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税收高增长；经济因素；估算
一、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税收高增长的原因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大实践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在税收增长原因问题的定性分析上，先后经历了“三因素论”、“多因素论以及“特殊因素论”。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对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测算，不仅能说明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还能为税制和征管因素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对于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贡献作用的估算，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贾康、刘尚希在论述税制改革基本趋向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提供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实证结果。金人庆等在总结税务部门工作成就时，也曾对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测算。郭庆旺采用了时间序列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相结合的面板数据模型，从增长弹性角度确认了gdp总量和结构变化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刘新利则通过经济分量与税收分量对应性的实证研究，分析确认了经济结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重大影响。乔宝云和王道树在对税收收入浮动率与税收收入弹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税制内在因素所决定的税收弹性进行了测算。原铁忠将产业结构变动与税负变动视为非经济因素，在分别测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并将其从税收增长中剔除后，提供了一组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测算结果。
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较为充分的定性分析又能详细说明估算方法和步骤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仍然比较少见。为此，本文在界定经济因素内涵及其与税基对应性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我国税收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特征，确定了相应的分析步骤和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作用进行估算。
二、经济因素的界定
在经济因素内涵的界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经济因索应该包括gdp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还有学者根据税基与各类经济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将经济因素细化为8个经济分量指标。应该说，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于经济因素贡献作用的分析。但总的来看，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测算方案和测算结果，因而还不能全面把握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格局。由于gdp的规模和结构变化问题，是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方面，因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首先从分析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人手。
(一)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分析
一般说来，流转税以商品和服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与市场交易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gdp核算方法要求无论是否有市场交易行为发生。对核算范围内的所有项目都要按市场价格计算。因而，在gdp与税基的对应性关系上，一方面，有些作为税基组成部分的经济量并不直接构成gdp的内容；另一方面，有些经济量是gdp的组成部分但却并不作为税基。
以gdp的组成部分是否可税为标准。可以将gdf划分为可税gdp与不可税gdp。可税gdp是指可以作为税收课税对象的gdp组成部分。不可税gdp主要指gdp核算中包括的未发生市场交易行为，却按市场交易价格计算的虚拟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1)居民自给性消费。常住居民自己生产并直接用于生活的产品消费，主要包括农村居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并用于消费的部分，属于收入法农业gdp核算中劳动者报酬中的实物报酬部分。(2)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房租。包括农村居民虚拟房租和城镇居民虚拟房租。这一部分实际上对应于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增加值核算中的居民自有住房折旧部分。(3)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存货投资”。由于存货产品不发生交易行为，尽管其中的原材料、燃料存货和各种储备物质在上一交易环节产生了销项税，同时也形成了当前所处生产环节的进项税，二者相互抵消后，可以认为没有提供税收。(4)公共部门固定资产虚拟折旧。
在可税gdp中，由一定时期具体税收制度决定的应予征税的gdp称为应税gdp。而在应税gdp当中，根据税收负担的不同，还有税收负担率较高的gdp和负担率较轻的gdp之分。因此，gdp结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应税gdp相对比重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应税gdp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属于gdp组成部分的税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存量资产的使用和转移行为。存量资产主要是以前年度gdp的累积，与当年gdp的相关性较小。这方面的税种主要有房产税、契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类税种。二是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三是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就是对特定行为的课税。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考虑到进口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而下面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支出法gdp的组成公式，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即净出口计入gdp。因而，进口额的大幅增长未必会引起gdp的大幅增长。而当前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口径为：
税收收入=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未进行退、抵、免处理的国内税收(不含农业税收)
从上面的公式中可以看到，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税收收入大致对应进口额以及gdp中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应税部分。据此，可以得到其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
经济税源=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进口额
从税收收入所对应的经济税源的涵盖范围看，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只是经济税源中的一部分。gdp总量的增长及其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应税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影响税收收入。而作为另一组成部分的进口额，与gdp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包含关系。
(二)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
从现阶段我国税制体系中税基构成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应包括：进口，gdp规模，gdp中二、三产业的结构，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的变化，二、三产业中内部行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效益水平变化等方面。但从数据可得性角度考虑，本文主要考虑前四个方面，而将其余几个方面在实证分析中予以补充说明。
三、估算方法
根据可获得的税收经济数据情况，本文确定了如下估算步骤：(1)首先分析进口对税收收入的影响；(2)将剔除掉进口环节税收后的税收收入分解为gdp规模，二、三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这三个方面；(3)利用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数据，分析得到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4)将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归总，得到主要经济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综合分析表，结合本文对经济因素涵盖范围的选择，对经济因素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归纳。
(一)进口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不构成gdp的直接组成部分，因而进口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容易分解。将本年进口环节税收增长额在当年税收增长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用于衡量进口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作用。
(二)规模及其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作用的估算方法
由于进口额并不直接作为gdp的组成部分，因而gdp规模和结构变动影响的主要是剔除进口税收后的国内税部分。为了对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估算，首先需要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相关计算公式进行适当分解，得到相应的计算式。为此，构建如下税收收入决定模型：
该模型只考虑经济中存在二、三产业，在经济总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每个产业的税收贡献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和税收负担率。
其中，t(n)为第n年的税收收入；g(n)为第n年的gdp；p2(n)为第n年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p3(n)为第n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t2(n)为第n年第二产业的税收负担率；t3(n)为第n年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
根据上面的公式，进一步给出第n+1年税收收人的计算公式：
根据第n年和第n+1年的税收收入计算公式，税收增长额为：
将相应的表达式代入进来，得到
其中，δt为税收增长额。
从上面的表达式中可以看到，gdp的规模、结构以及税收负担率都会引起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税收增长。根据本文对经济因素的界定，前两个方面是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为了分析得到这两方面因素影响税收增长的计算表达式，应对税收增长额的组成公式进行分解：
其中，δt1为gdp总量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t2为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税收增长；t3为其他因素导致二、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变化后引起的税收增长。
根据税收增长额的决定公式，从gdp规模和结构影响的角度看，税收增长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因素：第一，gdp规模的增长；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提高。下面对这三方面的计算公式进行具体分析。
