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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意识形态优选九篇

时间:2023-11-19 16:11:42

法律的意识形态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1篇

关键词:法律意识;核心思想;价值属性

法律意识形态属于法律意识的范畴,但是它和一般的法律意识不同,它具有特殊意义。和一般的法律意识相比较,法律意识形态最大的不同是它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也是法律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属性。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

法律意识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人们对法以及和法相关概念的观点、看法等。同时,法律意识也是一种法律文化,它会对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法律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很多,人们对于法律的评价、公民对于自己所享有的权利以及义务的理解、有关专家学者对于法律的解释等都是法律意识的具体表现。

二、法律意识的核心思想

的法律意识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相应的,他们的法律意识也处于统治地位,其他阶级的法律意识受统治阶级法律意识的支配。从本质上来说,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法律意识,不同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也是不同的。当然,处于同一阶级的人的法律意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处于同一个阶级,人与人之间的法律意识还是有所差别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同一阶级的法律意识都符合所处阶级的根本利益。

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处于统治地位,因此,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会对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这么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法律意识的重要体现,法律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它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主体应该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这不仅有助于他们认清自己的权利以及义务,还有助于建设法制社会。

三、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

(1)法律意识形态反映了人们的法律价值观

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基本立场以及态度,法律意识形态反映的就是这种基本立场以及态度。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会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还可能是既肯定又否定的,但无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们的选择都代表了他们对于法律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及态度。法律意识形态有着十分丰富的具体内容,它包括了人们对于法律内涵以及法律功能的认识。尽管不同人的法律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实质上就是人们法律价值观的反映。

(2)法律意识形态决定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

社会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由主流法律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不同法律意识形态在法律意识形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不同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法律活动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根据影响程度的不同,法律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主流以及非主流两类,法律意识形态属于主流还是非主流实际上是由法律主体的社会阶级所决定的。统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相应的,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态也处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法律意识形态。而其他社会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则是非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不同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对社会法律活动发展方向的影响是不同的,主流法律意识对社会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而非主流法律意识形态对社会法律活动发展方向的影响则要小得多。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形态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统治阶级法律思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法律思想都属于法律意识形态,只有主要的法律思想才属于法律意识形态。法律是通过立法活动制定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法律代表和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法律只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法律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具体多元化的特点,除了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之外,法律还体现了其他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

四、结语

法律意识形态不仅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方面,法律意识形态的作用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很多人只关注法律意识形态的积极性,忽视了法律意识形态的消极性,实际上,法律虚无主义本身就属于消极的形态,任其发展会导致人民的权利遭到践踏,同时,在法律意识形态的作用问题上,还存在着一种需要注意的认识,就是法律意识形态具有法律的作用问题。关于法律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我们必须要持有正确的认知,充分发挥出法律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连燕华,陈真亮.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浙江农林大学的调查分析[J]. 法制与社会. 2016(07)

[2]解维升,姜起民.论法律意识的功能[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2(03)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2篇

无庸赘言,经济,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作为一切利益的根本,决定了它必然与政治、文化等种种问题相互纠缠。历史上,解决经济利益最常用的手段是政治,尤其是武力政治。其结果,往往极大地破坏经济,为任何一方所不愿。毕竟,无产者失去的,只能是锁链。由此产生了GATT,继而WTO,所期望的,正是通过法律体制,给全球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带来和平。如果说,人权突破的,是国家的政治,WTO法律突破的,则是国家的经济。

WTO法律体制有可能为世界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找到和平的出路,因为法律制度作为民主的基础,为人们所共同接受。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对立,表面是民主,实质是法治。因为民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民主的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制度。非选举制、三权分离国家不一定非民主。但非法治国家则不可能民主。美国利益集团关心中国法治,因为法治为突破中国经济铺平道路。美国民众关心中国法治,因为他们相信法治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选举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操纵意识形态,必须首先操纵民众的认识。指责中国缺乏法治,是博取民众广泛认同的捷径。而缺乏法治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用政治代替法律。

