宪法原则对整个宪法制度的运作过程起到指导功能，构成宪法制度统一的基础；四是多样性，即宪法生活的多样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宪法原则存在方式与功能的多样性。

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是指导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运行的过程和程序，使宪法发展具有统一的基础和依据。具体而言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表现在：提供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提供宪法国际化的事实和价值基础，使宪法在统一的理念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供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是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纠纷的准则；提供进行宪法解释与宪法判断的标准与认识论的工具；提供宪法价值社会化的基础与形式，使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感受宪法带来的利益等。宪法原则并不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则，其内涵由各种抽象的原理组成，有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二．宪法原则形式与分类

宪法原则作为对宪法制度运行过程进行指导的原理，其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在各国宪法学理论中宪法原则有不同的表述。宪法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宪法典中没有明文。如在美国，有的学者谈论宪法原则时认为，美国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分配，并从这一原则中派生出美国的另一项原则，即限权原则。[2]这三项原则实际上确立了美国宪法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理。在日本，国民、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是宪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把它描述为宪法的灵魂。在这些国家宪法原则主要通过宪法解释或具体的宪法判断过程得到说明和解释。[3]

第二种形式是在宪法典中具体规定宪法原则。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正文，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序言。采用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宪法原则的表述比较明确和统一，便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理解和解释。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宪法原则内涵的表述与宪法典规则之间会发生不吻合的现象，对具体的宪法解释设定不必要的范围。目前，在宪法典中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在具体规定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原理），代表性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宪法在序言中以直接或间接形式规定了国际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文化国家等原理。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典第一章中具体规定宪法基本原则。保加利亚宪法（1991年）第一章以24条的篇幅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1）规定国民原则，即国家的全部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2）明确规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3）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地位的确认，规定宪法是最高法，其他法均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的所有条款均直接有效等；（4）宣布保加利亚共和国是法制国家等。葡萄牙宪法（1982年）在宪法序言之后第一编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专门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共有11个条款。其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1）规定葡萄牙共和国为民主的法制国家；（2）规定国民原则，即统一而不可分的属于人民，人民依照宪法规定行使，国家服从宪法，并且以民主化法制为基础；（3）国家实行单一制，并尊重地方政府的自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的民主分权；（4）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5）规定了国家的基本任务；（6）规定普选和政党的基本原则等。从规定基本原则的结构安排看，宪法原则在宪法序言和具体制度之间起到价值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保障宪法在运行过程中保持价值上的统一性。

三．宪法原则具体内容的分析

宪法原则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表述，但就其基本价值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从各国宪法结构和发展过程看，宪法原则主要由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组成。

（一） 民主原则

宪法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趋向首先是民主价值，以民主作为宪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国家的宪法以不同的形式确认了民主的意义与功能。毫无疑问，民主原理是宪法原理中的核心的概念，在宪法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主的概念经过历史的变迁已成为多样化的概念，其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又要保障少数人利益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少数人利益的保护又是民主原理的更为核心的概念。

在宪法制度的发展史上，从宪法理念角度对民主的概念进行分析始于1952年德国的判决。在政党解散的判决中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做出了解释，认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排除各种暴力或肆意性支配，是尊崇多数人意志，以国民自决、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这一秩序包括具体化的人权、生命权的尊重、国民、权力分立、政府的责任、行政的合法律性、司法权的独立、多党制与政党机会的平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宪法的基本内容与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离开民主主义价值，宪法体制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原则发挥重要的功能。首先，在宪法体系中民主主义提供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即创设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宪法所体现的民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形成与检验民意的基本途径是民主程序。特别是普遍实行代议制政体的背景下，民主原则直接构成宪法体系运作的指导性原理和基础。其次，民主原则为宪法体系中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提供规则与途径。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是各种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的，以公开、平等为基本规则的民主原则保持了政治的理性与正当性，并赋予宪法广泛的合理性基础。再次，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起到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表现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使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参与政治过程，发挥相互制约的功能。第四，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获得自我矫正的机会与途径，使民主的价值得到健康的发展。民主在宪法体系中既有积极的功能，同时也存在消极的功能。按照传统民主主义理论，多数人统治是正当的，多数人意志一般情况下是理性的。但宪法体系中的民主并不以是否代表多数人意志为判断理性的唯一依据，维护少数人意志的理性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内涵。如发生多数人意志出现非理性时，宪法体系能够有效地消除多数民主所带来的弊端。

在宪法体系中多数决获得正当性的根据主要在：一是多数的数的优位或事实势力的优位成为多数决正当性或效力的根据；二是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作出合理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从经济民主主义观点看，利益的极大化成为正当性的基础；四是从自由的观点看，自由价值有可能提供正当性基础；五是从现实生活看，多数决能够极大限度地保障政治的平等与和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一方面为宪法的发展提供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在宪法体系中获得矫正其弊端的制度保障。

各国宪法在其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以民主价值的维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民主的意义。作为政治原理的民主主义在宪法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主要有：宪法普遍规定国民原则，确立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与机制，规定直接与间接参与形式；国家统治正当化的基础与少数人利益的宪法保障机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多数决原则与具体运用规则；宪法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选举制度的原则与运用等。可以说，宪法制度的所有内容与民主价值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宪法制度的出发点。

（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和概括的治国原理，是一种法的统治形式，已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现代社会法治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知识体系，既要反映人类追求的法治理论，同时也要反映人权保障的实践要求。1959年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法治的报告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法治理想的综合性的反映，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如下法治原则：（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各种条件。不但要承认公民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还需要建立为充分发展个性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3）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德里宣言》提出的法治“集中表现了全面正义的法治要求”[4]可见，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其中，保障人权又是现代法治本质的内涵。成熟的法治是人权价值普遍受到尊重的理想状态。人权和自由是“法治理想最高最广的发展阶段，它们超出了纯法律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经济和哲学的领域”[5]法治作为普遍尊重人权的一种制度，反映社会变迁的要求，具有浓厚的文化基础。

法治是历史的概念，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但无论社会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法治所体现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是不变的。法治原理实际上构成现代国家的原理，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法治国家的概念。法治国家概念本质上是与宪法秩序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概念，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实现为基本内容的法治国家理念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到了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需要从宪法规范角度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国家的活动应限于人的自由保护领域等。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到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基础，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都是市民社会中法治起到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materieller rechtsstaat）.实质法治国家重视国家的形式与实质，同时保障合法性与正当性，力求协调法和法律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建立社会共同体和平生活的环境，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理念的变化，法治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法治国家的实质内容，成为区分于一般法律国家概念的价值体系，重视法律内容和目的，建立了以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法治概念。

法治国家原理在宪法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体现理念的宪法秩序。宪法体系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形成政治统一体价值，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具体通过法治主义的实质要素与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得到体现。[6]

法治主义实质要素包括：1。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障。根据的一般原理，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构成人权的核心内容。各国宪法无论是否在宪法典上规定人的尊严问题，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它是建立宪法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2。自由价值。法治国家的 自由价值通过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同时也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价值。3。平等价值。在宪法体系中平等是人的基本要求和存在方式，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宪法体系是在平衡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的牺牲可以保障平等价值。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权作为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约束力。总之，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维护是法治主义实质内容的基本要素，同时构成宪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治主义形式（制度性）要素包括：1。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法治国家各种要素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法的最高性（primat des rechts）。[7]他在解释法的最高性时提出，法的最高性并不意味着以法律规定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在法治国家中也存在不必通过法律调整的领域，但一旦对某些领域以法律作出规定后，应保持其优位的地位，使法律具有正当性与稳定性。在宪法体系中，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宪法优位要求一切国家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都受宪法的约束，不得侵犯宪法规则。即使以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也不得限制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法律优位是指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国家行为应优先于其他国家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切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按照克纳德的解释，法律是以民意为基础的，是依民主的、政治意志形成方法制定的，法律优位实际上是实施法律的合理化与自由保障作为前提的。2。人权保障价值。法治国家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在宪法体系中人权价值是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而得到体现的，并不独立构成宪法原则。如果把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作为相互独立原则加以界定，有可能在论述与逻辑上遇到相互重复或不一致的现象。人权的宪法保障既包括宪法体系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包括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在现代宪法体系中的人权一般具有两重性，即作为主观公权的基本权利和作为客观宪法秩序的基本权利，每一种权利通常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形式或制度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是法治实质要素的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制度化，是宪法本体价值的载体。3。权力分立价值。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现代宪法体系中的权力分立的功能并不仅仅消极地限制国家权力，而是积极、主动地对国家权力职能进行分工，明确其职责范围和程序。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国家权力组织的合理化，制约与监督并不是权力分立的唯一内容与目标。此外，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还包括行政的合法性、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等不同领域。