1．gdp规模增长的影响。gdp规模增长的影响，是指在税收负担率不变的情况下，gdp规模扩大所引起的税收增长。这实际上是指税收收人与gdp同比例增长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2．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不考虑农业税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则意味着gdp进入到工商税制课征范围的比例提高了。在税制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单位gdp的税收贡献率，并在客观上起到加快税收增长的作用。其计算公式为：
3．其他因素导致的税收负担率的提高。最后一个方面是其他因素导致税收负担率提高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累进的税率结构、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加强征管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其计算公式为：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
在二、三产业增加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发生变化，也会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应税gdp相对扩大的规模乘以上一年度的税收负担率，就可以得到其影响税收收入的数额。据此，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对税收的影响=当年gdp×(上一年度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一当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上一年度单位gdp的税收负担率。
四、实证分析
根据基本分析步骤和估算方法，对主要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按照如下顺序予以估算。
(一)进口环节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在不考虑进口环节税收增收中征管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进口环节税收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相对容易衡量。对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部分直接对进口环节税收的增收作用予以实证分析。
(二)应税gdp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计算公式，为了计算gdp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首先应得到它们的税收负担率。
利用前面得到的估算方法，将gdp规模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税收负担率提高这三方面因素的税收贡献计算并列示于表2中。
(三)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及其影响的估算
根据前面的分析，二、三产业中的不可税gdp主要包括居民居住虚拟消费、存货投资以及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折旧这三个部分。这些项目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会提高当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并对税收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根据已经得到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关数据资料，对这一因素的影响计算如下：
(四)对主要经济因素影响作用的综合分析
为了对各类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将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予以综合，以概括和总结它们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见表4、表5。
通过对表4、表5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海关代征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9—2000年；另一个阶段是2002～2005年。在这两个阶段中，海关代征两税对税收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一年发生在1999年，贡献率达到了37.48％。1997-2005年期间，海关代征两税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为15.62％。
第二，gdp规模增长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大致保持在41.7％-70.56％之间。1997-2005年期间总的影响约为55.57％。其贡献率较低的年份为1999、2000和2001。事实上，这也正是税收增长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几年。
第三，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在1997年达到了最高值10.19％。随后的几年中影响作用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3％以上。但在2004年，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生了逆转，成为了减收的因素。这应当是2004年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所致。1997～2005年期间，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4.01％。
第四，不可税gdp比重下降，在1997、1998、1999、2000、2005这五年中，对税收的快速增长产生了较大的作用。但在2001年却起到了减收的作用。在2002—2004这随后的三年中，又成为了减收的因素。1997－2004年期间，二、三产业中不可税gdp比重变动，其对税收增长总的影响约为2.76％。总的来看，二、三产业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对税收增长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从表5中可以看到，除了个别年份以外，本文所考虑的四个主要经济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介于72.3％和90.6％之间。1997－2005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总贡献约为78％。但在管理因素被公认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1998年，四类主要经济因素的贡献约为84％，管理因素与政策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仅为16％，似乎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出入。这一结果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部门当年强调的1000亿增收量，是在没有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计算得到的。如果包括国有企业所得税，1998年税务部门税收收入增收额将下降为867.5亿元。二是由于本文在对经济因素的界定中，并未包括经济因素的所有方面，故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未被虑及的经济性因素实际发生减收作用，从而对管理因素的增收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
五、结 语
本文在澄清了gdp与税收对应性关系的基础上，首先对经济因素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情况，设计出相应的估算方法，并根据相关数据资料计算得到了一些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结果。尽管从估算方法的角度看，本文还存在着诸如没有考虑利润率指标波动的影响，以及对进口因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等问题。但根据本文对四类因素估算的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1．在1997—2005年中，gdp规模因素在税收增长中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应该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增强。
2．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以及不可税gdp所占比重变化，在我国的税收增长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是我国经济转型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 税收分析； 税收预测； 税收政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05. 094
[中图分类号] F8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05- 0189- 02
税收分析预测是准确判断税收收入形势，及时发现征管中存在问题，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毋庸置疑，提升税收分析和预测水平已成为计统工作的当务之急。
1 加强税收与“三大因素”分析， 提高基层税收分析层次
税收分析是对税收的六大特征以及决定这些特征的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之间的宏观、微观、总量、结构、正向、逆向等6个方面的关系所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从目前来看，基层税收分析层次较低，大多停留在税收的特征分析的层面上，对税收与三大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更是浅尝辄止，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就数字论数字、就税收论税收，不能抓住税收发展的本质。
1.1 经济对税收的影响分析
在对税收总量与经济总量进行相关分析时，通常我们把经济总量理解为GDP规模，把经济结构理解为GDP结构，因此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定义为税收与GDP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来考查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和相关程度。当然，消费、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量、货币供应、价格水平对税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分析时也必须注意研究它们与税收之间的相关关系。
1.2 税收政策变动对税收的影响分析
税收政策对税收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在分析税收政策对税收影响时，对比基期的选择至关重要，通常是本年与上年比较，以确定税收政策对税收的影响，称之为环比。但这种分析方法无法观察较长时期内税收政策变动对税收的影响，因此可采用定基分析的方法，如把2014年作为对比基期，此后每一年都与2014年比较，这样2014年以后的每年政策影响都具有相同的对比时间基准。
1.3 征管力度大小对税收的影响分析
征管因素大小对税收的影响分析必须把握好3个方面的问题：
1.3.1 把握好两种性质征管因素的区别
根据征管对税收的作用，可以把征管因素分成两类：①持久性征管因素。比如类似"金税工程"使增值税的征管水平出现了质的提高，从而产生持久的增收效果；②一次性征管因素。如清理欠税收入或查补收入，这类因素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或者今年多明年少，不具有持久性。
1.3.2 把握好两种不同概念的衡量指标
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当持久性征管因素稳定时，它对税收总量有作用，而对税收增量没有影响；当持久性征管因素上升时，既对税收总量有影响，又使税收增量扩大，一般情况下，持久性征管因素不会使本年增量变为负值，增量为零，是征管水平稳定的量化表现。
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年收入不能建立在去年的基数上，只有在本年因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的税收总量超过去年的情况下，才会使本年税收增量扩大。如果这类因素使本年收入与上年持平，则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贡献是零；如果本年收入低于上年，则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贡献是负影响，一般情况下，一次性征管因素难以保证使本年增量扩大。增量为负，是一次性因素影响收入经常的表现，也是正常的表现。
1.3.3 把握好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通常说的“税收增收”是以逐年环比计算得出的，和税收政策变动对税收的影响的量化分析一样，计算征管因素对税收的影响也可以采取定基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征管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税收增收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因素之所以每年都能使全国税收增收，是因为经济本身是逐年增长的，而征管水平逐年提高是有困难的。
2 当前有效开展基层税收分析工作的途径
从税收工作的实践来看，基层税收分析与省、市局相比，层次相对较低，相当一部分税收分析工作仍处于低级状态，侧重于重点税源企业的分析掌控，就税谈税、从计划到计划、从数字到数字，而对于经济与税收关系的分析则是蜻蜒点水，分析内容比较单薄狭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于以下3点：①观念落后；②税收分析人员素质偏低；③尚未形成长期有效的税收分析管理机制。