我们一直认为“在权利与义务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加入WTO”,因此,纺织品国际贸易受挫,要么是我们利益平衡的结果,要么是其它成员对规则的滥用。如果是前者,平静面对其它成员的贸易限制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是后者,利用法律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是应当采取的行动。采用法律手段可能因意识形态因素而影响政治、文化和其它经济领域的正常往来,但任凭其它成员对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滥用,则可能成为我们对WTO法律体制缺乏信任的标志。国际事务中完全相信法律是幼稚的,但WTO体制下表现出对法律的不信任则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利益集团企图操纵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民众以法律理性看待欧美WTO诉讼,因为他们不怀疑这两个诉讼主体实行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怀疑WTO的法律体制,完全用政治方式代替法律途径,就将很难期望我们的行为不被误解,民众的意识形态不被利益集团所操纵。由此看来,即使短期之内,中国与其它WTO成员之间的WTO诉讼,会因民众的泛意识形态思想,而影响到中国与这些成员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正常交往,只有在不断启动WTO法律程序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树立一个法治的国际形象,最终去意识形态化,恢复民众,包括WTO“法庭”的仲裁者,对中国与其它WTO成员贸易纠纷的平常心态。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3篇

关 键 词:财产形态;财产形态单证化;事实财产和法律财产。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上的财产,无论其为有形财产或无形财产,均以财产本身的客观存在为其固有形态。例如土地以地球表面某一陆地地块为其形态;船舶以其固有的材料结构形体为形态;电能以定量的电磁波为其形态等等。

为了记载财产的权属或其或变更的事宜,人们往往以某种单证作为财产权利的凭证,例如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土地财产权的证明,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证明,股票是股东财产权益的证明等等。 这些单证在法律上仅仅具有表面证据的作用,并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财产形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的固有的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样的认识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即往往使权利的移动和界定产生一定的困难。例如购买住房者已入住所购房屋,但却未与原屋主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手续,在此期间,从传统法律角度看,要界定“买主”和“卖主”对该房屋权利的法律属性就是极其困难的。另外例如,FOB合同项下,一般来说,自货物越过船舷时,货物即财产本身的移动便从一个主体移向另一主体,即由承运人获得了货物即“财产”的控制权。但因卖方仍持有提单,所以卖方在法律上仍具有对货物(财产)的控制权。那么,两种不同的控制权便会产生冲突。笔者认为,解决以上困难和冲突的最佳方法是打破人们对财产形态的一元化认识模型,建立财产形态二元化认识模型,并由此模型出发,建设财产权利移动和界定的“双向运行”模式概念。而建立这一模式的前提条件,便是承认财产形态的单证化。

二、财产形态单证化的含义

传统民法对财产的分类或者是从其固有属性划分的,例如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或者是从财产主体的相对关系角度划分的,例如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即债权和债务)。但是,却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的区别。

所谓具体意义上的财产,也可称之为实际意义上的财产,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财产或者直接能为主体带来一定利益的权利(例如债权和知识产权)。

所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也可称之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是指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财产,这种财产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不能直接为主体带来一定的利益,例如借据、欠条、有价证券、票据、提单等。

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区分方法,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财产划分方法。因为,这种划分绝对不是表明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是两个不同的财产。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同一个财产。例如,债权和借据是同一个财产的两种不同形态,提单和货物是同一种财产的的两种不同形态等等。好比水既有液态,也有固态和气态,我们对财产的不同形态,也应该有类似的理解和认识。

从这种理解和认识出发,我们就可以建立财产形态二元化模型:具体财产或者实际财产为一元,而抽象财产或者单证化的财产(也可以称为法律财产)为另一元,并以二者的结合体构成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一模型打破了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一元化认识模型,将可能是民法物权理论新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点之一。

单证化形态的财产与作为财产权利凭证的单证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仅构成司法程序意义上的证据,而不具有实体财产权利的意义,因而不被认为是一种财产,仅只是一种文件,它不具有可交换和可流通的特点,只能用来推论财产的某种法律状态。而财产形态单证化以后,这种单证作为证据的作用并未失去,同时因为它与实际财产构成同一财产,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或者是被法律所拟制的财产,可以直接用于流通和交换,还可以直接用来确认权利的移动和界定。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承运人向托运人签发的提单就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法律拟制财产。

因此,所谓财产形态单证化,就是指与特定财产构成同一财产的并且为法律所规定的单证本身。由此出发,对某些法律概念可作如下的修正:提单即为法律所拟制的单证化货物自身;房屋所有权证书即房屋的单证化形态;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土地使用权的单证化形态等等。由此我们便建立了财产形态二元化认识模型。

三、财产形态单证化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人类的商品交换行为,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的历史阶段:以物易物阶段;商品与货币交换阶段和单证交换阶段。单证交换即交换行为的证券化,这种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明显:电子货币、网上购物、票据交换、合同转让等等。此种交换的意义在于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并快速实现财产本身的最大价值和最佳使用价值,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命、并尽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单证交换形态下看到这样的情形:参与商品交换的人们并非特定商品的终端用户,它们往往仅需要单证本身。而财产形态的单程证化便可满足这种需要。