四．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构成现代宪法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首先，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其次，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再次，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1] 宪法原则与宪法原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的高度概括，使之成为发展的基本规则。德国宪法学家卡兹认为，宪法原理是构成宪法秩序的基础与支柱，是“概括化的宪法”。在宪法典上明确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宪法原则不仅表现为一种原理，它同时表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原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宪法原理都表现为宪法原则。生活中存在的宪法原理通常通过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迁形式获得宪法原则的地位，有的表现为具体规则。一般公认的宪法原理有：人民思想、人权保障、权力分立、文化国家原理、和平主义原理、福利国家原理、社会或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等。在有些国家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也作为宪法原理。

[2] [美]杰罗姆。巴伦等：《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 我国宪法典也没有具体规定宪法原则，具体有哪些原则，具体原则的涵义等事项只能通过宪法解释逐步加以明确。宪法原则的统一解释与认识，对于宪法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宪法没有明确宪法原则的情况下，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宪法原则。如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中规定，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他法律或法规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何解释宪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在宪法典或宪法解释没有对宪法原则或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或说明的情况下，这种抽象性规定容易造成基本权利的侵害。

[4]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律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3页。

[5]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66页。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2篇

一．宪法原则性质与功能

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统一体和基础，是构成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宪法原则的性质表现在：一是价值性，即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国家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体系，指明宪法生活的基本方式；二是原理性，即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宪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由各种原理组成的集合体[1]；三是指导性，即宪法原则对整个宪法制度的运作过程起到指导功能，构成宪法制度统一的基础；四是多样性，即宪法生活的多样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宪法原则存在方式与功能的多样性。

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是指导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运行的过程和程序，使宪法发展具有统一的基础和依据。具体而言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表现在：提供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提供宪法国际化的事实和价值基础，使宪法在统一的理念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供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是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纠纷的准则；提供进行宪法解释与宪法判断的标准与认识论的工具；提供宪法价值社会化的基础与形式，使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感受宪法带来的利益等。宪法原则并不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则，其内涵由各种抽象的原理组成，有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二．宪法原则形式与分类

宪法原则作为对宪法制度运行过程进行指导的原理，其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在各国宪法学理论中宪法原则有不同的表述。宪法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宪法典中没有明文。如在美国，有的学者谈论宪法原则时认为，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分配，并从这一原则中派生出美国宪政的另一项原则，即限权原则。[2]这三项原则实际上确立了美国宪法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理。在日本，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是宪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把它描述为宪法的灵魂。在这些国家宪法原则主要通过宪法解释或具体的宪法判断过程得到说明和解释。[3]

第二种形式是在宪法典中具体规定宪法原则。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正文，有的国家规定在宪法序言。采用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宪法原则的表述比较明确和统一，便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理解和解释。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宪法原则内涵的表述与宪法典规则之间会发生不吻合的现象，对具体的宪法解释设定不必要的范围。目前，在宪法典中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在具体规定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原理），代表性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宪法在序言中以直接或间接形式规定了国际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文化国家等原理。有的国家是在宪法典第一章中具体规定宪法基本原则。保加利亚宪法（1991年）第一章以24条的篇幅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1）规定国民主权原则，即国家的全部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2）明确规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3）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地位的确认，规定宪法是最高法，其他法均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的所有条款均直接有效等；（4）宣布保加利亚共和国是法制国家等。葡萄牙宪法（1982年）在宪法序言之后第一编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专门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共有11个条款。其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1）规定葡萄牙共和国为民主的法制国家；（2）规定国民主权原则，即统一而不可分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依照宪法规定行使主权，国家服从宪法，并且以民主化法制为基础；（3）国家实行单一制，并尊重地方政府的自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的民主分权；（4）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5）规定了国家的基本任务；（6）规定普选和政党的基本原则等。从规定基本原则的结构安排看，宪法原则在宪法序言和具体制度之间起到价值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保障宪法在运行过程中保持价值上的统一性。

三．宪法原则具体内容的分析

宪法原则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表述，但就其基本价值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从各国宪法结构和发展过程看，宪法原则主要由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组成。

（一） 民主原则

宪法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价值趋向首先是民主价值，以民主作为宪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国家的宪法以不同的形式确认了民主的意义与功能。毫无疑问，民主原理是宪法原理中的核心的概念，在宪法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主的概念经过历史的变迁已成为多样化的概念，其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又要保障少数人利益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少数人利益的保护又是民主原理的更为核心的概念。

在宪法制度的发展史上，从宪法理念角度对民主的概念进行分析始于1952年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在政党解散的判决中宪法法院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做出了解释，认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排除各种暴力或肆意性支配，是尊崇多数人意志，以国民自决、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这一秩序包括具体化的人权、生命权的尊重、国民主权、权力分立、政府的责任、行政的合法律性、司法权的独立、多党制与政党机会的平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宪法的基本内容与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离开民主主义价值，宪法体制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原则发挥重要的功能。首先，在宪法体系中民主主义提供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即创设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宪法所体现的民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形成与检验民意的基本途径是民主程序。特别是普遍实行代议制政体的背景下，民主原则直接构成宪法体系运作的指导性原理和基础。其次，民主原则为宪法体系中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提供规则与途径。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是各种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的，以公开、平等为基本规则的民主原则保持了政治的理性与正当性，并赋予宪法广泛的合理性基础。再次，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起到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表现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使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参与政治过程，发挥相互制约的功能。第四，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获得自我矫正的机会与途径，使民主的价值得到健康的发展。民主在宪法体系中既有积极的功能，同时也存在消极的功能。按照传统民主主义理论，多数人统治是正当的，多数人意志一般情况下是理性的。但宪法体系中的民主并不以是否代表多数人意志为判断理性的唯一依据，维护少数人意志的理性是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内涵。如发生多数人意志出现非理性时，宪法体系能够有效地消除多数民主所带来的弊端。

在宪法体系中多数决获得正当性的根据主要在：一是多数的数的优位或事实势力的优位成为多数决正当性或效力的根据；二是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作出合理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从经济民主主义观点看，利益的极大化成为正当性的基础；四是从自由的观点看，自由价值有可能提供正当性基础；五是从现实生活看，多数决能够极大限度地保障政治的平等与和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一方面为宪法的发展提供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在宪法体系中获得矫正其弊端的制度保障。

各国宪法在其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以民主价值的维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民主的意义。作为政治原理的民主主义在宪法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主要有：宪法普遍规定国民主权原则，确立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与机制，规定直接与间接参与形式；国家统治正当化的基础与少数人利益的宪法保障机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多数决原则与具体运用规则；宪法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选举制度的原则与运用等。可以说，宪法制度的所有内容与民主价值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宪法制度的出发点。

（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和概括的治国原理，是一种法的统治形式，已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现代社会法治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知识体系，既要反映人类追求的法治理论，同时也要反映人权保障的实践要求。1959年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法治的报告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法治理想的综合性的反映，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如下法治原则：（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各种条件。不但要承认公民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还需要建立为充分发展个性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3）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德里宣言》提出的法治“集中表现了全面正义的法治要求”[4]可见，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其中，保障人权又是现代法治本质的内涵。成熟的法治是人权价值普遍受到尊重的理想状态。人权和自由是“法治理想最高最广的发展阶段，它们超出了纯法律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经济和哲学的领域”[5]法治作为普遍尊重人权的一种制度，反映社会变迁的要求，具有浓厚的文化基础。

法治是历史的概念，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但无论社会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法治所体现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是不变的。法治原理实际上构成现代国家的原理，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法治国家的概念。法治国家概念本质上是与宪法秩序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概念，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实现为基本内容的法治国家理念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到了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需要从宪法规范角度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国家的活动应限于人的自由保护领域等。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到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基础，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都是市民社会中法治起到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materieller Rechtsstaat）.实质法治国家重视国家的形式与实质，同时保障合法性与正当性，力求协调法和法律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建立社会共同体和平生活的环境，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宪政理念的变化，法治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法治国家的实质内容，成为区分于一般法律国家概念的价值体系，重视法律内容和目的，建立了以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法治概念。

法治国家原理在宪法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体现宪政理念的宪法秩序。宪法体系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形成政治统一体价值，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具体通过法治主义的实质要素与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得到体现。[6]