欲提高基层税收收入分析水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收入管理理念，转变税收分析工作思路。要彻底改变传统的以计划完成情况为分析起点和终点的做法，将收入分析的重点切实转移到收入情况是否正常、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收入过程是否符合组织收入原则的要求上来，深刻揭示税收增减变化的内在原因，准确描述收入发展变化趋势，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组织收入工作和整体税收工作的顺利发展。
（2）坚持用“从经济到税收”的观点指导税收分析工作，抓住根本，加强宏观分析。要用“从经济到税收”的观点指导税收分析，熟悉和了解宏观经济全局，密切关注经济的运行趋势，掌握本地区经济发展动态和经济信息，学会吸收经济分析的有关成果运用于税收分析。
（3）严格管理，强化措施，建立税收分析工作的常效运行机制：①要加强考核税收分析岗位的工作责任；②建立税收收入分析档案；③以计统部门为中心，对内加强与税政、征管、税源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外加强与统计、计委、财政、地税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勾通与协调，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
（4）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改进和完善税收收入分析方法。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应强化实际应用，要重视利用网络系统建立税源分析系统、税收收入分析系统、预警系统，以及经济与税收动态数据库，使税收分析基础性工作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上一个新台阶。
（5） 强化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税收分析人员的业务素质。税收分析的水平往往取决于税收分析人员的水平，税收分析人员要具有乐于敬业、精于思考、勤于研究的工作精神，熟悉税收政策，了解经济社会和当地税收情况，懂得税收分析的方法，善于收集、积累和审核税收信息，学会使用税收分析系统软件以及具有相应的文字表述能力等。
3 提高基层税收预测水平的想法
相对于省、市两级而言，县、区级税收预测工作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原因在于：①税收总量较小，税源大户头疼感冒必然殃及税收全身；②税收与经济相关度较低。依据上述原因，对于基层税收收入预测，应综合宏观和微观、因素法和模型法等多种分析方法，各数据相互修正，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从目前来看，加强税收收入预测工作的精细化不失为一条提高税收收入预测水平的有效途径。
3.1 建立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制度的基本设想
把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作为考核组织税收收入工作的一项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税源管理部门和税收管理员身上。用实际入库数字对前期作出的判断进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纳入考核。凡预测准确程度达到规定比率的，给予加分奖励；反之，误差超出了规定比率的，则给予扣分考核。
3.2 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制度的优势
（1）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制度为提高税收预测水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通过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制度的实施，可以迫使税收管理员不仅要主动运用手头掌握的征管资料，还要主动深入企业掌握动态情况，再主动运用统计、分析、财务、税务学知识，得出科学的结论。
（2）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制度有效贯彻了税收收入管理理念和税收征管精细化管理理念，把整个税收征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运用税收收入预测准确率考核，不仅可以层层分解任务指标，使各个岗位有职有责，在奖罚分明的前提下使大家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进而把整个征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通过一个简单的考核，激活整个管理链，让原先死板生硬的征管资料鲜活起来，使税收收入管理和征收管理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促进税收工作全面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许艺.基于数据挖掘的零散税收预测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13.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税收收入能力 投入产出 行业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税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税收收入逐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2007年企业所得税征收入库8769.4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37.9%,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9.2%。但不同行业的其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工业企业所得税增长30.8%,商业企业所得税增长42.6%,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的企业所得税增长率分别为56%、49.8%和76.5%,建筑安装业企业所得税增长34.3%。
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企业所得税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的不平衡也形成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由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企业所得税税制的特点,“总部”经济特点造成总部集中的地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明显背离经济发展。
一般认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来源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能力。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增长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的应纳税额的增加。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分析时,如果能够对全国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获得全国企业应税收入的情况,就能够准确进行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的测算。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获得的数据情况,采用税收因素分析法,确定代用税基和标准化的税率,测算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
二、我国国内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现状及不足
国内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梁季提出提出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时应该采用因素法,通过选用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间关系来估测税收收入能力。她认为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因素有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和税收收入因素为直接因素,而利润为间接因素。在无法获取直接因素的情况下,采用直接因素分解为间接因素而对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她提出因素法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模型可以表示为:T=f(A),其中T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值,A为要素向量,其认为企业的毛利润是直接要素。由于梁季无法获得企业所得税税源的相关数据,其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未做实证分析,其选取的代用税基和研究模型也没有经过实证研究。
国内其他学者也在其他税收研究中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方法有所涉及。比较典型的有张伦俊在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一书中,针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提出了采用法定税基与代表性税率的估算方法,提出用GDP数据扣除工资、折旧、生产税净额得到利润总额作为企业所得税标准税基的基准值,同时对免税部分进行扣除,得到标准税基。同样,张伦俊并没有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的测算进行实证分析。
综合上述国内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的成果,国内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还处于研究的初期。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上存在困难,这些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基础方法和理论模型的探讨上。
三、企业税收收入能力估算方法分析
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看,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类型、行业等经济要素。而企业所得税税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表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还和税前列支项、优惠政策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相关。归纳起来,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直接因素有企业毛利率,间接因素有经济类型、行业、税前列支项、优惠政策、企业规模。同时,由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十分复杂,各种形式的扣除项目和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企业所得税直接计算十分困难。这决定了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进行测算主要适用税收因素法来进行。
在无法直接获取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测算的数据时,利用可以获取到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数据进行税收收入能力估测:
1.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模型的建立
(1)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测算模型-税收因素法基本模型:
f(SMij)=β0+f(βijDij)×f(GPRij) (1)
β0:截距;βij:虚拟变量系数;Dij:虚拟变量向量,表示i个行业经济类型和企业规模等虚拟变量所决定函数值;f(αijDij):因变量基数据的企业收入系数;GPRij:企业主营业务利润额。Dij是由行业、经济类型、所有制形式和企业规模共同决定的虚拟变量。
行业有三个取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如果数据样本条件量允许,也可以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对行业进行细分;经济类型可以分为:内资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企业规模有三个取值:大型、中型和小型。
(2)模型的简化:根据笔者样本数据为2002年至2006年所有上市公司利润表,并按上市公司的产业分类进行估算。对上述模型简化后得到:
SZij=β0+βijGPRij (2)
GPRij:第i产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SZij:第i产业企业所得税税收。
四、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的实证研究
1.样本数据来源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数据为样本数据。宏观数据来源于2002年～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2.估测步骤
(1)利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企业所得税税收和主营业务利润情况进行分析。
(2)对于企业数据按照产业分类进行分析研究。
(3)利用最小二乘法根据研究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确定税收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间的关系。