其次,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因交换的需要而移动,而这种移动是空间上的和物理上的,不仅移动缓慢和不方便,而且为移动它们又要耗费一定的财产(例如宝贵的能源)。而财产形态单证化之后,同一财产的移动便非常快速和容易,尤其在人类电子科技的支持下,这种财产的移动速度甚至可以光速实现和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可在最大程度上节约和保存能源,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法律上,有助于建立财产权利移动和界定的“双向运行”模式,使民法对财产关系的调整第一次具有了直观的和实际的意义,而不再是抽象的与不可捉摸的,以实现人们“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和运行法律财产,在社会生活范围内使用和运行实际财产”的目标。例如,前述购买住房者在入住所购房屋之后,他购买该住房的初始目的(取得居住的便利)便已完全实现,因此,他便没有必要去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这便是“在社会生活范围内使用运行实际财产”的 含义。假设他在居住之后有意图变卖此处房屋或以此处房屋抵押他人,他的身份就必须从单纯的居住者转变为对该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处分权的人。那么,他便必须先行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获得“单证化形态的财产”后,方可以所持单证进行与房屋有关的买卖、抵押等民事行为,这便是“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和运行法律财产”的含义。再例如:托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之后,承运人向托运人交付提单,在这种情况形下承运人获得了对实际财产的控制,而托运人则获得了对“单证化形态财产”的控制。那么,承运人只能“在实际上运输”该财产,而不能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对财产进行处置。托运人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和运行提单,可以将提单进行法律上的处分。这样一来,当买主欲获得被实际运输的货物时,就必须先进行“法律范围内的财产运行”,第一步以货款赎取提单,第二步以提单取得提单项下的货物。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双向运行”模式的交替实施,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1、准确界定动态权利;2、使权利实现快速而有效的移动。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和真正实现法律经济学的下列重要命题:任何贸易过程都是财产权利不断界定的过程。

第四、以上“双向运行”模式的建立,还有助于我们充分而理智的认识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弱化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过分调整和控制,阻止法律对社会深部的渗透,防止法律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异化物。法律虽然是财产关系的调整器,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调整器。过分强调法律对社会尤其是财产关系的调整作用,有使法律成为专制与腐败的工具的极大危险!最终会使人民陷入无视法律或者激烈反对法律的境地。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4篇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后现代性。语言。权力

“法律与文学”运动扩展了国际法学界和文学界学术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方法,新范式,尤其在语言和权力等方面的争论和研究更具反叛性,表现出深刻的后现代特点。

一、“法律与文学”的内涵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法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和法律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即用法学的眼光和方法看文学的内容(与法律有关的),用文学研究、评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其实质是一种研究方法。从研究内容上看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中的两个研究方向: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文学中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经典名著中的法律问题,即“对小说中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它用分析文学名著的方法来增强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可以说,“文学中的法律”研究的并不仅仅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实际更多的是借助文学这个载体来注重文学作品中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实质是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洞见来帮助阅读和理解法律文本、特定司法判决”,它对语言和解释的方法和运用给予极大关注。诚如J.B.White在《作为司法的翻译》中所述,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法律文本,其阅读都是话语之间的“创造”和。翻译”活动,文学手法可以适用于法律文本,这意味着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比较,文本处在一种与文化的不断互动之中,这使得文本的意义完垒成为偶然,因而,进入作者意图是不可能的。他为法律学者获得意义的方法重新设定了方向:作者产生文本,读者产生意义。因而,按照所运用的方法,有人把“作为文学的法律”进一步分为“叙事法学”(narrative jurisprudence)和“解释法学”(interpretive jurisprudence)。

二、“法律与文学”的后现代性

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从世界观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彻底的多元化、多样性,它没有确立一个理论支点,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反叛和背离现代主义的情绪上进行的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在《后现代哲学与法》一书中,李托维茨把后现代法学的特征归结为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从本质上,“法律与文学”运动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是后现代法律运动的一支,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内部视角等倾向。

福柯、德里达、萨伊德等对社会批评的理论贡献,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为“法律与文学”运动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法律和文学”就是打破原有的研究方法,在对话、穿梭、比较中作出勾连,反对知识存在共识的思想,对传统的哲学家所信奉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普遍性提出了挑战。所谓视角的“外转”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多元话语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且推动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法律与文学”运动通过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表现出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对当前法治模式的挑战:挑战法治话语,解构基础词汇,开辟新的概念和术语,否认法律的确定性,不在乎法律的结果,而在乎揭示法律过程的不确定;挑战理性至上,诉诸个人的感受,认为对情感的重视就是对法律背后的理性的重视。挑战法律的神圣,否定跳跃性的法治至上口号,呼唤法律的平民化。

