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1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转型升级；紧迫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宗坪.张士强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5).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3]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2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4篇

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呈现，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变化。

虽然在人口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于数量巨大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压力还是红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人口结构的转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很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结果表明，对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认识是滞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对本刊记者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已在人口学界引起担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称的所谓1.8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2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据六普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崩溃，形成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即通过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来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但目前我国的年人口增长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原来的认识进行反思”。顾宝昌说。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步入老龄化，从时间上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老龄化的速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30~40年，变动将会是最为剧烈的。”原新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过快。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大学招生现在都在抢生源，许多中小学校都关闭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我们身边就能感受得到。”顾宝昌举例说。

人口红利的消退

从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在经济学上用人口红利一说或许更能有效地进行描述。

所谓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为中国经济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成为了另一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好处在人口转变的这一区间，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视为人口红利期。”原新说，“但这只是一个机会，将人口机会变为人口红利现实，需要综合的因素，错过这一机会的国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也成为日本经济因此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指出，日本、韩国、中国这3个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转变的过程都更快，尤其是韩国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用了不到50年时间，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时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生5个降到生两个用了25年时间，西方国家用了约75年。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之短，也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早地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人通过对抚养比的测算研究，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到来。

“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蔡认为。

认知的分歧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经济学家对此或许更为敏感，而在人口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分析却并不一致。不同的认知，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评判相差颇大。

有部分人口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强劲发展，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扮演的是一个更无关紧要的角色。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剂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深入的体制改革。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

对此，王丰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并不互斥。”

“就业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减少人口来解决就业。欧盟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很低。”他对记者说。

“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上起步的，中国的就业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虽然推崇软件业等高端产业，但很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原新说，“不能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割裂开来看，生产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自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劳动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已给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顾宝昌则认为人口现象往往是通过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议并不能掩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差不多50岁了，年轻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像过去那样供不应求。”

“并不否认经济结构要进行转型，但劳动力队伍的老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年轻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减少，不应该用整体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来掩盖或否定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他说。

“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只能留在农村照顾父母。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局面：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第二产业无法补充，第三产业更加发展不起来，农业人口却又无法转移。

未知的挑战

“对未来趋势的争论在人口普查数据的面前是很苍白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是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顾宝昌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但从来没有过超低生育率的时期，而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跨过历史的分界线，社会结构从农村为主转向了城市为主，人口迁移、流动上发生的变化，这对将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现在的农二代和农三代跟他们父母辈的需求已经不一样，而随着中西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的就近移动也成为常态。”原新认为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和出现诸如富士康自杀事件和“工潮”现象的人口因素。

这些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逾越了人口学和经济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依靠单独的人口政策，并未能进行有效的改变。

但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政策上的体现，“说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认识不足，这种转变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此我们还缺乏认识、准备和经验。”顾宝昌说。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将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准备调整，说明我们对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缺乏起码的认识。”顾宝昌说。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5篇

〔关键词〕 人口红利;人口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19-04

①http：//.cn/hy/20100116/14547256790.shtml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11YJC790020）

〔作者简介〕陈秀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北京 100081;

韩克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8。

在推动我国经济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约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①人口红利的高低和演变趋势，受到人口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现阶段，这种影响在我国正加速显现出来。

一、人口结构深刻影响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主要指人口年龄结构，也即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年龄分布及变化趋势，对人口红利的高低、持续时间和发展态势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高低。人口红利代表了一个经济体中人口因素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其高低最直接地可从一个社会的抚养比，也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反映出来。抚养比越大，则该经济体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就越高，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将受到限制，相应地人口红利就越小。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时间的抚养比是显著不同的，人口红利也相应差异巨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抚养比分别为50.1%、51.4%和57.9%，而韩国、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分别为37.9%、37.8%和47.4%。②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人口红利明显要高，正因如此，在发展速度上也明显要快。