法治主义实质要素包括：1。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障。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构成人权的核心内容。各国宪法无论是否在宪法典上规定人的尊严问题，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它是建立宪法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2。自由价值。法治国家的 自由价值通过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同时也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价值。3。平等价值。在宪法体系中平等是人的基本要求和存在方式，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宪法体系是在平衡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的牺牲可以保障平等价值。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权作为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约束力。总之，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维护是法治主义实质内容的基本要素，同时构成宪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治主义形式（制度性）要素包括：1。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法治国家各种要素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法的最高性（Primat des Rechts）。[7]他在解释法的最高性时提出，法的最高性并不意味着以法律规定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在法治国家中也存在不必通过法律调整的领域，但一旦对某些领域以法律作出规定后，应保持其优位的地位，使法律具有正当性与稳定性。在宪法体系中，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宪法优位要求一切国家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都受宪法的约束，不得侵犯宪法规则。即使以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也不得限制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法律优位是指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国家行为应优先于其他国家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切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按照克纳德的解释，法律是以民意为基础的，是依民主的、政治意志形成方法制定的，法律优位实际上是实施法律的合理化与自由保障作为前提的。2。人权保障价值。法治国家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在宪法体系中人权价值是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而得到体现的，并不独立构成宪法原则。如果把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作为相互独立原则加以界定，有可能在论述与逻辑上遇到相互重复或不一致的现象。人权的宪法保障既包括宪法体系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包括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在现代宪法体系中的人权一般具有两重性，即作为主观公权的基本权利和作为客观宪法秩序的基本权利，每一种权利通常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形式或制度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是法治实质要素的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制度化，是宪法本体价值的载体。3。权力分立价值。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现代宪法体系中的权力分立的功能并不仅仅消极地限制国家权力，而是积极、主动地对国家权力职能进行分工，明确其职责范围和程序。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国家权力组织的合理化，制约与监督并不是权力分立的唯一内容与目标。此外，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还包括行政的合法性、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等不同领域。

四．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构成现代宪法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首先，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以国民主权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主权、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其次，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再次，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1] 宪法原则与宪法原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的高度概括，使之成为宪政发展的基本规则。德国宪法学家卡兹认为，宪法原理是构成宪法秩序的基础与支柱，是“概括化的宪法”。在宪法典上明确规定宪法原则的国家，宪法原则不仅表现为一种原理，它同时表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宪法原则体现了宪法原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宪法原理都表现为宪法原则。生活中存在的宪法原理通常通过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迁形式获得宪法原则的地位，有的表现为具体规则。一般公认的宪法原理有：人民主权思想、人权保障、权力分立、文化国家原理、和平主义原理、福利国家原理、社会或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等。在有些国家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也作为宪法原理。

[2] [美]杰罗姆。巴伦等：《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 我国宪法典也没有具体规定宪法原则，具体有哪些原则，具体原则的涵义等事项只能通过宪法解释逐步加以明确。宪法原则的统一解释与认识，对于宪法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宪法没有明确宪法原则的情况下，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宪法原则。如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中规定，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他法律或法规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何解释宪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在宪法典或宪法解释没有对宪法原则或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或说明的情况下，这种抽象性规定容易造成基本权利的侵害。

[4]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律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3页。

[5]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66页。

[6] 目前，我国的宪法学界对宪法原则有不同的表述与分类方法。代表性的分类是：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等。实际上，从宪法原则的基本内涵看，人权原则与权力制约原则并不是独立形态的原则，其价值已包含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作为法治的形式或实质要素而存在。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3篇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行政法研究以来，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名称就有30余种不同提法[1]（P107-108）。但这些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制度层面，侧重从制度层面构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强调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的制定、实施与运用方面的功能，而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展开探讨[2].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判定标准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表现为下列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具备法律性、特殊性、涵盖性和适用性[3]（P46）；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考虑原则的特殊性、普遍性、层次性、法律意义和表述上的规范性[4]（P46）；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标准必须是国家行政活动的所有环节遵循的原则，并且符合宪法原则和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要反映出一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对行政法作用的基本认识[5]（P31）；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具体考虑它是否确实贯穿于行政组织规范、行政行为规范和监督行政行为规范之中，是否贯穿于每个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是判断行政权行使是否合法与合理、检验执法和适法的标准[6]（P53-54）；第五种观点认为，在贯穿性、指导性的基础上增加三项标准：即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揭示出行政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唯一性[7]；第六种观点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有四项，即应当融入现代精神，应当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应当反映行政法的目的，应当是行政法中最高层次的规则[2]。

笔者认为，确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标准应从理论的高度来探讨。既要强调其特殊性，又要考虑其背景和法律价值；既要从制度层面上去提炼，又要从价值层面上去探究。确立标准应有三条：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法的基本价值和现代精神。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理性、秩序等都是法的基本价值。行政法有其特定的规范对象和制度内容，但其价值追求并没有特殊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充分体现法的基本价值，并将其融入到行政法律制度之中。

宪法与行政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现代行政法是各国宪法的具体化，是动态宪法，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与保障。现代是现代行政法生存与延续的基础，现代精神也直接影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综观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无不以其本国的原则为基础。

我们在探讨行政法基本原则时不能忽视行政法与宪法的关联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宪法原则，但行政法是在近现代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失去了宪法基础，行政法就无法存在。行政法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将精神在行政领域具体化。作为行政法精髓所在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最大可能地反映现代精神。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反映行政法的历史使命。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对社会权利的合理分配（偏于控权）以实现平衡，这真实反映出现代行政法——尤其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8].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与具体制度之间的桥梁，将对行政法的各个环节、各项行政法律制度的建立起指导作用，而这些行政法律制度又直接影响到行政法历史使命的实现。因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充分反映行政法的历史使命。

（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涵盖整个行政法体系的最高层次的规则。行政法应遵循的原则很多，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普遍性、涵盖性和统帅性。即使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将行政法律规范法典化，但这并不能否定行政法体系存在着具有普遍性、涵盖性和统帅性的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行政法基本原则既是隐藏在法律规范之后的思想浓缩，也是一条主线支撑着法律规范的整个体系”[9].因而，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行政法规中最高层次的规则。这种规则无论是已为法律所规定，还是深藏于法律条文之中，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原理都将对行政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以上标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应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整个体系以及全部运行机构中，统帅和指导具体行政规范的最稳定的核心，调整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最根本的准则，它体现了行政法的精髓，决定着行政法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效果等。

二、法治行政原则的基本含义

法治思想在各国行政中都是一个共同的理论源头。英国是最早制定近代宪法的国家，在19世纪确立了“法的支配”即“法治”（Ruleoflaw）原理。英国法学家A.V、戴西在《英宪精义》中阐述了法治原则的三个含义，即正式的法绝对优于专横权力；一切等级平等地服从司法法院形成或运用的普通法；宪法规范应通过普通法来实现个人的权利。在英国行政法上的法治原则一般具有以下涵义：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治原则不局限于合法性原则，还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具备有一定内容；法治原则表示法律的保护平等；法治原则表示法律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无所偏袒。其在英国行政法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越权无效”。美国受英国法治原则的影响，认为法治是美国行政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在美国，法治原则一般称为法律最高原则，也称“法律至上”原则，具体包含下列几个因素：（1）基本权利。法治原则要求在宪法中必须规定公民享有某些基本的权利，作为一切立法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2）正当的法律程序。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政府和官员不正当的侵犯，必须在程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3）保障法律权威的机构。广大的司法审查权力，是美国法治的核心内容，它使法律上的法治成为实际中的法治，包括反对不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力，要求法律本身必须受到审查，必须符合一个更高的标准[10].德国行政法理论与法治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产物，意思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即国家依法实现法治，所以也称“法治行政”或“法治政府”（governmentbylaw），后来发展为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合法性原则，包括法律至上和法律要件；二是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在合法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11]（P185-186）。“法治行政”是日本行政法的原则和基础。具体包含三项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政府的行政活动必须有国会制定的法律依据。二是法律优先原则，其基本内容是， 法高于行政，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三是司法救济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一切司法权归属于法院，法院具有行政纠纷的终裁权；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时，享有不可剥夺的获得法治救济的权利[11]（P237-238）。

各国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表述不同，但却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都体现了“法治主义”的精神，二是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发展，尤以德国传统行政法和日本明治宪法下的法治原则逐渐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转化表现突出。法治主义事实上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而得以发展，唯有“法治行政”才真正揭示了法治主义的实质，唯有实质主义法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

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其要义是以人民权力（利）制约、抗衡政府权力，而绝非相反。法治与“人治底下的法治”在本质上是殊异的，后者重视法制（LegalSysteen）而不讲RuleofLaw——实质上也仅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我国在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前，客观地说并无完整的法治理论，更无法治行政的实践。所以在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属于思想范围，是学者们在借鉴国外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法治走向的理性选择。

法治原则在建立法治国家中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其含义从各国来看不很确定。法治的形式和含义随各种法律而不同，但行政法是适用法治原则最主要的领域。作为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原则，法治行政原则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含义：即政府行政行为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政府行政行为应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政府遵守之法应为合乎理性之法；政府违法行政应负法律责任。

三、法治行政原则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综观行政法史，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发展脉络大致是：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立足于本土资源，笔者认为，法治行政原则应以“控权—平衡论”为其理论基础。