三、“法律与文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之社会现实为后现代法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则为后现代法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上看,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解构式”怀疑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法学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尼采认为:词语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凝聚的效果,使得本来丰富的意义内涵被固定下来,并且支配着思想,所以语言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此,语言不仅不能完全表达出思想和意义,反而起到了遮蔽的作用。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话语权力理论。他认为必须在考察法律问题时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 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可见,被当作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看来,任何法律语言和法学话语都必然浸染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

从文学上看,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本阅读理论、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是颇为重要的。比如,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否定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和读者的从属地位,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方式,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在传统的法律解释中,法律文本及立法者是至高无上的,解释者、适用者只能遵循它给出的原意。然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本的作者与文本的解释者的知识状况必然发生分化,所谓作者的原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要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就必须摧毁作者的权威,赋予读者以创生意义的权利。这样,作者之死与读者之生带来了一种政治逻辑的转换:读者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调阅读”(巴赫金语)过程、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结果。所以在躺构主义学者看来,一个法律文件、一个契约文本没有什么作者的“确切”意图,只有尊重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结果。

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发 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当然,如德里达所言,解构主义“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法律与文学”运动也旨在建立一种多元的、宽容的、开放的方法论体制。

四、法律、文学与语盲

法国当代的解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符号权力”(smb01ic power)社会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他指出,法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复杂的斗争、进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的结果。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争夺对事物的命名权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整个法学话语系统都和现实的权力结构相对应。

后现代学者对于语言的认识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意义的不确定,强调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二是强调语言文字的政治属性、伦理属性,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认为,法律话语并不能够反映社会事件的真实意义,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着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另外一些学者将语言、文本与具体的社会过程、历史、意识形态等背景结合起来。巴尔特认为,权力寄寓于语言之中,语言具有伦理和历史性质,语言受着伦理、政治等的支配,包含着价值。这些观点都表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这些后现代的观点渗透进了“法律与文学”,通过语言将法律与文学联系起来正是“法律与文学”运动者的目的,而对语言的理解的多义性和对伦理价值的重视也正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不仅是文学、法学之间的结合,而且也与哲学、解释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而将所有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只能是语言文字。后现代以来的理论思潮,基本都将语言研究作为理论资源。余虹说,“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这句话也道破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主要支点就是语言学模式带来法律上的文学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中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即用法”,抛弃了前期从逻辑上判断语言意义的主张;他炮制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将语言游戏发展为解决陈述与所指“现实”的关系的措施,或者是为了解决话语及其“外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措施。他建议把“知识”和“真理”看作特定语言游戏的内在特性。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导致了对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对立,从而也带来法律文本阐释的多样性。

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语言、文学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语言制造着文学,通过法律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的话语,而特定时代又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弗雷德里克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叙事艺术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化制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一叙事一历史一存在方式一意识形态一文本,层层相扣,文学作品就是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意识底蕴。在后现代法律派看来,把“法律作为文学”是可以的,那么法律文本和诉讼程序也就成了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从以上“法律与文学”运动关于语言与法律,文学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一是认为法律和文学语言的意义都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认为在语言背后,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政治文化背景。这样就导致了“法律与文学”运动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首先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就很不统一。

五、法律、文学与权力

“作为文学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法学家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技巧对法律文本进行内部解读,将法律当作一种“解释”。我们从语言层面上对法律与文学阐释时,发现法律与文学内部的不统一首先就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歧义性、多义性。但隐藏在法律与文学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政治-权力”)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法律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力,而文学的作者可以“隐藏”在文本背后。法律人与文学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多集中在文本、作者、读者三者的权威地位上。如果文学要排除作者的主体地位,法律就要保证法律文本的作者――代表某一统治阶级的当权的国家机关的权威地位。法律中作者的地位如果削弱,就会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力。而在某些文艺理论领域,不少学者就主张削弱或者干脆取消作者在理解文本中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就提出零度风格,“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他们认为作者是对文本的威胁,对读者的威胁。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从“作者――作用”角度进一步削弱了作者的地位。他一再强调文本和历史的关系,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作用”,作者的作用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由此,文学就不应该试图从一些符号后面寻求真理和意义,而应当视文本为一种话语时间,这一实践既非作者的行为,也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是权力扩散的结果,他关注的是权力在知识中的弥散。