(4)利用投入产出表确定营业盈余与产业增加值(GDP)和净生产盈余间的数理关系。
(5)计算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
3.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
(1)采用2002年～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对不良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根据研究样本数据,适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估计结果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上市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具有高度相关性,并取得与预期一致的符号和较高的拟合优度:
第一产业模型方程拟合结果为:SZ1j=4520314.24+0.06GPRij(3)
其中R2=0.926,修正的R2=0.904,T检验值为28.76,F=
15.16,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第二产业模型方程拟合结果为:SZ2j=-20858714.73+0.15GPR2j(4)
其中R=0.9567,修正的R2=0.915,T检验值为315.11,F= 99291.8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第三产业模型方程拟合结果为:SZ3j=-43729296.59+0.235GPR3j(5)
其中R=0.9567,修正的R2=0.915,T检验值为117.16,F= 13725.67,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2)分行业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根据上述模型分析结果,如果能够获得全国企业的经营情况,利用上述模型对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在全国企业经营情况数据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使用代用税基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
代用税基的确定:对于行业,行业增加值的构成有V-added=CE+NTP+DFA+OS,其中V-added:行业增加值(Value-added);CE:劳动者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NTP:生产税净额(Net Taxes on Production);DFA:固定资产折旧(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OS:营业盈余(Operating Surplus)。
对于经营性企业有RMO=UNP-CMO,其中RMO:主营业务利润(Revenue from main operation);UNP: 主营业务收入(Undistributed profits);CMO:主营业务成本(Cost of main operation)。
主营业务成本=销售产品、商品和提供劳务的营业成本(商业或劳务)
=直接材料+直接工资(salaries payable)+其他直接支出+制造费用(工业)
根据两者定义有:
(6)
(7)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建立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与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的回归模型来计算分行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收比率。同时以我国行业增加值中生产税金及附加与营业盈余之和净生产盈余作为代用税基代入测算模型对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进行估测。
(3)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结果:根据2002年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间使用部分) 计算分行业的净生产盈余增加比值。对2002年～2006年采用同样的统一产出比例数值。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和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程度的计算结果见下表。
五、结论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其征收难度较大。企业所得税税收潜力一直是国内研究学者的难题。本文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测算方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首先,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需采用因素法来进行。
其次,实证结论表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和实际入库的税收收入间存在较大差异,其税收努力程度一般较低。
再次,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努力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说明近几年税务部门加大了企业所得税征管。
企业所得税税制复杂,扣除项和优惠政策较多,征收难度大。通过税收收入测算来衡量税收征管效果一直是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需要通过样本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笔者下一步将继续进行其余税种的税收收入能力,为建立完整的我国税收收入能力测算做点贡献。
参考文献:
[1]梁 季:中国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梁 朋:税收流失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孙 莉: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分析―兼议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7,(12):45～49
关键词:征管效率;因素分解;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3-0071-09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中国税收收入在1998-2006年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特殊因素、管理因素以及税款虚收因素(安体富,2002)。显然,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效率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连续多年出现超GDP增长,科学评估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于破解税收增长之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自从威廉・配第提出公平、简便、节省三条标准以后,国外学者对其研究逐步深入。Lotz等(1967)采用税率分析的统计结果来比较税收努力程度。Diamond等(1974)、Auerbach(1985)、Mohring(2007)分别对税收征管额外负担进行了分析。Kay等(1988)使用资源效用的Debreu系数来测度征税系统的无效率程度。Tanzi(1999)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并估算出税收流失的规模。Pascalis等(2006)提出对税收效率的测量应该不仅包括资金层面,也要覆盖诸多非效率问题,并构建税收乐观指数(TOI)来测定税收征管效率。国外研究构建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分析指标与框架,为国内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Ruggiero(1996)、Woodbury等(2003)、Afonso等(2006)将DEA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效率评价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
国内学者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和方法展开,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单纯的指数和成本收益比率法。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税收努力指数和征收成本率。税收努力指数是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的比率(Bahl,1988)。赵志耘等(2002)通过税收努力指数分析了它与税收比率的现实关系。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税种的征税“努力程度”,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成本因素,预期税收收入的估算难度较大。征收成本率是从税收征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税收征管效率(张培森等,2003),但是忽视了税收收益和机会成本。刘洋(2007)从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活动角度评价了我国现行所得税制的效率,但该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分析税收的社会效率。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现行“八率”(即:征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征期入库率、当期入库率、累计入库率、逾期申报罚款率、滞纳金加收率和税务登记增长率)评价指标体系,因多重目标在实际决策中可能存在冲突,难以均衡;倘若构建综合的指标,在确定权重时难免添加主观色彩。二是基于一些经典模型的实证分析。吕冰洋等(2006)利用1996-2004年经验数据,基于经典DEA和Malmquist指数的技术方法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状况。但是,经典DEA模型由于无法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分析结果上可能是有偏的;基于C2R模型的Malmquist指数也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技术方法存在改进空间。王德祥等(200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FA)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设定难免存在主观性;同时,虽然极力剔除地区经济、社会因素及随机冲击的影响,但是,该技术方法依然无法彻底解决“不公正”效率评估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进行传统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效率分析之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掉可能影响分析结论的外生因素,使税收征管效率分析更准确。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及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由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组成。步骤是:(1)运用经典DEA(本文采用C2R)原理,利用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评估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2)将所有松弛变量加总,包括无效投入部分和松弛部分。以各个投入项总松弛量作为因变量,所有外生因素为白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3)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实际投入调整,(N-1)个省份都将被“补上”因外部环境受益而“节省”的成本投入。(4)利用“公平环境”下的投入和产出项,运用Malmquist指数,重新进行效率评价,并进行决定因素分解分析。前三个步骤称为三阶段DEA,所以该方法合称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经典DEA一般应用于某个时点上的截面数据的效率评估与比较,它有三个不足:(1)无法进行动态效率的评估;(2)无法进行决定因素分解;(3)评估的效率值较为粗糙。针对第三个不足,我们用上述第二、三两个步骤来平整;针对第一个、第二个不足,我们引入Malmquist指数。这样,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加准确与深入。以下是具体论证过程。
经典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它借助于前沿生产函数,依据一定的标准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被评估的公共部门与该前沿面的差距就是它的效率。其优点在于,可以处理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情况,无需像参数法那样构建具体函数形式的生产前沿面,对投入、产出的项目无需进行单位的标准化,就能给出相对效率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忽略了不同项目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差异。这一缺陷导致效率评价的“不公性”,任何偏离效率前沿的“行为”均被看作是无效率的。在不同的评价基础上进行统一效率衡量,对那些环境优越的主体会有提高其效率评价得分的趋势,而给予外部环境“恶劣”主体的是不公正的评价。DEA效率得分可能低估或高估实际效率水平(Worthington,2000)。外部环境对效率评估往往有显著影响,如果不加以控制,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得分将有偏(Ruggiero,2000)。