其次，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演变趋势。人口结构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其变化速率和方向也对人口红利的释放产生深刻影响。对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速率有快有慢。成熟经济体中，人口结构已相对稳定，变化速率就较小。例如，1980-2011年，美国的抚养比仅从51.2%变为50.1%，德国从51.7%变为51.4%，而同期的新兴经济体则变化相对明显，例如韩国从60.7%变为37.9%，印度从75.9%变为54.3%。①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不一。以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抚养比为例，其有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减轻，由此将使得人口红利持续释放。以我国为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儿童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年抚养比相对稳定，使得社会总抚养比一直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从1960年的77.3%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37.8%②，人口红利持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推动了经济的长期高增长。相应地，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则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在加重，进而对人口红利的释放形成限制，而其提高至一定程度则意味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化。以日本为例，1990-2011年，日本的抚养比基本上呈现上升态势，人口结构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

①②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indicator/SP.POP.DPND？page=6

③数据来源：百度文库《2011年世界各国GDP排名及人均GDP排名》

第三，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这一点，主要通过某一时期抚养比水平和方向综合反映出来。在某一时点上，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依然处于下降态势中，且未来下行空间依然很大，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发挥作用。现阶段来看，印度、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就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虽然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但是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在未来若干年可能迎来“拐点”，则其人口红利就将很快迎来衰减的阶段，目前韩国、中国等就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如果该经济体抚养比目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且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的情况将愈加明显，现阶段的日本即为典型。

二、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呈现新特征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

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三、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

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earch/keywordlist2

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

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

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

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

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

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相关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因此，应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作为维持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重要手段，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三是迎合人口结构变迁趋势，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迫切。但是，增长模式转型不会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府在正视和迎合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予以积极调整和科学引导。一方面，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结构性减税、金融服务改进和财政支出优化等措施，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通过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三高一资行业的调整力度，降低经济对重工业投资的依赖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的基础上，对产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定位，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

四是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提高就业匹配度。随着我国临近“刘易斯”拐点，整个社会的就业矛盾逐渐由总量矛盾变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矛盾。在这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积极应对。具体来看：一是着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大学培养体系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更好匹配;二是鼓励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在职培训和对农民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各阶层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三是加强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更好衔接;四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通过引导人口流动与迁移和生育政策的微调，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地区的劳动力，有序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进而缓解人口结构变迁的负面影响。此外，也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大力吸引国内难以满足需求的他国移民（美国人口抚养比的长期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移民），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6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实证分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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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10]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0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7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4)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8篇

关键词：东亚奇迹 人口年龄结构 模型设定 实证检验 人口红利

一、问题提出

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曾先后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并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某些理论支持，或者得到某些实际数据的实证支持。有大量的文献探索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但是，经济增长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当复杂，不同的文献得到的结论可谓大相径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其影响的显著性如何？在对“东亚奇迹”的诸多研究中，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重视，被称为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变量和决定性因素之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亦即人口红利，究竟是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因素？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和方法，本文考察这些因素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从而试图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现状

与西欧发达国家150年左右的人口转变过程相比，东亚人口转变非常迅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长速度快于抚养负担人口增长，从而增强整个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机遇。这被认为是东亚奇迹的一个重要成因。沿着现有文献研究路径，Andrew Mason、Bloom and 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了东亚经济奇迹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这一问题。

Andrew Mason（1997）在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奇迹进行研究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Andrew Mason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均产出的增加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他认为，人口红利被东亚经济发展所吸收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他也同时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奇迹的发生，人口红利只是为经济更快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并可能被经济增长所吸收的条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认为，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差异产生了人口红利。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口红利能够解释东亚人均GDP增长率中的1.37～1.87个百分点，或者说，人口红利能够解释三分之一的东亚高速经济增长奇迹。Bloom et al.（2003）的研究拓展了Bloom and Williamson的国家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采用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的面板分析方法，运用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了与Bloom and Williamson等类似的结论。

在Bloom and Williamson等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基础上，Mason and Lee（2006）进一步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从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生产性人口相对于消费性人口的比例，这被称为人口红利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加降低了社会的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这使得劳动人口所负担的非生产性人口减少，从而将收入中的更多部分用于储蓄和资本供给，这被称为人口红利的“行为效应”（behavioral effect）。Mason进一步测算了1970～2000年期间两种效应对工业化国家、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奇迹而言，两种效应的贡献分别达到0.59%、1.31%。Kannan Navaneetham（2002）对南亚和东亚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他认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视窗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菲律宾除外），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医疗卫生开支和教育开支的减少，在合适的政策下这种优势将有利于经济增长。