其次,法律作为一种权力,规定一种应有的社会秩序,而文学提出理想的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所有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视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权利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对已建立的合法程序的遵守之中,由掌握权力的人们来规定什么是法律性,什么是合法程序。道德的缺失使法律更加的细化,而法律细化,使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得不转向求助文学,由文学来宣扬一些美好的道德伦理。而文学对道德的歌颂和反映更为普遍,也最能激起公众的认同感。而且。法律化”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物化”,使现代人渴求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文学性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学高于了法律。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5篇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 职业意识形态;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76-04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努力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诉求,也愈来愈成为法治实践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当前双轨并行的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面临着内部的自我否定和外部的不信任,法律职业伦理已经成为当下法治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

一、法律职业伦理辨析

“伦理”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英文中的ethics源自希腊文ethos,意指本质、人格、风俗或习惯。在汉语中,“伦”训为“辈”,引申为秩序、规律和位差,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伦理”通常指人们生活关系中的原则和规范。西文的“伦理”侧重表述伦理的知性面向,而汉语的“伦理”侧重表述伦理的感性面向。比如,苏格拉底就“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孔子则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强调“忠恕而已”的仁。

这种区别造就了中西职业伦理观的分野。儒家的职业伦理深深嵌在以“仁”为经、以“礼”为纬的道德关系网络中,孔子不能容忍“八佾舞于庭”。却赞许“亲亲相隐”,认为“直在其中”。海瑞在《兴革条例》中也提出“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之类的职业伦理标准。这种感性的职业伦理观在几近静态的古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与之不同。西方职业伦理观更强调其中的知识、技术成分。事实上,“职业”(profession)在西文中意指必须经过专门的高等教育和技能训练才能从事的行业。“职业的标志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这是一个有相当公共意义的工作岗位,从事这一工作要求有非常高的专业的甚至是深奥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通过专门的正式教育或某种精细监管的学徒制才能获得”。在《理想国》中,智者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遭到苏格拉底的有力反驳,而苏格拉底的驳论正是从“统治是技艺”的界定开始的。在韦伯看来,理性的“责任伦理”精神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涂尔干则从功能角度考察了职业伦理,“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

这两种职业伦理观有高下之分么?毋庸置疑,应当而且必须对传统给予温情的理解,传统构成了我们走不出的背景。然而,正如人性不总是善的一样,传统也不总是好的。如果避开本体论的判断,仅从功能角度看,西方的职业伦理观显然契合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趋向。具有更多的现代性面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西方的职业伦理观,特别是在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框架内,隐含了一个“国家一市民社会”的前设,这实际上是社会实践发展在职业伦理理论上的必然反映。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是法律职业者在职务行为与社会发展关联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是合格的法律人应当必备的条件。“研究法律者,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创办法律学校的目的,非在造就许多讼棍;乃欲以严格之训练,提高其程度,使将来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学问。有远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法律职业者“既须执法,又须卫道,既须有科学上高深的训练,又须有道德上深潜的修养”。作为法治中人的因素。法律职业伦理及具备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是西方法治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诸神除魅、分殊日益的现代社会,法律职业者的“德才兼备”能够在法律领域遏制私利主义的膨胀,并在伦理的地方性时代为正义提供栖居之地。“独立的有学识的法律家群体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部位,起着法治秩序的安全阀的作用”。比如,新《律师法》第2条在把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同时,又兼顾了律师的公益性,就有助于“克服保守偏向,回应时代需求,推动社会发展”。

法律职业伦理既有“关注人性,崇尚正义,忠于法律,珍视荣誉”的基本要素,也因法律职业的分殊存在特殊定向。比如,审判伦理要求程序公正,体现在《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就是回避规则、平等规则、独立规则、公开规则和说理规则。检察伦理要求检察官忠于国家利益,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律师伦理要求律师维护客户利益,同时在《律师法》中也规定了律师在诉讼中的回避和真实等义务。