针对这一缺陷,我们采用三阶段DEA-Tobit计量方法,修正外部环境变量造成的偏误。假定经典DEA得到初始的效率为θ,各项投入松弛量为input_s。现在将各项投入总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各项决策的外生环境作为解释变量,构建N个(N为投入项的个数)Tobit模型。况下依然有效(Ray,1997),因此,Malmquist生产指数可以通过三个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得到(Fire,
et al,1994),从而能够实现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动态生产效率分析与决定因素分解。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1997--2006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数据作为样本(由于大量数据缺失未被包括在内)。因此,本文的样本个数为300个。
我们以省级税收总收人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产出项,投入项则主要涉及税源基础、人员投入以及运转费用等,因此,在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投入项有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营业盈余比值、市场化指数和税务人员数量。GDP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总规模,对总税收规模具有重要作用;税源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比重越高,税收潜力越大;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可近似描述地区经济效益水平,对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自由度通常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正的影响(Lee,et al,1993),本文采用樊纲等(2006)计算的我国各省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税务人员数量是反映人力投入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在外生因素方面,我们主要考虑税务人员素质、税源分布状况以及各省份差异性等。税务人员素质是影响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因素。税源分布状况影响管理的规模效应,税源集中化程度越高,征管相对容易,成本相应越少,机构效率越高。考虑到地区差异性,我们将28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以西部地区为基点设定三个虚拟变量。这些对效率分析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分析之前,通过三阶段DEA予以剔除处理。各变量定义见表I,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2。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我们测算出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并根据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对投入项调整,最后完成Malmquist指数的求解及因素分解。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是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结果,报告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剖析影响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指数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报告的是C2R下税收征管效率值及各投入项的总松驰量。从表3可以看出,2006年,除中部和东部的少数省份外(山东最低,仅为56,85%),其他地区省份的征税效率得分一般较高。
表3列示的是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差异情况下的效率值,并在它的基础上测算出总的松弛量。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不能有效地反映真实效率。为此,表4报告的是剔除歪曲真实效率值的外在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在剔除外生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过程中,我们发现:税务人员素质几乎未能通过各年份统计检验,因此不是影响松弛量的重要因素,被舍掉;在去掉education后,虚拟变量u2和u3仍然无法通过检验,表明除了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因素差别并不明显,舍掉u2和u3后,模型基本状况得到较大改观,z值大多通过检验,Log likelihood值良好。
依据表4,我们调整投入项(数据太多,报告从略),并在此基础上得到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值。本文衡量的是各个省份在既定资源和经济状况下税收的征管效率问题,因此,在技术上,采用产出导向型测度。
图1是1998-2006年中国省级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效率变化趋势图,它反映的是税收征管平均各项效率指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变化百分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较大,在2001年度增长率将近150%,而在其前后两年中都为负的增长率,表明2001年可能是外部因素的瞬时冲击所致。
从图1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技术进步同TFP指数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2001年税收征管综合效率的超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样,技术进步在该年前后出现较大波动,表明其冲击的瞬时性。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为稳定,年度变化率都不超过50%,两者大致存在一个此高彼低的波动趋势。
表5是1998-2006年各省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变化率及其变动决定因素分解(平均值)。从表5可以看出,1998-2006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Malmquist指数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2.5%,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年均纯增长率达到58.6%。从影响TFP变动的因素分解来看,带来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其年均增长达到35.7%,上海市技术进步最快,增幅达到44.7%。从涉及生产效率的两个指标来看,全国年均纯技术效率增长6.3%,最高为宁夏地区,增长43.8%,同时全国有8个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陕西省,年均降低5.6%;在规模效率方面,12个省份都不同程度下降,全国平均下降1.2%,宁夏下降超过20%。显然,从全国平均水平上来看,税收征管TFP增长42.5%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平均年增长达到35.7%。首先,这说明近1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方式改进及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全要素生产效率;其次是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税务部门自身征收管理效率的增进是促进TF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全国年平均规模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税收征管资源投入规模过度,超过了最佳规模。
表5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地区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差别及其决定因素。东部地区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居于四个区域之首,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9.0%,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依次居于东部之后。从TFP变动的各决定因素来看,各个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都超过30%。从纯征管效率增长来看,西部地区居于首位,其次是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而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在规模方面,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增长效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效率为负,这与我国基本宏观政策是一致的,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政策下,国家加大对其基本设施投资,较好地改变了其公共投资不足的“瓶颈”;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意义上受到国家公共投资的倾斜,投资过度,报酬递减;西部地区也有国家政策扶持,但是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投资不足,因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下的规模低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改进的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30个省份1998-2006年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趋势,并进一步通过指数分解剖析了影响TFP变动的决定因素。在剔除掉影响效率测度的环境因素后,分析结果表明:1998-2006年间,中国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但是在2001年前后存在较大的波动,技术进步是推动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分地区分析发现,推动税收征管TF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技术进步;沿海地区纯税收征管效率相对于内地增长迅速,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中部和东北地区规模效率具有正的增长,东部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具有递减趋势,征管成本投入过度。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大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增强对中西部地区帮扶力度。本文分析发现:1998-2006年,促进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并具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推进过程。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税收征管TFP的增长,必须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同时,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和征管经验及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强化东部省份对中西部地区的帮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2)优化税务部门公共设施资源投资规模。1998-2006年,东北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规模效率增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下降。东北和中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较好地弥补了公共投资不足问题,有效地促进了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东部地区由于投资过量,西部地区由于投入不足,都存在规模效率下降问题,因此,国家在各地区税务部门公共设施及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具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关键词】税收遵从，国内，文献综述