控制与平衡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社会现代化为二者在行政法内部的连结提供了共同基础。行政法应始终保持控权功能，有两个基本缘由：第一，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现代行政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作为权力运行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第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权力是实现权利不可或缺的，但它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况且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所以需要对权力进行控制[12].社会权利包括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则是行政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社会权利是社会利益的外观形式。行政法领域内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因各自扩张倾向导致的矛盾，外化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公共利益以个体利益为基础，实质上是个体利益社会标准下的有机组合，二者的同质性与同源性决定了二者必然体现为一种均衡。控权的视角与均衡的视角聚合便产生了控权—平衡论。即在认识现代行政权扩张的必要性、客观性与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又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背离法治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在行政法主体内合理分配社会权利，以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的平衡状态。控权—平衡论为现代行政法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即控权是实现平衡的手段，控权是平衡指导下的控权；平衡是控权的目标，平衡只有通过控权才能实现[8].控权—平衡论作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兼容了法治行政原则的内涵，旨在揭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并推动其实现，是法治行政原则建立的基础。

四、法治行政原则的特点

行政法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其内涵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据法律、职权与职责的统一五个方面[13]（P42-5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四项：即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14]（P44）。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并分解为三项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6]（P54-55）。二十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过30余条行政法基本原则，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原则。

笔者认为，法治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最为确切的表述，其有别于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如职权法定、法律至上、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职能分离，权责统一，遵循法定程序等，一般只强调了依照或根据法律，而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此不得而知。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来讲，单讲“依法行政”已不适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法治行政包含了“依法行政”的诸原则与内容，并以之为基础，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则比依法行政有了更高的理念与更现代化的内容。从实质上讲，“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代表了两种法治主义。用“法治行政”代表“依法行政”，其表面意义在于防止顾名思义的理解的产生，一则防止以法治理老百姓的曲解；二则防止超越法律位级的无效行政；三则防止作为口号式的滥用，如由“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类推下来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村”、“依法治厂”，还有“依法治水”、“依法治税”等等。其实质意义在于正确揭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即“法治”而非“法制”。从“依法行政”过渡到“法治行政”，是行政法治史上的一个飞跃，是人们对政府法治的要求从形式走向实质的标志。“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之争，实质上是“法制”与“法治”论战的延续。退一步来讲，如果说“依法行政”可以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原则，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只能是“法治行政”，而不能与行政管理的原则相混淆。

至于将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与法治原则并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是实现法治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包含在法治行政原则之中的应有之义，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原则，即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不能与法治原则并列同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行政法治原则，狭义的理解与依法行政原则一致，广义上的理解与法治行政原则相同。笔者认为，作为思想范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用“法治行政”来表述最为确切。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下，“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行政”，也应是国家建立“法治政府”的方略与目标，怎样实现法治行政，是建立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之所在。

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原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点。

（一）法治行政原则更可体现行政关系主体平等的特点。从法律地位来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行政权力行使者。依法执法与服法、守法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尤其是现代行政除了权力行政外，还逐渐强化了行政服务、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在法律地位上双方都是平等的。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与人员只能当被告，作为原告的公民或法人与其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从行政关系主体的地位看，依法行政强调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单方的职能行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所涵盖的应是包括行政关系主体双方权力和权利的行使和地位的体现。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治行政原则不是依法行政原则。

（二）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实现的特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代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利，从根本目的上也服务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行政权力在设定、目的及运行上充分实现这些权利，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至少主要有六项：即评判权、抵抗权、竞争权、选择权、知情权、协商权[15].行政相对人上述权利的实现应得到法律的保障，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应涵盖此内容，体现其精神。法治行政原则则体现了保障行政权力得到行使的同时，也要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

（三）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在我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提案权，可以说是享有部分立法程序性权力。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分别有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这在形式上虽仍属行政权范畴，实质上则是立法行为，立法权渗入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大势所趋。在我国司法权渗入行政权，表现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仲裁法，对某些行政纠纷加以裁决，带有准司法性质的职能。这样，分权由原来控制行政权力的主导思想，又注入了分工合作的因素，“依法行政”已不能涵盖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但其可以由“法治行政”体现出来。

（四）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多元化趋势的特点。现代行政权实际上在实行着既扩权又消权、放权，既限权、控权又参权、分权、还权的复杂演变[16].为了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充分运用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资源，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行政权分给非政府组织去行使，这样使部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过渡。为了体现现代法治行政的民主性，表示对行政的支持，公民和行政相对人直接“参政”，参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的某些具体决定。同时，将政府所“吞食”的社会权力与权利“还归”于社会。如把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社会中介组织行使。部分行政权还原为社会权力与权利，体现了现代行政权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即国家行政机关已不是惟一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其行政权部分地还归社会主体。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主体学方面的要求，是行政管理的一项原则，是以前“依法办事”的翻版和延续，而在当代社会行政权多元化趋势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行政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当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

总之，在建立法治国家历程中，展望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可谓任重道远。作为贯穿行政法全部、体现行政法内在要求的基本原则，应该从根本上摈弃“人治”观念，这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用“法治行政”来表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妥切的，且它对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研究和实践将有着重大意义，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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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4篇

【关键词】私法自治；意思自由；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利益 

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民法的基础本质和特征，是民事行为的规范与价值判断标准。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有平等原则、公平原则、私法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而平等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中最基础的一项原则，就像是民法的支柱、根基，民法就是其支撑起来的高楼，没有平等原则作为支柱、根基，也就无所谓民法这座高楼；但是，私法自治原则才是民法的核心，是它活的灵魂。私法自治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中最为主要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基础原则。私法自治原则最主要的实现方式是由于民事行为和合同的方式实现。它作为私法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更多的体现出了平等、自由、独立等人权自由的私法精神。它保障了私人的权益，激发了社会民众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最大限度的追求跟人利益的时候也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因为私法自治原则不仅是民法的理论基石，还是自由经济体制的一种理论表现，也是民法中的部门法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我们应当重视私法自治原则的内涵，并致力于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关于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功能和限制问题的分析 

私法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私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因为私法自治原则在各种制度上都有体现。例如，有物权法上叫所有权自由、继承法上叫遗嘱自由、合同法上叫合同自由。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私法自治原则的重要意义。民法作为私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一门法律，而公法是调整公共政治生活的法律。因此，他们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也不尽相同。公法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由国家意志所决定的，那么，民法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就是私法自治原则。私法自治也叫意思自治，是指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志，原则上国家不得干预。但当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纠纷通过相互之间协商不能解决时，国家公权力可出面解决。私法自治的核心，就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纠纷。但是，在目前社会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因为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出于对消费者、劳动者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要适度的限制私法自治；2、私法自治的功能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之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当时，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废除公司的特许主义，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处分权。私法自治原则在所有私法关系中都适用，特别是在财产法律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用私法自治的法律手段，将劳动与资本引至能产生最大利益的领域；3、当前社会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私法自治原则的内涵是自由、平等，但是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当事人之间达到自由平等从而去进行竞争也是有一定阻碍的。例如，一个劳动者，如何能与雇主以一种平等主体的身份去进行磋商劳动环境、劳动报酬等。因此，在这些不平等的条件下，即使是私法自治原则，也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为处于不平等条件下的民事主体予以保护，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就民法本身而言，对私法自治原则也设置有诸多的限制规定。例如，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无效，以限制私法自治原则被滥用。 

二、关于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内的适用问题 

就私法自治原则而言，其本身就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民法最核心的原则。对于民法来说，私法自治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最重要的理论原则。1、从民法总论部分来分析私法自治原则的适用问题。20世纪后期，我国民法已逐步确立了私权平等、私权神圣的法律思想。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一条把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些立法精神，都体现出了私权神圣的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在我国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有：第一是所有权的自由，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所有权人可以对其所有物自由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第二是结社自由，即是市民有组织社团的自由；第三是遗嘱自由，自然人有接受遗嘱的自由，反之，也有放弃的自由；最后就是契约自由，也就是合同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缔结合同；2、针对物权法部分研究私法自治原则的适用。物权法定原则其实质上是物权创设问题的一种强制，是与私法自治原则的自由、平等理论所不同的。但是，也并不是说物权法定原则就没有自由了，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自由的创设民事权利和义务，享有使用、支配权利的自由，自由的选择解决争议的方法，这些方面，体现出其与私法自治原则有一定的联系；3、从私法内部来分析私法自治原则对民事主体的影响。私法自治是调整私人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而自治就是其最根本的特征。私法自治的意义在于，即是在私法领域里，只要法律允许，当事人没有违背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意志就能够在他们之间产生法律效力，使他们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也应该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表达予以尊重，不能随意干预。