无论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素抑或特殊定向。其绝大部分内容都与法律程序有关,可称为“法律家在法律程序内的伦理”。简称“程序伦理”。法律人的“技术理性”造就了“程序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使其具备非道德性的外在特征。非道德性意指法律职业伦理多在法律程序中显现。强调的是其“内在道德性”。从内容来看,可以认为法律职业伦理包含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义务规范外观。在关涉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规范中。义务性规范占了很大比重。“应当”、“必须”、“不得”等是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常用词。当然,详尽列明义务性规范的目的,除了对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形成规制,更在于维护当事人乃至公民的合法权利。二是程序思维导向。法律职业多是法律职业在法律程序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就不会存在此种伦理要求。三是正义价值取向。法律职业伦理的诸规范最终统摄于正义,特别是程序正义之下。以趋近这个“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意识形态功能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嬗变。这种变迁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成中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前提,这意味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社会地位的平等性。市民社会要求独立的个人得以普遍确立,并要求他们突破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建立起马克思所说的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联系,从身份走向契约。第二,演进中的差序格局。当下中国是乡村社会、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三种形态混合,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社会。“乡土中国”向“商土中国”的变迁使得“集体权利一个人义务”的权利诉求模式逐渐瓦解,个体权利意识正在蓬勃生长。第三,多面向的传统文化。传统作为既定的存在和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既有和谐、

中庸的积极功能,也有耻讼、畏官的负面特征。涤除旧制度易。涤除旧观念则不易。

在一个变革多于稳定,事件甚于秩序的年代,法律职业伦理何为?

显而易见。法律职业伦理难以称为法治的“本土资源”,而具有更多的外生性。我国古代的法律职业伦理体现出宗法性、世俗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比如,“清官伦理”虽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引致当时法治的经济绩效,却并非当下应当提倡的法官伦理;讼师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却并非当下律师伦理可资效仿的目标。所以,法律职业伦理的建构论(Construc-tionism)路径就是必要的。由于“社会生活对一切认识具有本体论在先性和认识论母本性:一切知识立场有其内在固有的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同学科信念之间所形成的权力和特权分布是知识传播不可或缺的环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法律职业伦理进行考察在当下就有了特殊意义。

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组成成员的职业伦理诉求上,并通过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程序中显现出来。“程序伦理”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团体的成员以及团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进而成为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存续的必要前提。法律职业伦理再现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与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联。形成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认知、理解社会现实的倾向性解释框架,从而使其本身具备了职业意识形态的功能。这表现在: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观,能够强化其主体性,并促进其同质化。首先。法律职业伦理为法律职业者提供了一种群体世界观,使得法律职业者以经济的方式分享集体认同以及与外界协调的共同经验;其次,法律职业伦理以规范形态传承职业共同体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使得法律职业者共享法律人的历史经验;再次,法律职业伦理以制度形态显现于法律程序之中。通过把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结论的作出交给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者来实现,不但产出了程序公正的最大化。更形成了法律职业者的凝聚力。

法律职业伦理具备了权利、民主和善治的意识形态内核,因而具备可欲的正当性。法律职业伦理的权利内核显而易见。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职业目的乃在于权利的明示、清晰、维护和补救,他们认真对待权利,不仅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也认真对待公共利益和法律利益。似有疑问的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民主内核。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律职业注重形式,其贵族气质使其偏爱保守甚于民主。这使许多托克维尔的引述者忽略了法律职业的民主性。实际上,“民主在美国”乃是托克维尔立论的前提。他也同样指出了法律职业者身上的民主因素。在当下中国,强调法律职业伦理内含的民主因素是契合现实需要的。因为,民生法治固然重要,民主法治则更为迫切,唯有民主才能引出权利,唯有具备权利意识和程序思维的主体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合格成员。法律职业伦理还有善治的意识形态内核。善治者。良法之治也。具备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者及其共同体追求服务于社会的自由和正义。服务于法律的权威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正如总理指出:“对一个学法的人来说,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有一颗公正的心,首先要爱这个国家。”

作为职业意识形态的法律职业伦理是如何塑造的呢?法学家群体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学教育紧密相关。通过法学教育,未来的法律职业者习得了作为正义规范的法律职业伦理。法学家群体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们通过法学研究和法治宣传,以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固化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职业伦理认同。更为重要的是,法学家群体对法律职业伦理的自觉意识有助于塑造法律权威,形成有威望的职业法律家阶层。

法律职业伦理如何在社会场域中延展?如何确保法律人在经济利益和职业伦理的冲突中毫不犹疑地选择后者?这是颇为关键的问题。“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物性,无法独立存在。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和实践的话语,它必须在社会中流转起来,才能体现出来;它必须借助于各种载体,同时依赖各种由于社会结构形成的基本的权力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职业伦理还必须以制度形态呈现,才能对共同体成员发挥持久的激励作用。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6篇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WWw.133229.cOm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53.

〔2〕〔5〕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9.51.