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即及时准确地申报，并且按时缴纳税款的行为。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税收遵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理论模型上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加以改进。刘芳、陈平路（2004）用逃税的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分析影响逃税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税率、税收查处概率、惩罚率以及逃税操作成本、逃税的心理和社会代价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因素与逃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治理逃税行为的政策建议。
耿军会等（2008）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行贿对稽查概率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扩大，指出收受贿赂会造成中国税收更大规模的流失。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谷成（2009）在扩展 A-S 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委托—理论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探讨了税收征纳双方的相互影响，并指出稽查策略的选择、稽查概率的确定和处罚力度等对模型的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上述学者基本上是对A-S模型的改进、扩展或者结合国内实际进行的模型研究，大都以事先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值得思考的是，实际当中的决策者往往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甚至会表现出“非理性”，存在许多理性假设不能解决的问题。
2、以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偷逃税行为。
周晓唯，张璐（2008）通过建立规范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基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该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并证明了应从增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征税部门的稽查成本、提高对征税机关有效稽查的激励、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等方面入手来治理偷逃税现象。
倪烈恒（2008）认为偷逃税的产生是由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造成的。文章建立了税收博弈模型，通过 5 个假设条件，得到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讨论了税务机关稽查率、稽查成本、偷逃税金额、行贿金额、处罚率及社会心理成本5个因素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上述等学者引入了博弈论的模型，通过分析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各自的行为选择及相互影响，并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采取了因素分析法，最终得到纳什均衡点，得出利于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3、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
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证明在很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是完全风险规避的，而是假设在“收益”区域，个体规避风险；在“损失”区域，个体追求风险。
何红渠等（2005）首先提出了在期望效用理论下的纳税困惑，特别体现在实际税收遵从水平比理论水平高，文章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纳税决策和税收遵从行为模型，得出结论：税率与纳税遵从水平负相关。
杨磊和陆宁（2007）用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了税收不遵从的原因，指出税收决策中的纵向参照点和横向参照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建立公平税制、加大惩罚力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纳税意识等五方面遏制我国税收不遵从行为。
陈平路（2007）摒弃了传统的期望效用分析工具，采用了前景理论对个人的偷逃税行为进行了分析，利用边界分析得出偷逃税额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
上述学者对期望效用分析工具进行了改进，摒弃沿用多年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有限理性”人的概念，运用前景理论对税收遵从的各要素进行了模型分析，将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和其自身的核心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相背离的问题。目前我国基于前景理论研究偷逃税行为的文献还不多。
4、多角度研究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因素。
孙玉霞（2009）指出影响税收遵从决策的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杨得前（2009）分析了强制税收遵从与自愿税收遵从的相互作用，并以43个国家为样本，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影响自愿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愿税收遵从度与一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童疆明（2009）通过实验方法分析了影响税收遵从行为的主要因素，指出高稽查率和高处罚率、纳税人获得的公共物品越多、“没有第三方披露的收入”在纳税人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低，个体的税收遵从水平就越高。
采取多角度研究的学者多结合传统经济学A-S模型及其拓展、行为经济型前景理论、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综合讨论，再分析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特点等因素，最终得出影响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各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芳、陈平路.逃税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04（01）
[2]耿军会，刘莉，李巧莎.效用最大化模型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治理[J]. 经济与管理，2008（04）
[3]谷成. 税收遵从的理论模型与政策引申——基于对 Allingham-Sandmo 框架的考察[J]. 财贸经济，2009（03）
[4]周晓唯，张璐.征税与纳税行为博弈关系的实证分析）减少税收流失的对策选择平[J].税务与经济，2008（03）
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1994—2010 年，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 18． 16%，大大超出同期 GDP( 当前价)约 14． 10%的年均增长率，国内学者称之为“税收超GDP 增长之谜”。我国税收收入的超增长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也引发了纳税人对实际税收负担的诘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在 2006 年专门为此召开了新闻会，解释我国税收超增长的原因所在。国内学者也从多种角度对这一谜题进行了解释，大体上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因素。伴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优化、外贸持续增长，我国税源的质量得到极大地提高，从而带动税收弹性的增大( 许宪春，2005) 。二是管理因素。吕冰洋等( 2007) 的实证研究表明，征管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税收超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三是政策因素。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又经历了税种的扩充、征税范围的扩大及税率的提高，这些临时性或一次性调整成为税收超增长的重要原因( 贾康 等，2002) 。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大多偏重于其中一点展开研究，且主要以理论陈述为主，少有系统的实证研究，没有精确度量各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因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把 GDP 当成宏观的资本投入，税收收入当成产出，那么税收超 GDP 增长实际上是产出和投入的非同步增长，也就是生产率( productivity) 的 变 化 ( Kumbhakar et al，2000) 。Solow( 1957) 首先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 的概念，并用 Solow 余值法进行了测算。但 Solow 的研究隐含最优生产的假设，而Farrell( 1957) 指出在实际生产中通常是存在技术非效率的。随着生产边界方法的引入，这种非效率程度的数学计量成为现实，由此衍生出两种较为成熟的 TFP 分 解 方 法: 基 于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 DataEnvelopment Analysis，DEA) 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 Malmquist，1953; Caves et al，1982) 和基于随机边界分析 (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 的TFP 分解方法( 下文简称 K-L 分解) 。前者在国内外的税收征管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如 Finn 等( 2005) 用 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研究了挪威税收征管中各因素的贡献率; 国内也有少数研究者将该方法应用在我国的税收征管问题，如解垩( 2009) 、刘穷志等( 2009) 。与之相比，基于 SFA 的K-L 分解方法在国内主要应用在经济增长、粮食生产等研究中( 傅晓霞 等，2006; 黄金波 等，2010) ，而在税收方面的应用尚属空白。国内已有研究采用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一方面，研究较为笼统，没有和税收的超增长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从方法本身而言，作为非参数方法，DEA 不提供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缺乏明确的经济学意义。另外，作为非随机方法，DEA 也没有考虑随机误差冲击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估计偏误。鉴于此，本文拟在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K-L 方法进行 TFP 增长分解，分析各因素对我国税收超增长的贡献程度，以期更为准确地把握我国税收超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二、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1． 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超越对数( Trans-log) 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边界模型如下:lnyit= β0+ β1lnG2it+ β2lnG3it+ β3lnPit+β4t +12［β5( lnG2it)2+ β6( lnG3it)2+β7( lnPit)2+ β8t2］+ β9lnG2itlnG3it+β10lnG2itlnPit+ β11lnG3itlnPit+β12tlnG2it+ β13tlnG3it+ β14tlnPit+( vit－ uit) ( 1)其中，yit表示生产者 i 在时期 t 的产出，在本文中用来表示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组织的税收收入总量。Xit是各要素的投入向量，本文选取了税务人员投入( P) 、第二产业增加值( G2) 、第三产业增加值( G3 ) 等变量，前者为税务机构方面的人力投入，后两者则是地方经济体可利用的客观税基。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第一产业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已经不足 0． 2%，因而未将其计入投入要素之中。t 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变化，用来刻画前沿技术进步趋势，本文将 t 从 1997 年起记为 1，往后依次递增，用以衡量随着时间变化技术进步因素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之所以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主要是为了克服一般函数无法衡量技术进步和替代弹性的缺陷。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由 Christensen 等( 1971) 提出，具有变替代弹性、易估计和包容性强等特性，不仅被视为近似于任何形式生产函数对数形式的二阶泰勒级数，而且在结构上属于平方反应面模型，即在投入空间内的领域可以较好地分析生产函数中各投入要素的相互影响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随时间的变化率。