Lee and Mason（2006、2007）提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但之后这些国家仍可以享有“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后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而“第二人口红利”的产生将会继续推动经济增长。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储备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增加，而有效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一劳动力的生产资本，并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从而继续推动经济增长。Canning（2007）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成就与人口转变的拉动作用密不可分。亚洲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并不同步，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要大大超前。生育率的下降促使印度和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抚养负担大大减轻，经济增长的机会增多为这些国家创造出了“人口红利”。但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人口转变的趋势，未来东亚各国都将经历向高老年赡养负担的转变。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都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开始经历人口老龄化，这对经济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一系列经济变量产生作用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包括制度质量、劳动力配置、宏观经济管理、贸易开放度、教育政策等等。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1965～1990年，它也经历了与东亚相似的人口转变过程，但是它的经济表现要远远落在后面。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的“人口视窗”机会（Canning，2007）。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就在于东亚国家采取了合适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力投资教育，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有效地利用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机遇（Mason，2006）。

三、理论框架及模型设定

（一）索洛模型与传统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因子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即罗伯特·索洛所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的3个维度，可以分解为7个因子，即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农业发达水平、劳动力资源、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源储备情况、资源禀赋要素、科研发达程度等，这些因子形成基本可以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性影响要素。

（二）模型设定

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David E. Bloom and Jocelyn E. Finlay（2009）的模型为基础，根据上述经济增长的共性因子进行调整，以便观察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考察资源禀赋、人口数量与质量、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影响。考虑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其中， 表示第i个国家或地区在t年的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L为劳动力。

将上式两边除以劳动力L，有：

（2）

假定每一劳动力的长期均衡产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用向量X表示，则每一工人的产出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3）

David et al.（2009）等关于人均产出增长率作为各国初始人均产出、相关的影响变量和人口结构因子的函数为：

（4）

其中的 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而 则表示影响劳动力产出的因子，而 则表示15～6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则表示劳动参与率。在David et al.（2009）的实证模型中，他们考察了1960～2005年间的国别数据。他们在影响劳动力产出的因子中考虑了资本存量、地理位置、住房政策宽松度、贸易开放度、15岁以上个人接受高中教育的平均年数、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预期寿命及人口密度等指标。而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则考虑15～64岁工作年龄段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等。

为了弄清这些影响因子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本文分别考察这些因子对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对数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通常都是不平稳的，较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对变量取对数或求差分。通过构建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不仅可以改善模型的平稳性，增强结果的可信性，同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其经济意义。David et al.（2009）的实证模型中没有明确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在短期可能对人均产出影响不明显，但是在长期中可能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将其视作时间的函数。对于资本的影响，本文采用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来刻画。因此，本文采用的一般模型为：

1.考虑人均GDP的模型构建

（5）

其中， 表示总人口， 表示人均GDP， 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 表示劳动力人数。这三项是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生产技术等三要素模型。 表示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表示误差项。在实证中，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人口抚养比系数等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因子将纳入其中。

2.考虑对数人均GDP的模型构建

（6）

其中， 表示人均GDP的对数， 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 表示劳动力人数的对数， 表示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实证中，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人口抚养比系数等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因子将纳入其中。

四、数据说明及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东帝汶、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老挝、泰国等亚洲23个国家或地区在1981～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对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2.指标说明

分别将人均GDP（用y1表示）和人均GDP的对数（用y2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具体如下：用t表示时间，以刻画随时间推移，技术进步的影响；用x1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以刻画资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2表示劳动力人数的对数，反映劳动力的投入变化；用x3表示国土面积，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情况；用x4表示高校入学率（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表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反映教育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5表示劳动参与率；用x6表示储蓄率占GDP的比例，描述储蓄对生产投资的推动作用；用x7表示总人口，用x8 表示总人口的对数，以刻画人口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用x9表示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人口的健康状况以及身体素质，以刻画人口的生理质量；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交往，本文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之和来刻画，用x10表示；对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用少儿人口加上老年人口除以经济活动人口来计算，用X11表示。