〔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

〔4〕亚里士多得。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7篇

关键词:美丽中国;高职学生;生态意识;维度与对策

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目标,也是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美丽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人们生态意识的形成和自觉,它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的关心和热爱。但目前,“雾霾天气”、“垃圾围城”、“物种变异”等生态事件频繁发生,迫切要求人类要明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所在。而高职学生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新鲜血液,其生态素质和生态意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建设美丽中国,如何提高高职学生的生态素质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1.生态意识范畴的哲学内涵剖析

生态意识范畴的界定在学术界中一直都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总体上可以把生态意识看作为是主体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可能对自然界产生的破坏和一些消极后果进行主动的反思,即主体思维或者是实践活动在人类思想中的一种集中反映。所以,通过一些实践或者其他途径让人们从意识上了解自然生态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从而产生对自然环境进行自觉保护的观念意识。

人类的意识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即正确的思想意识能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社会发展。而错误的思想意识则能够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要正确的引导人类理解生态意识的内涵还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生态意识是一种价值意识,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生态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自然环境需要人类自觉的去保护,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不仅是保护了物种的种类,最重要的是保护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第三,生态意识是一种回归意识。因为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中孕育而生,人类社会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无论是人的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最后,生态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供给,但若人类无限度的向自然界索取和破坏,最终必然导致自然界的严重失衡,最终受到惩罚的必然是人类自己。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2.影响高职学生生态意识形成的主要维度探析

生态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的文化中,通过各种“神性”、“鬼性”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形成朴素的生态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由于前人的对自然界的良性合理的开发,才使得后代人拥有了宝贵的财富。而如今,文化的复杂多样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冲突,也使得生态观念遭受了巨大的重创,人类为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掠夺式开发环境资源,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等。现如今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开始逐渐的审视自身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面上。因此,经过这些年来人类的不断反思,人类逐渐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为未来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文化、推动高职学生的生态意识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维度。

再者生态意识的形成与制度建设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类能否与生态环境和自然和谐相处,一方面取决于人类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制性。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向自然的不断索取,人类面临着资源枯竭的严重后果,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强制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有“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明文规定。所以完善的制度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

3.促进高职学生生态意识形成的对策思考

3.1 加强生态文化的教育,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意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21世纪生态环境的主题,因此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让学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具体方法有:首先,可以开展保护环境专题讨论会,以作业、调查等方式促进学生去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其次,学校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对学生开展素质教育,增强他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并提出当前环境所面临的问题,希望学生从点滴做起,热爱自然,而不是去破坏环境。再者,可以开展保护环境相关知识讲座,让学生拥有保护环境的紧迫意识,然后通过舆论宣传等方式,增强学生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进而增强全民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3.2 加强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的教育宣传,组织学生学习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

增强人类生态意识,除了依靠人类的自觉性,还必须以强制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对破坏生态资源的不法人员予以严厉的打击,人类就不会轻易的以身试法,进而形成人们的生态意识。只有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进一步强化人类的生态意识,才能更好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在教学当中,应该让学生了解我国当前相关的法律,比如《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在课后,以黑板报、班会等形式宣传保护环境的模范人员事迹,同时,以竞赛、专题等方式让学生多方位的了解爱护自然的重要性,从而让学生不自觉的去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最终提升他们的生态意识。

参考文献:

[1]杨琴;加强生态伦理教育 增强高校学生责任意识[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2期

[2]包庆德;起源与变迁:人类的生态和生态意识扫描[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3期

[3]侯吉侠;试论生态意识与环境道德[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4]包庆德,董华;生态哲学维度:人口生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年04期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8篇

今年,我局党组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委宣传部的正确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安排部署,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狠抓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任务落实,真正让意识形态工作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强有力作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一是局党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年初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制定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成立了由党组书记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其余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股室、所、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全区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机关党办主任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二是定期研判、及时报告意识形态工作(含网络意识形态)。局党组召开专题会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及时向区委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二)强化学习教育,加强阵地管理

局党组把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必修课来对待,增强党员干部责任意识,提高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意识防线。今年,我局通过党组会、职工大会、专题研讨会、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党员主题活动日等方式,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丰富内涵,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夯实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律准则》,观看《阳光问廉》大型直播节目等,抓好党纪党风建设,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增强责任意识和廉洁守纪意识;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土地管理法》《森林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自然资源和规划相关法律法规,抓好业务知识学习,提高业务素质。截止目前,开展集中学习3次,主题党日活动6次,学习文件40余个,观看《阳光问廉》节目1期。全年没有因阵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出现问题。