2． 技术效率方程的构建
上述生产函数随机扰动项为复合扰动项，由 vit和 uit两个独立部分组成。其中，vit是经典白噪声，表示统计噪音误差和除 Xit外生产者不能控制的其他随机因素; uit为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生产技术非效率项，即技术效率TEit= exp( － uit) 。如果uit= 0，则 TEit= 1，表示生产个体处于完全技术效率状态;如果 uit＞ 0，则 0 ＜ TEit＜ 1，表示生产个体处于生产前沿下方，存在生产非效率。对 uit的形式，在实际应用中最常见的是 Battese 等( 1992) 和 Battese 等( 1995) 提出的经典模型。考虑到前者 uit具有指数线性增长率的假设太过局限，可能无法有效捕捉技术效率的时间效应，本文采用 Battese 等( 1995) 提出的对技术效率方程和生产函数方程联合估计的一步法模型，并参考黄金波等( 2010) 的方法，对技术效率方程设置如下:uit= δ0+ δ1GPS + δ2PERT + δ3GPS × t +δ4PERT × t + δ5t + εit( 2)其中，GPS 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用以衡量地区经济结构特征; PERT 为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税务人员总数，用以衡量税源集中度。
3． 模型形式的检验
与此同时，为了使本文建立的随机生产边界模型更有说服力，我们还对以上方程式进行了三个广义似然比检验( Generalized Likelihood-ratio Test) ，构造统计量为:λ = － 2 ln［L( H0) /L( H1) ］= － 2［lnL( H0) － lnL( H1) ］ ( 3)lnL( H0) 为受约束的随机边界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nL( H1) 为无约束随机边界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如果原假设( H0) 成立，则统计量 λ服从混合卡方分布，自由度为受约束随机变量的个数。由表 1 可知，对系数的似然比检验在 5% 显著水平上拒绝了生产函数为 C － D 形式、不含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无时间效应四项假设，这证明我们建立的随机生产边界模型是正确的。
三、基于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 TFP 增长分解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我们从税收征管效率的角度将税收 TFP 增长率的公式表示如下: 根据 Kumbhakar 等( 2000) 的研究，税收 TFP 增长最终分解成以下四部分:前沿外移( Tch =lnf( X，β，t)t) ，表示控制要素投入后，产出随时间的变化率，反映生产边界( 前沿面) 随时间的移动趋势。这里所说的生产边界其实就是潜在( 最优) 征税能力( tax capacity) ，表示从可税税基( taxable base) 中可以取得的最大税收量( Chelliah，1971)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意味着技术进步是非希克斯中性的，存在与各投入要素的交叉项。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使得越来越多的隐匿税源进入纳税视野，可税税基越来越宽;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税率上的“宽打窄用”( 高培勇，2006) ，致使法定税基在实际征管中的逐渐拓宽以及费改税等制度变革，也使得可税税基逐渐增大，从而促进了前沿面的外移。技术效率变化( TEch = －ut) ，表示控制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后，实际税收收入与最优税收收入比值的变化率，反映实际生产面对生产前沿面的追赶速度。这里的技术效率其实就是税收努力程度( tax effort) ，即实际税收相对最优税收的实现程度( Bahl，1971; Stotsky et al，1997) 。规模效率( SEch = ( e － 1) ΣjejeXj?) ，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要素投入后产出的变化状况。e － 1 ＞ 0 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e － 1 ＜ 0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减，e － 1 = 0 则意味着规模报酬不变。配置效率( AEch = Σj(eje－ sj) Xj?) ，eje－ sj表示实际要素投入比例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要求的最优要素匹配比率的差别。由于配置效率对 TFP 的影响依赖于投入要素价格相关信息，在缺乏投入价格的情况下，通常假定配置有效，eje－ sj= 0 ，从而配置效率项为 0。综上所述，我们将税收 TFP 增长率分解为前沿外移、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三项:TFP?= Tch + TEch + SEch
四、估计结果分析
1． 模型估计
在所建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1997—2009 年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分行业增加值等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税务机构中人员总数、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等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税务年鉴》。运用 FRONTIER 4． 1 软件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2。估计得出的该 SFA 模型 γ 统计量为 γ =σ2u/ ( σ2u+ σ2v) = 0． 384 ，表示实际税收收入与最优税收收入的差距有 38． 4% 来源于技术无效率，因此，引入技术非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是必要的。
2． TFP 增长分解结果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平均 TFP 增长分解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到，我国税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其平均贡献率达到80% ，这与潘雷驰( 2008) 利用税收努力指数( TEI)测算的结果( 88． 74%) 较为相近，也印证了吕冰洋等( 2007) 针对税收征管效率增收作用的实证研究;但与解垩( 2009) 基于 DEA 的 Malnquist 指数方法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他利用 1995—2004 年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技术进步引起的前沿外移是主要因素，而效率变化的贡献略低。实际上，其结果的出入更多来自于其所用的 2004 年的极端值的影响。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技术效率变化( tech) 一直稳中有升，近年来趋于平坦，说明我国税务人员的税收征管效率经历了较快增长后开始维持恒速提升。自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征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税收环境的日趋复杂，对我国税务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通过知识化、年轻化的人员选拔以及专业化的培训，我国税务人员的学历水平、操作能力都在不断提升，税收征管的技术效率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各地税务机构每年依据快于经济增长 2 ～3 个百分点标准制定的征税任务指标，也成为促使税收征管技术效率连年追高的行政性动力。我国税收 TFP 增长的第二推手是前沿外移，或者说是潜在税收能力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可税税基的扩展。一方面，随着“金税工程”等一系列征税手段的完善，逃税率降低，一部分“影子经济”加入到税基中来; 另一方面，虽然有几次税制的调整涉及局部的减税，但由于“宽打窄用”等行政性因素，总体的税基把握还是呈现“从松到严”的趋势。另外，一些“费改税”的调整( 如车辆购置税、燃油税改革) 也扩大了潜在税基。从图中可以看到，前沿外移( tch ) 在前两年为负，而后保持在 0． 03 左右，对TFP 增长的整体贡献率平均维持在 12% 以上; 2001年开始，在规模效率为负的情况下，前沿外移的贡献率平均接近 20%。与技术效率变化和前沿外移不同，规模效率因素的贡献波动较大。到 2000 年为止，规模效率一直为正且数值较大，甚至在 2000 年超过技术效率变化成为第一大因素; 但 2001 年急剧下滑为负，在随后的几年里的波动也较大，数值常年为负。根据公式( 4) 可以看到，规模效率主要取决于各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 即税收收入弹性) ，下面从经济要素、人力要素来看税收收入弹性的趋势图，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税务人员投入的税收收入弹性( ep)除 2005 年和 2006 年以外一直为负，这说明我国税务人员的纯人力投入已经不能带来增税效果，具有规模非效率。而二、三产业总增加值的税收收入弹性( eg) 一直在 1 以上，表明经济要素投入具有规模效率，即一单位 GDP 的提高可以获得高于一单位的税收增加。其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税制的累进性质，虽然同样是以现价计算，但价格水平的提高会通过级次爬升等方式带来税收的超量增长; 二是GDP 和税基具有非一致性，除了增值税外各税种的税基都是总量或存量概念，而 GDP 是增量概念，存在重复计征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推进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为国聚财的地税部门，其职能构成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必须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地税整体工作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针对地税部门的职能和作用，我们必须明确其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第一要义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纳税人不断增长的纳税服务需求。其核心是以广大纳税人为本，坚持为国聚财；以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建设高素质的税收干部队伍。基本要求是聚财理念、执法理念、体制机制、税收环境全面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坚持聚财为国，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中找准位置；坚持服务大局，在严格税收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上找准位置，不断提高税收执法的公正度、执行力和公信力。经过努力建立起税务干部业务素质和综合素质良性发展的队伍建设机制；岗位职责、办税程序、办事标准工作制度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工作管理机制；与提高税收执法能力相配套的物质保障机制，构建起科学发展型地税机关的基本框架。
二、切实找准影响地方税收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征管力量明显不足。一是一线征管人员短缺。由于编制受限，税收征管人员的数量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有所增加。在基础单位，税收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包括了户籍管理、催报催缴、纳税评估、税法宣传、欠税管理、信息采集等事宜。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户数的增加和各项管理措施的不断细化，税收管理员的日常工作量也不断加大。因此税收精细化管理与征管人员匮乏的矛盾日渐突出，造成了税源管理不突出，影响了税源管理的时效性。
（二）全民纳税意识有待提高。税收宣传月走过了十七个年头，税收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民纳税意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因国家税收单一，地方税收税种、规费繁多，征收的税费还不能被全民所认同，面对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其它因素的干扰，解决“履行纳税义务难”的问题，地税部门孤掌难鸣，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综合治税的良好局面，还未营造出对不诚信纳税行为“人人鄙视，引以为耻”的浓厚社会氛围。因此必须创新税收宣传内容和形式，让群众真正走近税收，了解税收。
（三）税收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除了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因素外，知识更新未能与税源管理形势变化相适应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业务培训与工作实践结合的不够紧密，缺少对不同行业、企业有针对性的培训。