（二）对人均GDP的实证检验结果

先对人均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没有单位根（见表1）。

表1：人均GDP的单位根检验

ADF Test Statistic -5.871521 1% Critical Value* -3.4520

5% Critical Value -2.8705

10% Critical Value -2.5715

结论：人均GDP无单位根

得到的结果为：

Y1 = 124238.24 - 152.75*t - 70.80*X1 + 120907.197*X2

（-3.56） （-2.05） （14.07）

-179.5*10^（-6）*X3 + 115.16*X4 - 1634.91*X5 + 185.89*X6

（-1.06） （5.47） （-12.26） （6.29）

-121408.64*X8 + 505.64*X9 + 14.91*X10 + 90975.92*X11

（-14.08） （7.01） （2.83） （13.03） （7）

括号内的数字是t-统计量值。

对模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也表明残差序列平稳，这也就说明变量间协整关系成立，模型回归结果较为可信。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拟合优度等指标显示出估计效果比较好。调整的可决系数 为0.7575，F-统计量达到96.71。劳动力投入（用x2表示）对人均GDP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劳动力每增加1%，人均GDP就会增加0.12万元。表征资源的解释变量（用x3表示）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对东亚地区而言，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用资源禀赋来解释。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以高校入学率来代替，用x4表示）对人均GDP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储蓄（用x6）对人均GDP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的，表明储蓄占GDP的份额越大，东亚的人均GDP越大。人口数量的影响（用x8表示）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人口越多，会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效果，具有摊薄的作用。在本文所考察的1981～2009年期间，东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并不能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人均GDP反而下降。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用x9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的生理质量，其对人均GDP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越健康，其生产效率越高。外贸依存度（用x10表示）反映了经济的开放度，数据表明越是开放的国家，与他国的经济交往越深，越能提高人均生产效率，其对人均GDP影响较小。人口年龄结构（x11）对人均GDP的影响十分显著，表明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对数人均GDP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人均GDP的增长变化，本文对人均GDP取对数（用y2表示），分析各因素对人均GDP的变化率的影响效果。

先对人均GDP的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没有单位根（见表2）。

表2：人均GDP对数的单位根检验

ADF Test Statistic -7.008693 1% Critical Value* -3.4520

5% Critical Value -2.8705

10% Critical Value -2.5715

结论：人均GDP对数无单位根

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Y2 = 18.83 - 0.0084*t+ 0.0096*X1 + 9.16*X2 - 8.44e-08*X3 + 0.012*X4

（-1.77） （2.48） （9.57） （-4.48） （5.19）

-0.16*X5 + 0.022*X6 - 9.27*X8 + 0.066*X9 + 0.00091*X10 + 5.28*X1

（-10.93） （6.76） （-9.66） （8.28） （1.56） （6.79）

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

回归分析的整体效果较好：可决系数 为0.867。F-统计量的值高达201.4。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变化而言，除外贸依存度指标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外，其他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投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投入、储蓄率、身体健康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等，对人均GDP的对数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均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显著为正，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具有积极影响，高校入学率每提高1%，人均产出就增加0.012%。与前面模型一样，人口总数作为人均产出的分母项，其所产生的对经济产出的摊薄作用，使得其对人均GDP为负的，东亚地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也降低了人均GDP。预期寿命（用x9表示）体现东亚地区人口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对人均GDP对数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越健康，其生产效率越高。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GDP对数的影响十分显著，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是促进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外贸依存度（用X10表示）对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开发红利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总的来说，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在实证研究中选取了更长更新的样本区间，纳入了一些新的变量。与David et al.（2009）的实证结果一样，劳动力占比的优势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东亚经济的制度和技术战略框架下，东亚经济发展吸纳了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东亚类似，在近30年来，劳动人口占比迅速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中国与东亚的劳动力人口占比有非常相似的变化特征，与世界人口中劳动人口的占比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需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有利变化是否真的给中国经济带来有利的机会。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利用WDI提供的数据，对东亚、世界以及中国的15～64岁人口占比进行对比，时间跨度为1960～2010年，如下图：

图1：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图2：GDP增长率

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东亚国家和中国的劳动力占比（15～64岁人口占比）具有相似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着相似的转变轨迹，在1980年以后的30年中，东亚国家和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不论从增速还是绝对水平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目前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文献已有不少，在分析“东亚奇迹”现象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如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6、1997），东亚国家有着较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可以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考虑进来。