三、纵观当前社会来分析私法自治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 

1、私法自治有利于分解国家司法权力，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公权力独断专行。国家权力均衡，才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特别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私法自治原则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合同法就是私法自治原则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体现。合同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交换，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发展越快，对合同的依赖性就越强，合同的作用也就越明显。而合同，也就对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约束；第二，私法自治原则对于解决合同纠纷也是有很大作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在私法自治领域内都是平等的，都要遵循私法自治原则。而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大大的减轻了法院的负担，有解决了民事纠纷，既经济又实惠，对争议的解决还增强了效率。并且，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尊重和适用当事人自由意志选择的法律审理案件，简单明了，简便有益，对解决民事纠纷非常实用，大大的减轻了办案难度，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2、私法自治有利于维护当前的社会平等、自由，调节社会的效率。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分析。第一，私法自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意思自治想符合且有利于实现其所追求的价值目的。私法自治有权以自己的意志自由的实施私法行为，国家公权力或者是其他人不得随意干预。私法自治主要是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和他们出于其意志的选择，依据他们的选择而进行法律行为。私法自治原则重视对人的尊重、关心，并赋予私人自由的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使利益最大化的得到实现，通过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第二，私法自治原则有利于使确定性和灵活性达到和谐统一。现代冲突法学说突出强调法律灵活性的适用问题，注重保护个人利益与弱者的权益。但是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兼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因此，要寻求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公平，其实现工具就要具有灵活性的冲突规范。 

总之，一直以来我国的私法自治都相对的欠缺，又因为我国在一段时间内长期盛行着计划经济，所以私法自治原则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在我国的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并且不完善。基于私法自治的重大作用，为了我国立法的长远发展，我国更加应该重视强调私法自治原则。 

参考文献：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5篇

[关键词]宪法原则； 民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25：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5-0032-06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当然，在艰苦的探索实践中，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把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而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则是宪法原则。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都说明，这两者在宪法原则基础上的统一，实质上就是建设的问题。所以，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但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区别，而且也不同于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搞的新民主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社会主义与一般的又有着共同的本质特点。在现代的各国中，那些以一种反映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为依据而形成的政治体制，一般地被称之为“”，而在现代世界上。大多数的体制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那么，的实质是什么呢?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这就是说，也可以称之为“民主”，所以，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在宪法原则基础上统一的产物，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水平的一个根本标志。可见。所谓法治意识，核心内容是宪法意识，而宪法意识则是由我们对宪法性质、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而形成的一种法治观念。

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状况来看，宪法是一个国家中最高权力机关创制的，因此，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同时，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权力的根本分配原则，这就决定了宪法是其他各种法律法规的立法根据，是一种“母法”，所以，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各个权力机关和公民个人行为规范的根本法律依据，所以，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尊严。这样，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与其他的一切法律法规相比，具有至上的地位。

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步形成了关于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意识，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各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中，长期以来是人治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或者是单纯的政治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比如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宪法观念是很淡漠的，甚至不知道“宪法”为何物，而那些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甚至是当地领导人的指示、讲话等等，才是他们的“尚方宝剑”。这样，一些部门和它们的个别领导人就常常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出现了某些明显“违宪”的言论和行为。

我们指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可以不执行，也不是说领导人的指示、讲话没有价值，而是说不能把它们放在宪法之上，必须使它们与宪法原则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最困难的任务是人们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真正由人治的思维方式(也包括一些人的单纯政治思维方式)转变为法治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一谈到治国、行政这样的大事情，许多人都几乎是本能地把目光集中到文件、政策、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等上面去了，比较少地考虑到法律，而尤其不去研究宪法。所以，如果是由于政策、法令、文件、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等违背宪法或者法律，而使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就坚持宪法地位至上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法治观念，即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决议、文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指示，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决议、章程等等，都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必须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

宪法地位至上，这在法治社会中是常识，但是，许多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恰恰由于缺乏这样的宪法意识，我们常常是在这样的常识问题上犯错误。我们这里所说的宪法意识，它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即本文所称的“宪法原则”)。所谓宪法原则，是指一定文本的宪法所规定的或者确认的基本原则、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它体现了立宪者的根本意志、利益和要求，因此，它确定了宪法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以及立法活动的根本指导方针，而最重要的是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法律确定。宪法原则一般是以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是，它对认识宪法的意义和贯彻宪法精神，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体制、文化传统背景下所产生的宪法，以及不同类型的宪法，宪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可能会有区别；但是，从现代社会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宪法原则是有共同本质特征的。这里，我们是从我国的实际法律环境出发，以我国现行宪法为对象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二

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各民主体制国家中的宪法，一个首要的特点是强调法治，因此，实行法治便成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实践证明，贯彻这个宪法原则，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是不可缺少的保障。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民主，对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权力腐败这方面，是有效的；尽管民主本身也会有某种缺陷，人们仍然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是，在某些国家或者某些历史时期，人民的民利却常常可能得不到保障，甚至被剥夺了民利，民主制度名存实亡。那么，由什么来保障民主制度呢?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越来越证明了一个真理：必须通过民主的法制化，即建立起一种法治社会，这样，民主才能得到保障。而这恰恰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通过宪法确立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从的形成中也可以看出。民主政治与现代法治是本身两个不可分割的基石。现代世界的政

治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离开了法治，民主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同样地，法治如果不与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样的法治也必然是很脆弱的。所以，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科学地认识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质。

对于什么是“法治”的问题，目前大多数法学著作中已经谈得比较多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早而且比较完整地给法治原则下定义的是英国学者戴雪，他的定义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灭一切特权。他提出的这个法治原则，主要倾向是限制政府权力，维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后来的各国学者对戴雪关于法治的定义虽然不断有所修正，但是，他提出的反对一切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则仍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现代法治原则的本质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各国的宪法中，几乎都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文，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法治的基础决定的。宪法的这个法治原则，来源于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宪法的形成历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特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彻底贯彻人人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这一原则。这就决定了现代各个民主政体国家中宪法原则的这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一特点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也得到了充分而准确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还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通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来实现的，而它的基本要求则是反对一切特权，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与上述的内容相联系的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原则一般地都包含着“司法独立”这样的实质性内容。按照近代西方的法治观念，司法独立是以对法律价值的普遍性认识为前提的，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求司法人员只从属于法律，在党派上持中立而独立于官方命令，从而能够在人民中间及人民和政府中间公平执行法律。自以来，“司法独立”一直是民主政治势力所追求的宪法原则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是为民主而奋斗的；这其中包括了对司法独立的不懈追求。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贯彻司法独立这一宪法原则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各种干扰，“”中所谓的“砸烂公检法”。则是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这一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国的现行宪法的规定中。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宪法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及其实践，虽然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有区别，带有中国的政治特色，但是从总体上看，已经纳入到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轨道上去了。

上述的这些内容，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与一般法治原则的共同特点。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形成了一些反映中国国情的特殊内容。由此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内容。那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呢?简单地概括说。这就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1999年正式载入宪法的“依法治国”这一重要理念。那么，“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一般地说，这里所说的“法”，首先是宪法，所以，从根本上说，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对此，同志概括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个概括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本质特点。无论是从一般法治的共同特征来看，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点来看，法治原则都是与传统的人治原则相对立的。所以，要真正贯彻作为宪法原则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克服形形的人治观念。

应当承认，在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有实权的机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中，法治观念仍然比较淡漠，人治意识还是相当顽固的。比如，在相当多的单位里那些“委员会”或者“全委会”几乎是形同虚设，常常还是所谓“一把手”个人说了算，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是取决于“首长”的个人意志。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行政首长负责制，而是说决不能把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是由于领导者个人决策的随意性而破坏决策的法定程序，或者是以所谓“领导批示”等方式干扰司法独立。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有些部门往往是用所谓的“领导集体决定”来对抗宪法和法律，这明显地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情况说明。要坚持以宪法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原则，必须通过各种努力来不断清除人治观念的影响。实践证明。克服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的过程，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三

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通常所说的人民原则，也可以概括为现代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关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的规定。关于国家权力来源的规定，对国家权力最高监督主体的规定。关于宪法本质特征所体现出的这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反映得很充分也很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进一步规定了人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全称判断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人民是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主体，而体现人民作为唯一的、最高权力主体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不存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与人民平行甚至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主体；也不存在与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或者甚至是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宪法原则――人民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明确规定。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这个人民民主原则或者人民原则，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做过深刻的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可以看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结构中，本质的东西、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或者也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是手段或条件。所以，在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时，尽管各种内容都谈得很全面，而如果没有谈“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质内容，那就说明他基本上还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也说明，“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宪法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灵魂。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的宪法原则，人民原则除了对国家权力主体的界定外，还要进一步规定最高权力主体对各个权力实体的授权关系。从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我国的所有权力实体，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它们的权力归根到底都来自人民的授予，所以，它们都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同时，作为行政机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和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它们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它们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任何权力机关的权力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人民，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所有的权力机关都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是作为宪法原则的人民民主原则或者人民原则的实质。我们常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部好的宪法，也是不可能有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

四

近代以来各国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权力的易于垄断，使权力的运行失去控制和监督，而失去控制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西方各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权力在分立中实行互相制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原则，或者称之为权力制约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是通过“三权分立”来体现的。西方各国的政治生活说明，作为宪法原则的权力制约原则及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法治保障。