(三)强化督查考核,促进落实成效

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督查考核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局党组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认真对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自查,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党组班子成员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局党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没有出现《区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督查考核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的情形被追责问责的。

(四)强化正面引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一是严格执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息审批制度》,所有政务网站信息公开内容经分管领导签字审核后由办公室在局门户网站、政务微博统一。今年上半年通过局门户网站累计自然资源管理、地质灾害防治、征地信息、登记发证等各类信息41条,微博24条。

二是加强正面宣传,积极开展舆论引导。在“4.22”世界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爱鸟周”、“6.25”全国土地日期间以现场设点开展咨询服务、发送主题短信、政务微博形式,宣传自然资源管理、矿产资源保护、地质灾害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土坯房整治等自然资源管理知识,耐心解答林木采伐运输、农房审批、不动产登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    

三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在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每个股室所设置一名舆情监测员,致力于建设一支舆情监测队伍,通过微博、微信积极转发、评论、点赞平台信息,掌握社情民意,主动引导公众舆论。

四是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投入专项资金购置正版软件,确保局网络系统运行安全。严禁在QQ、微信圈反动消极的言论、低级庸俗的图片、视频。

五是强化网络问政,及时回复局长信箱提问,规范答复流程,严格遵守答复时限,接收群众举报违法占地、非法开采等相关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问题,解决民生诉求,建立重大政策及项目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搜集、研判、处置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的言论。

(五)强化安全教育,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

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和干部职工网络安全宣传教育。重点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会议精神,引导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网络安全法规,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害,成为网络文明的实践者、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存在问题

今年,我局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教育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二是对宣传工作人员的培训不够,适应新形势的能力偏弱;三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些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下步打算

我们将以党的精神为指导,努力克服自身不足,认真总结,努力把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每一条措施抓出实效。   

一是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我局继续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龙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党组书记做到重要意识形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意识形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意识形态事件亲自处置。

法律的意识形态第9篇

内容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正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大力拓展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全面审视构建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社会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任务的提出,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但这种价值目标能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则取决于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发挥得如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任务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动摇。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二是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社会氛围的形成。应注重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三是在舆论引导上,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赋予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以新的时代内容。舆论引导讲求喜闻乐见、入心入脑,舆论监督着力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努力营造“人心顺、士气高、干劲足”的良好舆论氛围。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途径提出了新要求。好的方法可以充分有效地展现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经过长期努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但也必须看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因此,应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以往好的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增强亲和力与渗透力。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意识形态工作保持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新机制;紧密结合时展的新特点,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的新方式;紧密结合现代传媒的发展趋势,根据人们接受信息途径发生的新变化,探索运用高新技术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思想舆论阵地。科学把握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意识形态工作有其特定的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在为确立社会和谐理念提供理论支撑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增强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从而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因此,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着眼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为协调多元利益关系提供整合机制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进行舆论引导,使人们对一些问题形成共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人们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把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先进文化的正确轨道上来。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形式与方法的创新,既可以充分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与目标导向,又可以有效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应积极探索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当前,尤其要充分利用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各种信息传播平台,丰富和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及领域,进一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应进一步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起来,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适应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使意识形态建设富于创造性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使意识形态工作富于创造性。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它能够正确地反映和说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首先,回答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时代课题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首要途径。对时代课题进行正确的解答和系统的阐述,实质上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深入阐述党为完成历史任务所提出的纲领、政策和主张,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次,遵循认识规律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步骤。任何新理论的形成,既要以当时社会实践的新状况和新趋势为基础,又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汲取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思想成果。要在批判与继承、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再次,指导实践发展是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理论创新并不是抽象的纯粹的思辨活动,而是基于对社会实践的概括、服务与指导。只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又一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始终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建设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努力运用各种宣传教育形式,使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有战斗力。应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了解群众心理变化的特点和趋势,做到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既引导群众又服务群众。应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思想的严谨与表述的生动结合起来,做到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解开群众思想上的困惑,用身边熟悉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使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巨大力量。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创新,是提高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的重要保障。必须在继承实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原则,对于社会成员要区分层次,立足实际,因人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进行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在继续巩固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宣传文化阵地的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各种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影响力,构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平台。艺术性来源于实践性。主流意识形态应把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生活实践当作思想源泉,不断从生活实践中吸取新鲜营养,增强宣传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同时,意识形态工作还应积极拓展发展空间,努力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展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一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二是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方式。既要针对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多层次平台,又要通过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规范和引导,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三是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作用。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坚持以人为本,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要求,正确回答各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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