图2主要反映世界、东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转变轨迹相似的前提下，中国和东亚在1980年后呈现的增长轨迹有着较显著的差异。东亚新兴工业体经济（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属于战后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之列，长期保持了8～9%的年均增长率，不过1990年以后具有明显的经济放缓趋势。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增速一直都处于上行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其经济表现显著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轨迹。

因此，从图1和图2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从人口抚养比指标上看，中国和东亚具有较显著的相似性，和世界的相似程度不高，因此在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时，可以更多尝试借鉴学者对东亚的理论研究成果。

其二，从经济增长率指标上看，中国和东亚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样与世界也有显著的差异性，这说明研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时，不仅要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共因子，也需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深入分析其差异性。通过研究中国特有的资源禀赋、技术、制度等对中国人口红利产生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红利开发的重点和难点。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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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J]，Gensus， 2006， 57（2）： 11-35.

7.保罗·舒尔茨. 人口结构和储蓄： 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 经济学（季刊）， 2005（4）： 991-1017.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第9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 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44-02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离透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兴衰的贡献比率在1/3/2之间。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也享受了“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好处，我国经济在这30年间的迅猛发展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它。“人口红利”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就是我国的廉价劳动力。

一、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处于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 通过资本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造就了我国经济， 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高增长， 产生了“深圳模式”、“东莞模式”、“苏州模式”等一个个经济奇迹。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同样是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 并曾连续5 年居全球第二位。截至目前， 全球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 多家来华投资。正是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 制造业名列世界第四位， 被冠之为“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据研究，1982年至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我国1979年到2003年的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2.7%。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恰恰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赢得了更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前10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里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完全分不开的。可见，在这30年中，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安全性之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虽然廉价劳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贡献，而同时由于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低价格竞争的基础之上，而

且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这种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消失。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显现出来了。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国内需求的增长。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廉价的劳动力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较低，必然导致其在消费需求上的不足。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实的低劳工标准，并拖欠他们应该得到的工资，不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由于收入低和预期恶化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无法将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有效的市场需求，这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果能够释放上亿农民工的基本消费需求，这对消化前期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对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贫穷的中国人为富有的欧美人每年节约上千亿元的消费费用，自己却处在生存消费都得不到满足的状态。由此可见，保障农民工就业 ，保障他们拿到合理合法的工资收入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更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产业结构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工资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资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异，及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不同，使需求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显然，工资水平低，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另一方面，低素质劳动力不能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因此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近几年与“民工荒”同时出现的是“技工荒”，一方面说明了普通劳动者待遇过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大量缺乏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将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而且劳工标准过低使其无法增加对自身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陷入低素质劳动力恶性循环，人为地阻碍了产业升级的进程。

（三）收入差距方面，廉价劳动力会拉大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由于低收入者一般是普通劳工，他们以低工资作为其唯一收入来源，而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主却可以从持续的低工资中不断积累财富，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局面。毫无疑问，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这就不仅是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四）对外贸易与国际竞争力方面，一般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因此，要谋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势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廉价这一要素禀赋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其意义重大。不过，由于我国这种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我国也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相比有下降的趋势。

（五）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与工资水平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资水平偏低，会给社会保障带来较大的影响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二个层面上：首先，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未来财政负担的压力：其次，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个人保障的压力；另外，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全社会压力。

（六）廉价劳动力阻碍人的素质的提升。企业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生产，获取利润的话，将忽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形成了对廉价劳动力只重使用而不保护的局面。与此同时，借助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一味压低劳动者合理待遇来赢利，实质上削弱了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是对劳动力品质提升的破坏，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得到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

（七）廉价劳动力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当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之时，廉价劳动力有时也随之消失。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中国社科院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样，在2009年之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局面可能会消失，那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要靠什么来支撑呢？而且，目前随着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却逐渐显现出来，我国要靠什么与他们竞争呢？这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综合分析，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仅仅凭借廉价劳动力这个即将消失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我国需要在当前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

三、应对措施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一）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

（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

（五）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不断地扩大养老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建立有效的持续的养老社会保险机制。

当然，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