社会主义宪法虽然没有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明确规定，但是，它对权力运行规则的确定，也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因为，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它的宪法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中权力结构的最高法律规定，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内权力分配的最高原则，这样就形成了对国内各种权力实体的制约机制。这种情况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中也有明确的反映。根据宪法的规定，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国家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的。这就是说，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着直接的权力制约关系。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律规定，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近代政治发展的经验一再说明，没有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是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是通过授权和分权的方式，形成一种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基本民主政治原则的实现的。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理顺它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应该承认，建国后至结束这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严重教训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最重要的是，结束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在党和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已经开始建立起良性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这方面的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依法执政”理念和体制的逐渐形成和完善上。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会议公报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概括，在新时期的法治建设中是有先导作用的。很显然，这对克服长期以来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等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其次，在和宪法中强调作为现代法治观念核心的宪法意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写入。同年。五届五次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活动的法律限制问题。

再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后，1999年九届二次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列为宪法第5条的第l款。在确定了“依法治国”方略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执政”的理念。

前面已经说过，“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就是“依宪执政”，而“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这是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的明确规定，实质上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对执政党领导权的一种权力制约，是对宪法原则的深刻体现。而执政理念上的这一重大进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是与时俱进的，在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党政治中，这是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的特殊国情说明，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把党的领导问题解决好了，那就会使我们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一大步。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开创性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自然免不了要出现一些历史的曲折；但是，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我国的政治变革已经纳入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去了。

五

作为宪法原则的那些重要规定，诸如实行法治、确定人民在国家中的最高权力主体地位、为防止权力的垄断而强调必须完善权力制约机制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切实保障社会成员，即公民――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这实质上也就是近代以来的人权

问题。事实证明，人权问题，既是个民主政治问题，也是个法治问题，因此，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以来的民主性质的宪法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作为一条根本的宪法原则。

就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形成历史来看，它们都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的一个总结，或者是吸取了反对专制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历史教训。比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再如近代各民主政体国家的一些宪法。则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订的《联合国》，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国际人权》等内容。这样，一般宪法的基本原则，都包括了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当然，各国宪法对人权概念及其内涵的表述，也因各国不同国情而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无论是如何表述的，实质内容都是相同的，即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近代意义上的人权原则，已经成为各民主政体国家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当然，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文化、政治背景，对人权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东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甚至长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国民主政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和各地区的政府和人民对人权原则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并且逐渐地把人权问题纳入到各自的宪法或基本法中了。人权原则纳入宪法，不仅表明了世界范围内文明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使宪法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因为，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应该“包括一些全世界都信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而人权就是这种世界公认的普遍价值观。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我国宪法对人权规范的规定，以及相应地对人权原则地位的确定，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终于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这是中国人新的文明觉醒的一个重要历史标志。这个事实说明，人权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宪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6篇

摘要：无论是传统私法，还是现代私法，意思自治原则一直是各国私法制度尤其是合同法赖以建立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被奉为神圣的、不可动摇的法律准则。作为私法鲜活精灵的意思自治对促进现代民法制度的构筑和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产生有着哲学方面、经济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基础。它与其他民法原则一起，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关键词：意思自治 私法 理论基础

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推动现代民法制度的建立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对意思自治的基础来源有着不完整的认识，本文意在通过意思自治含义的描述来分析意思自治理论的哲学、经济和社会基础。强调在我国当下，应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发展但也要抑制过度发展意思自治，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一、意思自治的产生 

首先从意思自治的含义看。意思自治产生于西方市民社会现实景况之中，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观念基础上，它起始于罗马法中的诺称契约，法国契约自由思想体现了它的成长，而它最终的成熟则是在德国法，德国法中的法律行为是其成熟的最好的体现，被大陆法各国民法典所采用。根据学界学者的统一观点，私法精神的核心便是意思自治。民法的一系列原则以及具体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法的意思自治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基于意思自治理念才使民法得以确立了权利法、人法的性质，于是乎民法就被打上“人文主义”的烙印。例如，民法的任意性规范的立法构成以及民法的开放性体系特征。私法数千年而不绝的传统也因此而绵延不绝。 

那么什么是意思自治？根据西方的“意思自治”学说的观点，“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有权依其意志进行自由的选择，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负责。18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采用，到了20世纪,这个学说事实上已为世界所公认。 

张俊浩老师对意思自治理论的论断是：“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以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意思自治从积极层面来说，是自主参与与自主选择。从消极层面上说包括自己责任和过失责任”。①然而，董安老师对意思自治的表述是我国民法学界较早的了，他认为：“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对意思自治问题往往存而不论”。李开国先生对意思自治的论述与张俊浩老师的类似，表述为：“意思自治是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其基本含义包括意志自由与自己责任两个方面”。②也有学者指出：我们把人的行为自由（如订立合同的自由或设立遗嘱的自由等）称为意思自治。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③ 

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通过对意思自治原则不同角度进行规定，从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笔者认为意思自治的含义可以总结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私法为当事人的民事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意思自治法律原则鼓励人们自由地为民事行为并通过行为发展自己，在不违背私法原则的前提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意思自治的体现有三：一是实施行为必须是自己自愿的行为；二是实施的行为必须由自己负责；三是他优先于法律。 

其次，意思自治的发展简史看。罗马法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起源。罗马，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古代奴隶社会，也只有数量有限的市民享有私权这一特权；进入中世纪后，迫于来自世俗和教会势力的重重压制，完全的私法主体仅限于封建君主，中世纪教会法把“意思”作为逻辑上统一说明权利义务得丧变更的出发点；人类进入契约社会以后，私法自治原则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到来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打破封建枷锁，使得私权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20世纪的法律社会化的出发点仍然是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种基本的出发点实质上是对前期立法偏颇的一种矫正，表明意思自治原则的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民主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中予以规定了意思自治或者规定了意思自治的一些内容，从立法上确立了其在我国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二、意思自治的理论基础 

首先，意思自治的哲学基础——生而自由

[1] [2] [3] 

文章屋在线编辑整理本文。

、生而平等。 

生于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席卷整个欧洲，而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奠定了现代契约自由的真正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针对的是天主教神学统治倡导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以及封建的等级制度，它提倡人应当从神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从而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④ 

综上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思想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哲学基础源泉，但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是理性的，他们不可能依据哲学层面上的基础就去立法，编纂指导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法律，他们的立法活动需要更多的依据，因而，意思自治之所以为立法者所考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原因。 

其次，意思自治的经济基础——自由经济理念。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法国确立与世纪，而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因而意思自治原则确立为私法的基本原则是与法国当时的经济关系分不开的，他直接体现了自由经济的要求。 

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而在这种场合下，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对其产生影响、进行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虽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但是却真实的达到的目的。然而实践发现，更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往往是在非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⑥ 

理论上的经济自由学说为意思自治在私法上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恰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政治的又或者是市民的立法,均都仅仅只显示和记录了经济关系的要求。”⑦ 

  　再次，意思自治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 

意思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市民社会是以契约性关系为网络组合而成的社会系统为基本的结构，而连接契约当事人的便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给市民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⑧ 

自治组织、商品经济、文化整合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而作为西方市民社会基本理念的则主要是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也为私法中的意思自治以及公私法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自治成为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形成于市民社会。因此，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是法律特别是私法的沃土”便是源于此说。 

三、结语 

人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能独立的思考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每个人要想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就需要有意思自治。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一个人也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意思自治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而发展到现在，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的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的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 

我国的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很容易偏离甚至是违背意思自治思想，从而也使得民法规范的效力基础受到质疑。在我国现实情况的拘束下，首先应当做的便是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特别是在私法效力的认识上更应如此。在立法中应突出意思自治作为私法效力基础，强调意思自治在民法立法与民法中的地位。 

总之，意思自治原则应该成为我国私法的基本原则。当然，无论实在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界，并不存在任何毫无限制的意思自治,绝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法领域更是不存在的。因此对意思自治原则也应进行适当限制。正确利用意思自治原则，培养市民社会观念，从而更好的、真正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注释： 

 

①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第版，第-页。 

②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年月版，第页。 

③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第期(总第期)。 

⑤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第期(总第期)。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7篇

【关键词】行政法治原则 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 演进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行政法治原则的概念和内涵界定

原则在拉丁文中有起源、基础、开始等含义，在英语中也有相近之意，原则相比于规则具有基础性、稳定性的特点，作为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它不仅贯穿于作为规则直接载体的具体规范中，而且指导着法的制定，规范着法的运行。它既高高在上，统领规则，又低入尘土，甘做基石。法律原则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道德的体现，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者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依据或出发点”①。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原则未设定特定的实施状态，不与具体的权利义务挂钩，它能够广泛地覆盖法律领域，在基础之上进行根本性地调节和规制，其抽象性也意味着需要与具体的法律规则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基本原则又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法的具体规则和原则的宣示和确立需要通过成文法，是有具体条文可寻的，而基本原则通常是以观念、法理性思想存在于立法者和国民的意识中，其外在表达则要借助于法律人的概括归纳和法律作品的承载阐释。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②，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属于“基础性规范”，行政法上的具体规则和更细的原则皆产生于此，是它的具体表现。此外，它还具有一个特性，即调整和指导整个行政领域，不仅包括执法活动，还包括立法活动。以基本原则的姿态立足于行政法之中，行政法治原则随着时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开放的、高涵盖体系，其内容不断充实和增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