三、积极探索地税机关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实现地税机关的科学发展，必须在上级税务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努力破解影响地税部门发挥行政执法能力的各种难题，通过创新工作思路，营造税法宣传氛围，建立一套旨在促进地税机关科学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科学的队伍发展机制。根据地税机关干部队伍现状，努力提高税务干部职工的政治觉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建立和充实相应的税源管理人才库，为现代管理和税收事业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二）科学的工作考评机制。全面推行绩效考核管理，对干部的学习教育、纪律作风、业务素质、内部管理等，实行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税务管理人员执法行为，严格考核执法过错追究情况，实行责、权、利相统一；健全税收宣传、调研工作考核制度，将宣传调研任务分解到基层，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实现宣传与业务工作同步；建立干部业绩档案和廉政档案，分阶段汇总综合将其作为评先、选优、提拔使用的主要依据。
（三）科学的税收执法工作管理机制。以创建良好的治税环境为目的构建和谐地税，建立税收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推行税收行政处罚联席会议制度，确保行政执法高效、有力开展，搭建“党委领导、人大和政协监督、政府及各部门共同关注民生、支持税收、税务机关严格执法的工作平台，形成多部门联动威慑、制裁机制，努力破解税收政策执行难的问题。
【关键词】税收 税法 税收法定原则 严格规则主义
一、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税收法定原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按照当时封建社会“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王室及其政府支出的费用由国王负担。而在当时的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有王室地产的收入、王室的法庭收入、贡金等。但是由于战争、王室奢侈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收入难以维持其整个财政支出。为了缓解财政上的紧张局面，国王开始在上述收入之外采取诸如借款、出卖官职、征税等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其采取这些新的增加财政手段的过程中，基于“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则不得行动”这一传统的观念，议会与国王之间逐渐就该问题产生了矛盾。至此，税收法定主义在英国得到了最终的确立。这一原则“在其历史的沿革过程中起到了将国民从行政权的承揽者――国王的恣意性的课税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二、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涵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这一意义上的税法律主义正是现代法治主义在课税、征税上的体现”，它要求税法的规定应当确定和明确。该原则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可预见性，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基于此，我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征税要素法定原则。征税要素是指税收之债有效成立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它包括税收债务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和税收特别措施。征税要素的法定应当是指征税要素的各个具体的内容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其中一项有违法定主义，则税收之债便不能有效成立。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为了维护其正常的运行必须通过征税来满足自身各部门的开支，而税收体现的是国家政府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国家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不对国家的此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势必会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
2.征税要素明确原则。征税的各个要素不仅应当由法律作出专门的规定，这种规定还应当尽量明确。如果规定的不明确则定会产生漏洞或者歧义，那么权力的行使不当甚至权力的滥用就会有机可乘。基于此，在税收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在对税收的各要素加以规定之后还应当采用恰当准确的用语，使之明确化，而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
3.程序保障原则。以上两项内容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础性要求。我们知道，一项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良好的实行不仅取决于其实体内容方面的完善设计程序方面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因此税收法定主义还要求要有良好的程序设计。该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对各个税种征收的法定程序加以明确完善的规定。这样既可以使纳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又尊重并保护了税收债务人的程序性权利，促使其提高纳税的意识；二是要求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征税的过程中，必须依税收程序法，并按照税收实体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各项权利。
三、另一个相关概念――严格规则主义
在以上分析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内涵以后，我们还应当分析一个与税收法定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即严格规则主义。然而，严格规则主义毕竟是一种观念上的追求，它有着其内在的弊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法律漏洞也不课避免。再者，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社会的发展性也决定了不可能会有一个细致入微，非常固定的法律来解决任何时候的任何问题。因此，尽管严格规则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税收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严格规则主义。我们所要求的税收法定主义实际上是对严格规则主义的变通性规定。这种变通表现为：（1）它并没有要求将所有税收法律关系最细化，也未禁止使用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它要求的是税收全部问题都应当由法律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既包括具体性的规定，又包括原则性的规定，只要明确规定即可。（2）它并没有排除执法者对自由裁量的使用，只要执法者依法定程序，按法律规定执法即可。在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税法当中有些诸如“在必要时”、“可以”等原则性、模糊性的词语或规定其实是必要且必不可少的。
四、严格规则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间的比较
在将其与税收法定主义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实质上是严格规则主义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它在相当多的层面上反映了严格规则主义的要求。首先，征税要素法定要求立法者对征税的各个要素要详细、准确、全面、明确的作出规定，这一规定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立法者细化法律关系的反映。其次，程序保障原则要求的程序完善、执法者依法执法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执法者严格按法律规定执法的具体反映。
五、完善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方法与对策
1.使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入宪。目前我国在学术上都普遍认可了税收法定主义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并用其来指导税收立法和实践工作。从其历史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对其的研究和适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原则所体现的是通过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而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的现代国家法治精神。而税收作为一个国家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必须依靠宪法的规定来加以保障。但是，该原则并没有被写入我国的宪法。基于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上述价值以及使之更好的发挥其价值，我们应当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写入宪法。
2.立法工作者要从观念上深刻理解税收法定主义和严格规则主义的内涵。在税收立法和修订的过程中要尽量完善而明确的规定征税的各项要素以及相应的程序保障手段。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形也不能排除原则性、模糊性条文的使用。我们要根据法律的本质特征采取明文限制与原则规定相结合，并以明文限制为主，原则规定为辅的思路来指导我们的该项工作。
参考文献：
2005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20%，年收入迈上30000亿元新台阶。2005年税收收入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首先得益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较快的增长，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进一步的改善，这为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各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2005年税收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基本协调的。
至于税收增长20％，GDP增长9.8％左右，二者间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差距？
我们认为两者的统计口径不同，税收是按照现价计算征收的，而现在公布的GDP增长率9.8%，是按照不变价或者叫可比价核算的。据有关部门预测，2005年按照可比价统计的GDP增长是9.8％，如果考虑价格因素，GDP现价增幅预计在13%―14%之间，与税收增幅的差距就大大缩小了。
GDP的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GDP当中把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去掉，二、三产业增加值要大大高于前面讲过的总的GDP现价的增长。特别是作为我国的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大体要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一半左右，增值税对应的税基就是工业商业的增加值。
据有关统计资料的测算，2005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照可比价计算已经增了16.4％，如果考虑工业品出厂价格因素，折算为全国的工业现价增加值，应该是19％左右。相应的，2005年国内增值税增长19.8％，基本同步。把前面三个数字连贯起来看就清楚了，总的GDP按照可比价计算增长9.8％，如果加上价格因素同口径比较就是增长13%―14%，其中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现价增长约19％左右，而税收一半是来自于这块税基，工业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增长比较接近。
加上营业税也是我们的一个主体税种，各个品目的营业税增长对应与税源增长也是基本相协调的。2005年营业税增量当中几乎是一半来自于房地产业以及建筑安装业，而2005年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是22.2％，所以来自于房地产业和安装业的营业税增长18％―20％之间，大体上跟税基也是对应的。
我们发现企业所得税也是2005年增长比较多的一个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采取的是当年预交到第二年一季度汇算清缴的征收管理办法，2005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长35％，既得益于2005年企业本身实现利润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同时也得益于2004年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8.1%，在2005年一季度汇算清缴收入较多。因此，2005年企业所得税增长相对也比较快一点。
还有一个因素，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影响是不一样的。GDP核算是外贸进出口净值，也就是说进口是作减项的，出口是做增项的，所以进口数量越多，对于GDP减去的数字就越多。但是，进口在税收上，只要发生进口了，那就会有税收收入，而出口退税不从税收收入中扣除，是财政单独做退库处理。因此，对于总体的税收出口退税没有影响，这样一来，外贸进口增加了，进口环节的税收也增加了，这也是税收收入增长会快于GDP增长的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