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可以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运行和监督三个角度来概括：

首先，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角度来看，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职权法定，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行政主体管理行政事务、行使权力的来源必须是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行政法治的第一要求是行政必须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相应的，作为行政行为主要依据的法规和规章，必须牢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不得僭越。

其次，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运行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行政权的行使不可逾越法律，法律对公权力的运行具有绝对有效的拘束力；第二，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正当合理，既要符合信赖保护原则，即行政主体应当保持诚信，不能随意变更自己的行为，背离先前的承诺，无论这一行为或承诺是负担性的，还是授益性的。要坚持比例原则，实施的行政行为需要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的利益保护，将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三，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程序正当；第四，行政权的行使需要坚持权责一致，法律授予的职权不得放弃，否则就是失职、不履行义务、不作为，应当承担责任。

最后，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监督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法律监督，即对于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异议，认为损害相对人利益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获得救济；第二，内部监督，即行政主体内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纠正下级行政主体的行为，也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的各项行为予以监督和指导；第三，社会监督，包括媒体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团体监督等。

市场经济背景下行政法治原则的适应性演进

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包括法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共同讨论与关注与公共领域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正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及的，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③。

政府干预的理论起点在于，市场经济的公平自由竞争并不是万能的，当供求、商品与服务等要素出现异常或偏离时，市场的自我调节会十分无力，此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干预，其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尤其是在限制垄断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同时在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福利事业方面，更需要政府加以调节，以确保高效有力。

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权威有力的行政权力在提高效率、有力调控的同时，会产生滥用的可能，政府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腐败、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保障政府干预的适度和稳定，必须将权力的运行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为其指定范围的就是法律。“即由法律为政府行为确定规则、圈定尺度，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而为，行政法治乃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行政法治能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法律秩序，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可持续性创造活动。”④

要使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有效融为一体，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特色。市场经济是从多个角度丰富和发展契约精神的制度，如能将契约理念引入到行政法之中，则会使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得到更大的拓展，也为行政法治原则更好地适应转型社会的复杂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路。

契约精神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第一，独立与平等，即缔结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存在强制、逼迫或者服从的关系；第二，意思自治，即理性的双方在合意的基础上缔结契约，并有权利选择与谁、何时、何地签订与结束契约，就特定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约定；第三，互利互惠，即契约是一种协作的产物，目的是解决双方各自需要，如果缺乏互利精神，契约就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契约所体现的平等、自由的精神，既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必需，又可以为行政法治原则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动力，对契约精神的解读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寻找制度管理的新路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行政法治原则正在也应当向着以下几个方向演进，以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理论困境与实务难题：

第一，将平等之观念融入到行政合同之中。行政合同在目前转型期大量出现，但在理论上我国始终对其存在争议，为应对实际中不断发生的行政合同争议，应当更多的纳入契约精神，而非意味机械刻板地坚持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契约的平等意味着双方都有维护自身权益之权利，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只接受行政主体作为被告，对于相对人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中违约的行为，不提供诉讼上的救济。从长远来看，行政诉讼对行政合同也将全面放开，不仅受案范围需要扩大，也急需解决只有行政主体能够成为被告的问题。在控制公权力的过程中，摒弃机械和死板，平等也意味着对行政主体的保护。

第二，将自由之理念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相对人的参与和配合，也离不开对相对人的考虑和尊重。双向的互动才能促成公众参与，过去流于形式的听证活动、大众用沉默而非质询表达失望等现象，需要通过行政法治原则的演进和转变进行调整，需要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进程。

第三，将诚信之理念与信赖保护相结合。政府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首先需要尊重和保护公民已有之权益，法治国家的法律被视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契约，更强大的一方更需要加强和重视对契约的遵守。信任虽然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却存在着有形的力量。转型社会时期，大量的政府部门无视相对人的权益、违法撤销相对人已有之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根除，才能保证法治的正常运行。

依法治国语境下的行政法治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因此，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追求和信仰。一个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社会的兴衰。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整理和分析公众对某一公共政策的意见。因此，经济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都关注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度等问题。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上层建筑启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给我国带来社会转型的尝试，更带来了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行政法治原则作为一项行政权力运行的准则，由此被大众所关注。在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信仰，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在社会运行的各领域，如政府管理、文化发展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稳定可靠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这就是法治。党的十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要让法治充分地被人民信仰起来，化法治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强大动力。法治的灵魂在于法的执行力，良法是善法的前提，而善法则在于有法必依。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任重而道远。这既离不开激励、教导、惩戒和监督，也离不开人民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和信仰。只有人民心目中信仰法治，社会规则中浸透法治，法治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法治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一个社会形成法治精神，社会中的人民形成对法治的追求和信仰，并不需要作为成文法的法律条文多么的严格缜密，也不在于社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透彻深刻的理解领悟，而在于人民的观念和平时的行为有没有法治的意识、精神和观念指导。

第二，依法治国、保障人权，重在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人民生活的幸福需要有物质和文化的充裕和富有，但更取决于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法律之于人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人权从应然权利明确到法定权利，并赋予其国家意志的属性从而进行周全的保护。作为法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与法治是不可分离、唇齿相依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的法治是虚伪的法治，而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公平正义也是虚幻的假象。所以，要想保障人权，实现公正，唯有依靠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重要的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因为这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更是其中的突出方面。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法治观念的不断形成，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自觉依法办事的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以言代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是不断出现。如果要做到切实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基本政治权利不受到公权力或特权的非法侵害，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思想，缺少法治传统的历史积淀。传统的全能集权式的政府治理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法治理念转变即将面临挑战和机遇，行政法治原则在政府行政时的完全应用任重而道远。运用行政法治原则保障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非法侵害，需要一个完备且操作性强的理论作为指导。当前在我国，学界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研究尚未完善和系统化，为了实现对行政权更规范的控制，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应该是系统的和立体的，应该同时在实体和程序上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控制。

第三，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行政法治原则需要做到的一大突破是：将“法治”的界限予以扩大，实现从形式上的法治到实质上的法治之突破。法治的应有之义是政府的一切行为皆有法可依，但在当前，社会的渐进变革给法治带来许多难题，对于法律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法律适用难题，不宜太过形式主义与机械化。法律作为一种被应用的制度，既要避免被束之高阁，又要避免被僵硬性地理解与适用。让法律使行政陷入瘫痪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被视为基本原则的行政法治不应当走向极端。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的问题。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消极适用法律，而是根据社会与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适时、高效、合法的应对。自由裁量是现代社会所必须，防止自由裁量的滥用是法治的要求，如何促进自由裁量的充分行使又防止其滥用，就是依法治国语境下行政法治原则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历史就是强化自由裁量权与控制自由裁量权两种此消彼长的历史。⑤此外，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结构实际上已然成为了一个‘风险网络体’，人类面对的风险呈现出日益增加而且愈加复杂等特点”。⑥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规避因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范围的广泛以及对自由权滥用的可能而引发的风险，都成为了依法治国语境下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对行政合理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如何处理其中的“均衡”问题，需要智慧和胆识。

结语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谋划了崭新的篇章，只有把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机结合，坚定信念，深刻理解，积极投身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行政法治原则指引我们在通往法治的路上不断探索，法治的理想鼓励我们不断审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既要从法律的品性、社会的阶段来讨论法治，更要从实际出发，探索我国法治自身的生长逻辑和建设方略。

（作者为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向本阳：“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规则诉求”，《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③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④胡肖华，徐靖：“创新与突破―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法治原则嬗变”，《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⑤袁曙宏：《行政处罚法的创设、实施和救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8篇

关键词：基本原则；内涵；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91-02

一、正确理解民法领域的几对范畴

要准确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含义，就必须联系民法的原理，原则和规则来加以区分。如对原则一词的词义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或拉丁语中，原则的核心意思都是根本准则。原理是原则的上位，原则是规则的上位，这样看来从原理到规则的概念外延是由大到小，依次递减。如，民法自治属于民法原理，即民法的根本原则，平等、公平、诚信等属于民法原则，即民法的基本原则。下面着重阐述民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具体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含义与区别。

1.三者的概念

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知名学者李开国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根本要求，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2]。虽然他们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的灵魂，它是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根本规则，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民事法律具体规范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它将填补漏洞，从而克服法律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所谓民法的具体原则，是指在民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规则，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展现。比如，公平原则在合同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等价有偿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而在侵权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公平责任原则，完全损害赔偿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

民法的法律规则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民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即法律学界通常所说的民法法律规范。

2.三者的异同

民法的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一样，不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但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相比，不具有基本原则那样的普遍性、最高命令性和高度抽象性。

民法的规则与基本原则相比，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指示人们在具体的情况下应当为什么、不应当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否则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也即规定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基本原则则不同，它并未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模式，也未指明法律后果。不过，法律规范是以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它将基本原则具体化，并将之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从而实现基本原则的命令性。正因为此，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总是先根据具体事实寻找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仅在无具体法律规范适用时由法官依据法律的具体原则、基本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谈民法的基本原则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指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或条件。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是任何国家研究民事法律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三要素出发，笔者认为任何国家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包含共性的三个基本原则，主体上是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在内容上是公平原则，在客体上是意思自治原则。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国民法有着其他国家民法共同的基本原则，也必然有不同的原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没有共同的基本原则，就不能称之为民法；没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也就谈不上中国民法。我国基于传统，非常强调国家政策的作用，把它作为法律补充原则。下面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角度谈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共性原则

1.民事主体平等原则

该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它是民法得以成为民法的前提和基础，是民法为私法的依据，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标志。平等原则在现行法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3条：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其次是《合同法》第3条：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平等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论其在民族、性别、年龄、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限制和剥夺。第二，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应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也不例外。第三，民事主体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第四，民事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

2.公平原则

公平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社会正义的表现之一，一个社会要做到公平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上，也就是说公平在于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行为与报偿相称。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起到净化社会环境，支撑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与公平有着天然的联系。法的产生必须以一定的公平观为依据，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法，是为了维护自己认为的公平关系，法是一定公平观的具体体现、标准，公平观是法的思想基础；而公平也离不开法律，一定的公平观，一定的公平关系只有体现为法律，才能得以实施和保障。《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合同法》第5条再次强调：“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3.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3]。意思自治原则又称自愿原则，是指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它具体体现为结社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方面。它是民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奠定了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基础地位，民法的主体制度就是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法律赋予并且保证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有行为能力制度。而法律行为和制度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展开，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工具和手段。

意思自治原则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它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做与不做，选择内容、相对人和行为方式，处分权利及救济方式。其二，它允许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此为民法的任意性调整方法，也就是说它不确定具体的行为准则来要求各个民事主体照此行事，而是划定一个界限和范围，允许民事主体在此范围内自由行事。其三，确定国家机关干预与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的合理界限，只要民事主体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家不得干预。

当然意思自治是有限制的，这就要求当事人在意思自治时要诚实信用。正基于此，有些学者把诚实信用当作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4]。而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又要求权利不得滥用，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反面规范[5]。总之，由意思自治原则我们可以引出诚实守信和权利不得滥用两个原则。

（二）个性原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民法也不可能穷尽民事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因而就需要有补充原则来弥补民法调整的空白。所以，我国把国家政策作为法律的补充渊源，即在法律没有规定时，民事活动应遵守国家政策。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社会价值

目前，举国上下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而民法基本原则为早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奠定法治基础。

首先，民法的平等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民法的平等原则，是对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最为集中的反映，也是对宪法赋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化。平等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民法的平等原则作为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平等原则要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之间无等级之分，必须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任何一方都没有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特权，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也应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权利保护上，任何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均受同等的法律保护。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氛围，才能避免和减少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其次，公平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可靠保障。公平最早是道德的范畴，但随着私有化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公平也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成为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民法作为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部门法，是法的公平价值和正义原则的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法律保障。而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其核心在于充分而公正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利益分配的公正最终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之目的。

最后，意思自治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自愿也即意思自治，它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项民法原则。这一原则对实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维护个人自由与尊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其法律内涵而言，是指民事主体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自主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自愿原则强调对主体权利与自由的尊重，阻止权力的不当干涉。这是构建美丽中国，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中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255.

[2]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1.

[3]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第9篇

不断总结和探索新形势下综治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新办法

明确任务，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综治工作

第一部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

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针。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1993年中央综治委、纪委、组织部、人事部、监察部五部委作出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若干《规定》。2001年，中共中央、国条院在总结十年综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以中央提出综治工作方针、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意见》为标志，我国综治工作经历了探索、成熟、发展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整套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殊重要性和地位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其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重要性。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加强（请登陆政法秘书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集中体现。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不开社会稳定这个基本前提，离开这一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造良好社会政治环境。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第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实质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工作路线、内容、手段和目的，均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和要求。因此，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坚持人民民主，必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社会治安问题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解决治安问题，必须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但是，单靠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能从源头上消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第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综合治理的许多工作，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治理工作搞好了，才能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夯实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

第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新形势下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客观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出现了“五个多样化”的巨大变化：经济所有制成分多样化，分配形式多样化，社会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因此，单靠政法、公安机关的力量，单靠计划经济条件下就治安管治安的老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齐抓共管，实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问题。

第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深化“严打”整治斗争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社会治安的总体稳定。但从“严打”整治的实践来看，单靠打击整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解决当前治安的突出问题，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大力加强社会防范工作，建立治安防范的长效工作机制，才能解决全县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二）综合治理工作的地位作用

一是历史地位：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长期坚持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正确方针。这是对综合治理工作的历史定位。

二是政策法律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和各级各部门关于加强综合治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原则，从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确定了综合治理的政策法律地位。

三是特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一”：即综合治理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综合治理必须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对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权制。这是其它别的工作所没有的特殊地位。

四是科学地位。即“四个体现”：综合治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点和系统工作方法；体现了矛盾的基本法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不同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维护社会治安必须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手段，平安是目的，群众满意是标准。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要求和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国家政权、杜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消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从源头上打击、预防和改造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综合治理摆上重要议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层层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狠抓落实，奖惩逗硬。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二）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三）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群防群治形成网络，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四）认真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不断加强治安防范工作的力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工作范围和原则

中央和省、市制定了综合治理工作的一系方针、政策和原则、措施，其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基本方针：“打防结合，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概括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

（二）工作范围：十二个字、六个方面：“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1、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的首要条件。必须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重点是围绕“破大案、追逃犯、打击团伙”，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暴力犯罪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活动，大力开展禁毒、禁赌、禁娼、禁黄、禁枪等专项斗争，认真抓好治安重点整治，坚决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2、防范。是维护治安秩序，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措施，要认真疏导调解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各种不稳定的隐患，防止矛盾激化。要以“人防、物防、技防”为重点，认真抓好城乡治安防范工作。要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动员军、警、民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组织协助人民警察搞好城乡治安联防。要认真按照省、市委的统一部署，以县为单位，健全八个体系、四级网络，全面抓好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要按照“谁受益，准出资”的原则，坚持财政拔一点，单位出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解决群防群治的经费保障问题。

3、教育。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根本在教育。要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虽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中小学校要坚持教书育人原则，认真坚持上好思想品德课和法制课，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抓好“双差生”的思想转化工作。社会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抓好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文化市场管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基层党政组织和公安派出所、司法行政组织要认真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4、管理。加强治安管理，是堵塞犯罪空隙，减少社会治安问题、维持良好治安秩序的重要手段。重点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租房、文化娱乐市场、集贸市场、首脑机关、特种行业和要害部位的治安管理，预防和减少各种违法犯罪。

5、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要认真加强公安派出所、法庭、法律服务所等基层政法单位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政法单位在治安防范的骨干作用。要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要建立健全各种治安防范制度，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抓好综合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6、改造。劳动改造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特殊工作。监狱、看守所、劳改劳教场所，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则，提高改造质量。司法、劳动、民政、公安等部门要积极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安置和帮教工作，企事业单位在招工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要一视同仁，不准歧视。

上述六个环节的工作，环环紧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形成一个有机制整体，不可偏废。

（三）基本方法。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教育、法律等多种方法，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

（四）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共有以下十大原则：

—一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综合治理工作必须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防范，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打击和防范两手抓、两手硬。并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到加强治安防范上来。

—一属地管理的原则。中央综治委九一年为此专门作出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的《规定》，共七条内容。这个原则规定在一个地区范围内，驻区单位无论级别多高，单位多大，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一律服从当地综治部门的管理。

—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适用于所有党政军部门和人民团体。

—一“抓系统、系统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要求综合治理不仅“块块”要抓，“条条”也要抓。“条条”综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发挥“条条”管人和管事相一致的优势，抓好本系统的综治工作；努力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一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原则。这是中央赋予综合治理的“尚方宝剑”，有四个文件出处：一是中央《决定》，二是中央五部委《若干规定》，三是中央综治委关于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规定》，四是2o01年14号文件。

—一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原则。中央五部委《若干规定》指出：各级党组织在考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政绩时，要认真考察他们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实绩。把综治工作总的责任落实到了党政一把手头上。并对发生影响稳定的重大问题的地区和单位领导实行责任追究制。

—一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过程，就是实行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过程。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原则，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定期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原则。要求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和隐患，实行定期排查调处。县一月排查调处一次，乡镇等基层单位半月排查调处一次，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目标管理的原则。这就是对诸多综合治理的任务，以确定目标责任制的形式来落实和考核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